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四章 休闲武威

　　禅林里读一棵古树的心情

　　深秋月夜。

　　吃罢羊肉串，我从凉州市场出来。

　　我和我的灵魂在商业步行一条街上慢步。

　　月上高楼。明月正照凉州。我欣赏着霓红灯下如梦如幻的夜景，月亮欣赏着霓红灯下如痴如醉的我。月下凉州，最美是看女子的风景，一个个过路的女子竟也给了我百分之八十的回头率和霓红灯下一个个难以读懂的微笑，今夜真酷。低头，才发现酒后系错了纽扣，我的领豁左高右低。脸上顿起火烧云。忙将眼睛移到天上，月亮还在抿嘴儿笑我。

　　忽然想去海藏寺，远离嘲弄了我的凡尘与人流，一个人静静地去看月照禅林的夜景，去想我爱想的一个人。“明月思故乡”是一种久别之情缠心的幸福，“明月思知己”更是一种朋友久别难忘的幸福和心灵的慰藉。人怕孤独景，更怕别离苦，但别离得越久，朋友在心灵中的位置越牢。即便一辈子不见面，朋友都是照亮我心灵的明月与火把。有了这明月，这火把，去海藏寺的心就愈发紧迫了。伸手要挡的，灵魂却不许。瞳仁里影影绰绰又多了一个人，细看，是清朝武威的大文人张澎。真是活见鬼了。灵魂已与清朝的文人结伴而行。我不得不弃车步行，跟了上去，脚下的柏油路忽然就觉高低不平了，是清朝通往海藏的石子路。电杆没了，路灯高悬半空，倒象一路高挂的大红灯篓，莫不是海藏寺在办黄河灯会。石子路磕磕绊绊，但挡不住清人张澎潇洒的脚步。一路上，他“之乎者也”，给我的灵魂讲海藏寺的人文历史，“寺为凉郡梵宫之冠，林泉深秀，幼时曾数游之。夏日避暑，真人间清凉境也。”

　　依石阶而下，进得寺内，没有灯会，但清朝的意象还在，风情还在，但见松柏参天，楼台高耸，流水潺潺，溪边卖酒楼前还有头留长缏、身着长袍、胡不拉茬的凉州汉子吆五喝六，把酒杯中的明月摇得晃晃荡荡，猛一扬，汉子竟把这等好月丢进了肚里，胡须上外溢的酒珠儿渐积渐大，又一颗明月挂在汉子的胡稍上。夜静酒香，明月已爬上树梢。湖里风吹绿波柳丝长垂。游人渐稀，巍峨古刹法象庄严。一种美而无言可述的朦胧幻境迎我而来。

　　那一对对情人擦身而过，对孤身一人的我不屑一顾。凡人那里知道，有形的身子只是一种符号，心灵中有朋友做伴才是永恒。所谓“形影相随”，那影子就是我心灵的朋友，何况还有清朝的大文人张澎做伴。孤身坐溪边，对影成三人。常人是看不见的，看见的是那一对刚刚过去的情侣，不知为什么？忽然间吵了起来。替她们想想一切的山盟海誓将被婚后生活的琐碎与无味打破，就觉我二十岁时的错误也是一种美丽。因了那一个错误，是一种纯真相伴了我又一个二十年。

　　但张澎早已看惯了此景，更不知我所思所想，说等到清晨看“海藏烟柳”、“日出寒烟”更美呢，跟我进寺。霸道的张澎，你家住在海藏寺边，看惯了，就不兴我细细儿品味，细细儿怀想。只好紧跟这个清瘦古怪的老头。明月下，我跟他看到了清丽文辞，玉粉对联，根根玉柱，卷卷藏经。面对古树下《海藏寺修葺碑记》、《晋筑灵钧台碑记》，张澎道出了他重游海藏的目的，并非单纯赏景，而是“为问创始自何年？”清瘦老头思想也清瘦，瘦出的问题就很怪古。细想，确也是，海藏寺于明成化、清康熙、雍正、乾隆等几个帝王朝代，都得到认真修复。同治年间，突遭兵燹，几乎烧了个一干二净，光绪时，再加修葺，恢复旧观。前前后后，反复毁坏，反复修葺。只有高耸寺院的棵棵古树，在它的年轮里无言地记录着几个王朝的背影，只有这石碑铭刻着修筑者的良苦用心。忽然就想，人的心灵与感情能经得起这样反复无常的毁坏与修葺吗？最原始的也是最纯真的，最本始的也是最本我的。只有古树，只有那一棵最早栽于心田的古树才无言地记录着情感的年轮。情深，年轮久长；情浅，年轮短促。古树枯了，情也就了了。是长是短都是一种缘。那些反复毁坏、反复修葺的古迹，充其量是一个人不幸情感与不幸婚姻的记录，并没有多少值得珍视的价值。

　　我忽然间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弄清很久很久的修建日期，远不及弄清修建者的用心重要，就象不厌其烦地去看一个地方，是要记住一段历史，是要记住它的真实面目和最初情态一样。这是休闲赏景者的最高境界。

　　海藏寺是一个人生的谜宫，人们走进来，走向不同的方向，就被神奇的海藏悄悄地分成了三六九等。海藏寺有两个湖，一个是南湖，一个是北湖。南湖之林，北湖之水。下了台阶，进了北湖，向西踏上长长的石板路，沿那幽静小道而去的，多半是六神无主之人，他们进了帝王宫，就把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溥仪的历代帝王像都当成济公、三霄娘娘那样的神了，烧香拜佛，祈求平安，生个贵子。沿北过玉带桥，径直去海藏寺的，大都是品吊怀古的文人仕子，是想独座灵钧台上，产生些无限遐思的。而更多的人过了玉带桥，则不是折身向东，踏上名为“长康乐”的水上长廊，或去水榭亭吟茶论友，或去情人岛恩恩爱爱；就是折身向西，去观景岛搓麻娱乐。这些都是一般的休闲者，也即凡夫俗子。而进了南湖去省亲别墅，去林间草丛的，就是想与自然亲近会儿的忙中偷闲者了，也或是借回归自然之名去放纵的所谓新生代时尚者。

　　海藏寺里，真正蕴藏历史奥秘的，不是海中寺，寺中海，而是几百年不老不倒不枯不死的古树。人寿不及树，就栽树，让树的年轮延伸人不可及的生命。但后人不知道那树的年轮里有他先祖的影子，体验到的仅仅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闲适与悠哉。这是形而下的休闲者。形而上的休闲者，如张澎，如盛唐的诗人，每有闲暇都要将自己的心弄得很憔悴，很累。为的也是体验生的过程，探寻爱的源头。那怕一处风物，一处古迹，一块石头，一池流水，都要咂摸出点常人难以企及的味儿，回忆起生命历程中的老镜头、老照片，甚至能于瞬间参透真谛，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于自然，以至永恒。一般的呢，靠在原野大树下乘凉曰“休”，在庭院栽植大树曰“闲”。由“休”到“闲”的过程，就是人类渐渐远离了自然、封闭了自已的过程。等“休闲”二字合二为一 时，人已被自造的高墙堵得透不过气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断，心与心之间的勾通中断。戒备之心、猜疑之心、防闲之心就像那堵高墙，把这个世界的真情都堵于门外了。没有高墙的城市呢，人与人的交往，就成了清一色防盗门、猫儿眼、可视镜像的职责。于是，一颗颗没了真情的心、苍白的心、失血的心又开始走出家门，走向自然，寻找本我，寻找真情。

　　才发现一棵棵古树都是一个个活着的古人，一部部活着的历史。才发现那一棵古树下，先祖曾和他心爱的女人在别离之际默默无语地长久相对过，而后和别的女人生下了他们。智者们瞬间参透的真谛，让凡人历经几十代甚至几百代才悟出来，这是凡人的悲哀。

　　我由此而懂得了，真正的“休闲”，不是躺在小院的孤荫下纳凉，而是返朴归真，回归自然。回归自然，也不是躺在自然的浓荫下休闲，纳凉，而是要弄懂大树生长的过程，体验大树年轮的苦难经历，归真于朴。单纯的休闲远不及弄清楚造物主的良苦用心更加重要。这就是“真”，这就是“朴”。这样的“大树”又不仅仅指自然景观，而是指历史、文化、民俗、风情 ，甚至人的心灵。一个地方，若拥有了这样禅意浓浓的参天大树，就是一方休闲的好去处了。

　　武威就是古丝稠之路上这样一棵参天大树。

　　尽管这棵大树上没有生长出老子“道 ”一样几千年不落的东西，但它生长出了浓浓的历史，浓浓的文化，浓浓的民俗，浓浓的风情，也生长出了我浓浓的心情。而且，每一种都有浓浓的“武威”烁印，都是武威人自己的东西。大树上，历史的年轮是那样悠久，文化的枝干是那样硕壮 ，民俗的叶片是那样浓密，风情的色彩是那样斑烂。还有黄鹂高歌，燕子剪影，鸟儿啁啾。大树下，自然的景观是那样多姿靓丽。雪域深处沉积了冰川也沉积了厚厚的历史原貌；草原腹地生长了马莲花也生长了土家人的“花儿”，藏家人的菩提；绿洲长廊上掇满了百姓的富足也掇满了文人的情思；大漠奇观里深藏了悠悠驼铃也深藏了旅人的艰辛。

　　就认定了不知是谁说过的一句话：只有民族的东西，才是世界的。

　　为了这句话，每一个文化之根深厚的城市都在精心挖掘着、阿护着、培育着、修剪着自己与众不同的古老大树。中国剪纸之乡，中国皮影之乡，中国刺绣之乡，中国香包之乡，中国歌舞之乡，中国青铜器之乡，炎帝故里，羲皇故里，花儿的故乡，牡丹的故乡等等，一棵棵形状各异的古老大树便在华夏大地上茁壮成长起来。有了这样的大树，就有了招风惹蝶的资本，就不愁春风不度玉门关，更不愁牡丹花香蝶不来。没有古老大树的城市呢，就开始铺草坪，栽新树，策划创意，办会办节，大连服装节、维坊风筝节、青岛啤酒节、上海博览会等等，这些新栽的杨柳竟比古老的大树更有勃勃生机，几年间就已长成了参天大树。而北方城市的老树一旦吐了新芽，那就是生机无限了。古丝稠之路上，自长安到西域，当年左公栽下的三千里杨柳虽不见了踪影，但春阳里自东向西随气温的回升，古都西安、咸阳茂陵、麦积烟云、黄河母亲、天马之都、嘉峪关楼、敦煌佛窟、玉门阳关等一棵棵文化古树，便吐枝展叶，蓬蓬勃勃起来。象形之下，南方的大树就成根短枝嫩的微形盆景了。

　　只要有大树的地方，世人就会来休闲，来纳凉，来寻根，来品味，来感叹，来吟唱，然后吃喝拉撒游购玩乐，给你留下一沓一沓的票子，乘兴而来，高兴而去。风水轮流转。古代的西部人这样坚信着，今天的西部人更这样坚信着。武威人更知道这样的机会终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春风来了。对古老大树的阿护劲儿，培育劲儿，挖掘劲儿，就一点也不亚于其它城市。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武威”这棵古老大树，在新武威人的精心浇灌下，终于吐露新枝，换发了青春，以老树嫩芽的独特魅力向世人发出了四张名片，邀请世人来武威过中国“天马国际旅游文化节”，来这棵大树下纳凉休闲。

　　敢邀请，本身就说明了这棵大树已经枝繁叶茂，凉风习习了。“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那首青春奔放的歌还在耳边回响，我的知己呢，我的朋友呢，你在哪儿，乡关何处？

　　古老武威是一道美的风景

　　武威的确是文化之旅和文化休闲的好地方。

　　这棵大树的浓荫虽然不密，但特色正在于“不密”。正因为不密，阳光才能从枝叶间漏下，使得每一片浓荫，都如王羲之的书法，张芝的枯墨狂草，滋润中不乏枯笔，阴柔中不乏阳刚，绵软中不乏雄豪，细腻中不乏粗犷。不象南方的树林，因太密反透不下阳光，一地儿氤氲湿气，潮潮露露，丝丝连连，如李清照缠缠绵绵的词。

　　这种风情与个性，缘于武威的自然地理。它有冰川河流，有雪域草原，有黄土大山，有长廊绿洲，有长河落日，更有大漠孤烟。面积儿不大，但它是中国各种自然地理景观的缩影。于是，在这块地方上，阴与阳，刚与柔，绿与枯，山与川，水与沙，总是和协相对。这样的大树下，生长出的风情，自然是多姿多态的。它是一匹来自西天边的烈马，声声嘶鸣里至今有汉唐的遗韵在缭绕；它是一峰来自苍茫大漠的灵驼，叮咚驼铃中声声是坚韧和绝唱；它是一朵开在雪域高原的牧丹，像雪白的牦牛，又像洁白的羊群，哞哞清音里经常有一只鸟在歌唱花儿；它象一颗珍珠，玲珑剔透，惹人神往；它象一串葡萄，汁甜味醇，沁人心脾；它又像大漠里一位身穿绿色衣裙的少女，总是惹得嘴唇干裂的汉子心弛神往。

　　因而，来这棵大树下纳凉，多姿的风情就由不得你静心休闲了，总想揭开武威历史的面纱，看看它的真实面孔。这一看 ，就使得你的休闲比南方其它地方更多了份历史的沧桑感和文化味儿。再细看，你就发现，武威原来是个双面人。

　　一面是她的繁华似锦。这个在西天边祁连山下的边塞小城，从魏晋到隋唐，竟一直是诗的城，歌的城，舞的城。没有那一个城市在那一段历史里，曾为中国留下过如此的辉煌与灿烂。“五胡十六国”时，中原一片混乱，但武威的经济和文化却得到相对恢复和发展，到隋唐时期，河西地区进入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的阶段，武威也成了河西最殷实繁华的都会，丝稠之路上的重镇。《新五代史》载：“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二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繁而人富乐。”具体地说，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统治的100多年间，是武威历史上最繁华的时代，政府采取足兵足食及屯田、屯牧等措施，人民休养生息，生产得到长足的发展。仅从汉代以来累积发达的农牧业这时已达到更高的水平。史载武则天长安年间，屯田丰收，凉州都督府所积军粮可支数十年。祁连山下水草丰美，是良好的天然牧场，这里所牧的马品种优良，武威出土的汉代铜奔马就是汉代武威大马的代表形象，称为“天马”。古浪（唐属昌松县）的岔口驿马，为唐时“贡马”，至今被称为“活着的天马”，弛誉于世。盛唐时武威的文化特色，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方面。这在唐诗中有大量的表现。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曾说：“西晋永嘉之乱 ，中原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皇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魏、齐之源其中有河西之一支派。”

　　一面是她的冷寂苍茫。那长达几百年的日子里，一股股萧杀悲怆的气息总从那曲曲小巷里、汉瓦小院里丝丝缕缕地往外冒。繁华与冷寂之间，是连绵不断的战火硝烟。卫青、霍去病、李广的战马刚刚从这里踏踏弛过，唐王朝的铁骑就被风沙裹挟着踏翻了这片赫褐色的土地。整整一个唐朝，在丝稠之路上，战争的大剧目频频上演了上百次；唐开元仅29年，就在这里进行了24次大的战役。古道边塞里，总是弥漫着羌笛的哀怨，筚篥的呜咽，胡笳的悲鸣。

　　就这样一个地方，富丽喧嚣时吸引旅人，冷寂荒凉时吸引旅人，战火连绵时仍吸引旅人。从魏晋到隋唐到明清到近代，旅人们踏访武威的足音从未停唱。一拔拔的仕子和文化大家们来到武威旅游，亲身体验他们梦中的古道边关、大漠孤烟、汉月烽火、羌笛琵琶、万仞苍山、西凉美酒，当然也忘不了与西凉美女和歌伎莫愁们呤诗浅唱。他们中，不论是借“公费”旅游的仕子，自费旅游的诗人，还是奔赴疆场路过武威的将士和匆匆过客，武威都没使他们失望。即便最衰落的近代，武威的田园荒芜了，葡萄败落了，小城闭塞了，于右任、张大千先生路过武威时，在前贤诗圣们品尝过无数边的山川风月中，也还尝到了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尝到的“冰天雪地软儿香”。

　　一个人，来一次武威，有一种感受。

　　一万个人，同来武威，有一万种不同的感受。

　　武威，在历代旅人的心目中总是常来常新。

　　常来常新的并不是武威日新月异的面孔，而是武威内在的脉管里始终流淌着如梦如幻的文化流韵。即便今天，尽管高楼林立，绿树成荫，宽街阔路，广场雄宏，处处散发着喧嚣而热烈的现代气息。但边塞古城仍保留着一角静谧和肃穆，展示着这片土地的厚重和沉淀了千年的历史苍凉感。佛气冉冉的天梯山石窟，青砖斑驳的鸠摩罗什塔，气宇轩昂古树干章的文庙，汉砖层叠的雷台汉墓，伤痕累累的古长城，依然向世人昭示着：灿烂的文化依然在，丰隆的历史依然在，古道驼铃商贾络绎的繁华依然在。虽越千年，这边塞古城依然闪烁着历史的幽幺；即便在中国文化星光浩瀚的苍穹里，也依然闪烁着千古绝唱《凉州词》的光芒。

　　我终于明白了，古凉州只所以成为文化之旅者的天堂，总是繁华与冷寂同在，苍茫与孤城同在，古都与陪都同在，边关与重镇同在，美酒与美女同在，战争与和平同在。但不论繁华、冷寂亦或战争，也不论古都、陪都亦或重镇。凉州总是为华夏文明洗炼着大道义、大精神，总是为中国文化流韵中增添着一道道壮丽的景观。在凉州，“弯弯月出照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的秋月与孤城是一种美；“红楼迤逦夜如昼”、“葡萄酒熟恣行乐”的繁华与艳丽是一种美；“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乐声与葱笼是一种美；“风萧萧兮夜漫漫”、“百尺烽头望虏尘”的潇条与争战是一种美；“红艳青旗朱粉楼”、“楼头伴客名莫愁”的歌女与身姿是一种美；“莫笑关西将家子，祗将诗思入凉州”的牵挂与乡思是一种美；“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的铁蹄与硝烟是一种美；“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怆与凄凉是一种美。富丽的美，华瞻的美，苍凉的美，悲壮的美，深沉的美，婉转的美，种种的美，相互交融碰撞在一起，就使得令多少人荡气回肠的武威，变得刚烈而不失醇和，粗犷而不失温柔，豪放而不失纯朴，率直而不失闲散了。

　　哪 一个城市，哪一个地方，在苍桑岁月里能留下如此众多的美的意象呢？除了武威，怕是不多。武威自有了婀娜优雅的凉州乐，悲怨苍凉的凉州曲，豪雄粗犷的凉州词，相逢须醉的葡萄酒，大象无言的万仞苍山，大音希声的西凉伎乐，负戈戌边的千万将士，独放异彩的五凉文化，飘向华夏的冉冉佛气，这样大气醇和的氛围和闲适脉气的流淌后，就不得不吸引人了，不得不成了历史上文人墨客圆梦的天堂，旅游的胜地，抒情的偶象，休闲的乐园了。

　　休闲武威，种种的美都是无言的磁石！

　　只要你接近了这个磁场，来不来就由不得你了。

　　因为，在这个磁场中，美的引力实在太大了。

　　谁为咱栽下了休闲大树

　　在很长时间里，我曾苦行僧似地思考着这样一个更深的问题。

　　一个地处西方“常寒凉也”的地方，何以在历史的脉管里流淌下了如此浓墨重彩的文化因子和休闲因子？有谁象你一样曾经拯救过中国历史的一段灾难，曾经支撑过汉唐历史的一页苍穹，曾经支撑过中华民族的一个辉煌时代？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文化发展史，有谁能像你一样既具有战马长啸的战争画卷，又具有汹涌澎湃的诗情乐章？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文化，何以没有最早产生在如梦如幻的江南水乡？西子湖畔？而产生在一个战争硝烟连年不断的武威？

　　思考这个问题有点自讨苦吃。我不是史学家，也不是考古家。但问题已如长蛇盘绕脑际，挥之不去。只好去想。这对寻找武威休闲文化的因子相当重要。食色性也，人之大欲。食为生存，色为生活，性为本欲。人的日子要过得好，生活得好，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肚儿吃不饱，那来的心思休闲，那来的精神生活。休闲与经济密不可分。由此，我想起了两段历史，想起了两个家族。这两段历史，在北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两个家族，对一方百姓生活冷暖的阿护，对一个地方人文情态的形成，对一座城市文明脉气的梳理，对一个民族一页苍穹的支撑，在北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第一段历史就是西汉，那一个人就是窦融。

