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怪力乱神: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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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读写人 by 读品

[读写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来源：读品]

时间：2010年3月21日（周日）14：00 地点：季风书园·徐家汇店

主讲：维舟 【读品】撰稿人

评议：田兆元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民俗学专家

一、

先讲一个故事：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一连几天不见人影，几天后回来，父母责问她去哪了，她答：自己飞往罗刹国，用法术烧掉了其京城莫斯科，并称父母不得阻拦，否则将有血光之灾。换作我们中的任何人，要是听到这样的应答，多半会很生气：你个小太妹，不学好，出去野了几天，还敢撒这种谎恐吓父母。——然而她的父母却相信了，真的从此不再阻拦她的活动。因为这事发生在1900年的天津，这个女孩子据说是一个红灯照——也就是义和团下属的一个女性团体。

为什么要提这个故事呢？因为这其中值得深思的一点在于：是什么样的观念使得她父母相信，她所说的这一切确实可能发生？我们现在当然不会认为一个人能半夜飞去莫斯科，更没有什么烧掉整个城市的法术；然而，如果只是简单地谴责这是愚昧、迷信，也无助于我们理解这整件事情。

在评价这类历史事件（比如义和团）时，常常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一派觉得义和团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行动；而另一派如袁伟时，则坚称义和团代表着中国很多落后的传统和文化糟粕，比如义和团倾向于将这起军事冲突视为一场“谁的法术更强”的较量，所以在不少启蒙知识分子看来，义和团没有什么进步价值。

在我看来，双方都没有对当事人采取同情的立场，而是用“后人的傲慢”来审判他们。我们应当扬弃这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式的观念，它往往导致我们不再能理解前人。我们了解和叙述过去，目的不是为了颂扬或谴责前人，而应放弃这种道德判断，尽可能地以他们的视角看待当时的那个世界，以期达到更深的了解。

毫无疑问，传统时代中国人对世界的想象与我们今天肯定不同，价值判断也相去甚远，所以我不赞成将风水、传统仪式、民间信仰等简单地看作文化负担，而不如把它们看作一种人类学现象。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有一种整体负面化的倾向，这在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及最近的《狼图腾》中都表露无遗，他们采取一种武断的方式，将传统斥为拖后腿的事物，或将之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凡属糟粕的就要无情地扫除；而好坏的标准，则是现代人的判断。这实际上是在给传统文化送葬。

　 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说过：在伏尔泰这样的反宗教者看来，“宗教”、“教士”、“中世纪”、“野蛮主义”这些名词，并不像维柯所认为的，是具有一定确定的科学意义的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名词；它们只不过是谩骂的名词而已。它们具有一种感情的、而非概念的意义。
目前我们教科书的主导意见，正是这样一种论战性的和反历史的启蒙主义，即把过去的东西视作是落后愚昧和值得谴责的。这实际上是用无神论的世界观来看待有神论，这对理解前人乃是缘木求鱼。

也有人说：那你开头这个故事的确匪夷所思、当事人非常愚昧，为何就不能这样认为？当然，当我们描述一个现实的事件、尤其是我们感受比较强烈的事件时，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一定的道德判断。但我的意思是：不能仅仅止于谴责——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需要把我们自己融合进去，试着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明白，他们当时看到的是怎样的世界。

更有甚者，如今还有一种悖论：有些人一说起中国民间信仰，就觉得是愚昧、落后的；可是同一群人，看到藏民磕长头、转经拜佛，却称羡这体现了虔诚和心灵的圣洁。这些藏民与汉人中迷信的老太太实际上又是什么区别呢？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同一个行为，从一个视角来看是信仰，而换个视角看就只是迷信。关键在于观察者所身处的立场和角度。

我们可以说前人迷信吗？站在今天的角度当然可以；但这是因为他们实在非常愚昧吗？恐怕不见得。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可你这观念是怎么来的呢？世上没几个人论证过这一点。我们之所以信以为真，只是因为所有信息来源——包括老师、权威、媒体、书本——都告诉你“地球是圆的”，导致我们不再怀疑其真实性。虽然按照我们的直觉，其实证明“地球是平的”的证据反倒多得多，人们在生活中的所见所感，都会令其本能地觉得：地球应该是平的而非圆的。古人所处的社会，也通常告诉了他一系列不容怀疑也不必怀疑的观念，他们相信“地球是平的”，与我们如今深信“地球是圆的”，在思维上其实没有本质差别。正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嘲笑他们。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自身的专长之外，不轻信的人是不存在的。

