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少女电影完整版:徐景贤：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就是从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纷纷调集“无产阶级的笔杆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写作班子，以各种各样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撰写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或发表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或刊登于本系统的内部刊物及墙报上。这些写作班子中较有影响的如：“丁学雷”、“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笔名）、“梁效”、“柏青”（清华、北大写作班子的笔名）、“初澜”、“江天”（文化部写作班子的笔名），还有“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班子）、“唐晓文”（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等等。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在空军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在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压制的同时，这些参加大批判的“笔杆子”和“秀才”们却备受重视、十分吃香，形成强烈的反差。

　　◇　写作班子成立的背景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于１９６４年，和中央提出的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背景和任务密切相关。从１９６０年中苏关系紧张开始，中央为了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把一批中央级的“秀才”调到北京钓鱼台，撰写反修文章，到１９６３年为止，总共写出九篇文章——《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些中央级的“秀才”，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主编范若愚等，另有陈伯达，乔冠华等人参与部分工作，这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共党内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写作班子。

　　１９６１年，剧作家孟超创作的鬼戏《李慧娘》上演，杂文家廖沫沙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为鬼戏辩护，毛泽东看后提出了批评。１９６２年８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１９６３年初毛泽东观看京剧《李慧娘》，作出了要对“鬼戏”进行批判的决定。同年２月，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张春桥，提出要“破”，要批判《海瑞罢官》、《李慧娘》等鼓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戏剧；同时要“立”，建议改编沪剧《红灯记》为京剧。３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点名批判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这一年的５月，毛泽东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１９６３年７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至此，国际国内两条战线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展开了。

　　上海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封、资、修”的任务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１９６３年新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出席在上海延安西路２００号文艺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他在会上提出“大写十三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２）”的口号，他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江青对柯庆施的举措赞赏有加，她对张春桥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基地’。”随后，柯庆施指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有江南“四才子”之称的俞铭璜，写了一篇《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批判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辩护文章《有鬼无害论》，用“梁璧辉”的笔名，发表在５月６日的文汇报上，文章犀利，引人注目，打响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枪。

　　◇　写作班子的成立经过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毛泽东在柯庆施送去的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报告上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１９６４年６月，毛泽东又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１９６４年初，柯庆施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作了一个报告，动员在思想理论战线全面开展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与会的是由市委宣传部选定的五百多名理论队伍及文教系统的各级领导。为了具体实施批修战斗，柯庆施决定在上海实行“两手抓”，一手抓成立《未定文稿》编辑部，另一手就是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

　　《未定文稿》是直属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重要内部刊物，向华东各省市组稿。《未定文稿》先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任主编，后由张春桥任主编，周原冰任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由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庞季云担任，姚文元、沈竹、钦本立（后任《世界经济导报》主编）等任副主任，专门物色华东六省一市的笔杆子，撰写批判意识形态领域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大块文章，先在《未定文稿》（口头简称《内刊》）上刊登，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在公开报刊上发表。

　　至于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这件事，由上海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直接负责。１９６４年４月，石西民在华山路丁香花园找叶以群和徐景贤谈话，决定成立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由叶以群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等调集写作力量，人员的条件要求必须政治可靠，除了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外，还必须是笔头硬扎，有过写作成果，参加过批修战斗实践的。叶以群当时任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首先提出把文学研究所的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调来，他们都是各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其中有戴厚英（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高玉蓉、吴圣昔、吴立昌（均为复旦大学毕业）、高彰彩（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陈冀德（上海师院中文系毕业）等人。同时，又从华东师范大学调来中文系教师王绍玺，从上海师范学院调来中文系教师徐缉熙。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一些老的研究人员，如王元化、皮作玖、魏绍文等，都被留在所里，未能到批修第一线。

　　文学组人员陆续到位之后，随着文艺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中央文化部向所属的电影局、电影厂派驻工作队、工作组，开始揭露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的问题。中宣部决定在文艺界首先开展对“毒草”电影的批判。１９６４年８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于是，要批判的第一批“毒草”影片中又加上了《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等。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面临着撰写大量重点批判文章的任务，人手不足，决定再从上海电影系统调集“笔杆子”，他们是《大众电影》编辑部主任杨振龙，海燕、天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蔡建平、赵志强、范维珩等。“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还动员一些友邻的“秀才”协同配合，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茅盾研究者叶子铭，当时被《内刊》调来撰写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文章，适值国内大批判打响，就动员他一起撰写批判文章；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汤大民，当时是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郭绍虞的研究生，也被调来撰写批判“毒草”片的文章；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胡锡涛，工作岗位是《内刊》文学组的干事，也由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安排撰写批判《早春二月》的重点文章。借调来的作者还有戏剧家协会的王一纲等。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的全盛时期，总共有二十来人。

　　历史组成立的时间和文学组大体相仿，成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等。早在复旦时期，他们就组合撰写关于讨论“乾嘉学派”的文章，引起石西民的注意，把他们调到丁香花园成立历史组，撰写有关我国疆域的反修文章。以后，戚本禹在北京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认定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为“叛徒”，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以后，上海写作班子历史组的几位笔杆子支持戚本禹的观点，写了文章，参与论战，最后毛泽东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历史组的文章也得到了肯定。

