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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才干，魅力与政治成就

袁世凯与中国现代化的“假晶现象”（一）——袁世凯的才干，魅力与政治成就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共的政治理念已由“革命”转化为“执政”。与此相伴，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发生了一场悄然而重大的转变：由过去的“革命史叙述”转变为现今蔚为主流的“现代化叙述”，即从过去以是否有利于革命作为评价一切事件与人物是否进步的标准，转变为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评价一切事件和人物是否进步的标准。所谓“现代化”不过是“执政”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随着这种“叙述模式”的重大转变，史学界对许多近代人物的的评价也自然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在近几年的史学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正面评价，人们发现，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冥顽不化的反动保守势力，反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做出过重要贡献，比如兴办近代工业、废除科举、扩大留学、兴办新式教育、实施议会政治等诸多方面，这方面的言论出现得多了，让人们觉得这些人不仅不是反动力量，反而是推进现代化的力量了。这种倾向进一步滋生下去，让一部分人甚至得出了革命不如立宪的“反革命”的结论。

和一切受政治理念影响的史学研究一样，“现代化叙述”也和当年的“革命史叙述”一样，出现了形式化的偏颇，当年不分清红皂白地攻击一切革命的敌人的一切方面，如今，又在不分清红皂白地吹捧一切现代推动人物的一切方面。历史学历来为政治之工具，这已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既然要为政治服务，出现这种与时俱进的叙述转换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革命史叙述”虽然退潮但尚未完全消失、“现代化叙述”虽然炙手可热但尚未到独霸天下的时候，正好给力图以客观的态度探究当时历史真实本相的学者提供了自由研究的空间。本文即是在两种非此即彼的主流史学叙述之外，对袁世凯在近代中国的实质意义所做的一种客观探讨。

1、袁世凯的才干，魅力与政治成就

如果不是后来恢复帝制，袁世凯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完美的人物。他出身于官宦之家，20岁前参加过两次科举乡试，均落榜，于是他将有关科举考试的书付之一炬，放言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耳”，遂弃笔从戎，到其嗣父袁保庆的老战友，淮军宿将、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手下当兵。

说起来，袁世凯这位“官二代”从其家庭中汲取的全是正面的营养，由于嗣父是军人，他从小便学会了舞枪弄棒、骑马打拳；而且还由于跟着在京城做过刑部侍郎的叔父袁保恒在京城读过书，其见识远比窝在项城乡下的一般青年宽阔。其生父、嗣父均在其还未成年时去世，所以，他也没怎么过锦衣玉食的少爷生活，反而从小就有养家糊口的责任感，他考不上科举，那倒不是因为他没有文才，恰恰相反，他的诗文写得不错，诗中有过这样的句子：“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气象宏阔，沉郁顿挫。他的奏表中也有这样的文字“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他的书法也不错，小楷端正平和，行书简牍则写得沉雄劲健。从他的天赋看，考中进士在智力上没问题，之所以考不上，的确是那种考试制度在当时已经完全堕落到束缚人、残害人的状态，他受不了那份逼人弱智的精神折磨。其实，比他更早些，就已经有优秀人物受不了科举折磨而出局的事例了，比如洪秀全、左宗棠。科举制由一种选拔人才的机制，变成了残害抑制人才的机制，也是近代历史中应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这里，我们只能说，没有任由科举制的折磨，是袁世凯心智健康的表现。

在吴长庆的军营里，袁世凯不是靠着嗣父的面子吃闲饭的，而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干起来的。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内乱，吴长庆率所部六营兵马奉命入朝平乱，当时23岁的袁世凯只是前敌营务处的一名帮办（相当于作战参谋），负责军需和勘定行军路线。吴长庆命令某营为先锋率先登岸，该营管带表示士兵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请求稍缓。吴长庆大怒，将该管带当场撤职，命令袁接替；袁世凯接替后，立即部署登陆，很快完成了任务。此后，袁世凯以代理管带的身份，率部向朝鲜京城进发。此时淮军已有暮气，军纪松驰，行军途中竟有士兵对朝鲜民众奸淫烧杀，袁世凯知晓后，一口气杀了七个违纪的士兵，提着违纪士兵的脑袋去见吴长庆。士兵被震慑住了，吴长庆也看到了袁世凯的胆略和手段，由此开始重用他。在朝鲜，袁世凯配合吴长庆将引起动乱的重要人物、朝鲜国王的生父大院君（相当于摄政王）李昰活捉，押解回中国。

此后，袁世凯驻扎在朝鲜，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有出色的表现，从他的所作所为看，是个智勇双全、对国家忠肝义胆的人物。他后来能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在李鸿章去世后，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一职，为全国督抚之首，实在是由于其本身过人的才干所致。至于袁世凯后来治军理政的表现，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细节可说，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多赘言。总之，如果从执政借鉴的角度品味袁世凯的治军理政之术，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物，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应该承认，不论按当时的标准，还是现在的标准，袁世凯都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

首先，他是一个敢负责、肯担当的人，他从来不回避责任，该自己承担的责任，从不诿过于人，凡是和他共过事的人都有这种看法。最明显的例子是恢复帝制失败，让机要局长张一麐为他起草撤销帝制的文件，张一麐一直反对帝制，曾当面向袁世凯提出过自己的意见，所以袁世凯首先向他道歉，说：“我昏聩，不能听你的意见，以致于到了这个地步，现在取消帝制的文件还得由您来起草。”张一麐为了给袁世凯找个台阶下就说：“这件事您是受了小人蒙蔽。”袁世凯反倒说：“不，是我自己不好，做错了事，不能怪罪别人。”

