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与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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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蝉饰
　　
　　我国最早的蝉纹文化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的都是玉器制品，顶端或尾部钻有小孔，用线穿起来为佩戴装饰品。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文化层中的一处手工作坊内发现7件玉蝉(见《寻根》1999年第3期)。该玉蝉体态小巧，分为胖体和瘦体两式，圆弧头，吻部突出，大眼突起，肩部饰卷云纹、腰间饰宽带纹或窄带纹，两翅叠压在腹上，通体打磨光滑，头部和尾部钻有小孔，长2.5～2.7厘米，宽0.95～1.8厘米。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蝉饰(距今约4400年)。另外，在良渚文化遗址中也有一件玉蝉出土。
　　随着时代的发展，蝉的形象在商周之际广泛用来装饰珍贵的玉器和青铜器，蝉纹成为当时器物的主要装饰之一。表现形式上，蝉纹主要有写实和变形两种。写实性的蝉纹能全部生动再现蝉的形象，细致逼真；变形式蝉纹只是用线条勾勒出蝉的外形轮廓，用其他纹样或线条填补细部，因此所谓的蕉叶纹、带圆弧的三角纹，都属于变形蝉纹的范畴。在玉器工艺制作上，以浮雕和线刻技法为主。这时划的玉蝉用途可分为三种：一是佩戴蝉；二是冠饰蝉；三是口含蝉。而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妇好墓出土的玉蝉和蝉蛙合体玉雕，采用了圆雕技法，一面雕蝉，一面雕蛙，造型生动，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周代的蝉纹饰已不如商代那样形制古朴，雕刻粗放，只是简单地勾画出蝉的形象而已，表现出了衰落的迹象。
　　
　　含蝉
　　
　　死者口内含蝉的现象，从商代到西汉墓葬中都有发现，所含的都是玉蝉。玉蝉属于礼器，因放置在死者口中的舌头上，故称口含蝉。因主人不忍死者“空口而去”，遂有“饭口之礼”，古人认为蝉具有“文、清、廉、俭、信”五德之意(见《收藏界》2007年第5期)。西汉含蝉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打孔，显然是为了葬礼而特制的玉蝉，与商周时期显然不同，这也说明西汉死者口中含蝉已成为一种习俗。在东汉时期，道家的幻想观念在当时深入人心，故含玉蝉而殓，甚为流行。在此，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蝉在当时也算一种美食，让死者含玉蝉，是古人“视死如生”心态的反映。二是蝉一直生活在大自然的环境之中，等幼虫脱壳为蝉时，飞到高高的树上，饮露而不食。故蝉被古人视为纯洁、清高、通灵的象征，含玉蝉于口中则死者身体不受邪魔侵扰，身体净化而不朽。三是秋蝉具有脱壳现象，使人以为蝉能复活，因此，古人对蝉寄寓了灵魂不灭的祝愿，预示着精神不死，生命再生。夏鼐先生在《汉代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一文中说：“古人所以取形于蝉，可能是因为蝉这种昆虫周而复生，循环往复，易于复活，而口含蝉，会使人们产生一种联想。”
　　
　　捕蝉
　　
　　捕蝉是我国民间的一种游戏活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有一竿粘蝉的方法，可见这时期捕蝉已是一种闲逸的游戏了。
　　关于以捕蝉为题材的画像，可见于汉画像石。同时也是古人捕蝉活动最早的形象资料记载。1982年，在江苏邳县的东汉彭城相缪宇墓中，就有一幅儿童捕蝉的画像石图。该画像画面刻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树下共有六人，其中一人张弓欲射；一人双手举竿伸进树枝间，竿的顶端触着一物；另一人跳跃欢呼；其余三人席地而坐，翘首仰视，一人双腿间置一件竹节纹筒形器，筒口似有拉线，另一人在右端，因石面残缺而不完整(见《文物》1984年第8期)。
　　画像石为平面阴线刻。画像中突出表现了一群正在捕蝉嬉戏的儿童。此幅画像既有时代性，又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汉代民俗的形象反映。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云：“建武三年，充生。为小儿，与侪伦邀戏，不好押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该画像正是这一风习的真实写照。
