中财网win7睡眠灰色:“文革”中的曹禺：文革时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厉害-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23:48:56
“文革”中的曹禺：文革时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厉害
——纪念曹禺先生百年诞辰
作者：梁秉堃
来源：新华网
来源日期：2010-6-3
本站发布时间：2010-6-3 12:43:02
阅读量：710次
曹禺师曾经对青年学生说过这样的话——
“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笔者有幸在曹禺师身边工作、学习42年之久，耳提面命受益匪浅。这些年经历的许多事情当中，有些是很难忘怀的。
总是写不好“认罪检查”
大约是在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宣传队”和“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一起进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理直气壮地声称要代表无产阶级占领这个已经被资产阶级统治多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桥头堡”。当时有一副写给剧院的对联，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彻底砸烂”。
很快，在北京人艺院长曹禺师住宅的大门上，也贴了一条大标语——
“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
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要“解放干部”，让曹禺师“认罪检查”以后，回到“革命群众”当中去。也就是说，他必须写出一个像样的、深刻的、上纲上线的认罪检查，才能获得“解放”。对此，曹禺师被特别批准不参加劳动，埋下头来专门写“认罪检查”报告。万万没有想到，报告竟然被“军宣队”政委一次又一次以“认识不深刻”和“根本没有上纲上线”为理由打了回来，命令重新再写。接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了回来。曹禺师压力很大，苦不堪言，经常坐在小马扎上，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似乎是在望着自己波澜起伏的内心。
那时，剧院已经全部改为部队编制，我和曹禺师刚好在一个班里，我由于年纪较轻、历史简单当上了班长，所以很快就发现他那忧心如焚的可怜样子。为此，我心里也很不安，可是，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而且，“军工宣队”还催促得很紧，要求必须尽快交出“认罪检查”报告来。一天中午，曹禺师急得连饭也没有吃，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再次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走了过去，没有吭声。他突然忍不住轻声对我说：“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我看着这种情况，拍了拍他的手。不知道为什么，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赶忙悄悄对他说：“干脆，我帮助您写吧。”曹禺师大吃一惊，立即向周围看了看，惟恐被什么人听见。我又向他点点头，表示只好如此。曹禺师胆战心惊地问：“这样能行吗?”我说：“先交出报告过了关再说……反正就是咱们两个人知道。”
我怎么会有几分把握代写报告呢?因为我已经逐渐揣摩出“军宣队”政委的想法，那就是必须把自己狠狠地臭骂一顿，再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纲”、“线”上得高高的、满满的，那就可以被叫做“认罪检查”很深刻，对无产阶级专政有感情，和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了。否则，你交待和分析得再彻底、再中肯、再有道理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对于代写“认罪检查”报告，曹禺师当然求之不得。但是，也生怕暴露出去惹来更大的麻烦。为此，我们讲好一定要严格保守秘密，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等我写好以后，他抄一遍再送上去。接下来，我就偷偷地开始动笔了。在代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资料不齐全，很是影响进展。譬如说，“造反派”的人揭发曹禺师过去曾经在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极力要求提高文艺作品的稿酬标准，必须深刻检查，狠挖“三名三高”的反动名利思想。据说，这篇发表的文章在抄家时被拿走了，因此“认罪检查”就没有了充分的依据。我赶紧问曹禺师还能不能找到原文或者底稿，他含含糊糊地说不大好找了，只能作罢。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曹禺师几乎每次休假从家里回来，都能背诵出文章的一两段。开始，我并没有留意，后来他背诵得太具体了、太顺畅了，几乎一个字都不错，这就让人产生了怀疑。我问：“您是不是在家里还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啊?”他突然脸色发白，一下子愣住了，想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喃喃道：“我是还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就藏在方瑞(曹禺师夫人)的小皮箱子里，可真怕他们再来抄家，要是再给抄走了，我写的是什么就真的说不清楚了。死无对证，死无对证啊!……可怕!真是可怕!什么都可怕!”我想，这是曹禺师胆子本来就小，后来又让抄家、批斗给搞怕了。我面对他那痛苦之极的脸，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心里暗暗想着：“一个正直、善良又诚恳、纯真的人，怎么可以硬是把灵魂给扭曲成这么一个样子了呢?”下一次休假从家里回来，曹禺师就把文章的完整底稿悄悄交给了我，还一再嘱咐我务必妥为保存，千万不要丢失。我立即连连点头，完全答应下来。
在这段时间里，曹禺师的心情似乎是逐渐有所好转的，因为毕竟是“干部解放”已经有望了。记得，剧院有一位曾经在抗战时期“江安”剧专做过他学生的，并且是很有成就的女演员，当时的处境十分困难——自己不到年龄就被强迫“退休”，丈夫在山西劳动改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身边只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位演员对于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准备找个地方一死了之。曹禺师得知这个情况以后，马上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上说：“雄心不取决于年岁，正如同青春不限于黑夜，也不忍随着白发而消失。”女演员含着眼泪读完这封信，从此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并且，拿起笔来，断断续续写了散文、报道、回忆等等几十篇文章，发表在报刊杂志上。这些就成了她的精神寄托。曹禺师知道这一切以后，随口说出：“我真是很快活啊!”
