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坊白酒28度价格:瞿秋白：被抛弃的革命者2/2

瞿秋白：被抛弃的革命者2/2

　　由此可见，瞿秋白愿意走，并不代表他不愿意留。但作为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黨人，他履行组织赋予的使命时毫不动摇，直到最后一刻，依然如同一头负重羸弱的老牛，拉着深深勒进皮肉的革命之车奋力前行。

　　瞿秋白是一位智商非常高的人，再加之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经验，使他内心深处并非不明白自己一旦留下来的悲剧命运。但对于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投身了“革命”，就意味着皈依自己永生的信仰。尽管“同一营垒”的人对他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真诚，他自己所经历的许多事，也确实使他感到了某种深刻的失落，感到了自己对这种残酷斗争“政治”情感上的疏远和背离，与那个理想中的“事业”拉开了距离，但在行动上他必须与“革命”保持一致，他已经没有为自己重新选择道路的“权利”。既然总得有一批高干留下，那么让身患重病的自己留下来帮助中央实现预设的战略目标，尚可以避免其他同志的牺牲。虽然作为一位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屡次遭到排挤冷落直至牺牲，但中国传统士人的良知道义，和一个革命者坚定不移的个人操守，使他尽管怀着复杂伤感的情绪，依然以归于平静的心态走向苍凉的命运之路，把自己孱弱的身躯献上革命的祭坛。

　　“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

　　在我惯有的印象中，革命者一定都是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形象。然而看过瞿秋白照片的人，你会惊讶于他的文弱和秀气。他西装革履，文质彬彬，那圆形的框架眼镜背后，闪耀着温和敦厚的眼神。这位弱不禁风的男人，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位刚刚拂去粉笔灰的年轻教授，或者刚刚走下舞台的京剧演员，满身的书卷气，透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剧气质。

　　如果瞿秋白的骨头真像他的身体一样柔弱，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黨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生命重于泰山而名誉则轻如鸿毛。而瞿秋白如果是为着一己的名利，他完全用不着去发动和投身革命。他决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出卖理想和信念、而成为革命的叛徒。退一万步说，即便在被敌人捕获时，原有的理想已动摇，他为着个人的名誉也不会出卖早已对自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和早已同床异梦的“同志”。在他的价值天平上，不但理想和信念远重于肉体生命，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也比生命更重要。

　　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清楚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瞿秋白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可见其之机敏。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

　　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他们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公开声明脱离中 共，即可免死。国民党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特务们软硬兼施，威带利诱，却不能令瞿秋白半点心动。其间蒋介石急电三十六师长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淡淡地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宋希濂见劝说无效，只得电告南京蒋介石，请示处理意见。蒋介石闻听后，沉默半响，终于下令枪决。接到南京电报后，宋希濂出于师生情面，想对瞿秋白再作一次劝降，遂邀瞿秋白一起饮酒。席间，宋希廉拿出电报给瞿秋白看，并称如能自首，当再电请南京收回成命。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至此宋希镰束手无策，知事巳不可挽回。

　　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还心有不甘，于是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游说瞿秋白效法顾顺章，声称不一定让他做公开的反共工作，也不再勉强他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他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担任大学教授就行了。他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无论是“军统”的费尽心机，还是“中统”的巧舌如簧，都不能令坚硬如铁的瞿秋白有半分心动——这样，瞿秋白便不得不死了。1935年6月17日夜，蒋介石枪毙其命令已下，第二天就要行刑。于瞿秋白而言，这是最后一夜了。这一夜，他居然睡得特别香甜。早晨醒来后他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唐人的绝句，遂披衣取笔，用唐诗凑成一阕：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马上就要面临极刑，前一夜竟平静如此，还能平心静气地搜索出这么工整的对句，借禅语抒发自己舍身殉志的情怀。瞿秋白文弱的身躯内，到底蕴藏多么伟大的力量，我们无处得知。他真正洞穿了生死，成为超然世外的活着的真神——受难前的耶酥，想必也不过如此吧？

　　可敌人连这点时间也不给他了。正当他奋笔疾书时，敌人进来催促起程。他只好迅速草书一行：“方要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1935年6月18日9时，瞿秋白安然步出牢门，前往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有现场记者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瞿秋白临刑前的照片，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儒雅气概。这张照片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如果你用心观察，他侧背两手、昂首直立面对镜头的姿态意味深长：一只脚自由无羁地斜伸出去，象是在某处名山胜水前的小憩之留影，而非生死一瞬间的绝命之照，充分表现出他潇洒豪迈、壮丽凄美的英雄气概。照相完毕，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向行刑的军官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走出了大门，步行前往罗汉岭刑场。

