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崃天然气公司电话:乾隆帝统治的确立（二）（337）

三、帝后巡游与究治朋党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乾隆帝在捐免直省赋税的诏谕中曾自称：“朕临御天下，十年于兹，抚育蒸黎，民依切念。躬行节俭，薄赋轻徭。”“今寰宇敉宁，既鲜靡费之端，亦无兵役之耗。”（《高宗实录》卷二四二）如果说，大小金川之役是开始了并非不可避免的“兵役之耗”，那么帝后的巡游和皇室的豪侈，又开了“靡费之端”。

　　（一）帝后巡游

　　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在承德府修建行宫，称避暑山庄。夏秋间皇帝在木兰狩猎，称为“秋■”。驻跸避暑山庄听政。秋■驻跸实际上是继承了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纳■制的传统，以保持骑射的武风。但山庄的修建，模仿江南园林，日益豪侈。乾隆帝于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开始举行秋■，奉母钮祜禄氏皇太后（嘉庆时谥孝圣宪皇后）同行，驻山庄避暑。此后隔年一至。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以后，每年夏秋必至，均奉皇太后同行。乾隆帝上效康熙帝，又连年巡游南北各省，号为东巡、西巡和南巡。康熙帝的出巡，旨在考察形势、巩固统治和视察黄河的治理。乾隆帝的巡游，主要以游乐为目的，上下虚耗，所经之处竞尚侈丽，带来巨大的靡费。

　　谒陵与东巡 乾隆帝生长京师，不知满洲故乡风土。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八月，奉皇太后自北京启行，前往盛京祭谒祖陵。临行前下谕说：“朕奉皇太后前往盛京，恭谒祖陵，所有经过州县，不令丝毫扰累。但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将各地本年应征钱粮捐免。所谓“不令丝毫扰累”，自是空文。“有资民力”，则是事实。启行之前，各地即忙于修筑桥梁道路，铺设驻跸宫幄等所谓“应办差使”。孝圣太后与乾隆帝途中驻跸避暑山庄，在木兰行围。蒙古王公台吉随行。行围后赐宴并颁赏腰刀缎疋，随行兵士亦各有赏银。行经召乌达盟，盟长贡献牛羊驼马。乾隆帝以经过地方“蒙古人等修理桥道，备办一切用项，俱属整齐妥协”，下谕褒奖，对各级官员、兵丁颁赏大批缎布等物。九月，至盛京，先赏赐盛京将军银五千两、副都统银二千五百两。随即举行大宴，盛京文武官员、三陵官员及自京随来的王公大臣、官员、蒙古王公、额驸等均入宴，规模盛大。皇太后与乾隆帝先祭谒永陵（景祖觉昌安、显祖塔克世陵。原称东京陵，顺治十六年尊称永陵），然后祭福陵（太祖陵）及昭陵（太宗陵）。三陵祭仪，均依康熙时定例。祭后又盛宴诸王及文武大臣，庆贺礼成。乾隆帝受贺并亲制《盛京延宴世德舞辞》，以汉高帝过沛而歌大风自比。随即以礼成颁诏全国，赏赐文武大臣及奉天旗民。乾隆帝此次东巡谒陵，朝廷耗费了大批的赏赐，盛京及所经各地为接送帝后，更耗费了无数的人力与财力。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后谒陵。八月，途经吉林，驻跸，渡松花江，游龙潭。因“途次迎銮者，踊跃趋事”，奖谕吉林将军、副都统以下各级执事官员、兵丁，赏给缎疋、银两。抵盛京谒陵礼成，又依例颁赏盛京官兵，较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更为丰厚。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因备办祭典“并不竭尽诚敬，草草办理”，被革职发往黑龙江。乾隆帝赏罚分明，更加助长了地方官员迎銮的靡侈。