我们现在的世界，只是诸多可能中的一种，而不是判断其他存在的标准。生活在传统世界中的人，恐怕也很难理解现代社会。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在《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曾说：非洲的原始部落阿赞德人，也无法理解我们既不了解巫术、也不信仰巫术这一事实。这对他们而言不可想象。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世界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

理解过去本来就困难，因为那已经是一个陌生的、逝去的世界，而缺乏同情心和傲慢则加深了这种困难和误解。比如现在对《聊斋》的解读通常是：蒲松龄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悲愤的书生，他对现实有诸多不满而又不能直接表达，于是借助鬼怪故事来揭露黑暗。——这样一种观点实在是不幸的误读。因为它首先就假设蒲松龄是一个无神论的现代小说家，更像是卡夫卡，而非清初的传统士人。一句话，在他那个年代，蒲松龄不可能不信鬼神。现在对《聊斋》的解读，很多都是这样既缺乏同情心、也不理解作者本意的，也因此没有多少价值。

让我再引一句柯林武德的话：“对于怕鬼的人来说，有鬼出现乃是一件事实，因为他就是被教导以那种方式来进行思考的。毫无疑问，这纯粹是迷信，但这种迷信却是一件事实，而且是我们考虑这一局势中的关键事实。”不要以为每个人看到的物质世界是完全一样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世界都多多少少有些不一样，尤其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之中。

这就是我首先要反复强调的事实：如果要对传统中国人的想象世界有所了解，就必须把我们的眼睛换成他们的眼睛。这就好比，我们把“耶酥复活”看作是一个神话，但这对信仰这件事实的基督徒来说，却无异于粗暴的侮辱，因为他相信耶稣复活是极为严肃的事实而非假想的神话；我们可以怀疑这一点，但只有先采取和他们一样的立场，才能理解他们由此而来的一整套观念。

二、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传统中国人是怎样来看待他所处的那个、在现代人看来已经非常陌生的世界的呢？首先，它是一个包含了神、鬼、人的秩序的整合，而现代人看到的世界中，鬼神已经被驱逐。费孝通曾回忆，他小时候在家乡那边，有一些湖南的外人住在太湖边，当时不时就有谣言传出：湖南人会放蛊，仿佛真有其事一般；据说湖南人的网船上有纸剪的小人，晚上放出去，就会勾孩子的魂。他小时候听了非常害怕，甚至不敢单独在床上睡。他说，他绝不夸大，“像我这种小市镇里长大的人，幼年时节，人和鬼是一样的真实具体，人事忘记了，鬼事却磨灭不了。”

确实，我小时候在乡下，还是经常会有大人讲什么地方有鬼，比如河里的淹死鬼；办红白喜事的时候也有诸多禁忌：结婚时一定要一次性跨过那个火盆，出丧时在死者头上要打一把伞……这些禁忌也构成了一个信仰体系，即人们生活于其中，一定要遵循某些规则，以避免触犯那些看不见的力量。

请设想一下占星术的原理。现在大家对星座都很有研究，因为这已变成一种时尚文化。那么星座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星座是有道理的呢？它无非是说：天上的星星能有一种神秘力量左右人的命运，因此，在某个星座占主导力量的时期出生的婴儿，都具备一定的性格或不同命运。占星自古以来就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一门古老行业，并且迄今仍然方兴未艾。即便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也有必要改变对前人过于简单的看法。

原始人（这里的“原始人”不代表任何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认为在世界中处处可以见到各种神秘力量，他处在提防之中。他认为人一定要做正确的事去与它们相调适，虽然这些力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对人的生活至关重要。所以《金枝》中说：“巫术体系的特征就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人所共知。”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隐含的前提假设就是：神或者鬼，能够以自身的神秘力量来介入人类的事务；我们必须要和它们“处好关系”。你如果去怀疑它们的真实存在，到头来只会自讨苦吃。

概言之，在传统世界里，人们不仅是生活在世界之中，实际上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超自然世界中。他看到的每一个自然事物，都会认为在背后潜藏着另一种宇宙力量。这样，一只鸡就不再仅仅是可生蛋或食用的家禽，而可能是一种神鸟，因为他们注意到鸡叫之后太阳就会升起，于是就会产生一种“错误的因果关系”，以为鸡叫就是太阳升起的原因。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不少古代文明认为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应该说中国人已经是宗教信仰非常淡薄的民族，但是古代从皇帝到平民都认为，神鬼体系对于匡正人的社会不道德行为起着积极的、关键的作用的。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做事情，可能别人没有看到，但鬼神一定会看到，所以“鬼神”观念的存在非常有力地制裁了一些偏离社会规范的不法行为。这是历代一直所强调的，在《聊斋》里也比比皆是。正因如此，把《聊斋》只看成是无神论者对于黑暗社会的批判，在我看来是偏颇的误读。

