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打仗:康震品李白4

 “浪漫选拔”只在传说之中(1)

那么，同在皇宫禁地，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的差别究竟在哪里？才华横溢、胸怀抱负的李白为什么就不能成为翰林学士呢？

如果我们认真翻检一下有关史料，就会发现，新旧《唐书》中没有李白担任翰林学士的记载，李白的诗文中也从未称呼自己是翰林学士。至于他的朋友如杜甫、贾至、任华、独孤及、魏颢等人在与他交往的诗文中，也没有人称他为翰林学士。中晚唐时代，几位做过翰林学士的官员，都曾专门著书整理记录有关唐翰林学士的史料，如李肇《翰林志》、元稹《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等。正因为有这些资料，我们对从唐玄宗开始直至晚唐的翰林学士才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在这些资料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李白的姓名。可见，李白从未担任过翰林学士，他担任的是翰林供奉。

那么，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有什么区别？这得从翰林院与翰林学士院的区别说起。

唐代的宫廷制度规定，凡是皇帝行止所到之处，要有御用文人、术士等候诏命。这些御用文士、术士并非皇帝的政治助手，而是陪侍皇帝从事文艺游赏之事。这些人当中有吟诗作赋的文词之士，有饱读典籍的经学之士，有算卦者、杂耍者、司棋者、论道者、念佛者、求仙者、书画者，吹拉弹唱，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在翰林院里随时等候皇帝的召见，所以叫翰林待诏，也叫做翰林供奉。皇上赏月，便召唤诗文待诏写诗助兴；皇上游园，看见景色迷人，便召唤画待诏作画等等。

有时候，皇上偶尔也会询问翰林待诏一些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甚至要他们起草一些并不重要的一般性文书（不是诏书），但这并非他们的主要工作，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工作与政治毫无关系，皇帝也不会将他们这个群体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宫廷中，他们与皇帝的关系虽较为密切，有侍奉之便，但是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更不可能发挥较大的政治作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政治前途。

诗文待诏只不过是诸多待诏中的一种，其地位比其他待诏要高一些，其中有一些表现优秀的诗文待诏，也会逐渐发展到给皇帝起草诏书，具有了政治身份，但这批人数量并不多。

再来看翰林学士。朝廷中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是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古代负责诏书起草的工作非常重要，实际上是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工作。唐玄宗即位后，随着国家行政事务的日益繁多，原本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官员，特别是中书舍人繁忙不堪，工作效率低下。玄宗于是常常抽调朝廷其他部门中一些精通文辞、学识渊博的官员临时负责起草诏书的工作，这属于临时差遣工作，这些人常常被称为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他们的临时办公地点就在翰林院中，与那些御用文士、术士的待诏们在一起办公，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人才与杂流并处”。

开元二十六年，玄宗进行了一项改革，将那些专门负责起草诏书、执掌朝廷密命的翰林供奉（待诏）正式改称为翰林学士，并在原来翰林院的南面修建翰林学士院，与北面的翰林院区别开来。这个时候，翰林学士就从原来的翰林院杂班子中脱颖而出，翰林学士草诏也就由临时性的差遣逐渐成为固定的职务。这样，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们就在南边的翰林学士院办公，主要从事政治决策、政治顾问与起草诏书的工作。而那些陪侍皇帝娱乐游赏的翰林院待诏们还继续在翰林院里待诏，从事侍奉皇帝文化娱乐的活动。

与翰林供奉或者翰林待诏不同，翰林学士们的权力很大，在当时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他们的出现从客观上分解了中书舍人的权力，也就是分解了宰相的权力。因为中书舍人是直接受命于宰相的，而翰林学士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不从属于任何其他官僚机构。所以翰林学士又被称做天子私人，即是皇帝的私人政治秘书和政治顾问，它的设置是玄宗集中皇权的一个重要步骤。皇上要通过设立翰林学士分割宰相的权力，扩大皇权。到了唐代中期，翰林学士，特别是他们的首长翰林学士承旨，往往十之八九都是宰相的预备人选，所以被称之为“内相”，可见这个职位的重要性。

“浪漫选拔”只在传说之中(2)

翰林学士有一个特点，即本身并不是一种有品级的官职。唐代史书说，从正九品至正四品的官员都有机会担任翰林学士。但是翰林学士本身没有品级，也就没有俸禄，所以担任翰林学士者必须有其他正式的官职，才能在官场上有属于自己的序列，才有与官职相应的俸禄。唐德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姜公辅、唐宪宗时期的翰林学士白居易都遇到过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没有俸禄来支撑生活，所以他们请求皇帝能够给他们挂一个官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拿这个官职所具有的俸禄：