　　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生活，领导也比较松散，如叶以群当了文学组组长以后，强调作家协会那边工作忙，自己要看《上海文学》的稿子，又要写评论文章，没有空到丁香花园来，就让文学研究所的学术秘书王道乾有时来看一下，只是蜻蜓点水。所以，就由当时组织比较严密的华东局《内刊》党支部顺带管市委写作班子的党、团组织生活。有一次汤大民与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开玩笑，称她为“才女”，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朵里，他一本正经向《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一天，周原冰来到丁香花园东楼，把写作班子的人召集起来，郑重其事的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大家只好听训，不敢出声。因为这个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写作班子的张春桥就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把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编成一个支部，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哲学组的成员有从华东政法学院哲学系调来的郭仁杰，从市委党校调来的程绮华、谢宗范等。自然辩证法组的成员有从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调来的沈竹、科委调来的李宝恒、社科院调来的纪树立等，都是党员。由徐景贤担任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郭仁杰担任副书记。写作班子党支部进一步扩大，组织关系隶属市委宣传部总支部。写作班子的“战斗任务”，由市委书记直接布置，选题文稿也由书记审查；写作班子的党团员组织生活，由宣传部总支部管理。这样，市委写作班子的领导关系、组织关系等等，总算正式确定了。当１９６５年初姚文元来到市委写作班子以后，写作班子又全力以赴，配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

　　◇　写作班子的写作程序

　　当时，市委对于理论队伍、写作队伍有一条方针，就是“以战斗任务带动战斗队伍”。“战斗任务”是由毛泽东、党中央和市委定的，例如发动对几部“毒草”电影的批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下达通知的。中央没有提及的影片，不得擅自批判；中央没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也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提到。又如１９６６年６月，在北大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公开发表以后，上海市委为了争取主动，发动对上海市党内党外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批判，包括批判贺绿汀（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周信芳（上海京剧院院长）、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均为历史学家）、王西彦（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瞿白音（电影局副局长、《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的作者）、李俊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等，都是由当时的市委书记处会议讨论后作出决定，把他们定为“牛鬼蛇神”，召开全市大会并在报刊上点名批判的。

　　“战斗任务”确定以后，市委写作班子就进入“战斗”状态，程序如下：

　　第一步是编资料。“毒草”影片批判前，先通过上海电影局向北京文化部把这几部影片的剧本要来，内部排印成册。然后再印原著，摘编有关这些作品和影片的评论文章，如印了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的电影剧本，还要印出茅盾的原著，加以对照，看看影片的编导对原著作了哪些增删，同时还要把过去报刊上关于影片《林家铺子》的评论文章中的论点，加以分类摘编，供批判用。

　　批判３０年代“国防文学”的口号时，首先要找到当时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和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汇编成册，还把刘少奇为这场争论所作的总结文章也编了进去。

　　为批判周扬的需要，写作班子把周扬过去各种历史时期所写的文章，包括在延安所写的文章，以及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几篇作品，全部找到编印成册，以此作为批判用的“弹药”。文学组曾在汇编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周扬在延安的反党铁证》一文，大量引述原文加以批判。

　　在为姚文元撰写《评“三家村”》一文做准备时，写作班子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全面动员，选编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忆记》及《燕山夜话》，分类摘录这些文章中有“问题”的观点，编印成册。

　　以上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印刷厂及文汇、解放两个报社，印成大字本，标明“内部资料”、“供批判用”等字样，上报给市委领导，同时在写作班子各组内部使用，并留出一部分由两个报社提供给市委写作班子以外的社会各界特约作者撰写批判文章。

　　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选题有的是由市委写作班子各组自拟，有的是和文汇、解放报社合拟。每一“战役”都有一个选题计划，除了重点文章以外，还有其他的配合文章。如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发表以后，历史组就和文汇报理论部共同拟出选题《“三家村”黑店是怎样开张的？》、《反共知识分子的狂妄叫嚣》、《“三家村”黑店如何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等等。其中又分重点文章和配合文章，重点文章往往由市委写作班子撰写，配合文章除写作班子承担一部分外，再由报社约社会各界的人士写作。这些社会作者也都是和报社经常有联系的“左派”人士，分布在各高等院校、文艺协会、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各所及市委党校等单位，大都是年轻作者。选题拟定以后，就要给作者提供条件，像批判“毒草”电影时，除了提前给作者专场放映“毒草”影片以外，徐景贤还专程去北京，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借阅资料，调看夏衍、田汉等人３０年代创作的影片《狂流》、《三个摩登女性》等，以便让作者在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时深挖这些“祖师爷”们的老根。

