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长带我去战斗大结局:霸权博弈：谁在幕后决定历史

霸权博弈：谁在幕后决定历史

　　二战的历史大家应当都很熟悉了，在传统的观点外，本文再以经济的观点看一下战争的转折点在哪里。

　　我们通常说二战的转折点在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和太平洋(601099，股吧)上的中途岛，但是军事上形成转折是有一定偶然因素的，比如斯大林格勒就是苏军在巷战中意外的顽强，导致斯大林格勒久攻不下；而中途岛则是美军破译了日本的密码，成功地把日军密谋的偷袭变成了美军的伏击，所以就有人说战争存在许多偶然性。

　　我们再把问题往深里想一下，二战的真正转折实际上要大大提前，德国与苏联的战争和日本与美国的战争，德日能够与美苏对抗吗？在二战战局中一旦美苏加入了，实际上就是德日的一个重大的战略转折，是决定成败的历史转折。

　　很多人又说当初德国能够在打垮法国后及时收手就好了，日本当初不要招惹美国就好了，问题可不是那么简单。美国地大物博，当时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日本；俄罗斯历史上任何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都在其超长的战略纵深面前折戟，与这样的国家交战，各种情况不能不考虑缜密，普通人能够想到的情况，当时德、日应当都有考虑。

　　德国的崛起是依靠国际金融资本和宗教力量的支持，这样的支持导致了战争初期的各国对德绥靖，而德国过于强势以后，大家都转为限制德国称霸，德国失去金融资本等的支持，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德国在空袭战失败后，出海权利被拥有海洋霸权的英国封锁，德国的潜艇战术就如抗日的地道战一样，只能骚扰英国海军，无法给本国的轮船护航，不能保障海洋运输。德国赖以生存的资源不足，主要是工业的血液石油资源不足，不进攻苏联，其资源耗尽后，失败也是迟早的。

　　日本的情况更是如此，日本一直是资源不足的国家，侵占我国的东北和朝鲜后，也一直没有找到石油，日本人运气是很差的，当初要是再多打一百米，大庆油田就是日本人发现了，而中国当时被世界公认为贫油国，日本占领中国也没有指望有石油，直到1947年，我爷爷代表中国在美国讲演时，依据他的断块理论才指出中国可能有大油田。

　　二战前石油资源的紧张问题非常突出，主要产油地中东是英国的殖民地，其他产油地区不在列强本土就是列强的殖民地，没有哪个国家以出售石油为生，并且英国控制了世界海运，各国如果没有在本土找到石油就只能屈服于英国的海洋霸权。日本为了找到石油，解决其国家的根本生存问题，只有两个选择：北上苏联或者南下南洋。

　　日本人首先尝试北上，结果是在诺门罕遭遇惨败，日本最精锐的23师团被打得只剩几百人，师团长小松原在被降为预备役后切腹自殺。北上无望后，日军只能选择南下，与美国冲突也就成为必然。

　　在战略上，美国一直奉行中日不能联合的政策，从根本上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而且面对强大的欧洲，美国把发展的方向也放在了太平洋，美国不能接受在东亚出现超级强国，因此美国一直就对日本采取了封锁和制裁的态度。日本的侵华战争中，物资供应就大大地出问题了，而我们抗戰所依据的持久战理论，也正是看到了日本物资供应瓶颈，日本的物资供应不足，不能以战养战，列强不会接受日本兼并中国而给日本提供石油。

　　当时中国政府对国际调停寄以希望，战略背景正是如此，一旦中日战争成为世界各国争霸战争的一部分，中国只要站队正确，就一定能打历史的翻身仗，所以很多当时中国政府的政策，不能简单地以投降、卖国、胆怯等来形容。因为中国要翻身的焦点不在国内而在国外，要以战待机，事后的实际进程也是如此，中国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还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德日发动的战争，决策者都知道是一场豪赌，德国赌的就是闪电战能导致苏联解体，日本赌的就是军事投机性质的偷袭能取得超乎常规的结果，所以当德国闪电战折戟莫斯科，日本偷袭珍珠港没有击沉航母时，德日失败的形势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再看一下苏联和美国，当初都好像没有任何准备，但本人认为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德国四面出击攫取资源的态势很明显，挑战英国的海洋路线失败后苏联成为目标是当然的，苏联“视而不见”更加合理的解释是，苏联的肃反造成国家岌岌可危，需要有外敌的入侵来转移国内的矛盾。而美国就更是如此，美国把日本的资源命脉掐死，日本与美国的战争是迟早的事，美国需要的是逼日本动手，给自己参战的理由，也平息国内的反对意见，美国在二战后对可以合法参战的理由望眼欲穿。所以美国当时对各种情报“视而不见”，却很“偶然”地把航空母舰都调往珍珠港外，太多的巧合让人无法理解了，更合理的解释不用说，心知肚明。