　　据专案组成员测量，这段路距离约两华里余，正常人中速行走也需要20分钟，而身心交瘁的瞿秋白则至少需要双倍的时间。是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支持着瞿秋白，一路上，他泰然自若，手夹香烟，向围观百姓微笑告别。途中，瞿秋白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唱着《红军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黨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

　　达两华里外的罗汉岭刑场之后，瞿秋白盘膝安坐在碧绿的草地上，面无惧色，向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

　　他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能屈膝跪着死，从正面开枪，二是不要打自己的头。

　　惊世骇俗的“自白书”

　　瞿秋白和潘恩一样，对这个世界毫不宽恕。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视死如归，最后英勇就义，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顺理成章地名垂青史——但他却偏偏不，而是“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他要以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他不放过这个世界的丑陋，也不宽容自己身上的哪怕一丝彷徨阴影。他不仅仅用手中那把犀利的手术刀，划出旧中国毛孔里每一滴肮脏的血，也用来划过自己的每一道灵魂的皱褶。从这个层面上说，他比潘恩的悲剧更显得震撼人心，他的人格也比潘恩更加雄壮动人。

　　关于瞿秋白争论的焦点，就是他就义之前写下的那篇惊世骇俗的《多余的话》，它已经成为一个百年话题。他在《多余的话》中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在临终之前，他无意投入那幕壮士断腕英雄赴死的表演，而是选择一种令人费解的方式进行自我解剖。

　　正是这篇文章，让他长时期背负了“叛徒”的恶名。

　　《多余的话》成为瞿秋白向敌人屈膝投降的明证，让他无法得到他临死前所渴望的“大休息”，死后仍经历着世间的风风雨雨，恩怨荣辱。文革期间，作为“叛徒”的瞿秋白的坟墓在被红卫兵砸毁，鞭骨扬灰。不仅如此，瞿案还冤及其“狗爹狗娘狗老婆”，他父母的坟墓也没有逃脱厄运。1973年12月，与他挚爱一生的妻子杨之华代夫爱过，不堪摧残，瘐死狱中。

　　我们不能完全责怪那个疯狂的年代。《多余的话》即使放在世界范围的革命史上看，也是一篇惊心动魄非常特殊的奇文。

　　请看这些瞿秋白的原话：

　　“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骤然而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而对于自己思想上的消极颓唐，他也直言不讳地这样坦白：

　　“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了，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

　　作为一名举足轻重的共产黨领袖，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不管是否愿意，瞿秋白的思想言行，和他无限真实的个性一样，都必须受到党的严格纪律的限制。他的激情只能沿着一条路线前进，他的想法只能在一个模式下表达出来。

　　可在这部文集里，没有对革命理想慷慨激昂的凛然演讲，也没有对革命道路细致精确的理性分析，更没有效法文天祥舍生取义的道德激情渲染。与其说这是一部严肃的理论著述，不如说这是一部剖析自己内心世界的散文随笔，一部血泪染成的悲怆之诗。你无法理解，一个大名鼎鼎的共产堂领袖，一个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共产黨员，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没有半点的动摇乞怜，但为何写出这种伤感迷茫充满自我谴责的文字？

　　这种文字，在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里，必将给瞿秋白招致身后之辱固不必说，即使是对瞿秋白始终怀着尊敬之情的人，也不免产生困惑：这篇《多余的话》分明是在自我作贱、自我贬损，分明是在自毁“革命声誉”，是在对用生命建立起来的自己的“革命形象”进行不留情的摧残。

　　这样坦率的文字，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幼稚，因为他的许多话后来果然成为被人曲解的话柄，让他的共产黨战友们也对这份遗书内容的真实性表示巨大怀疑。关于《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或曾否被敌人篡改过，历来存有争议的。而后来经多方查实，《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亲自所写。

　　瞿秋白自称“叛徒”，但如果他真的是叛徒，就不会视死如归用俄语哼唱着《国际歌》缓步走过长汀县城，就不会微笑着走向敌人黑洞洞的枪口。连站在他对立而的国民党人，都看出了“象瞿秋白这样历尽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生死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他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没有放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背弃自己的理想，更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之意。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写按语说：“瞿之狡猾恶毒至死不变，进既无悔过之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国民党御用文人赵庸夫在评《多余的话》时说：“其末段鼓吹伪政府，不便发表……”

