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消息：某个官员出事了，一查就发现贪污了好几个亿，某个贪官动不动就把上亿的银子卷走逃到国外，等等。

我有点小人之心，希望德国也发生类似的事情，以此证明一个道理：是人就贪，甭管什么体制。高兴的是德国还真有贪污的官员，遗憾的是德国官员贪污的数额太小了，对我们的官员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为了搜集德国官员贪污的劣迹，我在德国留学期间天天看报纸，天天上网搜。这不，还真让我“逮住”几个了：

德国前经济部部长莫勒曼的小舅子是做建材生意的。莫勒曼为了给其推销建材，用经济部的一张信笺纸写了一封推荐信。这件事情被媒体发现了，于是媒体质疑莫勒曼动用政府的公信力来为亲戚谋私。有的媒体甚至质问：信笺纸的价值虽然不高，但那也是国家资产！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下，莫勒曼很快辞职。

德国联邦银行的一个行长到奥地利度假，旅馆老板知道他的身份后主动表示，让他免费住两个晚上。这么一件小事情也竟然被媒体知道。此君很不走运，也立即以辞职来了结。其原因是，国家公职人员占私人的便宜，今后很可能会为其谋私。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前往西班牙参加公务活动，让其夫人随同前往。媒体很快对这件事情进行报道并质疑：只有总理可以享受政府的公务飞机，夫人怎么可以乘坐公务飞机呢？施罗德只好为其夫人补交了3700欧元。为此施罗德心疼了好几天，因为他自己因为离婚两次而成了困难户，在首都柏林都只能租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在公务活动之余只能开自己老的掉牙的大众牌汽车。从此以后，施罗德痛下决心，但凡出国都让妻子坐普通的民航班机随后过来。

这些消息对我来说太不过瘾了，与中国广大的官员对比起来只能算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么，德国官员为什么只能干点小贪污的事情呢？

记得在国内工作的时候经常接待德国的政府代表团。经常陪同他们去全国各地旅游参观。外地的导游都不太乐意接待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太穷，到旅游景点基本上不购物。看到导游拉得长长的的脸，我只好向他们赔不是并保证：今后一定带好的团过来。

我在多特蒙德的一个好朋友格贝尔在一家药厂做高层管理工作，他的夫人在市政府工作。我在他们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临别时出于礼貌邀请他们去中国旅游。

他的夫人对我说：“这要看我先生是否愿意出钱了，因为我自己没有太多的钱。”德国很多家庭夫妻收入各自保管，支出实行AA制。如果格贝尔不资助的话，他夫人就没有办法来中国旅游。

所谓的高薪养廉在德国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因为德国的公务员收入只能算是中等水平。我在德国联邦统计局实习期间有机会看到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表，他们局级、处级官员的工资也就3000欧元左右，也不过是公司中级职员的水平。

为什么公务员的收入不高呢？原因是公务员群体都没有太大本事，有能力的人都去做企业了。

由于他们的收入这么低，一定也想弄点灰色收入，这毫无疑问。可是这对他们来说风险太大了，只要一伸手就肯定被捉，因为德国的媒体太厉害了，可以用无孔不入来形容，什么官员犯事都敢报道。

如果一经媒体发现，这个人的一生就算完蛋了，第一是丢了工作，其次是今后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做，第三是可能要进班房。

造成德国官员普遍贫穷的根本原因还不是媒体的有效监督，而是他们掌握的资源太少了。他们没有一签字就可以支出几千或几万欧元的权力，因为每笔支出都必须经过议会的授权、批准和监督。

我估计德国官员都恨祖宗没有把自己生在中国。记得一次我率领一个城市的政府招商引资团去德国，中国的官员问德国的市长：“您能否把德国的企业带到中国投资？”市长回答：“我可以把您的消息发给企业，但是企业不见得会听我的”。中国的官员很不解：企业怎么会不听市长的话呢？

反观中国的书记、市长、县长，不仅可以调动政府资源，还可以调动企业资源。他们手中的资源太大了，大得不由让人心动。这好比一个藏宝室的管理员，他看管的是价值连城的珍宝。绝妙的是就他一个人看管，而且没有人来监督。如果他不想据为己有就太不正常了。