在这超自然信仰中有一个根本的假设：一些跟人类生活发生关系的东西，不受人类意图的控制。比如鬼神确实存在，但是我对鬼神无能为力，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它们烧香、贿赂它们，希望它们做出对人类有利的、而非不好的事情。万一某些鬼神不利于人，人们也相信可以通过一些法术来反制，或者通过告状来制裁一些不法的鬼神。比如《聊斋》中的《席方平》，讲席方平父亲死后变成鬼，到阴间后遭到他人陷害；于是托梦嘱咐席方平为他申冤。席知道父亲在阴间受委屈，悲愤而死，跑去告阴状，此后经历了种种考验——下油锅、身体被劈成数段，但始终不折不挠，结果最后却发现阴间跟阳间一样黑暗。他还是不死心，便跑到天界告状，告到二郎神那里。二郎神听罢，援笔立判，治了阎王一些手下重罪，并给了席正义的回报：席回到阳间后得到了一些田地。

这个故事，如果从传统的观念来看，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鬼神故事，但在现代书写中常常会解释为歌颂劳动人民不屈不挠、不畏惧权势、不怕任何打压、抗争到底的故事、甚至是借故抨击清朝司法黑暗。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曲解。

这些超自然的观念在现代人看来当然非常离奇、甚至有时是非常荒谬的，但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生活在这种世界中。在欧洲中世纪，“超自然”实际上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可以找出大量的证据来证明狼人是真实存在的，撒旦也是真实存在的，更不用说上帝了。马可?波罗那本天方夜谭般的游记，很多记载夹杂着难以置信的超自然事迹，诸如狗国和女国之类，但他却在书的一开篇就强调：“书里有些东西并非作者亲眼目睹，但都是他从值得信赖的人那里听来的，因此我们这里所介绍的东西，有的是亲眼所见，有的是亲耳所闻。所以本书真实可信，没有半点虚假，作者的话也不可能被指责为天方夜谭。本书作者和听众应该相信书中所说的一切，因为那都是真实的。”我们现在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事实，在他的观念和判断之中，却是绝对真实存在的。

如果你在这样一种信仰的气氛中长大，那么你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会不一样。早期基督教的成员就生活在这样的气氛里：区分哪些是可能发生的、哪些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本毫无意义，因为当时每个人都相信奇迹。《百年孤独》因为其离奇的情节现在被视为“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但如果是一个古代人来读，我想他会信以为真。女孩子忽然身体一轻就飞走了；神甫喝一杯巧克力后就能离地三尺——这种看起来极端夸大、有趣、甚至荒谬的片段，对真正相信存在奇迹的人来说，意义完全不同。

还要强调一点，即使是较早出现现代文明国家，比如说英国，在聊斋那个时代，他们跟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几乎每个村庄的每一片土地，都充满了超自然力量。英国史学家基斯·托马斯写了一本《巫术的兴衰》，详细论述英国从15到17世纪的几百年间，人们是多么相信神、鬼、巫术这种种超自然奇迹的存在的。

因此我很怀疑古代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教科书上说，南北朝时的范缜写过《神灭论》——这篇文章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我们现在也相信无神论，因此将它追认为思想史上的光辉典范——但范缜的无神论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无神论？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谈到，范缜实际上强调的是：人死后不能变鬼，但没说水鬼和山鬼不存在；他其实肯定世上是有鬼的，只不过人和鬼不能互相转换。所以他否定的是只是轮回和转世的观念，这种无神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显然有很大差别，因为范缜其实是相信有鬼神的。还有一些古代小说讲不怕鬼的故事，例如宋定伯捉鬼，这是不是在表扬劳动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呢？也许吧，但不怕鬼的故事仍是鬼故事的一种，因为它实际上是以承认鬼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没有鬼，不怕鬼也就没有意义了。





三、


当然中国的鬼神观念有些独特，因为我们真正强调的其实是祖先崇拜，而且中国文化不那么特别强调彼岸世界的存在。相反，中国宗教中最根本和持久的目标在于，如何得到个人和家庭的福祉，关键在于个人要能接触和控制这个超自然力量，来为自己的永生或者家族的繁衍服务。秦始皇追寻不死药，说穿了就是追寻控制这种神秘力量的企图，以求在现世中的永久幸福。他承认在人类世界之外有另外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论是主动也好被动也好，能够作用于人的社会，并且改变人的命运；但他寻求控制这种力量的目标，最终不是朝向来世的解脱，而是现世的福祉。