　　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奉皇太后去曲阜谒孔子陵庙，游泰山，是为东巡。沿途迎銮竞尚侈丽，过于盛京谒陵。乾隆帝在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的一个诏书中说：“自十三年东巡，该抚等于省会城市，稍从观美，后乃踵事增华。虽谓巷舞衢歌，舆情共乐，而以旬日经营，仅供逐次一览，实觉过于劳费。且耳目之娱，徒增喧聒，朕心深所不取”。事过之后，乾隆帝以“深所不取”为言，以求限止。当年的奢费，不难想见。

　　西巡五台 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又奉皇太后往易州谒祭泰陵，然后西游五台山，号为西巡。自顺治帝定都北京后，顺治、康熙两帝都葬在遵化。雍正帝生前，即把自己的葬地定在易州泰宁山下，并修建了陵园。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葬雍正帝于此，称为泰陵。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九月，乾隆帝与皇太后到泰陵行祭礼，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随行。谒泰陵后，自易州去山西五台游赏。乾隆帝下谕说，他“临幸五台，观风问俗”，是为了“周知闾阎疾苦”。事实上，主要是巡游览胜。去五台前，借口山西巡抚阿里■患病，特命兵部尚书班第署理山西巡抚，即日前往，办理巡幸五台之事。帝后抵五台后，赐宴随从王大臣。因“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免五台县明年额赋十分之三。乾隆帝在五台行围。留驻五日后启程。十月，经滹沱河，驻正定府，查阅堤工。经石家庄，驻保定府，游莲池书院，在太平庄行围，由涿州回京。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后西巡。二月自京师出发，由王公大臣扈从，经涿州、保定府至五台，在菩萨顶驻跸三日后，循原道回銮。临行，在五台下谕说：“朕巡幸五台，所有各处道路，该抚多已预备。其中朕所未到之处，向例不准开销。……赏银一万两，交该抚阿里■通融办理，以补前项诸费之用。”（《高宗实录》卷二五八）山西境内，乾隆帝未到之处，赏银一万两补用，实际筹办费用，当不止此数。直隶境内及山西已到各处，虚耗费用，当然还要超出数倍至数十倍。据说，一九○○年慈禧太后逃到太原，见到乾隆帝巡幸五台时所供用的物品，叹为宫中所未有。其豪侈奢靡，可想而知。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秋八月，乾隆帝又奉皇太后巡幸中岳嵩山。一切供顿，俱由正项开销。依西巡之例，也与赏银一万两交督抚通融筹酌。八月初七日自京启程，先向京东遵化祭谒孝陵、景陵，然后西行去易州谒泰陵。经正定府、彰德府、孟县、洛阳县，十月初至嵩山。祭中岳庙，赐扈从王公大臣及河南巡抚等官宴，在嵩山两日回銮。经中牟县至开封府，留住四日，赐宴阅兵。经卫辉府北返，十一月初回京。下谕将河南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前积欠钱粮三十五万两捐免。

　　南巡江南 乾隆帝连年奉皇太后东西巡游，王公大臣随从，转辗各地，贡献赏赐，耗费是巨大的。但最大的靡费还是南巡江南。江浙一带历来是生产最为发展的地区，也是景物繁盛，商业贸易最为发达的地区。康熙帝曾六次南巡，以巩固对汉地的统治，乾隆帝自称效法皇祖，也先后六次到江南巡游。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乾隆帝奉皇太后还京。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正月，又奉皇太后启銮初次南巡。大学士傅恒等王公大臣随行，规模浩大。启程一年前，经行各地即已在忙于准备御舟，修筑道路，布设行营行宫，筹备迎驾。乾隆帝出发前下谕说：“朕巡行江浙，问俗省方，广沛恩膏，聿昭庆典”，将江苏自乾隆元年至十三年（一七三六至一七四八年）积欠地丁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三十万五千余两捐免。浙江无积欠，将来年应征地丁钱粮三十万两捐免。随从人等各有帮银路费俸饷，但因沿途诸物昂贵，另加恩赏，傅恒赏银六百两，以次各有赏银。二月间，经山东泰安入江苏，渡黄河至直隶厂，阅洪泽湖高家堰堤工。过淮安，经扬州平山堂高■寺渡江至金山寺，经镇江府，由水路至苏州府驻跸二日。三月初，经嘉兴至杭州。月中自杭州回苏州驻跸。往江宁府，祭明太祖陵。四月，经泰安府，游泰山。五月初回京（《高宗实录》，参《南巡盛典·程途》）。

