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碑刻

    从书法发展来说，汉代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尤其西汉初年（碑刻）书法，仍沿袭秦代的书法传统。现在可以看到西汉书迹有极少数的石刻（碑刻）。西汉的石刻，有《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群臣上寿刻石》、《鲁灵光殿址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五凤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王莽时期的《莱子侯刻石》等，其笔划简直，属于没有波势的隶书。还有《鲁北陛石题字》等。这些西汉石刻中，有一部分为篆书，大多数是承袭秦代小篆的风格。其中《鲁孝王刻石》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字体。

　　以上这些刻石的书体，基本上是方整的小篆，形成了汉篆体方、笔挺，结法密的特点。尤其是方折笔道，它是秦篆过渡到汉篆，以至汉隶的重大发展。尽管这些刻石的字数虽然不多，可是它是研究我国汉字字体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它的书法艺术成就很高，成为我国西汉隶书碑刻的代表作。

　　总之，到西汉时期，从以上所列举的一些刻石来看，有些为篆书刻石，可是已带有隶意。如《鲁北陛石题字》，其中的“月”字，虽为隶书，可是仍带有篆意。另外，西汉成帝以前的一些刻石中，其隶书和篆书并列使用，或者说是已参杂使用。可以从西汉的刻石中得到证实，如西汉《霍去病墓石刻》字，一石作“左司空”为篆书。可是，到了汉顺帝以后，汉隶已到了成熟的时期，秦隶便已绝迹。

　　这里必须交代清楚的是，到了汉朝，尤其是西汉初期，虽普遍使用隶书，可是也有用小篆的。《后汉书》光武记注说“汉制，帝之下书有：策书用篆书，三公罪免赐策，用隶书。”汉代的篆书石刻，传存于世的有赵王群臣上书，鲁王判治刻石，阳嘉四年刻石、祝其卿坟坛题字、上谷府卿坟坛题字、少宝神道阙、开母庙、是吾碑、建初残石、三公山碑以及汉魏诸碑额、如衡方碑额、孔彪碑额、韩仁铭碑额、白石神君碑额、张迁碑额、华山碑额等，魏三体石经里的小篆等，都是汉魏小篆的大本营。

　　碑在西汉时，极为罕有，欧阳修曾说：“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到了后汉时突然大增，即到了东汉，隶书逐渐成熟。

　　可是，东汉前期的隶书碑刻和刻石，由于它是承袭了西汉末期的书风，所以其笔划无波势和有波势的两种风格并存。如东汉初年的《三老讳字忌日记》（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和《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永平六年）。这两种石刻，虽是东汉时代的石刻，但由于它是属于东汉初期的刻石，所以与西汉时期的隶书相近，外形扁方，笔划简直，虽与篆书大不相同，但与西汉的隶书很是相似。到了东汉中期以后，由于当时树碑的风气很是盛行，石刻渐多。这时期的汉隶比起东汉初期，其点划波磔显明，已完全脱离了篆意，已变为纯粹的隶书了。到了东汉桓·灵帝（公元147～189年）隶书定型化，即汉隶已到了完全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汉碑的精华，包括笔法、结体、风韵和格调，是个大力加工更绚烂的时期。因而书法日趋精巧了，这种法书为森严的官定标准书体，成为汉隶的极盛时期。并且遗留下许多碑版，直至现在还陆续有所发现。

　　由于东汉树碑立传之风很是盛行，所以遗存的碑版为数最多，并最精湛。人们通常说的汉隶主要是这类碑版。在东汉隶书中著名的碑刻很多，见于著录者有三百种以上，现尚存者有一百七十余种。这种碑版书法多种多样，笔法互异，体态不一，风格亦不一，但都属成熟的隶书，成为后人学习的善本，其最具有代表性者亦相当多。倘按笔法来分，大致可分为方、圆笔道；倘按风格神韵，大致可分为五大流派：

　　（1）属于工整精细，法度森严一派的有《乙瑛碑》、《史晨前后碑》、《礼器碑》等，是隶书的正宗。

　　（2）属于飘逸秀丽，圆静多姿一派的有《曹全碑》、《孔庙碑》、《韩仁铭》等，这一派是汉隶的精品。

　　（3）属于风神纵逸，烂漫多姿一派的有《石门颂》、《杨淮表》、《封龙山颂》等。

　　（4）属于方整宽厚、茂密雄强一派的有《张迁碑》、《鲜于璜碑》、《衡方碑》等。

　　（5）属于气度宽阔，厚重古朴一派的有《郙阁颂》、《鲁峻碑》、《夏承碑》等。

　　以上列举的几种不同派别的碑版，可以看出，汉代书学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石刻在汉代极为盛行。其中大部分是在坟墓上立的碑、碣，也有一部分为功德颂碑，以及还有石表、石阙等。在汉朝墓碑占据主要地位，在我国东汉初期开始流行起来。从那时起，立碑的习俗就一直延续到现代。所以，至今保存下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石碑，成为我国古代书法发展演变的可靠见证。可是，有的碑版，在历史文献和历代金石书籍中均无著录，因而就更加显得珍贵。这些实物资料，成为研究汉字的演变和汉代书法艺术，提供了十分理想的资料。

　　此外，在东汉碑刻中除上面所说的隶书碑版外，还有嵩山开母庙、少室、太室、三室石阙中的开母、少室二阙均为汉篆。这种汉篆直接秦篆，但与汉金文篆书不同；其笔道较为圆融，体势长方。另外，又有汉篆精品《袁安》、《袁敞碑》，其特点稳重、宏伟。

　　资料来源：张菊英 闻光《碑帖鉴赏与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