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邢台威县天气:乱离·苦难·幻灭——陈子龙组诗《岁晏仿子美同谷七歌》释读

甲申之变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家国的丧乱，身处其中的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也仿佛是在一个瞬间被推入无尽的梦魇：长歌当哭、痛定思痛乃至报韩复楚、同赴国难几乎成为那个时代士人的一段乱离心史。陈子龙(1608 - 1647)是明末清初久负盛名的诗文大家，曾主盟东南文坛，领袖云间诗派，也是那个年代著名的抗清志士，于顺治四年五月十三日（丁亥，1647）殉国。本文所谈他的组诗《岁晏仿子美同谷七歌》辑自他最后一个诗词合集《焚余草》(又名《丙戌遗草》)。该集是在诗人死后由他的弟子王罢辑录的，收有顺治二年（乙酉，1645）到顺治四年（丁亥，1647）年间的诗作。依题目中“岁晏”字，以及诗中伤祖母高太安人（卒于顺治三年[丙戊，1646]三月）、恩师黄道周（殉国于顺治三年[丙戌，1646]三月五日）事，以及陈子龙殉国于次年(丁亥，1647)五月十三日等事实可以推断该诗创作于顺治三年（丙戌，1646）岁末。

为引述方便，现将该诗抄录如下：

其一西京遗老江南客，大泽行吟头欲白。北风烈烈倾地维，岁晏天寒催羽翮。阳春白日不相照，剖心堕地无人惜。呜呼一歌兮声彻云，仰视穹苍如不闻！

其二短衣皂帽依荒草，卖饼吹箫杂佣保。罔两相随不识人，豺狼塞道心如捣。举世茫茫将想谁？男儿捐生苦不早。呜呼二歌兮血泪红，煌煌大明生白虹。

其三橇枪下扫黄金台，率土攀号龙驭哀。黄旗紫羞色暗淡，阳之祸何痛哉！赤墀侍臣惭戴履，偷生苟活同舆台。呜呼三歌兮反乎覆，女魃跳梁鬼夜哭。

其四嗟我飘零悲孤根，早失怙恃称愍孙。弃官未尽一日养，扶携奄忽伤旅魂。柏涂槿原暗冰雪，泪枯宿莽心烦冤。呜呼四歌兮动行路。朔风吹人白日暮。

其五黑云隋颓南箕灭，钟陵染碧铜山血。殉国何妨死都市，鸟鸢蝼蚁何分别。夏门秉颁是何人？安敢伸眉论名节。呜呼五歌兮愁夜猿，九巫何处招君魂。

其六琼琚缟带贻所欢，予为蕙兮子作兰。黄舆欲裂九鼎没，彭成浩汤湘水寒。我独何为化萧艾，拊膺顿足摧心肝。呜呼六歌兮歌哽咽，蛟龙流离海波竭。

其七生平慷慨追贤豪，垂头屏气栖蓬蒿。固知杀身良不易，报韩复楚心徒劳。百年奄忽竞同尽，可怜七尺如鸿毛。呜呼七歌兮歌不息，青天为我无颜色。

一、陈诗《岁晏仿子美同谷七歌》的创作背景及各章要旨

该诗创作于顺治三年（丙戌，1646）岁末，也就是甲申之变后的第三个年头。顺治三年（丙成，1646）三月，祖母病故，同月黄道周殉节金陵。此后，子龙结前此一年，南明覆亡，松江府城陷落，子龙遂埋名隐去。十一月移居嘉兴徐滩。太湖吴易义军，谋再起，未果。七月子龙遣家归松江故里，密商大计。八月，隆武帝殉国汀州。《陈子龙文集》中有《复张郡侯书》、《答赵巡按书》两篇书信，是诗人作书拒绝清兵招降的文字，也在这年冬天。从这些背景资料可以想象得出，陈子龙当时的心情是复杂而沉痛的。南明已亡，鲁王出海，隆武政权也在顷刻间灰飞烟灭。亲人辞世，朋友师长相继殉节，谋举义师而无有结果，这对于极富社会责任感的诗人来说，内心的悲愤焦灼、哀伤无助可想而知。