　　乾隆帝奉皇太后驻跸的城邑，对当地各级官员以致兵丁，屡有赏赐。二月初，在途中下谕说：“朕问俗观风，南巡江浙，清跸所至，广沛恩膏。更念三吴两浙为人文所萃，皇祖圣祖仁皇帝屡经巡幸，素悉■庠，试额频加，覃敷教泽。朕法祖省方，銮舆所莅，式循式典，用示渥恩。”（《高宗实录》卷三八二）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本年岁试文童，府学及州县大学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乾隆帝到杭州后，又颁赐江浙各书院新刊武英殿版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又召试呈献诗诸生，谢墉、陈鸿宝、王又曾等三人特赐举人。在江宁，也准此例，特赐蒋雍植、钱大昕等五人举人。

　　乾隆帝巡游之地，当地设备接送，竞尚豪华。据说每处供设，所费不只二、三十万两，超过康熙帝南巡时十倍。帝后的大量赏赐和地方的豪华供设，耗费巨大。所谓“动用正项”和减免额赋，自然远不足用。乾隆帝在山西和山东巡游时，曾准当地商人捐输。游嵩山时，河南巡抚鄂容安奏称：“恭遇驾幸河南，通省绅民咸沐皇仁，无由仰报，情愿捐输，共输银五十八万七千余两，以充公用。”（《高宗实录》卷三七四）乾隆帝饬令给还绅民。南巡江南时，因费用浩大，深虑“办理拮据”，明谕嘉奖“两淮商人，踊跃急公，捐输报效。地方官一应公务，于此取给。”（同上，卷三八二）两淮商人中，以盐商为最富。乾隆帝将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赏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束之内，俾得永远沾受实惠。”（同上）乾隆帝用赏加盐引的办法，换取盐商捐输，以供巡游。盐商自炫富有，官员互竞豪华，侈靡之习，愈演愈烈。袁枚记扬州情形说：“自辛未岁（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天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来之意，赋工属役，增荣饰观，奢而张之。水则洋洋然回渊九折矣，山则峨峨然■约横斜矣，树则焚槎发等，桃梅铺纷矣，苑落则鳞罗布列、■然阴闭而■然阳开矣。”（《扬州画舫录·序》）乾隆帝游苏州时，曾说这里“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有未逮”，“凡兹士庶，更宜力敦本业，力戒浮华。”（《高宗实录》卷三八三）游杭州后也说：“闾阎趋尚，较吴稍朴。但浮竞之习，举所不免。”（同上，卷三八四）乾隆帝指苏、杭二府趋尚浮华，其实他的南巡，就正是在倡导浮华的风气。

　　康熙帝南巡时，视察黄河河工是主要目的之一。乾隆帝后来自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一七五一年）、丁丑（一七五七年）两度，不过敕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南巡记》）乾隆帝初次南巡，本不以视察河工为目的，“无多指示”是必然的。不过，他经淮南时，曾往视高家堰。自江宁往祭禹陵途中，也至蒋家坝阅视堤工。并曾诏谕河臣尽心修治洪泽湖水坝，对黄河的治理，也还多少有所推动。乾隆帝在巡游各地时，仍在各地批阅奏章，处理军国大政，与荒废政事的单纯的游玩，也还有所不同。不过，南巡的目的，既在于“观风问俗”，游赏胜景，沿途的靡费，不仅耗费了前代积聚的大量资财，也助长了地方官员竞尚华侈，贪贿敲索的颓风，影响是巨大的。

