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意人结尾休常玉儿:社科院05年互联网报告--哪些人最可能使用互联网

哪些人最可能使用互联网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17日 18:58 新浪科技
哪些人最可能使用互联网？
在我们具体分析哪些人更加倾向于使用互联网之前，首先看一下网民的构成。从被调查的网民的性别构成来看，男性占56.5%，而女性则占43.5%。与2001年的数据比较，网民中女性的比例有所增加。

图为网民的性别构成
从网民的年龄构成看，大多数(近六成)网民的年龄在24岁以下：

图为网民的年龄构成
如果考察被访男女在不同年龄段中网民的比例，仍然可以看到青少年中上网的人占了非常高的比例，并且在这一年龄段中，性别差异不显著，而网民中性别差异最显著的是25-34年龄段。

图为不同性别的网民在不同年龄段中的比例
下面，我们将分别考察单个因素对被访者是否使用互联网的影响。就性别而言，男性被访者比女性被访者更有可能上网，两者的上网比例分别是67.8%和56.4%，相差11个百分点左右(参见表3-1)。

图为不同性别网民的上网率
随着年龄的上升，上网率反而呈下降的趋势：从17-24岁组的近九成的上网率逐步下降到45-60岁组的只有不到三成(参见表3-2)。

图为不同年龄段的被采访者上网的差异
总体说来，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上网的可能性就越大(参见图3-6)。

图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在使用互联网上的差异
个人收入和使用互联网的之间关系稍微复杂一些，总的趋势是，个人收入越高，上网的概率也越高。但无个人收入的被访者当中，有近八成的人是上网用户，这反映出青少年、尤其是学生具有较高上网概率、但又无个人收入的现实。月收入800元以下的两个收入群体，上网比例大体相当，接近四成；后面的收入群体则呈上升的趋势(参见图3-7)。
如果有亲戚或朋友在国外，上网的可能性也就更高些。有海外亲属的被访者当中，上网的比例为77.8%，而无海外亲属的被访者当中上网的比例只有56.2%，两者相差近22%，具有显著的差异。通过前面的描述可以看出，人们是否选择使用互联网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简单的交互表分析，无法揭示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通过对数概率回归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综合考察了下述几方面的因素：l被访者的背景，包括地区(city)、家中有多少人上网(AL)、家用电脑数、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和是否有海外亲属等；l被访者对互联网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包括互联网对人类的利弊、互联网内容的可靠性、对互联网的负面量表、正面量表、沟通量表和不良信息量表、互联网的民主化量表等；l反映被访者个人特征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态和个人收入等；l被访者的人格特征和态度，包括个性量表、宽容量表、创新量表、孤独量表、焦虑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失范量表、言论自由量表等变量。
作为探索性的研究，我们采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以期得到一个比较简明的模型，使得我们能够对影响互联网使用的因素有一个比较全面但仍不失简单的了解。在我们最后选定的回归模型中(详细分析参见附录3)，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l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入网边际效用。在考虑了个人和家庭的特征之后，地区之间的差异所反映的就是互联网的覆盖程度和上网费用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了人们接入互联网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从不同城市的入网边际效用来看，北京市几乎和一个小城市即墨相同，是边际效用最低的两个城市；上海和成都是两个入网边际效用最高的两个城市，分别比北京市的上网概率高0.134和0.104。l家用电脑数和个人收入的对数，也反映的是个人负担互联网的经济费用的能力，这两个因素是阻碍互联网普及的重要因素。反映在模型中，可以看出，家用电脑数和个人输入的增长，对被访者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都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家庭中每增加一台电脑，被访者上网的概率就增加0.408。个人月收入在对数尺度上每增加一个单位，被访者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将上升0.019。l除了经济能力之外，教育也是影响互联网使用的一个因子。和初中及以下的受教育成都相比，高中、大专和大学及以上的被访者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分别提高0.142、0.178和0.207。很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使用互联网的概率也随之上升。l社会群体的不同隶属也会影响到被访者对互联网的使用概率。在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性别鸿沟，职业鸿沟和年龄鸿沟。和男性对比，女性上网的可能性将减少0.104。和白领被访者相比，蓝领被访者、无业者和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分别下降0.225、0.197和0.085。随着年龄的增加，使用互联网的概率也随之下降：和17-24岁的青年人相比，25-34岁组、35-44岁组、45-60岁组的被访者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分别下降0.355、0.739和0.810。l越是有个性的人，越可能使用互联网。在个性量表上每增加一个单位，被访者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将上升0.066。l被访者对互联网的态度或偏见，是影响人们使用互联网的内在因素。在负面量表上每增加一个单位，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就将下降0.258。在不良信息量表上每增加一个单位，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反而上升0.092。也就是说，对互联网的看法越消极，上网的积极性就越低；对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越感兴趣，上网的概率反而增加。但需要注意的是，与前面所讨论的其他因素不同，我们在这里无法区分这种态度或偏见，究竟是在使用互联网之前就存在的(原因)，还是在使用互联网之后形成的(结果)。
由此可见，对中国这样处于急速转型阶段的社会而言，如果说互联网是一种机会的话，那么，不同的社会阶层把握这种机会的能力是不同的；如果说互联网是一种挑战的话，不同的社会阶层应付这种挑战所拥有的资源和成本也完全不同。在面临一种新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时，理论上的机会均等和历史时点上的巧合，并不能保证我们有事实上的平等。在从社会空间向虚拟空间的转移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付出经济上的资源或成本，还需要跨越许多无形的障碍，包括教育鸿沟、性别鸿沟、代沟(反映在年龄上的差距)、社会分工(职业差异)和观念上的差异(对互联网的态度)。在现实社会中，处在社会分层顶端的社会阶层，更容易跨入虚拟空间之中。他们能否在虚拟社会中保持这种先入优势，这种先入优势会不会反过来强化现实社会中的分层结构，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预见，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决不是一个对所有社会群体都同质的过程，而是一个由中上层阶层开始浸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