都说中国官员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是啊，风险与收入成正比，这是多数人认可的道理，所以，尽管仕途有风险，但还是每年有上百万的人来报考公务员。这一现实太让人绝望了。

如果哪一天出现这样的现象：智商低于100的人报考公务员，那么中国就有希望了。一位德国高官同我开玩笑说：“要睡就睡日本的女人，要当还要当中国的官！中国人开的这个玩笑，真是太有穿插力了。”

郭一平文章——腐败分子是极少数，是中纪委统计方法有问题！

国务院刚刚公布《中国公众对反腐败满意率上升到70.6%》，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又在6日称，“反腐败无效论、无用论” 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腐败分子或严重违纪的党员只是极少数，中共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所谓“腐败越反越多”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必须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

他提供的查办案件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受党纪处分人数占党员总数的比例约为1.5‰。按照违纪性质来区别，受处分的这些党员并不都是腐败分子。有些是属于因失职、事故等原因受到责任追究，还有些是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违纪行为受到处理等等。

其中因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受到党纪处分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占受处分党员人数的比例并不大，占党员总数比例就更低。因此，腐败分子或严重违纪的党员只是极少数。

　郭一平认为，中纪委统计上有问题：

问题一：中纪委拿2010年落马的腐败分子与中国党员数量相对比，不妥。实施腐败行为的，应该是“在政”的共产党干部。绝大多数党员，不在官位，不可能有机会腐败。即使在官位的党员，如果不是一二把手，没有实权，腐败的机会也不多。在校大学生党员，农村田间干活的党员，想腐败也没机会。这样说，即使官场上人人腐败，这数量与中国所有党员比起来也是“极少数”，因为“在政党员”毕竟占份额小，“在野党员”是绝大数。我说的对不对？

问题二：中纪委拿2010年查出来的党员干部，与中国党员数量相对比，这也不妥。因为，腐败分子，能查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隐在水下的巨大的冰山式的腐败分子队伍，并没有查出来，或没有查。

问题三：对腐败分子定性不准。不能说没有被扭送到法院，就不是腐败分子。一切不作为，乱作为，油头滑脑之辈统统都应称作腐败分子。天天叫喊着“执政为民”，可一二把手违法强行拆迁，逼死人命，你他妈的即使不是实权派，也总得说句公道话吧？可这些没有实权的“腐败分子”听任百姓的哭喊无动于衷，难道不也是腐败分子。这样的人身在官场，是大多数，他们吃着百姓的，喝着百姓的，不干人事，难道不是腐败分子？

用以上三种方法，并不能准确判断中国目前反腐败的形势。

何况，反腐败的成绩的评定，也应该把反腐败根本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作为考量之一。官员财产没有向全体人民公布，司法不独立，新闻不独立，人大政协里没有“人民”，没有民选地方官……这些制度性的腐败，连解决的迹象也没有，反腐败有何成绩可言？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也就是说，假如2010年实行了官员财产向全国人民公布的制度，即使没有抓一个腐败分子，这个成绩也是伟大的！

再者说，反腐败的成绩大小，腐败分子有多少，也不是一个部门说了算。只有在互联网上实行一人一票的公投，才能反映真正的实际情况。

另外，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满意率上升到了70.6%，这个统计也是水分太大。不信，我郭一平敢打个赌，实际的满意率要能达到 50%，我郭一平永远不再发贴——就在网上公开评议投票。

从70.6%这一数据出台后，网民的反映来看，这个数据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我看不到任何一家网站的贴子对此表示满意的，都认为太假。我搞不明白，象70.6%这样的数据是咋出来的？这么多的网民咋没有人知道？难道是专找李刚这些人投的票？希望网民发表自己的见解，另外，你实话实说，70.6%这个统计你参加没有？知道不知道？要是大家都不知道，说明这个数据就是暗箱来的，或是编造的。

还有，既然腐败分子是“极少数”，99.99%的干部都是“焦裕禄”，我想，人民群众对官员财产公布呼吁了十几年，年年都有人大代表提案，为何至今还没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