　　（二）宫廷的侈靡

　　乾隆帝即位日久，宫廷生活也日益侈靡，任情挥霍。典型的事例，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冬，为孝圣皇太后举行六十寿辰的庆典。康熙帝曾为孝惠皇太后祝贺六十寿辰，贡献各色珍贵礼物，备极豪侈。但孝惠太后仍令停止筵宴，以为限止。乾隆帝效法乃祖，也为生母皇太后祝寿，但其豪华远远超过康熙时的庆典。

　　京师城西有圆明园，原为雍正帝即位前藩邸赐园。圆明园之南，有畅春园。康熙时，以明人别墅改建。乾隆时，孝圣太后常居此园。十一月二十五日为皇太后生日。十九日，皇太后自畅春园去万寿山游幸。次日，自畅春园启銮，入城，入居皇城的寿康宫（在慈宁宫西，后改名寿安宫）受贺。

　　皇太后的庆寿活动虽在京师举行，但成为全国各省都要鼎力筹办的大事。早在本年春初，即由在京王大臣奏准，于万寿山至京一路，“分段预备，公祝圣寿。”乾隆帝诏谕各省督抚，先期遣人进京，按分派地段，预备经坛、戏台之类，“以展臣子祝嘏之诚，而玉辂经过，亦可仰承圣母欢心。”（《高宗实录》卷三八四）各省督抚自然竞相贡献，争奇斗艳。城外自万寿山至西直门，城内自西直门至皇宫西华门，沿路十余里遍设万寿彩棚、戏台、灯彩楼阁之类。城内道路两旁房屋均被遮挡不见。广东省搭设的“翡翠亭”，宽约两、三丈，亭瓦全用孔雀尾翎毛，不下万眼。湖北省搭建“黄鹤楼”，重檐三层，用玻璃作墙壁，高七、八尺。浙江省献“出湖镜”，在广榭中用大圆镜嵌入藻井，小镜数万堆砌四旁，构成镜壁。人入其中，即可照影千百。各省搭设的祝寿棚，互竞豪侈，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设一戏台。南北戏曲及四方乐舞，在台上演出祝寿。不仅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各自搭设华侈的坛台，博取“圣母欢心”。在京及各省非现任职官的在籍人员，也有一百八十五员设立经坛庆祝，因而获得晋级和赏给职衔的“恩施”。十一月初，西直门一路祝寿彩棚就已铺设，并特派步兵昼夜看守。大约自初十日起，即开始乐舞庆祝。许居民观赏，以示“普天同庆”。史学家赵翼当时正在京师，说他曾到长街游览两次，“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檐曝杂记》卷一）不仅各省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都来京祝寿，地方绅民也相继来京，因人数过多而被制止。但直隶和湖广的老民老妇，因起程较早而陆续到京，受到恩赏。皇太后启銮回宫之日，在京文武官员、大臣命妇、八旗男妇、京师士女及各省来京官民，都端服盛妆，跪伏在道路两旁，为太后祝嘏。二十二日（乙酉），乾隆帝为皇太后加上徽号，举行庆典。二十五日，举行祝寿大典，乾隆帝亲制《慈圣万寿九如颂》九章，书在屏风上进献。随后颁诏天下，说：“盛典特隆，洪恩用溥”，王妃、公主、满汉大臣命妇、外藩王妃以下，俱加恩赐。在京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俱晋一级。内外官员，俱加封赠。太监，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均给赏银。

　　乾隆帝为皇太后祝寿之年，虽然国库仍尚充裕，但连年水旱，各省已多有灾荒。十一月初，两江总督尹继善就奏报说：“上下江节年偏灾，赈贷平粜，动用不赀。统计缺额米，上江五十余万石，下江一百余万石。”（《高宗实录》卷四○二）两江是最为高产的地区，这时也受灾缺粮。但这年春夏，帝后巡游江南，冬季又大办祝寿庆典。各地的负担是沉重的。督抚向帝后的贡献，自是来自州县，州县又攫括于民间。皇室奢靡，上行下效，不仅助长了浮华之风，也促使官吏的贪贿勒索，随之日益加剧，难以遏止。