　　由此可见，瞿秋白不是李秀成，《多余的话》决不是“自首变节”的自白书。

　　说着鬼话去做人

　　如果不了解那样一个复杂的时代，就无法洞悉瞿秋白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而造成他这种内心痛苦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那些在党内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中“早已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使他感到自己已被逐出了队伍，不敢再叫自己的同志为同志的人。

　　王明的左倾，李立三的左倾，陈独秀的右倾，使年轻的瞿秋白领导的临时中央没有能够探索出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共产国际对他的无端抛弃，更是令他成为政治弃儿的关键一环。王明集团不仅仅是希望他背上“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黑锅，更要置他这颗废弃的棋子于死地。当他感到作为一个被“自己”人“拉出了队伍”的人而告别世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他痛楚、心忧的呢？理想的真诚被玷污后所产生的情感疏离，使他感到“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这种漂浮在真空中的感受，这种两面不是人的感受，对瞿秋白来说，是多么残酷。

　　而他在狱中写《多余的话》，不能够指名骂王明，不能指名骂莫斯科，骂斯大林，而造成他悲剧根源的正是这些人，是共产国际。而这些都不能说——为了维护党的形象，他不能在敌人面前写这些东西，他唯一能做的，只能谴责自己，把所有的责任都担到自己的肩上。尽管对共产国际扶持起来的“左倾”中央有怀疑和抵触情绪，但作为一名严守纪律的党员，他还是真诚地接受了“党的”批评，并检讨自己的错误。当他努力去相信“党的”正确而又实在无法理解时，内心积蓄已久的压力和精神上的苦闷需要寻找出路和渲泄释放。信仰和纪律使他左右冲突，在共产国际和中央权威的大山前，只能转而选择怀疑自己，猛烈地批判自己——而不是王明路线。

　　学者吴小龙在《悲情·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一文中，对瞿秋白的心态把握得更准确精细。吴文认为：“瞿秋白在这篇文字中，表达了他的人生悲情，坚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着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历史教训——这是这一篇文字的价值所在。”瞿秋白需要的是人们理解他，理解他深沉的内心苦痛———从而也理解历史，理解真诚的灵魂经历的真实的、充满悲剧意味的历史。

　　在他严格的自我反思中，他此一时期的所作所为，不但已背叛了党的原则，是对革命的消极怠工，而且也有愧于“党员”的称号，严重地丧失了“党员”之人格，事实上不仅是“叛徒之一种”，乃至还变成了可耻的“市侩”。只有在生命未结束前，自己勇敢彻底地暴露出“内心的真相”，彻底地清算出自己的罪责，并以此向全党作最后的请罪，才能够复归其清白之人格，才能够减轻自己的罪过，才能够“痛快”地无憾而死。而瞿秋白的这些话固然是自我谴责，但谁也不难看出：谴责自己未坚持与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见”，自然更是反对王明中央的政见；痛斥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屈从，当然更痛斥王明路线本身。

　　早年在莫斯科时，瞿秋白就亲眼目睹了那种“清党”的无情残酷，明明你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却不能辩驳，所有罪名都要全盘接受。所以，作为书生的他后来连想都不想，也没有任何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想，干脆不想了。他才说自己实际上已经退出这个队伍了，“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这实际上是一种悲愤无声的控诉，一种凄凉彻骨的抗争——信仰和真诚从此失落，那种扭曲的人格，造成他“生命的停止”的党内斗争，现在终于使这个书生革命家由衷地感到了“可怕啊”。对国际共运和中 共历史中这种“党内斗争的黑幕”知道得越多，经历得越多，他的矛盾和痛苦就越是深远。瞿秋白虽然用着曲笔，不让敌人获得可以攻击党的把柄，但对那种玷污了圣洁的革命理想、破坏了崇高革命事业的“党内斗争”的悲愤和抗议，已经表现得明明白白。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与其说了人话去做鬼，倒不如说着鬼话去做人”。他把生命看得很淡，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的大半生都在被革命抛弃的负罪感和孤独感中煎熬过的。这一次，哪怕死后也要被人误解，他也下定决心从彷徨中揭示自己的痛苦，从光明背后揪出黑暗。他觉得自己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而这一切滑稽剧的造成，都源于自己的文人性格。他认为自己是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身上有那种文人的积习、绅士的意识、游民的情感。直到临终前，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黨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可无论是不是误会，他都选择了为革命而牺牲自己。他选择死亡说明他没有勇气抗争荒唐错位的命运，而只能屈服于革命赋予他的极为无奈的角色。在革命的舞台上，他需要扮演一个殉道者；在革命的剧情里，他需要走上刑场。