　　战争结果实际上在开战前就已经决定了，因为经济格局已经决定了，所以我们的孙子兵法要说战争的胜败在于庙算，而需要庙算的是什么？具体的军事行动只能是随机应变，能够庙算的实际上就是各种战争的经济因素，经济才是决定战争成败的根本。

　　军备竞赛真的劳民伤财吗？

　　西方的军备竞赛在世界成为单极世界后已经没有往日那般激烈，但是美国的军费开支还是天文数字。在冷战时期和二战前，军备竞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按照自己的感觉，把军备竞赛看作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罪魁之一，而且在激烈的军备竞赛中，苏联的经济崩溃解体了，似乎非常好地证实了我们这样的推理，但是我们使用经济学知识分析一下，就发现对于其中的过程，想当然是有问题的。

　　首先我们看到政府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救市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大规模投资，这些投资有些是直接效益极低的，这些投资与军备竞赛的浪费有什么区别吗？在经济上是没有差别的，而在更早的时期，二战前的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和德国都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结果就是美国在整治密西西比河河道，德国在军备竞赛扩充军队和武器，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均取得了成功。军费开支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内需，军费的浪费与经济危机中销毁过剩产能相比，依靠军费的支撑使这些产业在危机中生存下来，危机后一定会让这样的国家比产能损毁的国家具备更多的竞争优势，因此军备竞赛在这里是有好处的。军备竞赛为一个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内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崛起就是与军备内需密切相关的。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了星球大战计划，国家借巨款进行高科技的军备竞赛，很多匪夷所思的设想都得到了政府的资金，结果证实其中大量的设想是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回望这次军备竞赛的升级后，发现它带给世界的实际意义超过当初人们的想象。今天的互联网实际上也是美国军备竞赛的产物，而美国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在军费的支持下极大地领先世界。美国很多企业的技术研发开支，实际上全部由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等军备竞赛的开支买单，如果没有军备开支支持，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力进行这些技术研究，即使是企业有这样的资金实力，也没有承担研发失败的风险能力。军备竞赛推动了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造就了国家的科技优势，从而也带动了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让军事实力转化为经济实力。飞机、航天、半导体、互联网等等的高速发展均是由军备竞赛推动的。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既然军备竞赛对于经济有这样的推动作用，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因为军备竞赛而经济破产最终导致国家解体呢？这里就要认识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经济破产的原因就是因为苏联是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是一种紧缺经济，一切要靠计划，大家节约开支过苦日子，计划经济的危机是大家都有钱但是没有东西，排队在每一个施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国民心中都有深刻的印记；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过剩经济，市场经济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过剩的危机，产能有的是就是没有钱，信用破产的压力是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的噩梦。

　　在战争时代，计划经济是有优势的，因为依靠计划可以迅速地调集国家和社会的资源用于战争，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10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而市场经济一切依靠市场就会造成物价上涨金融体系压力过大而崩溃，所以即使是很多市场经济国家在战争发生时也会采取很多计划经济的措施。

　　但是在和平时代冷战的竞争和军备竞赛的背景下，计划经济就是灾难了，因为军备竞赛需要不断把计划中的经济资源用于军备，然后这些军备又快速地淘汰，在市场经济下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内需，在计划经济之下却成了需要不断补血的窟窿，结果一定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垮台。

　　通过军备竞赛，冷战的双方实际上是在进行了一场体制之争，在这样的争夺中计划经济惨败给了市场经济，中国人记忆中军备竞赛会大大耗费国力，也是缘于当年计划经济时发展军备留下来的印象，我们当时是勒紧裤子把节省下来的物资用来制造武器扩军。

