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阳光女人图片:“伍豪脱党事件”策划者张冲如何成为周恩来密友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0年第4期 原题为《周恩来与张冲：从对手到密友》

张冲，原名张绅，字淮南（又字怀南），浙江省乐清县茗屿乡官头村人，生于1903年1月18日。张冲少而聪慧，文思益广。1919年考入位于温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发起组织“醒华学会”，积极参与爱国活动，成为温州学生界的活跃人物。1922年夏，考入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是年加入国民党。1925 年，他以官费生转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次年又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在东北期间，张冲曾秘密进行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活动，担任过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

1929年，张冲返回南京，由同乡同学萧铮、郑亦同等引荐，始受知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先后担任国民党哈尔滨党部特派员、天津市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长等职。张冲才华出众，熟谙俄语，又通晓苏联事务和党务，深得陈氏兄弟器重。20世纪 30 年代初，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成为一名狂热的反共分子。1932年2月，曾一手策划炮制了震动上海的“伍豪事件”。即以周恩来的笔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多家报纸上刊登“伍豪脱党启事”，以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可以说，周恩来与张冲是一对老对手。

可到了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又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务必于6月6日去上海北口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启事”仍然出自张冲之手，但却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探路。

张冲受命放出这只“试探气球”，不是没有缘由的。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团结抗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著名的 《八一宣言》 ），呼吁停止内战，反蒋抗日，建议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首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天晚上，张冲属下的“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收听到了这一宣言，张冲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和其他要员。此后，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努力，国共两党关系有所松动，接触渠道有所沟通，秘密交往有所增多，而张冲本人思想也有所变化。张冲在调查科任上，确曾竭尽全力，出谋划策，大搞特务活动，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情报资料，事实使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并非是“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特别是《八一宣言》对他触动很大，他对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他曾对部下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

《申报》 的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鉴于几年前的教训，中共经慎重考察，几经曲折，终于由潘汉年出面与张冲联系上了。潘汉年与张冲等在上海、南京经过多次接触，商谈了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随后，潘汉年于 8月8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此次会晤的有关情况。3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我党“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通蒋抗日”。

就在国共代表初步往来以及中共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之际，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亦被扣押，失去了自由，国共双方亦一时失去了联络。不久，事变在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有了新的转机。在西安，蒋介石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以“领袖人格”相担保。但他又要避日本人和“亲日派”的耳目，国共间的往来还是采取秘密方式。此时的张冲则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脱离了“调查统计”工作，这位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被委任为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

五次会谈　折冲尊俎

1937年2月初，潘汉年带南京政府谈判代表之一的张冲重返西安，介绍他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见面，商谈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这次引荐为两党举行西安谈判铺平了道路。

2月9日，国共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等。会谈历时1个月，其间，国民党方面主谈者张冲带着蒋介石的意见，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这时，国民党内有人放出口风：“淮南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张冲闻知后坦然处之，他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

会谈最初较为顺利，达成了一些协议。张冲还向周恩来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电告中央请示。这年4月中旬，蒋经国从莫斯科抵达上海，毛泽东、周恩来派李克农同张冲到上海见蒋经国，希望蒋经国以民主思想影响蒋介石。而西安会谈最终虽因顽固派推翻已达成的协议而未取得理想结果，但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在四、五、六月里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军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

由于西安会谈收获不大，中共认为有必要与蒋介石直接谈判，双方商定在杭州再次举行会谈。于是，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由西安飞抵上海，在潘汉年陪同下从沪抵杭，同正在西湖休养的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前一天，周恩来在上海先同宋美龄、宋子文等会晤，并通过宋美龄将中共意见转交给蒋介石。西湖会谈事关重大而又极其机密，谈判地点选择在西湖烟霞山烟霞洞。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就单刀直入，提出了中共的建议，表示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而蒋介石也显得很爽快，同意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出要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他个人合作，并称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具体问题都是枝节，容易解决。很显然，蒋介石的目的在于取消中共的独立性，把中共合并于国民党。

周恩来机敏过人，经验丰富，早已洞悉蒋的用心。他据理反驳，力陈我党的主张。双方你来我往，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艰苦谈判。周恩来和潘汉年在会谈中有理有据有节，而蒋介石和他的助手张冲则理亏因而谈不过对方，终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搞个共同纲领规范两党行动的建议，并商定由周恩来回陕北起草这个纲领。

