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金边龙舌兰可以家养吗:对百年中国言论史的沉痛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6:27:25
傅国涌的《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以“编年体”这种独特的言说方式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民族长达一个世纪的言论记忆，透过这些言论记忆，我们完全可以窥视到一个古老民族在通往现代之路上踽踽独行的悲惨脚印。它全方位地展现了一个个可爱的民族脊梁，他们勇气可嘉，诅咒黑暗，赞美光明，追求真相，捍卫正义，责无旁贷，义无反顾，也百折不饶，但他们前行的脚步却出奇的沉重，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一个脚印就像一个血迹斑斑的伤口，在神州大地上沉痛诉说着沧桑历史的无限悲凉。
凡是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都知道中国古代存在着这么两句针对统治者的谏言，一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遗憾的是，在皇权掌控一切的专制统治下，它们只不过是一种言语骗局，在更多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专制统治者，都依靠手中的无限权力，进行封嘴式的严酷统治。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面对庞大的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汉族，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在中原站住脚跟，一方面进行无条件的文化投降，一方面进行封嘴式的暴力镇压。在异族的铁蹄统治下，神州大地万马齐喑，言论自由归零，“文字狱”就是其中最为生动的历史样板。
到了清朝末年，这个依靠野蛮暴力维持专制统治的封闭王朝，终于被先进的西方文明敲破了权力的大门，教堂的不断出现，就幽暗诉说着一个王朝的文化缺口越来越多，而租界的不断出现，则无奈诉说着一个王朝的权力缺口越来越大，这就为近代中国的言论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可以说，假如没有西方文明的强势输入，没有租界提供的权力庇护，百年中国言论则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它日后的发展壮大了。而报纸这一新兴的文化载体在中国的诞生，则为百年中国言论史拉开了别开生面的序幕。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具有广大流通领域的传媒工具，报纸不仅赐予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色彩，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交流方式，也从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一个告别旧文化、迎接新文化的革命大时代悄悄来临了。
在《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里，傅国涌将百年中国言论史大致分为四个“时代”：梁启超的“新民”时代、陈独秀的“青年”时代、张季鸾的“大公报”时代和储安平的“观察”时代。显然地，作者之所以把《新民丛报》、《新青年》、《大公报》、《观察》等作为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四大“金刚”，是因为它们不仅独树一帜，发展和完善了报纸的言论职能，成就了“一代报人”，具有典型的代表价值，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文明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例如，梁启超开创的“新民文体”，就犹如一声春雷，为一个民族的觉醒和启蒙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陈独秀开创的“新青年时代”，则犹如狂风暴雨，对中国的既有文化进行了深刻的精神洗礼。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张季鸾、胡政之等杰出报人开创的《大公报》，它一直坚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利用独立的民间姿态，顽强地对抗着强权，在中国言论史上写下了浓郁的一笔，也为热爱言论自由的后代报人做出了伟大的楷模。而储安平开创的《观察》正处一个政权飘摇的黑暗时代，其以 “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立场，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宣告着国民党腐败统治的衰亡，完成了百年中国言论史上蔚为壮观的谢幕演出，也成为了言论史上的世纪绝唱。
从百年言论史里，我们可以看到，报纸作为一种新兴的言论平台，正是以其独特的交流、沟通方式，为“文人论政”提供了可能，而它也义无反顾地从“开启民智”，上升到“监督权力”，进一步完善了报纸的职能，也进一步体现了言论自由的实质——所谓的言论自由，它在本质上是为了监督政府和限制权力。如果报纸仅仅拥有“开启民智”的功能，那么，它就与传统书籍没有多少区别，但当它一旦拥有了“监督权力”的职能，它就能够在第一时间监督政府和限制权力，那么，它就超越了传统书籍的封闭性，走向了自由论政的开放性，当之无愧地成为民主宪政的重要阵地。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不可能拥有民主宪政。