　　计划经济在战争时期的优势，我们看一下历史就知道了，苏联在二战中越战越强，就是计划经济优势的最好体现，要知道美国是没有本土作战而且是发了他国战争财的，苏联是战火烧遍国土发达地区，当时苏联的远东和亚洲地区就是我们现在的大西北。对比一下英国，英国战前比苏联强，而且英国本土只有轰炸没有陆战，结果却是战后国力大降与苏联不是一个量级。而我们中国也是一样，计划体制下的抗美援朝给我们巨大的物资支持，即使是有苏联的援助，这以当时中国的工业底子也是难以想象的，计划经济在战争状态下体现了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在和平竞争年代，尤其是面对军备竞争，计划经济的效用就不同了，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穷困，或多或少都与勒紧裤带搞备战有关。

　　而西方的领袖们应当是认识到了体制上的差别，不直接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开战，而是在经济上竞争，搞军备竞赛打冷战，在经济上拖垮了苏联和与之体制类似的华约国家，这也是庙算上的胜利，是高境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对于计划体制国家，需要的就是尽快进入战争状态，所以我们几十年前备战时，领袖不也有早打快打的意思吗？这就是体制差别决定策略不同。

　　这里还有一个市场经济的潜规则，就是利用军工给国内的高科技研发买单和提供资金，是不错的事情，而且不会引发诸如国家补贴等贸易争端，如果你以其他的方式进行补贴，就会引发贸易摩擦，也是违反国际贸易条约的。所以发展军备，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国家对于高科技的投入和产业的补贴，从这个角度讲，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军备竞赛就变得更加有意义了。

　　现在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转变为市场经济，对于军备竞赛的理解就要重新认识，在此我们更应当认识到体制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和在国家竞争中的战略优势，选取适合中国的体制是磨刀不费砍柴功，而现在的失之毫厘，在多年的发展后就会差之千里。

　　市场经济能把军备的开支变成内需，拉动国内的经济发展，最根本的保障还是货币主义的理论和金融体制，如果没有强悍的金融支持，军备竞赛的资金是无法筹集的，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资金，是依靠大量的政府赤字和借债，这全部要依靠金融体系来完成，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没有这样的支持了，所以我们要看到军备竞赛胜利背后的金融体制优势和金融资本的力量。

　　中日战争爆发时间计算背后的角力

　　抗日战争是何时爆发的？这个问题看似非常简单，但是认真地有此一问，又不那么简单了。通常认为抗日战争的开端是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但是这个说法还要加上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抗戰“全面爆发”的标志是卢沟桥事变，抗戰全面爆发与抗戰的开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当二战胜利后远东法庭审判时，确定中日战争的开始时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但牵涉到许多条约是否有效，也涉及到领土的主权归属。如果以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作为抗戰开始的时间，那么之前中日签订的《何梅协定》就有讨论余地了，该协定使华北成为不设防的地区，东北的主权就更难说了，因为在此之前已建立了伪满洲国，以卢沟桥事变作为抗戰开端显然中国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把1931年9月18日作为抗戰的开始，又如何呢？以这个时间作为抗戰的开始，东北的主权问题当然没有了争议，1931年~1937年间的各种协议也可以推翻，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也有缺陷，1931年以前做出的承诺怎么处理，1931年以前民国政府签订的条约怎么处理？以“9？18”事变作为抗戰的开端，还存在一个法律上的抗辩问题，就是“9？18”事变以后，中日双方另外签署了停战协议，这可以成为一个战争已经结束的标志，其后发生的战争可以作为一个新的战争来计算。日本投降后，虽然日本的国家主权被限定在日本四岛，日本也没有能力抗辩，但还有别人觊觎中国东北的领土，因此确定“9？18”事变作为抗戰的开端，对于中国不是最有利的结果。

