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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权政治论

亚洲的终结？——威权政治论


　　提要：东亚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循着传统政治—殖民政治—威权政治—民主政治的轨迹前行。威权政治是东亚政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不是最终归宿。它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同时又有其过渡性，临时性和短暂性。就其规范性与实践性而言，本文认为东亚威权政治的存在有两大文化源头：一是东亚原生文化，即儒佛文化；二是西方次生文化，又称次西方文化。由此构成东亚威权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本文着重探讨了关于威权政治的有关理论，中国和西方学者对威权政治的看法，以及作者的立场。

　　关键词：东亚政治现代化 威权政治 东亚模式

　　威权政治不只出现在东亚，也不只是“二战”后才有。“一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二战”后的拉美，也是典型的威权政治。不仅如此，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行程看，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威权政治都曾是绕不开的、必须跨越的政治屏障。即使英法这样的内启型现代化国家也是如此，1653—1659的英国护国主政治，法兰西第一（1804—1814）、第二帝国（1852—1870）的统治，就是威权统治，甚至美国联邦党人也欢呼威权统治。那么，究竟什么是威权政治？它是否等同于绝对统治、极权统治或独裁统治？它有没有普世性？是一切国家现代化的必经阶段，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特殊阶段？东亚威权政治与西方威权政治有何联系与区别？威权政治的过渡期有多长？是永世长存，还是极其短暂？一切走上市场社会的国家，其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什么？亚洲价值观与亚洲模式是否意味着亚洲的终结？

　　一．西方学者论“威权政治”与“东亚威权政治”

　　威权政治译自英文“authoritarianism”。中文又译作威权主义、威权政体、或威权体制。这一概念据说是由西方学者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于20世纪30年代最先提出的，战后威权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仍聚讼纷纭，学者们赋予它的含义褒贬各异。西方学者多持贬义。往往把它与传统极权主义相提并论，多持否定意见。褒者也有诸多说法。有的学者认为，威权政治是从旧权威主义向自由民主阶段过渡的必经阶段。”1有学者将“authoritarianism”从完全贬义的定义中分离出来，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林兹（Juan. J. Linz）.他认为威权政体是不同于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的另一种政体。它的特征是：有限的、非责任式的政治多元主义（Limited. not responsible political pluralism）;无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导，而只是一种特殊心态（distinctive mentalities）；除了特殊情况，没在广泛而强烈的政治动员（Political mobilization）等。2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经把威权政治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联系，认为后发展国家的快速发展，使得他们所面临的纷繁复杂的问题不是依次地而是同时呈现在面前。为了应付这些问题，必须像17世纪的欧洲那样，依靠强大的集权政府才能克服。3

　　对威权政治这个概念进行系统界定并使其清晰可用的西方学者，可能要数乔?萨托利(G.Sartori)。4他把authoritarianism（威权主义）与authority（权威）、power(权力)、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absolutism(绝对统治)、dictatorism 或dictatorship (专制或独裁)作了对比性（Contrary）或对立性(Contradictory)的比较概念分析。他认为“权威”（authority）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拉丁词，至少在几十年之前，从来都不是一个贬义词。多少世纪以来，“权威”一直是个好的、值得欣赏的词。“权威”的原义大概同拉丁语中的动词augere（扩张）有关。它的最初含义是指那些拥有权威的人加强、巩固和批准某种行动或思想。“权威”虽然同“权力”（power）有关，但同它总是有着明确的区别。“权威”很少是根据“权力”来定义的。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一项术语研究指出，“权威”一词的“普通用法”是“得到同意、尊重和承认的合法权力”5萨托利继续扩充其涵义，他认为“权威”没有惩罚的功能，它的表达方式是“呼吁”，一旦进行强制，便不再是权威了。因此权威来自人们自发的授权，它从自愿服从、为民认可中得到力量。权威是一种建立在威望和尊敬之上的权力，。权威一词最简单的含义可以被译成“道德影响力”。归根结底，权威反映着卓越。权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强迫我们做任何事，而是靠“正确的”请求或建议。6权力(power)，至少是政治权力，一般都同强制与可强制性、惩罚与可惩罚性有关。权力发号施令，国家权力依靠合法的暴力垄断而发号施令，并在必要时援之以强制。7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8是从“权威”（authority）演化而来，它只多了一个后缀，一个主义，却使得或能够使得意义产生天壤之别。在今天，威权主义是个贬义词，它指的是滥施淫威，是践踏自由的压制性权威。9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名称的威权主义是由法西斯主义创造出来的，并且打算作为一个褒义词使用，打算用它带给独裁国家某些权威的有利属性或联想。由于民主阵营对这块招牌的理解，它的价值内涵便被颠倒，含义也相应地被篡改了，而在创造威权主义一词的人看来，威权主义是“真正的权威”得到恢复的政体，它同没落的，无权威的财阀民主制的腐朽性恰恰形成鲜明对比。但在民主主义者看来，威权主义是伪造和滥用权威的政体。萨托利认为，谁都会看出，这里概念上的分界线是很不清楚的。区别只在于什么是“真正的权威”，或哪一种权威是“好”权威。说到底，区别在于多少权威才不算过分的权威。10概言之，威权主义是一种几乎没有给自由留下多少余地的政治制度，这一主张点中了威权主义的要害。这也就是说，通过权威和自由的关系，最好地点明了“威权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反义词。但萨托利提醒我们，虽然威权主义可以从对比的意义上限定民主，但还是要留心，不能把这一概念说成民主的对立词。11从威权主义的历史渊源、理论阐述到各国实践来看，威权主义并不全然反对民主，它往往套着民主的外衣，具有形式上的民主，甚至威权领袖头脑中亦有民主观念。从而为向实质性的程序民主过渡准备了条件。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总体”或“整体”（total）一词的衍生词，它本身只是表示同涵盖并囊括一切的东西有关的一种思想。该词最早出现于1925年，是由法西斯主义发明的，并作为“总体国家”而使用。满足了墨索里尼的虚荣与修辞需要。但萨托利认为墨索里尼是明显的威权统治，远不是极权国家，而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属于极权主义。1953年，弗里德利克（C.J.Friedrich）主编《极权主义》一书，他认为极权主义制度有5个构成要件：（1）一个官方意识形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府垄断军队；（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不久之后，又加上了第6个要件：(6)集中管理的经济。12萨托利认为这种“特征群解释法”很难让人相信它有可靠的逻辑基础。他认为，从语义学上说，极权主义是指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是指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芬纳（S.E.Finer）对极权主义的描述是：“整个社会都被政治化了，私生活领域即使还存在，它们在肯定是在这种状态下存在：它们所勉强忍受着的统治，随时都可能以某种理由对它们加以控制、侵夺甚至取消”。13一切皆属于国家，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国家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反对国家，极权主义对人类私生活进行绝对侵犯，人类集体生活中一切自发的、独立的、多样化的自主现象遭到毁灭，简言之，一个国家把群众社会吞 掉，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政治兵营，国家与社会之间泯灭了界线，社会彻底政治化，这就是极权主义同绝对统治（absolutism）、威权政治（authoritarianism）和其它各种独裁制度的不同所在。14

　　绝对统治（absolutism）源于“绝对”（absolutus），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绝对君权”（panbasileia）这一概念的拉丁语评论家使用的一个词，它不含贬义。绝对权力仅仅是指一种至高无上的、完美而彻底的和不可捉摸的权力。只是在马基雅维利(N.Machiavelli),尤其是在圭奇阿尔狄尼（F.Guicciardini）那里，绝对权力才同实际的专制政体联系起来。博丹（J.Bodin）1576年的《论国家》一书，被公认为是对世俗的绝对统治论的第一次系统阐述。但他的国家主权论并不赞成一个不再服从任何法律的绝对君主。14直到霍布斯(T.Hobbes)以来，“绝对统治”才作为名词出现并从现代意义上使用。在其现代意义上，绝对统治政体的绝对权力是指免于控制、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指不受限制地任意使用权力。但萨托利认为如果把“绝对统治论”用于现在，还有什么条件能够助长或导致绝对统治。他认为有两点：（1）事实上不受足够的制衡性权力反对的权力，就是绝对权力；（2）当权力不受法律的规范和限制时，我们就拥有了绝对权力。萨托利把绝对统治划分为两类：（1）绝对君权意义上的绝对统治；（2）民主型的绝对统治。他认为民主并不反对绝对统治，民主的合法性本身并不要求限制权力。/他充满忧虑地说，“一种受限制的权力在反对或抗拒另一种权力时，人民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存在反对的权力）却会成功地变成一个无限权力的来源”。15正是民主的合法性批准了绝对权力。因为当以人民的名义行使最高权力时，谁也无法提出起诉，我们是处在终审上诉法庭。显然，任何极权统治都是绝对统治。但绝对统治不一定是极权统治。绝对统治只意味着任意使用权力。16

