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到张家口飞机:高跃男：《故事报》的“精神污染”案

《故事报》当年由抚顺市群众艺术馆主办。被诬为精神污染时，每期发行量已高达260万份。1983年秋，报纸还在正常运行当中，大祸突然从天而降。

那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市委宣传部打来电话，要编辑部准备好从创刊到最近一期的整套《故事报》，准备两套，分别送市委宣传部和省委书记郭锋处。第二天一上班，市文化局党委书记与几名本局的同志，来到《故事报》编辑部，严肃宣布：《故事报》暂时停刊整顿。随后，省委工作组也进驻。

编辑部紧急集合开会。一开始就直奔“主题”：《奉天拆白党》一稿是怎样出笼的?报纸编委、编辑杨尚青介绍：“拆白党”系自然来稿，作者沈阳人，其他情况不详。稿件首先由他审读，提出备用。他在发稿单上签有审读意见，大意是：我们不要过多地刊发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作品，应注意挖掘一些揭露旧社会黑暗的作品。这篇稿子可考虑刊发，一时尚拿不准，可开个会，大家议一议(大致回忆)。他将稿件签完，就出差到外地着手建立发行站去了。二十多天后，他回到编辑部，《奉天拆白党》已经见报。他还特意找出发稿单，见上面由编辑部主任、主编、支部书记、艺术馆馆长均分别签字：同意。同意尚青意见。同意可以发表。

杨尚青介绍完情况，即建议，将原发稿单调出查验。主编金某在惶惶不安中，从文件柜里拿出所有稿件档案。经查，所有刊发过的稿件，均一一存档，唯独《奉天拆白党》的发稿单缺失。杨尚青预感问题严重仍紧追不舍，无果。杨继续紧追，要金某作出解释，金嗫嚅着说，这个发稿单丢失，原因我不清楚。稿单上原有签署意见，我记不得。此时，支部书记高凤奎发言说，杨的回忆基本属实。

看看天色已晚，主持会议的原文化局党委书记冯志恩宣布散会。

三十年后，杨、冯均已离休。一天朋友聚会，杨偶遇冯志恩，当年与《故事报》冤假错案有利害关系的金某已过世，胡乔木也逝世，杨便毫无顾忌地向冯问起当年关于“拆白党”发稿单存档不翼而飞的事件，当时为什么正追到关键时候，冯竞突然宣布散会呢?冯说：“当时呀，明镜似的，那发稿单除了金某故意藏匿或销毁，还会有其他别的结论吗?组织上已经心知肚明了，在当时要让他承认这个事实那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他与你不同，出事之后，他非常害怕。他的父亲是被人民政府镇压的，他本人又是摘帽右派。后来艺术馆所以让他担任主编，是因为他对故事比较熟悉、热心。想不到突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他能不紧张吗?”

《故事报》被诬为“精神污染”，起因是上海艺术馆的两个人，给上海《解放日报》写了所谓的揭发检举材料，《解放日报》发了内参。说抚顺《故事报》发表了许多不健康、对读者有毒害的作品。其中有《奉天拆白党》一稿，详实地介绍了旧社会嫖妓的全过程。胡乔木不调查，不调阅涉案作品，就在内参上作了批示：如查实，编辑、作者、发行人员，均应按刑法严肃惩办。

据事后听说，辽宁省委书记郭锋曾打电话询问中央领导人批示以《故事报》为典型反对“精神污染”，有何政治背景，但没有获得确切的消息。郭锋一面打探消息，一面审读已经出版发行过的几十期《故事报》。审读完毕之后，告诉省委宣传部，并未发现黄色的东西，我看顶多也就有些灰色罢了(大意)。紧接着，重点审读“精神污染”代表作《奉天拆白党》的省、市两级工作组也先后传来消息：“奉天拆白党”非但没有旧社会嫖妓全过程的黄色内容，而且应该说不失为一篇优秀作品。在全部已经出版发行的《故事报》作品中，也未发现有不健康乃至黄色描写的作品。但省委宣传部的一些同志却主观臆测，胡乔木作为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同志，决不会空穴来风，更不会在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轻率地作出如此重要的批示。于是便将抚顺市委宣传部分管报刊出版工作的副部长杜贤书叫去，进行谈话追查，先对其进行“忠诚”教育，然后以勒令的口吻，令杜贤书负责追查、交出有精神污染内容的另一种版本的《故事报》。杜贤书当时对此虽然有些义愤填膺，却也不敢辩驳，另外，他心里也多少有点七上八下，但最后，他还是在省委宣传部同志面前，斩钉截铁地说：“我敢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保证，《故事报》绝对没有第二种版本。绝对没有!”