姜公辅，……授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岁满当改官，公辅上书自陈，以母老家贫，以府掾俸给稍优，乃求兼京兆尹户曹参军，特承恩顾。才高有器识，每对见言事，德宗多从之。

（《姜公辅传》）

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

（《白居易传》）

所以，唐代的翰林学士都有一个别的官职，他在朝廷上排列次序的时候就以这个官职的高低为根据，而在皇宫内设宴时翰林学士排在宰相之下，一品官员之上：“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百官志》）

从这一点来看，李白所担任的绝对不是翰林学士，而是翰林待诏。因为他在长安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唐玄宗也从未给他任命过任何官职，这不符合翰林学士任职的常例。因为他只是翰林待诏。对于唐玄宗而言，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在政治上使用李白，他与其他在翰林院中的那些僧道术士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一个侍奉皇帝文化娱乐的御用文人而已。

因此，李白在长安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严格地限定在另一个框架当中。他的办公地点不在南面的翰林学士院中，而是在北边的翰林院当中。也就是说，从玉真公主将他推荐给唐玄宗开始，玄宗就是将他看做侍从文人人选，而不是政治人物人选，所以才将他置于翰林院之中而不是翰林学士院中。

从玄宗时期翰林学士的选拔任用程序上来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朝廷的官员中选拔出来的，而从未将一个布衣之身直接选拔进入翰林学士院。而对于李白的选拔就不一样，那种由民间草泽布衣之士直接跃上龙庭的浪漫选拔方式，固然非常符合李白本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奇幻理想，但却远远不是翰林学士选拔的正规程序。毕竟对于政治顾问、政治秘书的选拔要严肃得多，也要慎重得多。对于李白的推荐选拔显然更符合一个文人的标准，而不是政治家的标准。

“赐金放还”的体面送客(1)

尽管玄宗并未在政治上重用李白，但能直接进入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却是李白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李白在任翰林供奉期间以及日后的许多时间里，都创作了不少作品来记录这段生活。如在长安时期所写的作品：

巨海纳百川，麟阁多才贤。

献书入金阙，酌醴奉琼筵。

屡忝白云唱，恭闻黄竹篇。

恩光照拙薄，云汉希腾迁。

（《金门答苏秀才》）

羽林十二将，罗列应星文。

霜仗悬秋月，霓旌卷夜云。

严更千户肃，清乐九天闻。

日出瞻佳气，葱葱绕圣君。

（《游宿温泉宫作》）

除此之外，还有《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等诗，从中可以看出，李白尽管只是个翰林院待诏，而不是翰林学士，但他的诗中也洋溢着入朝的骄傲，他热情地赞美朝廷，称赞皇帝身边卓越的人才，当然他自己也是这诸多贤才中的一位。在他的诗中，皇帝游温泉宫具有政治祥瑞的特征，在他的心中，玄宗是一个圣君，如同太阳一样伟大，可以给唐王朝带来美好的气象。

但是李白毕竟没有在玄宗身边扮演政治角色，只是一个御用文人，这离他的政治理想有着很大的差距，他因自己的诗文得到玄宗的赏识，但这种赏识与玄宗对优伶的赏识没有本质区别。所以李白虽然在玄宗身边，但他的内心是极度不平衡的，他巨大的理想与现实的处境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也使得他的内心非常郁闷。

在他的诗中，从来没有为皇帝起草诏书或者机要文书的记载，有关政治生活的记录也仅仅是“晨趋金门中，夕待金门诏”，即只不过是在翰林院值班，等待皇帝的诏命。这段时间，李白也曾感觉到失落，他的一些诗作表现了自己既闲散又无聊的情绪，如《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观书散遗，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息而笑。”集贤院中藏书很多，李白常常与集贤院的学士、校理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这也许是李白在宫中唯一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的地方。但这并不是李白来长安的初衷，他更愿意与唐玄宗或者一些朝廷重臣来交流政治体会，而不是读书心得，但是在长安，唐玄宗一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因而他的心情始终是苦闷的。

总之，李白在长安这一时期的诗文有两种倾向：其一表现自己深受玄宗器重时那种得意的情状，或者表达对皇帝的感恩之情；其二表现自己没有实现巨大政治理想抱负的怨愤，打算离开长安。

一年多以后，李白被“赐金放还”，但长安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最光辉的记忆。离开长安后，李白也写了不少回忆长安生活的诗文。其中不少是反映自己在翰林院的生活的，比如：