　　专制、暴政和独裁（dictatorship）三个概念含义相近。萨托利认为，古人多用专制与暴政二词，现代人以独裁取而代之。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就用专制来指个人统治，此后专制开始指没有法律、没有合法性的变质的一人统治形式。中世纪以来，这个词还不断地被精确化。而暴政的概念从未被深入说明。在古希腊人看来，暴政是“野蛮人”的制度，在他们眼中，亚洲人生来便是奴隶，自然要服从暴政。暴君无可争议、无休无止地统治着没有自由能力的人民。因此暴政一直是个“用于别人”的标签。而且直到孟德斯鸠（C.L. Montesquieu）以前，暴政一直未能进入政治制度的分类。独裁是个逐渐代替专制与暴政的现代概念。但一开始并非贬义，马基雅维利（N. Machiavelli）和卢梭（J-J. Rousseau）都称赞过罗马的独裁制度。17意大利民族复兴统一运动中，不少民族统一领袖自称“独裁者”。18只是在有了“因同意而统治”的充分的成功经验之后，我们才认识到dictare19能够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类型，只有在这时，独裁一词才能呈现其消极涵义，即对建立在民意上的统治的否定。而只是由于法西斯主义,“独裁”一词才逐渐被明确理解为一种独特的国家类型。但根据国家权力的明确形态和行使方式来确定各种独裁形式的理论，到目前为止尚不存在。萨托利认为，在其最简单的意义上说，“独裁统治就是非宪政统治，这或是因为统治者使已有的宪法成了摆设，或是因为他们制定了一部实际授权他们为所欲为的宪法”。20可以这样说，“独裁制度不再是没有政党的国家，它不是消灭一切政党，而是普遍建立为一党制国家”。21

　　萨托利从个人独裁与民主的比较角度出发来给双方定义。个人独裁原则的含义是“权力不受约束，不受限制，以及在环境（除了统治者的意志之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实行集中的统治”。反过来说，民主（即非个人独裁）的含义是，“权力将受到限制，受到约束，根据制衡需要，尽可能成为多元统治”。故此，“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中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22萨托利尽管没有告诉我们，民主到底是什么。但他充分明确地宣示了民主不是什幺。由此我们立刻便找到了划定民主起点或终点的界线，以及对其基本特性是什么的清晰看法，萨托利认为，“不应期待任何具体的民主制度是纯正的民主制度”。23

　　到此为止，我们可对萨托利的政体论作出一番总结了。当然，萨托利在对概念的阐释上，也仍很模糊，尤其是关于威权统治。但他两部关于民主理论的著作，24从民主的关涉角度，对历史上的各种政治政体作了较为详尽的历史分析与概念分析。他从词源学、语义学与历史学的角度。对威权统治、绝对统治、极权统治、独裁统治和民主统治这五个术语作了细致的梳理和区分。他认为威权统治的要害是几乎没有给自由留下多少余地，它是民主的反义词，但不是民主的一个好的反义词，因为它有有限的自由与民主，因而绝对不是民主的对立词。绝对统治的要害是权力免于控制，不受约束，因而奉行人民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民主社会亦可导致绝对统治。绝对统治也是民主的一个很不合适的反义词。极权统治的一个主要的专有的特征是权力的弥漫性扩散浸透了整个社会。一切皆属于国家，权力对人类私生活绝对侵犯，整个社会都被政治化，意识形态控制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独裁统治的要害是非宪政统治，权力不受制约，且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实行集中统治。民主统治的关键是非个人独裁，反对个人化的权力，权力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权力只能由他人授予，且可以改变。五种政体的主要区别和基本特征见下表。



　　（附注：该表根据[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一书而制，表中括号中的文字为制表者补充，非萨托利书中之意）。

　　二．中国学者论“威权政治”与“东亚威权政治”

　　威权政治（authoritarianism）或者又称威权政体、威权体制、威权主义，中国学者有不同的译法与理解，论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在持续的论争中，对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渐趋一致。

　　(一) 罗荣渠的观点：带有某种父家长制遗传基因的东亚威权主义政治

　　罗荣渠认为威权政治是在赶超型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对推动经济发展卓有成效的一种集权政治。由于执政当局把推行高速增长作为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故称之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或译为发展取向的国家）；在拉美被为“官僚威权主义型国家”（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s）。25这类集权制不同于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其政治功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在现代化方面的突出之点是保持发展中的较高的政治稳定，这种稳定有助于克服与缓和急剧变革过程中引起的社会失序与发展性危机，增强社会的内聚力，以及加强对分散的经济权势的宏观控制，调整公私的利益冲突，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促进社会整合等。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创造了远远高于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发性成就。但罗荣渠也发出警告，威权政治可能会产生两大负面作用：一是滥用政治权力而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反现代化的倒退；二是过分的集权与干预导致官僚政治的巨大膨胀，给腐败行为大开方便之门，特别是可能造成经济生活的政治化（The Politicization of economic Life）。26罗荣渠认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创新活动，自然地趋向于被塑造成一个富有的高度弹性的社会有机体，并随着社会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而不断适应性地发展与变化。随着现代化和社会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容纳变革的能量也将增大，这就要求强化社会结构，而相应弱化国家政治结构，国家强制性干预必须随着经济发展和自组织能力的增强而逐渐减弱，如果不是这样，由于推行强制性的工业化和突进式的不和谐增长而付出的牺牲与应延期偿付的消费需求，就会积累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从而引起发展性危机，甚至会把发展引向邪路。如德、日，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推行赶超英法的现代化战略，但由于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过渡干涉而未及时转变，引起严重的发展性危机，却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战后，在东亚和拉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发展型国家，以官僚─技术治国、国家至上主义、军人干政为特征，尽管收到了经济增长的效果，却以恐怖和暴力为基础。故而被称之为“压制发展主义政权”（repressive-developmentalist regimes）27威权政体只可能是一种“发展的过渡形态”，是难以持久下去的。28威权政治是怎么来的？为何以东亚为典型？它与拉美或欧洲的威权政治有什么区别？罗荣渠认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沿袭战前的殖民体制或革命战争的军事体制而来”，大多是建立一种“高度集权的政府或军人政权，对政治、经济、社会进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但“经济管理体制兼采美国与日本的制度”，29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不同于拉美的威权主义，它“带有某种父家长制的遗传基因”，因为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命题是“爱民如子”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儒家没有发展意识，他的“爱民”的最低标准是“黎民不饥不寒”。这种“行仁政”的经济内涵在新形势下转换为推行发展主义战略，形成自上而下的民族团结的进取精神，还形成了一种由国家调节的公私合作，这是不同社会制度的东亚式威权国家共有的特点，罗荣渠强调它较之单纯市场经济导向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内聚力，能承受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30对于威权政治为何在东亚特别典型？罗荣渠赞同艾森斯塔德（S.N. Eisenstadt）的观点：中国文明同基督教文明一样，具有高度的理性化倾向，这在唐宋以后的新儒学中尤为突出。中国文明发展出比其它任何社会都更为密切的文化与政治的联系，但恰好是这种高度结合很容易发展成为威权主义政治。31概而言之，罗荣渠对威权政治的观点有：其一，威权政治是后发赶超型现代化国家的普遍现象，如德、日、东亚、拉美等。其二，奉行市场与发展第一的国家导向，以推进经济增长作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其三，政府全面干预经济，但主要基于市场原则。其四，维护了现代化过程中较高的社会稳定以及出现远远高于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其五，有忽视经济发展规律和官僚政治恶性膨胀的负作用。其六，威权政治必须及时向自由民主政治过渡，国家干预要从经济与社会生活领域逐渐退出。其七，威权体制是传统的延续。东亚威权体制，多沿袭战前的殖民体制或革命军事体制而来。东亚威权体制也与文化政治高度粘合的东亚儒家文化有关。其八，东亚威权体制具有某种父家长制的遗传基因。其九，威权体制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政体，它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

　　（二） 陈峰君的观点：威权主义具有传统极权主义与现代民主政体的双重性格与特征。

　　威权体制是何种性质的政治体制？与旧权威体制（即传统专制主义）是什么关系？二者有何联系与区别？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峰君教授认为威权主义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东亚是一种由旧权威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形态，或者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具有传统极权主义与现代民主政体的双重性格与特征。

　　威权主义是对旧权威体制（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两者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东亚威权主义的产生是以传统专制主义的消亡为历史前提的，包含有价值的传统内容的继承。

　　东亚威权主义在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与传统专制主义颇为相似。但东亚威权主义与传统专制主义有明显区别：其一：从所处时代和代表利益来看，东亚威权主义与资本主义时代相联系，它代表的是新兴工业化势力的利益，而传统专制主义主要是封建时代的象征，它代表的是王族和封建主势力的利益；其二，从肩负使命和发挥功能来看，东亚威权主义担负着推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而传统专制主义则起着维持封建秩序、保证旧制度存续的作用；其三，从制度结构和政体形式来看，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大都在形式上保持着民主制框架，这与传统的层级集权，王者为中心的构架不同；其四，从主导力量和执政基础来看，威权主义主要以执政党为依托发挥作用，传统专制主义则主要以国王居于顶峰的官僚系统为依托发挥作用。威权主义对现代化的作用也具有促进与阻碍的二重性。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这种二重性表现不一，应具体分析与研究。陈峰君教授认为，“依我之见，威权主义在第三世界特别是东亚的存在与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是同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国际等状况密不可分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32