　　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之后，汉王朝为开疆拓土，大量移民，致力经营，使武威郡的治所姑藏成为长安以西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都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浓郁的汉文化氛围已有了气势恢弘的感觉。但西汉末年，全国进入了动乱之中，惟武威因窦融的励精图治，保据河西，使人民安居乐业，免遭涂炭。窦融的高祖父曾任张掖太守，从祖父曾任护羌校尉，从弟曾任武威太守，对武威的风土人情都很熟悉。窦家人与武威有缘，似乎是老天爷的有意安排。说实话，窦融初来武威的动机，并不怎么高尚。是出于一种保全宗族的消极考虑。那时王莽失败，刘玄刚撑政权，东部局势未稳，刘玄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更难预料，所以刘玄的大司马赵荫向刘玄推荐他任钜鹿太守时，窦融并不买帐。他看上的是河西。他心里明白，黄河那一道天然屏障，张掖属国又有数以万计的精锐骑兵，一旦有事，堵绝黄河渡口，足以自守，保全宗族。窦融竟心想事成，在赵荫的通融下，刘玄任窦融任张掖属国都尉，窦融乐滋滋举家前往河西。但一来河西，这里的纯朴的风土人情就感染了窦融。即来之，则为之。不为这一方百姓操劳是说不过去了。公元25年，刘玄失败后，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河西形势已经一片大好。融等为政清廉宽和，吏民上下相亲，境内安定富裕，朴实民风更渐兴盛。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后，窦融积极归汉，出兵数万，平息了大闹分裂的天水隗嚣，为祖国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时期，天水因隗嚣而名声扫地，武威因窦融而声名显赫。

　　“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历史上富邑姑藏的繁荣景象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汉武帝开疆拓土，使“武威”二字尽显了汉王朝的军威和武功，那么，窦融的苦心经营，就是“武威”二字真正占尽了繁华与风光。

　　第二段历史就是前凉，那一个家族就是张轨氏族。

　　这一个家族的苦心经营，又使“凉州”二字沾尽了魏晋的儒雅和文气。

　　凉州自“四郡”之首到“五凉”古都，其中最要害的是前凉。张氏前凉，传了九代，76年。虽然最后几代也有不太象样的统治者，但从永宁元年（301年）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到永和二年（346年），张轨的孙子张骏卒的45年，却是前凉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武威历史上第二个安定时期。张家四世效法窦融，励精图治，为凉州百姓的温饱操尽了心血，一听“民情嗷嗷”，便是“如失父母”的揪心。而这期间，正是“八王之乱”之时，凉州却成了中国西北部唯一安全的地区，以致从中州来避难者“日月相继”。京城百姓更羡慕地唱到“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在纷乱相争的晋室，张轨犹如擎天一柱，大笔书写了四大历史功绩：一是政治稳定。他一直奉南朝为宗主，政治上有稳定的标志。二是文化正统。以儒学为宗，推行“胡汉杂糅”，保持了汉文化的正统，且糅来糅去，糅出了一片灿烂。三是经济发展。铸造并流通了五铢钱，它犹如九洲大地上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使人常想起了汉武帝时的兴盛。四是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了，社会稳定了，百姓日子好了，张家四世相继把城市建设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先是张轨，在“卧龙城”的北面建筑了小城，完成了他“大城姑藏”的规划。后是轨之子张茂，建筑了“内苑城”和“灵钧台”，完成了“茂复大城姑藏”的规划。再是轨之孙张骏，城建规模更是宏大，在姑藏城东、南、西、北四面建筑了“四箱城”。终于形成了“凉州七城十万家”，这一武威人在1600多年后仍引以为荣的气势。 我常想，如果不是“四世忠于晋”的张氏几代人，对武威的百姓如父母样阿护，那76年，武威人能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吗？怕是不能。76年的安定，几代人的心血，在那个战火蜂飞、天下大乱的年代，不容易啊！即是在今天，如果政治文明的架构允许一个家族来经营，怕也不容易啊！建国28年，一个博通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气吞山河的伟人不也好心地大手挥就了十年灾难吗。

　　得人心者得天下，张轨的历史功绩，源于他用人上的不举一格。西平郡太守宋配个子矮小，又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全身长满鳞甲，人人嫌之，但宋配文武双全，张轨硬是把他弄到了身边。他的归附，使不少凉州望族归向张轨，使得张轨手下文有文臣，武有武将，人才济济。张轨笼络人心很有一套，活人用其能，死人用其忠。东汉末年，凉州出了两个重义之人，一个是金城人冯忠，一个是张掖人吴咏。张轨到凉州后，不仅亲自到冯忠和吴咏墓前奠祭，还为他俩立牌坊，送匾额。此招一出，不仅冯忠、吴咏子孙感恩戴德，连凉州百姓也觉轨乃明主。故而张轨中风后受诬，其治中杨澹割耳争辩，晋廷一时哗然，其状虽有些残酷，但也让南阳王司马保大为感动，而保了张轨之职。

　　如果说，地理的险要是武威自然而然成了中古时期具有全国意义上的三大据点之一，那么，张轨氏族的苦心，就是武威成为三大据点中最为稳定的据点。那时候，三方面的主儿大都是些不成气候的主儿。北齐高欢的六个儿子交替坐桩，充满了放肆的杀戮和奸淫。南朝也是中央权威不振，凭几个军阀在那里互相伙拼、篡夺。相比这下，只有前凉的张家，西凉的李家，北凉的沮渠家，虽有些许冲突，但互补形成了以河西儒学和佛学为主要内容的河西文化。为后来盛唐文化 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这即是中国文化的福分，也是武威人的福分。

　　正是汉王朝奠基，窦融图治，张轨效法窦融，武威人的日子才富足了，血性才热火了，脉管里那股暖暖的精气神气开始象雨后山涧的泉水自然而然地流淌起来，渐渐凝聚成了追求闲适、追求安逸、追求自在的文化基因。实质上，这样的景象，满足百姓需求，让百姓的日子好些，再好些；让百姓的精神充实些，再充实些；让百姓的乐子多些，再多些。直到今天，仍然是执政者追求的唯一目标。“百姓利益无小事啊！”为了这一目标，人类可以自造灾难，自造战争。如果没有战争，没有血的洗礼，人类怕是还处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而武威人文化基因中的闲适因子，与国人相比的质的不同是，在魏晋天下大乱、百姓日子苦焦、性命不保时，武威人的日子，已经开始向更高层次迈进了，闲适安逸的文化基因比国人早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斗柄指东，春天来了。甘雨过后，姑臧城外，黄鹂鸣歌，鸠鹊飞翔，“绿萍覆灵沼，香花扬芳馨”，一片秀丽和煦的春日景色。张骏办完公务，忙里偷闲，出了东门，观了一番他新建的“四箱城”，见凉州人纷纷出城，踏青游玩，悠闲自得的样儿，他会心地笑了。爷孙几代对凉州的经营，总算写在百姓的脸上，流进百姓的血液了。他被武威人的会玩会乐淘醉了，不由得感慨万千：“春游诚可乐，感此白日倾”（《东门行》）啊。别人珍惜光阴是为读书，而凉州人珍惜光阴则为及时游乐。可见凉州人喜欢游玩，春来踏青的文化基因，在这时候已经形成了。

　　日子又过了160多年，北朝北魏文学家温子升，趟过黄河，翻过乌鞘岭，慕名来到凉州，等他游完了凉州，血脉中就再也洗刷不掉对凉州消闲之风的留涟和着迷了，禁不住唱了一首激情的《凉州乐歌》：“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 凉州城内，车水马龙，熙来攘往，歌女纵横，那楼上随风飘出的歌乐声，整天回旋街市，喧阗杂陈。凉州城外，“远游”的，踏青的，玩乐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只可惜，诗人没留下当时的凉州人，在消闲游乐时，除了听歌赏景外，还有哪些娱乐方式？但160多年后，凉州的景象仍然是那么繁华，春游玩乐的情趣仍然是那么兴盛，诗人给我们留下来了。说明，到北魏后期，凉州人闲适安逸的文化基因已由血液透到骨髓里了。

　　是骨髓里的东西，总要形成一种智慧，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并通过一种载体表现出来。尽管温子升的诗里除了一片繁华外，没透露出另外一点什么，但那时候，西域的龟兹乐早就传进来了，人性向善的冉冉佛气吹进来了，中原悠悠扬扬的乐曲传进来了，东南西北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带进来了。唐代的“九部乐章”中，“西凉伎”就是北魏太武帝平河西时带去的。这雄浑健美的西凉伎，杂糅了汉、羌、月氏、羯、鲜卑、匈奴诸多民族的文化因子，到了隋唐发展成形，成为一部大型歌舞。在节日庆典、祭祀或皇上祝寿时演出，乐队庞大，衣着华丽，阵容雄壮，气魄宏伟。凉州人在不经意中，创造了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那是一个民族意志强旺、意气昂扬、情感澎湃的喷发，是一个风雷激荡的民族魂的展示。

　　到了隋唐，武威历史上第三个辉煌时期过去时，一种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主流文化、高雅文化，如西凉伎乐已源源不断地从武威传向全国，从宫庭传向社会，从达官贵人的眼前传向普通百姓，出现了“洛阳家家学胡乐”的空前盛况。武威百姓茶余饭后寥以自娱的民间舞伎和乐子终于成了展示盛唐壮美雄阔气魄的交响曲、协奏曲和大合唱；成了盛唐气吞八荒的高雅文化和艺术的代表；成了诗人们人人争想呤唱、争想传颂的梦中情人。

　　武威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维吾尔族的先人回纥，蒙古族的先人突厥，藏族人的先人吐蕃，还有吐谷浑人，来往于古丝稠之路的商人，从中原来避难的仕子。一个个来到了武威，和古老武威的土著民族姑藏族人们生活在一起。这些少数民族的音乐艺术像一条条河流从四面八方汨汨滔滔涌流而来，它们携带着大漠戈壁的雄旷，挟带着雪域高原的清冽，稍带着大草原的苍莽，还有中原大地的凝重，在武威这片赭褐色的土地上汇聚了，能不搅起汹涌澎湃的情感波涛，激起撼人心旌的漩涡吗？它们鲜活的生命色彩和浓郁的地域特色，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化合，能不孕育出中国文化史上独具特色的西凉文化吗？能不栽培出浓墨重彩的文化大树吗？

　　大树下乘凉的唐朝诗人

　　一

　　从魏晋到隋唐，武威是旅游业最为发达的地方之一。

　　最先来武威体验边塞文化又为武 威文化锦上添花的是唐朝的文人仕子。

　　文人仕子一到武威，就把心和情留在了武威的大街小巷，亭台楼阁，酒肆湖畔。他们是真正地用心在游，用情在唱，用生命在体验武威，品味武威。唐人游自然游得纯粹，逛红楼逛得坦然，交朋友交得掏心，喝美酒喝得豪爽，没有一丝儿虚情假意，没有一丝儿骄情做作。即便与妓女俩影相对，弹唱吟诗，拨弄风月，也是坦坦荡荡，从从容容，从不隐姓埋名。罢了还要写诗相赠，让妓女传唱，大有向世人宣耀“某某到此一游”过的自豪味道。因而，中国历史上，唐人是最大度从容的一代，是最得休闲真味与精髓的一代。即便自己心中有唳血般的痛苦与忧愁。

　　于是，仕子、诗人们一拔一拔地慕名而来，一拔一拔地争想亲身体验红楼迤逦、十里香尘的繁华边城；争想亲眼目睹朱楼红艳和“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的歌女歌伎；争相亲耳临听那舒曼轻盈、富丽华瞻的乐曲；争想亲临其境感受那“塞外苍凉宏阔的画卷，粗犷豪放的民风”；争想亲口尝尝葡萄美酒、夜光杯月。如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一样，武威使诗人们费尽了长途拔涉的艰辛，但也让诗人们享受到了高雅文化的熏淘，而后，又给武威留下了中国历史上一段流韵千古的壮丽景观——《凉州词》。使得武威的笑脸在华夏大地上更加灿烂，武威的文化底蕴在中华文化中更加深厚。

　　我的灵魂，早已穿过时空的遂道，跟在了大唐诗人们的身后。我不敢也没资格手摇旗子，走在诗人们的前头，给他们当旅游向导。我知道，如果唐朝时也有旅游公司，诗圣们一个个小学生似的跟在导游小姐的后面，骑同一批马子，走同一条线路，游同一个景点，听同一个说辞，失去了诗圣们个体生命的体验和张扬，中国文化星光浩瀚的苍穹里，就会失去象《凉州词》这样的千古绝唱。我不能不跟在他们的身后。我的眼睛对这个城市已经熟视无睹。尽管我天天浸泡其间，却被淹得有些萎缩与迟钝。我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就像与一个烂熟的酒友天天在一起厮混，因过于熟悉，可能一点也瞅不出对方有什么了不起的名堂。这种“司空见惯”的情结，注定对 “我的故乡”写不出上好的句子。 想反，跟在这些生在他乡的游子身后，以一个陌生人的眼光来打量这个城市的肤色，以一个陌生人的心灵来感应这个城市的文韵脉气，反能悟到好多平日里难以感悟的东西。

　　二

　　秋阳里，一个老人走在凉州的大街上。两鬓染霜，宽衣长袖，满脸是被风沙搓皱的纵横，双眼溢满忧愁和悒郁，步履蹒跚地从那曲曲小巷里出来。一阵边风吹来，金黄的落叶被飞扬的尘土挟裹着，抡园了身子在石子路面上打滚儿；边风吹乱了他的蓄发，还使劲撕扯着他的长袖，尘土飞过，秋阳在石子路上投下他长长的身影。

　　那不是高适吗，才五十出头的年岁啊，咋就显得那么苍老呢。我知道，他定是刚刚从凉州杨七山人那汉瓦垒砌的小屋里出来。那个小巷里，古树参天，意韵深幽，见到藤萝垂挂处，就是杨七山人的清雅书斋。高适二十岁时在长安求仕不遇，到了天宝八年，快知天命了，经人举荐才混了个副处级县尉。为这个副处级，他忍辱负重，整整熬了三十年啊。官职到手，他忽然变得异常的清醒，不觉悲从心生，毅然辞职，投奔河西节度使驻守凉州。凉州虽然没有江南的曲院风荷、杏花烟雨、曲柳晓风，但这里的浩浩边风、茫茫大漠、苍苍峻岭、甜甜葡萄，使他有了对人生的浪漫体验。大诗人终究是大诗人啊，一走进杨七山人的清雅书斋，就寻得了“究巷在乔木，深斋垂古藤”的佳句；一走出杨七山人的清雅书斋，又有了“新秋归远树，残雨拥轻雷”的慨叹；更有了“出门看落日，驱马向秋天”的豪迈。

　　现在，他又要去哪里散心？哪里休闲？噢，他出了南门，他要去灵云池。马蹄声声里，高适已经看到了池边的南亭，苍莽的祁连山下，牧马萧萧，南亭耸立，峡谷里一泓碧波，跌跌撞撞，在乱石间流淌，云影山影树影，倒映在水中，被飞渐的浪花撕碎，一群鸟儿从空中掠过，撒下一串啾啾鸣韵。高适坐在南亭栏干上，心情格外特别。平日里，他陪窦侍御最爱游的，除了登凉州七级浮图塔外，就是来灵云池边，坐于南亭，效野宴乐，借酒浇愁，洗涤尘烦。自谓“军中无事，君子饮食宴乐，宜哉！”今日则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安禄山叛乱，哥舒翰的大军就要开往潼关，他不知道他为哥舒翰思忖的作战方略是否有效？此去烽火狼烟之中，不知是吉是凶？潼关能否守住？能不能再次回到凉州？面对灵云池，一连串问题从脑中溢出，心中再也没有了昔日“檐外长天尽，樽前独鸟来”的诗情画意，禁不住“胡天一望，云物苍然，雨萧萧而牧马声断，风袅袅而边歌几处，又足悲矣”。

　　这一声长叹，竟叹出了一幅天高地阔，秋色悲戚的边塞画卷 ！

　　190年前，清朝武威籍著名学者张澎寻着高适的足迹去灵渊池时， 高适眼中“夕阳连积水，边色满秋空”的景象早已不在。张澎看到的是“昔日清波今浊流，兰桡曾此泛嘉州。萧萧芦苇依然在，不见青帘卖酒楼。”如今，灵渊池早已干枯，找不到原址，不要说“浊流”、“芦苇”与“酒楼”了。灵渊池的美永远成了历史，成了高适独游的专利。

　　三

　　“凉州三月半，犹未脱寒衣”。

　　那不是岑参吗，春阳暖照中，河西已是“边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片雨过城头，黄鹂上戌楼”，你的身心怎么还脱不去“寒衣”呢？也如高适一样，是求仕不遇吧，是长安城里容不下你了吧。投笔从戎，仗剑出塞，毕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啊。你来了，才发现凉州是慰籍心灵、安抚疗伤的一方净土。疗眼伤，有苍莽的边塞风景，烽火狼烟；疗仕伤，有纯朴的乡野民风，琵琶声声；疗心伤，有醉人的葡萄酒香，半卷诗书；疗情伤，有重义的凉州仕子，青楼名妓。所以，你来凉州两年，就交了不少朋友，有节度使幕府的官人，有乡间卖酒的野老，有路过凉州的长安故知，也有佛家的老僧。就游了不少地方，阡陌田畴，曲径小巷，酒楼茶肆，清霜月夜，都有你的身影，都有你的情思，都有你的体验。但你最心仪的不是挟裹在曲径小巷中的酒肆茶楼，而是美酒飘香的花门楼。此刻，路边酒肆里琵琶依然声声切切，你掀开门帘走出来，瘦削的脸颊上被烧酒烧得一片赤红，肩上一把长剑，似也带了醉意，缨子在轻风中飘摇，口袋里还露出被揉搓得缺边少角的半卷诗书。

　　春阳里，花门楼前，细草绿绿，梨花飞飞，榆钱累累，黄鹂声声，千壶百瓮的美酒码在门前。待客的老翁，清瘦如月，银须飘飘，如一株菩提，守在门口，七十多了吧，还在沽酒。这一幅边塞安定、民风纯朴、闾阎不惊的风俗画，让岑参的心灵震撼了。心中求仕不遇的烦尘随风而去，人性中最美善的童心复活了，禁不住捋下一把榆钱《戏问花门酒家翁》：“道旁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好酒好景好心情，酿造出好词好句好诗歌，人生如此，快哉快哉。那一天，别人说你和老翁都喝醉了。我是不信的，真醉了就没有诗了，就没有拿榆荚儿当钱买酒喝的童趣天真了。我知道，那是一种似醉非醉的佯醉状态，悲而不伤，悲而愈壮。心中的哀痛稍微一露，你的酒杯就戛然而止了，还要拿渗透酒精的句子遮掩。

　　秋天的那次就是，你坐在花门楼前，与老翁对饮，景色的变换勾起你的不是童心，而是对生命易逝的伤感，刚说到“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心底的哀叹悲怨眼看就要流露出来了，但又马上藏到了纵酒行乐的后面，嘴上笑着唱出了“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的豪迈。收放自如，收放有度。但我分明从那“大笑”里看到了眸子里闪烁着的点点泪光。刚刚看见了伤感的“秋草”，转眼又举酒“大笑”。岑参啊岑参，用榆荚儿买酒的岑参，“嗜酒见天真”的岑参，今夜又在何处纵酒？

　　“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又开”。第二年春三月， 应尹台寺老僧的约请，你脱去了身上的“寒衣”，登上了凉州尹台寺。放眼望去，田野里梨花飘香；尹台寺上，琴声歌声 ，“声振林木，响遏行云”。看到此景此情，此人此酒，你真想象晋代山简那样尽醉而归。“因从老僧饭，更上夫人台”。尽情间，“清唱云不去，弹弦风飒来”；竟尔“应须一倒载，还似山公来。”那天，你游玩得何等的洒脱！那天，你是真正的想醉了，但你没醉。你怎么能醉呢，你醉了，洋洋大观的边塞诗中，岂不要少了岑参这一座平地拔起的高峰。你明白，你和高适，一个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做掌书记，一个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中任掌书记，边塞诗的两座大山啊。

　　四年后的唐天宝12年，你第二次从戎，由临洮赴北庭，路过凉州，再次和节度使幕府的朋友相遇，那是个秋风裹寒、瘦月清霜的夜晚，在街上某个小酒馆里，老友相聚，泪眼相望，对饮边秋，醉酹寒月，繁华喧嚣的边塞古城又勾起了你的豪迈诗情，一首豪气中不苍凉，欢乐中更添忧伤的千古绝唱，从你的心底汹涌而出：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

　　……

　　这不是江南才子的浅斟低吟，而是军旅诗人的狂饮浪醉。也只有边塞重邑凉州，城外战马嘶鸣，风沙萧萧，边月凄清，边秋萧杀的大境界、大氛围，才能酿就这一缕豪迈悲壮的诗情！

　　四

　　除了高适、岑参，我不能不寻找王之涣的影子。这不仅仅是我与王之涣同姓的缘故，而是慢步在凉州的大街上，不能不想起王之涣。但若凉州城失去了王之涣，凉州城就会失去一种大象无言、大音稀声的魅力与境界。