由我代笔的“认罪检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里面基本上都是采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中的社论语言。曹禺师看了以后，仿佛还有些顾虑，欲言又止。譬如，报告里必须承认自己是“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他总觉得承认了“反革命”三个字，就是承认了自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分子，那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检查根本就过不了关。通过我的一再解释，他总算是勉强接受了，同意拿回家里重抄一遍。
“认罪检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军宣队”政委表示还可以，没有再打回来。在我们等候上级批复的时候，竟然没有了下文，或许是上边什么人从中作梗又说了坏话，曹禺师的“干部解放”问题，便成了“可以解放但还定不下来”的特殊状态，硬是给拖了下去。
这样，曹禺师本来已经好转的心情，又一落千丈，重新恢复到方瑞师母刚刚去世时的情形。那时，他整日里欲哭无泪，仿佛眼泪已经流尽。他怎么也想不到妻子会这样凄凉、悲伤、孤独地死去。他知道，妻子为了自己和孩子受了多少苦难。他知道，方瑞师母把青春、爱情、心血和生命全部献给了自己，如同《北京人》里的愫方——这个善良、正直、生动、可爱，使人难以忘怀的戏剧人物，曹禺师就是以方瑞师母为原型写出来的——那样，“把好的送给别人，把坏的留给自己”。在“文革”中，方瑞师母用衰弱的身体，不声不响地支撑着自己的丈夫，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心底，并且鼓励他度过最难熬、最凶险的日子。
就在这个时候，“军工宣队”带领我们全体“革命群众”和“牛棚”里的“一小撮”“革命对象”，都下放到南口林场，一边继续搞运动，一边参加劳动。
在我们给苹果树“扩坑”的劳动当中，曹禺师笨手笨脚地被一根杉篙碰破了头皮，幸好不太重，只在医务所缝了几针。受伤以后，他躺在宿舍里休息。一天，“军宣队”政委来到班里，我们以为是来表扬一下，起码是来慰问一下，谁想到他竟然当众对曹禺师说道：“曹禺啊，你光碰脑袋外边儿可不行，要狠狠地碰里边儿，那才叫‘灵魂深处闹革命’嘛!”面对着这样一句既不讲理，又不讲情的话，曹禺师虽然表面上笑着，点头称是，实际上却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很快，他又变成一个长时间“面壁”的“无言者”了，似乎是望着自己活生生的痛苦沉思。正如他说的：“天沉着脸，像是又要下雪，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转眼就变成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这个天就像我，一天能几个神气，说明心中有怨气。……我是人，人却不能不有各种变化。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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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师曾经对青年学生说过这样的话——
“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笔者有幸在曹禺师身边工作、学习42年之久，耳提面命受益匪浅。这些年经历的许多事情当中，有些是很难忘怀的。
总是写不好“认罪检查”
大约是在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宣传队”和“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一起进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理直气壮地声称要代表无产阶级占领这个已经被资产阶级统治多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桥头堡”。当时有一副写给剧院的对联，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彻底砸烂”。
很快，在北京人艺院长曹禺师住宅的大门上，也贴了一条大标语——
“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
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要“解放干部”，让曹禺师“认罪检查”以后，回到“革命群众”当中去。也就是说，他必须写出一个像样的、深刻的、上纲上线的认罪检查，才能获得“解放”。对此，曹禺师被特别批准不参加劳动，埋下头来专门写“认罪检查”报告。万万没有想到，报告竟然被“军宣队”政委一次又一次以“认识不深刻”和“根本没有上纲上线”为理由打了回来，命令重新再写。接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了回来。曹禺师压力很大，苦不堪言，经常坐在小马扎上，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似乎是在望着自己波澜起伏的内心。
那时，剧院已经全部改为部队编制，我和曹禺师刚好在一个班里，我由于年纪较轻、历史简单当上了班长，所以很快就发现他那忧心如焚的可怜样子。为此，我心里也很不安，可是，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而且，“军工宣队”还催促得很紧，要求必须尽快交出“认罪检查”报告来。一天中午，曹禺师急得连饭也没有吃，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再次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走了过去，没有吭声。他突然忍不住轻声对我说：“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我看着这种情况，拍了拍他的手。不知道为什么，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赶忙悄悄对他说：“干脆，我帮助您写吧。”曹禺师大吃一惊，立即向周围看了看，惟恐被什么人听见。我又向他点点头，表示只好如此。曹禺师胆战心惊地问：“这样能行吗?”我说：“先交出报告过了关再说……反正就是咱们两个人知道。”
