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阅人无数下一句:陈寒鸣：千万原公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上）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0 07:31:15
千万原公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上）
作者：陈寒鸣
这些年，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认为搞市场经济，失业是难免的；为了压低劳动力价格，认为需要一支劳动力后备军，促使劳动者互相竞争，劳动力应当在市场中流动。于是，国有企业改制的一大目标，就是“减中增效”，减少企业用工定额。采取“下岗”、“内退”、“提前退休”、“买断工龄”等等办法，结果造成三千万原来国有企业的职工失业下岗。
由于这三千万下岗失业是采取了多种不同的方式，而政府对于失业登记又有专门规定，结果，政府公布的社会失业率始终只是在百分之四点几，同实际失业人数相比，是大大缩小了。
这些下岗人员，都是在各行各业国有企业中从事了较长工龄的、具有专业技能的生产骨干力量，他们下岗，就是现在技工缺乏的一大原因。现代大工业分工精细，一个产业工人，当然只能熟练、精通自己这一行的技能。原来，他们干一行，爱一行，是本业的行家里手，一旦下岗失业，再就业，就要他们改行，就得从头学起，有了困难，就被指责为“技术单一、素质低”，再就业困难。
许多用人单位招工人，都提出苛刻的年龄、性别限制，要求35岁以下，要男不要女，以致年龄稍大的、特别是女职工，再就业十分困难，出现了所谓的“40（女）50（男）部队”，此生再难找到工作。
下岗人员再就业，就是到同一个社会劳动力市场上去同农民工竞争，他们的劳动力价格也就同农民工相等了，用工资500元左右。可是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年龄较大，拖家带口，不像农民工回到乡下，还有土地为依手，他们没有缓冲条件，更加困难。
没有用人单位要的下岗工人，党和政府鼓励他们自己筹资搞工商业，美其名曰“自主创业”。其实，绝大多数下岗工人是没有资本的，怎么能“创业”？无非是摆小摊，当个体经营者。在市场经济下，在国内消费需要不足的情况下，失业者要做小买卖的人那么多，竞争激烈，加上城市、工商、交通、治安管理的种种限制，许多产业工人又不善经商，能够在做小买卖中成功的，只是其中的少数，许多小买卖亏本，开了又歇，陷入雪上加霜的苦境之中。
这三千万下岗职工，却是原来我国工人阶级的骨干力量。他们一般都有初中、高中的文化水平；有十几、二十、三十年的工龄；都有一门专业、交通、基建、财贸等等的专业技能；他们曾经长期组织在现代大工业和高度社会化的企事业单位中，经受了组织纪律、集体主义的锻炼；他们长期受到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阶级觉悟，是不愧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能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先进阶级队伍。
现在却被轻率地抛弃、涣散掉了。工人阶级是在企业中组成阶级队伍的，企业是工人阶级的摇篮和基地，工人阶级只有同企业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才能形成。现在，下岗失业工人被迫同企业割断了关系，被分散到居住的社区之中，以自然人的居民身份，单个地同其他阶级成员一起相处，并且处于被轻视的失业者、无业者、不再要求他们发挥先进阶级作用的状况下了。三千万先进的、特别能战斗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就这样被瓦解掉了，而二亿新生的、尚在形成中的、生产素质、政治素质都还较低的农民工成了中国工人阶级数量上的多数；三千万具有高度素质的中国工人阶级骨干力量的消失，这使今日的中国工人阶级素质大大下降了，其后果的严重性，如何估量都不过分。这是中国工人阶级演变当中最严重的一个方面。
第一节导致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分散化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举措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们在力求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但受西方、尤其是美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主流学者”、“精英人物”总是在不断提出他们的主张，并以之影响国是，反映到诸多改革举措上，并进而干扰了上至左右着社会发展方向。如其认为搞市场经济，失业是难免的，并且唯有失业才能提供一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劳动力后备军；又认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就需促使劳动力互相竞争，劳动力应该在市场中流动，劳动者应“少点主人观念，多些打工意识”。如此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随着改革的推演，竞成了主流意识。这从一个倾面反映了我国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状况。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五大报告指出：随着企业改革深化、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和职工下岗是难以避免的。这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说，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党和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再就业工程。广大职工要转变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努力适应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