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

（《走笔赠独孤驸马》）

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

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

（《答杜秀才五松见赠》）

攀龙九天上，别忝岁星臣。

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

才微惠渥重，谗巧生缁磷。

（《赠崔司户文昆季》）

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

（《为宋中丞自荐表》）

这些诗文所描写的情景与李白在长安时期的描述有很大的不同。在长安，李白即便有抱怨与不满，但那时他毕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那是一种居于优势的抱怨，那时候，他似乎随时都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为他就在皇帝的身边。可是，离开长安以后，也就离开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要想再进入唐王朝的政治中枢谈何容易，因而，李白对长安翰林院的这段经历就有了别样的感情。在他的记忆中，这段经历充满了值得回忆和值得骄傲的地方，其中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不能完全看做是历史的实录，因为李白并不曾担任过翰林学士的职责，是不可能参与起草诏书的，更不可能被委以政治重任。

“赐金放还”的体面送客(2)

但这种夸张出现在李白身上又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我们所理解的李白是这样的：他对于自己政治前途的设计，对于自己政治理想的描述，对于自己政治才能的自许，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极富夸张与浪漫意味，这也是李白所有诗文一个突出的特点。

因而，他对于自己在长安的这一段特殊经历的夸饰也在所难免。尤其是当这一段经历以不大愉快的方式结束时，李白为了抬高自己今后进身仕途的身价，为了将这一段经历作为今后继续图谋政治前途的资本与基础而不是绊脚石，必然会对它进行必要的美化与修饰。毕竟，这是李白一生中唯一一次如此贴近大唐中枢的政治神经，是他唯一一次如此贴近自己政治理想的脉搏，这种珍贵的记忆与资本毕竟不是任何一个诗人都拥有的。

李白这些回忆、描写长安翰林院生涯的诗文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自己之所以在短短一年多后离开长安，既不是自己的责任，也不是玄宗的责任，而是宫中奸佞小人的责任，自己是在他们的迫害与排挤下离开长安的。所谓“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上重之，愈以纶诰之任委之，同列都所谤，诏令归山”（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李白《答高山人》），“君王虽受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李白《玉壶吟》），“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总之，就是因为奸臣作祟，离间了他和玄宗之间的关系，所以才不得已离开长安。

那么, 李白在长安不得志不得意，不得不离开长安，除了翰林学士、翰林供奉这些体制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真的有人对他进行政治迫害？是不是真的有人进他的谗言？这就是下一章所要解决的问题了。

李白长安受挫之谜

李白的政治机遇

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李白，由于处在御用侍从文人的位置上，在长安并没有得到唐玄宗在政治上的重用。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李白在长安没有任何的政治机遇，相比较其他的读书人而言，李白身居长安宫中，玄宗身旁，获得政治机遇的机会要大得多，尤其是他身居翰林院诗文供奉，地位比其他类型的供奉要高，获得政治提升的机会更大。但是，李白并没有获得他所期望的政治机遇，当然也更谈不上政治业绩了。那么，李白为什么没有能够获得政治机遇呢？他为什么没有获得唐玄宗的器重赏识？民间盛传杨玉环、高力士在唐玄宗面前诋毁、诽谤李白，使他不得不离开长安，这究竟是真还是假？

虽然李白担任的不是翰林学士而是翰林供奉，但只要他继续随侍在唐玄宗身边，也许还有机会。事实上，后来有不少像李白这样的翰林供奉或者翰林待诏，甚至地位更低，只要真的具有政治才能，也有机会一展身手。难道，李白真的在长安没有遇到任何机会吗？

有资料显示，唐玄宗似乎曾有意授予李白官职，或者说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付诸实施。我们现在不妨做个假设，除去翰林学士这个体制性的原因，李白如果真的有获得做官的机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唐玄宗收回成命呢？

关于李白在长安谋求仕途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李白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非常黑暗，李白之所以离开长安，关键在于当时日益腐败的政治环境，唐玄宗的统治昏聩荒淫，忠奸不辨，听信奸佞小人对李白的谗言与诽谤，所以唐玄宗渐渐疏远了李白，打消了重用李白的念头；有人认为甚至李白离开长安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唐玄宗统治日趋腐败黑暗的标志。这些观点的核心是：李白离开长安的主要原因不在自己，而在于奸臣当道，朝政腐败——这样的客观环境导致李白无所作为并遭到排挤。那么，李白当时所处的具体政治环境究竟如何呢？具体说来，李白所涉及的主要政治人物有唐玄宗、李林甫、杨玉环、高力士等，在当时，能够对李白政治命运产生影响的主要也是这几个人。