七歌中的第一首明写自己实痛惜南都的覆亡。诗人在自述年谱中说“予在言路，不过五十日，章无虑三十余上，多触时人之言，时人见嫉如仇。”。此时闻南都不守，遂避地泖滨。“大泽行吟头欲白”明显是使用屈原泽畔行吟的典故：甲申前诗人就远绍古绪近重实学，颇知忧患，如今却地维已倾，羽翮复折，眼看着豺狼塞道却回天无术。“阳春白日”已经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记忆，“剖心”直谏却无人理睬。第二首感伤自己避地窜伏、无所适从之状。第三首伤两京的沦丧。“橇枪”即彗星，“橇枪下扫黄金台”暗指京城沦丧。

第四首感伤祖母高太安人的去世。顺治三年(丙戊，1646)三月，高太安人卒于徐滩，十一月归葬富林。“柏涂槿原暗冰雪，泪枯宿莽心烦冤”一句，是写送祖母归葬时的情形。第五首悼念这年三月殉节的恩师黄道周。钟陵是孝陵所在，铜山是黄道周读书处。顺治二年（乙酉，1645）七月，唐王聿键遣大学士黄道周兵出汀两。十二月，黄道周进至婺源，遇清兵，战败被捕。次年三月，押至东华门时，黄道周坐地不起，说“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从之”。诗中“殉国何妨死都市，鸟鸢蝼蚁何分别”即指此事。

第六首哀悼他的生死至交夏允彝。陈子龙与夏允彝是同乡，共同组织几社，皆以道义文章闻名，时人同称“陈夏”。首句“琼琚缟带贻所欢，予为蕙兮子作兰”即暗含了二人不同寻常的友谊。夏允彝的死难，《明史·夏允彝传》中说顺治二年（乙酉，1645）“南都失，（允彝）彷徨山泽间，欲有所为。闻友人侯峒曾、黄淳耀、徐淠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其实，《明史》关于夏允彝“自投深渊以死”的记载并不确切。侯玄涵( 1620 -1664)是夏允彝的亲家侯岐曾的儿子，他在《夏允彝传》中说：“（允彝）诗竟，自投于渊，尸浮水上，衣带不濡。”可见塘中水并不深，夏允彝决意拿死来成全名节，而且投水的时候很可能他的家人也在场。陈子龙有一篇《报夏考功书》，写于夏允彝殉难后，其中曾经解释自己和好友同样面对生死而选择不同的原因。他说：

足下临没，移书于仆，勉以弃家全身，庶几得一当。……今荏苒数月矣，上之不能伏欧刀，赴清流，速自引决，留皎皎之身，以上先人邱陇。……而乃窜处菰芦之下，栖伏枋榆之间，往来缁羽，混迹屠沽，若全无肺腑者。仆即大不肖，动然面目如禽兽焉，而异日固有一死，其何以见足下？庶几足下知我心矣。仆门祚衰薄，五世一子。少失怙恃，育于大母，报刘之志，已非一日，奉诏归养，计终亲年。从这些文字可知夏允彝在死之前曾经作书于陈子龙，希望也能够和他一样为国殉难，以全名节。陈子龙之所以没有这么做，依信中所言，主要是因为家里尚有年高的祖母需要赡养，是“报刘之志”让他没有像朋友那样引刀“得一当”，而是窜伏于枋榆之间，“往来缁羽，混迹屠沽”，劢然苟活。这样的处境让陈子龙始终对自己的生死抉择抱有深深的自责与悔恨，觉得对不起金石二十年的老朋友。诗中的“我独何为化萧艾，拊膺顿足摧心肝”正表达了诗人内心的这种愧疚与哀痛。

第七首痛惜师友相继殉国，自述其志。甲申后，诸君子与陈子龙相交甚厚者多慷慨赴难，已是阴阳两隔：史可法、何刚守扬州死，侯峒曾、黄淳耀守嘉定死，沈犹龙、李待问守松江死，徐、淠、杨廷枢于苏州破日死，夏允彝于松江破日死。诗人回想当年诗酒唱和时如何地追慕贤豪，慷慨淋漓，如今看到的却是死亡枕藉干戈寥落，即如杀身成仁，一死之轻亦轻于鸿毛。这样的自问也让诗人悲愤无奈的怨气也达到了顶峰。