这种由“主流学者”、“精英人物”鼓澡了多年的说词转化而来的党的执政主张，打破了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充分就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这样一种早已成为定式的社会普泛认识，“创新”性地形成起社会主义国家随着企业改革深化、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和职工下岗实至失业是难以避免的新理论。
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国企减员增效，职工下岗分流在1997年全面展开。这年伊始，国务院即在北京召开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朱镕基总理在会上强调：加强企业管理和实施再就业工程，要靠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来推动国有企业机制的转换，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解决国有企业当前的困难。……对国有企业当余职工实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解决国有企业人员过多的问题。……对破产企业一定要贯彻资产管理、关门走人的原则，破产企业职工要通过再就业工程妥善安置，不搞“整体接收”或“整体收购”方式。在1997年中，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对此召开了多个会议、发了若干文件，遂将“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工作推动了开来。
国务院研究室曾对1997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沈阳、西安、武汉、广州、成都、南京等十城市“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及下岗职工的比重情况进行了一次联合调查，结果如下：沈阳市在1997年5月，公有企业（国有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下岗职工已占全市企业职工总数的28.9%；上海市，职工下岗109万人次，比重为24%；天津市下岗职工的比重为20%，重庆、武汉、西安、南京的情况与之大体相类；北京、成都、广州等市下岗职工的比重略低些，大体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0%左右。综合十城市情况，调查显示，下岗职工约占企业职工总数的20%。
1998年是这项工作大刀阔斧推进的一年。这年新成立的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定了近三年“三二一”的工作任务，即抓住三个重点，落实两个确保，实现一个统一。“三个重点”是指促进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深化养老制度改革，推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两个确保”是指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一个统一”就是对社会保险实行统一管理，实现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保合一”，城镇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农村社会保障“四位一体”，统筹规划，整体推进。总体目标是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城镇劳动者得到比较充分的就业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说：“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机制。”
三年也好，五年也罢，这些任务目标，譬如“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机制”，在设定的时间内，以至今日-----2007年，究竟完成得如何？只要听一听、看一看刚刚结束的全国十届五次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凡乎同上述相同、甚至更为严重的内容，就可不问而知了。
为使读者对此有进一步了解，这里录几份报载资料：
医疗费重压下的人伦撕裂——
重症母亲活着被亲人送殡仪馆
本报记者董碧水
因为无钱支付医疗费，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这荒唐中带有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发生在浙江省台州市。
险些被火化的活人叫尤国英，今年47岁。她是在还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至亲送往火葬场的。