李白进入长安是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这一年李白四十二岁，玄宗五十七岁，高力士侍奉玄宗已经十一年左右，李林甫担任宰相已经八年，开元盛世已经持续了三十年，二十四岁的杨玉环才开始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兴庆宫，杨国忠还在遥远的四川处于穷困潦倒之中，三十九岁的安禄山刚刚担任平卢节度使，羽翼尚未丰满。

我们可以逐一分析，试着寻找这几个人与李白的利害关系，看看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李白的政治命运。理清了这些，我们就能比较客观地分析李白失败的原因，从而客观地评价他在长安的政治生活。

高力士、杨玉环陷害过李白吗(1)

我们先来看高力士。高力士本名冯元一，是玄宗最宠信的宦官，也是唐代著名的宦官之一。他幼年入宫，由一个名叫高延福的宦官收为养子，所以改名高力士。由于曾帮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深得唐玄宗的宠信。在唐玄宗统治期间，他的地位达到顶点。在皇宫里，高力士拥有特殊的地位，就连李林甫和杨国忠也都争相讨好高力士。蔑视权贵、桀骜不驯的李白与高力士之间有什么特殊的交往吗？民间盛传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力士会不会因为给李白脱靴而怀恨在心，向玄宗进李白的谗言呢？

关于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最早的出处来自于唐人杂史笔记《国史补》（李肇撰）和《酉阳杂俎》（段成式撰）。故事是这样的：“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遂为脱之。”李白在宫中受到玄宗的接见，神气高朗，气宇轩昂，玄宗被他的神采所震慑，竟然忘记自己贵为帝王之尊，允许李白脱下自己的靴子，意思是让李白随意一点儿，不必那么拘束。李白于是将脚伸给高力士说：帮我脱掉靴子！高力士一时手足失措，居然就给他把靴子脱掉了。

人们常常以这个故事作为李白傲视权贵，又受到玄宗格外宠爱的例子，殊不知在这段故事的末尾，李白离去后，玄宗对高力士说，李白这个人“固穷相”，意思是说，这个人成不了大器，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许多人信以为真，历代的戏曲小说中都有这个故事，成为表现李白在权贵面前傲岸不屈的典型例证。

然而，我们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则故事大有问题。从故事的源头上来讲，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高力士到底是个什么人呢？高力士是当时唐玄宗最信任的“老奴”，对玄宗尽心尽力。“老奴”这个称谓毫无贬义，而是种特殊的亲近称谓。唐玄宗有一句话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只要有高力士在宫中值班，我就可以睡大觉。以唐玄宗的英明神武，讲出这一番话来，充分说明他对高力士信任的程度。高力士对玄宗自然也是尽心尽力。《旧唐书·高力士传》记载：“景龙中，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接以恩顾。”正是由于高力士对玄宗的忠心耿耿以及平定太平公主政变的业绩，才使他得到了玄宗的信任，从而与玄宗关系密切，并拥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政治权力：“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旧唐书·高力士传》）

尽管高力士有如此大的权力，但他本人从不乱政，而是全心全意地辅政。高力士这个人有三大性格特点：第一，对唐玄宗无条件的绝对忠诚；第二，做事非常谨慎——“力士谨慎无大过”（《册府元龟·内臣部》）；第三，在政治上特别精明。他向玄宗提的建议一般都是出于维护皇权、忠于朝廷的立场。玄宗有什么家事、朝政都愿意听他的意见，极其信任他。因此高力士在朝中地位相当高，唐玄宗也给高力士加官进爵。天宝初年，高力士被封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爵渤海郡公，后来又被封为左监门卫大将军，为正三品，权倾朝野。在宫中，玄宗一般不称呼高力士的名字，而是称他为将军，皇太子则称他为二哥，其他王子公主都叫他阿翁，尊他为长辈，驸马则称他为爷。

从这些称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高力士在宫中的特殊地位，以他这么高的地位，怎么可能为李白脱靴呢？李白固然清高自傲，但是从身份而言，毕竟只是个翰林待诏，他有多大的胆量，敢让高力士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皇帝的面前给他脱靴？再说，李白自己非常珍惜这次入长安的机会，他在宫中侍从游宴、奉诏作诗都很谨慎。他既无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让高力士这个权贵给自己脱靴，这个行为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只会带来很大的麻烦。退一万步讲，即便真有脱靴的事情发生，非但不能说明李白蔑视权贵，行为清高，反而只能说明李白是一个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其实，这种行为本身也并不符合李白的真实性格、个性。在大庭广众之下让高力士为自己脱靴难道就等于傲视权贵吗？从本质上来说，命人脱靴这种轻薄浮躁如同浪子一般的荒诞行为方式与李白浪漫豪迈、旷达清俊的言行方式根本格格不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一件看似在权贵们面前扬眉吐气的“光辉”事迹，李白却从未在自己或者与他人交往的诗文中提及，按照李白的个性，如果真有其事，怎会保持沉默呢？