二、陈诗《七歌》与杜诗《七歌》艺术手法的异同

陈诗模仿杜甫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因而从内容到形式对后者都有模拟。杜诗《七歌》作于乾元二年(759)十一月，是年诗人四十八岁。这年春天诗人从洛阳回到华州（陕西华县），七月度陇赶赴秦州（甘肃天水）。十月流落同谷，不能自给，只好拾橡栗，掘黄独（黄精）充饥。杜《七歌》描写的就是诗人在同谷县为时不长的一段艰难生活。全诗共七章，十四韵，四百零八个字。杜诗首章“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提纲挈领地述说了自己避乱远适的窘迫，也为全诗定下了哀伤无奈的情感基调。第二章言家计。衣不蔽体的诗人身携一把长绕行走在崎岖的小路上四处觅食，家里男呻女吟，等待他的归来。第三章“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和第四章“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分别怀念亲人的流离失所。第五章悲流寓，第六章叹时事，第七章又回到主题，感伤困饥难挨且不知其期。

从直觉来看，无论是杜诗《七歌》还是陈诗《七歌》在抒情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审美效应。既然是拟作，也就有同有异，下面就从主题、章法、表现手法以及声韵等四个方面对这两首诗略作分析。

1．在创作主题上：杜诗多言个人的际遇与仕途的蹉跎；陈诗则着眼于死生节义与国家的苦难。

就主题而言，同样是表现战乱所带来的苦难，杜诗与陈诗的立足点却不尽相同。简单来说：杜诗《七歌》更多地着眼于个人的际遇与仕途的蹉跎，饥饿、困顿是最直观的印象；陈子龙的《七歌》则着眼于死生节义与国家的苦难，血泪、死亡是最直观的印象。

杜诗《七歌》最后一章道：“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不仅照应了首章，也点出了该诗的题旨：男儿成名要早一些才好，致身富贵也不要太迟，如此年届五旬尚为果腹奔波，恐怕也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诗人在生活极度困顿的时候免不了要发发牢骚，这在他的诗歌中并不鲜见：“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与这里的“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俱是一样的愤激之语。

相比之下，陈子龙《七歌》的立意要显得激昂一些：《七歌》第一章就说“西京遗老江南客，大泽行吟头欲白”，诗人以遗老自处，以屈原自比，开头就将个人的际遇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第二首虽然写自己避地窜伏无所适从，但很明显诗人最伤心的还是国家的败亡和自己的回天无术。三章伤两京的陷落、五六章悼念恩师黄道周与挚友夏允彝、七章的自伤皆是与国家民族的兴亡、死生节义的抉择相关。如果说杜诗《七歌》是以一己遭遇映衬出时代的凄凉与悲哀，那么陈诗《七歌》则是以浓缩的语言将时代的苦难与个人的遭遇合盘端出。的确，在整首诗中，除了第五首悼念祖母高太安人之外，诗人竟然没有提到自己家庭其他的任何成员。据王法《三世苦节传》中说“越明年乙酉，……先生避地禾中，孺人扶衰亲，抱幼子，辗转流寓，备历艰辛……丙戌冬，……孺人远依诸弟于吴越间，不常厥居”。这里的“孺人”就是陈子龙的妻子张氏夫人，小陈子龙两岁。时年陈子龙独子陈嶷（沈氏妾出）只有三岁，此外，陈子龙尚有四个妹妹。丁亥年五月，陈子龙殉难后，幼子陈嶷四岁，尚不离怀抱。因为凶祸毕至，张孺人“乃抱孤儿，变姓氏，毁容赢服，远避山野。如是者累岁，嶷始成立，孺人乃还故乡”。然而亲人经受的这些颠沛流离之苦在这首诗中全然都没记述，不是因为他的铁石心肠，是因为在诗人的心中存在着“身死为国殇”的大志，这个“大志”已经超越生死的大限，在苦难中现出英雄的勇毅与矢忠。

2．在章法上：杜诗法度森严、细密有致；陈诗恢宏跌宕，形散神合。

就章法而讲，陈子龙的这首拟作与杜甫的《七歌》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点。杜诗向来以法度森严细密有致见长，这首《七歌》首尾两章相互照应，余下五章皆自首章引出。而此开阖照应在陈子龙的这首《七歌》中也有很好的体现：陈诗《七歌》全诗首尾两章互相照应，首章着力塑造出天寒地倾中白头凌乱、行吟大泽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已经奠下了整首诗歌孤绝愤激、血泪斑驳的情感基调。尾章追想生平，自述其志，以郁结无奈作结，照应开头，余下五章基本上也是一章歌一事或一人。这一点与杜诗《七歌》颇为相似。