10月24日，尤国英因突发脑溢血栽倒在地，被紧急送进台州医院路桥分院。10月27日，因为没钱，其家人被迫提出放弃治疗，并要医院救护车将病人送往殡仪馆。幸亏殡仪馆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和好心人帮助，病人才被送回台州医院路桥院区继续接受治疗。
3天的治疗几手花尽全家积蓄，“全家商量”放弃治疗
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魏珍、丈夫魏德民。说起送母亲进殡仪馆的事，魏珍悲凄地说：“没办法，我们没有钱。如果继续治疗，我们担心医疗费无法偿还，连母亲的尸体都无法运回老家安葬。万般无奈，家人才决定放弃继续治疗。”
魏家在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该村离最近的公路也有四五公里。因为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村里中年八差不多都外出打工。魏珍告诉记者，母亲私父亲一起在台州打工已快两年，主要是在路桥区新桥镇平桥村帮人洗垃圾，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有20元，父亲亲苦一天的收入也只有30元。自己跟丈夫在一家私人冶炼厂打工，工资1个月只有五六百元，弟弟也在台州一家工厂学机床维修，企业效益不好，工资只有两三百元。除了维持生活，去年全家省吃俭用，也只有1万多元。
魏珍说，母亲被送进医院，动手术前就要交两万元押金。家里拿出了全部积蓄1万多元，后来在老乡的帮助下，才凑齐了押金。
“可3天的治疗，就花了1万多元。”魏珍说，眼看押金所剩无几，而自己再没有能力筹集到医疗费，所以只好放弃治疗。“这是全家商量的。”她强调。
多次劝说，做工作挽留后，院方只得同意。值班医生杨爱群说，10月27日上午尤国英出院时，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有望好转。“我们都说放弃治疗太可惜了，但家人说经济困难，实在没办法。”
就这样，依然处于病危之中的尤国英被终止治疗。
家属哭求救护车司机将病人送往火葬场
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儿子4人全部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其家人将病危中的尤国英抬上120救护车，准备把她送到在新村的出租屋，然后再想办法运回老家。
途中，魏珍接到姨父电话，说房东拒绝病人进屋。因为，根据当地农村习俗，死人进屋是很忌讳的事情，“只要是在外病亡的，都不准回村庄。”
但此时，运载着尤国英的120救护车已行驶在路上，走投无路的家人决定把尤国英送往台州市殡仪馆等死。家属们哭着对救护车司机说，尤国英已死，直接送她到火葬场。救护车司机让病人家属写了一张要求送疾仪馆的字条。
就这样，还未死亡的尤国英被直接送进了殡仪馆。
魏珍哭着说：“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到现在我们良心上也过不去……现在父亲天天叨念的就是一句话：对不起妻子。”
收入微薄，有病难治。事情发生后，尤国英的家人一直承受着良心上的不安和道义上的谴责。他们说，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将自己还有救治希望的亲人送去火化，谁又会忍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让死神一步一步夺走生命而无动于衷？
魏珍对记者说，一天几千元的医疗费，就是一般的城市家庭又有多少能够撑得下去？何况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对他们来说，这无异于天文数字。
放弃治疗，不是因为回天乏术，而仅仅是因为没钱。“送殡仪馆是等死，不送在家也是等死。”在尤国英的丈夫和家人看来，“都是死，就是地方不同”。
一位学者认为，在高昂医疗费的重压下，许多善良的徒统道德变得非常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殡仪馆送，只是这种重压下道德变异的一个极端。此时，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并非自觉，而是被一种强大的外力推动着，这种外力残暴地撕裂了人伦的底线。
已被换上寿衣的病人手脚尚能动弹，流着眼泪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看着尤国英的家人哭成一团的时候，却发现正在被换上寿衣的“死者”手脚尚能动弹，眼角沁出眼泪。
深感震惊的工作人员迅速报告。
了解真相后，台州市殡仪馆主任蒋云龙迅速吩咐工作人员报警，将病人送回医院抢救，并与有关部门联系，请求对病人实施大病救助。同时，自己带头向病人家属捐助了1000元，围观的人们不约而同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到10分钟，大家就捐了3800元。
有了热心人的鼓励，尤国英的家人重新拾起为她继续救治的信心。120也迅速派车，将尤国英接回医院。
此事在台州医院路桥院区传开后，医护人员纷纷向这位不幸的妇女捐款，医院全体职工为尤国英捐款8838.8元。
尤国英的遭遇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路桥“善福堂”寺庙，送来了3000元善款；同在台州打工的老乡，凑了4000多元送到医院；来自温洲的张高先生专程赶到路桥，将6000元钱送到魏珍的手里，一名妇女来到尤国英家属跟前，放下1000元就进了电梯。台州路桥慈善总会、路桥区政府也各将1万元现金送到尤国英床头。
在重症病房，记者见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尤国英。她仍处于浅昏迷中。
值班医生杨爱群说：“现在，尤国英的病情相对比较稳定，但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那一次的周折，影响了尤国英的康复。”
