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单田芳言归正传视频:格雷什科维奇：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民粹主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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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什科维奇：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民粹主义(3)
发布时间:2011-11-21 11:00 作者:贝拉·格雷什科维奇 著，张大军 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15次
另一方面，即使在狂飘突进时期结束之后，政治形势肯定也影响到政策选择。不过，我的观点是，各国政府与政治人物只能在一个相当狭窄的范围内做到“自由选择”，而这一范围正是普遍被接受的主流转型战略—其核心就是新自由主义方案或者说是华盛顿共识。这也就是说，政治人物可以在固定或者灵活的汇率机制间做出选择，但他们不能选择由国家控制的多重汇率体制。后者是工业化水平落后并且有保护主义取向的经济体或者共产主义经济体的主要政策工具。它们能够决定实现预算平衡的顺序，但无法采纳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政策以刺激经济的增长。在贸易自由化的时机与顺序方面也有选择余地，但可行的选择方案却不包括维持或设立较高的关税或者复杂的非关税壁垒体系。政治人物可以在不同的私有化战略间做出选择，但他们不能选择不进行私有化，或者将生产型资产(重新)国有化。到1990年代时，仅仅在几十年前尚属于独特的发展战略的政策选择已经被排除在合理的政策工具之外。
这也意味着，只有持续的经济复苏以及l或者国际制约条件的改善才能扩大合理的政策选择的范围。至于后来的至关重要的政治抉择，东欧国家的政治人物不得不等到条件改善后的来日。一直到1993—1994年，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都无法反映出执政联盟的意识形态偏好，不管它们的意识形态倾向是左翼的、右翼的，还是民粹主义的。
经济复苏：民粹主义的重新崛起
经济衰退并没有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是，从1994年开始的复苏并不意味着后共产主义时期经济的结构问题已经获得解决。实际上，这一复苏可能仅仅表示，它们在通往西方式市场经济体系的路途中获得一点喘息的空间。不过，这是一段关键的时期，因为政治人物可能会重新恢复他们对经济政策的部分影响力。
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昭示：“最大的政治挑战往往在最初的方案付诸实施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表现的改善可能会激起曾经被抑制的需求。而且，所有后共产主义经济体都急需的结构性改革都要面对这样一种政治的和官僚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相比于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时期，政治势力以及社会利益集团的其他代表可能会获得大得多的影响。事实上，在1990年代中期，中东欧国家第二阶段的转型已经开始。这一阶段所包含的措施比第一阶段的“由一小撮高级经济官员决定并实施的”稳定措施要复杂得多。这一新的阶段似乎要求国家与社会间有更多的互动，因为“部门性的和制度性的改革通常会使特定的利益集团集中遭受长期的损害。因此这些改革会激起顽强的抵制”。
只有在政府能够执行一种既能保持稳定又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方案时，它们才会有足够的弹性去改变它们的政治策略。由于复苏的初步成果而导致的分配性压力的重现，加上对新的合作式政治和行政策略的需要，可能会大大改变政治态势与政策决策的过程，并再次致使政治过程控制经济决策局面的出现。因而，与1990年以来的情形相比，政治活动受制于宏观经济需要的程度会更低。从原则上讲，这为实行取代新自由主义主流转型战略的另类方案〔包括经济民粹主义的方案)提供了新的机会。同时，当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与国际环境不再排斥替代方案时，政治体制就会恢复它的作用。在这种新形势下，东欧国家的道路可能会发生转变。
到了1990年代晚期，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具体特征可能比以往更能决定该国所遵循的发展路径。下述因素将会决定各国政治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的特征与程度：与其他地方稳定的选民集团相比，特定的全国性政党体系的排他性或者分裂程度；雇主联盟与雇员协会的行为模式，包括它们与各政党的关系；政治领袖(包括正式的政治体系之内以及以外的领袖)的个人品格和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
政治态势恢复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并不必然会在任何后共产主义国家导致经济民粹主义。除了蛊惑性的民粹主义以外，原则上还存在着替代激进新自由主义策略的其他方案，比如实行磋商性结构改革的合作式安排，或者有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政策。在以后的日子里，试图谋求持续性增长并规避危险的民粹式摇摆的政治人物可能会受到比转型初期阶段更大的挑战。东欧国家在将来依旧有可能出现偏动性民粹主义时期。
对下述这一间题的了解正变得更为重要：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分子是哪些人？他们有着怎么的历史、社会与意识形态背景？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短期经济需求，又有什么样的长期发展战略？在下一章，我将以匈牙利的民粹运动及民粹派政党为例来探讨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