其次，他是个慧眼识英雄、爱惜人才，使人才能发挥作用的人。不可否认，在晚清官场上贪官庸吏众多的大环境下，袁世凯也和不少无能之辈结为好友，也有搂钱行贿之事，如他与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交往就是如此。但是，他所诚心结交的更多的是那些有才干、有激情、有热血的豪杰人物，这些人很多，政界中有李鸿章、荣禄、张之洞、徐世昌、唐绍仪；军界中有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学界中有严修；商界中有张謇、盛宣怀；科学界中有詹天佑，等等。这些人本身都是有能力、有原则的人，他们与袁世凯的友谊主要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并不是趋炎附势。当袁世凯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共同价值观的时候，他们就真心拥戴袁世凯；而一旦袁背离了大家共同的理想，他们也就会以各种方式反对袁世凯。比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在袁世凯被载沣开缺回家的时候，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一如袁世凯在台上时尊重他，在政治上听取他的意见。可一旦袁世凯倒行逆施时，这些人无不当面表达反对意见，并以或者辞职或者中立等实际行动加以抵制。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固然有蔡锷等进步党人反对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嫡系的北洋将领的抵制所致。再比如，唐绍仪这个人物，曾经留学美国，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在处理朝鲜危机时，他亲自佩刀持枪，护送袁世凯脱离险境，可谓是肝胆相照的生死弟兄，在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时，又充当袁世凯方的谈判总代表，全力促成和谈，革命后，出任第一任国务总理。但当袁世凯不遵重《约法》程序，沿袭前清官场人治之陋习、随意行事时，唐绍仪立即宣布辞职，挂冠而去。这些人有原则，也有情谊，当袁世凯死于忧愧之中，原来为反对他称帝而退隐的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反而出山，为他料理后事，修建陵园，尤其是段祺瑞，因为反对帝制而与鼓动帝制最力的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结下了很深的矛盾，以致当他来为袁世凯料理后事时，袁克定还以为是来报仇的。

过去的历史书中均把北洋军队听令于袁世凯解释他用私恩收买下属将士所致，并且无中生有地杜撰出袁世凯在军队中培植对他个人忠诚的故事，比如影响较大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竟然演出了北洋士兵们集体喊操时异口同声地说“吃的是袁大人的饭”的画面，这当然是瞎编乱造，莫说袁世凯没有这种想法，就是有这种想法，在当时也不敢这么做呀！事实上，袁世凯之所以能得到北洋将士的拥护，完全是基于他的政治理念反映了当时进步军人共同的价值观，他的行为风格，赢得了全军将士的敬佩与爱戴。比如在他训练新军时，从不克扣兵饷，发饷时，亲自在操场监督将军饷公平地发放到每位士兵手中。他身先士卒，以二品大员的身份和士兵一起出操，风里来，泥里滚。他任人唯贤，几乎没有因某人是家庭亲属和同乡故旧就加重用的。这种人物，放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的军队里，都会得到将士们的真心拥戴。

袁世凯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胸襟宽阔，有海纳百川的雅量，就是对曾经打击过他的政敌，也能公平对待。比如他在小站练兵时，有位御史胡景桂受人唆使，根据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上表参奏袁世凯“克扣军饷，诛戮无辜”，此事经荣禄调查后纯为子虚乌有。后来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这位胡景桂正好在山东按察使任上，是袁世凯的下级，但袁世凯没有挟私报复，在了解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胡景桂此人办事认真，颇有能力，所以，非常重用胡景桂，屡次向朝廷上奏，推荐胡景桂，并派胡景桂到日本考察学务，胡景桂也不负重望，在北洋早期推进新式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比如，摄政王载沣这个曾经想要了袁世凯命的老对头，革命之后，袁世凯对他一直尊重有加，从来没有寻机迫害。

正是因为有上述这么多的优点，袁世凯才得到了当时体制内上上下下的信任和拥戴，他的威信来自自己的信念、努力和人格魅力，人们拥戴他，是因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而他也确实做出了不俗的政绩。

按“现代化”的标准，袁世凯的主要政绩如下：

1、建立现代陆军：将袁世凯称为“中国现代陆军之父”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他将德国陆军的训练和管理体制引入中国，训练建立起了第一支中国现代陆军。他创办了保定军校等一系列专业军事院校，为后来数十年的中国军界培养了军事专业人才，保定军校的学员后来有不少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中都有不少将领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如叶挺和顾祝同就是保定军校的同学。

2、推进近现代实业的发展：最突出的例子是支持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如果没有袁世凯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条铁路早就夭折了。

3、推动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前后，袁世凯联络张之洞等重臣反复上奏，说服慈禧太后同意废除已经存在上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同时提出了可执行的方法，使得这项本来可能激起巨大波澜的改革事业进行得风平浪静。

4、建立新式教育：在袁世凯推动下建立起的新式学校至少有数十所，其中还包括直隶地区最早的女子公学。现在一些有名的大学溯及以往，其创办者就是袁世凯，如天津大学，其前身为袁世凯创办的北洋大学；山东大学，其前身为袁世凯创办的山东大学堂。

5、推动君主立宪运动：在清未君主立宪运动中，其实际的最高领袖当是袁世凯，他对上可以和慈禧说得上话，反复劝说君主立宪的好处，对下，以首席督抚的身份，对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和上流士绅有号召和导向作用。

6、劝说清帝逊位：和平解决武昌起义后全国的分裂局面，推动清帝逊位和南方的革命党人互为表里，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无疑是袁世凯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功绩，倘若他的立场发生动摇，那么国家很可能当时就陷入持久的内战之中。

节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三辑之《袁世凯与中国现代化的“假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