　　概而言之，陈峰君认为，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但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也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又不同于第三世界的个人（集团或家族）利益型集权政府。这种政权基本上是出于国家、民族利益，依据社会条件的需要，为了有效地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迫切任务而建立起来的权力集中的政府。它能建立社会秩序、政治稳定局面、克服种种危机、创造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环境，有助于国家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尽管这种政权是一种过渡型的政权，但却是积极的、进步的、因而是必要的。33

　　东亚威权主义34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威权主义的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现，它有第三世界权威主义的共性，但也有许多特征，故曰：“东亚威权主义”。第一：政治相对稳定；第二，专家治国，或称之为“精英统治”、“技术官僚统治”；第三，反腐倡廉；第四，以法治国；第五，政治转型，指东亚正在经历由—党（或军事）集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之中。东亚政治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由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正是东亚政治模式的另一重要特征。民主化进程对东亚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发展趋势。但民主化形式与速度同样要由东亚各个国家自身特点、国情、地情决定。35

　　对于东亚金融风暴是否意味着“特殊的亚洲政治模式已经失败”，36陈峰君认为，应当承认，金融危机确实暴露了东亚一些国家如印尼等在政治上存在的严重缺陷和问题。这些问题也恰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深层次的根源。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东亚政治模式，原因在于：第一，印尼等国并非东亚政治模式的“贤明威权主义”的典型，而是“家族或个人集权主义”的典型，它们在政治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恰恰是与东亚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相背离的。只有新加坡是东亚政治贤明威权主义模式的成功典型。而新加坡能够在这场危机中屹立。第二，东亚各国普遍性推行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有其深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根源与背景。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的出现就把一切问题通通归结到威权主义体制。第三，东亚政治模式不是僵滞的政治模式，而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认为东亚政治模式就是威权政治体制的说法是不全面的。37

　　陈峰君赞成萧功秦、吴家祥等人关于新权威主义（即威权主义）的基本观点：即“新权威主义是从旧权威主义向自由民主阶段的必经阶段”。根据他们的说法，典型的政治体制经历三个演进阶段和三种历史模式。三个阶段和三种模式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如下表：38



　　（三） 萧功秦的观点：后全能体制下的有元多元化与向市场经济的软着陆

　　 威权主义或威权体制，萧功秦教授有时称之为“新权威主义”或“新权威体制”、有时称之为“后全能体制”或“后全能主义”。早在1986年，萧功秦在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新权威主义”这一历史术语。39以后相继发表论著从各个角度对“新权威主义”进行阐释。主要文章有《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40《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41《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42《世纪之交中国—萧功秦答友人问》、43《改革中期的社会矛盾与政治稳定》、44《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45《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46等。其中对威权体制，即萧功秦所言“后全能体制”，阐释较全面的是《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一文，萧功秦的解释对象框定为中国。

　　 萧功秦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领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socialist totalitarian regime）”，而已经进入了“有陷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历史阶段”。47

　　对于“全能主义体制”，萧功秦的解释是“全能主义，相当于英文的Totalitarianism,后者在中文中往往译为‘极权主义’，本人使用一个更带中性的更具描述性的‘全能主义’来代替‘极权主义’的提法”。48乔?萨托利对Totalitarianism一词有详解。49萧功秦认为全能主义政治体制的特征有五：其一，政权全方位地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其二，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其三，权力高度集中；其四，以一种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其五，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以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等等。50

　　所谓“有限多元化的全能主义历史阶段”，即威权主义体制主导的时期，萧功秦认为这种体制的特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条：51

　　第一，“后全能体制”社会，存在着有限的多元化。萧功秦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的。全能主义国家政体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对社会基层组织细胞和个人的政治控制力与政治动员力。“后全能体制”社会，即芬纳（S. E. Finer）所言“整个社会都被政治化”，52或如尼斯比特（R. Nisbet）所言“对人类私生活的绝对侵犯”，“一切皆属国家”，53甚至如乔?萨托利（G.Sartori）所说的“面临着一个国家把群众社会吞噬掉的庞大的政治兵营”。54萧功秦认为，改革以后的中国，不但在经济领域内存在着多元化，而且在其它政治领域内，在政府认为不影响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有限有的多元化也已经出现。所谓“有限的多元化”，就是指中国已经通过市场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于与国家和政权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些自主的社会建制与组织，如果进一步发展，形成网络，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健康的，而且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55

　　第二，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一党组织整合与党内聚集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识。而主要通过国家机器与镇制性权威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同时扬弃了教条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话”，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来获得国民对政权的认同。在后全能主义时代，政体的“实效合法性”已经取代了“乌托邦平均主义”的理念，作为国家认同与社会聚合的基础。

　　第三，“后全能体制”社会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在理论上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改革的动员能力，以及抗击非常事件与危机的动员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乏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与无序化，又有可能反过来蚕食这种国家对资源的动员能力。

　　从“全能主义”社会向“后全能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变，对中国、对历史、对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萧功秦认为，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未来民主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识”。56他说，“无论主政者主观意识如何，客观上中国已经通过权威体制与现代化导向的一党体制的政治整合，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并在这种政治稳定下，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软着陆，而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分化与利益多元化，自主的利益主体57的利益自主化与逐渐明晰化，以及经济实效意识与世俗价值观对乌托邦教义意识的扬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58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将对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即“中国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体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正在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而培养出来，这些都是实行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59

　　后全能体制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这种体制何时结束？对此我们应如何评估它？萧功秦认为，“具有改革开放导向的现行一党政治在维持政治稳定方面，以及在经济改革所需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方面，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随着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多元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本世纪中期前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种与新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经济与社会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更具多元化性质的政治模式将有可能出现”。60

　　到此，萧功秦的“后全能体制”理论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既对这一体制的概念、特征进行了条分缕析，又对这一体制的寿限与未来作了战略性前瞻。同时对后全能体制，既肯定了其历史的合理性，又指出了其历史的过渡性，并对这一体制的缺憾与陷阱作了警示。

　　（四） 许纪霖的观点：威权主义引发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许纪霖的威权主义理论既立足于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61基础上，又立足于对东亚国家与地区，如中国、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现实政治观察的平台上。许纪霖的理论主要体现在访问美国哈佛大学的一篇著名的演讲中，该文发表后出现了几个版本，大同而小异，可相互参看。在此，我主要根据《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62和世纪中国网站63的文章进行分析。

　　许纪霖从威权主义与全权主义（或极权主义）、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比较视野来界定“威权主义”这个概念。许纪霖认为“威权主义统治与全权主义统治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国家不再主宰一切，国家容许在权力系统的边缘，建立一个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以市民社会自我命名，以私人利益的追逐为中心目标的”。“过度的政治化”和“过度的私人化”是产生“全权主义”与“威权主义”的根本社会心理分野。许纪霖说，“贡斯当曾经担心现代社会有两种可怕的倾向：‘过度的政治化’和‘过度的私人化’。如果说在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革命时代，前者是主要危险的话，那么，当革命的暴风雨过后，‘过度的私人化’会成为世俗社会腐蚀人心的毒剂，因为它正是威权主义政治赖以生存的心理基础。”64正是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即“过度的私人化”，才取消了民主主义而走向了威权主义。许纪霖说，“如果仅仅有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可能完全与政治民主无涉，相反倒是可以与威权主义统治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哈耶克也特别说明过：“民主制度的对立面是威权主义，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极权主义。“民主制度有可能握有全权主义（即极权主义）的权力，而威权主义政府可以遵照自由主义原则行事”。这并非难以想象之事。“一个尊重私人自由的威权主义政府，也可按照法治原则治理国家，却与真正的民主无涉”。由此可知，“仅仅获得私人领域的消极自由，是无法抵御威权主义的统治，迈向民主化进程的”65故此，“一种被陶空了积极自由66的自由主义，将不再是民主化的自由主义，而只是威权主义保护下的仅仅在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67

　　“消极自由”是一种“只要经济自由，不要政治权利”的自由。“在一个威权主义时代，如果只讲消极自由，避讳积极自由，其结果有可能是：我们得到了私人领域的个人权利，却放弃了公民的的责任和民主的希望”。68许纪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也是威权主义统治的危机。正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幽暗面，即合法性不足和它的威权主义载体，才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在公民们普遍自愿放弃政治参与的背景下，自由主义民主虽然在形式上依然存在，但就其实质而言，已经和平演变为一种技术官僚型的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的宪政法治秩序不仅不冲突，而且，前者的实际权力，巧妙地寄生在后者的形式架构之中。它将本该由全体公民通过公共理性要加以选择的一系列政治问题，转化为纷繁复杂的似乎只能由少数专家能够理解和解决的技术问题”。69这样的话，自由主义在其实践过程中，已经蜕变为一种隐蔽化的技术官僚威权主义统治。