中国古代的超自然想象有一些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例如传统上中国人是以水平视野来看待人鬼神三界的。什么意思呢？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的视野都是垂直的，天地都分成很多层，对人的精神想象有一种纵向提升感。佛教有十八层地狱、基督教有九重天、伊斯兰教则说天是七层——少了两层是因为七在中东是一个圣数。但在中国文明中，天和地都被设想为是平的：天空分成格子状的几个区域（而不是一层层的），与地上九宫一一对应，秦汉时的中国人甚至认为天上也种着树，跟人间的农业社会区别不大。中国人尤其喜欢把人间的一些东西投射到神界或幽冥界，因此中国民间信仰中，天上和阴间的官僚机构都在模仿人间：常说的玉皇大帝、关帝、天后娘娘、托塔天王，这些称号事实上都来自人间的称号。汉人向来是非常注重现实世界的民族，正因为认定现世的人生才最关键，中国才有其他文化中所无可比拟的对养生的讲究，以期在这个世界得到永生。

在中国古代的墓葬中也能看出那个年代的生死观。在马王堆墓葬中出土的帛画中，就有对天空和地下世界的瑰丽想象，这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传统信仰在此非常深刻地影响了葬礼仪式及陵墓的空间分布，这在考古上是个关键问题。所谓风水观念也是传统信仰在地理上的投射——即认为山水是有生命和力量的，能够影响到人的生活；说“风水不好”就是指地理的分布会给家族和个人带来不幸。“地理”一词在古代原先其实就是指风水，到现代才被挪用来翻译英文的geography。近代以后“风水”观念逐渐遭到破坏，在现代科技视野下，我们只看到山水等自然物的无机特性，不再承认他们有生命——它们只是人所要面对和处理的客体而已，毫无敬畏。

中国人历来有一套自己的复杂信仰体系。龚鹏程在《道教新论》中说，在周朝初年就已形成一种新的人神关系，即人不是用饮食祭祀来贿赂神，而要看自己，神只是道德的裁判者。这种观念在汉传佛教里特别强大，它认为，你如果做了坏事，那么拜佛拜得再多也没用，一切说到底都是自作自受。这在宗教中称为“自力本愿”——也就是说，你得到的福祸都是自己造成的，跟鬼神说穿了没多大关系。而在基督教这类“他力本愿”的宗教中，则倾向于认为人要获得拯救必须依靠上帝。很明显，自力本愿的信仰更强调人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佛教的东传曾强烈影响了中国文化，但没有改变这些本质。当然佛教确实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例如从印度引入了阴间、魔鬼（汉字中原本没有“魔”这个字）、因果报应、轮回等观念，包括阎王，也不是中国本土的神，它原本是古典印度教和佛教中的阴间神，传说他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死后转变死神和司法审判者。这些观念都在传统的民间信仰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并顽强地留存到了今天。

民间信仰的另一个体现就是禁忌——每个民族都有一些禁忌。在美国，有些禁忌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比如新泽西州法律规定：喝汤时不得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更多时候则是一套隐性的社会规则，像我老家崇明那里认定，要在死者胸前放一块镜子，在出殡时必须将镜子一次性砸碎，否则将会不吉利。这些禁忌的原因是什么呢？人们常常已经不知道其所以然，他们只是顽强地遵守着禁忌。禁忌的威力就在于：你如果不这么做，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说不定哪天就倒霉了。这就已经足以形成一种极其强大的威慑力，迫使每个人都照此履行。好多人哪怕平日从不求神拜佛，但到结婚时还是会选一个黄道吉日，何必要选个不宜嫁娶的凶日呢？万一有什么事谁知道呢。

由此，禁忌对人的行为强大的约束力造成了一些社会规范的限定。它实际上是促进了某种程度的团体共融，因为任何人胆敢违背这一禁忌，将遭到社会上其他人的议论和非正式制裁。反过来，如果团体中的大部分成员不再遵守禁忌，那么这个团体很可能就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没有人遵守一定的规范，必然伤害团体的凝聚力：或者使它崩溃，或者使它丧失自己的特点。就此而言，禁忌代表了一种文化中核心的某些要素，因此常被加以严厉的警告。这些直接的警告，不论在哪种文化里面，都是从关于宇宙的描述中获取间接的支持。玛丽?道格拉斯的名著《洁净与危险》中曾说：禁忌隐含的理论是“大自然会为那些被打破的禁忌报仇，水体，陆地，动物生命以及植物，会组成一个军械库，自动地保卫与建立社会的法则，人体本身也随时准备这样去做。”在这里，禁忌隐含了一个报复性的力量，正如我们不敢打破法律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隐含了强大的报复力，违背和破坏法律者将一律遭受惩罚。