（2005年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社保资金如何才能不被权力瓜分
朱述古
涉案金额达百亿的上海社保腐败窝案近日东窗事发，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被隔离审查，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被限制自由配合调查，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副总裁韩国璋被双规，宝山区区长秦裕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据悉，为了彻底查清此案，中央已经派出超过百人的调查组常驻上海。（《新京报》8月27日）
资金额度的巨大和查处阵容的浩大，无疑是这条新闻成为热点的重要原因。不过我以为，上海社保腐败窝案东窗事发，再一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哪一个领域缺乏对官员权力的刚性约束，这个领域就可能成为饕餮者的盛宴。
其实，上海社保腐败窝集并非单一案例。仅今年上半年，全国就已先后查处了河南省濮阳市劳动保障局以减免企业应缴870多万元养老保险费为代价换取6辆轿车使用权案、黑龙江省阿城市社保局将918万元借给企业用作流动资金和担保利息案、浙江省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计财处用社保基金600万元购买国信优先股案等一批违规案件。（新华社8月21日）这些案件和上海社保磨败窝案呈现出共同特点：社保资金被管理部门随意支配甚至侵吞，已经接近于监守自盗。
不能说相关部门没有建立社保资金的管理制度。早在1994年，鉴于原劳动部1993年107号文件关于部分社保资金交给社会信贷机构运作以实现增值的规定，造成了社保资金管理的混乱，原劳动部和财政部1994年联合发文，禁止再把社保资金拿到市场运营，已经投出去的钱要收回。但显然的是，这一规定并不完善。社保资金在社保管理部门封闭运作，公众监督缺位，致使一些社保部门擅自借出资金用于“保值增值”的违规现象屡禁而不止，上海社保资全窝案就是典型案例。
必须承认，随着社保资金总额的增多，社保资金如何保值增值，确实是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曾坦言：“一方面这些钱（按：指社保资金）必须运营，第二不能违规，第三还得多挣钱”（《21世纪经济报道》8月20日）。照理说，把社保资金的蛋糕做大一点，既可以减轻财政负担，也可以减轻职工负担，其动机不难理解。但问题在于，数额庞大的社保资金一旦被默许市场化运营，不仅自身面临风险，更唯免成为“红顶商人”盯上的一块肥肉，而手握重权的官员，就难免被收买。
从上海社保腐败窝案目前披露的案情看，正是由于官员与“红顶商人”的勾结，才导致上海年金中心将数十亿的资金“大手笔”投资高速公路，甚至进军电气市场。在这整个过程中，公众对社保资金的流向是不知情的。社保资金被秘密拆借，联结起灰色资金链条，并法此搭建起权钱交易的桥梁。社保资金不透明的管理状态，直接构成了官员与“红顶商人”违规支配社保资金的黑幕，致使劳动部和财政部1994年就已出台的关于社保资金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形同虚设。
“制度反腐”首先有赖于无懈可击的制度。社保基金管理暴露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保值增值的动机有什么问题，而是由于如何保值增的制度过于粗疏。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社保腐败窝案给我们的教训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完善约束官员的权力、社保资金如何避免成为管理部门的“自留地”、如何禁止官员凭权力支配社保资金的市场化流向，如何构建社保资金征缴、支付、管理和发放的科学运行机制，为社保资金寻找一种安全的增值模式，都应该成为“制度反腐”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2006年8月29日《中国青年报》）
“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
看病就业贫虚差距是百姓三大“痛点”
看病难、看病贵成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董伟）
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4个月的入户调查，中国老百姓九成以上对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持比较乐观态度，相信“党和政府有办法管理好我们的国家”，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认为是皙时的、可解决的。
不过，这并不表示人们对眼前的生活非常满意。调查显示，人们普遍不满意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如今的社会分配秩序，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下层或者中下层。
蓝皮书的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表示，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38%，而且继续低于投资率。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李培林说，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一方面源于固定资产过资过快，另一方面也是医疗、教育和住房开支持续走高严重抑制消费的结果。人们在交完孩子的学费、付完看病的药费以及归还住房贷款后，已经没有多余的钱用于其他支出。