高力士、杨玉环陷害过李白吗(2)

后人为了塑造李白蔑视权贵、傲岸不群的精神姿态，在他身上附会了太多的故事，力士脱靴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唐代的著名诗人何其多，可脱靴这个故事偏偏就附会在李白的身上，个中道理也很简单：这样的故事最有可能发生在李白的身上，如果说发生在杜甫、李商隐身上，不可能有人相信，因为这件事情比较符合李白性格的逻辑和风采。但事实上，力士为李白脱靴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只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

说完高力士，再来看杨玉环。

杨玉环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本是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公元737年，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病死，高力士为了讨唐玄宗欢心，便向唐玄宗推荐了寿王妃杨玉环。杨玉环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很得唐玄宗的喜爱。公元745年，在玄宗的精心安排下，杨玉环请求进宫做女官，住进南宫，玄宗赐号太真，不久又册封她为“贵妃”。杨玉环入宫后，深得唐玄宗的宠信。杨玉环与高力士都是玄宗身边最亲信的人，也是对玄宗最有影响力的人。因此，许多人将目光锁定在杨玉环身上，认为她也是阻碍李白仕进与政治前途的又一个进谗言者。

说杨玉环向玄宗进谗言，主要是与高力士联系起来的。高力士因为脱靴一事怀恨在心，于是撺掇杨玉环向玄宗进谗言。高力士撺掇杨玉环的借口就在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这首诗写得很美。第一句说牡丹花上落满露水，非常娇艳。第二句说巫山女神纵然多么浪漫、美丽，依然无法与杨玉环相比。第三、四句说杨玉环的美貌也许只有汉宫赵飞燕可与媲美。

传说中，高力士对杨玉环讲，李白将你比做赵飞燕，这是贬低你的人格，是对你人格的侮辱。因为赵飞燕本是阳阿主家的歌舞乐伎，出身微贱，汉成帝微行过阳阿主家时，被她的舞姿吸引，方才召她入宫，后又将她立为皇后。杨玉环听信了高力士的话，在玄宗面前极力诋毁李白，唐玄宗于是不再重用李白云云。

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第一，赵飞燕是西汉成帝的皇后，擅长歌舞，她受成帝宠信的经历与杨玉环颇有些相似，李白将杨玉环比做赵飞燕非常恰当，毫无贬损之意。假如将杨玉环比做褒姒、西施、貂婵，那当然就很不合适，因为这几个女人都曾有参政甚至乱政的行为记录，而赵飞燕本人从未参政也未乱过政。李白这首诗中使用赵飞燕这个意象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陪衬、衬托杨玉环的美貌，并不具有其他更深入的含义，更不用说政治含义与贬义了。其实，赵飞燕这个名字在唐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常常以美女的代名词出现，其中也丝毫没有贬损之意。

第二，《清平调》是李白奉玄宗诏命而写，李白的《清平调》撰成之后，玄宗非常喜欢，立刻命李龟年等乐工谱曲演唱。如果李白在诗中隐含如此强烈的讥讽之意，以唐玄宗的博学多闻，擅长诗文，精通音乐，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李白固然清高自傲，平交王侯，但他毫无必要也不至于非得在这个时候讥讽杨玉环，触怒唐玄宗，这对于在长安谋求仕进之途的李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更何况，杨玉环当时尚未被封为贵妃，只是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宫中，她还没有成为后来煊赫一时的贵妃，杨国忠也没有出任宰相，权倾朝野，所以李白也根本没有抨击讥讽杨玉环的理由。至于有人认为，“云雨巫山枉断肠”一句是讽刺杨玉环曾为寿王李瑁王妃，“枉断肠”特指寿王，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从以上对高力士、杨玉环的分析来看，说高力士和杨玉环曾经在唐玄宗跟前进谗言，说李白的坏话，这些说法在史实上是很难成立的。这大都是后世笔记杂史作者杜撰出来的，其目的也许是为了强化李白傲岸不群、蔑视权贵的形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