当然，在百年言论史中，最让人钦佩的还是那些为了言论自由而失去了生命的报人和作家。虽然“文人治国”存在着巨大风险，“文人误国”也成为了历史的笑柄，关于“文人误国”，著名学者朱学勤有过精辟的论述，文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旦参与政治，掌握了权力，就极容易走进幻想，推崇的是“闪电革命”，而非“阳光革命”。但是“文人论政”体现的是真实的“舆论监督”，与“文人误国”有着天壤之别。然而，正是因为“文人论政”监督了政府，揭露了真相，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甚至威胁到当权者的地位，所以，“文人论政”往往就被污蔑为“文人误国”，成为权力的压迫对象。在这里，独裁者绑架了国家，动不动就以“叛国”、“通敌”等罪名扼杀言论自由，显示了独裁者面对舆论监督时内心的极大恐惧。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作恶多端，必然不敢面对舆论监督，所以，历史上所有的独裁者，都视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为洪水猛兽。据说史量才曾与蒋介石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你有枪，我有报”的对话，天真的史量才以为只要拥有舆论阵地就能与独裁者相抗衡，但手握绝对权力的独裁者并不买舆论监督的帐，他脑子里想的只有暴力镇压。当然，不尊重言论自由的独裁者最后也会得到历史的报应，残杀史量才的蒋介石最后也几乎被言论界集体唾弃。
在百年中国言论史上，摧残言论自由的历史事件可谓不少，被残杀的记者（包括编辑、作家等）也多得枚不胜数，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沈荩、卞小吾、邹容、宋教仁、李大钊、邵飘萍、林白水（邵飘萍、林白水被害于同一地点，前后不过100天，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史量才、廖仲恺、刘熠生、杨杏佛、陆蠡、羊枣等等，此外被取缔的报刊和被下狱、毒打的报人更是多如牛毛，难得的是，傅国涌都将其一一记录在案，显示了一个学者的渊博学识和严谨态度，特别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行将被历史遗忘的报人，为言论自由作出了太多的牺牲，只有到了这一部《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才得以被集体昭示，成为百年中国言论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若泉下有知，也当能得到些许的慰籍。从百年言论史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社会越是处于战乱、动荡时期，其言论自由就越是遭受到严酷的钳制。所以，所谓的言论自由，其实与一个政权的稳定（安全）系数有关，当一个政权遭遇到严重威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时候，其必然变本加厉地压制言论自由。清末时期如此，袁氏时期如此，张作霖时期如此，北伐时期如此，抗战时期如此，国共内战时期更如此。因此，在和平时代追求言论自由，其付出的代价要比动荡时代小得多。
在“文人论政”的庞大家族里，论政文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报人，包括编辑和记者等，二是学者，包括自由撰稿人，三是政客，也即具有党派色彩的文人。当然，在这三类文人中，前两类报人、学者与第三类政客并非泾渭分明的，有许多政客同时也办报，其本人也是学者身份，也参与政治。也有一些政客是靠办报和自由撰稿而出名的。在上述被残杀的文人当中，宋教仁、李大钊、廖仲恺、杨杏佛、羊枣等就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背景，他们的死亡，当然也可以看作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那些独立的报人和学者，他们没有党派背景，他们完全是出于捍卫自由、民主和正义而发言，他们就不应该成为政治斗争的对象。可恨的是，在独裁者的眼里，那些推崇和追求自由、民主、正义和真相的人，即使社会威望有多高，即使彼此之间有私交，一旦触犯了他的既得利益，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可怜的正义人士，他们脆弱的体肉阻挡不了子弹的穿透，只能以性命捍卫永恒的自由和正义。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历史存在！当我看到邵飘萍被军阀杀害后，其遗体从掩埋处掘出的照片时，我无法形容内心的震撼和沉痛。无疑地，暴力只能毁灭一个人的肉体，但绝对不能抹杀一个人的精神，追求自由、民主和正义正是人类的天性，代代相传，前赴后继，任何专制暴力都阻止不了，也毁灭不了。
百年中国言论史到了1949年戛然中止，个中原因相信人人知晓。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存在。可喜的是，“文革”之后，中国执政党坚持改革开放，逐渐开放言论自由，中国社会也因此得到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特别的国情，言论自由还相当不自由，虽然宪法早已赋予中国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因此，摆在广大良知媒体和正义记者、文人面前的是，如何在和平年代继承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宝贵遗产，义无反顾地续写中国言论史的辉煌篇章。在市场经济里，报纸、网络等媒体追求商业盈利无可菲薄，但是，切勿丧失“开启民智”和“监督政府”的核心价值。在此谨向中国所有的良知媒体和正义记者、文人致敬！