　　王之涣是山西太原人，曾做过河北文安县的小小县尉。他性格豪放，不拘小节，性情放达，与高适、岑参一样，有着孤傲的文化人格，在那个君君臣臣的封建专治社会里，这种性格也就决定了“八斗才高”们的仕途坎坷。王之涣就因“群众利益无小事”，单凭见着要饭的“再加两个菜”的热情，收留快要饥饿而死的孩子，己救不了文安县的天灾旱魔，连奏皇上开仓放粮的奏章，半年了泥牛入海，毫无音讯，只好顶着杀头之罪，私自开仓赈灾。老百姓是得救了，但目无天子的“文安放粮”一案，险些儿是王之涣头落午门。随后，王之涣弃官，浪游四方，与李白醉酒，与杜甫忧民，与岑参谈诗，浪遍了淮楚齐鲁与长安。

　　王之涣来没来过凉州，史书上没有记载，王之涣留下的诗也并不多，全唐诗中仅有六首。但这六首中的《凉州词》、《登颧鹊楼》却成了传世之作，风流千古。比起乾隆爷的万首诗，可谓“一句顶一万句”。 就此一首《凉州词》，王之涣成了唐初名符其实的卓而不群的边塞诗人。凉州城从此也因之而在中国的城市群落中光茫万丈。

　　黄河白云，一片孤城，万仞苍山，大象无言。

　　一首《凉州词》，成就了凉州城；一个王之涣，分文不拿，却当了凉州城千年不衰的形象代言人。每一个中国人，从进入学堂的第一天起，都是从“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走进汉字殿堂，认识华夏美丽风光的。即便十年文革，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课让位于“毛主席万岁！”这首《凉州词》仍然是必读课文。可见，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读着《凉州词》长大的。就象每一个秦剧家，每天清晨起来掉嗓子，不唱“一马离了西凉界”一句，就觉自己不是真正的、纯粹的秦剧家一样。《凉州词》让世人传唱了千年，但多少年来，世人却不知道凉州在哪里？武威在哪里？这就是武威消沉后，武威人自己的悲哀。

　　《凉州词》，武威城之幸！王之涣，武威人之幸！

　　五

　　还有王维、王翰、李欣、李益，一个个唐朝的诗人们“马疾行千里，鸟飞向五凉”，急急儿来凉州，也是为了借酒消愁吗？他们的命运和高适、岑参都有相同之处，命运多桀，仕途蹇涩；他们的个性也都相似，都有热衷功名的世俗追求，又有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独立人格，一个个善好耿介直言。在那个讲究虚伪、阿谀、中庸、仰人鼻息、惟上是从的君君臣臣的封建官场里，性情放达、个性孤傲的文人注定了仕途的坎坷。书剑漂零，功名未遂。他们只有借“凉州”这只“酒杯”，来浇自己心中忧国忧民的块垒。他们或低唱浅酌，或狂吟浪醉，冷酒浇烈火，感念今与昔。他们来了，凉州这只“酒杯”就打磨了他们心中的伤痕，容纳了他们性格放达、粗犷豪放的个性，成就了他们的悲怆诗句和千古绝唱。

　　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凉州，可能没有一个地方能容纳他们“诗赋满书囊，胡为在战场”那一腔经天纬地的凌云之志；可能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们从心底的情弦上弹凑出“风萧萧兮夜漫漫，琵琶一曲肠堪断”这样悲怆的诗句，“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这样豪雄的意境。皇帝老儿你听了，可别生气，可别嫉妒，孤家寡人你不听直言衷肠，还不兴让人率性醉酒，胡言乱语吗！

　　人生的轨迹总是这样多变，如果唐朝容纳了这些桀傲不驯的诗人，都给他们个县长当当，州官做做，中国唐诗中是否就少了诗人们以凝重的历史感指点江山的风采？凉州是否就失去了至今闪烁在中国浩瀚文化苍穹中的点点星光？

　　这就是魏晋遗风，唐朝遗韵吧！悲处不见悲，凉处不见凉，乐中充满悲愤，悲中充满海纳百川的大度。每当凄凉处，现显出来的是西域的雄宏与辽阔，苍茫与悠远，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自个儿的命运呢，早已倒影在酒杯之中了。

　　在今天，这一伙自视才高的文人，你能有何为呢？ 即是官场明主有心提拔你，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周围一伙相轻的文人，也会挤眉弄眼地把你扫地出门。比如与我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步入文坛的雪漠，一部《大漠祭》使武威的地域文化走向全国，搬上影幕，自己也因之成了当代中国的实力派作家。市委、政府想提拨重用，给点待遇，那些文虫子们竟用蝇蝇之声将他吵出家门。

　　有时侯我就想，民主的权力如果落在心术不正者的手中，民主就变成了杀人的冷剑。而雪漠仍在为武威的文化泣血歌唱，而后一篇长篇散文《凉州与凉州人》又让武威扬眉吐气于国人面前。雪漠是我敬佩的一个最有才情的人，和雪漠相识，是我的一个灾难，也是一个福份。灾难是雪漠封杀了我做小说家的梦，自从雪漠的书斋中走出，我就停止了小说的创作，转向报告文学、散文、随笔的创作和对易经的学术研究。我明白，在武威只要雪漠不停笔，二十年内没有人会超越他。福份是认识了雪漠也认识了自己的能奈，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更不能在一块石头上碰死。今天的事实证明了我十多年前的判断。当然雪漠是有一些个性上的怪异。但盛唐诗人们那一个没有缺点呢？连妓女们都能包容他们，今人心中怎么就盛不下一个有缺点的实力派作家呢。

　　据说其中一个原因是雪漠在《大漠祭》中说了不少凉州人的坏话，挑了不少凉州人的毛病。这种身上有虱子自己不愿捉也不让别人给捉的守旧意识，实在让人感到悲哀。

　　假如陕西人把个性古怪的贾平凹、宁夏人把两个破败的土围子暴露给了世人的张贤亮、北京人把《我是你爷爷》的王朔、武汉人把整天为武汉挑刺儿的方方、上海人把不断数落上海人的王安忆逐出家门，这些城市文明进程的步伐是否要放慢，文化的大旗是否要落地，你去想吧。

　　反正，贾平凹是陕军的一面旗帜，张贤亮是宁夏的文化符号，王朔仍然是北京人的侃爷，方方是武汉文明的象征，王安忆更是上海人的骄傲。这些城市正因为有了这些“啄木鸟”，城市文明的气息才越来越浓的。但武威，绝不是“啄木鸟”生存的地方。个中滋味，我体会的犹为深切。

　　我也曾在两三万字的有关凉州的一篇文化随笔（即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中说了凉州人的毛病，其实不是毛病，而是凉州人的一句方言，及乎惹来天大的麻烦。平日时与我关系不错的一位县爷跑报社、跑宣传部碰了一鼻子灰后，就拿起电话张口骂我。说我吃着凉州人的粮食，住着凉州人的楼房，喝着凉州人的水，凉州人又给了你官做，怎么还说凉州人的不是，凉州人惹着你了？这位爷最后又说，他要代表凉州一百万人民与我打名誉官司，给每个凉州人赔偿一块钱的名誉损失费。

　　我回爷的话是，爷你先别生气，气坏了身子骨，我所知道的凉州人并不给你赞助一文钱的修理费的；正因为我与凉州的感情深厚，我才在乎凉州；也正因为我生命历程中那段最美好、最浪漫、最纯真、最让人难以忘怀的爱情故事的发生地在凉州，我才更在乎凉州。如果我与凉州没有感情，才不会吃饱了撑的，在乎你有无毛病呢。就像一个陌生女子，即便你长得多么美丽，多么灿烂，在我的心中也了无痕迹，路遇而过，最多也只不过是匆匆一眼。况且，我吃的粮食是掏了钱的，我住的楼房是掏了钱的，我吃的水是掏了钱的，我的一切消费都是掏了钱的，如果凉州不多些我这样的“外地人”，凉州的粮食岂不要烂掉，凉州的楼房岂不要空着，凉州的水岂不卖不出去，凉州的经济发展岂不要放慢脚步。只于我的官，爷说的更差了，爷若将我这个在北京人眼里像个办事员的“县爷”帽子戴到一个游手好闲的浪子头上，那我就认了。爷听着更生了气，在电话里骂了一句比我文章里写的那句更严重的话，就把电话啪地挂了。我说了两万字的好话，爷听得身上洋酥酥、美滋滋，刚说了一句不是，爷就受不了了。如果一百万普通凉州百姓的心胸都如那位爷鸡肠狗肚般小，那凉州人真的就不可就药了。令我激动的是，凉州普通百姓是大气的，是知道脸是越洗才越白净而美的。因而，除那位爷外，再没有一个跟着那位爷起哄，与我过不去的。相反都说我不是人云亦云的那种，写出了自己对凉州的独到感悟与体验。我与凉州朋友的关系依然如故。

　　这些都扯远了吧。大度的凉州在收留着唐朝的文人，唐朝文人为凉州创造着文化，创造着灿烂。他们是唐朝来凉的艰辛游行者，他们的旅途充满悲怆，塞满无奈。但正是诗圣们的悲怆与无奈，才使得汉唐的浩荡雄风、刀光剑影、恢弘天籁、历史辉煌，刻在了凉州深遂的时空里。

　　没有他们的悲怆，就没有凉州后来者的潇洒与自在。

　　朱楼里潇洒是唐人另一种雅事

　　唐朝的文人仕子，来武威休闲旅游，除了观赏自然风情、品味武威美酒、与友吐露心曲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去朱楼品茶，与歌妓对饮听琴。

　　在唐代，武威城里最高档的茶馆也就是“朱楼”吧。“朱楼”这个词，原本指豪华精致的楼房，有时则指豪门大户的代称，比如“南开朱门，北望青楼”即是。朱门是红漆大门，朱楼是红漆高楼，朱门外把守着家丁，朱楼内大约就养着小姐吧。唐朝诗人元稹《西凉伎》：“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这“朱粉楼”就是“朱楼”、“青楼”、“酒楼”。元稹怕惹了凉州普通人家的女儿，特意把卖酒的“卓女”与伴客的“莫愁”分清干了。

　　卓女原指卓文君。卓文君乃四川人，极善鼓琴，卓文君丧夫后与司马相如相恋，一同逃往成都，不久又返回老家，当垆卖酒，相如涤器，成为历史上的佳话。这里指的是在朱楼外卖酒的普通人家的凉州女儿。“莫愁”原是古代洛阳女子，她十三岁能织绮，十四岁会采桑，十五岁嫁人，十六岁就生了阿候。这里泛指的就是在朱楼里助酒承欢的歌妓。

　　这是人的区别。

　　标志的区别，元稹也分的清爽。

　　楼外“青旗”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卖酒的标志；“朱粉楼”是歌妓们唱欢的地方。当然，也只有达到“星级”标准的茶馆才可叫“朱楼”。

　　但到后来，一般的茶馆也慢慢地妄称“朱楼”了。陆游“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以学京都样”里的“高楼”是否就指“朱楼”，不得而知，不敢忘断。但我想， 唐朝时凉州再繁华，普通人家的女儿怕也是住不起高楼的吧，住上个黄泥青瓦的朱门四合院，怕是条件好的了吧。再者，一户人家生养的女儿再多，也不能多到“满高楼”吧。以小人之心猜测，那高楼就是“朱楼”吧。

　　但若如此，则“满高楼”的凉州女儿就是艺妓。“京都样”的梳头也就是跟长安来的女子们学的了。

　　到了元代，即便凉州经过吐番征战已元气大伤，而且城外的战火硝烟还在弥漫，但朱楼里的歌声依然不断。元代诗人戴良的《凉州行》说：“夫婿从征半生死，美人踏筵尚歌舞。”城外男人们在战场上残酷撕杀，生死不保，城内的女人们则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是夫婿征战在外，女人们太寂寞；还是凉州城里这种朱楼生活的气息原本就很浓。

　　反正几百年的战争与嘶杀都没将这种风气抹去，足见凉州城的休闲风气之浓。而且那时没有“心连心”艺术团，也没有政府组织的义演活动，“美人踏筵尚歌舞”的景象，不可能发生在大街上，只有发生在朱楼里才真实可靠。至二百年前的清代，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张   告老回家，在武威城里还常听歌妓弹凑琵琶，并做《听歌者琵琶二首》：

　　（一）

　　玉腕红纱翠黛愁，声繁破拨唱凉州。

　　石家斗富初倾箧，一斛真珠散不收。

　　（二）

　　翠弦拨香玉檀槽，一转莺簧调渐高。

　　不信杏梁尘落尽，低鬟重按郁轮袍。

　　这是《古诗话凉州》一书中收进的武威人自己去朱楼休闲，欣赏歌妓唱歌跳舞的惟一一首诗。这时候，朱楼的里面又是怎样的情形呢？歌妓腕肌似玉，身披红纱，眉眼青黛，清愁冷美，给客人弹过《琵琶曲》，又拨《玉檀槽》，唱完《凉州曲》，复又低头弹奏据说是王维所作的《郁轮袍》。一曲接一曲，歌喉如莺啼。那高亢而醉人的音喉，连屋梁上的尘土都能震落下来。罢了，有些个阔如石崇的达官豪富们把珍珠撒落地上，赏赐歌妓。又可见，到了清代，武威城里歌妓们的才艺水平，并没有减弱多少，一点也不亚于现今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歌星名星。进朱楼，品清茶，听歌曲，仍然是清朝文人富豪们消谴休闲的主要方式。

　　武威城最后一个朱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撤除，位于现如今天马宾馆斜对面的西南拐儿上，是个四合院式的二层木楼，朱门红漆，回廊曲曲。建国后妓女不复存在，这个二层小楼就被那个单位亦或街道占了，我已记不大清。更记不清这个朱楼是唐代建筑、明清建筑还是民国时马步青修的行乐宫。但1981年，我来武威上学时，摆在街面儿上的，除了大什字的二层百货大楼，就属西小什字这个昔日的朱楼漂亮而神秘了。朝里一望，仍能从油漆斑剥间想象出昔日的笙歌恬耳，醉生梦死。西小什字扩建时，因胜利街街面太窄，建行又要修楼，说撤就撤了。记得二中旁边那个旧城门土墩儿撤迁时，心痛旧迹的文物保护专家还上书政府，手下留情，保护住西城门遗址。但那个昔日漂亮的朱门红楼撤迁时，没有一个人反对。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朱楼曾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在我看来，不论是它的建筑风格还是历史内涵都远比那个土墩儿有价值的多。

　　朱楼的主要茶客，是比较阔绰的文人士大夫，也有比较儒雅的商人和武夫。他们到那里去，目的不一定是要和小姐睡觉。有的人只不过是在那里坐一坐，喝一杯清茶，嗑两个瓜子就走；也有的经常来和妓女聊天，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却并不发生性的关系，倒好象两个情投意合的异性朋友。此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又却是事实。为什么？因为那时高档茶馆里的小姐大都 是琴棋书画俱佳、训练有素的艺妓。她们不但貌美，还有才华；不但有天赋，还要受训练，有的简直就堪称“艺术家”。元稹在长安时就喜欢与名妓交往，据说元稹素闻薛涛芳名，好不容易才一睹风采，立即为之倾倒，并赋诗说：“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候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火，菖蒲花发五云高。”这首诗写得并不怎样，但意思很清楚：元稹欣赏的是才，而非色。凉州朱楼上的小姐，一般也是艺妓。也有色艺双绝，两种服务都提供的。但无论如何，吟唱诗人们的《凉州词》，弹弄琵琶声，仍是凉州高档茶馆朱楼里最主要的节目，也是朱楼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没有艺术兴趣和艺术修养的茶客，一般是不会光顾这里的，因为那会是他们白花许多的“冤枉钱”。他们来这里，原本就是为了获得松弛和宁静，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享受清茶美酒和音乐歌舞，或者舞文弄墨，吟诗作赋。即便在那里过夜，也是为了在一种温香软玉的氛围中得到放松和休息，以便把烦人的政务、扰人的功名和诱人的利禄暂时忘却，体验一种“宠辱皆忘”的境界。所以，朱楼的选址就十分讲究，即要在市区，方便客人往来。又要不喧闹，以免影响情绪。楼院的装璜摆舍也就要十分的讲究，院中间最好有花卉，花丛中还有三两怪石而立，轩内垂帘幕，室内须精致，再挂两幅名人字画，望之有“艺术沙龙”之感，决非“幕后肉铺”。进入这样的所在，首先便让人心旷神怡，病气、晦气、疲劳之气，都会被扫得干干净净。这样的环境里，茶是清香的，酒是清醇的，菜是清淡的，器皿是干净的，全无俗人酒席上的吆五喝六，狂呼乱叫，能不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吗？

　　最重要的是这里有色艺双绝的姑娘。不但是放松身心的好去处，而且也是欣赏艺术的好地方。事实上，在没有剧院、影院、歌厅的时代，高档茶馆和朱楼就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场所。尽管中国历来有国家歌舞团，但那是专供皇上享用的，一般民众难得一睹风采。武威的西凉伎乐一到长安，就成了李家天子、武家女人们的专用国舞了。正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但武威是西凉伎乐的发源地，茶馆朱楼里的姑娘不但一个个楚楚动人，风情万种，而且近水楼台先得月，大多都会西凉乐舞，都会唱《凉州词》。不论是从长安“马疾行千里，鸟飞向五凉”的诗人，远去西域疆场扬鞭嘶杀的将士，还是从西域远道而来的胡贾商人，亦或凉州土著权贵和民间人士，要想欣赏比较高雅的西凉乐舞，都可以到说起来并不太高雅的地方去。唐朝武威的茶馆与朱楼，稍微上一点档次的，都能提供音乐歌舞服务。茶客如果高兴，也可以“卡拉OK”一番，有人伴秦，有人伴唱，有人伴酒，有人伴舞，有人喝彩，实在是在家里享受不到也不敢放肆的乐趣。

　　官人即便不去茶馆，在官府宿舍里宴请宾朋，也要邀请歌女弹琴伴舞。唐朝诗人王维在凉州任节度叛官时就在自己的住处邀请歌妓宴请过宾朋， 宴请罢，他把长安来的朋友一直送到河边，等回到凉州城里，已是夕阳西沉，夜色降临。但胡笳的悲鸣没了，垂落的舞衣没了，歌妓美女都已散去。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寒室里，竟顿生了无限惆怅和一种难忍的别离之情。随作《双黄鹄歌送别》一首记之，其中“悲笳嘹唳垂舞衣”一句，说的就是宴乐时歌妓吹着悲鸣的胡笳，穿着落地的舞衣伴舞的情形。最让人着摸不透的是最后两句：“鞍马归兮佳人散，怅离忧兮独含情。” 这种别离之情是与宾朋的别离之情呢，还是与佳人的别离之情。亦或兼而有之吧！更或言宾朋兮而思佳人。宾朋骑着鞍马走了，这是友人别后的“怅离忧兮”之情；佳人甩着长袖走了，则是怅然若失的“独含之情”。

　　所以，唐朝的文人士大夫，喜欢到高档的茶馆、朱楼休闲，主要是奔着色艺双全的妓女去的。真正能够欣赏妓女才情的，当然不会是官僚，更不会是商贾，而只能是文人。高档茶馆和朱楼永远是他们的“文化沙龙”。在这样的沙龙里，文人是妓女的知音。文人有才，妓女有才。两个有才的男女坐在一起，就难免“同病相怜”，难免“惺惺惜惺惺”，难免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对世态炎凉的劳骚要发。前面说过的薛涛便是这样的才女。所以，当时的著名文人，如元稹、白居易、令狐楚、张祜、刘禹锡、裴度、牛僧孺、严绶等，都乐于与她唱和往来。即是令武威人骄傲的大诗人李益，在长安也最乐于与妓女交往，以至认识歌妓霍小玉后，留下了一段凄凄残残的爱情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是广为人知的。尽管这个故事并非发生在朱楼，但却与妓女有关。这个故事说，有一天，唐代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同行，在天寒微雪中来到旗亭。正巧，有十几个梨园伶官和四个艺妓也在这里会饮。三诗人便相约说，我们悄悄地等着，看她们唱谁的诗多，谁就是大诗人。一会儿，一个艺妓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大喜，引手画壁说：“一绝句！”一会儿，又一个艺妓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日前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高适大喜，也引手画壁说：“一绝句！”一会儿，第三个艺妓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更喜，又引手画壁说：“二绝句！”王之涣却指着其中色艺最佳的一个说，一会儿她要不唱我的《凉州词》，我这一辈子都不和你们争高低了。过了一会儿，最漂亮的那个艺妓果然唱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听罢大笑，对高适、王昌龄说，哥们，怎么样？我说得不假吧！

　　这就是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三个“铁哥们”上演的一出“旗亭画壁”的故事，至今仍然是诗坛千古美谈。这个故事同时说明了，在没有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传媒的时代，妓女是新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文人的诗作连同他歌咏的城市，一经名妓首唱，诸妓传唱，便立即家喻户晓，名满天下。诗词歌赋靠妓女传播，音乐舞蹈靠妓女表演，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妓女的贡献，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有着朱楼的功劳。妓女也是中国唐朝城市文化的传播者和形象代言人。反过来，精湛的艺术和精致的建筑、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精美的食品一样，也是吸引人们来到朱楼的原因之一。感谢旗亭那位才艺俱佳的名妓，她是诗人职称高低的评判者和诗词评论家，更是《凉州词》千古的传唱者。没有她们的心灵歌唱，“旗亭画壁”的故事是否就要大打折扣了呢？就象铜奔马与郭沫若，没有文豪郭老的慧眼视马，铜奔马是否至今还待在深润无人视呢？