　　可能有书院派较真，要严格按照国际法来计算战争起点，以宣战时间为依据，但比较特殊的是中国与日本正式宣战，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时间是很晚的。1941年12月9日，在与日寇交战四年半之久、国土已被日寇侵占大半后，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7？7卢沟桥事变”后，两国政府均没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也没有正式宣布断交，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1937年7月16日，国民党政府曾召开会议，讨论对日宣战的问题。由于中国军需品不能自给自足，有相当大一部分需要从外国输送，如果宣战，日本政府可以以交战国的身份，禁止各国一切军需物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而日本海军远强大于中国，拥有制海权，中国没有能力保护从海上输入的援华物资。另外中国在日本的侨民极多，中日一旦断交，中国在日侨民就会被驱逐或拘捕，中国没有能力将侨民接回国内，侨民便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会议作出决定：对日不宣战、不断交。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是否向中国宣战和断交等问题权衡利害得失，觉得这个问题极端错综复杂，日本害怕宣战引来国际社会干预，因此把宣战一事搁置起来伺机而行。因此1937年“7？7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但是中日两国一直没有正式宣战，中国大使馆还是一直在日本东京办公，中国驻日大使王世英还是一直呆在日本。一直到珍珠港事变后，中国才正式对日宣战，中国大使馆才下旗归国。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占领南京后便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推出汪精卫傀儡政权视作中国政府，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成为日本的“盟国”。日本政府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后向英、美宣战时，也没有对中国蒋介石政府宣战，只以协助“盟国”镇压“反政fu武装”的名义在中国侵略。所以历史是复杂的，中日交战的时间和效果不能以学究的方式教条地按照宣战时间来计算，交战时间的确定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非专业人士是难以深入理解的。

　　中国没有宣战以前，国民党政府以弱者的形象争取国际调停，一直把战争当作一个国际冲突，而国际社会也确实给了日本巨大的压力，如美国的经济制裁、石油禁运使得日本的战争机器运转受到了巨大限制，迫使日本不得不扩大事态卷入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站队是绑定美国；都打到中国生死存亡的时刻了，中国还没有宣战，直到美国对日宣战，英法也对日宣战，世界的阵营看清楚了，中国才选择了自己的站队，这个方针保持了中国站入胜利者的阵营，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是大有好处的，但是中日战争的起点要选择在哪个时点呢？按照宣战时间来确定，中国吃大亏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对于不按照国际法宣战的战争，开战时间的选点要尽量减少对方的抗辩，而无论“7？7事变”还是“9？18”事变，不宣而战造成既成事实是中日双方的事情，按照国际法中国自己不宣战也是要承担责任，显然对于中国不利，因此最后中日开战时间的选点出乎大家意料，那就是以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作为中日战争的起点。谋害他国元首可以视作宣战行为，而中国以当时事件没有调查清楚为由没有立即宣战，在法律上也有了合理的解释，这里要注意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是可以有差距的。

　　在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中国采取了对于中国最为有利的方案，中国确定的中日战争爆发时间是张作霖被炸死的“皇姑屯事件”的时间：1928年6月4日，以此作为中日战争的起点，日本1928年~1931年在东北的大规模投资就可以纳入到战争罚没中来，而且对于张作霖的死亡日本承担了责任却没有任何的双方条约可以抗辩。按照国际法，一个国家公然谋杀他国元首，应当视为是战争的开始，把张作霖作为“国家元首”，把当时的北洋政府视作与日本开始交战的政府，这样一来从清末到民国与日本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可以清算了。把北洋政府视作当时的正统政府，日俄也就都没有了做文章的余地。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中国参加远东军事审判的杰出代表：梅汝璈先生，他凭借在美国精研英美法律的深厚功底和高超的法学造诣，利用国际法的游戏规则为中国的国际博弈取得了重大利益。

　　张作霖在1928年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各派都希望他死去：蒋介石派出了刺客，日本人不满他食言毁约，苏联人也希望他死，老百姓恨他的土匪作风也希望他死。以往的文献记载，包括教科书，都告诉大家：张作霖是被日本人炸死的，标准的记载是：1928年6月4日，奉系首领、安国军大元帅的专列在皇姑屯附近遇炸，张作霖伤重而死。张作霖的专列抵达南满铁路桥时被炸。张作霖的包车只剩下车轮和钢梁底盘。前来迎接张作霖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毙命。张作霖被抬回大元帅府，几小时后死去。张作霖的死因本来已有定论，但是最近俄国人爆料说张作霖是被苏联特工炸死的，全世界又一片哗然。俄国出具的研究报告写的有模有样，包括公开的前苏联档案，甚至有执行任务的特工档案等等。那段历史由于日本战犯已被处决，死无对证了，但是本人怀疑俄国人报告的真实性。