　　如何评判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将向何处去？许纪霖引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话说，“代议制这种缺席委托的政治，是一种非政治化的政治。它将人们从公共事务拉回到私人领域，只关心个人的福利。正是政治生活的官僚化和技术化，导致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合法性危机。”70许纪霖从代议制民主的幽暗面——威权主义出发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进行解释，“在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制度之下，由于公民的政治参与越来越形式化，而技术官僚的统治越来越实质化，政治不再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公共事务，而只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利。这样，作为一种民主的政治，它的合法性基础——基于全体成员的意志上的同意——就发生了动摇。”71因此，“作为现代民主的合法性，与威权主义所不同的是，它不仅要符合一般的法治原则，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得到所有拥有自然权利的社会成员的同意”。据此可推定“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有法治，而在于是否有广泛的政治参与。”72代议制民主正是缺乏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才出现了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作为一种“强势的正义”、“弱势的合法”的自由主义民主（代议制民主），“不仅会造成西方普遍出现的技术官僚威权主义统治，从而形成可怕的合法性危机，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有可能被默许私人自由，不喜欢政治自由的威权主义所利用，沦落为体现所谓‘儒家价值’的东亚式威权民主”。73“亚洲价值”固然重要，但不能成为威权主义统治的烟幕和借口。

　　威权主义下的法治，缺乏汉娜?阿伦特所强调的那种“持续的同意”（ever-renewed consent）,“只是他律的，不是直接来自公民的同意，与公民的意志无关，缺乏公民的自觉的政治认同，一旦政治权威发生问题，就有崩溃的危险。”74威权统治是不稳定的统治，它具有鲜明的过渡性，而不是意味着“亚洲的终结”，只是为亚洲的转生提供了历史的契机而已。

　　基于对中国政治现状的敏锐洞察，许纪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是一个从国家控制一切的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时代，向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分化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时代变迁的过程。到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社会的基本确立，中国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全权主义政治，而改变为国家基本放弃了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控制、而主控政治领域的威权主义政治。”75不仅中国如此，新加坡与香港也长期奉行威权主义统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自由度形式上一致，本质上差异极大。“最典型的莫过于新加坡。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法治，在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受到国家的保护，政府积极鼓励个人有发财和发展的机会。然而，一旦涉及到公共领域，涉及到公民对政治的参与，虽然形式上也具有西方的民主外壳，具有各种完备的自由选举程序，但执政党和政府主宰了政治的整个过程，政治完全是受控的。”在这种威权体制下，“新加坡公民享受着世界上一流的安全、舒适、富足和物质发展的空间，在私人领域拥有相当的自由，但公共领域的积极自由普遍被剥夺了，更确切地说，是在‘东亚价值’这种开明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之下，公民们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力。”76同理，“1997年以前的香港法治，是在英国殖民者的威权主义统治下建立，也就是靠后者的权威维系的。1997年以后，当这样的权威失去以后，香港的法治因为得不到政治民主和因此而培育的公共政治文化的滋养，而有所衰落。”77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制、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的威权体制、韩泰两国的军人威权体制分别可看作亚洲威权统治的三个典型。

　　威权主义体制下的自由民主能达到什么程度？威权体制向自由民主体制过渡的基础和契机在哪里？许纪霖认为，“在威权主义的政治秩序里面，从理论上说，可以有市民社会，也可以落实所谓的经济文化层面的‘全面民主’，唯独困难的就是公共领域的建制化。”78而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政治传统中，却是“十分缺乏公共建制和政治文化资源。”79怎么办？许纪霖未做明确回答，但他暗示要等待一种“包容他者、理性协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发育和成熟。

　　许纪霖的威权主义理论极富思辨色彩，且引入了大量的西学资源支持。简言之，其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威权统治是代议制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的结构性产物，需要进一步向商议制民主80发展；第二，威权统治凸显了私人领域，而遮蔽了公共领域，只许经济自由，未授政治权利；第三，不能以“亚洲价值观”为名，行保护威权统治之实；第四，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方步入威权统治时期，向自由民主体制过渡尚需时日；第五，当下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开放公共领域，培植“包容他者、理性协商”的政治文化资源，逐渐达到公共领域的建制化。

　　（五） 其它学者的观点

　　李晓在《东亚奇迹与强政府——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一书中认为，“东亚的经济起飞突显为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起飞和工业化进程，几乎都是在专制政体（或一党执政）条件下实现的，即是由‘发展导向型’的‘强政府’以超常规的手段发动和推行。”81李晓认为东亚威权政体是一种“发展导向型”的专制政体（或一党执政）。

　　任一雄在《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一书中认为“威权政治是战后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形态。”82任一雄的定义是：“威权政治是一种以高度集中权力为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依靠传统专制和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政治或军事强人通常凭借权势集团或武力，通过军事改变或通过立法、议会、选举等民主机制而获取并维持其统治权力，在威权政体统治下，民众的政治参与受到制约，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糊。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以及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威权政治也一直在发展和演变中，通常在其形成初期具有浓厚的传统专制、个人魅力色彩，其合法性主要源于传统文化中的权威崇拜。而后逐渐表现出柔性、理智等特征。其中理智型威权政治通常能够利用威权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主导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为其合法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现代化进程。”83任一雄还认为“威权为体、民主为用”是东亚威权政治国家的根本特征，也是本质特征。84并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延续下去。85因为威权政治所蕴含的本质性特征事实上在东亚已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如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说“美国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除非“民众对民主制的信奉程度越来越高”，否则“民主制度只会走入死胡同。”86

　　王加丰在《朴正熙“开发独裁”体制研究》一书中，称威权体制为“开发独裁”体制，他说，“所谓开发独裁体制，就是政府凭借手中的权力维护社会的稳定，并强行把各阶层、阶级或集团的追求纳入政府指定的经济发展轨道；反政府的行为受到严厉镇压，但允许个人相当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政府指导，民有民营’此之谓也。”87王加丰认为“开发独裁”体制有两条基本经验：第一，“把已经具有现代化追求的但尚变动不居的、浮躁而彷徨的各阶层人民在‘经济第一’的大旗下集结起来，为追求民族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同时又是使他们在追求共同的目标中得到自己的一份利益。”第二，“充分发挥政府的和民间的积极性，使这两种积极性通力合作推动经济起飞；在强有力的政府指导下，在各企业间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某种程度上也可说这种竞争是政府组织起来的，西方学者称之为‘结构性竞争’88其最终目的是使企业具有某种国际竞争力。”89王加丰认为，历史地来看，对于“开发独裁”体制造成的经济社会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应持充分的肯定态度，但到了一定的时段要及时转型（放弃或改进），不能株守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或民族要不断地把成就当成动力，不断地革新和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王新生在《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一书中把威权体制称之为“新权威主义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在现代化事业开始之前，首先应组织一个较高效率的，能够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并能协调、控制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继而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强行军，赶超先进国家，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下的现代化。”90它与传统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相比，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其政权的领导人具有强烈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倾向，而且经济不断发展是得到广大社会成员认同的前提条件；其次，尽管这种政治体制仍带有权力高度统一和集中、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军队作为重要的政治主体而使国家具有强制性的“暴力潜能”、最高领导人更替尚未制度化及程序化等传统特色，但现代宪法体制的建立以及其它现代性法律的制定，就为新兴社会阶层参与政治过程奠定了制度性的、法律性的基础和条件；再次，在这一政治体制中，不仅普遍公民因受到各种限制而使其政治参与的程度较低，即使社会精英的分化程度亦较低，各领域中的精英围绕国家权力形成一个松散的既得利益集团。”91但在威权体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必造成新兴阶层乃至新社会精英的出现，从而推动政治体制向高一层次发展。战前日本和战后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92威权体制在需要将有限的资源导入特定产业时，由于其强有力的主导权而易于实现这种宏观调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但也容易导致部分政治势力形成独裁和政治腐败等弊病，这些弊病过大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影响到经济顺利发展。东亚各国的现代化明显带有此类特征。93对于东亚各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王新生认为，从前后发展的顺序看，大至可分为：传统权威主义94——新权威主义——精英多元民主主义95——大众多元民主主义。96每当社会经济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必须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否则会出现发展性危机。王新生还认为，私有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才是克服威权主义、实现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他引用罗伯特?比尔的话作为全书的结束语：“一种企业主要为私人所有而非国有的市场经济，也即，一种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或者中央统制下的经济，是民主制度十分有利的条件”。97