　　在武威品吊唐朝公主

　　武威是一条生生不息、流动不止的文化长河。

　　武威的美因流动而愈艳，武威的文化因流动而更厚。

　　在武威历史的长河里，这潺潺流水不经意间，汹涌一回，激荡一回，澎湃一回，就会冲刷出一个新的惊喜，冲刷出一个新的奇迹，冲刷出一个新的故事，冲刷出一片新的灿烂。每一次冲刷都会让世界惊叹不已，唏嘘不已。只遗憾，这些新的发现，高适看不到，岑参看不到，王维看不到，汉唐的诗人、明清的诗人都看不到。如果他们看到了，不知道雄宏的《凉州词》中又要增添多少千古绝唱？

　　咂摸盛唐武威，我不仅仅为盛唐诗人们的活法而动情，更为盛唐女人们的故事而动情。有了女人们的故事，有了女人们的香水味儿，汉烟味浓烈的武威就不那么干燥而刚烈了。

　　唐朝那段雄宏悲怆的故事是被时光之流不经意间冲刷出来的。

　　那是1980年7月，随着南营青嘴湾唐代弘化公主墓、武氏夫人墓等唐代墓的挖掘，长安皇室家族中公主女儿们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在这之前，谁也不知道武威这块土地下，还埋藏着唐朝女人们的故事。在这之后，面对历史的休闲话题中就多了一种阴柔之气。游客们进入文庙展室，首先听到的就是有关女人们的故事，其次，才是那块石碑。导游小姐以唐朝女人们的故事开头讲解武威的历史，也成了姐儿们的一种自豪。

　　先是弘化公主。贞观14年，作为大唐的第一位“援藏”女干部，大唐的和平使者，弘化公主年仅18岁，就嫁给了青海国王勤豆可汗慕容诺曷钵为妻。弘化公主才貌双全，丽质美艳，墓志中称她“诞灵帝女，秀奇质于莲波；诧体王姬，湛清仪于桂魄；公宫禀训，沐胎教之宸猷；姒幄承规，挺  闱之睿敏。”为了民族的利益， 就这样一位皇宫贵族的姑娘，离开长安，走出了重楼叠阁，离开了富饶家乡，离开了父母亲人，来到了辽阔无垠的高原草地，人烟稀少的荒山秃岭，与诺曷钵成亲，过起了“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以肉酪为粮”的游牧生活。七年后，也就是弘化公主25岁时，她与诺曷钵生下了第一个长子慕容忠。她在吐谷浑生活了58年，为祖国统 一、民族团结贡献了毕生心血。于公无698年五月三日病逝，享年76岁，次年三月十八日安葬于今武威南营青嘴湾。

　　唐王朝的第一个援藏干部是女性，第二个援藏干部还是女性，即大唐的金城县主，在弘化公主远嫁吐谷浑的25年后，又嫁给了弘化公主与诺曷钵的长子慕容忠，继续着她们的和平使命。还有第三个援藏干部大唐故夫人李氏、第四位大唐故夫人武氏，都是清一色的女性。这是我产生了好多的想法，在那个女人支撑天下的时代，面对先前男人们种下的仇视，结下的死结，女人们是否有些无奈，才用上了美女加英雄的和亲策略？亦或许是，武则天已经厌恶了战争这一男人们解决仇视的唯一办法，才让女人舍弃一世的亲情，花费一生的精力，忍受着远离亲情的痛苦，还要强咽欢笑，用一生的温情和耐心去消融仇视，解开死结。想想，这是怎样凄艳美丽的一个人生故事啊！

　　如今，一切都不在。只有“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大周故青海王墓志”这同年同月同日死，又为同年同月同日葬的娘儿俩的墓志铭，在市博物馆里，让人肃穆，让人壮严，让人悲怆地费解那段历史之谜。西平公主和慕容忠娘儿俩因何死于同年同月同日？因何又葬于同年同月同日？其中有什么隐痛？有什么故事？至今是一个谜。这个谜使得一进文庙的休闲游客的心，立码儿变得沉甸甸起来。

　　后是吐谷浑族燕王慕容曦皓之妻、武则天侄孙女、太原郡夫人武氏，也为了汉与吐谷浑民族的团结，这位皇室姑娘19岁就嫁给了吐谷浑王子慕容曦皓，她是大唐“援藏”干部的后继者，是大唐的和平使者的延续者，在吐谷浑生活了13年后艰辛而去，享年33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岁啊，大唐皇室的公主花儿就这样为民族大义而早蔫了。一年后，也迁葬于南营青嘴湾。

　　弘化公主的墓被盗墓者已光顾多次了，剩下的最重要的一件陪葬品是“白釉瓷壶”。它是弘化公主与吐谷浑国王慕容诺曷钵结婚时带去的陪嫁品。瓷壶造型独特，釉色细腻白净，近底处无釉露胎。系唐代巩县窖瓷器。

　　武氏墓中藏品丰富，且件件是国宝。这里欣赏三件。

　　一件“唐代阮咸琵琶”。这种以魏晋竹林七贤中精通音律、善弹琵琶的音乐大师阮咸命名的乐器，早已失传了，但被武氏夫人精心收藏在身边，于千百年后重见天日。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阮咸琵琶。琵琶前后左右共镶嵌了37朵骨质梅花，朵朵惹春，朵朵招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墓主人墓志铭中这样记载：“琴瑟怆断，馆舍悲凉，红闺阒其遂空，翠玉惨其无色”。可以想见，武则天的孙女是一位能歌善舞、擅长乐器的歌女，自徙居边疆与吐谷浑的王子结为夫妻后，寂莫时，就是这件阮咸琵琶在陪伴她吧。

　　一件是“莲鱼纹鎏金银碗”。这也皇室姑娘生前喜爱的嫁妆。 这是怎样一只碗啊，碗沿下内束一圈鎏金口，碗腹八瓣莲花水灵灵开，碗底中心又是一朵莲花，三条小鱼绕着莲花游弋，水波汶在一周荡漾。造型优美，栩栩如生。自然又是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了。就在这一个墓中，还出土了几十件木俑，件件雕刻艺术精湛，人物造型精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牛角梳”。小小一个梳子，梳背两面用螺钿镶嵌了石榴、桃子、梅花、灵芝等八宝图案，富丽绚烂，精美绝伦。花朵的蔓茎用贝壳片镶嵌，线条精细，柔美流利；枝蔓中用绿松石镶嵌的花叶舒展翠绿；三只贝壳镶嵌的蝴蝶，飞舞在花朵之间，这些虹彩浓艳的鲍鱼壳，在阳光照射下，本来就美艳动人的珍珠光泽，更是五彩纷呈，闪烁变幻，绚丽华贵。“舞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用这样精致的梳子梳头，是怎样的感觉呢？今天的女儿们，没有人见过，也没有人享用得起。

　　这一件件稀世珍宝，即是唐王朝与少数民族吐谷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欣赏到了一千多年前唐王朝精湛绝伦的金银器制作工艺、蜡模浇铸技术、乐器制造工艺、雕刻技术和螺钿镶嵌技术。

　　令游客们不解的另一个问题是，她们死于吐谷浑，为何都要在死后一年多迁葬凉州？是看上青嘴湾那山青水秀的一脉风水了吗？还是吐谷浑族忘不了曾经与汉人嘶杀的战场？让唐朝的皇室女儿活着要为和平负起责任，死了也要去那里把守战争的关隘要地，为少数民族的安危负出代价。

　　不管怎样，唐朝衰落的历史轨迹，被永远地刻在了皇室公主们的墓志铭碑上了。九块墓志铭，自弘化公主始，一块比一块小，一块比一块寒酸，一块比一块可怜，字儿刻得更是一块不如一块。到最后一位公主，墓志铭小得仅如老百姓的升子底儿。

　　浓浓的民间休闲风

　　诗人在休闲中玩出了文化，百姓在休闲中玩出了风情。

　　今天的时代，虽不是物欲横流的时代，但已是一个倡导新生活方式的时代，政府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后，百姓的日子，已基本脱离了绝对贫困，开始越过温饱，迈向小康。这时候， 休闲旅游就成了政府倡导的主要话题了。其实，旅游这话，时尚点叫休闲，俗气点叫玩乐。而武威正是一个旅游不乏文味，休闲不乏浓荫，玩乐不乏人气的田园都市。

　　生活在这样一个田园都市的平民，好吃，自然更爱“玩”了。

　　“玩”是武威平民百姓休闲的主要方式。自魏晋以来，武威的百姓，就是河西走廊上最好的游家，最好的玩家，最好的乐家。再没有什么图形标志比“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出土自武威，更让武威人的游玩师出有名、心仪自豪的了。

　　既然武威人爱好休闲，爱好游玩。风和日丽的春天，自然不可放过。据史载，每年春夏之机，大型的游玩活动，就要举行三次。第一次是“闹元霄”。从初五开始，一直要闹到正月二十，种田迟的地方甚至要闹到二月二。初一日拜年，初二日迎婿，初三日开始闹社火，届时踩高跷、打腰鼓、划旱船、唱小戏、办灯会、耍龙舞，锣鼓喧天，笙歌聒耳，好不欢乐。最隆重的是十五日观黄河灯阵，十六日的逛庙会。那阵势，唐人《集异记》中有载，《玄宗幸西凉府观灯赋》中也有载。玄宗见过的是：“千条银烛，十里香尘，红楼逦迤夜如昼，清夜荧煌而似春。”可见，游玩的气势之大。一个正月就这样休闲出去了。但凉州人还嫌不过瘾。就有了第二次，是四月八“踏青节”。

　　这时节，武威正是草长莺飞、春阳回升的时节，四乡六渠的人们穿上节日的盛装，成群结队地去游山玩水，逛庙会、看大戏，最热闹的海藏寺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民谣说：“四月里，四月八，田苗盖住黑老鸹；风不吹，雨不下，戏台底下去玩耍 。”那些挤不进去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则选一处居高临下的地方，将带来的酒与小吃一一摆好，慢慢饮，轻轻品，一边猜拳行令，吟诗对文，一边放眼四野，赏景悦目。喝得半醉不醒了，就仰卧在草丛中哼小调：“四月里吆（来）四月八，我和我（的个）尕妹子来采花；白的你心里不爱，红的又怕你手手儿扎……”清代武威籍著名史学家张澍游完海藏寺后，禁不住诗情大发，写了一首《游海藏寺》：“此间消夏真佳境，况有溪边卖酒楼。”如此好的消闲胜地，谁不愿去呢。

　　第三次是“端阳节”。凉州没有大河大江“望汩罗，吊屈原”，就用“登高”代替“赛龙舟”。是日，凉州人吃过油饼子卷糕，举家出动，上山游玩。最著名的是登莲花子山。莲花山距市区只有十二三公里路，山上层恋叠障，险峻雄伟，莽莽苍苍，景物宜人，既有西部粗犷古朴的风格，也有江南杏花烟雨的情愫。登上莲花山峰顶，妹诸峰环列，其形酷似莲瓣，纵目四野，山川景物一览无余，历来是武威的游览胜地。 俗话说：“五月端午穿出来，八月十五端出来。”这话专说的是姑娘们。五月正是换夏装的时候，“端阳节”自然又是武威女儿们的节日。姑娘们打扮得漂漂亮亮，成群结队出门游玩。连平素足不出户的闺女，这一天要出门游玩，家人也是从不阻拦的。这一天，其实也是武威女儿们赛美赛手艺的日子。姑娘们亮出各自平日里绣就的香袋荷包，戴在胸前，供人欣赏，更供胆大调皮的后生们来抢，来摸，来捏。抡走的荷包越多，说明这女子手艺越精，人儿越美。只于碰上意不在荷花的后生，姑娘们多半要递以白眼，但身上被后生摸捏过的地方，回到家里也就能够回味一年了。

　　到了五月十三日，莲花山善应寺的盛大庙会又开始了，是日，方圆数百里，纵横青海祁连、互助、天祝、永昌、肃南、凉州六县区的汉、藏、回、土、撒拉等各族群众以及“花儿”把式们便成群接队，上山游玩，尽情对歌。莲花山下，药王泉边，歌声如潮，笑语喧天，顿时成了“花儿”的海洋。

　　这边唱：

　　大河沿上细叶儿柳，抓住妹妹绵绵的手；

　　有心儿坐者没心儿走，好比凉州的葡萄酒；

　　多会得到尕妹的手，热腾腾儿咬一口。

　　那边和：

　　毛毛雨儿浇山来，你姐贪人不贪财；

　　皇娘娘台上白鸽鸽洞，你妹看淡的银钱看重的人。

　　“莲花山花儿会”的盛况是空前的。“金顶塔门（儿）莲花山，热闹不过（就）大庙滩；把娃丢下门不管，戴上草帽搭上伞，心比杨家教场宽”的“花儿”小段，“莲花山歌台连歌台，尕妹（子）像牡丹（花儿）才绽开”的唱词，便是“莲花山花儿会”盛况的真实写照。但武威莲花山有花儿会，并不能说明凉州人会唱花儿。凉州妹子凉州哥哥唱花儿的，现如今，我是没见过。凉州妹子凉州哥哥登高对山歌的情节是文化人写出来的。青年作家雪漠在他的《大漠祭》里，就写了好多凉州后生和姑娘对花儿的情景。因“一号”系列小说而成名的武威作家陈玉福，在他的中篇小说《马莲花》中也写了很多花儿段子。如：

　　圆不过个月亮方不过个斗，

　　好不过十三省的凉州；

　　麻不过个花椒辣不过个酒，

　　甜不过的是尕妹的舌头。

　　那味儿，我咂摸来咂摸去，其基调激越亢奋，粗犷豪放，其词儿火辣辣，热腾腾，犹如山风野火，撩人情怀，更象是河州的花儿味。事实上，武威莲花山“花儿”就是西北“花儿”两大流派中的“河湟花儿”北路派的代表之一。为《西凉乐舞》一书呕心呖血以至献出了生命的黄柏元先生，也没有明确考证出凉州妹子凉州哥哥唱花儿的情节，只是说“花儿”在武威一带山区和草原牧区历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武威文人钟情于让凉州的姑娘后生唱花儿，对情歌。或许是作家们还嫌凉州纯朴的民风不够浪漫吧。加一点调情的佐料为尚不可。但凉州确实没有唱花儿的习俗。要说有，那是从雪域高原上飘来的青海、天祝、肃南藏族、土族姑娘后生们赶来莲花山所唱的花儿，凉州的正宗花儿只能是“贤孝”，只能是小曲。其实，凉州人唱不唱花儿，根本不伤凉州人爱好游玩的雅兴，也根本不伤凉州这一方休闲乐土的脉气。

　　所以在一年一度的莲花山花儿会上，周边少数民族县区的红脸蛋妞儿们，上莲花山的目的，除了逛庙会，更多的是去赛歌喉的，去寻找情感的归宿的。凉州人讲究登莲花子山，讲究的是逛庙会，去上香，去还愿，去听“花儿”的。总之，莲花山庙会因“花儿”而多了份自豪，“花儿会”又为莲花山庙会添了新景。如今，莲花子山古建筑群只剩一座镇妖塔了，但凉州人游莲花子山的雅兴仍不减当年。不上香叩头的，不还愿的，年轻力壮的，则背上锅，扛上柴火，拉上羯羊，提上凉州酒，在山上杀羊祭神，并弄一锅手抓羊肉，下酒吃。这可是时下最流行的回归自然游，凉州人已经玩得很纯粹了。

　　爱休闲的武威人，就为自己的游玩创造了许多民俗节日。除了上面说到的，还有六月六、七月七、八月十五、九月九、十月一，直到腊月门上，民间的民俗博览会总是一个连着一个。每一个都和游、玩、吃三字密不可分。总之，武威的民间休闲，总是和民间节日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些节日中，百姓创造了灿烂的民俗文化，留下了浓浓的民俗风情。他们在自己的节日中，玩的潇洒，玩的尽性。玩得总是让我心动。总想，这样浓浓的民间文化味儿一直保持下去，多好。可惜，今天我们要想演驿一次完整的民间节日，已经不可能了。

　　咂摸远逝的民俗风情节会，只能从古书里嗅嗅味道，但一翻开书，那一幕幕图象就动了起来，一个个武威人就活了过来，兴高彩烈地上了莲花子山，上了东岳庙，以致分不清那是古人，那是今人。也难为了我们这些文人，武威历史的遗风压根就没有减弱，今 人的血脉里那股浓浓的消闲因子，还在象基因那样繁衍着，遗传着，你能分清是古是今。今即是古，古即是今。所以，武威人的爱玩，不是无聊，不是无为，更不是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没酒喝凉水的那种。而是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音符，一个节拍，一个必需。有着久远的历史回响和文化源渊。只是没有人去倡导，去挖掘，去象其它地方的民俗风情节那样发扬光大。

　　今人的休闲缺什么

　　今天武威人的休闲，仍然是魏晋遗风的留传。只可惜玩文化的味儿淡化，玩乐子的味儿渐浓罢了。

　　我没出过国，不知道外国人的玩法是什么样子，什么心态。但国内，除了西藏、新疆、海南、黑龙江及台湾、澳门，从西南转到东北，从北线转到南方，是溜过多次的。省内，从天水、兰州到张掖、酒泉、敦煌是细细儿品味过两趟的。同时以《中国人口报》记者的身份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八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对河西走廊进行过专题采访。那天是双休日，在酒泉地区行署分管领导陪同下，游览酒泉公园，若大个公园，绿柳低垂，树影绰绰，李白所说“人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的著名“酒泉”就在公园内，正是烈日当头之时，应是纳凉休闲的好地方。但公园里冷冷清清，游人聊聊，见不着打麻将的，玩牌的，人人都忙着挣票子做事去了。而这时候，武威的公园里早已是人满为患，座无虚席了。同是河西走廊的两个地市，一东一西，相距不过五百公里，反差竟是如此强烈。兰州人想玩没地方，酒泉人想玩没时间，敦煌人靠“玩”抓票子。唯有武威人，即有地方玩，又有时间玩，而具还特会玩。以至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那几年，河西五个兄弟城市经济，酒泉上去了，张掖超前了，唯有武威“老大哥”掉队了，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官员们的危急感才越来越强，意识到，除了资源太少、人口太多的客观因素外，与“武威人的爱玩”这种人文环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玩风刹不住，无奈的政府只好派电视台的记者暗里跟踪，录像暴光；派交警在通往各乡的路口，堵截进城去玩不按时到乡里上班的车辆。这招儿，也只有发生在武威这块土地上，才觉真实而独特，见怪而不怪。可见玩风之盛。

　　这有点像广州、成都人。广州成都人也讲吃、嗜茶、好玩，但又多有不同。比如喝茶，广州人喝茶是真正的品茶，成都人喝茶是为了悠闲；武威人喝茶则是为了玩。所以，武威的茶摊是“花茶搭台，麻将唱戏，拳当锣鼓，酒当收入”。喝掉的啤酒以“扎”论，喝掉的辣酒以“斤”论，而泡好的花茶有时压根就没尝过。玩够了，搓够了，喝够了，就来只白水鸡或来碗凉州小吃，打发了回家，实在惬意极了。在街上赏花也不一样。广州、成都人看花主要是爱，各自的城市就越看越美丽了；武威人看花主要是“搬”，一看周围没人，就把街中间的花折回自家去了。真可谓是“借花献佛”，只不过这“佛”就是武威人自己而已。

　　事实上，在玩乐与吃喝两件事上，武威人从来不会亏待自己，也从来不会落后于人的。许多外地人都发现，武威市内和周边，都有不少好玩可玩值得一玩的地方。儿童公园是茶摊的世界，核桃园子是茶摊的世界，道教胜地雷台湖是茶摊的世界，佛教名胜海藏寺是茶摊的世界，就差文化圣地文庙没有开发成茶摊了。还有周边只要绿树成荫的地方，都开发成了消闲的处所。这些地方都是武威人开发出来的，而且武威人还在继续开发。这似乎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时尚——发展“旅游事业”。但是，别的地方开发旅游景点，主要是为了吸引外地游客，赚外地人的钱，而武威人开发旅游景点首先是为了满足本地需要，赚本地人的钱。就像武威人打麻将，自己人挣自己人的钱，挣来挣去都进了管茶管饭者的口袋。因为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比武威人更爱贪玩了。