中共中央对首次国共最高级正式会谈所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认为“结果尚好”。而此次西湖会谈，张冲做了许多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加深了他与中共的谅解与友谊。周恩来为表诚意，特地与张冲在下榻的别墅前单独合影，留下了此次西湖会谈唯一的纪念物。

此后，国共代表自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共举行了 6 次正式谈判，历时7个月，其中，周恩来与张冲进行过几十次会晤磋商与正式会谈，终于扫除了重重障碍，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曾这样回顾道：“为商两党团结事，几朝夕往返，达三四月。彼时，甚至以后，参与其事者固不仅先生一人，唯先生为能始终其事。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在这段时间，有一件事对张冲的思想影响很大。那是1937年6月下旬，国民党考察团由张冲牵线搭桥，访问延安。张冲随团参观考察了延安的机关、学校、工厂。毛泽东也在一周内4次会见考察团成员，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出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满腔热忱的敬业态度、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张冲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与他的几次单独长谈，气氛友好，关系融洽。中共领袖情真意切，光明磊落，使张冲深受教益，切身体验到中国共产党为国为民的殷殷诚意；而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不记个人怨仇的博大胸怀，更使张冲十分感佩。事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这说明，他的思想、感情与顽固派已有了明显差异。张冲此次延安之行，还与中共建立了秘密的电台联系。此前西湖会谈时，蒋介石就已将一部密码交与周恩来带回陕北，以供两党联络之需。

张冲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后，亲自布置“中统”香铺营电台与延安定时联络，沟通信息。凡有陕北来电，张冲必守着译电员译好，随即拿去面交蒋介石。蒋介石有什么答复，口授要点后，他当即拟成电文，待蒋点头认可，立刻赶到香铺营电台，守着译电员译码，等到报务员发完后才放心离开。

风雨同舟　力维大局

在张冲与周恩来频繁接触的 6 年多（1936年-1941年）时间里，虽然两人各自代表所属党派的立场，但正如周恩来后来在《新华日报》代论《悼张淮南先生》中所言：“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

“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

张冲也十分钦佩仅长他几岁的周恩来的为人和才干，他常说：“周恩来先生是当代出色的政治家。如果共产党取得政权，担任外交部长的一定是周恩来先生。”当然，他们之间的接触交往不都是一团和气、一帆风顺的，但每当遇到问题发生争执时，双方都能以“敌人所欲为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准则互相勉励，互相提醒，进而增进了信任，加强了友谊，为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冲性情随和，为人豁达，聪慧敏锐，能言著辩，他“为国民党的青年中委，但从未以此骄人，且曾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亦从未染近日‘调查统计’工作的习气，在平时接人待物，尤极谦和，而青年英俊之气，亦未稍衰”（周恩来语）。加之他学贯中西，见多识广，思想较为开朗，故而容易接受新事物，听得进不同意见。周恩来对他“这种动定咸宜的守身立世之道”极表赞赏。

在大敌当前、共御外侮的斗争中，在国共合作的交在中，张冲受到周恩来诸多方面的影响，思想认识有了很大进步，为联苏联共、团结抗日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他置顽固派的攻击陷害于不顾，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帮助。在重庆，凡周恩来对蒋介石提出要求和见蒋，或蒋介石要见周，都由张冲代为转达和安排，并居中周旋，从大局处努力。在顾问处常可听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而张冲接电话时通常总是用这样的话开始：“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两人关系融洽由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住处处在特务的重重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进出，开展工作。有时实在没办法，就将他们的会晤地点放在重庆枣子岚垭张冲的寓所“乐庐”。一次，重庆都邮街发生了所谓的“民众”捣毁苏联驻华使馆的不幸事件，张冲即于大风雨中陪伴周恩来到现场勘查，以保护中共代表的安全。周恩来之所以能在 1939 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回乡省亲，后顺利返回延安议事，都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

是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令后，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上飞机才放心。事后，张冲愤愤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在交往中，周恩来除了对张冲的一些错误观点及时给予指正外，还特别注意用事实纠正其偏见。如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屡遭特务破坏干扰，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力所能及的制止措施。