不过，在细微层次上杜诗与陈诗则略有不同。

杜诗《七歌》首章“有客有客”、次章“长镌长镌”、三章“有弟有弟”、四章“有妹有妹”基本上是并列推进，每一章的结句也从“歌已哀”、“歌始放”到“歌三发”、“歌四奏”把情感层层推向高潮。从第五章“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开始，声调突然变化，用繁复急促之语，外景落笔，归于“我生何为在穷谷”的自问，为结句“魂招不来”铺垫。第六章“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能键枝相楞”声调稍稍缓和，动静有致，转而感叹时世。五六章的结句也转为“歌正长”、“歌思迟”直至结尾的“悄终曲”。这些细微层次的腾挪变化着实体现出杜甫作诗技艺的高妙与老道。

不过这样的变化在陈子龙的《七歌》中并没有被刻意模拟：最明显的莫过于陈诗没有袭用“有弟有弟”、“有妹有妹”这样的顺次咏叹。全诗二章写自己，三章伤二京，四、五、六章特别悼念三人：祖母高太安人、恩师黄道周和挚友夏允彝，写他们离世给自己带来的悲痛，虽然没有明讲，但用语隐约而不减力度。四章中的“弃官未尽一日养”、五章中的“殉国何妨死都市”、六章中的“予为蕙兮子作兰”分别暗示了所悲悼的这三个对象。如果说前面的一二三章是外部环境落笔描写诗人的愤激与孤绝，那么四、五、六章是将笔触深入到他的内心，写亲人故友的相继离世，将胸中的郁结之气推向顶点。

3．在表现手法上：杜诗长于赋笔，浓淡相宜，风格苍劲；陈诗长于抒情，用语隐约，设色鲜亮。

在表现手法上，杜诗《七歌》长于赋笔，多叙事与写实，又时现夸张与抒情，陈诗《七歌》多用抒情之笔，用语隐约凝炼而设色鲜浓。这也是在总体上杜诗《七歌》比陈诗《七歌》在章法上略显多变而色泽却略显苍老的原因所在。刘熙载言：“长篇以叙事，短篇以写意。”篇幅较长的诗歌如果多用赋笔写实叙事，就会使得诗歌在内部的层次上显得虚实共生、浓淡相宜，避免章法上的板滞少变。与杜诗多用赋笔相反，陈诗《七歌》中抒情的成分占了绝对的比重。除了一、二首中“大泽行吟头欲白”、“短衣皂帽依荒草，卖饼吹箫杂佣保”等少数写实的句子外，大部分的地方都是类如“阳春白日不相照，剖心堕地无人惜”、“我独何为化萧艾，拊膺顿足摧心肝”、“固知杀身良不易，报韩复楚心徒劳”这样直接的情感抒发。

陈诗的这种运笔首先与诗人当时身处的这种天崩地坼、孤绝无援处境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境遇使得诗人心灵上所受的刺痛远远甚于肌体所受的折磨。可以说，杜甫是在苦难中尚有所期待，而子龙的苦难却几欲幻灭。其次，这与诗人的个性气质、创作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陈子龙才气纵横，性情豪爽，意态傲岸，《虎墩笔楚》中描述子龙的相貌“豹目卷发，人相其凶，又目上视，为盼刀眼”。其自撰年谱中曾经记载过崇祯元年自己与八股名家艾南英的一场争拗，原因由艾氏攻讦七子所起。争执中子龙“摄衣与争”，夏允彝等复社诸子纷纷相助，其后又作书往返，辩难不休。此是小事，陈子龙的个性可见一斑。其实不仅是这首诗，子龙别的诗歌也有用语凝炼浓烈，沉雄瑰丽的特点。他的《钱塘东望有感》诗云：“晓日四明霞气重，春潮三浙浪云开。……依旧谢公携伎处，红泉碧树待人来。”意境开阔畅荡，气势高华俊爽，颇有杜诗《登高》的神韵。与《七歌》同作于丙戌的《秋日杂感客吴中作》其一有句：“丹枫锦树三秋丽，白雁黄云万里来。……振衣独上要离墓，痛哭新亭一举杯。”也体现了陈子龙诗作开阖淋漓、虚多实少而又设色浓丽的特点。