　　管他呢，赚钱不赚钱，咱自己先休闲休闲再说。于是，武威人把所有的旅游景点都开发成了茶摊和玩乐的场合。文化品味呢？对不起，她已睡到古纸堆里了。

　　的确，玩，在武威人的生活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当然，为了生存，为了发展，武威人始终不停地在拼命地工作，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并不太好的经济环境里磨砺自己。而且，大多数武威人，不论凉州人，民勤人、天祝人、古浪人都一样，即勤劳肯干又聪明能干。张景发能干，西门外才崛起了“皇台工业园”；张严德能干，东门外才崛起了一座新城；张玉桥能干狂“绿色西凉”系列啤酒才在国内占稳了市场。还有一大批私营企业家，掏出自己的腰包，在为武威的发展充填着能量。但这仅仅是一个好的开始，只有姓王的，姓李的，姓赵的，武威几十个大姓，人人都变得“能干”起来，武威才有希望。毕竟是“只有”，现实是武威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要他们像日本人那样为了工作而放弃娱乐，那可比登天还难。他们宁肯少赚钱甚至不赚钱，也要玩个痛快。如果你一定要他们工作，则他们很可能把工作也变成了玩。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玩丧。在别的地方办丧事是一件很悲苦的事，但在武威人这里却是好玩的事。灵堂，打扮得倒很悲，但道爷的音乐不会悲，不是民间小调《割艽菜》，就是流行音乐跟着吹。因为女婿们守灵要熬夜，便只好多开一桌酒席。归西者还没过了奈何桥，女婿们的猜拳声、吃喝声就扯天扯地的响了起来，而且还必须要围坐在灵堂门前死人的头跟下。因为吊丧太辛苦，当然要备酒答谢，而且还要开“流水席”。于是，武威人的丧事，便在鞭炮声中、猜拳声中和道爷们“哥哥妹妹”的情歌声中，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比过节还热闹还好玩。但这也不是今天武威人的发明，张美如《武威县志·风俗志》载：“凡开吊必用盛筵款客，送丧多用彩楼抬高社火，或办秧歌小唱前导”。当然，那时能如此“玩丧者”，“唯富家”。看来，现在武威人的“玩丧”，已经赶不上清朝人的“玩丧”了，至少，现在已没有人能请得起社火、秧歌唱曲儿的前来祝丧了。

　　这就是“武威特色”。在武威人看来，赚钱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生活的全部。钱是赚不完的，而日子却是过得完的。有限的光阴显然比赚不完的钱更值钱。因此，应该抓紧时间享受生活，而不是抓紧时间赚钱。这种对钱的达观态度，在过去是一种美德，在今天就是一种世故、一种懒髓了。“钱嘛，有一点够用就行了，享受生活则没有够，因为那要到生命结束的一天”。所以，梁山好汉是“疯疯火火创九洲，该出手时就出手。”武威好汉是：“疯疯火火去享受，该喝酒时就喝酒”。这正是那些武威小市民虽然赚钱不多，却仍然光顾茶摊火锅店的原因。

　　武威是因为太“闲适”了，人们才在玩上不“适闲”的。

　　因此，在武威，常常不难看见满街都是闲人，至少让人觉得满街都是闲人。

　　武威城闲汉多，并不是今日的景观。民国时，武威城的闲汉就多。那时闲汉不缺衣食，赁房租田啃先人脚巴骨，都是来钱的道道。闲汉们闲来无事，最愁一天光阴不好打发，就把那脚板子甩得欢欢的，从东街到西街，再从西街到东街，满世界转。日久天长，武威城的闲汉竟也分成了三六九等的不同类型：一种是跟风的，二一种是把簧的，三一种是拆白的。文友李林山在《武威市井怪谈》里曾细表过这三种闲汉的行径。这里单表第一类跟风的闲汉。这类闲汉多是些恶少阔佬，酒足饭饱事儿少，就专往窑子店跑，什么样的小姐都玩遍了，腻烦无聊了，就三五成群蹲在街台上，专看过街的小媳妇的脚。民国早些年，官场流行穿玻璃衫子，摇檀香扇子。这类闲人立刻也学着穿，学着摇起了扇子。后来国民军军官骑起了自行车，跟风的闲汉也千方百计拼凑农产变卖了，从军官手里高价弄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但那时的闲汉一般不会骑单车，屁股后面总要跟两三个另类闲汉扶着，招摇过市，得意洋洋。今日时尚的男女行径与此一脉相承。一日，几个闲汉蹲在大明寺前，看见一个花枝招展的少妇进了寺里。其中一个道：呔，哪个挨炮贼的，敢把这小娼妇的三寸金莲摸捏一把，老爷赏他辆自行车。话音未落，一个闲汉站起来说他敢。俩人就立了赌状。少妇从寺里出来了。打赌的闲汉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朝少妇跟前滚去。闲汉叫声，哎呀，我的钱，就朝少妇扑了过去。少妇还没反映过来，闲汉已变戏法似的将银元插进了少妇的绣花鞋帮子里了。闲汉朝少妇扑嗵跪倒，磕个头，叫道，花大姐，行个好，我的钱儿钻进你的鞋里头了，你就让我取出来吧。说完，不由分说，抱住少妇的三寸金莲乱摸乱捏。谁知这少妇不是普通人家媳妇，而是国民军马步青马大帅的三姨太。三姨太当众出丑，哪肯罢休，回家给马大帅一告。大帅大怒，派了一班人马，生生把这闲汉给擒了来，把那块银元让闲汉咽下肚去才饶了。闲汉吃了银元，没几天就死了。

　　闲汉闲出人命，也算闲到了极至，标准的无事生非。今日武威，仍然盛产闲汉。不信，你到大街上去，看那行人的步履，大多都是步履悠闲的。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聊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四周看着，不时在衣店鞋摊前摸摸翻翻，在杂食店小吃摊买些零嘴吃着。有三只手的，趁人不注意，就把手伸进了人的口袋里，女人们的坤包里，意思很明显，闲汉要借你两个钱儿花花。那日我刚从银行出来，一只手就从侧面伸进了口袋。我拍了拍那只手说，兄弟，我也是三只手呢。闲汉竟笑嘻嘻地说，那就先借我两张花花，兄弟我瘾得实在受不了了。武威闲汉多，武威就成了贩大烟者的乐土。闲汉抽大烟没了钱，就偷钱，还偷自行车儿，偷老百姓的牛羊。但凡武威城的居民人家，很少没有丢过自行车儿的。不敢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的人家丢过，却是实事。我先后丢过十辆自行车儿，买一辆，丢一辆，买的快，丢的快。我先前住过的那座楼上，最少的人家丢了六辆。后来搬到新楼上，再没买过一辆自行车。儿子长到十四，一米八的个头儿了，还不会骑自行车，就是我没给他买过自行车儿的缘故。但与我同住进新楼的人家，丢车冠军的数量又上升到了六辆。闲汉上了街，处处就有生动的风情。有时一辆飞快的自行车突然就刹车了，因为碰到了闲人，于是就在自行车道上喧谎。这就忙坏了武威的警察和扫马路的。满街的警察吆喝了多少年，也没让武威人学会上街要各行其道，摆摊要各归其位，嗑瓜子啃玉米垃圾要丢到垃圾筒。警察气的没了脾气，就发火 。总之，这个城市的节奏是慢悠悠的，氛围悠闲闲的。

　　尽管这几年的武威城象十八岁的武威女子，一天一个样在变，变得高大、苗条、美丽、洁净了许多，但武威人并不象爱护女儿样爱护这个城市。依然我行我素，自由散慢。如果和比较贫困的河东人比比，河东人是把他们的艰难人生变成了“生命的劲歌”，武威人则把他们的闲适人生变成了慢慢欣赏仔细琢磨的“生命的画廊”。

　　其实，新武威人的闲适与爱玩也是无奈的。就象沙漠里的沙樱桃酸甜中透着一种苦涩。武威人也想赚钱，也想有事可做。只是这个城市错过了好多赚钱的机会。无法给人提供更多就业的机会。找个企业吧，下岗的比上岗的多，没事可干的比有事可干的多；自己某个营生干吧，卖东西的比买东西的多，铺子还比闲人多；买辆夏利跑出租吧，小小武威城，出租车已近3000辆，开车的比打的的多。一个的哥的姐要想挣上钱，每天至少要拉70个客，如此算来，武威城每天必须有15到20万人次打的，才能养活这些的哥的姐们。武威城有这么多的客源吗？啥也不好干，蹲在家里又闷得慌，不上街转悠干什么？心里烦得慌，警察的吆喝声来了，正好可以发泄。好多的人才，在武威呆的时日一长，就会被这个城市磨去棱角。原因就在于这个城市太闲适了，仿佛什么都不需要做，也能生存得滋滋润润似的。

　　走出武威看武威

　　武威的休闲风很浓。但休闲风中也夹杂着一些不竟人意的东西。比如思想，比如观念，比如作风 ，比如创劲，每一点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这些事都有市长操心。我所关心的是观念和文化问题。武威最大的问题是文化上的“圈子意识”和观念上的“封闭意识”。

　　其实，“圈子意识”和“封闭意识”都是一个东西，亦即“小农意识”。

　　人们常说，武威经济不发展，是封闭意识严重。那么，“封闭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即有观念的因素，更有地域的因素。观念的封闭源于地域的封闭。上帝给了武威最坏的地形（不指地理位置，地理位置正因地形坏而险要的，才成了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军事要塞），高高的祁连山横亘南面，海拔4800多米的乌鞘岭又挡住了东南门，西北面是茫茫戈壁和沙漠。春夏南国湿润的海风吹不进来，秋冬西北利亚刺骨的漠风却顺着走廊往里灌。表现在气候上是：奇冷奇热风沙大。表现在文化观念上是：南国新文化观念的风、开放意识的风吹不进来，只有西北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我们也曾不断的派参观考察团去南国去经，只可惜的是，在取经回来的路上，看一路，说一路，感慨万千，但一过乌鞘岭，观念和身子就分首了，新观念留在了乌鞘岭之东，回来的只是身子。当然，也有学回来的，却是南国华贵、排场的饮食。饮食靠嘴巴，进胃消化十分容易，观念靠换脑，进脑消化十分艰难。一个容易一个艰难，自然学回容易的，留下艰难的。于是，广州的生猛海鲜，南国的系列大菜，先于“观念”，先于文化，大举“北伐”，占据了市场。

　　那么，我们就不必南下了？不必走出去了？非也。“千里姻缘一线牵”，老天给武威的南面堵了一条大山，但也留下了“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的峡口。但这句话是先祖们替中原人西进指路的。千百年来，这句话对我们的束缚和影响太深，使我们只见“五郡”不见“中原”；“只见”广漠“不见”南国；只知向“西”，不知向“东”。连文化广场上武威城标铜奔马的头，竟也被朝西安放了。看看汉武帝的《天马歌》，马从西极来，是要向东向南腾飞才对呀。现在我们不妨倒过来，为西北人东进说说。“通一线于中原，达南国之诸地”。这不是更居高临下吗！

　　所以，我们还是要“走出武威看武威”。

　　走出武威，就是要走出观念的“狭口”，放眼世界，以比较超脱的态度和比较开阔的视野来看待武威的成就、问题和前景。只有看清自己头脑中那些东西是陈旧的，过时的，自己的文化中那些东西是落后的，封闭的，才能彻底换脑，更新观念，发展文化。武威人也曾以“跳出武威看武威”为题展开讨论过，想来用意也在于此。但我只所以说“走出”而不说“跳出”，则是因为只有“走”，只有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地走，才能有真感受、真体验。

　　比如南方人感慨“东风不与周郎便”是嫌中央给他们的优惠政策还不够；西北人感慨“春风不度玉门关”是嫌中央给的钱总是少。南方人要的是“政策”，西北人要的是“票子”；一个要的是“造血机制”，一个要的是“输血管子”。即使中央给了同样的“眼睛”，看法也不同。广东人看着的是那只“闭着的眼”，西北人看着的是那只“睁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在议论“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结果南方上去了，西北落后了，上海抓住了新的机遇，外滩崛起了，北京则在不停地说话。这就是西北人观念与文化的差距，也是武威人观念与文化的差距。而最影响武威发展的是地域封闭意识，传统保守意识，小农意识和小市民意识深厚。用俗点儿的话说，即“小富即安”的惰性思唯较强，不叫不到，不给不要，不吵不闹，“受得了穷，吃得了苦”，“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武威的核心问题是：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缺乏自己的特色。

　　在全国99座历史文化名城中，武威在第二批公布名单中排名“甘肃第一”，第二是张掖，第三是敦煌，天水是第三批才公布的。然而排名“甘肃第一历史文化名城”的武威现在却落后了，缺乏自己的文化特色品牌。天水人把“伏羲文化”做得有声有色，后来居上，“羲皇故里”成了华夏儿女朝祖的圣地。“敦煌文化”成了世界“显学”，当然不敢相比。嘉峡关的魏晋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请问凉州文化有什么特色呢？是“天马文化”、“石窟文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西凉伎乐文化”、“文庙文化”、还是“酒文化”？似乎谁也说不出来，表现在城市文化上它“雅”不够，“俗”也不够，即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武威人自嘲兼自慰的说话，叫“以无特色为特色”，然而如果表现不出特色来，岂非“不出色”？

　　事实上，武威文化原本是应该“出色”而且也不难“出色”的。这个特色就是前面诸文化的“集大成”。但武威人总是躺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中长眠不醒。比如，《丝路花雨》、《大梦敦煌》以他的大气磅博而成震撼世界的艺术经典作品。但中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音乐瑰宝，唐太宗宫廷乐舞十部之一的《西凉伎乐》却仍沉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追根寻源，《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的艺术之根、表现手法恰恰源于西凉乐舞，它的突破在于西凉乐舞和飞天的优美结合。唐太宗才貌双全的弘化公主西嫁吐谷浑的经典故事等待《西凉伎乐》去表现。那天，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弘化公主“或如惊蛇”“或如轻燕”的矫健舞姿和凉州男儿出现在京城的舞台上，大型电脑屏幕上，随着西凉乐曲而一行行滑过的是诗人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大型舞剧《西凉伎乐》震动京城朝野，震撼世界各国。但这个梦需要武威人的大眼界、大气魄、大手笔去圆。然而武威人似乎胸襟不大，魄力不够，底气不足，手脚放不开。“唯有凉州乐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杜牧《河湟》）。先人留给凉州人的品牌如此知名，我们都还挖崛不够，怎么能让“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健《凉州行》）呢？怎么能让历史文化名城再现昔日之辉煌呢？不过，问此一问，也真难为了现在的“犁园子弟和凉州”（王昌龄《殿前曲》）了。

　　城市雕塑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脸面。一个缺乏雕塑的城市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城市。武威城市文化建设缺乏“品牌”、缺乏魅力的根源似乎也正在这里。武威人本是极要面子甚至“死要面子”的，但死要面子的武威人却没给他的城市赏个好脸好面。站在武威文化广场，看着“腾雾凌空、踏燕追风”的城标铜奔马，忽然觉得它是那样的孤独无助，才“昂首嘶鸣”的。大气的城标需要大气的城市雕塑群来壮势壮威。不要说这个用方块积木堆成的生硬笔直缺乏曲径通幽之美的“井”字型城市（这也是北方城市无水而曲的通病）没有雕塑群，就连文化广场的几个雕塑亦显得那样小气、寒酸。

　　我总希望雷台公园的西面成为凉州的北大门“雷台广场”，而不要被拥挤的楼群住宅占据。这个广场的基调是绿色的草坪，草坪上是气势不凡、雄伟状观的特大雕塑群“铜车马仪仗俑”。周围是松柏、花坛、喷泉，并与海藏禅林相连。我希望街道居民花园里也多一些草坪，雕塑，喷泉，更希望南城门楼落成后，左右的城墙能适当延伸，而前面能成为武威的“南门广场”。先人们毕竟在老城隍庙门前给我们留下了文化广场，新武威也应该给后人留下一点小恬的绿地和空间，但武威人仍然似乎胸襟不大，底气不足，缺乏创新意识。结果，东南西北的城市季风吹进武威，只不过“吹皱一池春水”，却不能形成“祁连磅博拥孤城，文物当年似两京”的昔时盛景。

　　那么，武威的城市人格缺乏什么特色呢？尽管武威现在已经有了日新月异 变化，20年前武威城的商业门面二层半高的百货大楼早已显得那样的渺小；10年前西小什字四层高的商业大厦也失去了她的风采；凉州市场、农贸市场、建材市场、蔬菜批发市场、义乌商贸城、丽达商厦、城建大厦、信合大楼、工商银行、皇台大厦等等大型市场和高楼大厦一个个崛起，老店错落的东关街也翻修一新，清朝留下的模样一去不返，城市规模更是扩大了许多。但这个城市的增高速度仍然是有限的。如果一定要用楼层来代表武威的经济水平。那么，武威还处在十六层的水平以下。超过这个水平只能是空中楼阁腹中空了。比如皇台大厦，那个高高的脚手架至今还撤不下来。就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人可以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争赶深圳速度的雄心，但不可以有超越实际水平的实践。那样的实践只能叫“蛮干”，不能叫创新。高楼和经济尚且如此，人的文化心理的改变更不是一日之功。毕竟，武威历来都是一个闲适安逸的消费城市。武威人也历来就是自得其乐过小日子的人。道路的拓宽硬化和高楼的崛起并不能改变这个城市闲适安逸的气质。就象新潮的服饰遮掩不了腋臭的气味，豪华的装修并不能掩盖其朴野粗犷一样，武威人的文明水准还处在较低的层次。所以，武威城的清洁工总是很累，从早到晚不停地挥动着扫帚，总也扫不净满街的瓜子皮纸屑和垃圾。因此，一个人在武威住久了，就会被弥漫于这座城市的闲适懒散的气氛所浸染，变得大大咧咧，随随便便了。就连文明程度极高的老外也会被浸染而“入乡随俗”。《武威报》就曾载过一则报道，记者见一老外看完雷台汉墓走在大街上随地吐痰，就追上去采访，问你们西方人的文明程度不是很高吗？怎么也随地吐痰？老外两手一摊用笨拙的中国话说：“我见你们随地吐痰也就随地吐痰，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叫‘入乡随俗’吗”？

　　不文明的凉州人竟能浸染得文明的老外“入乡随俗”，可见，重新塑造凉州人文化心理和城市人格的任务远比城市改造的任务繁重而艰巨。

　　所以武威的问题，还在于它的精神文明建设。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关注的一件事情。而精神文明则是城市建设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武威的做法是重市容，而不重民心。重硬环境的整治，而不重软环境的改善。 事实上，武威精神文明建设最主要的问题，不在市容，而在民心。亦就是把精神文明的种种要求怎么样变成人们自身的内在素质，变成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否则，你即便在街面上铺满绿色的地毯，仍有人会随地吐痰，乱扔烟头果皮与纸屑。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厦门，学学大连。一个合格的厦门、大连市民，甚至到了外地，也能自觉做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和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如果找不到垃圾筒，他们就会把这些东西捏在手上，直到找到垃圾筒为止，不要说在自己的城市了。而武威人的文明基准就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那两个城市太美了，以至我领妻子转了一圈儿后，妻子一眼认准的生活富地不是北京，不是夏门，不是青岛，而是大连，说能在大连度过下半辈子，也就不枉跟我一生、来此一世了。我说你做梦吧，我一个从农村混到小城的乡下人，已经很知足了。其实我是很不知足的，也有两次逃离这个城市的机会，但两次都被这个城市留了下来。不为这个城市多一些思考，就觉对不住这个城市了。

　　然而，作为一个学者型官人，我更关心的并不是武威人和市委、政府做了些什么和怎样做，而在于他们这样做时的那种心态，许多人都注意到，武威人无论是在建设自己的城市，还是在维护自己的城市时，态度都不自律、自如、自然，还缺乏像装饰和打扫自己的小家那样来爱护自己的城市的意识，亦就是对自己的城市没有一种“家园之感”，正是缺乏这种“家园之感”，武威城才不得不依赖于交警队、城市监察队或罚款单的监督来勉强保持街道的洁净和车流的秩序。也正是缺乏这种“家园之感”，我们才不能像大连、厦门人服从内心道德律令一样，不做有损自己城市形象的事情。而把自己城市当作自己小家来看待的“家园情愫”正是现代城市文明最需要强化的城市社区特征。我们知道，对自己家乡的尊崇和偏爱，是人类一种共同的情感。武威人的内心并不缺乏这种情感，只是没有调动出来。只有到了大家都觉得“唯我武威独好”的那一天，武威人的“家园之感”才是真实的，武威城的漂亮、美丽才是真实的，永恒的。子不嫌母丑，汉更不嫌妻陋，只要心中有一份共度患难的真情，这妻就是美丽的。一个城市亦然。

　　武威的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武威人的文化性格中，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

　　比方说，武威人是保守呢？还是开放呢？便很难说。一方面，武威人的确很保守，很封闭。经济发展上，总是缩手缩脚，怕这怕那，说的比做的多。‘讨论’的比‘研究’的多，‘研究’的又比‘实施’的多。中央给了政策，南方人只做不说，我们是只说不做，还要动员全民开展“大讨论”。结果好多的机遇就在“讨论学习”中白白丧失了。等你真正实施起来，人家早已跑到了你的前面。比如张掖，比如酒泉。更要害的问题是许多人根本就不敢去吃螃蝎去创新的事业。不敢，或不愿，或不屑尝试“新口味”，才真正是武威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武威人又是非常开放的。在西北同等规模的城市中，武威的消费市场、饮食市场、娱乐市场是规模最大的也是最能接纳的。广东的生猛海鲜，四川的麻辣火锅，成都的茶摊文化一进武威，就大受欢迎，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结果武威人的钱都进了外地人的口袋。看来，在武威，对口味的开放比经济的开放更容易，接受享乐文化比接受吃苦文化更便当，这可真是怪事！