凡是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都知道中国古代存在着这么两句针对统治者的谏言，一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遗憾的是，在皇权掌控一切的专制统治下，它们只不过是一种言语骗局，在更多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专制统治者，都依靠手中的无限权力，进行封嘴式的严酷统治。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面对庞大的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汉族，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在中原站住脚跟，一方面进行无条件的文化投降，一方面进行封嘴式的暴力镇压。在异族的铁蹄统治下，神州大地万马齐喑，言论自由归零，“文字狱”就是其中最为生动的历史样板。
到了清朝末年，这个依靠野蛮暴力维持专制统治的封闭王朝，终于被先进的西方文明敲破了权力的大门，教堂的不断出现，就幽暗诉说着一个王朝的文化缺口越来越多，而租界的不断出现，则无奈诉说着一个王朝的权力缺口越来越大，这就为近代中国的言论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可以说，假如没有西方文明的强势输入，没有租界提供的权力庇护，百年中国言论则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它日后的发展壮大了。而报纸这一新兴的文化载体在中国的诞生，则为百年中国言论史拉开了别开生面的序幕。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具有广大流通领域的传媒工具，报纸不仅赐予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色彩，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交流方式，也从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一个告别旧文化、迎接新文化的革命大时代悄悄来临了。
在《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里，傅国涌将百年中国言论史大致分为四个“时代”：梁启超的“新民”时代、陈独秀的“青年”时代、张季鸾的“大公报”时代和储安平的“观察”时代。显然地，作者之所以把《新民丛报》、《新青年》、《大公报》、《观察》等作为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四大“金刚”，是因为它们不仅独树一帜，发展和完善了报纸的言论职能，成就了“一代报人”，具有典型的代表价值，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文明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例如，梁启超开创的“新民文体”，就犹如一声春雷，为一个民族的觉醒和启蒙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陈独秀开创的“新青年时代”，则犹如狂风暴雨，对中国的既有文化进行了深刻的精神洗礼。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张季鸾、胡政之等杰出报人开创的《大公报》，它一直坚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利用独立的民间姿态，顽强地对抗着强权，在中国言论史上写下了浓郁的一笔，也为热爱言论自由的后代报人做出了伟大的楷模。而储安平开创的《观察》正处一个政权飘摇的黑暗时代，其以 “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立场，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宣告着国民党腐败统治的衰亡，完成了百年中国言论史上蔚为壮观的谢幕演出，也成为了言论史上的世纪绝唱。
从百年言论史里，我们可以看到，报纸作为一种新兴的言论平台，正是以其独特的交流、沟通方式，为“文人论政”提供了可能，而它也义无反顾地从“开启民智”，上升到“监督权力”，进一步完善了报纸的职能，也进一步体现了言论自由的实质——所谓的言论自由，它在本质上是为了监督政府和限制权力。如果报纸仅仅拥有“开启民智”的功能，那么，它就与传统书籍没有多少区别，但当它一旦拥有了“监督权力”的职能，它就能够在第一时间监督政府和限制权力，那么，它就超越了传统书籍的封闭性，走向了自由论政的开放性，当之无愧地成为民主宪政的重要阵地。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不可能拥有民主宪政。