　　李路曲的两部专著《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98《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99对东亚威权政治100作了殖民主义与民族威权主义的比较、威权主义的现代性判定、威权主义政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功效、威权主义的政治转型、威权主义的文化渊源等方面对威权主义作为全方位审视和界定，从而对东亚政治提出了一个较为有效的威权主义分析框架。

　　李路曲认为，就政治体制本身的性质而言，殖民主义与民族威权主义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国家超越社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这两种政体中，政治领域的权力具有专制性，这种权力相对不受法律与民意的约束与制衡，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公民则有相对的自由与自主性，政治领域与经济、社会生活领域的二元化，是这两种政体既不同于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也不同于议会民主政治的根本特点。但在民族性、合法性和政治运作的度的方面，二者却存在着某些大的差别：第一，虽然二者都对政治权力进行垄断，但是在动员人民追随统治集团参政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殖民主义政体下，大众的政治参与不受鼓励，他们完全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而在威权主义政体之下，大众在追随的意义上被动员参与体制，分享部分政治权利。第二，统治集团的现代化导向的程度不同，殖民统治者往往极力阻碍民族主义领导获得政治权力，没有强烈的现代化需要。而东亚威权主义的政治领导一开始就具有现代的明确导向，更能顺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第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不同，欧美殖民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完全是西方式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东亚大众的政治文化相脱节，因此他们很难利用这种统治工具。而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是民族的，完全可以利用与大众政治化相衔接的意识形态来凝聚社会。东亚的威权主义领导利用民族主义和儒家文化来号召民众，更能适应现代化的进程。101

　　李路曲认为判定威权主义的政治领导层是否具有现代性和具有多少现代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政治领导层是否以现代化为导向建立了高度制度化的政治体制来有效地贯彻领导层的现代化意图。第二，政治领导层是否把经济发展放到首位。第三，威权主义领导层的现代化目标是否在整个民族中获得了稳定而合理的共识。102东亚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市场经济取向；二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三是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103威权主义并非东亚独有，在战后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南亚、南美、中东，甚至南欧一些国家也都存在过，但推动现代化进程最成功的确是东亚的威权主义政治。一方面是由于东亚儒家文化中有足够的文化资源来构成社会聚集的动力，另一方面是东亚的威权主义多数情况下都保留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当然也与东亚威权主义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104在东亚威权主义政治的强力推动和庇护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政治内源性的规范力量将得以有序地增长，一旦这种规范性力量发育成熟，便可以水到渠成地、逐步地取代威权政治的社会整合功能。菲律宾、韩国、泰国、台湾、印尼等都已经在发生这种变化，新加坡、马来西亚在体制内政治参与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都说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谓东亚模式的某些特征在褪色，权威主义政治和东亚模式的其他特征只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适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05

　　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使大多数研究者只关注政治变迁的外因性解释，而不虑及政治变迁的内在性因素。陈尧的《新权威主义政权的结构性危机》106一文对发生民主化转型前夕的“新权威主义政权”107作了剖析，指出“新权威主义政权”发生民主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权内部以行政首脑、军队、官僚和执政党组成的专制结构与由立法机关、利益集团、公共舆论和社会运动组成的同意结构存在的张力随现代发展而逐渐转化为危机。这一危机在外部因素的点燃下上演了一场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108

　　陈尧认为现代威权主义与传统权威主义相比较有四个方面的明显不同，如下表所示



（附注：陈尧的《新权威主义政权的结构危机》一文并无此表，此表为作者根据文中大意而作，表中括号中的文字为制表者所加，原文中没有。）

　　 陈尧认为，威权主义政体是20世纪70年代拉美、东亚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秘鲁、墨西哥、韩国、印尼、新加坡等国在经济出现危机的特定时刻主体选择的结果。也是由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诸宏观因素如经济结构、现代化运动、传统的政治体制与文化、国际背景决定的。这表明了这些政权的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与普遍性。威权主义的确对发展中国家缓解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带来了一些希望，特别是在一段时间内，在某些国家取得了经济上令人瞩目的奇迹，一度被其他发展中国家视为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109威权主义并非一种稳态政权，而且一种为了应付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需要的仅仅限于某段历史时期的过渡性政权，威权主义政权与社会力量之间代理关系的非规范化导致威权主义政权的结构存在致命的缺陷。正是这种内在缺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自由空间的拓宽、中产阶级的壮大、底层阶级的缩小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的变化 和社会阶层格局的变化而日益显著，并发展为政治危机。结果就表现为20世纪70后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全球范围内威权向民主转型的重大历史运动。110

　　三．我的观点

　　前文对中外学者关于威权主义与东亚威权主义的理论或观点作了一个大体的勾勒，目的在于使学术界对于该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另外，对于我自己的立场的确立也有助益，尤其对于威权主义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澄清许多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

　　首先，我要说的是，为什么我更愿意用“威权主义”一词来作为对英文authoritarianism的中文翻译，而不是“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或“后全能主义”。正如乔?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言，权威（拉丁语auctoritas,英语authority，德语Autodidact）与权力（拉丁语potestas, puissance, 英语Power, 德语Macht，法语 Pouvoir）不同，“权力”发号施令，并在必要时援之以强制；权力则“呼吁”，只是一种影响力，来自人们自发的授权，它从自愿服从，为民认可中得到力量，是建立在威望和尊敬之上的权力，它完全没有惩罚的功能，一旦进行强制，便不再是权威了。归根结底，权威反映着卓越。auctoritas（权威）一词最简单的含义可以被译为“道德影响力”。111权威完全是褒义词。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一词，尽管在法西斯主义创造该词时是打算作为褒义词来使用的，打算用它给独裁国家某些权威的有利属性或联想，但由于民主阵营对该词的理解，它的价值内涵便被颠倒，含义也相应地被篡改了。在民主主义者看来，威权主义是伪造和滥用权威的政体。112自此以后，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与权威（authority）区别开来了。乔?萨托利认为，“我们可以把假权威的（非民主的）权威和权威性的（民主的）权威加以区分”。113从权威与自由的关系来看，“真正的自由接受权威，正如真正的权威承认自由一样。不承认权威的自由是专横的自由，是放纵而不是自由。反之亦然，不承认自由的权威是‘威权主义’。”114萨托利认为，一个政体越是威权主义的，它对权威的依靠就越小。依我看来，一个政体越是威权主义的，它对权力的依凭就越大。故此，我认为，无论是从辞源学角度，还是从规范性角度，要把power、authority与authoritarianism三者进行严格区别，并且在中文翻译时分别译为权力，权威和威权主义，这样，我们使用起来不至于引起歧义，更为准确可靠。

　　威权主义到底是市场经济国家发展初期的一个必然且必要的阶段呢？还是只限于“二战”以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美与东亚？换句话说，威权主义是具有全球性、普适性的意义呢？还是后发的第三世界赶超型现代化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现象呢？内源性市场经济国家是否也存在过威权主义阶段？后发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否也存在过典型的威权主义统治时期？出现较晚的威权主义的概念是否可用作对它出现以前的政治体制进行有效的分析？至此，对威权主义进行全面的概念界定与概念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

　　按许纪霖的说法，威权主义是代议制民主，即自由主义民主的内在发展趋势与内在缺陷，威权主义体制几乎可以视为等同于代议制民主政体。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即代议制民主、或威权主义统治的危机。这种观点很有新意，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几乎所有研究威权主义的中国学人都同意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有一定的相容性，其中陈峰君、萧功秦、许纪霖、任一雄，都论证得很充分。任一雄提出的“威权为体、民主为用”的观点很有价值。另外，研究威权主义的中外学者都同意威权主义的过渡性、不稳定性、暂时性特征，只有极少数亚洲政治家认为亚洲威权主义是“亚洲式民主”，可长期存在下去，此理论可称作“亚洲终结论”。而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亚洲民主化的深入发展被视为“亚洲的转生论”。

　　我认为威权主义有两大基本特征，其它的相关特征只是这些基本特征的派生，只有精简其基本特征，才能对威权主义有本质的把握。这两大基本特征是：政治上，政府严密控制公共领域，包括政权与公共舆论（含意识形态），但放开私人领域，允许个人的经济自由、生活自由以及非公共场合的言论自由，有时候甚至有一套民主的体制与程序，但多流于形式，尚未有实质性建构，即处于“威权为体、民主为用”的时期；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渗透度较深，且往往以经济优先倡导，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市场规则尚未健全，市场受到政府的保护或分割。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威权主义是个全球现象，在刚踏上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都存在过，有些国家表面上看来不存在，但实际上也存在过。英国历史上的“护国主”体制以及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统治，法国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第二帝国以及波旁王朝的复辟和七月王朝的统治，德国历史上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第三帝国时期，俄罗斯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至1917年二月革命的帝国统治时期，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至1945年日本战败的所谓“大日本帝国”时期，都可看作西方国家的威权统治时期。有人会说，美国、印度等国没有存在过威权统治，但是，长期而深入的殖民统治时期，实际上也是一种威权统治时期。可知，世界上尚没有发展市场经济却没有经历过威权统治的先例，由此也证明威权统治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那么威权统治究竟因何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和在场的呢？