　　又比方说，武威人是胆大呢，还是胆小呢？也很难说。一方面，武威人常常给人以“胆小”的印象。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上海人什么国都敢去，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东北人什么架都敢打，晋江人什么私都敢走，河南人什么假都敢造。武威人敢什么？好像什么都不敢。但是，另一方面，武威人胆子又并不小。除了“武威人什么娘都敢骂”外，110天天跑，罚款单天天开，市纪委禁止麻将和禁止工作期间饮酒的“两禁”规定铁令如律，武威人茶摊照泡，麻将照搓，“拖拉机”照推，怕丢官罚款怕被抓又要想法儿玩，你说这是胆小还是胆大？不好说吧？

　　依我看，武威人并不缺乏“胆量”，但缺“闯劲”，并不缺乏“定力”，但缺“激情”。甚至武威人自己也承认，“爱拼才会赢”的南国精神不属于武威。武威人的精神恐怕只好说是“爱泡精神”。他们实在是太爱泡茶摊，爱泡麻场，爱泡饭局，爱泡酒场了。“爱泡”远远超过“爱拼”，以至在饭前半小时也要搓 上一圈麻将，推上几把“拖拉机”，名曰“经济半小时”。由此看来，别的地方是“玩物丧志”，武威是“泡麻丧志”和“泡茶丧志”！小小一杯茶，当然泡不掉闯劲和激情，但武威茶文化的台词不是：“茶杯搭台，麻将唱戏”，就是“茶杯搭台，酒杯唱戏”啊。如此的泡麻泡酒泡茶，岂非证明了他们缺乏一定的闯劲和激情？

　　总之，武威人的“胆小”不是“胆小”，而毋宁说是“慵散与懒惰”；武威人的“胆大”也不是“胆大，而毋宁说是“无所谓”。所以，有了“无所谓”的心态，武威人不管干什么，也就是个“应付劲儿”，武威人有句口头禅，叫“混”；还有个常用的词叫“不赖”。这两个字一结合，中间的什么情态就都出来了。在他们看来，人生在世，也就是个“混”字。比方说，混日子，混个事儿，混口饭吃等等。唯一的区别是混得好还是混得不好。混得好的，能混个一官半职；混得差的，也能混个肚儿圆。但不论好歹，能混下去，就算不赖。工作不好、经济来源很少的小市民和那些正宗的“老凉州”呢，就只好认命。既然“命里有的跑不掉，命里没有莫强求”，那么，就没有必要去争去抢去要，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怎么怎么了而自己没能怎么怎么，就浑身不自在，一肚子的别扭。与其自个儿和自个儿过不去，还不如“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了眯着”。早晨起早点，到早市上讨价还价买一些便宜的疏菜。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混”，是一种把啥事儿都看透了后的无可奈何。于是，无可耐何到极点，反倒变得平和。有了这份世故和耐力，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也没有活不了的人。

　　显然，武威人这种世故，是武威古城的智慧，也是农民的智慧。武威一年只种一茬庄稼，农业生产周期长，没吃的了要能等；工厂效益不景气，几个月发不了工资，没钱花了要能忍。正是对无奈世事的这种忍耐劲儿，使武威人先前的豪雄之气，质朴之性，锐锋钝减，棱角顿挫，而变得无所谓了。以致失去了城市人格的魅力。

　　总之，最不喜欢“差劲”的武威人，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文化和塑造自己的城市人格时，似乎恰恰差了一把“劲”。

　　这是武威文化之谜，也是武威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难题。这个谜得靠武威人自己去解。这个难题也得靠武威人自己去解决。而且，一旦解开，武威一定会让世人刮目相看！

　　第一卷 第五章 圈子武威

　　一

　　闲话武威人，须先读懂武威的地域。

　　读懂了武威的地域奥秘，也就找到了解开武威人文化气质文化人格的钥匙。

　　许是老天爷衷情于天祝、酷恶于古浪、厚爱于凉州、刻薄于民勤的缘故，天祝的山苍松翠柏，古浪的山寸草不生，凉州的地良田万顷，民勤的地黄沙肆虐。确实，你自河西走廊东去兰州，过了古浪峡，看见满山苍松翠柏的地方必定是古浪与天祝的地界。而凉州与民勤的地界更是泾渭分明，两县区以洪水河为界，河南一片绿洲，河北大漠连绵。不仅如此，老天爷下雨更是日怪，有时洪水河南大雨瓢泼，但一过洪水河桥却滴雨不下，烈日暴晒。所以“民勤一年内多晴天，多风沙，即使偶尔飞来一片乌云，虽如山倾峰崩，大有瓢泼之势，但在倾刻之间，云雨不是被干渴的大气蒸发殆尽”，（潘竞万《凉州史话》），就是被西北风吹到武威去了。

　　这就是河西走廊的门户——武威。在一块不大的地盘上，即拥有草原又拥有黄土大山，即拥有绿洲又拥有沙漠。这种特殊的地域造就了特殊的地域文化。如果说，武威是一个大圈子，那么，这个大圈子里还有界线分明的四个小圈子。命名之，即草原圈，山地圈，绿洲圈，荒漠圈。

　　最先发现武威这种圈子特征，并将武威人与地域圈挂钩来研究武威人特征的是清代武威的著名学者张澎，他把武威比作成了一个人，把四个圈子的人在人身上的部位对了号，入了座。他说“天祝为头，古浪为喉，武威（今凉州）为腹，民勤为足”（《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我为这个形象的比喻叫绝。那时还有永昌县，张澎竟未把永昌归在武威这个大写的人身上。是否是老头子早就意识到了永昌迟早是要离开武威，算不得武威人的？天祝的确是头，因为它的头顶上有最浓黑的头发，那一望无极的森林和草原，这样的头发当然是最为秀美的；如果将古浪比作头就不行，一则方位不符，二则古浪的山象和尚头，谁爱秃顶？古浪只能是武威的咽喉，军事要塞古浪峡不是咽喉是什么，不是武威的门户是什么，“峡门控五凉”啊！凉州为腹，也很贴切，因为凉州是武威最平坦的绿洲，是产粮大区，有了它，武威人就不愁吃不饱肚子了。民勤为足则更妙，那巴旦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不正是武威足上穿的一双大沙鞋吗。另外，“足”主行主走主跑，民勤人因环境所迫，爱往外跑，才有“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那一奇观的。因而，武威是站在北国风沙线上的一个巨人。他为南国守着要塞，挡着风沙，护着和平，送着文化。汉武帝才说武威人威武。

　　二

　　武威即是一个大写的人，但又有界限分明的圈子。

　　在中国文化里，形成圈子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地域”和“籍贯”。

　　不同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文化气质，或刚，或柔，或憨、或狡、或粗犷、或细腻、或耿直、或油滑。

　　武威也一样，草原上盛产酸奶亦产激情，山地里盛产贫困亦产厚重，绿洲上盛产富庶亦产懒惰，荒漠里盛产梭梭亦产坚韧。而且，这种圈子文化在历史上就已形成了。《五凉全志·风俗志》载，历史上，天祝人“自爱”，但“乏厚藏之廪”。古浪人“情厚”，但“礼不及庶人”。凉州人“壮猛”，但“是礼而礼亡”。民勤人“勤劳”，但“重利而轻义”。《五凉全志》又说，四个圈子里的人都“无奸淫之技”。这就有点“捏住鼻子哄嘴”的买乖味道了，“无奸淫之技”，清朝时凉州城里的妓院生意怎么那么兴隆？

　　生活方式和文化气质，是互为因果的两个东西。生活方式亦即“活法”，文化气质亦即“文化性格”。比方说，清朝时凉州人“壮猛”，所以那时凉州人的活法讲究排场与奢侈。亦就是俗话说的“死要面子”。“今凉地会请亲友，客至，先用乳茶、炉食、油果，高盘满桌，是未饮之前，客已饱饫矣。茶毕，复设果肴，巨觥大瓯，哗然交错，是未饭之先，而客已醉酒矣。已而上以五碗，佐以四盘，而所盛之物，又极丰厚，究之客已醉饱，投箸欲行，是名为敬客，实夸席丰”（《武威县志》）。这种以“华丽相尚”的生活方式就连“贫者亦多效尤”。而且越是客人喝彩，越要七碟子八碗上，狠不得把自家的全部美味都贴在自己的脸上，给客人看。

　　这种风气与其说是热情好客，勿宁说是死要面子穷讲究。结果是在客人面前大大露了一回脸，客人走后却受着饥寒。究其弊“始自绅衿富户，夸多斗糜”；而中产以下，也不自量力，“互相效尤”（《武威县志》）。

　　清朝时，民勤人的活法又不一样，民勤人“勤劳”，所以民勤人活得精细而俭朴。即是“款洽宾朋”，也不“无故燕饮”；即是家境“殷实者“亦不随便铺张”。他们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而不在人面前穷摆裸，耍排场。即使婚嫁“酒馔亦俭”。丧葬更无武威人的“宴会、演剧之弊”。民勤人生活上俭朴，却极重儿女读书。家境再贫，那怕“采野产之沙米，桦豆以糊口”，也要儿女从师读书。所以民勤在明清时期就形成了“文社寒暑不辍，书声昼夜相闻”的浓厚文化氛围。“故向来科目甲于河西”。民勤人的这种活法在《镇番县志》上记载得清清楚楚，而且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好耕书田的民勤人还坐着甘肃文化程度最高的头把交椅。

　　显然，清朝时武威人之间，活法向左，最为矛盾的是凉州人与民勤人。一个大方，一个小气；一个好打肿脸充胖子，一个干啥事儿都要算计再三。这种互为对立的活法，就成了平日里互相挖苦的话题。比如民勤人的这种活法，凉州人就看不上眼。常说，什么“款洽宾朋”？简直就是“小气”。同样，凉州人的活法，民勤人也不以为然，什么“高盘满桌”？“穷大方”，“死要面子”罢了！古浪人和天祝人即不大方，也不小气，何况两县还在一个锅里搅过三年勺子，也算有一家子的情宜，所以，古浪人闲话天祝人，或天祝人闲话古浪人的话题就较少。既然古浪人和天祝人即不大方也不小气，活法上就与凉州人和民勤人有相同之处，比较兼容。有一个现象就很有趣，民勤人挨饿时，虽然也向凉州人张过口，但没想在凉州农村的地盘上生活，虽然“天下有民勤人”，但凉州农村没有成堆的民勤人。民勤人成堆的是古浪，海子滩镇多数就是民勤人。有一个村一千多口人，基本是清一色的民勤人，古浪人只有四五户。县上领导下乡，问老乡：“你们村里外地人多不多？”老乡说：“不多，也就是个四五户吧。”领导又问：“这四五户外地人都是哪里人？”老乡又答：“都是古浪人。”领导就会心地笑了。古浪人收留了民勤人，民勤人倒把土著古浪人当成外地人了。这也说明，古浪这块土地是能留人的，能容人的，不排外的，能让外地人安心舒适的生活的。

　　这就是圈子与圈子之间的差异。

　　三

　　圈子的差异，说到底，是文化的差异。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圈子也有不同的活法。这些活法，就构成了文化。而我们读武威，更主要的是读武威人现在的“活法”。

　　今天，新的时代气息和人文精神已促成了新的“文化气质”。比如，天祝人不但“自爱”而且“憨厚”；古浪人不但“情厚”而且“诚实”；凉州人不但“壮猛”而且“耿直”；民勤人不但“醇朴”而且“勤劳”。这就构成了武威人憨厚、诚实、耿直、勤劳的新的整体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

　　这种气质表现在为人上则是：天祝人热情好客，古浪人以诚相待，凉州人朴野耿直（由“壮猛”演变而来），民勤人礼赏往来（由“重利”演变而来）。

　　到天祝藏族人家里座客，不管生人，熟人，亲戚，朋友，看看给你熬清茶、酥油茶的程式和劝茶的路数，听听他们给你唱的花儿，你就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热情好客”了。有一次我下乡入户调查，有一家的庄门锁着，正要离去，房后的山坡上传来了银啷啷的声音：“钥匙就在门头顶里，你先进去了喝茶，我就下来。”往山坡上一望，女主人正在山坡上放羊。对一个陌生人毫无戒备心理，还告诉了钥匙的秘密，就觉藏家的民风纯朴得很，好客得很。这在汉族人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古浪人生活条件相对差些，没有肉，没有好茶，来人了也就是个态度，以态度之诚来弥补物质之不足。凉州人为人处事多直来直去，没有多少弯弯绕，也没有多少讲究和程式，谈事儿谈妥了就是朋友，谈砸了，有时也能立码儿拉下脸来。民勤人讲究有所为必要有所得，多不结交那些务虚不务实、只卖嘴儿不帮忙不办事的酒肉朋友；但若你给了他一口，他就很可能给你一斗。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

　　武威人中，为人处事各有特点，各有千秋。工作精神上也就各有所长，比如天祝人较为吃苦，信奉的是埋头苦干，缺点是脑筋急转弯学的不如儿童好。古浪人较为务实，不喜欢事事张扬，不足是做事不细，像百姓的碾子，粗了就行。凉州人较为开拓，出经验快，丢经验也快，墙内开花墙外红的事，在凉州就较多。民勤人较为细致，做啥事儿都讲究个有眉有眼，有声有色，有眉眼就须要有样有板，有声色就须要好听好看，宣传机器开得就比谁都好，过于张扬又是否是美中之不足呢？

　　这种精神的差别，也造就了文化的差别。反映在文化人上则是：天祝多出诗人，古浪多出小说家，凉州多出学者，民勤多出记者。诗人是草原上的风吹出来的，酥油奶茶喝出来的，格桑花儿唱出来的，处在那样的环境里，不是诗人的人也就有了诗人味。小说家是艰苦生活和艰苦环境磨炼出来的，古浪人有太多的苦要诉，太多的人生故事要讲，一个赵老讲了一辈子还没讲完，新的小说家就成长起来了。凉州历史文化太丰厚了，太博大了，太精深了，这样的地方，自然是生长学者造就学者的地方。民勤的交通太封闭了，若大个地方只有一个出口，就需要多条道儿让外人了解民勤，知道民勤，这样的需求下，一个记者不够，两个记者也不够，需要层出不穷的记者不停地喊才行，民勤多记者也就成为自然了。

　　四

　　武威人中，文化气质的不同，造就了生活方式上的不同。比如，反映在家庭生活上的差别就很明显：天祝人干净，民勤人勤俭，古浪人朴实，凉州人懒惰。

　　确实，你去天祝深山百姓家座客，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天祝人的住房条件虽然赶不上凉州人，赶不上民勤人，也赶不上古浪的川区；天祝人盖房也不学凉州、民勤、古浪人，三五口人动辄就是四合院，不盖上十几间把那院儿盖严不罢休。天祝人的房屋，不论过去的破旧房，还是现在的小康住宅，三五间足矣，但家家的屋子里收拾得都很干净，炉子、茶壶、炕桌经常擦得贼亮贼亮的，炕上的被褥即是旧得补了补丁也洗得干干净净，供台上没有花瓶放，也要把充数的酒瓶儿擦得一尘不染。上面来人检查农村卫生，天祝人也不刻意准备，因为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这就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最脏最乱的就是武威人的家了，不知是忙那“一亩三分地”没有时间收拾，还是压根儿就很懒。狗娃和三宝进了凉州城，狗娃说“这柏油路比三宝家的书房炕还干净”。三宝听了骂他放屁。狗娃说：“你家就是脏，那天我去你家，回来时粘了一屁股灰和馍馍碴。”三宝说：“庄稼人谁家不是那个球样”（雪漠《长烟落日处》）。凉州人卫生条件差并不仅仅表现在炕上，关键在门前院落和村巷里，比如新华乡一带，出了庄门，就是草垛成堆，牛粪驴粪遍地。而且专要把驴牛粪往门前晒。院子里也不大怎么地扫，鸡粪满院，和那漂亮的砖房形成了显明的对比。民勤人则和凉州人刚好相反，住宅多是前后院，人居前，牲畜居后，净与脏泾渭分明。古浪人则界乎天祝人与凉州人之间，净与脏与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直接相关。可见，不同圈子有不同圈子的生活习惯，而同一圈子的人，由于文化气质相近，当然也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

　　其实，这样说怕是会挨凉州人责骂的。天祝人干净，凉州人懒惰，更有深层次的原因。天祝山大沟深，种子撒到山坡上，就靠老天爷的赏脸了，不浇水，不施肥，除了放羊放牛，没有多少事做，有的是闲时，而屋子里又无多少卫生可讲，过来过去，就是院子、炉子、桌子、茶壶与被子几样活，自然就收拾干净了。凉州人懒惰恰恰是因为太忙的缘故。凉州人地里活多，一年四季，几乎没有闲的时侯，犁地，施肥，下种，除草，浇水，套种，夏收，秋种，秋收，冬天又钻进了日光温室，实在太忙太累。男人回到家就想躺展了睡一觉，女人回来又须赶紧进厨房做饭。家里家外的卫生就不怎么顾得上了。

　　五

　　又许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缘故。处在不同圈子的人又有不同的活法。比如，天祝人爱喝，古浪人爱玩，凉州人爱逛，民勤人爱谝。所以，若组织四个圈子的干部去外地参观学习，或是工作之余，四个圈儿的景观往往是：四个天祝人在喝白酒，四个古浪人在玩麻将，四个凉州人去逛大街，四个民勤人在谝闲传。

　　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喝酒，武威是酒文化的故乡，四个圈儿的人其实都爱喝酒。只是天祝人的肚子大，普遍能喝。圈子流行的那个有名的段子：“民勤人的场子凉州人的酒，天祝人的肚子古浪人的手（拳好）”。说的就是酒场上天祝人的能喝，古浪人的能花，凉州人的买单，民勤人的精明。

　　玩更不是古浪人的专利。玩心太重，其实是凉州、民勤和古浪人的共同毛病。比如玩麻将，三县的人，不论吃皇粮的干部，还是吃土地的农民，对麻将的爱好程度，打麻将的社会氛围，就很难分出上下优劣与子丑寅卯来。更何况，凉州、民勤的娱乐条件其实比古浪好，跳舞有歌厅，洗澡有桑拿，凉爽有树林，喝茶有茶摊，而古浪山大沟深，条件困难，基层干部洗澡没池子，看戏没场子，天黑没处去，除了看看电视，搓搓麻将，还能干啥？这和困难时期的山里百姓“犁地靠牛，出门靠走，点灯靠油，娱乐靠球”是一个道理，都是条件所限。即是县城里的人也不行。因为古浪城太小，“山似剑分双壁立，县如斗大一城团”（无名氏《初秋过古浪》）。俗话又云：放一个响屁全城的人都能听见。城小见面就都是熟人。你若去跳舞，说不定你今日跳罢，明日就满城风雨了。而凉州、民勤经济相对发达，观念相对超前，对此也就见怪不怪了。所以古浪县城的人要乐，也只有搓搓麻将，一般是不跳舞的。

　　当然，单用“条件说”并不能自圆其说。同样是山大沟深的天祝人，那怕是乡里人，却是武威这个大圈子里最不爱玩牌赌博的一族，他们钟情的是草原，骑马，酥油茶和青稞酒。因而还有“地域文化”不同的因素。

　　凉州人的爱逛，可是其它圈子中人望尘莫及的。不信，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你到凉州街头观观景，人那个多啊，可是河西一大景观。外地人不理解，武威街头为什么那么多慢慢悠悠的步子，那么多无所事事的闲人呢？其实，这是武威城人气太旺的缘故。武威缺资源缺水，唯独不缺闲人。所以，游的，逛的，说的，喧的，笑的，闹的总是很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峰来武威给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作领导管理科学讲座时，对武威了解了一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慢”是影响武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慢”，不仅指经济发展速度上的慢，更指人文环境上的“慢”，慢悠悠的步履，慢悠悠的情态，慢悠悠的作风，也就是这个城市的人文环境太闲适了。民勤人的爱谝，是谝闲传，谝故事，但也爱谝顺口溜挖苦别人，讽刺自己。民勤人文化程度普遍高一点，就想在嘴上赛过他人。但谝也是一种玩心，它同样是以浪费时间为代价的。

　　总而言之，天祝人的活法是“诗意”的。古浪人的活法是“哲学”的。武威人的活法是“文学”的。民勤人的活法是“数学”的。所以，天祝人多一点浪漫，那怕肚儿吃不饱，也不忘在喝罢青稞美酒后唱两句民歌；古浪人多一点思考，干啥都怕人说闲话，结果还是被人说了闲话。武威人多一点夸张，生活中便离不了名不符实；民勤人多一点算计，啥事儿都要算出个精细来。