　　从利益取向上分析，张作霖失去中原以后，东北是他的根据地绝对不会交给日本，而他死后如果东北内乱日本就有机可乘，所以日本有杀人的动机。反观苏联，日俄战争后俄国人的势力被彻底驱逐出东北，苏联觊觎东北最好的方案就是维持东北的现状等待时机，如果东北落到日本手里将更难谋取，尤其是日俄战争战败、东北的诸多权益实际上已经被日本掌握的情况下，有一个能够对抗日本的人物对苏联来说是大有好处的，张作霖虽然亲日，但是绝对不是日本的傀儡，在利益冲突下他会向其他势力寻求支持，那样苏联是有机可乘的，因此苏联没有杀人的动机。而且从操作上讲，要在日本关东军控制的铁路上刺杀张作霖，同时又掌握准确的情报，苏联人的操作难度比日本人大太多了，其前提是日本最精锐的军事机关犯了白痴性的错误，单看这点可能性就不大。

　　俄国人“爆料”的时机，恰恰是在中俄就领土问题做出决定后，推翻皇姑屯事件的历史定论关系到俄罗斯占据日本北方岛屿的问题，还关系到外蒙古的主权解释问题。把张作霖定为日本的傀儡政府，苏联炸死张作霖的性质就成为了苏联和日本的战争。一旦皇姑屯事件被认定是苏联人干的，那么东北亚的主权依据就要向有利于苏联人的方向改变。由于此事关乎重大利益，史实造假就不是不可能的。一旦中日战争开端的时间节点被推翻，就等于是埋下了推翻二战后远东地缘格局的种子。

　　抗日战争已经结束60多年了，围绕着这场战争的各方角力还在暗中进行，改变历史定论，无论是否在篡改历史，背后都有复杂的背景和图谋，我们需要提高警惕，不能让战场上用鲜血收回的利益，在博弈的棋盘上再输回去。

　　日本的金融战败是讳胜为败

　　在这里我们还要再问一个大家以为早有定论的问题，就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金融战争中真的战败了吗？

　　主流看法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冲着日本而来的，美国胁迫日本让日元升值，通过牺牲日本，从而解决美国的双赤字问题。《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而日本在此后近20年中，经济一蹶不振，似乎更证明了美国的“阴谋”和日本的“愚蠢”。时至今日，很多学者依然以此作为人民币不能升值的理由。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广场协议》前后(1985.1-1987.12)各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

　　美元/日元：255→121(贬52.5%)

　　美元/马克：3.16→1.57(贬50.3%)

　　美元/瑞郎：2.68→1.27(贬52.6%)

　　美元/英镑：0.885→0.530(贬40.1%)

　　从数据看，美元的贬值，并不只针对日元，而是对大多数货币都贬值了，而且，贬值幅度相当。所以，让日本为美元贬值单独买单的说法值得商榷。而且，把日本之后20年经济萧条的原因，归咎于日元升值，也过于武断。因为，大幅升值的除了日元，还有马克、瑞郎，为何德国和瑞士在之后的20年，没有出现像日本的经济倒退？或许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近20年的经济倒退，其根源并不在《广场协议》本身(或者说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另有因由。首先要注意，日元没有真正的升值，最多只是没有像《广场协议》以前绑定美元那样，追随美元一同贬值，没有得到美元贬值过程中美国的额外利益，没有在美国的金融泡沫利润中分到一杯羹。

　　所以仔细地想一下，发现问题不是众所周知的那样简单。我们发现日元升值后，日本大量收购了海外的资源，如果没有日元的升值，日本的资本不会那样充足，而且日本大量在拉美和澳洲收购资源，要知道美国一直把太平洋和拉美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一句我们熟悉的话“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日本在美国人的后院挖掘资源，没有美国的默许是不可能的，这应当就是日元升值的交换条件。结果，日本取得了超过3.5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控制大量的海外资源，使得日本可以在铁矿石和海运费的暴涨中左右逢源，日本取得这些资源是依靠日本央行的货币投放来实现的，日元升值让他们的购买成本极大地降低。