　　可是有过这种“误会”的何止他一人？只不过其他人或顺或逆，或假糊涂或真聪明，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隐恶扬善，哪怕手上沾满血污，也同样豪情满怀地指点江山。可这个“半吊子”文人却选择为自己留下一份真实的心灵告白。与其说这是“文人积习”和“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弱点，不如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在真诚的思考中解剖自己，在自我解剖中思索着历史。他要将自己这个旧式文人痛苦改造的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作教训的标本——正如在《多余的话》里，他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

　　这一份最私密的共产主义者灵魂的记录，看起来戏虐轻松，其实是非常悲怆的。瞿秋白明白以中国的文化，人们不会理解和接受他这样的真实。他猜对了。即便在“文革”之后，仍有人认为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是为了赢得国民党的好感从而苟且偷生：

　　“秋白始终存在着一种幻想：他也许能够骗过敌人的眼目，用不着伤害党而把自己保存下来。丑化自己，是他付给敌人的一笔赎款，写《多余的话》，就是他援救自己的一种尝试。”（林勃：《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

　　这篇《多余的话》将给自己带来怎样的负累，他生前似乎都预感到了，因此在离开这个世界前留下了“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的诗句。但正如学者王彬彬所言，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瞿秋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要单调得多、轻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种意义上，这一篇不算太长的《多余的话》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时间证明，他最终以这篇《多余的话》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无论他生前有过多少过错、失误，有了这一篇披肝沥胆、抉心自食的《多余的话》，便都能洗刷了。

　　不平则鸣，爱憎分明，这是瞿秋白一以贯之的为人风格，想改也难。

　　瞿秋白25岁那年，爱上了充满朝气而又聪慧善良的杨之华。可这个女子却不断回避他。原来，她已经是有夫之妇，丈夫即沈剑龙。但当时杨之华和沈剑龙的感情已经破裂，只是尚未离婚。那天瞿秋白和杨之华一起，来到了沈剑龙家，坦荡地表白了自己和杨之华的心意。不曾想，沈剑龙早知瞿秋白的大名，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竟然一见如故。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谈判的结果，在1924年11月27日至29日的《民国日报》上，出现了三则启事：一、自1924年11月18日起，沈剑龙与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二、自1924年11月18日起，瞿秋白与杨之华结为恋爱关系；三、自1924年11月18日起，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朋友关系。

　　这是敢爱的瞿秋白。

　　而瞿秋白在1927年的中 共五大上分发的公开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论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则是在中 共党史上，党的领导人公开点名批评仍然在位的中 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并且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这或许是唯一的一次。那一年，在反对陈独秀的党内家长制风气的斗争中，他对这位有知遇之恩的前辈毫不留情，敢于直言冒谏。

　　这是敢恨的瞿秋白。

　　人们习惯把瞿秋白称作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然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的坦率却让人吃惊：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于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

　　这是敢言的瞿秋白。

　　作家梁衡对瞿秋白的几句总结非常精辟：

　　“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大哉，秋白！

　　文人政治家的悲剧

　　瞿秋白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会唱昆曲，甚至还会绣花，把花鸟画在绸子或棉布上，他的篆刻艺术也相当出色。以他的惊世之才，如果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就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即使革命成功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位文坛泰斗。20岁时，他便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国家——苏联，并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接见。他刻苦学习，不仅精通俄语，还懂得英语、法语。他阅读、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向中国人民介绍苏俄革命经验。他翻译托尔斯泰、契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其对原著精妙的理解把握及无与伦比的文笔，使译家无人能出其右，被鲁迅赞为“中文外文俱佳第一人”。他被处决后，鲁迅就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瞿秋白自己也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的杂文与鲁迅并驾齐驱，他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被奉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他本人因此被尊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创始者。据杨之华回忆，他曾多次表示革命成功后“要选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整理整理中国古典作品”。他多么想靠上那个文学的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如数家珍地表达对文学的痴迷：“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中国鲁迅的《阿！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可以再读一读。”对文学的一往情深，由此可见。