　　六

　　“人以群分”的结果，又形成了特殊的“老乡观念”。所谓老乡，就是同耕一块土地，同饮一河水者。而圈子是老乡的重要标志。圈子一旦形成，难免“资源共享”、“利益均沾”、“祸患均摊”。这又是中国人人情法则中普遍遵循的一条原则。更难免“党同伐异”，严格按照“内外有别”的原则进行交往。把圈内人视为知己，把圈外人视为外人。

　　比方说，几个民勤人在一起，因为都是“自家人”，就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而且可以相互开点“出格”而又无伤大雅的玩笑。如果这时来了一个外县人，因是圈子以外的人，算不得老乡，则玩笑立即停止，甚至大家都不说话，弄得外县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十分尴尬。至于略带隐私性的信息、传闻、小道消息，也首先在圈子内部传播，而且传播时还往往要加以叮嘱：“此话不出门”。尤其是关系到某种实际利益和职位升迁的消息，更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能让圈子中人“近水楼台先得月”。

　　这种圈子意识、老乡观念唯独武威特别。比如张掖、临夏、甘南等地（州）的人，只要出了地州，不论来自那个县市，都承认自己是张掖人、临夏人、甘南人；而不说自己是高台人、河州人、夏河人。因为他们尽管籍贯不同，但圈子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一致的。但在武威市，天祝、古浪、民勤人到了省城，人问你是那里人，一般都只说是天祝人、古浪人或是民勤人，绝不说自己是“武威人”，好像不承认自己是武威所管辖了近2000年地盘。出了甘肃，就一步跳到“我是甘肃人”这一更大的圈子了。

　　就连武威曾经管辖过的景泰县，也是如此，景泰县划归白银市管辖后，景泰人出了门，既不说自己是武威人，也多不说自己是白银人，只说自己是景泰人。

　　只有凉州人才说自己是“武威人”，也说自己是“凉州人”。

　　其缘由就是武威是地域特征、地域文化及民俗和语言特征鲜明的四个圈子。其中，民勤人的老乡观念最重，最爱“抱团儿”、“扎堆子”；凉州人一般不起群，但较古浪人重圈子；古浪人即不起群，也不合群，相互间走动较少；天祝人之间则较松散，相聚相合时多以酒为媒，一旦抱起团儿，就极重感情，抱得很紧。排比出来则是：民勤人紧密团结，武威人哥们情深，古浪人互不往来，天祝人不冷不热。

　　雪漠小说《长烟落日处》里，那位凉州八爷就感慨地说：“唉，凉州人都一个球样，富了贵了就不认人，不像民勤人，民勤人出了门可认老乡哩”。

　　七

　　大抵，武威人的文化气质，尽占了西部人憨厚、诚实、勤劳、粗犷、豪放、质朴的特点。这种共同的个性特征，在倡导诚信社会的今天，是一种具大的、无形的文化资产和品牌，只要稍加梳理和弘扬，就能在经济交往中以“诚信”走向天下，傲立世界。不象河南人，在一片国骂声中，省委、省政府还要艰难地回过头来，创建“诚信河南”，补上“诚信”这一课。但这也说明，河南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诚信”在市场经济竟争中的重要性。我们没有这一弯路，这是我们建设美好家园的人文基础。但是，有了基础，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认识到了“诚信”的价值和“诚信”的重要。诚信的另一面，就是同舟共济，相互理解，团结一致，集中智慧，共谋发展。然而，我们的圈子之间，理解却不易。深度的理解更不易。如果仅凭良好意愿，凭“水到渠成”，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目标。即 使四个圈子相处密切，即使利益相同，也不能说一定。不是有云：爱你最爱的人是最难的么？

　　自汉武帝耀武扬威地设立武威以来，这四个圈子中人就被归在了一起。两千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进进出出，武威的地盘，大了又小，小了又大，这四个圈子中人始终没有分离。

　　按理，时空的胶已将我们粘牢，为何还有一堵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墙推不倒，还有四个小圈圈存在？还有多层面多功能的交往中新的复杂性存在？

　　有圈圈，必有成见，必有微妙的难以言传的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的心理和表现存在。

　　我不得不想起弗洛伊德《文明的缺憾》，所谓“较小差异”这种著名的烦恼。眼界才觉柳暗花明。西班牙人不喜欢葡萄牙人，德国人不欣赏奥国人等等的往事，放在世界上看，明明年是近邻是同根，却不易谐和。这类事情，国内更多。苏南苏北，闽南闽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金华以上以下，不胜枚举。是否有“部落意识”的狭小习惯在底里作怪？再往后里说，是否农耕文明时期留下的“小农意识”依然根深蒂固？毕竟，从封闭走向开放，我们才经过了二十年时间。至今，处在深山的老百姓和民勤湖里的老百姓，有的还没见过火车。

　　然而，即是有上述所有的碍难，我们仍然坚持。不仅因为需要，而且因为可能。撤地设市，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具体说是一个淡化小圈圈意识，强化大圈圈意识的良好开端。最大的圈圈莫若爱国，最小的圈圈莫若爱家乡。不爱家乡何言爱国，不兴家乡何言强国？求团结，求一股劲，求大干快干，其根本不在求同存异和庸见成见上，而是一种文化人格的趋同，一种蕴蓄着未来更趋谐和的魅力，所谓“一见兴咏叹，再来发深衷”（唐人高适诗句），是深衷激发的缘起，谐和形成的缘由。

　　如今，汉唐的雄风早已刮过，但武威边关，一场场的战争，一场场的流血，为中原稳固而留下的那种雄宏大气依在，誓死守边的精神仍在。历朝历代，政局更叠，备历巨变，武威人对朝庭与国家的忠心，于我，身知；于君，心知。即便在“力尽关山未解围”之际，武威人仍然坦然面对，一壶酒下肚，就有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豪放与大度。古希腊诗人纪念斯巴达三百勇士死扼关隘顶住波斯大军的功劳，作《温泉关铭》：“过路人，请捎话回乡，说我们遵照命令，都倒下在这里了！”这种精神和武威将士“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精神何其一致。人类最博大的情怀与精神，武威人自古具备了，中华民族的热血与心智，武威人自古具备了。    难道，在今天，我们原来的骄傲，共同的精神，将被物欲化为徒劳了么？这个疑问，不正是武威心之所恋，魂之所依，生死历劫的宿愿，我之为我的本来面目么！世事不论怎么变化，这精神分明还在，倔强地活着，有时是满目热泪地活着，在我的心中！可疑问还是浸透了一切，化为我们生存的另一番滋味。

　　二十年，我们处于开放的态势已久，重振丝路雄风，重新找回武威在河西走廊龙头老大的地位，不是自作多情，而是历史的重任。在这征程上，重塑武威人的文化人格，整合我们的精神问题，便无可回避。我所有对四个小圈圈人生活方式的解剖，落脚点就在这里。我们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团结，这既植根于共同的历史命运，又发生于共同的文化疑问。传统深处和人心深处，在这一点上是交叉而汇聚的。一个“市”，就是我们的精神汇聚点。我们必须高扬这面旗帜，弘扬这种精神。当然，还需要大气，需要开拓，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敢拼才会赢的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取掉“圈子意识”，学会兼容，相互团结，取长补短，同舟共济。

　　第一卷 第六章 方言武威

　　方言中的“圈子特征”

　　一

　　“圈子文化”造就了“圈子语言”。

　　“圈子语言”即是民俗的，也是地域的。

　　解读武威，不能不读读武威的“圈子语言”这一地方风味很浓的文化。每一个人都是从无到有的，即来自天地，又来自父母。不妨就从人的来世说起。比如女人们生娃娃的“生”字。处在不同圈子中的人就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内含了不同的生存理念。

　　凉州方言不说“生”，而说“下”。“老嫂子，你家媳妇下了个啥？”“唉，下了个丫头子。”百姓如此说，连乡长书记也防不住“下”从口出：“今年我乡共下568人，其中下男298人，下女270人”。外地人听了就觉得可笑，凉州人咋就把“生娃娃”叫“下娃娃”呢？中国的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人是最尊贵的灵长类动物，因而叫“生”，其意蕴含了“生育”外，还有“生活”、“生产”的意思，亦即人具有劳动、创造的特征。“下”是针对牲畜而言的，只有猪狗牛羊繁衍后代才可叫“下”啊。

　　我至今没搞清凉州人爱说“下”的文化缘由。可能与凉州人的性格直爽、豪放有关。因而说起话来爱将人与动物相提并论。再者，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猪狗牛羊，它们是百姓的亲密朋友，猪能换钱，狗会看家，牛善耕地，羊则养人，皆是很尊贵的东西。一不小心就把下猪、下狗、下牛、下羊、下娃娃混为一体了。其实，一个可能的或是更本质的原因是：

　　凉州人说“下”是由他的“圈子文化”决定的。凉州绿洲是河西走廊的聚宝盆。自古就有“凉州不凉米粮川”之说。如此水足肥沃的土地，只要肯流汗，肯撒种子，没有不长庄稼的。想想历史，这块地方确很富庶，不仅自给自足，还收留过、养活过大批逃难的中原人，以至流民盛不下，专设了一个县安置他们。他们来了，体会更深，“最富庶者莫若陇右”。建国后，凉州依然担负着甘肃十分之一的供粮重任。即是全国重点产粮 基地，又是居家过日子的好地方。因而，在凉州人的眼里，这块地方不似粮仓，胜似粮仓，无处不养人的。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多子多福。所以，多下一个人如同多下一只羊一样多多益善，容易养活，不就是“多下一只羊多添一把草吗！”由此可见，凉州人说“下”是从养活人的容易劲儿而言的。潜意识里是一种“摆富心态”。意思是：你们拉扯个人有咱凉州容易吗？这一点，古浪、天祝、民勤都无法相比的。所以，奔不出市外的古浪、天祝、民勤人都以能混进武威城为人生的最高目标。

　　古浪天祝的山里人生娃娃则说“养”。因为古浪天祝一直是国扶贫困县。今天虽不叫“贫困县”，但仍然叫“新一轮国家重点扶持县”，总之是离不开国家扶。这样的地方，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百姓吃饭就得看老天爷的脸色。雨水好的年辰，种一年吃三年；雨水不好的年辰，种一斗收一升，除了逃饭，别无出路。古浪民谣云：“山像和尚头，有河水不流；吃水贵如油，十种九不收。”种不下粮食，“多生一个人就只能多添一瓢水”。吃粮那么紧张，要把人养活大自然极不容易。因而山里人说“养”，是从养育成人的艰难劲儿而言的。人来到人世的一瞬，下也好，生也罢，都那么一回事，难的是“养”的过程。

　　民勤人则和国语一样叫“生”。但这个“生”不仅是“生育”、“生产”的“生”，还有“生存”的意思。那个荒漠圈儿生态环境恶化，老娘生下你不是叫你享福的，而是叫你受苦的，你要能在荒漠上生存下去，你就得有坚强的“生存能力”和与严酷自然抗争的本事。因而民勤人生下娃娃，不是“多添一把草”的问题，沙漠里不长“草”；更不是“多添一瓢水”的问题，沙漠里水更金贵。而是“奔”的问题，怎么样奔出民勤，离开家乡，到更富庶的地方。这也是从历史上就形成的观念。那时节，民勤人“爹死了，娘嫁了，两亩半地叫沙压了。”不奔能行？故民勤民谣又说：“登高望远全是沙，大风一起不见家，朝为庄园夕沙压，流高失所奔天涯。”而要奔，就得有本事，要有本事，就得念书，就得有文化。因而民勤的老百姓都很重视娃娃的念书，皆因环境所逼。考学而奔是最好的出路，靠关系而奔是最常用的手段。这一奔，就奔出了天下奇观：“天下有民勤，民勤没天下”。确实，天下大到世界各国，小到台湾、香港、大陆各省那儿没有民勤人的身影呢？而天下人又有谁愿去民勤修理沙漠呢？所以，最不爱家乡的是民勤人，出了门最爱“抱团儿”“认老乡”的也是民勤人。“不爱家乡”和“出门抱团儿”都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啊！

　　二

　　娃儿生了病要去医院治病，又有说法。凉州人（特别是黄羊一带）把治病叫“瞧病”；古浪人多叫“醋病”；民勤人多叫“看病”；天祝人多称“治病”。“瞧”由“目”和“焦”组成，“目”是医生的眼睛，“焦”则是患儿家长的心态，急得火焦火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医疗队来武威巡回医疗。一天，有位老大娘抱着她的孙子，风风火火地来找北京来的医生瞧病，医生问大娘：“您的孙子哪儿不舒服？”这位大娘说：“大夫，你快给我的娃娃瞧卡，夜来个后晌，顶了些荤腥，睡到后外息，一哈就拉开挂板了。”大娘不但说了“瞧”，还说了一连串的凉州方言，弄得北京来的医生直摇头，一句都听不懂。旁边一位本地医生给他解释：大娘说，昨天下午，吃了一点肉，睡到后半夜，孙子就拉肚子了。北京医生往上架了一下眼镜，摇头苦笑。大娘又急着问：“大夫，娃子的病能瞧好吗？”但凉州人同样用“瞧”给牲畜治病。雪漠小说《长烟落日处》里，灵官的猪“死活不吃食了”，灵官不管，灵官的爹就骂：“你个驴日的，还不找医生瞧去”。但若得的是外科病，凉州人的“瞧病”就是“劁病”了，希望大夫用刀子把多长出来的疙瘩像“劁猪”一样劁掉。凉州人不愁钱，有粮就有钱，愁的是大夫不识病，耽搁了时间，就把娃娃领上满世界转，找好大夫。希望的是尽快认准病，瞧好。

　　古浪人的“醋病”，更令人摸不着头脑。有人认为应念“除”，但我以为就念“醋”。这有两种可能，

　　一种与“古浪河”和“甘酒石”有关。《寰宇记》载：“金山在昌松县南，丽水出焉”。昌松，古浪曾用名。“丽水”乃古浪河的曾用名。但到唐朝时，古浪河又被叫成了“醋沟”，岑嘉州云“雁塞通云泽，龙堆接醋沟”。而“醋沟”之名应与“甘酒石”有关。《古浪县志》乾隆十四年版载：居人酿酸者刮（甘酒石）片炽入酒中，即变纯酿，因名“酸酒石”，而“酸酒石”又有“育婴石”、“催生石”的称呼。摸摸“酸酒石”或刮“酸酒石”片入药，有治妇女不孕症及催生的作用。“甘酒石”酸，又能治病。酸者“醋”之功。所以，古浪河又叫“醋沟”。醋沟里的石头（酸酒石）能治病。因而，古浪人把治病叫成了“醋病”。

　　另一种可能是来源于古浪的乡俗“打醋炭”。即在火炉里烧一个圆圆的石头，备好一碗陈醋。而找这个石头极有讲究。不能在河滩里边找边摸。人到了河滩，低头瞅，瞅准第一个圆如鸡蛋的石头，先下跪磕三个头，然后把石头“请”上就走，不能回头，这叫“请醋炭”。等石头烧红了把它放进铁勺里，同时在石头上浇醋，于是就有浓烟般的热气冒起来，弥漫整个房间，发出酸喷喷的异香。“打醋炭”的人迅速走遍各个房间，各个角落。这个乡俗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是一种防传染、讲卫生、保健康的好传统。许是居住远处的人去不了古浪峡，刮不了“酸酒石”片，便到醋沟里请一个和“酸酒石”形状相似的小圆石烧红浇醋，就和“酸酒石”同功同力了。这里，我只所以要多说两句，是因为直到现在，学界还没有把古浪的“醋病”与“醋沟”、“酸酒石”“打醋炭”联系起来。至于我的观点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了“醋病”一词的联想。

　　老天给了古浪人贫困，却不给古浪人健康。于是有了病就靠“醋”。“醋病”的心态是：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少花钱就少花钱。所以，山里的百姓去“醋病”，是希望大夫醋了以后说两句话。一句是“这病不用吃药的，抗几天就好了。”一句是“这病醋不好了，吃药也白搭。”两句话都为的是不吃药，少花钱。前句谢天，后句认命。但若医生说：“这病无大碍，但须住院吃药。”可就愁死山里人了。地上不长庄稼，钱从哪儿来呢？所以山里人的切身体会是：人得什么都可以，就是不了得病；吃什么都可以，就是不了吃药。老天非要给病，就让男人来得，不要让女人得，女人得了病，一家子的锅灶就停了，烟洞里就不冒烟了，也就愁死那些顶天立地的汉子了。

　　所以圈子不同，对待病的心态不同。“瞧病”是不一定有病；“醋病”是不希望有病；“看病”是害怕有病；“治病”是已经有病了。唯有“燎病”，是四个圈子比较一致的说法。这也是四个圈子中人对待疾病的最后一招：当吃药不应，久治不愈或被医生判了死刑时，就“讲迷信。”请个神婆子“燎”。“燎利了，燎散了，随燎随利了，随燎随散了，家神冲了燎利了，野鬼冲了燎散了，燎着乖利了，燎着安康了……三燎四燎燎出门了。”随后把纸烧到庄门外让鬼去分，再在门口放一把切刀避邪，野鬼就不再进屋来“猫骚”人。

　　说起“猫骚”，又是武威人共同的看法。认为人得了病，那些个西医治不好的，中医看不好的，多半就是被野鬼“猫骚”了。“猫”怎么又和野鬼挂了钩呢？据说半夜里野猫子进了门，都带着阴气，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到了深更半夜里，人们听到猫儿的叫声都害怕，胆小的会吓得出冷汗，抖身子。民国时武威城大街小巷、市井乡里那些常拿猫儿头吧啷鼓的市井无赖，就是抓住了百姓们的这个怕字胡弄老百姓的。无赖们把猫杀了，割下它的头，剥了它的皮，据说还要把猫头放进古墓里，阴上七七四十九天，沾足阴霉气才会拿出来。然后把猫头钉到吧啷鼓上。这一行套，最能骇住女人和娃娃。咚叭咚叭，百姓一听这古怪的声音，头就疼。以至于此后武威人生病头疼，都就把病因同这声音联系了起来，说是被“猫骚”了。就是被沾了阴鬼气的猫儿头阴崇着了。无赖们摸着了武威人的脾性，就专做“猫儿头”行诈。等人家门一开，“猫儿头”鼓起嘴巴，在光骇骇的猫头上吹口气，便高吟，崇气子来了，崇气子来了；崇气进高堂，又死老子又死娘；崇气进洞房，新媳妇偷汉又骂娘；崇气进厨房，冰汤石火火不旺；崇气进粮仓，一场官司输精光……滔滔不绝啊，主人被咒得头昏脑胀。知道“猫儿头”历害的，赶紧按江湖规矩，用方盘托了铜元和大肉求饶。这个混帐“猫儿头”才笑逐眼开。讨人家一碗清水，从怀里掏出个符帖来，化了，念个无崇气咒，吟到：崇气燎散了，崇气不见了，福气贵气进门了；狼来封了口，虎来迷了路，贼不刀口卷刃了；想当官就当上了，想发财就发上了……慌得一家人迎门跪地，接气应和，谢天谢地。如今，“猫儿头”的行当已无人再做了，但讲谜信仍然甚行。我在武威生活了二十年，武威街上的神婆子，一天也没有少过。有些久治不愈的病人竟能神奇地康复。所以，讲迷信在凉州特别的盛行，就像港澳台盛行风水一样。

　　三

　　咂摸民勤方言，咂摸透五个词，也就基本咂摸透了民勤人的说话。一是“彼”；二是“倒灶”；三是“讴些”；四是“展拉”；五是“日哈（下）”。

　　先说最有民勤风味的一句话：“彼拉（那）个倒灶鬼日达（的）。”人背时了，走背运了，倒了霉了，民勤人开口就是这句话。但有时候，民勤人说这句话压根与背时、背运、倒霉无关，而是一种习惯性用语，两个相好的朋友早上见了面，开口就说了：

　　“彼拉个倒灶，三天不见，干啥子去了？”

　　或是“彼拉个倒灶，风风火火地，展拉么快，急着找媳妇啊。”

　　都是一种问候语。这个“彼”字，在民勤方言里，即能作第一称“我”，又能作第二人称“你”，还能作第三人称“他”。

　　我对这个字特别在意，曾请教过许多民勤人，念“彼”的这个字究竟怎么写？民勤人都写不出来。查遍所有新编字典词典也没找到。

　　后来在《康熙字典》里才找到：“彼”即“他”。镇番方言，发音念“bie”。有个民勤人在街上和人吵架，一个熟人过来了，这个民勤人就对熟人说“彼把彼的脚后跟踏了，彼还说是彼的不对，彼给评评理究竟是彼对还是彼对”？意思是：“他把我的脚后跟踏了，他还说是我的不对，你评评理，究竟是我对还是他对？”一个“他”（bie）字在一句话中同时有了“你、我、他”三种用法。真是别致之极，中国之最。