　　（三）究治朋党

　　乾隆帝即位后，倚用老臣鄂尔泰、张廷玉掌管朝政。鄂氏与张氏家族，多居官位。外姓臣僚也争相依附。乾隆帝曾一再告诫，防止朋党的形成。鄂尔泰于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获罪，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病死。张廷玉也于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遭到乾隆帝贬斥后休致。但朝臣中相互攻讦和相互援依之风已渐形成。乾隆帝也对满汉臣僚渐多疑忌，时加防范。鄂尔泰死后次年，其侄鄂昌任广西巡抚，奏请将鄂尔泰列为广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驳斥。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令督抚大臣举贤自代。鄂昌举荐广西布政使李锡泰，说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说，他曾召见过李锡泰。李锡泰痛贬前任广西巡抚托庸的坏处，极力称赞鄂昌居官的好处。现在鄂昌又来举荐李锡泰，这怎能避免党同朋比之嫌？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帝还在诏谕中说起，张廷玉当年乞休时，曾奏称史贻直曾说他不宜配享太庙，请求保证。史贻直是在单独奏对时说过这样话的。张廷玉怎么会知道？这能说没有揣摩朋党之风么！又说，南巡时准令兵部尚书梁诗正解职归乡，奉养老父，就有人怀疑，说是因汪由敦排挤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挤梁诗正，何以不能救护张廷玉？这不是很明白么！又下谕说：“徇情曲庇，即是党援门户之渐。昔皇考洞悉此等陋习，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诸案，实足以挽颓风而励名教”。“倘以日久渐弛，复萌故智，将来如有似查嗣庭、吕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执国宪以警奸顽者。诸臣其苦均之。”（《高宗实录》卷四八一）乾隆帝此谕，向诸臣发出警告，表明他也将惩治查嗣庭案一类的事件。果然，这年二月，便有胡中藻、鄂昌狱兴起。

　　江西新建人胡中藻，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殿试考取进士，鄂尔泰为会试正考官，因而自称为鄂尔泰门人，入为内阁学士。得到鄂尔泰的赏识，被视为“昌黎（韩愈）再世”（《履园丛话》一）。他在诗中也说是“记出西林（鄂氏出西林觉罗氏）第一门”。鄂尔泰死后，胡中藻出为陕西学政。一七四八年至一七四九年（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出为广西学政。奉调回京，后解任归江西。鄂昌于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调任江西巡抚，旋调四川巡抚、甘肃巡抚。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署陕甘总督，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调江西巡抚。一七五二年（乾隆十七年）冬，因申奏不实，被解任。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再授甘肃巡抚。胡中藻平居吟诗，与鄂昌相唱和。汇集所作诗稿题为《坚磨生诗钞》，礼部侍郎张泰开曾为作序刊刻。乾隆帝因而怀疑鄂昌与胡中藻等结党怨望。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清代文字狱档》）卫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试题及唱和诗三十六首与在陕西时诗文一本奏呈。三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密谕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乘鄂昌去安西之际，亲往兰州鄂昌抚署，“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驰驿送来”，并严示“不可预露风声”。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谕大学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诗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传三世以后至乾隆时“又降一世”。“一把心肠论浊清”，是“加浊字于国号之上”。呈南巡诗有“三才生后生今日”，是詈骂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后。又所出经义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等等。乾隆帝还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乾隆帝认定：“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最后说：“朕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清代文字狱档·军机处档》）随即将鄂昌、胡中藻拿解来京审讯，并将张泰开革职。

　　江西巡抚胡宝■奉谕，多次查抄胡中藻家中文稿书信，送呈审查。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奏称：“胡中藻违天逆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乾隆帝谕“免其凌迟，著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而将此案追究到鄂尔泰。说：“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张。且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耳。”又说：“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著将鄂尔泰祭牌从贤良祠撤出。鄂昌被押来京后，经大学士九卿严审，“低首无辞，惟称万死”。乾隆帝“从宽赐令自尽。”（《高宗实录》卷四八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