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人间1百度云:党史回眸：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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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回眸：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水浒

　　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 ①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②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①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②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①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②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④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⑤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①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3月1日。

　　②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③《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975年3月21日。

　　④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⑤江青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迟群1975年4月4日传达）和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指示（1975年4月5日）。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他又指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①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О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②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③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

　　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指江青、王洪文等人住地。——引者注），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炮制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他接下来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在重申“三条原则”后，他说：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④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甚至把“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称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可见，毛泽东很清楚，这时十分需要由他本人出面，在政治局会议这样的场合，郑重地提出“四人帮”的问题。自然，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他一再表示不要操之过急，以及后来他对于“批评江青”的解释，⑤都说明了这一点。纪登奎也曾这样评论：“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⑥”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会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也隐含着他对于“后事”的某种担忧。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这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的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随后，周恩来扶病用两天时间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时，意见稿多处反驳江青等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言论。周恩来还表示拥护毛泽东对江青等的批评，认为“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并“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⑦

　　江青等对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竭力拖延。在五月三日毛泽东批评江青后，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王洪文却一再推托，拖着不开。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于五月二十一日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并提出：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这封信转到张春桥处时，他写下这样的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周恩来又致信张春桥，详细叙述了张、姚等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且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写上：“不再改了。”

　　到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已经二十四天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谈到对毛泽东那次讲话的理解时，他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发言中，邓小平还驳斥了江青等对四月二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无理指责，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他强调，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⑧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其他委员相继发言。叶剑英就邓小平上次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提出尖锐质问。六月三日，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⑨

　　几天后，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邓小平向他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又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⑩

　　①毛泽东对姚文元所送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4月23日。

　　②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4月。

　　③毛泽东对江青来电话一事的谈话记录，1975年5月。

　　④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⑤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小型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插话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据毛远新记录整理稿。

　　⑥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⑦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问题的意见稿，手稿，1975年5月4日、5日。

　　⑧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⑨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⑩王海容、唐闻生记录的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要点，1975年6月7日。

　　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片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①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列举的受到批评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多数人对他们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六月二十八日，迫于压力的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在这份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②”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检讨，对她长期以来不可一世的气焰是沉重的打击。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原来对他并没有很多了解的毛泽东一直在留心观察。王洪文在这个时期的表现，使毛泽东深感失望。他向周恩来、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他的意见，王洪文于六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③”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以后，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邓小平一开始就汇报：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他又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最后，他对毛泽东讲：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④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再次取得同“四人帮”斗争的重大胜利。

　　一九七五年夏天，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少有的扬眉吐气的季节。人们发现，惯于颐指气使、惟我独尊的江青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中央开会批评江青”的说法也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一时群情振奋。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出现了新的高潮。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⑤”七月四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⑥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以后几个月里，邓小平继续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①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5年6月14日。

　　②江青给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的书面检讨，原件，1975年6月28日。

　　③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7月1日。

　　④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7月。

　　⑤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29日。

　　⑥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1975年7月4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14页。

　　毛泽东平时的习惯，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外，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来调节一下。这些文件和材料，通常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来念。

　　后来，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古文多，张玉凤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教师来念。经汪东兴、张耀祠同意，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师芦荻。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她时说：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有一次，芦荻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那时，毛泽东正要她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先读《水浒》。⑥张玉凤回忆：“七五年八月十四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⑦”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毛泽东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⑧

　　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着我说，六四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这时，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⑨”

　　这些，其实是毛泽东一向的看法，并不是这时才突然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要人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希望“再看看”被鲁迅批评的这个版本。⑩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他还在一次会议上也讲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⑾”毛泽东这次回答芦荻问他关于《水浒》评价的问题时，概括地谈了他历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芦荻把这段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张玉凤送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就要汪东兴把这个谈话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因为受到严厉批评而沉寂了三个来月的“四人帮”发现这正是一次“借题发挥”的好机会。姚文元在看到毛泽东对《水浒》这段评论的当天，立刻给他写信，提出要把毛泽东这段评论和鲁迅的评论一起都印在书的前面，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中还就印发并宣传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及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同意”。不久，他又批示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

　　得知毛泽东谈话和批示内容的江青立刻活跃起来。她先是对一些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大谈所谓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声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⑿她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邓小平。久未“露面”的她，在九月初又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到处散布这类言论。一时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

　　⑦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⑧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毛泽东审定稿），1975年8月14日。

　　⑨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⑩毛泽东给林克的信，手稿。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页。

　　⑾毛泽东接见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成员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⑿江青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谈话，1975年8月。据刘庆棠1977年3月5日揭发材料。

　　九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到会的有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各方面的代表共三千七百多人。在九月十五日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说：

　　“这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①

　　这是邓小平对他力主的“全面整顿”思想的系统阐述。他所谈的“雄心壮志”也是十分鼓舞人的，在人们心中燃起热烈的希望。

　　会上，江青却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危言耸听地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②对江青这些话，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讲完后，江青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为有必要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这些问题。九月二十四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③”他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④

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有关部门先后草拟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等重要文件，推动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进一步落实党的正确政策，大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正如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又说：经过整顿，“局面就大不一样”。⑤

①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9月15日。

②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和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

③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④毛泽东在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1975年9月。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55、369页。

参阅：

党史文献：1974年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wmb.html

党史文献：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zh4f.html

党史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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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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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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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梁效《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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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梁效《学理论　抓路线　反修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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