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因为受不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巨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不少年轻人选择离开“北上广”，回到二三线城市。曾几何时，这一波离开风潮还引来了许多媒体的关注报道。

　　然而，现如今，另一股重返“北上广”的浪潮已经悄然出现。那些离开的年轻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又从二三线城市杀了回来。

　　几年时间里，从离开到重返，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理由？他们又遭遇了什么？

　　夏向峰

　　【离开理由】

　　房价太贵

　　【重返理由】

　　房价也贵，就业机会少

　　2004年，当夏向峰大学毕业在上海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梦想。

　　“那时候我的薪水是一个月3000多元，在当时来说，已经算不错的了。”夏向峰说，“我对我自己说，一定要在这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窝。”

　　夏向峰来自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个小县城，父母都是普通职工，从小家里的生活虽不富裕，但也并不清贫。

　　“我没遇到过什么大的挫折，一直过得挺顺遂的。”夏向峰笑着说，“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上海找到一份工作，我很开心。”

　　更让夏向峰向往的，是不远的将来自己可能拥有的那套房子：当时的上海，平均房价大约每平方米6000元出头。“扣掉房租和其他开支，我一个月可以存1500元左右。加上我爸妈的积蓄10万多元，算算五六年时间，我应该可以首付一半，买一套7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如此诱人的算术题做完后，夏向峰开始了辛勤的工作：“为了省房租我租的房子在浦东三林，每天上班要先坐公交到轨交二号线，到浦西后再坐公交到公司，在路上大概要花一个多小时。”

　　“我记得冬天出门时，天还是黑的。坐上开往二号线车站的公交车时，上面几乎没有人。等我从二号线上下来，坐去公司的公交车时，人就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一样了。”夏向峰说。

　　梦想总是美好的，但现实却不那么美好。从2004年开始，夏向峰目睹了上海楼市一番又一番的火爆行情，房价如同坐上了火箭一般，疯狂上涨。从每平方米6000多元到1万多元，从1万多元到2万多元……

　　真正让夏向峰动了离开上海念头的原因是他的房东要涨房租。随着轨道交通的发展，三林地区的房价也水涨船高，过去较低的房租自然也跟着上涨。“2009年底，房东说下一年房租每月要涨1000元！”夏向峰摇了摇头，“我在上海5年多，房价已经高得遥不可及了。于是我决定还是回郑州生活，毕竟那里房价低。”

　　可是现实再一次对夏向峰开了玩笑。2010年底开始，随着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密集出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不再上涨，可包括郑州在内的二三线城市，房价普遍飙升。

　　“我在郑州的工资只有2000多元，但就短短一年，郑州的房价上涨了近一成。”夏向峰苦笑着说，“真是走到哪儿涨到哪儿。”

　　深思熟虑后，夏向峰还是选择回到上海：“房价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上海比郑州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有更多的机遇。”

　　“虽然我年近三十，还是一个没房没车没女朋友的‘三无青年’，但我相信，我还是能在上海闯出一片天地的。”夏向峰对未来很乐观。

　　吴天(化名)

　　【离开理由】 压力太大

　　【重返理由】 无法适应“拼爹拼关系”

　　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早晨，经历了又一次整夜失眠后，吴天决定是时候离开上海了。

　　“刚开始工作时，仗着年轻身体好，经常没日没夜地加班。渐渐地胃出了问题，神经也衰弱了。”吴天回忆，“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一闭眼脑子里全是工作上的事情。”

　　2009年年末，吴天回到了家乡重庆，和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开了一家小公司。

　　“也没指望能大赚特赚，小富即安就行了。”吴天说。

　　虽然是开个小公司，但各种手续却一点也不少，让吴天有些不适应的是，在上海一两个工作日就能搞定的审批，在家乡却能拖上十天半个月。

　　“时间拖不起，就只能托关系找路子，请客、吃饭、送礼、说好话，这才能把手续办下来。”吴天说。

　　办手续如此，做生意更是如此。

　　“在上海做生意，是看你的方案好不好。在家乡做生意，是看你的酒量好不好。”吴天说，“你在酒桌上的表现，往往决定了你能不能拿到这笔生意，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更难的在于回款。做成一笔生意后，按照合同，对方应该将属于他们的款项及时付来——这在市场经济意识很浓的上海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到了内地，“回款”就成了千难万难的事情，对方会千方百计扣除各种费用，拖欠回款更是家常便饭。

　　“要怎么才能要回回款呢？还是要靠关系。”吴天告诉记者，在家乡的这段日子里，他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关系。

　　“我不是不知道在小城市做事要讲关系，但不经历一次，还真难以体会。”吴天说，“如果说大城市人们还有时间、精力用在做事上，在中小城市则要耗费很大一部分心力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更让吴天无法接受的是，他和几个朋友的友谊因为各种复杂关系而经受挑战：“公司要招2个销售人员，我负责面试拍板。结果，好几个朋友的亲戚托关系找来，要我一定照顾。我最后招了面试成绩最好的两个，就把那几个朋友全得罪了。”

　　吴天很茫然：“这里要拼爹拼关系，相比上海的工作压力，我觉得在家乡更累了。于是，我重返了上海。”

　　采访时，吴天再三要求记者隐去自己的真名：“我要考虑自己的家人，他们还处在那样的关系网中。”

　　梁春蓉

　　【离开理由】 不被认同感

　　【重返理由】 观念落后、精神需求无法满足

　　梁春蓉的MSN签名是：“北京，姐回来了！”她自认为是一个个性很直，大大咧咧的“新时代女性”。

　　她的直率个性从她离开北京的理由中就可见一斑：“2011年开始，北京推出政策，购车要摇号。而且外地户口的人要购车，必须要有5年的交税记录。我来北京4年了，刚想着买车呢，就被这政策给限制住了。我生气，这也太歧视外地人了吧！你不让我买车，那姐也不伺候你了，于是我就回去了。”

　　梁春蓉回到了家乡——河北沧州。凭着在北京的工作经历，她很快便在一家公司当上了市场总监。

　　自诩“气场强大”的她，在工作上可谓高歌猛进：“去了以后，公司的销售额同比上涨了五成以上。”

　　但与此同时，她却发现，自己似乎无法忍受曾经熟悉的家乡了。

　　“这里没有人排队，都是一哄而上的。”梁春蓉抱怨道，“有一次，我去超市买东西，结账时有人插到了我前面，我很客气地叫她排队，谁知她却对我破口大骂。”

　　“虽然北京也有司机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但和这里的司机比起来，就好太多了。”梁春蓉接着说，“这里开车，好像没有规则可循。”

　　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工作上发生的一件事：“那次，我好不容易做成了一笔国际生意，这在我们公司都是第一次。于是公司和外国客户决定，要开一个答谢酒会。”

　　酒会安排在当地最好的酒店举行，在请柬中，外国客户特地注明“请着正装”。可当一袭晚礼服的梁春蓉到达会场时，却发现自己是公司唯一穿了正装的人。

　　观念上的落差让梁春蓉无法忍受，而她的精神需求在家乡也没能得到满足。

　　“在北京的时候，我喜欢周末去看话剧、听音乐会。在北京每天都有各种演出。”梁春蓉说，“但在这里，我向朋友打听哪里有话剧、音乐会时，他们都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当然这里也有演出，基本上都是那种大众化的歌舞表演……”

　　忍受了大半年时间后，梁春蓉还是重返了北京。“这一去一回之间，我才发现，原来北京让我改变了很多。在北京，我是户口上的异乡人；在沧州，我是精神上的异乡人。”(记者 吕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