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时彩的趣味一帆风顺:我们在谎言里，还要生活多久？

在现实世界往往很难找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真实。去菜市场或商店，你会发现所有吃的、穿的、用的东西都可能是假的。到股市炒股，你不知道有哪家上市公司的报表和信息披露是可以信任的。到剧院听音乐，说不准又是假唱。到球场去捧场，好比足球，那十有八九是观看假球、黑哨的表演。到大学去当学生，不期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老师文凭是作假的或论文是抄来的。有位“作家”声称自己写了多少著作，别人一算他一天能写150万字，写书的速度居然比我们阅读还来得快。

为了美容，花了30万元买了一种“干细胞”针剂打进自己的身体，结果全身都起了红斑，奇痒难忍，骨节疼痛。这事发生在北京一个叫高玉的女人身上。她在2005年9月做完疗程后，随即发生这等症状，其后四处求医问药，直到今天都没有医生搞得清她究竟得了什么病。

原来，高玉女士是掉进了一个诱人的谎言陷阱。深圳一家公司伪造各类文件，声称从美国BIO-COS公司进口了一种曾获多项国际金奖的“干细胞”抗衰老针剂。注射之后，可以逆转衰老，永葆青春，让人年轻5-10岁。美容机构还与高玉签订合同，合同上特别注明，无效退款。可实际上，这种进口的“干细胞”抗衰老针剂，只不过是商家从婴儿胎盘中抽取的液体或生理盐水而已。然而，他们通过各类假证件和吊人胃口的广告宣传，成功让高玉们一个个上当。在今天的中国，往往最善于说谎的人最容易赚钱、升官或取得其他形式的“成功”。

比之于其他谎言，“干细胞”谎言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中国版的黄禹锡——陈进，有着这样的履历：

陈进，1968年7月出生。1991年7月获同济大学学士学位。1992年1月赴美国留学，1998年1月获美国德州大学博士学位。专门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和检测方面的研究。先后在美国IBM、Motorola、Analog Device公司任高级主任工程师、芯片设计经理，从事高速无线通讯芯片和DSP核心电路的开发，担任多项重大SOC系统芯片的设计开发和项目负责人。2001年1月底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组建上海交大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并选择以数字信号微处理器(DSP)的开发为突破口，承担上海“汉芯一号”高性能(16位)DSP芯片项目，2002年成功研发。“汉芯一号”及其设计、应用开发平台属于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陈进领衔主持的“32位高性能嵌入式DSP芯片开发”，获得“863”计划信息领域专项；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以及上海市集成电路设计创新项目-PDC计划的重点支持。

由于“汉芯”，陈进先后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芯片研究所所长、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等职，并成为上海市科委聘其为信息技术领域集成电路设计主题专家，并授予上海市科技创业领军人物称号。

可是，陈进的“汉芯”却只不过是买来十块MOTO－freescale的56800芯片，雇用几个磨砂纸的工匠磨掉人家的标识“制造”出来的。凭着这十块假芯片，陈进居然成功让国内科技权威（王阳元、许居衍、邹世昌院士、863专家组组长严晓浪等）在鉴定会后认定，“汉芯一号”及其相关设计和应用开发平台属于国内首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凭着“汉芯”，陈进不仅获得了各种荣誉，在上海交大变成大红人，而且还成功从国家套取科技扶持资金上亿元。这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

陈进的“汉芯”竟然是过亿元的世纪谎言！可比之于上世纪的“大跃进”，陈进的亿元谎言又实在算不了什么。

1958年，中国大地开展了粮食亩产吹牛皮的世纪大赛，这个县说亩产过万斤，那个县就成为2万、3万。了不起的“诗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听说安徽繁昌县亩产过万，写诗赞道：“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此诗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又觉不妥，便通过《笔和现实》一文，要求将诗更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亩产三五万不过瘾，另一县又这样吹越来：四川郫县水稻亩产达到82525斤，广西环江亩产达到130434斤……

牛皮越吹越大，全国汇总的粮食产量变成天文数字。出生在农村，在农村长大的毛泽东惊呼，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完呢？于是，放开肚皮吃大锅饭。在农村，家家户户的灶台一律拆除，以生产队为单位吃“集体饭”。可是，数亿农民没吃上几天，粮食就很快吃完了。随后，大饥荒来了，饿死人了。大饥荒从1959－1962年，全国饿死人不计其数，估计超过3000万人。

一场大跃进变成饿死人的超级谎言，但直到1978年，却没人敢戳破。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为此说了句真话，结果变成“反党集团”的头子，立即被打成打入人间地狱。其后，为了掩饰这个罪恶，我们的宣传把三年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可1959至1961年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表明，这几年根本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旱涝灾害。