“令国和谐稳定调查”课题组进行的28省区市调查结果显示，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当中，控制住房变量之后，医疗已经成为家庭除食品外的最大开销，占到总消费的11.8%。“不管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和我国历史上的消费结构相比，都是非常之高的。”李培林说，医疗费用的喷发式增长，使城乡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非常突出。在西部地区，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昕在蓝皮书中分析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已经让药品降低频于破产。2006年，虽然国家再次强制降价19种药品，但是和以往一样，只星让这19种药品从柜台上消失，换之以其他昂贵的新药，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再者，由于国家规定医院可以在招标定价的基础上，对每种药品进行15%的加价，以此作为利润，因此，面对同样一种药品，医院只卖贵的，不管疗效如何，“对患者来说，药品价格总体上没有降低”。
在就业和纹入差距方面，蓝皮书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李培林说，全年城镇登记决业率估计控制在4%左右，城镇登计失业人员835万。除高校毕业生因为扩招带来了严峻局面外，农民的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因为土地城市化快于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2006年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
零起薪就业的忧虑
湖北武汉市
笔者表妹，2005年大学毕业，学的是医学检验，在一家正规的医院找到医检的工作是她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上下求索，左冲右突，终无结果。虽说在某家医院曾找到实习的门路，零起薪无怨无悔工作近大半年，但在今年的公开招录中这家医院并未设置相关的考试职位。表妹来自农村，为读大学已借债不少，本指望着毕业后至少能自己养活自己，岂料怀着满腔热忱白干了大半年，倒贴了许多房租和饭钱，可怜最后连个考试的机会也没捞着。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选择“零工资”就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期望实现“拿汗水换明天”。但是能否以白白流趟的汗水换来一个足以养家糊口的“明天”，最终还得寄望于用人单位尤其是老板是否开恩了。
众所周知，根据《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应该和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合同，而且用人单位必须支付不低于当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如果用人单位既用不着和大学生签合同，又用不着支付工资，甚至连个口头承诺也不需要，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等于是天上掉馅饼，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美事？而所谓零起薪就业，实际上在这两个方面都绕开了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从本质上看，就是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劳动赤裸裸的剥削。
在劳动关系的问题上，这几年欠债太多，民工讨薪难几成顽疾，现在又来了个零工资就业，劳动关系必将更加复杂。还是以笔者表妹为例，连他们自己都主动说了不要工资，哪里还能指望用人单位去“学雷锋”呢，未来的劳动关系局面将何以收拾？不能不令人忧虑。
面对零起薪就业的尴尬，我们的劳动部门不能静观其变，更不能坐视不管。我认为，眼下当务之急是厘清短期实习与劳动就业的界线。对于在校大学生两月之内的可视为短期实习，这个期间零工资，还未可较真；但是对于已毕业的大学生并辽与用人单位形成实质性劳动关系的，劳动部门要敦促用人单位与大学生签订劳动合同，支付至少不低于当地同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对于零起薪，已经到了紧急叫停的时候了。
（2006年6月27日《人民日报》）
想“当保姆”的女研究生宣布退出
当事人称“这件事已经偏离了它的本相”
本报记者
“女研究生要当保姆”，这条消息在短短几天内让四川的女研究生吴莉（化名）成为新闻人物。然而，近日又有新消息传出，吴莉因为遭到误解，压力太大，于6月22日向家政公司宣布自己“不干了”。吴莉自己的说法是“这件事已经偏离了它的本相”。戏剧性的故事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当保姆”的缘起
在6月17日成都一个家政公司的招聘会上，刚刚从四川一所高校生物专业毕业的吴莉填写了应聘表，既报名做家政公司的管理人员，也报名做家政。研究生做家政？这当即引起了在场记者的兴趣。吴莉解释说毕业后感到找工作很困难，尤其是自己的生物专业在国内少有人问津。7年的大学生活，并不富裕的家庭至少为她花费了8万元左右，自己不能坐等工作，找个事干也能减轻家庭负担。