　　在他自己的眼中，文人更多地代表着一种负面人格，与政治人格格格不入。“文人”对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恣意笑谈一番，但在面对复杂情况时往往无能为力。显然，瞿秋白把自己也归入了这样的文人行列之中，认为自己不配备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他这样直面自己的性格：“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最后甚至带着无比尖刻的语气说，象他这样的人，“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作为政治领袖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政治目光，还需要灵活的政治手腕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不仅需要研究革命理论，还要善于分析现实斗争错综复杂的局势和对策。瞿秋白在此具有明显的不足。在当时复杂扑朔的形势和群情激愤的气氛下，瞿秋白领导的中 共中央在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上矫枉过正，不可避免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自身内心的愧疚，更因王明等人的苛责，使瞿秋白产生了“劳而无功”的错觉。

　　历史的悲剧其来有自。瞿秋白自幼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度日，他母亲金璇因债务缠身服毒自尽的时候，瞿秋白才16岁，这使他对人生颇多伤感犹豫，太多的温良恭俭让无法让革命者所应有的政治人格在他自身占据主导地位。他没有陈独秀、张国焘和王明那样骄傲的学历，他的政治敏锐也远不及格。相反，中国文人的一般性文化符号都可以在瞿秋白身上找到。他温和中不无懦弱，谦抑中夹杂畏葸，面临矛盾习惯取调和折中的态度，遇到打击习惯忍让妥协、逆来顺受。在处理李立三错误时，他并没有按照共产国际即苏共党内斗争的模式，将李立三的错误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别的什么危言耸听的反动路线，也没有对李立三本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本着与人为善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的严重错误开脱：“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别人倒了霉，他非但不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反而额外地承担起责任。这就是善良的瞿秋白。

　　可是，他的善良换来的又是什么呢？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李立三的检查时，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示意让李立三“揭破痛疮”。在瞿秋白缺席的情况下，李立三顺竿而下，马上附和说自己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犯下的，并反戈一击道：“我现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瞿秋白因这中国的问题而革命，最终却只能革自己一个人的“命”。他不无内疚地在狱中反思：“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直至惨败无归。这种左右徘徊的境地，评论家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说：

　　“在种种包围他（瞿秋白）的生活的互相的怀疑氛围中，他不能跟自己的同志交流自己的真实感情；他也同逝去的非共产主义世界丧失了联系。作为一个个体，他没法与党在力量上相匹配，他也不能提出一种可以取代共产主义学说的体系方法。然而软弱的他却为自己保留着一块个人主义的小岛，这块小岛拒绝了被周围的黑暗汹涌的大海所吞噬。”

　　在茫然无依的孤独中，他把自己定位成舞台上的“戏子”。他的人生应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而作为这场悲剧的主角，他已经尽力而为地做到了“戏子”应该做的一切。即使以命相付，他依然“像煞有介事的”把这场表演进行到了人生的尽头。

　　其实，文人本身并非完全就是负面人格的体现，但如果文人的品质一旦和政治结合起来，那么上演悲剧的可能性必将大大增加。瞿秋白生前身后的人生传奇，提供了一个身处政治旋窝的中国文人最真实的内心世界。

　　然而，诚如学者吴小龙说，即使在理想受到玷污践踏，信念面临失落沦丧之时，任凭阴谋和权争扭曲着各种人格，造就着党内的“十足的市侩”之时，瞿秋白的内心深处却没有屈服认同，还要大声说出“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这也是瞿秋白正直文人的本质所决定的。他永远不可能为了政治利益背弃自己的良心，转化为卑劣政客和异化的政治动物——虽然在那种“党内斗争的黑幕”下，这种“政治动物”确实已培养出了不少：王明、张国焘、康生……

　　这种亦儒亦侠的风范，在中国历史上不绝其人。当年项羽面对生的希望举起了一把自刎之剑，秋白却在将要英名流芳时举起了一把解剖自己的刀。他失去的是政治家的自由，得到的却是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革命者的思想也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在经历了历史的悲剧之后重新认识了悲剧的历史，也逐渐对崇高圣洁的灵魂在面对历史祭坛时的悲剧性思考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和理解。或许，瞿秋白的英灵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告慰——恰恰如他在《多余的话》开篇引用的那两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如果说他还有所求的话，所求的也就是也许有一天，有人能以一种真诚，一种深切的同情和同感来理解他的这一份“心忧”。当年他在狱中写下虽有忧伤但并不悲观的《卜算子》中有一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该有香如故”，今天终于应验了。

　　在《多余的话》的结尾处，瞿秋白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时，仿佛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豆腐是软弱易碎的，但瞿秋白终于没有被外力压扁，而是保持了洁白完整的外形。

　　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大仁者，虽九死犹未折。在人生定格的最后一刻，他将生命价值又推上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