说谎，早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中国，为了任何目的都可以说话。为了爱情，为了取得信任，为了政治，为了牟利，为了名声，都可以说谎。有人总结了中国人的经典谎言，抄录如下：

网站：我们是免费的。

电信：我们是亏损的。

上市公司：我们不做假报表的。

老板：我不会忘记你的贡献。

女孩：这是我第一次……

客车司机：准时出发。

公司职员：明天我就不干了。

商贩：大亏本、大出血、大甩卖。

影视明星：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公安人员：决不让任何一个犯罪分子逃脱。

政客；我一分钱都没收。

领导：下面，我简单地讲两句。

因此，我们在现实世界往往很难找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真实。去菜市场或商店，你会发现所有吃的、穿的、用的东西都可能是假的。到股市炒股，你不知道有哪家上市公司的报表和信息披露是可以信任的。到剧院听音乐，说不准又是假唱。到球场去捧场，好比足球，那十有八九是观看假球、黑哨的表演。到大学去当学生，不期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老师文凭是作假的或论文是抄来的。有位“作家”声称自己写了多少著作，别人一算他一天能写150万字，写书的速度居然比我们阅读还来得快。有位好心人热心公益捐助，结果十个受助人居然有九个是假穷人。煤矿出了事故，死了上百人，可一开始，矿主与当地官员统一口径，声称只有三四人死亡。中国经济落后的地方，GDP数字总是与实际高出一大截。有的农村年人均收入只有几百元，却出来人均收入几千元的数据。而经济发达地区，为了少向上面交税，又用尽心机隐瞒数字。

假的，全是假的。

一些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说，在机关，实在说不得一句真话。那些耿直的汉子不幸进了机关，不是处处受压，就是时时倒霉。你说了真话，就等于给领导丢脸，给单位抹黑。你去政府机关翻阅总结，领导讲话，那必然是大家团结一致，紧跟形势，形势大好，工作成绩一年比一年突出。有些大贪官，在台上讲廉洁奉公，执政为民，而私下里，却不义之财广进，不义之事全做。有一个单位响应禁赌运动，成立反赌博工作领导小组。反赌会议刚开过，晚上就五人领导小组中就有三人进了赌场。最难堪的是他们当即被公安人员逮了个正着。

有的地方，政府或有背景的黑恶势力抢夺贫苦农民的土地，引起上访、抗议甚至暴力抗争的事件。然而，地方官员却可以反过来编造谎言，说是农民中有人组织造反，危害安定团结。如若境外媒体一关注，这些农民立即又有了“与境外反动势力”勾结，受利用的罪名。

大家都说谎，作为个体就不得不随大流。若不然，你就成为异类。有人不信这个邪，以为邪不胜正，结果却被碰得头破血流。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医院肖启伟实名举报医疗回扣被迫远走他乡，逃到山东当医生；上海医生陈晓兰９年医疗打假生计陷于绝境，还遭到人生威胁；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李文娟举报该局存在人为地少征国家巨额税款等违法和违规行为，结果她被两次辞退工作，又被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劳动教养一年；交通银行锦州分行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事件，就在审计期间，揭露此事的鲍宇等人却遭到别人的追杀……

而说谎者，却常能逃过应有的惩罚。吹牛皮不用上税，谁有机会吹牛皮谁不吹？

为什么我们的矿难死亡人数一再要隐藏？就因为以前那些说谎的人所受到的处理极其轻微或根本不受处理。为什么我们的假球、黑哨被揭露了十多年都没办法杜绝？就因为那些骗子所受到的处理极其轻微或根本不受处理。为什么我们的官场没有真话？就因为说谎者不但不受到处罚，而且反而能升官。不管有多少这样的为什么，答案基本如此。

但在国外发达国家如若说谎，后果却可能很严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差点被弹骇下台，原来并非因为他的婚外恋，而是因为他企图掩盖此事。《纽约时报》因为黑人记者杰森·布莱尔不到一年时间里制造了36篇掺了假的“独家报道”及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里克·布拉格请人代写文章等事件，导致编雷恩斯和常务主编博伊德两人双双宣布辞职。日本堀江贵文因涉嫌编造假账、欺骗投资者，违反《证券交易法》，他的公司及其住所不仅遭到检察机关搜查，而且还导致东京证交所不得不停止所有交易。挪威综合癌症中心研究员约恩·苏伯的一篇关于口腔癌的论文因为制造假数据，论文发表在英国《柳叶刀》上。此事一经揭露，一个外部调查委员会即介入此事，对作者的研究方法和他此前发表的其他论文展开调查。

在我们这个充满谎言的国度，巴金只说了一句说真话，竟然被当成世纪经典。可巴金提倡说真话，他自己的最后十年却不得不生活在可怕的谎言。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也基本不能与外界沟通了，却仍然是中国作协主席、《收获》杂志主编，直到他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止。

我们在谎言里，还要生活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