　　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批判文章选题由市委领导批准以后，由报社出面，邀请市委写作班子人员和社会作者参加，讨论选题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汇两报和《大众电影》需各发一篇打头阵的重要文章，分别由徐景贤、胡锡涛和电影局调来的几个人撰写，配合选题就由与会各界作者分担。重点文章经报社排出小样，先是由石西民审查，石西民调走后就由继任的领导张春桥、杨西光审定。他们写下审查意见后，由写作班子执笔人员反复修改，再由报社派人来取，有的稿件不断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后清样，送市委领导终审决定何日刊登，这样才打响了某次“战役”的第一枪。由于频繁地发稿、排印、改稿，两个报社的交通员有时一天要到写作班子来回好几次。他们为了赶速度，开着轻便两用车（类似现在的助动车）送稿样。当时两用车在社会上还是稀罕物，报社交通员在等待取稿时，写作班子的几个青年作者轮流骑上车，在院子里学，一段时间下来，几个人都学会了驾驶，可见当时报社和写作班子来往之密切。

　　◇　写作班子的文章笔名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名称，是石西民起的。当时参加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心中都十分自豪，认为自己是党所信任的“左派”，心甘情愿地做党的喉舌，用自己的笔积极投入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美其名曰“遵命文学”，实际上全是奉命写作。这一点，从写作班子所写文章的笔名上也可以看出来。

　　写作班子成立初始，正值全国开展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高潮，写作班子除了姚文元写大块文章由领导上决定用真名以外，其他的人基本上都不用真实姓名，而是用集体笔名，特别是重点文章，更是领导意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文学组的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历史组的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思想文化界的人一看署名“丁学雷”、“罗思鼎”的文章，就知道这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的声音。大批判文章的语境也是居高临下的、以势压人的、主观武断的、不容置疑的，而不是平等的、探讨的、说理的、商榷的。这种学风和文风，正是那个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影响极坏。

　　除了“丁学雷”、“罗思鼎”以外，写作班子各个组还用过很多笔名。从“文革”前的市委写作班子到“文革”期间的市革委会写作组，用过的笔名不下几十个。比较有影响的如历史组的笔名“康立”（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这是从丁香花园搬到武康路，后来又搬到康平路，一直沿用的。文学组有的文章要另起笔名，徐景贤建议说：“我们刚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后来又写了另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起了笔名“方岩梁”（毛泽东诗“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谐音）。因为写作班子一开始住在丁香花园，文章的笔名姓丁的特别多：两人合写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写的叫“丁川”，多人合写的则用过“丁影”、“丁闻”、“丁葵”等名字。这些署笔名的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往往由一个人先执笔起草初稿，另一个人修改，集体讨论后又有人作进一步加工，直至最后定稿。所以，现在要回顾哪篇文章是谁独自完成的恐怕很难，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区别了。像后来市革委会写作组《鲁迅传》编写组的１１个青年人，用“石一歌”的笔名集体写文章，正是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即使完全是个人写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使对手摸不清底细。如在武康路二号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过程中，写了一篇批判历史学家李平心的文章，当时他正和写作班子历史组同在二楼办公，共同编资料。历史组的基本班底是四个人：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朱维铮，都是从复旦调来的。姚文元写完后，开玩笑说：“你们历史组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人，共同来批李平心，这篇文章的笔名就叫‘伍丁’吧！”姚文元又曾给《文汇报》写过几篇批判文章，他说：“毛主席庐山仙人洞诗中有‘暮色苍茫看劲松’的句子，‘劲松’这两个字含义很好，就用劲松做笔名吧！”文章发到报社去，除了写作班子以外，只有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知道，把“劲松”文章发在显著地位。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当时在卢湾区工作，姚文元写文章时也用过“金文”、“金兆文”做笔名。

　　◇　写作班子卷入了“一月夺权”的政治旋涡

　　写文章除了“名”，还有“利”，为了和“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决裂”，写作班子提出写战斗文章不要稿费。写作班子成员认为：既然宣称自己在丁香花园学雷锋，而且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既然认为调到写作班子是非常光荣的事，是党在思想战线前沿的战士，现在党号召的战斗打响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那么，写这样一类文章怎么还能要稿费呢？于是，写作班子就通知报社停发稿费，而且把早期写的几篇文章收到的稿费，上交给市委作党费。从全国来讲，解放以后取消过两次稿费：一次是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报刊都取消了对所有作者的稿费，但到１９６２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以后，随着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稿费又恢复了。第二次全国废除稿费制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但市委写作班子在１９６４年就提出不要稿费了，表示自己最“革命”。

　　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看到写作班子成员夜以继日，很辛苦，就要市委秘书长李家齐来关心，要“慰问慰问同志们”。怎么慰问呢？烧几个好菜。当时大家不管在丁香花园或是在武康路二号，大部分人住集体宿舍，一日三餐都是从康平路市委伙房装上黄鱼车用棉被盖住拖来，大家自掏腰包买饭票吃饭。李家齐觉得过意不去，就用上交的稿费，要市委伙房的大师傅做了三桌菜，什么松鼠鳜鱼、脆皮鸭子等，送到武康路二号楼下大厅里，放在几张乒乓球案上。徐景贤把各组人员都召集拢来，把姚文元也请来，共同聚餐，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