当然，在百年言论史中，最让人钦佩的还是那些为了言论自由而失去了生命的报人和作家。虽然“文人治国”存在着巨大风险，“文人误国”也成为了历史的笑柄，关于“文人误国”，著名学者朱学勤有过精辟的论述，文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旦参与政治，掌握了权力，就极容易走进幻想，推崇的是“闪电革命”，而非“阳光革命”。但是“文人论政”体现的是真实的“舆论监督”，与“文人误国”有着天壤之别。然而，正是因为“文人论政”监督了政府，揭露了真相，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甚至威胁到当权者的地位，所以，“文人论政”往往就被污蔑为“文人误国”，成为权力的压迫对象。在这里，独裁者绑架了国家，动不动就以“叛国”、“通敌”等罪名扼杀言论自由，显示了独裁者面对舆论监督时内心的极大恐惧。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作恶多端，必然不敢面对舆论监督，所以，历史上所有的独裁者，都视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为洪水猛兽。据说史量才曾与蒋介石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你有枪，我有报”的对话，天真的史量才以为只要拥有舆论阵地就能与独裁者相抗衡，但手握绝对权力的独裁者并不买舆论监督的帐，他脑子里想的只有暴力镇压。当然，不尊重言论自由的独裁者最后也会得到历史的报应，残杀史量才的蒋介石最后也几乎被言论界集体唾弃。
在百年中国言论史上，摧残言论自由的历史事件可谓不少，被残杀的记者（包括编辑、作家等）也多得枚不胜数，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沈荩、卞小吾、邹容、宋教仁、李大钊、邵飘萍、林白水（邵飘萍、林白水被害于同一地点，前后不过100天，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史量才、廖仲恺、刘熠生、杨杏佛、陆蠡、羊枣等等，此外被取缔的报刊和被下狱、毒打的报人更是多如牛毛，难得的是，傅国涌都将其一一记录在案，显示了一个学者的渊博学识和严谨态度，特别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行将被历史遗忘的报人，为言论自由作出了太多的牺牲，只有到了这一部《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才得以被集体昭示，成为百年中国言论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若泉下有知，也当能得到些许的慰籍。从百年言论史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社会越是处于战乱、动荡时期，其言论自由就越是遭受到严酷的钳制。所以，所谓的言论自由，其实与一个政权的稳定（安全）系数有关，当一个政权遭遇到严重威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时候，其必然变本加厉地压制言论自由。清末时期如此，袁氏时期如此，张作霖时期如此，北伐时期如此，抗战时期如此，国共内战时期更如此。因此，在和平时代追求言论自由，其付出的代价要比动荡时代小得多。
在“文人论政”的庞大家族里，论政文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报人，包括编辑和记者等，二是学者，包括自由撰稿人，三是政客，也即具有党派色彩的文人。当然，在这三类文人中，前两类报人、学者与第三类政客并非泾渭分明的，有许多政客同时也办报，其本人也是学者身份，也参与政治。也有一些政客是靠办报和自由撰稿而出名的。在上述被残杀的文人当中，宋教仁、李大钊、廖仲恺、杨杏佛、羊枣等就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背景，他们的死亡，当然也可以看作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那些独立的报人和学者，他们没有党派背景，他们完全是出于捍卫自由、民主和正义而发言，他们就不应该成为政治斗争的对象。可恨的是，在独裁者的眼里，那些推崇和追求自由、民主、正义和真相的人，即使社会威望有多高，即使彼此之间有私交，一旦触犯了他的既得利益，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可怜的正义人士，他们脆弱的体肉阻挡不了子弹的穿透，只能以性命捍卫永恒的自由和正义。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历史存在！当我看到邵飘萍被军阀杀害后，其遗体从掩埋处掘出的照片时，我无法形容内心的震撼和沉痛。无疑地，暴力只能毁灭一个人的肉体，但绝对不能抹杀一个人的精神，追求自由、民主和正义正是人类的天性，代代相传，前赴后继，任何专制暴力都阻止不了，也毁灭不了。
百年中国言论史到了1949年戛然中止，个中原因相信人人知晓。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存在。可喜的是，“文革”之后，中国执政党坚持改革开放，逐渐开放言论自由，中国社会也因此得到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特别的国情，言论自由还相当不自由，虽然宪法早已赋予中国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因此，摆在广大良知媒体和正义记者、文人面前的是，如何在和平年代继承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宝贵遗产，义无反顾地续写中国言论史的辉煌篇章。在市场经济里，报纸、网络等媒体追求商业盈利无可菲薄，但是，切勿丧失“开启民智”和“监督政府”的核心价值。在此谨向中国所有的良知媒体和正义记者、文人致敬！
跪求!著作最谨严岂徒中国小说史,遗言犹沉痛莫做空头文学家.是对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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