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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草子：风雨飘摇的民营实体经济

姜草子：风雨飘摇的民营实体经济

经济杂谈·之三

作者：姜草子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 2011-10-14

　　中国号称制造业大国，可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抹去上海大众、广州本田、天津空客等等挂“洋头”的企业外，还能辨别出多少制造企业的面孔来?也不是完全没有，三一重工等就是。但像三一重工这种骨头里都是中国制造的企业，数量并不多，做中国制造的面子可以，代表不了中国制造的里子。

　　真正的中国制造面目不清，但人们又分明能感觉到它的无所不在。这种感觉来源于中国布遍大街小巷的商场、超市、连锁专卖店、小档口、地摊，那里堆积着大量中国制造的衣帽鞋袜、日用百货、五金用具、家具建材等。作为烟民，我还知道中国制造的打火机，已经布遍全球市场。

　　不要小看了这些中国制造，以及制造这些面目不清的商品的民营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躲在城市的巷子里，城乡结合部、乡下的田野边，或者在那些灰头灰脑的所谓“经济开发区”里挤着。但它们却是中国缴税和贡献GDP的三大主力军之一，苛捐杂税勒索的主要对象，吸纳了中国50%以上的就业人口。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没有了这些中小微民营实体企业，中国就会变成朝鲜那种样子，货架上空空荡荡，民众将重新体味短缺经济的苦涩，中国模式的经济繁荣昌盛、商品琳琅满目也会打水漂。

　　中国的中小微实体企业很重要，但它们又面目不清，灰头土脸的，人们知道它们存在，无时无刻不依赖它们的存在，但又没把它们放在心上，这就是它们的处境。政府也是这个德性。政府隔三差五的就会发个红头文件，说要如何如何扶持中小微企业，但到了要真金白银掏腰包的时候，政府又忘记这档子事了。我们的政府是曾经傍过中小微民企，把它们当大款傍，可它们现在已经不是大款了，现在的大款是跨国公司，大型垄断国企。中国的中小微民企，不过是政府昔日的乡下老婆，现在已成了黄脸婆。政府之所以仍没有彻底抛弃这群黄脸婆，是因为她们还在乡下为自己养着一大群孩子。

　　当然，政府中也还是有人在傍，但那是在偏远的小地方，傍的人尽是些9品以下的小科级、股级。可就是这些家伙，除了在澡堂泡妞时打电话要小民企老板来买单，要勒索点小银子，拿点赞助外，他们平时也未必会搭理这些企业。

　　中小微实体企业生存困难，有其内在的普遍性的原因。全世界都有大量这种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企业，每天生生死死，不足为怪。这种企业大部分都没多少技术含量，进入的门槛很低，在经济学中，由这类企业形成的市场，归纳或抽象成一种理论模型之后，叫做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学可以清楚证明，这种市场上的企业，没什么利润可言。

　　这里的利润一词，跟企业会计报表上反映的有所不同，在计算它时，还得扣掉机会成本。一个小老板，求七大嫂八大姑，筹了几百万，开了一间工厂，每年不过二十万利润。可凭他的学历和能力，他本可以去当公务员。如果他去做公务员，每年的货币和实物收入有三十万。他为了当老板而没去做公务员，这公务员的三十万就是他每年的机会成本，扣除这种成本，其实这位小老板亏大了。

　　中小微实体企业都不容易，可中国的中小微企业尤其不容易。这源于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特权垄断者对它们的打压、围堵和歧视。由于生存在这种环境中，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比地球上其他类似企业日子过得更艰难，经营得更惨淡，它们现在的风雨飘摇，也更值得人们关注和同情。

　　首先是它们与现代银行体系几乎处于隔绝状态，既时时为资金不足苦恼，更动辄会为可能的资金掉链子提心吊胆。中国有不少奇特的现象，二元结构处处可见，连金融也是两套体系，事实上存在着金融“双轨制”。正轨银行眼睛几乎只盯着国企，尤其是大型垄断国企，为它们提供资金服务，而能偶尔得到这些银行资金阳光沐露的中小微民企，却大约只有20%。以投资公司、财务公司、担保公司和地下钱庄等名目存在的影子银行，成了中小微企业的主要银主。