此时，从中央宣传部来的一位新闻局长到抚顺坐镇。随后，北京新华总社派来两名女记者。在采访完市委书记、宣传部、文化局和《故事报》主编金某等一干人之后，两人又坚持要采访杨尚青。听完杨的采访介绍后，两人与杨热情握手道别。

两记者回京后，新华社对《故事报》“精神污染”事件，并未发表任何文字。

但《辽宁日报》社的一位记者到抚顺采访其他方面的消息，恰遇《故事报》主编金某，金某就主动向其“介绍”，杨尚青有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作品的“背景前科”。因此，《故事报》发表的一些有问题的作品，大部分都经他编发，云云。事后，《辽宁日报》便以《水正落，石欲出》为题，在一版刊出该报记者的采访。称杨有写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作品的前科，因此《故事报》有问题的作品大都由他“编发”云云。

第二年春，“污染案”悄悄有些平息。因为查无实据，杨便首先拿起法律武器，将《辽宁日报》采写“水正落，石欲出”的记者告上沈阳中院法庭。法庭虽然接了案，却也觉得无所适从。因为上牵中央、胡乔木，下涉中央辽宁省委的机关报，无奈只好传当事记者到庭，进行所谓“调解”。

法庭上，该记者表现得非常“谦和”。杨问他，什么是编发?与签发有何区别?又问他，杨写过什么“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发表在何处?该记者一律答以“我有愧”，从不正面答复。并称，他到抚顺原有别的采访任务，只是在某一个场合，偶遇《故事报》主编金某，就顺便采访了他。回到报社，向赵总编进行汇报，总编批示：立即见报。第二天，就在《辽宁日报》头版刊发了。

当时，“文革”刚过，百废待兴，沈阳中级法院对此类案件也感到束手无策。只好调解为当事记者向杨道歉，报纸表态，只能以刊发由杨撰写不涉及《故事报》内容的稿件，以示“平反”。这段事背后还有另一番缘由。

一年前，金某未经编辑部讨论，下聘书将上海《故事会》某主编聘为《故事报》顾问，并邀来抚顺向编辑部讲课。此举遭到以杨某为首的部分人的抵制，可能是此事触发了上海两名告状者。

原来两名告状者均为上海艺术馆上海《故事会》的工作人员。当时上海《故事会》的发行量向上增长，抚顺的《故事报》也长驱直人上海，在上海占有了相当一部分读者。也许是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阵地，先投书《辽宁日报》，并未引起重视。几日后，以杜撰出的所谓“精神污染”的“事实”，向上海《解放日报》投书。胡乔木根据《解放日报》的“内参”，做了“严厉”的批示。

杨尚青在结束了对《辽宁日报》记者的诉讼之后，先后给胡乔木写了三封信，不见只字回复。但抚顺市委从宣传部的三位部长到市委书记刘振华、副书记祁茗田，突然有如走马灯一般，纷纷找杨谈话。有的甚至将杨带至县里或北京进行谈话。有的安抚，有的撇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杨尚青又给中纪委书记陈云写一封申诉信。信发出后的第十一天，杨忽然接到发自北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挂号信件。杨将中纪委来信及市委宣传部接胡乔木电话记录抄件，一并交当时的市委书记刘振华，要求公开见报，为《故事报》及部分被诬作品平反。并提出，抚顺《故事报》应对上海的两个诬告者进行司法诉讼，要求赔偿，刘振华说：“让我考虑考虑吧!”后刘调任山西省副省长，当然就再无下文了。

胡乔木通过中纪委的复信，声称他并未收到寄给他的三封信。

半年之后，市委决定《故事报》复刊。组织上决定，《故事报》仍由金某任主编。

报纸虽然复刊了，虽然有惊无险，但发稿更小心了，一些稍有锋芒的稿件都被退稿。复刊时只发行不到3万份。后来，这些被退稿件，大都被发现刊载在其他故事报刊上。复刊后十余年一直未超过5万份。一蹶不振，实在无奈，于2009年夏天宣布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