由于上大学时就干过家教，她报名做家政的主要意图是要寻找做家教的机会，同时通过进入家政业来积累经验，一年以后自已开一个主要针对白领的家政公司，或者到家政学院去当老师。如果一年以后计划落空。她再找别的工作。据了解，经过家政公司的介绍，她已经和在成都工作的一名“老外”达成了意向，主要负责其孩子的汉语学习。
家政业的主力是保姆，突然有个高学历的女孩要来加入，引起关注在所难免，但许多人在谈论时把此事简化，夸大为一个通俗的说法，“研究生想当保姆”就此出炉。
舆论正反对峙
对此事持反对意见的人很多。记者采访了成都高校的一些大学生，多数对吴莉的选择无法理解。一位张姓同学说，再难找工作，也不可能让一个研究生给别人带娃娃。在成都媒体从业的张女士认为，研究生做保姆是一种对社会和公众资源的浪费。还有人认为，研究生培养中，国家投入的经费要大于个人，研究生选择知识含量相对低的职业----哪怕是个体经济回报比较高------也确实是人才的浪费。
支持吴莉的声言也有。在千龙新闻网上，一位叫“ql游客”的网民就表示：难道研究生就不能当保姆？研究生就一定得搞高科技的工作？保姆就得是顶多到高中毕业的才能当吗？另一位叫“有惑不解”的网民说：无论干什么得先能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再求更高发展嘛。
很多地方的新闻媒体都对吴莉的选择进行了评论，其中例日报的一篇评论谈到，吴莉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事情背后的真相：女研究生找工作比较难，特别是想留在省会城市，找个专业对口的，可能更难。
这篇评论指出了事情在传播中的微妙变化：吴莉所说的“家政”是指家教，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保姆”，但大家说来说去就变成了研究生选择当“保姆”。
不堪压力退出
从家政到保姆的变化，让吴莉迅速遭受了压力。她在几天之内不停地接到电话，学校和父母专门我她谈话，很多同学也追问此事，并表示不可思议。
她感到委屈，自己到家政公司报名是想做管理人员，只是想兼职做些家教工作，但在大家眼里已经变成了想当保姆的研究生，“这件事已经偏离了它的本相”。
几天不得安宁的生活后，她于6月22日告诉家政公司自己退出了。
该家政公司负责人认为，吴莉之所以感到“这件事偏离了它的本相”，是因为她没有想当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保姆，而是希坚发挥她的专业优势、知识优势，为雇主提供家教、涉外家政等高端家政服务，舆论把她想做的工作与传统的保姆相等同，而且把大学生、研究生就业难与此挂钩，引发争议，偏差自然产生。
他呼吁，社会各界应对大学生从事家政服务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不宜动辄批评指责，把好不容易冲破世俗观念的大学生们又吓了回去。
跟家政公司的短短接触，就把自己弄得如此尴尬。吴莉赶紧转移了求职方向，目前她正在与生物学相关的公司接触，希望能尽快找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
此间观察人士指出，就算是公众准确掌握了吴莉到家政公司报名的意图，明白了事情的“本相”，她所要承受的压力也不会小，因为许多人还是认为研究生应该从事技术含量高的工作，而不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家政业。但在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当今，一个吴莉被传统观念暂时退回了“正轨”，下一个吴莉不久还会冒出来。
（2006年6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大学生身价等同农民工”警示了什么
本报记者
不久前，涉及25个省（区市）的53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接受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对今年外出务工的月工资平均预期达到1000多元。
与此相呼应的是，众多的调查数据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月薪的预期连连下跌，已降至1000元左右。
据此，有人得出“大学生身价等同于农民工”的结论。尽管许多专家认为这二者没有可比性，但他们同时认为，这其中透出的信号值得社会警示。
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结构性问题
“劳动力市场所释放的这个信号明显表明，市场更需要财富的直接创造者。”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对比大学生与农民工工资预期的变化，意义正在于此。
张车伟解释说，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越来越多，而熟练技工却越来越供不应求。此外，在第三产业，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的就业潜力也很大。
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不同层次的大学定位一样，都在争夺同样的位置。他认为，一些高校必须转向培养技能型、生产型人才的领域，才会有竞争力。市场会熳熳引导这些高校走上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但在此之前的高校毕业生会付出代价。
“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前途无量，问题在于，现在高校的质量出了问题，不少人上了4年大学，实际什么也没学到。”北京大学教育经济学系副主任岳昌君说，大学生不可能越来越不值钱。说贬值，只是相对从前而言。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如煤矿等在产业升级后，会越来越需要大学生。