　　与此同时，我们不要仅仅看着日本对于美元是升值或贬值，要对比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一对比，就知道问题的所在了。这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3到1：5再到1：8，俄罗斯卢布对美元就更是贬值得一塌糊涂，而拉美的金融危机也使各国货币贬值巨大。因此，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日元再度贬回来的时候，只是相比美元的贬值，而当时的强势美元也是挤垮正急于出售资源换取民生必需品的俄罗斯的需要，与现在美国要缩水其超额债务的弱势美元的经济政治环境根本不同。此时的日元贬值对于发展出口加工与日本竞争的中国和亚洲小龙们，实际上是一个更加难受的过程，这使日本的资源成本压力并没有因为货币的贬值而增加，时国内经济的影响在于投资海外换取资源造成了资本外流，这是舍弃短线谋求长期发展的举措。

　　在此过程中到底是胜是败，实际有一个非常容易识别的方法，就是看这一阶段国家的社会经济是在流入资源还是在流出资源。日本这一个阶段明显是在流入资源，控制了大量海外资产；流出资源的是俄罗斯、拉美和中国。资源流出把俄国从世界一流国家、第二号强国的位置上拉下来，而拉美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结果也毁于一旦，中国也是在廉价卖石油、稀土等，按照当时中国与日本的稀土长期协议，价格极其低廉，彻底交出了我们的资源控制权。整个过程中，日本和美国是资源流入的国家，是得利者，但是日本会哭，哭得很好很可怜，避免了世界的抵触情绪，就如一个成功的富豪，反而非常低调地说自己没有多少钱，反倒是暴发户到处炫耀。

　　美日所谓的金融战争，就是美国和日本配合默契地演双簧，最后最大的输家是俄罗斯，捎带着拉美和亚洲小龙、中国，成功地转移了世界各国的视线。且不说日本得到了多少海外资源，单算搞垮俄国一项，就是利益巨大。俄国是日本最大的威胁，不只军事实力运强于日本，而且占有日本的北方四岛，就如抓住了日本的小辫子，对于日本本土威胁极大。对于日本来说，能够搞垮俄国，经济上付出再多的代价都是值得的。而后来美元再度升值也需要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帮助，而日本得到的好处就是买入资源，美日利益分享得非常愉快。让美元再度暴涨的背后，是挤兑出卖资源维持国家生存的俄罗斯最好的手段，也是挤兑中国经济发展的手段，当时中国外汇黑市汇率已经有100%的差距，导致中国被迫廉价出口石油等资源，那时石油售价才十几美元一桶，几乎全部卖给了日本，并且导致中国经济1993～1994年的衰退。在此过程中，日本的资本在角逐海外市场，国内市场资本不足，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日本国内利用这样的背景进行调整，已经从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的世界工厂变成了高附加值产品的世界中心，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些年日本的社会进步非常大，不要简单地看经济数据，更要看国家竞争力的加强，日本国内的老百姓是受了一些苦日子，但是换来了长久的利益。因此日本在其所谓的金融战败的背后大赚了一笔，在底下偷着乐呢！

　　分析这类问题时，我们一定要站在宏观的角度，看资源的流向，如果过于微观地看每一步的得失，就容易丢失战略全局，日本的所谓金融战败，在微观的尺度上看是吃亏了，但是站到宏观的尺度上看，日本流入了大量资源，对于日本这样资源极度匮乏又经济发达人口密度极大的岛国而言，控制和占有更多的资源是立国之根本，同时与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老对手俄罗斯相比，国家竞争力和实力发生了根本的翻转，这应当是日本国家总体战略的决定性胜利，日本损失国内的经济短期利益，让老百姓忍受暂时的痛苦，换取了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和持续发展，是非常有智慧的政治远见，它的得失要很多年后才能够在其后的国家博弈中显现结果，它的作用要今后几十年才能够被一般的老百姓所理解，历史会评价的，但是如果我们几十年后才能够认识清楚整个问题，就永远输在庙算上，永远成为被渔利的对象。

　　同样对于我们过度依赖的外贸经济，如果站在沿海和行业的微观尺度看，汇率的变化可能造成的损失很大，但是在国家资源和环境、社会代价均考虑的宏观尺度，吸血式的资源外流经济的存在，一定是吃亏的。所以对于人民币的汇率和升值问题，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大局观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