我怎么会有几分把握代写报告呢?因为我已经逐渐揣摩出“军宣队”政委的想法，那就是必须把自己狠狠地臭骂一顿，再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纲”、“线”上得高高的、满满的，那就可以被叫做“认罪检查”很深刻，对无产阶级专政有感情，和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了。否则，你交待和分析得再彻底、再中肯、再有道理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对于代写“认罪检查”报告，曹禺师当然求之不得。但是，也生怕暴露出去惹来更大的麻烦。为此，我们讲好一定要严格保守秘密，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等我写好以后，他抄一遍再送上去。接下来，我就偷偷地开始动笔了。在代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资料不齐全，很是影响进展。譬如说，“造反派”的人揭发曹禺师过去曾经在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极力要求提高文艺作品的稿酬标准，必须深刻检查，狠挖“三名三高”的反动名利思想。据说，这篇发表的文章在抄家时被拿走了，因此“认罪检查”就没有了充分的依据。我赶紧问曹禺师还能不能找到原文或者底稿，他含含糊糊地说不大好找了，只能作罢。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曹禺师几乎每次休假从家里回来，都能背诵出文章的一两段。开始，我并没有留意，后来他背诵得太具体了、太顺畅了，几乎一个字都不错，这就让人产生了怀疑。我问：“您是不是在家里还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啊?”他突然脸色发白，一下子愣住了，想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喃喃道：“我是还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就藏在方瑞(曹禺师夫人)的小皮箱子里，可真怕他们再来抄家，要是再给抄走了，我写的是什么就真的说不清楚了。死无对证，死无对证啊!……可怕!真是可怕!什么都可怕!”我想，这是曹禺师胆子本来就小，后来又让抄家、批斗给搞怕了。我面对他那痛苦之极的脸，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心里暗暗想着：“一个正直、善良又诚恳、纯真的人，怎么可以硬是把灵魂给扭曲成这么一个样子了呢?”下一次休假从家里回来，曹禺师就把文章的完整底稿悄悄交给了我，还一再嘱咐我务必妥为保存，千万不要丢失。我立即连连点头，完全答应下来。
在这段时间里，曹禺师的心情似乎是逐渐有所好转的，因为毕竟是“干部解放”已经有望了。记得，剧院有一位曾经在抗战时期“江安”剧专做过他学生的，并且是很有成就的女演员，当时的处境十分困难——自己不到年龄就被强迫“退休”，丈夫在山西劳动改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身边只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位演员对于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准备找个地方一死了之。曹禺师得知这个情况以后，马上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上说：“雄心不取决于年岁，正如同青春不限于黑夜，也不忍随着白发而消失。”女演员含着眼泪读完这封信，从此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并且，拿起笔来，断断续续写了散文、报道、回忆等等几十篇文章，发表在报刊杂志上。这些就成了她的精神寄托。曹禺师知道这一切以后，随口说出：“我真是很快活啊!”
由我代笔的“认罪检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里面基本上都是采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中的社论语言。曹禺师看了以后，仿佛还有些顾虑，欲言又止。譬如，报告里必须承认自己是“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他总觉得承认了“反革命”三个字，就是承认了自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分子，那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检查根本就过不了关。通过我的一再解释，他总算是勉强接受了，同意拿回家里重抄一遍。
“认罪检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军宣队”政委表示还可以，没有再打回来。在我们等候上级批复的时候，竟然没有了下文，或许是上边什么人从中作梗又说了坏话，曹禺师的“干部解放”问题，便成了“可以解放但还定不下来”的特殊状态，硬是给拖了下去。
这样，曹禺师本来已经好转的心情，又一落千丈，重新恢复到方瑞师母刚刚去世时的情形。那时，他整日里欲哭无泪，仿佛眼泪已经流尽。他怎么也想不到妻子会这样凄凉、悲伤、孤独地死去。他知道，妻子为了自己和孩子受了多少苦难。他知道，方瑞师母把青春、爱情、心血和生命全部献给了自己，如同《北京人》里的愫方——这个善良、正直、生动、可爱，使人难以忘怀的戏剧人物，曹禺师就是以方瑞师母为原型写出来的——那样，“把好的送给别人，把坏的留给自己”。在“文革”中，方瑞师母用衰弱的身体，不声不响地支撑着自己的丈夫，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心底，并且鼓励他度过最难熬、最凶险的日子。
就在这个时候，“军工宣队”带领我们全体“革命群众”和“牛棚”里的“一小撮”“革命对象”，都下放到南口林场，一边继续搞运动，一边参加劳动。
在我们给苹果树“扩坑”的劳动当中，曹禺师笨手笨脚地被一根杉篙碰破了头皮，幸好不太重，只在医务所缝了几针。受伤以后，他躺在宿舍里休息。一天，“军宣队”政委来到班里，我们以为是来表扬一下，起码是来慰问一下，谁想到他竟然当众对曹禺师说道：“曹禺啊，你光碰脑袋外边儿可不行，要狠狠地碰里边儿，那才叫‘灵魂深处闹革命’嘛!”面对着这样一句既不讲理，又不讲情的话，曹禺师虽然表面上笑着，点头称是，实际上却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很快，他又变成一个长时间“面壁”的“无言者”了，似乎是望着自己活生生的痛苦沉思。正如他说的：“天沉着脸，像是又要下雪，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转眼就变成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这个天就像我，一天能几个神气，说明心中有怨气。……我是人，人却不能不有各种变化。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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