那么，这种威慑力体现在哪里？中国的二十四史中，从《史记》开始，都有一种灾异观，认为洪水、地震、火山爆发、彗星、传染病等一切灾害，都是自然界的警告，而原因则是人类社会中出现了违背和败坏宇宙秩序和道德伦理的事物。西周时厉王暴虐无道，于是自然界就愤怒了，山川崩裂；他恐慌上询问大臣，被告知这是老天爷的严厉警示，必须修身改正。自古以来帝王们一看到某些奇异天象或洪水爆发，第一反应都会认为：可能自己的统治有点问题了。皇帝要因此下《罪己诏》或大赦天下，本人深刻检讨，反省自己哪里统治出了问题，要各地立刻上报奏章，检查当地有没有冤情。因此这种间歇性爆发的自然灾害，对整个政治秩序起到良性的调整作用。

这使得人们将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相互联系起来，超自然现象被认为是人间秩序出问题的征象，因此，帝王作为人间秩序的守护者有责任去重新来调试和支持这些道德准则。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观念。不止在中国，在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里边，这些也都被当作是超自然力干预人类事务的例证。所有气象灾害被认为是政治背信的结果，是社会秩序不正常导致的宇宙秩序异常。整个宇宙都被用来限制和规范人们的举止，让大家成为良民。

现代人当然不会这么看。1997年爆发大洪水和前年的汶川大地震，没几个人认为那是当下道德败坏导致的，我们无法接受这种因果关系链条，这意味着我们与古人之间已经相隔着一个剧烈的社会变迁。北宋时曾有人跟宋仁宗说，“地震是君王统治出问题”之类的说法都是胡说——现代人一听可能觉得此人是个超前于时代的无神论者，但大臣富弼知道后大惊失色，马上要去见皇上讲明：这些大自然的灾害，就是对统治者的警告。因为他觉得天子唯一害怕的也就是天地对他的警告，如果这都不怕，那岂不为所欲为，还有什么能够制止他作恶？这就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所说的：“即使说，老百姓信仰宗教是没有用处的话，君主信仰宗教却是有些用处的；宗教是唯一约束那些不畏惧人类法律的人们的缰绳，君主就像狂奔不羁、汗沫飞溅的怒马，而这条缰绳就把这匹怒马勒住了。”

一句话，这些中国传统观念的关键在于：认为这些超自然力量干预人类事务，是在支持人伦道德和整体的社会秩序。人们还相信超自然力可以公正地鉴别和判断人间的是非真伪——这种信念的产物就是世界各地都存在的“神判”，在古代尤其普遍。像古代柬埔寨就认为，判别一个人是否有冤情的办法是：将他仍进鳄鱼池，善人会得以幸免，恶人就会被吃掉。神判观念在中世纪欧洲也极为盛行，决斗也是一种神判——因为这首先假定：神不会让正直的一方输掉或死去。神判的理念和操作现代人无法接受，但也有其合理性：它能够用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一次性地、简明扼要地解决问题的争端，尤其是在一些无法确定事实、难以追查的案例中。相反，废除神判之后，欧洲就出现了如今广为人知的“刑讯逼供”，这在神判时期是根本不存在的。

中国古代法律中很少有神判的痕迹，但人们确实也倾向于认为鬼神是人伦道德的裁决者和支持者。在《聊斋志异》中的鬼神故事里，大多数人物最终还是不能逃脱礼法的制裁，而鬼神则常常站在维护这些礼法和社会规范的一边，给好人以好报，并严厉打击恶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原本对宗教和超自然思想是最为淡泊，因为孔子本人就对鬼神持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儒家的知识精英长期以来避谈鬼神，不去管它们是否存在，而强调先管好人间的事情。帝王们如果“不问苍生问鬼神”，那向来是儒生们要批评的。虽然儒家思想常被认为是一门讲道德的伦理学，但用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中的话说，“道德教诲就是宗教教诲”。长期以来，包括魏源等“开明士人”，都认为鬼神之说是有益于世道人心，轻易废除将使小人有恃无恐。正如非洲的阿赞德人也觉得信仰巫术是克制邪恶念头的一剂良药，因为显露坏脾气、吝啬或者敌意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连卢梭都曾说过：“我天性并不残忍，但是当我看到这个世界因为那些妖魔鬼怪而没有正义存在，我就宁愿相信，有个地狱在等着他们。”