　　我从三方面来论说，第一，传统的影响，新现代化115理论家都认为，与其说现代化是与传统的决裂，还是如说它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所作的功能上的适应。116美国学者西里尔?E?布莱克（Cyril E.Black）认为，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从“长期来看，使本国的传统制度适应新的功能比或多或少原样照搬西方的制度更为有效。”117美国心理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理论认为，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人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现代的人格，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中的行政人员都获得了人格的现代性，这个社会才能称作真正的现代社会，否则即使引用了先进的技术，制度和观念，即使发动了经济起飞，也不会有自我持续和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118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最先进的制度与技术希望在本国能生根结果，但结局往往是挫折、失败和沮丧。如菲律宾和印度是亚洲引进美英先进制度的典范，但二者遭受的挫折与失败也是典型，非洲照搬英法制度更是极为混乱，长期动荡。这些沉痛的教训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的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119中国近现代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中国现代化的五个阶段，更从实践上深刻地反映了传统对现代化的极大制约与互动关系。西方现代性自成形以来，形成了三幅面孔，即西方现代化大体有三种模式，这跟三类西方文化相关。这三种模式分别为典型西方模式（以英法美为代表，尤以英美为典型，故又称不列颠模式）、次西方模式（或称非典型西方模式，以德奥意为代表，尤以德国为典型，故称莱茵模式），反西方模式（或称偏西方模式、以俄—苏为典型，又称苏联模式），详情如下表：

　　西方现代性的三种模式




（附注：制作此表时参考了以下论著：盛邦和：《德国文化、次西方文化与日本》，见世纪中国网（http://xuetang.cc.org.cn）。刘文飞：《情绪化：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见光明网（http://www.gmv.com.cn）光明书摘，文史哲经。《在北大听讲座——俄罗斯文化之旅》，新世界出版社（北京）2002年10月第1版。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冯绍雷：《失之偏颇的预测》，见《东方》，1994年第1期，或参见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西方现代性为什么会呈现出三幅不同的面孔呢？换句话说，西方现代化过程缘何出现三种明显存在差异的模式？倘若“现代化”是指社会过程和程序的规范，“现代性”是社会目标与价值的规范，那么就现代化过程某一点而言，二者实际上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同一的。

　　这样看来，在第一次现代化120已实现的西方各国，现代性实际上呈现三种规范或三种模型，要寻求解答，只有从社会发育的程度或传统因素中去寻觅蛛丝马迹了。金耀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体系”，它的发生与发展不可能靠任何单一的因素，不论是经济利益、观念、地理环境，或者是特殊的个别领导人士的性格。121前文中的表格《西方现代性的三种模式》，就是从多侧面、多角度对影响现代化模式的因素进行分析。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因素，即广义的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传统本身的形成，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帕森斯（Parsons）尽管相信西方现代性具有普世化意义，122但他认为影响社会变迁中最高序位的因素是文化，他甚至自认是—“文化决定论者”。123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也认为，“现代性的非文化论者”（accultural theory of modernity）对于西方现代性之理解是片面的、歪曲的，它的错误是把一切现代的事物都归属于必须来自西方“启蒙的整套东西”，他称之为“启蒙整套观的错误”（the Enlightenment package error）。这种轻视传统，只重视启蒙，以为只有启蒙运动才是西方现代性唯一源泉的观点，无疑是早期现代化理论犯下的一个大错误，他们以为任何文化都在同一个起点上沿西方现代化道路前行，从而达到西方现代性的目的地。而现代性的关键就在于起点并不相同，即各国现代化始步赖以依托的传统性并不相同，那么无论它如何走下去，都只能是“和而不同”。诚然，泰勒并不是说“现代性的文化论”（cultural theory of modernity）就可以掌握现代性的全相，但他相信现代化理论排除了文化这个因素就不啻失去了从事可能是今日发生的不同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全幅图像。124不仅如此，用之于观照西方文化，也不可抹杀西方现代性的三幅图像，传统因素也塑造了三种类型的西方现代性。

　　回头再看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发现了一种奇妙的现代化现象，从知识分子，改革家或革命家到执政者，在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时，先后经历了典型西方模式（英法美）、非典型西方模式（德、日），到偏西方模式（苏联）的过程，然后又以偏西方模式为实践起点，又向着非典型西方模式，典型西方模式的方向前行。故形成了以下图式：典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 非典型西方模式（次西方模式）? 偏西方模式（反西方的西方模式）? 非典型西方模式? 典型西方模式。如果我们觉得西方二字太刺眼，但西方现代性中又确有可以普世化的东西，我们不妨从其可以普世化的角度出发，把上述图式调整为自由民主模式（不列颠模式） 威权模式?（莱茵模式）? 全能模式（苏联模式）? 威权模式?自由民主模式。这样，我们就清楚地发现了为何我们依自由民主模式? 威权模式? 全能模式进行现代公建设则往往遭受重大挫折，而依全能模式? 威权模式? 自由民主模式则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率远高于前一种次序。我们把前一种次序称之为现代化的“逆运行次序”。后一种次序，我们称之为“顺运行次序”。前一种次序重在对传统的断裂、反叛和破坏，可名之为“破坏性程序”，后一种次序，则重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基础上传统对现代的适应。可名之为“建设性程序”。逆运行次序，阻力特大，顺运行次序，化阻力为助力，“欲速则不达”，逆运行次序，一味追求现代化发展速度，“赶英超美”，想尽早圆“富强”之梦，带来的却是“富强梦”灭，反而不断倒退到原来本该以之为基点的模式上，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破坏是否必然导致建设，西方学者认为，二者并无因果联系，更不是破坏越多，则建设越大，因为海市蜃楼、空中花园固然美丽，但并无一个踏实的支点，因而也就并无现实性。从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思想家就要求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从此时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决定要学习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模式，这是主流，而潜流是从康梁戊戌维新时起，又出现了一股要求学习德日为代表的次西方现代化模式；和从五四时起出现的另一股要求学习苏俄为代表的反西方现代化模式。其中第一股潜流颇有市场。从20世纪30年代到1949年。中国政治界与知识界决定要学习以德日为代表的次西方现代化模式，这是主流，同时还有两股涌动的潜流，一股是强烈要求以苏联现代化模式为追求的巨大潜流，另一股是主张走英美式典型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第三条道路”论者，其中，第一股潜流撞击力极大，并不断冲出水面，试图成为主流。1949年以来到90年代初，反西方现代化模式跃居主流，另两股成为潜流。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次西方模式（威权模式）又跃居主流。所有“左”和“右”是另两股潜流。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传统对现代化的巨大制约作用，我们从事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其实最接近俄罗斯的，俄在西方现代性中的传统性最强，甚至有长期的农奴制传统、沙皇专制传统和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这一点正是中国与俄罗斯共鸣的基础。也正是中国现代化为何会从英美模式、德日模式，最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苏联模式。经过苏联模式的发展与积累，在内外压力下，这种模式走向转型，连同苏联东欧这样的发源地本身和它的亚洲扩散地，都向“威权为体、民主为用”为威权模式转型，虽有了民主的外壳或框架，但实质性建构不足，尚未成为真正的自由民主模式。大凡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一不是从威权模式开始，即使典型西方地区，即西欧，也难能例外，因为市场的培育与规范、经济的发展与保护必须有一个威权政府才能得以较快实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与小农经济对立的，对小农经济这个制约性瓶颈的克服，有赖于威权政府，乃至市民素质、民主意识的培育有赖于政府强制推行的义务教育政策。