陈诗《七歌》的设色在总体上比杜诗《七歌》要鲜亮，后者则略显苍老。七首诗中表现色彩的字眼如“阳春白日”、“煌煌大明”、“血泪红”、“黄金台”、“黄旗紫盖”、“暗冰雪”、“白日暮”、“黑云陵颓”、“碧染铜山血”、“琼琚缟带”、“湘水寒”、“海波竭”、“青天”形成一组多彩的意象图画，其中尤以“白日”、“血红”这两个意象最为突出。陈子龙能够吸收六朝、初唐乃至晚唐诗作在词彩没色上的长处，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既遵循古典诗歌体裁法度的要求，又能够自铸伟辞，使得他的诗歌显现出不同寻常的个性色彩。朱笠亭《明诗抄》将他列为明代最后一位大诗人，说：“七言古，杜诗出以沈郁，故善为顿挫；李诗出以飘逸，故善为纵横。卧子兼而有之：其章法意境似杜，其色泽才气似李。”这些评论也是对陈子龙这首《七歌》表现手法一个很好的概括。

4．在声韵上：杜诗顿挫多变而略显率意；陈诗整饬凝重稍显板滞。

从声韵上来讲，杜诗《七歌》七首诗都是前六句押一个韵，至后二句忽然变韵，这与陈诗《七歌》完全一样，只是在细微之处略有变化。

具体来讲，杜诗在内部声韵的转换上显得多变而略显率意：一、五两首前六句仄声韵，后两句平声韵，是由仄入平；三、四两首则相反．从平声韵变为仄声韵；第二首是由仄声韵转入另一个仄声韵，第六首由平声韵转入另一个平声韵；第七首是由仄声韵转入人声韵，以结束全篇。

陈诗在内部声韵的转换上则显得更为整饬。其每一首的换韵是这样的：一、二首首六句用仄声，末尾用平声；三四首则相反，首六句用平声，末尾归于仄声；五六七则出现变化，五首由仄声到平声，六首由平声归于仄声，七首又以平声开始，末尾两句以入声作结。七首中每一首前六句与后两句的平仄相反，没有例外。如果撇开单首的尾韵不说，从第一首到第七首的用韵甚至出现“仄仄平平仄平平”这样错落有致的变化一杜诗与陈诗在尾韵的唯一不同在于杜诗尾韵从一章到七章层次递进比陈诗清晰：社诗为“歌已哀”、“歌始放”、“歌三发”、“歌四奏”、“歌正长”、“歌思迟”直至结尾的“悄终曲”，而陈诗为“声彻云”、“血泪红”、“反乎覆”、“动行路”、“愁夜猿”“歌哽咽”、“歌不息”，明显不如杜诗节奏流畅、章法完整。

三、杜诗《七歌》仿作的大量出现映射出易代诗人一段血泪斑驳的乱离心史

唐以后，杜诗《七歌》的仿作很多，特别是身处干戈扰攘、世积离乱的诗人，更容易产生这样的共鸣。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在被元军俘获后押往大都的途中所做的《六歌》即是杜诗《七歌》的模拟之作，凄哀悲绝催人泪下。明清之际，仿少陵作《七歌》者尚不止陈子龙一人。王夫之也有《仿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有句云“有妻有妻哭父死，匆匆槁葬垤如蚁”，“有子有子头如拳，母死不哭啼笑喧，天崩地裂不汝恤，其生其死如飘蓬”，此诗作于明亡后丁亥年夏，读之字字血泪，令人肝肠寸断。《板桥杂记》的作者余怀在明存之时虽无功名，明亡后一直以明遗民自居。他有一首《效杜甫七歌在长洲县作》也是写于丙戌年，当与陈子龙的《岁晏仿子美同谷七歌》是同一年之作。诗中不仅记述了甲申亡国后“蚩尤夜扫兵满眼”、“沟壑未填骨髓枯”的凄惨图景，也记述了母亲、妻子与朋友的不幸遭遇。第三章写道“有妻有妻骊瑶玖，十年为我闺中友。……岂知豺狼入我户，使汝惊悸遂不寿。呜呼四歌兮歌转悲，饥乌夜夜啼孤儿”。从诗中得知，余怀的妻子是因为贼兵人室受惊吓而死去的，留下年幼的子女日夜啼饥号寒。在清初的文坛上，余怀的名字颇为有学识的文人推崇，而他的这酋仿杜诗《七歌》也是他众多诗歌中的代表作。顾宪成的曾孙顾贞观曾作《山左蒙阴山中七歌》分别怀念双亲、兄、姊、子，以及好友吴汉槎，也是仿效杜诗《同谷七歌》的体例，只是时间已到了顺治十八年，已经渐渐远去了干戈乱离的年代，不能与陈子龙、王夫之、余怀这些身处乱离的诗人学者之作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