　　影子银行说是在帮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实际上却成了连企业的骨髓也能吸干的吸血鬼，或者说它们一边向企业输血，同时就在吸血，吸走的远远超过了输入的。搞到后来，它们的所谓为中小微企业为服务，就成了直接或间接的放高利贷。它们借出或担保给企业的钱，即使不算高利贷，利息成本加上融资费用，也足以让任何从事实体而不是投机经济的企业抽风。

　　一边是3分、4分、甚至6分、8分的月息，50%、70%、甚至近100%的年息，一边是8%、6%、甚至只有5%的利润率，谁能够把这种企业撑下去?现在有些人在争论，温州的民企资金如此短缺，借了那么多高利贷，原因是不算它们将企业资金抽走，去投机房地产了?我毫不怀疑有这种现象，甚至这种现象很普遍。可问题在于，这些民企即使不抽走生产经营资金，它们就可以不借高利贷了吗?它们中的许多企业，不融资就难以为继，可它们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又决定了，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只能借到高利贷。

　　高利贷极大地拉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拉到了与企业承受能力不相称的高度，可对中国的中小微民企而言，影响它们持续存活的特色成本费用，远不止这些。中国的中小微实体企业，真实的政治地位其实很低，法治环境很差，老板们没有多少安全感。为了提升自己的安全感，甚至仅仅只是为了产生安全幻觉，它们还不得不为稳住与权力部门的关系，开支大量的“公关费用”，在企业内形成了一笔具有特色的隐形“交易成本”。我长期为多家这种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就本人服务的这些企业来说，由于它们的生产和市场规模都不大，它们的这种隐形“交易成本”，都超过了正常的生产经营费用·。把高利息、高额的“公关费用”、苛捐杂税等统统考虑进来，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办企业，花的冤枉钱实在太多。

　　近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企业，几乎都没有定价权。但中国中小微实体企业的这种权力更差，在定价上更说不上话。在上游，它们遇到的往往是垄断半垄断的大公司，很多是国企，原材料喊涨价就涨价，容不下半句反对质疑的声音，下游的加工制造企业只能敢怒不敢言。中国的国情又决定了，这些下游中小微民企，不可能相互结成自己的维权价格联盟，与上游展开价格谈判。在下游的终端市场，中国的普通制造业商品更是已严重过剩，生产企业的价格堤坝已接近崩溃。我所在的这条街道附近，就有四家浙江人开的鞋店，这些鞋店经常以每双15元的价格甩卖皮鞋。我们这座城市号称大都市，在中国属最富裕城市之一，可在这座城市闲逛，竟能时不时看到这种景象：卖服装的搬出大磅秤来，论重量廉价出售服装。

　　产品售价说不上话，原材料价格说不上话，资金高息融入，苛捐杂税和“公关费用”高企，利润微薄甚至是负数，这种企业生态是极其脆弱的。在这种背景下，国际通胀再输入，劳动力价格再节节上升，企业就支撑不下去了。所以，温州高利贷危机的爆发，中小微企业的纷纷倒闭，没几个人会吃惊。

　　温州人常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就文化素质和商业价值信念而言，这纯属扯淡。就算他们真是犹太人，那又如何?在如此不佳的大小经营环境下，他们也已经是一批被放逐的犹太人了。

　　温州80年代曾爆发过高利贷危机，那时的温州老板，可没有抽走资金去炒房产，照样有近70人自杀，数百人跑跑。哪次的危机得以顺利缓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仍没有走出短缺经济阶段。所以，救援资金到位后，企业凭借卖方市场地位，很快就缓过来劲来。现在中国已走入买方市场，这次的温州高利贷危机能否顺利化解，还有待观察。

　　但救还是要救的，政府也已开始采取措施。只是我比较怀疑，按照头痛医头的老套路治病，究竟有没有长期疗效?乡下的老婆已经是黄脸婆了，现在她在乡下服了农药，生命危殆，已经阔绰起来的城里的老公立即赶赴乡下，帮她治病，这并不稀罕，毕竟她还养着自己的一大堆孩子。但鉴于这位老公的一贯行事风格，我想这件事最后还是会这样收场：老公赶到乡下，把黄脸婆送到医院，付了医疗费，就火急火燎赶回了城里。后来他听说那位黄脸婆好了，只是留下了后遗症，就吭了一声，说：嗯，很好。然后又不闻不问了。

　　2011-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