　　第二，威权政治的实施与转型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育。威权政治为市场经济的启动和发育保驾护航，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推动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S?艾森斯塔德在观察了亚洲政治现代化的实践后，发出疑问：“在许多新生国家内（这些国家最初的现代化的框架建立在不同的制度领域内，尤其是政治领域），趋向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不仅是缓慢的，而且其宪法政权极不稳固，正在逐渐为独裁政权和半独裁政权所代替。印度尼西来、巴基斯坦、缅甸和苏丹（北非）也许是这种趋势最为典型的例子。”125为什么好端端的宪法民主政体反而会转向全能政体或威权政体呢？S.艾森斯塔德认为，他在《政治现代化的受挫》一文中“就是要分析在这些国家里导致或许可以称之为政治现代化受挫的那些变化的社会过程的本质”。126艾森斯塔德在反思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许多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建立的体制框架已经瓦解，不能再继续运转，并逐渐地被缺乏变化、通常更为独裁专制的政权所代替”时，他发现“政治领域内的这些‘倒退’并没有损害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也许甚至有助于经济增长。”127艾森斯塔德认为，只有在威权体制的保障下，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在传统与现代保持联结和互动的基础上，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内聚力的新的整合体机制，即“新的符号机制与集体认同机制”，才能实现威权体制的转型。他以土耳其、日本、墨西哥为例，说明只有“不否认传统”的威权政体，方能领导现代化走向成功。128利普塞特（Lipset）的富裕民主理论认为，“国家越是富裕，实现民主的机会就越多。”129他解释说：富足的经济条件为扫肓、教育和大众传媒曝光进入较高水平提供了可能。富足的经济同时会为失意的政客提供其它的发展机会，因而缓解了紧张的政治斗争；独裁手段（或威权手段）不可能高效地领导先进的、复杂的工业化经济，决策要集思广益，权力要被分享，最终作用于民众的种种法规也必须建立在民意基础之上。此外，富国比穷国有更多的人均国民收入，从而有更少的贫困人口。而这一切将导向民主。130利普塞特认为经济富足会使实现民主的机会增加的观点尽管受到了质疑，但质疑者，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也认为虽然经济富裕并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但却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并且，“在推动民主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是市场经济的存在”。他认为，尽管并非所有市场经济必定有民主政治体制与之相匹配，但确实所有的政治民主都要有市场经济参与其中。原因有二：其一是市场经济要求在经济上分割权力，从而导致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中产阶级能够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用民主手段为自身谋求利益。其二，市场经济能带来经济富裕，造成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这些都为民主奠定了基础。131第三，社会精英对政权的威权控制，是市场经济成功启动和成长的关键。亨廷顿、艾森斯塔德、J.西格利、M.波顿、昆克尔等都认为社会精英的政治、经济、文化导向是现代化的关键变项，而社会精英既需要不否定传统，又得不断整合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利益群体，尤其还需要强有力的现代化导向，这一切，离不开威权统治。亨廷顿认为，“民主是播化而不是发展的结果”，132而且他赞同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观点：“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133而“播化民主”与“培植中产阶级”往往就是发生在威权统治时期。J.西格利和M.波顿在研究了“60和70年代的时候，许多人们公认的稳定民主政体被专制主义的浪潮席卷而去”134而“人们却没有从理论上预见到”这一问题之后，认为“不团结型精英”起了关键作用，而只有“共识团结型精英”才能长久地维持民主政体，不完成对“不团结精英”的改造，民主终将崩溃。如何改造“不团结型精英”，达成“精英和解”是为关键。135“精英和解”如何进行？J.西格利、M.波顿以1688—1689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瑞典“1808—1809”年创立君主立宪制为例，说明精英和解就是在“不否定传统”基础的“现代适应”，而无论英国还是瑞典，其一开始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君主并非虚位，而是握有实权的，因而可称之为威权政体。君主的虚位是后来不断调整的结果。136艾森斯塔德更是苦苦追问和思索“在比较性社会学分析中形成的最令人困惑的难点之一”，即“为什么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土耳其、日本、墨西哥和俄罗斯出现了以变迁为取向并有能力实现相对有效政策的精英分子，而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或缅甸并未出现，或者为什么存在着类似差异的精英人物在现代化后期也出现”。137他认为要害在于后者“与先前存在的各种传统的承受者或者社会的更为广泛的集团都没有内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联系或认同。”138而前者并“不否定传统”。实际上日本、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在其现代化初期（启动与发展市场经济）均实行威权统治。现代化研究中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如昆克尔提出了一种“行为调适理论”（theory of behaviour modification），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模式应当从社会系统中的操作制约（operant conditioning）上加以解释。139也就是说，并非人的态度、价值观念和人格特征决定行为的方式，而是操作制约的程序决定人的行为。只要改变操作制约的程序就可以达到行为调适的目的，社会精英只要用积极的奖励和消极的惩罚，就可以制约个人的行为模式。不同的刺激手段造成的强化形成了某种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反过来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必须依赖于精英的角度作用，因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可能造成全体人口的行为方式的变化，但可以造成少数人的行为方式的变化”。140而这些社会精英通过威权统治，引导人们发展出适配现代化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从而孕育出民主制度，亨廷顿认为国家政治精英对民主制度的路径选择，是民主制度产生的关键。141

　　在论说了威权政治的概念、特征与根源之后，我们发现威权政治在全球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或长或短、或多或少地存在过，那么除了具备威权政治的共同性之外，东亚威权政治是否还有一些特异之处，即与欧洲、拉美有何不同之处。

　　我认为东亚威权政治自身的特征有三：其一，经济中心主义或经济第一主义导向。中国自80年代以来，就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而且邓小平同志一直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并树立生产力标准作为检验一切政策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韩国自张勉、朴正熙以来就长期奉行“经济发展第一”、“一切为了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大力推行经济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发展，并适时推进重化学工业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日本更是贯彻“经济外交”，外交为经济开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尔马?菲尔德称“战后日本仍然是为经济增长而增长的典型社会。”142新加坡、马来西亚也奉行“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盛邦和教授认为“经济优先是亚洲现代化的无奈选择。”143其二，“二战”结束以来，除短暂的逆现代化次序时期外，其余时间东亚多数国家都采取顺现代化次序运行，即从全能式、威权式向自由民主式过渡。因而现代化发展较平稳，这与拉美、非洲大不相同。非洲、拉美，乃至菲律宾走的是现代化的逆运行，导致遭受挫折胜于东亚。东亚在市场经济启动以后走的是威权型向民主型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传统与现代的各种复杂因素易于联结和共处，精英整合度较高，易于形成团结共识型精英，按艾森斯塔德的说法，这种精英模式恰好易于向民主转型，更易于推进经济发展。而拉美、非洲一开始就套用自由民主型政体，结果由于未形成社会整合，未形成团结共识型精英，反而导致长期的动荡和民主的崩溃。其三，东亚威权式民主强调“为民作主”和“仁政”，故而“贤明政治”、“君子执政”、“好人政府”、“超凡政府”得到推崇。新加坡是为典型。当西方舆论将民主、人权的理念高扬到天上的时期，李光耀、吴作栋、许通美等新加坡领导人却不管这一套，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好政府比民主人权重要”144的观点，李光耀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在经济上取得增长和进步，它需要的是稳定和一个诚实、有效、肯为人民谋福利的好政府。不管理论和学说有多吸引人，听起来也很像合乎逻辑，但是好的政府绝不能够因此而受到束缚。”145吴作栋也认为：“没有好政府，再好的经济发展理论也等于零。由衰弱或腐败的政府领导的国家必会走下坡路，内乱不断，甚至会面临瓦解。他们没能力为人民提供高水平的生活。”146因此，“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以及人民可享受到的生活水平的关键，莫过于政治领袖的素质，或者说，莫过于有没有好政府。”147新加坡外交家许通关也认为：“世界需要的不是这种或那种社会制度，而是一个健全有效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可以是民主主义的或是独裁主义的，总统制的或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的。”但“无论如何，良好的政府最重要”。148总之，李光耀认为，“一个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亚洲人”就会具有“好政府”这种观念。吕元礼认为，比较李光耀所说的东西方不同价值观，如果说，“西方人所重视的是个人自由”，那么，“亚洲观念中的理想社会”则是“天下太平”。149谁能致“天下太平”，亚洲领导认为：“好政府”而已，即具备“内圣”的“外王”而已。

　　产生东亚式威权政治150的根源有两点：第一，长期的小农经济社会土壤中孕育、成长出来的“儒释文化”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下根来，已形成“全民潜意识”中的一种“风俗”性力量，作为国民精神的深层构造而硬化为坚固的“思想之核”，一下难以击破。孔子的“为政在人”、“德治”思想，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荀子的“君子立法”思想，以及整个儒家学说的“内圣外王”思想，均是“人治”的表征。这一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很自然地演化为“威权”思想。而儒家思想远非局限于士大夫精英阶层，底层人民最向往的生活无不是“耕读立家”，“亦耕亦读”、“耕读结合”被视为农民的美好生活。即便是主张“完全西化”、“充分世界化”的胡适，其骨子里也难免浸润着儒家贤人政治传统，1921年8月，胡适就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主张。而出于南洋、学于西洋的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李光耀，更可视为“好政府”的化身。同样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号称“文化怪杰”的辜鸿铭在欧洲游学十多年之后，回到他从未谋面的中华故土却几乎成了中华文化的化身。游学西洋多年，力持“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陈寅恪，却有着对中华文化最深厚的温情与敬意。由此，绝不可小看中华文化的生存力和适应力，尤其是通过家庭的侵染而深入人们的骨髓之中。佛教主张“忍耐”、“顺从”、压抑个性，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来世，奉行“命中注定”和“因果报应”思想，走“出家”修德，跳出“红尘”，不问世事的“出世”道路。陈荣富认为，佛教“不是积极地改造社会，解决现实的问题，而是在内心改变问题的性质，从主观上取消问题的存在，从而达到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平衡和慰藉。”151佛教反对抗争，主张积福修德，这正是威权政治赖以长期存在的条件。在东北亚与东南亚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儒释并行。当然，东北亚儒学深厚，东南亚佛教浓郁，东南亚的海岛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则伊斯兰教坐大，菲律宾天主教独尊。但无论如何，儒释文化覆盖了整个东亚，也浸润着当地的其它宗教，从而使之有一定变形。儒佛文化传统对威权政治的启动和延续，乃至真正转型都会产生难以估计的深刻影响，正如E.西尔斯所言：“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秩序的意义。”152以约瑟夫?加斯菲尔德（Joseph Gusfield）、瑞哈得?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等为代表的“现代化修正论”者认为：传统性和现代化并非此消彼长的两个对立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传统性不但具有顽固性，而且会吸收现代性的某些成分或层面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譬如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家庭因袭、裙带关系和门阀政治等就是如此。这些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构成了相当多数新兴国家的特定国情。”153儒佛文化区的国家主义（忠）、家庭主义（孝）、道德自律主义（恕）、好政府主义（内圣外王）、等级制度（三纲）、社会协调主义154（五常，和而不同）等价值观念、生活态度、民族习俗并没有随着传统社会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反而如马克斯?韦伯所言：适应了现实。韦伯认为新教重在改造世界、儒教重在适应世界，他认为儒教是“如此理性”、“如此清醒”，“以至于除了边沁的伦理系统以外，还没有一个伦理系统能与之相比。”155亨廷顿认为亚洲的“伊斯兰教、儒教和佛教易走向专制政体”，只有“印度教和神道教文化（日本）不会妨碍民主化”，“天主教对民主增长有延缓与延滞的作用”，唯有“新教与民主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156