凡此等等，都表示人们即使从一种功能主义的角度，都觉得鬼神对匡正人间秩序是有帮助的。包括蒲松龄在内的许多传统知识分子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法律无法制裁的人和现象，鬼神能够制裁。这也就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县官上任后首先都要敬拜城隍，以求城隍神是能协助维持社会秩序。理解这些，才能使我们看清传统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的那些制度性因素。到晚清时，近现代科技的传入带来了不少正面的后果，但同时也将传统灾异观中积极的因素去掉了：我们不再害怕大自然的报复，结果使我们处于这种报复之下的危险程度反倒大大增强了。 　　

四、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是怎样看待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仅仅是其中一种力量，而且并非最强大的存在。在现代人看来是虚无的那些东西，在那时则被确信是确有其事的。无论你怎么看待这种观念，都不能否认一点：它对人们的世界观具有一种潜在的笼罩性影响，影响了人们看待周遭事物的态度。

每个人都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清楚这一点非常关键。李普曼曾在《公共舆论》中提出，人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看法经常是不准确或不完备的，其行动实际上是对虚拟环境的反映，而不是对真实世界的反映。什么叫虚拟环境？就是你所认为的那个世界。如果我认为世上有鬼神出没，那么我是根据这一点作出反应的；现代人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无机世界，不相信有山神、河神、海神，我们的行为也就因此很不相同——比如开矿时不会设想那将引发山神报复。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个观念是不可见的、无意识的，我们还常常误以为彼此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

在回望古人的思想时，这尤其是一个关键的事实：要考虑到他们对世界的想象与我们存在很大差别，如果用我们的观念去评判他们的行为，那就只是一种时代意见。像开头谈到的这对父母，为什么会相信自己女儿所说的“飞到俄国，用法术烧了莫斯科”这类奇谈呢？这无疑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这些事确实是可能真实发生的。

这也有助于我们来反思近代史上一些著名的事件，尤其是教案等针对洋人的事件中底层民众的心理，这在推动这些事件的进程中常常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900年夏天，北京近郊的通州流传谣言，说“之所以会发生旱灾，是因为有洋人”，并说“如果人们使用进口煤油的话，两天以后眼珠就会掉下来。如果吸入洋火柴点燃后发出的气味，其它可怕灾难也会降临”；另一个传言则说那时的一批鲜荔枝实际上是人的眼睛。这些谣言乍听起来非常离奇荒诞，但在当时却广为流传，产生强大的破坏力，整个社会为之人心惶惶，并大大推动和强化了底层民众对洋人的敌意。

再举个例子，1900年京津铁路建成时，北京城内谣传：在这条铁路的每块枕木底下都埋着一个孩子，被杀死后加固桥梁。同样的谣言前几年在重庆奉节也出现过，当地风传正在建造的一座桥梁工地必须杀几个孩子才能固定桥梁；虽然其事并无根据，但很多家长听说后都十分恐慌。谣言为什么能如此有力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因为它首先有一个有效的传播环境，那个社区中的人相信这种可能性，即便将信将疑，却也不敢否认没有万一。

这是因为这些中国人特别愚昧吗？很难说。在1853年日本的黑船事件中，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漆成黑色的蒸汽战舰，喷着浓烟闯入日本浦贺湾，引发日本社会巨大恐慌。当时日本人传言：这些洋鬼子喝的葡萄酒其实是人血。数天后消息传到京都，一路上流传得越发离奇，洋人的数量从四艘船的几百号人变成十几万，他们饮血的形象也被描绘得稀奇古怪，日本孝明天皇束手无策，日夜烧香。我们不必觉得可笑，其实你想象一下，假如明天突然有一群外星人在上海市中心降临，我们从没见过他们，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他们的长相、行为、器具，看起来必定都会让人感到奇怪和可怕——说不定他们还能把徐家汇炸成一片平地。这时恐慌和谣言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人们会把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按照自己世界观的理解表达出来，在传播过程中很多细节都会扭曲变形。

所以谣言本身就折射出每一个人对待世界的看法。晚清时期新旧交替，人们对很多现象感到迷惑不解，又没有获得正确消息的可靠来源，因此社会上各种谣言非常普遍——晚清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谣言传播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朝廷对此的应对非常无力。谣言的传播也引发了一个危机公关问题，没有哪个时期、哪个国家、哪个政府有能力完全扑灭谣言，最多只能是积极地应对，而了解这些谣言为何产生、人们为何相信尤为重要，这实际上也反映出社会的群体心理学。