看似薪酬相近
国家统计局最近一项统计数据表明：知识和收入成正比。在2004年的城镇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中，小学文化程度为8744元，初中为10290元，高中为12204元，大专为17290元，本科和研究生分别为22995元、37880元。
在岳昌君看来，大学生找工作和农民工务工很不一样。前者就业以国企、事业单位、机关、外企为主，拥有非货币化的福利、收入以及各种保障，工资上升的空间比较大。而农民工的工作没有什么保障，也没有别的收入，工资上升空间很小。
央视东方时空联系一家知名招聘网站所做的大型调查发现，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让许多大学生不再计较第一份薪酬的多少，他们更看重第一份工作的锻炼机会和在企业的发展潜力。在薪资期望上，毕业生把眼光放得更远了，有58%的人希望工作3年之后薪资涨一倍。
如何看待大学生与技工的性价比
据记者采访的几位专家介绍，在一些发达国家，大学生起薪低于蓝领工人很正常，因为后者是产值的直接创造者。
尽管如此，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认为，月薪1100元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只是目标工资。
一项权威调查表明，2004年农民工的平均月薪只有539元，“高级技工年薪10万元”，只是属于农民工中的极少数。
刘开明说，从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其月薪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由800多元上升前1500元左右，但涨薪空间有限，到2000元左右已经很高了。
大学教育对一个人将来的生活会产生怎样潜称默化的影响，很难估量，但比较一名大学生和一名技工的培养成本就会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后者的性价比似乎更高。
一名大学生的培养成本有多高？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来自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
“专业不同，学生的培养成本也差别很大。一般来说，医科、艺术、工科的培养成本高，文科相对低一些。学校与学校的差距就更大。清华大学一名本科生1年的培养成本大约为5.2万元，而一般院校的学生，培养费用可能只需两万元左右。”
最好的扶贫渠道是职业教育
尽管技工的培养成本也是千差万别，但总的来说，通常要低于大学生的培养成本。刘开明认为，对大学生的资源投入很大，但浪费也很大。而对农民工的培训，性价比更高。据他了解，农民工成为熟练工人，一般只要一年时间，而能拿到800至1000元的工资，成本大约3000元。
培养一位模具工，一般要3年到5年。来自湖南邵阳市的周益良现在东莞一家模具厂打工，从学徒成长为一名熟练的模具工人，他用了3年时间，底薪从当初的600元升到了1800元。一名印刷厂的机长，在刘开明眼里，其价值不亚于一名博士。但要从一名印刷工成长为机长，要式则很高，至少要熟练操纵机器5年，对色彩非常敏感。
湖南省机械工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国家级重点技术学校，该院院长李晓明告诉记者，如果不考虑基本建设投入、设备折旧费和学生的生活费，只计算教师工资、福利、学生实习费用、水电等因素，学校培养一名中级数控工人，成本大约需要8600元，模具和普通车工的培养费用也在8000宰笥摇Ｅ嘌幻呒豆さ某杀净岣叱1/4。而这些毕业生一般能拿到1000元的月薪。
据了解，随着制造类核心技术的提高，对技能型人才的要求也会更高，制造类职业教育的培养成本也会不断加大。而目前大多数职业学校的高技能教师短缺，课堂教育特征明显，职校的培善与市场需求脱节，这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瓶颈。
据教育部提供的数字，进城务工人员已占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一线从业人员总数的50%以上，但有80%的人员没有受过职业技术培训。教育郭部长周济有这样一个观点：农民工培训成本低，效益大；最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通过职业教育的转移，最好的扶贫是通过职业教育的扶贫。
（2006年2月16日《中国青年报》）
双料留学博士之死的思考
《光明日报》7月28日刊登石河的文章说，日前从加拿大传来一个令人扼脱叹息的消息，一位名叫蒋国兵的中国留学生在多伦多跳桥自杀，身后留下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及无助的妻子。据报载，蒋国兵今年44岁，1979年以湖北省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核物理专业，后获得硕士学位。31岁时被清华大学破格提升为该校最年轻的副教授。1996年，蒋国兵到美国普度大学攻读核物理博士学位，200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移居加拿大，遍寻合适工作不着，竟在一家油漆厂打工。他在心情十分沮丧的情况下，又于2002年进入多伦多大学读第二个博士学位，并在今车春天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四处寻找工作没有结果，“甚至连一封拒绝信都没有收到”。
事后，蒋国兵的妻子说，蒋国兵曾多次想回国，“但迟迟没有下决心”。笔者由此想到，蒋国兵宁可走上绝路也不愿意回国究竟是为什么？论他的工作、留学履历，均是许多地方急需的人才，回到中国也大有可为，但他还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