　　蝉由于反应敏捷，不易捕捉。而粘蝉充分利用了黏胶易于粘翼的特点，要求凝神屏气，用心专一，等待时机，稳中求快，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从中体会到捕蝉的乐趣。
　　
　　食蝉
　　
　　历代人们除用蝉的形象作为玉器的装饰品和随葬品外，还把蝉作为食用品。而吃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初级阶段。在甲骨文中有“烤”蝉；周代王室的小菜中就有“蜩”(蝉)。以蝉为食的资料还见于《礼记·内则》中的“爵鹦蜩范”。郑玄注曰：“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曹植在《蝉赋》中就有“委厥体于庖夫，炽炎炭而就燔”的真实反映。由此可见，上自宫廷君王，下至普通老百姓，对蝉早已食用了，而只不过是吃法不一，有的烧着吃有的烤着吃罢了。
　　
　　咏蝉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咏蝉的诗句最早见于《诗经·七月》，经过魏晋时期的不断发展，至唐代最为兴盛。蝉(民间俗称“知了龟”、“神仙龟”)作为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弱小生命体，朝饮甘露，暮栖高枝，夏生秋亡，在苍茫宇宙中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正是它的这一生命规律博得了文人墨客的厚爱，常被人们吟咏和赞叹。从作品内容看，作者以蝉自喻，大部分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有的作者精神激昂，胸怀满致；有的愁眉不展，凄凉悲怆。蝉在诗人眼里的形象总的来说一是高洁；二是清贫；三是悲凉。晋郭璞有《蝉赞》云：“虫之清洁，可贵惟蝉，潜蜕弃秽，饮露恒鲜。”是说蝉有出污秽而不染，吸晨露而洁净的天性。蝉高标独处，鸣声悠远，宿不居巢，唯露是餐，又显示了它“清高”、“廉洁”的特性，古人常将它喻作高尚人格的化身。《唐诗别裁》选注者沈德潜评论虞世南《蝉》诗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为此，诗人们对蝉都具有较高的赞誉。
　　在众多的咏蝉诗当中，应属唐代的虞吐南之《蝉》、骆宾王之《在狱咏蝉》、李商隐之《蝉》最为经典，在文学史上被公认为名篇。这三首为咏物诗，吟咏的对象都是蝉。但由于作者的身世、处境不同，其所表现的感情及蕴含的意境也不同，但都构成了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被誉为唐人“咏蝉”诗之三绝。
　　除上述三首名篇之外，历朝历代咏蝉诗不胜枚举。对“蝉鸣”之声，诗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听起来往往会有不同的感受，生出不同的感慨。这种感受在诗中会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譬如：“造化生微物，常能应候鸣”(唐·许裳《闻蝉》)，“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宋·朱熹《南安道中》)等，对蝉这一身微而声高、应时而韵远的小小精灵表现出明确的好感。蝉声曾引起长年漂泊在外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乡愁缕缕：“一问愁意结，再听乡心起。渭上新蝉声，先听浑相似。衡门有谁听?日暮槐花里。”(《早蝉》)蝉声也曾使唐代大诗人刘禹锡闻声悲起，满腹凄凉：“蝉声未发前，已自感流年。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答白刑部闻新蝉》)蝉本无知，蝉鸣原本亦不关愁苦，然而许多诗人却闻蝉而愁，为蝉而苦，这都只不过是因为诗人自己心中有愁、自身有苦。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所咏：“蝉声无一添烦恼，自是愁人在断肠。”(《听蝉》)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亦有云：“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蝉声凄凉的感受，只不过是诗人各自的内心情感的流露和借物抒情的勃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