在现代危机公关中，如果面临这类不实传言，第一个原则是公开，其次是必须要迅速发布一个真实、正确的信息。此外，你要了解到人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为什么会认为某一事件是可能真实发生的。在这方面国外学界的研究确实走在我们前面，美国学者孔飞力写过一本《叫魂》，讲清朝乾隆时代很多家长相信江湖骗子能勾走孩子的魂，这种社会恐慌背后的群体心理和官方的司法应对。这是非常好的民俗学、谣言心理学和微观历史学的一个断面，从这个角度切入，能有助于我们看到许多以往被忽视和遮蔽的历史面相。



五、 　　

这种观念不仅塑造了一个社会空间，对地理空间也是如此——这两者都是人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一部分。前两年网上流传一些有趣的图片，像是“上海人眼中的中国地图”，其中一些上海人不了解的地方标着“未知世界-异次元空间”。这类“地图”通常是讽刺一些地域偏见的，但它确实反映了人们脑海中对其他地理空间的概括性想象。如果帮古代人也画一幅这样的地图，那么也许在中原一带的文明中心是光明的，迈出这个圈子之外就逐渐变黑暗，甚至是非人间的区域。

古代地图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地理认知和制图水平，它也折射出古代人的世界观。像欧洲中世纪的地图上常常画着各种妖魔鬼怪：没有头的人、长着狗头的人、看起来像女人的男人、美人鱼等等，总之鬼神出没，但却被那个时代的人认为是真实存在于世界上的。中国古代地图没有这样的传统，但文字记载中同样揭示了这种地理想象。张哲俊在《东亚比较文学导论》中有一章专门讲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其中就提到日本和朝鲜在中国文学中都经历了一个从神鬼、到兽类、到半人半兽最后才到一个人类的形象转换。

这种对异域的地理想象在西方学界已成为一门显学，最经典的无疑是《东方学》，从西方人看待东方的认知体系中揭示出一整套背后的心理和权力话语。在中国，这一领域还没得到彻底的研究，以往常常是作为比较文学或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分支。张伟然有一篇《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谈到唐朝处于文明中心的士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不同文化区域的。例如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就说“播州非人所居”（播州就是现在贵州遵义一带），他的本意恐怕不是说那里“不是人待的地方”，而是真的认为那里是非人间。这种观念本身就很值得深思。

对异域形象的构建与人们对陌生人的想象紧密结合。对古代人来讲，陌生人常常是奇特的、带有敌意的、甚至是幽灵；英语里stranger（陌生人）一词的词根就有“陌生”、“奇怪”等几层意思。在夏威夷的历史中，土著中的一些老人认为陌生的欧洲人可以不停的变换肤色；新几内亚人认为白人是一种鬼魂；《天真的人类学家》一书中提到，非洲的多瓦悠人认为去当地考察的白人人类学家是当地巫师的灵魂转世投胎的，因此当地孩子看到之后就会哭着让白人把皮脱下来，据说脱掉后里面实质还是黑人。这其实很好理解——想象一下我们对外星人的想象和态度。

《山海经》、《博物志》等许多古代著作，都记载着大量海外奇谈，对当时人来说，这种空间上的距离同时也是一种时间上的距离（例如将异域的部落看作比自己落后数百年），有时甚至根本就不是人间。异域形象在此成了超自然想象在地理上的投射。宋朝的《岭外代答》现在一般被认为是地理和中外交通史的著作，但其中却说到：“六合之外，妖祥怪诞愈多如此！”——就是说在中国之外，妖魔鬼怪非常多，而它也确实记载了许多离奇传说。

那些未知的异域，特别是偏远的沙漠、丛林、海洋、异国，常常都是都是投射无意识想象的天地，那里常常有妖魔出没，说不定也有美丽迷人的神仙，人们对它既神往又恐惧——这种想法任何时代的人都一样，只不过我们现在一般是投射到外太空去了。以往即使是严谨的正史，也有许多看起来很奇怪的记载，比如在《新唐书》中提到西南地区有一个名为“飞头獠”的部落——据说他们的头会飞，发作前仿佛生病一样，脖子周围显出细细的痕迹，半夜里头忽然就没了，第二天再飞回来。这个情节简直比小说还离奇，却被大史学家欧阳修写入正史，可见人们相信在蛮荒异域可能发生这类事。

王明珂在他的《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谈到：羌人称呼一类人是“毒药猫”，他们的灵魂能变成各种的动物去作怪吓人。这种人据说有毒、会巫术，但在没有变形之前和平常人没有区别。人们知道谁是“毒药猫”，但不会明确指出，而是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某个女人实际上是毒药猫。不管我们觉得这多离奇，羌族人确实是这么想的。王明珂解释说，这是社会克服恐惧和凝聚群体的一种方式，但当初我看到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如果这件事是由古人记录下来，那么我们今天大概或者将之斥为荒诞不经、无法理解。像明代《西洋番国志》中记载，越南南部的有些妇女，半夜能飞走吞食孩童，有时其妖气还能进入小孩的肚子里，更不要说广为流传的狗国、女国之类故事——凡此等等，我们以往常常是不理解或不屑于理解的，因为这有悖于我们的理性，但这与“毒药猫”不是同一类型吗？