　　第二，非典型西方文化与莱茵模式对东亚政治现代与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亚洲，也是东亚第一个挣脱西方殖民羁绊、独立自主地走上现代化的日本，其政治军事现代化道路完全以德国为楷模，其经济文化方面亦受德国影响。1871年10月8日，日本政府派遣以岩仓俱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为代表的48人使节考察团赴欧美访问，重点考察了英德两国。使节团在德国参观了埃森克虏伯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考察了德国的国家机构、政治制度、兵营、大学、博物馆等，对普鲁士从“小国”走向“大国”的道路很感兴趣。1873年3月15日，岩仓使节团会见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对他在统一德国所使用的铁血政策非常赞赏。大久保利通认为日本“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要以实力对抗强权，首先要着眼于“内治”。这是他们归国后主张“内治优先”的思想基础之一。此外，使节团感到，要想富国强兵还必须建立法制，决心效仿普鲁士，在日本实行专制集权主义统治（威权统治）。1571882年3月，日本政府又派遣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宪法考察团赴欧考察宪法。伊藤博文一开始就主张要以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宪法为范，所以直赴维也纳和柏林。伊藤在那里学到了使天皇专制披上立宪制外衣的方法，对立宪君主制的前景有了明确的认识以后，准备按照普鲁士宪法的精神制定日本宪法。158而普鲁士宪法则是“黑格尔及其他德国哲学思想在通过一系政治实践之后，演化而成的具体可见的德国式宪法原则与国家体制。”1591850年颁布的普鲁士宪法 ，是“一部公开贬黜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系统的宪法”。为什么？“原来普鲁士宪章恩准的一切自由160受到一个重大的保留条件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1611871年4月16日德国议会又通过了《德意志帝国宪法》，德意志帝国皇帝“是整个德意志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并决定着德意志对外政策，宣战与缔结和约也由他单独决定”。至此，“德国文化已经与英美系西方文化拉下了极大的距离。德意志帝国与自由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距离已经不止天壤，已经完全成为‘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162而1889年2月11日日本天皇“御赐”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几乎就是《德意志帝国宪法》的亚洲版。它规定了天皇的绝对性、神圣性。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宪法之条规行使之”；天皇拥有“统率陆海军”，“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任免文武官史”，“召集帝国议会、令其开会、闭会、休会、及众议院的解散”等一切大权。按《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天皇，而不属于人民；议会只是天皇制国家的装饰。163由于日本模式是对德国模式的借鉴与模仿，而东亚模式又是日本模式的拓展、表率与借鉴，因此东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与嫁接了德国模式。国际学术界通常认为，东亚模式首先是由日本创立的，其它的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则丰富了这一模式。164比如，查默斯?约翰逊就认为；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些新的专制主义国家（地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说明的确存在一种日本“模式”，韩国人和台湾人一直在使这种模式更加精美”。165金正濂也认为，“参照各种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我认为韩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必须同日本一样。”166郭少棠在《权力与自由》一书中认为：在“检视德意志政治现代化之中政治传统的命运”时，他发现“这个传始终没法孕育出英美法式的民权与自由精神。”167正如亨廷顿所言“民主是播化而不是发展的结果。”168因此，二战以后英美法强制进行的“民主化改革”就显得颇有必要。同样，在亚洲，对亚洲的德国版的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也十分必要。中国在近现代史上，德国文化的影响也很深，康德、黑格尔、杜里舒、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恩格斯、哈贝马斯、弗兰克等，这些德国学者的学说在中国大受推崇，直至奉为国家指导思想，纳入意识形态范畴。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就一直受德国文化的主导，其它文化往往被挤到边缘的角度。为什么德国文化与德国模式在中国往往大行其道？郭少棠认为，“中国本身的传统实带有相似的特性。文化上的转嫁，必须双方都具备有一定相类的成分，诱发出互相吸引的亲和力，始能达致开花结果。”169郭少棠从五个方面把中德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相比较，竟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性和一致性，最后作者以德国类比来展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未来：“若然德意志的传统要经过纳粹的火凤凰才得以重生，那中国在十年“文革”之后是否能在传统的现代化上开出新局面？作者希望本书（指《权力与自由》）的讨论，可以替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现代化问题带来一定的启示，并作为中德比较史研究的一个起点。”170盛邦和教授认为，“检阅东亚现代化历史可以看到，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选择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化’。如果东亚现代化是某种意义上的‘西方化’，是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和融合，那么这‘西方文化’常常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英美法系‘西方文化’，而且以德国为代表的‘次西方文化’。”171曹卫东在《中德现代化比较》一文中谈到，帕森斯（T. Parsons）把欧洲范围内的现代化区别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即所谓英法模式和德国模式，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意义。他使我们认识到，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和思想潮流即便在欧洲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张力。现代化显然不是一句西化所能概括的了。曹卫东认为：“德国模式的现代化和英法模式的现代化之间的差别在各自的启蒙运动当中有着具体表现。概括而言，英国的启蒙思想比较强调怀疑主义，重视科学精神和方法，政治方面要求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和发扬民权，经济方面则主张自由放任，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生产和消费；德国启蒙思想的特色在于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它对包括现存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会体制等在内的一切体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要求彻底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172尽管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在具体做法上有着一定的不同，一个比较激进，一个则相对保守，但它们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外在批判。德国的启蒙运动则不然，它强调自我反思和内在批判，对作为个体和共同体的人的存在价值比较关注，一般不把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机制作为批判的对象，也就是说，德国的启蒙运动所看重的不是个体或群体的政治认同，而是其文化和道德认同，乃至宗教认同。”173因此，曹卫东认为“中国和德国在现代化进路上不仅在文化认同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文化差异和历史差异方面也有一定的相似性。”174曹卫东建议，我国寻觅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借鉴时，“或许不应当死盯住美国、法国、或英国，而不妨多关注一下德国。”175其实，张君劢的《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早就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是走德国文化的道路，张君劢极其关注德国文化、并注意探求德国民族文化的精神，以之激励国人。他说，“不观昔德意志经拿破仑战役之后，菲希德常举德国之语言诗歌宗教以证明德国之为原始民族（unfolk）乎？菲氏意谓此民族精神，大有过人之处，一旦内心发动，即不难转弱为强。吾人根据菲氏之言，移而用之于吾国，则以吾民族之能自创文化，如上文洛意佛氏威尔斯氏所云云，不可以当原始民族之名而毫无愧色乎？此吾民族之所当念念不忘而引以自豪者也。”176张君劢以为“吾人以为今后吾族文化之出路，有一总领纲领曰：‘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177按郭少棠与曹卫东的说法，“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无疑当属德国文化类型。中德文化间如此之多的相似性，以至于早在启蒙运动初期，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G.W.莱布尼茨以及他的学生克里斯蒂安?沃尔弗（Christian Wolf）178就成了中国文化的狂热崇拜者，按德国华裔学者夏瑞春的说法，莱布尼茨“是个狂热的中国崇拜者。在他这位德国人看来，理想的开明的君主不是欧洲人，而是与他同时代的那个应当成为欧洲所有王公贵族的楷模的中国皇帝康熙。”179克里斯蒂安?沃尔弗则对中国的自然神学和道德哲学备加推崇。180可见中德文化在交流中曾互相影响，这更加大了彼此的理解和相似性。金耀基教授三去德国，感受到的是“文化传统的弥漫，历史 文本模式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