1941年1月初，国民党悍然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举世为之震惊。张冲闻讯，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他看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真相、颠倒黑白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在地上，双手交于背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许久不发一言，气得饭也不吃。而当《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有关社论报道，揭露事件真相后，民心沸腾，他则深表同情。

1月18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2 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部又遭破坏，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十二小学的宪兵队门前盘桓交涉达两个多小时。最终迫使宪兵队退还被扣压的报纸，周恩来随即将报纸当场分发给围观的群众。当夜，我党干部陈家康（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

张冲出此悲言，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力促国共合作的如此作为，自然深遭顽固派之嫉恨，意欲除之而后快。就在此时，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当张冲谈及国民党应继续与共产党合作的观点时，与会的一个死硬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猛然还将茶杯向张冲掷去，幸而未中。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加之对时局的担忧，自感回天无力，心情沉重，甚至准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心态。张冲对周恩来说：“一朝之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

这一时期，张冲的处境确实很艰难。他既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想极力弥合两党裂痕；却又必须不折不扣地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周旋。己所不欲者而为之，矛盾而又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他在蒋介石和中共代表间频频穿梭往来，以期双方都能做些让步。但中共历来不拿原则做交易，更何况一月“皖南事变”、二月“报事”、三月“参政会风波”、四五月“中条山战役”都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发动制造的。一次，为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一事，张冲与周恩来连续谈了3个小时。他苦苦哀求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出席参政会，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请求也可以。周恩来马上劝道：这不是个人问题，政治压迫、军事进攻、人身伤害，我们确实无步可让。经过中共的坚决斗争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影响，蒋介石才软了下来，又是召见周恩来，又是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国共关系才趋向一定缓和。

然而，虽然蒋介石还要用张冲做挡箭牌，对他“慰勉有加”，并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虽然张冲仍置顽固派的攻击陷害于不顾，为国共继续合作而奔走呼号，但他已预感到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遭受顽固派的毒手，心情至为沉痛。他每天一回家便反常地大声叫喊着夫人的名字，担心家中出什么变故。

一天，张冲叫来顾问处会计叶玉刚，郑重嘱咐：“顽固派对我在国共两党间的折中很有意见，近来我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他们暗杀。”说完，取过信笺，给家属立下遗嘱，并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箱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能留下一书半纸。”张冲逝世后，周恩来也嘱咐叶玉刚，将他与张冲的往来信件烧掉。迫于形势，大量珍贵的信件被毁，殊为可惜。

张冲虽未遭顽固派的毒手，却不幸于1941年6月染上恶性疟疾。他起初没有介意，仍力疾从公，为国共团结奔走操劳。周恩来多次前去探视，在病榻前轻声慰问，关切备至。张冲于病榻上还不忘国共合作，询问两党关系近况。后病情加重，他自知不起，嘱周恩来与自己的后继者（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保持联系，免使国共关系冷淡。当时，日军飞机日夜不停地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加之气候炎热，医护不周，政敌刁难，8月1日，张冲在重庆郊外40里的云龙旅馆山洞内病逝，年仅38岁。

斯人即逝，国共两党都为之痛惜。两党主要领导人纷纷致电家属唁慰。中共中央还同意周恩来提议，为张冲追悼会捐赠了3万元，并委托周恩来、董必武拟送了挽联。

与张冲从对手到密友的周恩来，在时局艰难险恶的情形下，对张冲的病逝尤感哀痛。在张冲的追悼会上，周恩来发表了历时20分钟的演讲。讲到后来，感情激动，语不成声，闻者无不动容。事后，特务头目徐恩曾感叹道：“周恩来真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里来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指示当日的《新华日报》刊出悼念张冲的专页，并撰写了2000余字的纪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作为《新华日报》社论，肯定张冲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所做出的贡献。

解放后，周恩来仍未忘记张冲这位“安危与共，风雨同舟”的朋友。1949年开国大典时，周恩来遇到张冲的同乡、著名医学专家洪式闾教授，还特意提起张冲，说张冲是他的好朋友。周恩来对张冲所遗子女也格外关照，长子张炎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进了华东军政大学，女儿张雪梅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