回头去看，古代那些现在看来无法理喻的记载也有其价值，问题是我们如何解读。举个例子：中国古代常谈到南方有一种奇异的风俗：在某些部落里，女人怀孕时她丈夫也躺在床上装作像孕妇一样，学着做出分娩时的种种痛苦。《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谈到过云南南部有这类习俗，但多少是作为异域怪谈。然而现代人类学可以为此“平反”了，因为在世界各地（像北美印第安人中间）都发现了这种“产翁制”的痕迹，它被视为从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的转折点，因为男性嫉妒女性的生育力，故而试图模仿女性怀孕产子，由此形成这种今天已很难理解的风俗。这就使得我们能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来重新阐释和解读这些看起来“荒诞离奇”的记载，也提醒我们要谨慎判断自己所不熟知的事物：当我们指责某个事物“荒诞”或“愚昧”的时候，也许只是因为我们对它无知。

以往这些记载常被视为负面遗产和糟粕，对它们的研究不必说是极少的。但深入思考的话，可以说这些提出了一系列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问题：这些现象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现在为什么断定其中某些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人们为什么会采信一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传闻，甚至连欧阳修这样的学者也会相信？在历史过程中人们对其他群体的形象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书写者对土著抱有怎样的观念，而当地土著又是怎样看待外人的？

　

六、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去神圣化的、世俗化的世界。幸存的一些神话经典，如梁祝化蝶，也常常被“古为今用”，甚至用以着力体现反封建、追求自由婚姻的精神。现代人看待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通常是缺乏神圣性质的感触的——看待山水时已感受不到宇宙的力量，只视为无生命的东西，只是平庸的景点；星星不再体验宇宙的深邃与神奇，它只是天文学的观察对象，而非宗教体验和内在提升。我们缺乏触及灵魂的感动和震颤，也难以感受到永恒。传统一旦被视为传统，它就死掉了，变成一个空的躯壳。有一个著名的神话学者袁珂，他就是以一种无神论和世俗的观念来研究神话，最终把神话还原为古代中国人劳动改造自然的真实历程，他把古代的神的形象归结为历史中的实在人物，这肯定不是前人创造这些神话时真实的内心世界。

这种看法的变迁常常被视为一种进步，但却未必是一种幸福。萨特有一篇小说《墙》，讲一个游击队员被纳粹抓住拷打，让他供出自己的同志，他死也不从。后来德国人说：只要你供出同伙，我们就可以放走你。他内心想轻蔑地戏弄一下敌人，就随便说了一个错误的地方——结果他的同志们恰恰就在那里集合，就被一网打尽了。德国人于是释放了他。他出狱后感到整个事件非常荒谬，因为他根本没有出卖同志的意图，也根本不知道他们临时换了一个处所，但他无法让别人相信这仅仅只是一个致命的巧合。萨特是想通过这篇小说，说明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人生充满偶然和荒谬，它不可理解也无法解释。

这种感受完全是现代人，古代人不会承认这只是巧合和荒谬，他们一定要寻求到某个确定性。前一阵重庆有一个女孩子跳楼自杀，结果砸中楼下另一个行人，害得他重度瘫痪。这件事现代人通常在司法审判范畴内解决，承认这只是一种荒谬的巧合。然而我想当事人一定会像任何一个传统社会的人一样想：当时楼下一分钟内有30个人路过，为什么偏偏砸中我？背后是什么神秘力量在起作用？没有任何偶然。对于传统社会中信仰巫术的人来说，没有一例死亡是正常的死亡，所有的死亡，都有神鬼的因素，或他人在背后下巫术。只有找到确定性之后，他心里才会踏实。

就此而言，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转折，用吉登斯的话来说，就是人类从一个命运社会转化为一个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现代社会的人确实更理性，但却面对着许多不可控制的风险，精神上背着重负。在无力求得更高力量支持的情况下，人们活得很累，却难以获得内心的宁静和安全感。我并不主张把传统想象得多么浪漫和美好，传统社会中的人同样受到鬼神信仰的严厉制约，个人自由度少得多。但我们应当具备理解之同情，就像李学勤曾说的，如果把中国古代的巫术都算作伪科学的话，那么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很难有什么真科学了，同样，要是我们把超自然观念都看做是迷信和糟粕，我们也就没有传统习俗和民间文化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