　　至于“倒灶”，也就是“倒霉”的意思，也指把事情做砸。《通俗编》引《太玄经》：“灶灭其火，唯家之祸。”即俗语倒灶之本。《桃花女》四折白：“敢是这老头儿没时运，倒了灶也。”《西游记》二十五：“你遇着就该倒灶，干我甚事？”《二刻拍案惊奇》三十七：“我说你福薄，前日不意中得了些非分之财，今日就倒灶了。”民勤人至今声声不离这一古语，并在“倒灶”的后面加了一个“鬼”子，使倒霉的程度越重了。

　　民勤还有一句极有风味的话叫：“讴些！”外地人去民勤问路，民勤人说：“不远，讴些就到了。”结果外地人走了一两个小时还没到，就在心里恶下了民勤人。其实，民勤人是诚实的，而是外地人不懂民勤“讴些”的奥秘。“讴些”即指距离很近，也指距离很远。远近的区别取决于“讴”字发音的长短。如果民勤人手指前方说：“讴些就到了”，而且“讴些”两字发音相连，占不到一拍，那就是距离很近了。如果说“讴些”时两字分开，“讴——些”，中间足有三四拍，那就是距离不近但也不远了。如果民勤人手指前方隐隐绰绰处，象讴歌样长 罗罗地发音：“讴——————些就到了”，中间“讴”的拖音足有七八拍，那你就好好走去吧！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漠滩上，可是看得见走不到的啊！古浪人给人指路不说“讴些”，而说“垴里”。“不远，走到垴里就到了。”古浪山大沟深，一指就指到“沟脑脑里去了。”

　　只于“展拉”和“日下”，民勤人用的也很频繁。1984年，我被分配到民勤，第一次去人事局报到，班车到了县城，我说司机，站一站，司机没站，仍往前开。这车是开往湖区的，县城并不停车。我二次说了站一站，司机仍未停车，反把车开得更快了。此时，一个民勤人说：你是第一次来民勤吧，民勤人的话是越展越快的，司机还以为你有急事，要把车开快些呢。我又说停一停，司机才停了。我才知道，古浪人的“站”和民勤人的“展”，同音但不同意，一个是停，一个是跑，难怪司机老哥没反映。民勤人是把“站”听成“展”了。民勤人说“日哈”，说的谨慎，说的小心，民勤人自己也知道这话会让外地人听出别意，但又挂在嘴上，不能不说，常常就会闹出笑话。“日哈”是指“扔下、丢下、抛下”的意思。比如，车到半路，旅客们要解手，等旅客们上得差不多了，司机以为人够了，就开车走了，没想把一个民勤女子丢下了，这个女子就便提裤子便喊：师傅，停一停，你把我给日哈了。车上的旅客就哄堂大笑。

　　四

　　语言的差异全因圈子不同，地域特色不同而致，亦即俗话说的“水土不同”。

　　但凉州不论地处草原、山地、绿洲还是荒漠，又都是一个人身上的不同部位，“天祝首也，古浪喉也，武威腹也，民勤足也”（《五凉全志》）。即然凉州是一个巨大的人，那么，他就有共同的语言。比如，说人聪明是“日能”，说人能力好是“攒劲”，说人漂亮是“干散”，说人没本事是“囊损”，说人爱摆架子是“拿把”。若这些行为又格外地出众，就加个后掇语“很”。“日能的很”是聪明透顶；“攒劲的很”是能力极强；“干散的很”是漂亮极了，“窝囊的很”是窝囊透顶；“拿把的很”则是臭架子太大了。若某人聪明，偏偏有人不以为然，就说：“日能的连屎都屙不下来了。”你连“屙屎”都不行，你还“日能”吗？听起来极有西部豪放之野趣。

　　但是，我们不能陶醉在这种“地域文化”的野趣之中。我们的语言文化毕竟太原始，太陈旧，太损人，体现不出时代精神，甚至还处在不会使用量词（如民勤那个即远又近的“讴些”）的阶段。广州人爱说：“唔咳借歪的”（劳驾请让让），爱吃“士多啤梨”（草霉），甚至为了人生“搏晒老命”。但广州人同样创造了顺应历史朝流的新词，“酒楼”、“发廊”、“桑拿”、“买单”、“镭射”、“派对”、“楼花”、“炒更”、“炒鱿鱼”、“跳槽”、“打的”等等粤语文化大举北伐并大获成功，其真正魅力在于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和这个地区经济上的成功。因为人们对于有经济优势的地域及其文化总是羡慕的。同样武威文化要想让人刮目相看，就得有经济实力作坚强的后盾。但是那根深蒂固的土话，注定了我们的经济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发达。

　　面子是一只尿泡

　　我北京的一个朋友在离开武威时笑嘻嘻地问我，那个笑话是不是真的。我问，你是听谁喧的。朋友说，你甭问谁谁，只管答是不是真的。我有点难为情。老实说，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武威土著，委实不敢在嘴上吃里扒外，损咱武威人。但“笑话”二字如同枳，生于江南为橘，长于淮北为枳，地方不同，味道不同。北京人是把“笑话”当“幽默”来用的。所以北京人幽默，很会说笑话，自己说时是为了取悦于人；听别人说时是为了赏心悦已。北京的笑话大多就没有贬义。武威人则多半把“笑话”当“挖苦”、“讽刺”来用。武威人常说“你可别笑话我呀”，意思就是“你可别挖苦我”。所以，武威人在饭桌上说笑话前必有一个前奏，先问桌儿上有没有某某地方的人。比如，场子上若有河南人，他那个有关河南人的段子就断然不说了，怕河南人不高兴，伤了和气。如果冒冒失失脱口而出，而恰好场子上就有河南人，不知道河南人难受不难受，自己先就尴尬了。若是熟人，他成心要说有关你那儿的段子，那就是成心要挖苦你了。因而，听武威人说笑话，特别是说与自己、地域有关的笑话，你可别只顾了笑，当心上当。北京朋友不知道这层意思，还在催，是不是真的？

　　可能吧。我含糊其辞。

　　其实，这个笑话广泛流传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笑话本身虽说不是善意的，但也不全是恶意。旧话重提，反倒让我想起了那个充满黑色幽默的时代。是说武威人天生好吃。有一点儿钱，可以不要穿，可以不要住，也要吃。所以，最有钱的标志是嘴上有油。但那时节，家家穷得叮当响，实在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但他们仍然讲究吃，即便一个山药，一日三餐也要做出不同的风味，早上团山药，中午煮山药，黑饭熬不过，山药一切两半个，做成山药米拌面吃。一年见不着一点肉丁丁，嘴上哪来的油？脸上哪来的光？就在过年时杀猪，猪肉猪头猪尾巴猪下水都吃光了，就把猪尿泡留下来，挂到门后头，以便每天早上出门时在嘴上抹抹，让嘴唇儿天天沾上些浑油腥。别人见了，就以为他家日子好着哩，天天还有肉吃，嘴上天天有油呢。

　　吃是武威人的第一要务。姑娘嫁人，也就可以不看住房，不看家档，更可以抛过小伙子的长相与穿着，但不能不看仓里有无粮食，嘴上有无油。

　　所以，这个笑话最初是凉州人编来挖苦民勤人“油嘴骗媳妇”的。后来民勤人也用这个笑话笑话凉州人。

　　但我咂摸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咱武威人特好面子。好面子，就是爱面子，特爱面子 。其实这并没什么不好。以一个猪尿泡抹脸导出我们武威人爱惜自己脸皮的比喻，这对我们武威人的品质，倒不失为一种极好的阐释。并且还因为幽默，而显得非常生动，实在令人忍俊不禁。怎么不幽默呢，饿着肚子还要拿猪尿泡给那个年月的社会主义添光添彩，这比58年亩产一万斤的官方大话幽默多了。北京人对这个笑话感兴趣，大概是把它列入了“政治笑话”。这时候的我，就只想笑，象北京人那样，是那种会意的，十分开心的笑。

　　事实的确如此，不少武威人都有同样一个毛病：死要面子。所以，当着外人和大伙的面，你最好别说他的不是，尤其不能数落他，即便他做了天大的错事，亦或他家后院起了火，也当不知道，没看见。若是真正的朋友，真心想帮他，那也得等到第三者散场后，再为他指点出来。否则，如果是夫妻，等来你家串门儿或给你做工作的人前脚刚走，两口子十有八九后脚就会吵起来，说你在人面前丢了她的面子。如果是同事，即便他是你的部下，你最好也遵守这个原则，部下职务再小，再卑微，也有虮子大的个脸呢。否则，从此就会在心里埋下“过节”，都在一个办公室里，或在一个车间，打头碰面总是“黑虎着个脸”，直到老来退休，还疙疙瘩瘩地解不开。稍好一点的，在位时，满脸的灿烂。你退了，你走了，就是一脸的咀咒。在大街上碰面，就不是冤家路窄，而是也有今天。肚量大的，心里骂你嘴上抹油：“逛大街啊”；一般些的头一偏装没看见；再次一些的见面总是“绿着个脸”；鸡肠狗肚的，可就要开口了“你老还没走啊”。这个“走”可就是嫌你还没“死”了。你要是有个这灾那难，他可就幸灾乐祸了。你说，因没注意给人家一回面子，弄得彼此之间这个样子，在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城里，你说别扭不别扭。所以，武威人特别信奉“不走的路走三遍，不求的人求三遍”。为人处事尽量地哈哈，人人就都是和稀泥抹光墙的高手。你有脸我有脸，大家都觉得风光。

　　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你上街，无意间发现一个女子裙子背后的拉链开了，露出了一道白白的肉，你最好不要急着去提醒她，先动动脑筋想想方式方法，讲究一下策略，不然她不仅不会感谢你，还会怪你多管闲事 ，更严重的会骂你流氓，这一骂就会使你一辈子都觉得自己多此一举。因为是你的提醒，才是她知道自己在大街上丢了人，丢了面子。你不提醒她，她就会美滋滋地回家，还会为自己今日得到的回头率高而高兴。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头一扭，把目光移到别处，装什么都没看见，落得个“眼不见心不滥”。因为武威人原本就有一句埋怨人的话，叫“这个人好多管闲事”，多少含有一些贬义，甚至还有一点瞧不起“好管闲事者”的意思。所以又有许多武威人反对管闲事。

　　但就此你就认定武威人不好多管闲事，那就大错特错了。武威人一方面反对好管闲事，一方面却见了闲事就要管。比如两个人在街上打架，他兴许会撂下自行车儿和自己的事不顾，也要挡架，甚至拉他们去找地方说理，就为了证实以下这件事的谁是谁非，你不让他管都不行。若另一个挡架的说的理与他相反，那就更热闹了，一个说那个有理，另一个认为这个占理，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原则，吵架的都走了，两个挡架者却在那里干起架来。武威人管这叫“罗圈儿架”。这种事情最常见于街头观棋。两个人在街头下象棋，周围的观棋君子就闲不住了，一个让红方跳马，另一让红方走车，各说各的理儿，各说各的路数，说着说着，两个观棋君子就先吵起来了，更甚者就动手相拼了。这种事儿，在武威街头稀松平常。如果是夫妻俩，男人路见不平拨刀相助，女人往往因怕惹火烧身，拦着男人不要多管闲事，说着说着两口子反倒为此吵了起来，一个别扭甚至会弄得俩口了几天不说话。有时，俩口子便干家务便拿别人的闲事开玩笑，说着说着也会因意见不合而吵起来。那种“天上下雨地上流，俩口子打架不记仇”的说法，放在这里显然是失灵的，因为武威人把给自己亲人的面子都给了外人了。

　　可见，武威人好坚持原则，其实那只是他们自己的原则，他们所讲究的仅仅是自己的事理。从这一角度说，武威人又是最没有原则的；有的只是为自己的理由两肋插刀的意气；虽然嘴说要面子，其实又是极不顾自己的面子的。

　　武威人爱面子偏偏又爱丢面子，往往和武威人的虚荣心分不开。比如乡下父母来城里，要儿女陪着去逛街，往往是女儿陪，儿子是很少去陪的。作为老人们的考虑，是怕自己的土丢了城里儿子的面子；作为儿子的理由是自己太忙了，其实骨子里那点心思爹娘早就猜到了，到了街上，乡下父母总是一幅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什么都觉得新鲜，看见什么都要问，都要打听，而女儿却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于是就阻止父母，甚至还会露出一些不屑的表情，大约也是嫌父母亲丢面子，不是离父母老远，就是拉着父母的衣裳赶快离开，这种不屑的表情尽管极其微妙，也尽量的掩饰，但是最终还是被父母觉察了，于是，作为父母的自尊心便大受伤害，结果父母与女儿就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吵一架，甚至惹来许多围观的人，往往在最要面子的时候反倒大大地丢了一回面子。

　　有一个笑话，一位老人一辈子没去过武威城，说是能逛上一趟武威城，这辈子死了也就能闭上眼儿了。儿子就套上灰毛驴车拉父亲去逛武威城。临到城里时，儿子让父亲解手，怕到城里内急了找不到毛厕，丢人现眼。父亲肾亏，恰遇一阵风吹来，就将尿撒到了裤子上。儿子一看嫌丢人，就自言自语数落了一句。没想让父亲听到了。老父亲气得没了脾气，说掉驴头回家，这城我死也不逛了。儿子无奈，就掉头回家。到了家里已是中午，老人即不吃也不喝。这儿子的娘就问老头子，谁惹你了？老人说，谁惹了，你问你的儿子。娘就数落儿子，你骂着你爹干啥？儿子说，我没骂爹。娘又说，没骂你爹咋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不吃不喝？儿子急了，忙发誓到：我若是骂了我爹，我是我们家的灰叫驴下的。你看儿子为了面子，结果弄得谁也没有面子。看来，武威人是很有能奈弄巧成拙的。

　　最爱面子的武威人，事实上根本就没弄明白面子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武威人的这种性格有点儿“二百五”。这也是武威人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内涵挺丰富的。其中一层意思，就是“给人给面子”。所谓“给人给面子”，就是武威人对外人比对自己人态度还要好，常把自己的面子借给别人用。所以很多来武威做生意的外地人就把武威人的脾气秉性摸透了，也把武威人的面子用足了。比如做生意，外地人就比本地人还好干。武威人觉得外地人离家舍业，甚至背井离乡地来武威讨生活，非常不容易，所以处处帮衬着他们，维护外地人的利益，维护外地人的生计；尤其在外地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许多武威人就会“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把外地人哄得比在自己家里还温暖。

　　所以近来就有一种说法，说武威人的钱，全叫外地人挣走了。即便如此，武威人仍然大把大把地往外地人的生意场上扔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武威人好充大头的特点，也就是说武威人比较憨厚老实。这也是事实，自改革开放后，外地人以合伙经营办厂办项目为名骗走、拐走武威人的钱以千万计，却很少听到武威人骗了哪个外地人的钱。

　　《甘肃日报》驻武记者马顺龙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过一篇调查报告，说武威在两三年时间里被外地人骗走六七千万。我自己也亲自遇到一件事，一位老板想与南方人合资办厂，每人出资15万，让我预测一下可行程度。我说对方是个骗子，一周之内还能追回钱，一周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老板说，我们关系铁着哩，不可能吧。半月后，那老板愁眉苦脸地来找我，后悔当初没听我的话，15万元钱全被拐走了。对方的地址是假的，身份证也是假的，连个人影儿都找不着。

　　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老实是武威人与外地人打交道的本钱。但过于老实的武威人面对不老实的外地人，只有吃亏的份。缺乏多向思维和防范意识也是武威人的最大缺陷。

　　武威人爱面子，就把许多机会从面子底下给了外地人。比如，一些不起眼的，比较脏的，比较累的活，武威人就看不上。当初开理发店，武威的老人们哪个敢支持自己的姑娘吃螃蟹？在武威人的眼里理发是爷们的事，姑娘拿推子，丢人到顶了。南方人呼啦啦的把武威人的头发钱挣去后，实在无以为计的武威人才觉得姑娘理发原来没什么丢人的，才跟着干了起来。再比如擦鞋，到现在，武威人还觉得那是丢人的事，没有一个姑娘敢蹲在大街上挣这并不怎么苦的钱。连街上扫卫生的，半夜里打扫都要捂口罩，除了防灰尘的理由，爱面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打扫卫生在武威城里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业，一般人没有门路，还找不上。所以，武威人的好多观念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不是思维问题，而是面子问题。面子问题不解决，观念问题就很难解决。

　　就想到了一句话，面子能值几个钱？事实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看上去最爱面子，本质上却最不讲面子的时代。因为无论为了什么事，人们都会把自己的个人面子拿出来，去做等价的或根本无法等价的交换，搭上人情关系，搭上脸面，搭上最为珍贵的人格；你如果在这种时候还要自己的面子，那么你就只好认痛放弃许多利益，去保护自己一文不值的面子，到时候你的一切都不如人，过得也很不如意，结果你会因为最要面子而落得一个最没面子，你的所有的一切都不尽如人意，朋友怪罪你，同事看不起你，家里老婆埋怨你，领导讨厌你，世道也将厌弃你，最终你只会落得一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想哭都来不及。

　　但是，我又不主张这种做什么都以金钱为衡量一切的极端做法。黄皮肤的中国人，毕竟是一个皮肤很好看的民族，面子还是要的。我所要抛弃的是那种极端形式主义的讲面子。这种人往往只顾自己的面子，却视别人的面子如粪土；为了他自己的自尊，不惜伤害他人的自尊心；他在不同的场合只一味地要求别人给他给面子，但却不懂得爱惜和照顾别人的面子，喜欢挖苦取笑别人，尖酸刻薄，冷言冷语，贬抑他人人格的极端个人化的霸面主义。在这种有脸面的人面前，许多人的面子就不值钱了。

　　武威人的性格

　　从前面的“土话”推理中，我们已经知道武威人的名声似乎不太好。

　　在中国，名声不好的群落多的是，但各有各的性格。上海人名声不好，是因为他们自视太高，看不起人；河南人名声不好，是因为他们为人奸诈，做事太水（假货多）；武汉人名声不好，是因为他们火气太大，喜欢骂人；武威人名声不好，也是因为他们脾性耿直，也喜欢骂人。

　　说起来，武威人骂人的“水平”不亚于武汉人。“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武威人什么人都敢操”。“骂”是两个口，“操”则是三个口；“骂”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操”则是动口又动手了。所以“操”比“骂”厉害，“操”比“骂”威武。

　　武威人的“操话”很多，最常用和最通用的主要是“婊子下的”，其次为“驴日的”，使用频率比咱们的国骂“他妈的”还高。而武汉人最常用的“市骂”是“婊子养的”。唯一的区别是武汉人骂“养”，武威人骂“下”。婊子养的毕竟还是人，但婊子下的可就是猪狗不如的“杂种”了。一个“下”字就把“婊子养的”娃娃的处境骂得淋漓致极了。面对武威人，号称骂人水平全国第一的武汉人怕是望尘莫及。大人们爱骂，娃娃们也就跟着学会了，连“西山堡的娃儿们都会骂人婊子养的，可婊子究竟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于是，村里的娃儿们就在上学时问老师：“老师，什么是婊子？”（雪漠《长烟落日处》）。

　　武汉和武威并非中国妓女云集的地方，不知为什么在中国独独两个以“武”为头的地方会有这么多“婊子下的”？真是怪事！难道就是因为“湖北佬”和“凉州人”的性格中都侵入了那个好动干戈的“武”字的文化基因。

　　其实，这句话，有时也不一定甚至多半不是骂人，更不是操娘，只不过表示一种语气，甚或只是一种习惯用语，说白了又什么意思也没有。比方说，过去的老武威人见了邻居和老乡，就会高兴地问：“你个婊子下的，这两天干啥去了？”这表示双方关系好，不生份。当娘的喊子女吃饭来会说：“你个婊子下的，还不快些吃饭来。”当爹的则说：“你个驴日的，还不快回家。”这表示即疼爱子女又对子女生气。有时娣妹之间称呼对骂也会对爹妈说：“你那个婊子下的云云”。池莉小说《不谈爱情》中吉玲的姐妹们就是这样称呼的。每到这时，吉玲妈就会不紧不慢满不在乎地提醒一句：“你妈我没当过婊子”。池莉描写的是武汉人，但却和武威人极像。唯一的差别是凉州人缺少吉玲妈的幽默。想想也是，凉州人这样说话，岂非自己骂自己？不过凉州人既然“什么娘都敢操敢骂”，当然也就敢骂自己的娘。一个连自己的娘都敢骂的人，自然个性雄悍，粗野豪雄，没人敢惹了。

　　这就和上海人有些不一样。上海人是嘴硬屁股软，“派头大，胆子小”。平常没事时一幅“高等华人”派头，不把外地人放在眼里，一旦外地人凶起来，立刻“退兵三舍”，声明“君子动口，不好动手的喏。”凉州人可没这么“温良恭俭让”，不但敢“动口”，而且敢“动手”。凉州人上街看人吵架，常会不耐烦：“个婊子下的，吵半天了，还不动手！”他们觉得很不过瘾。连在街台上观人下象棋，也会吵起来，但吵着往往是观棋的“高手”，而非下棋的“低手”。所以，在凉州这块地盘上，不出事则罢，一出事多是恶性案件，惊动不了京城，也要惊动省里。但有些打死人的事又确实是“无意识的”，压根儿就没防住，可见凉州人动手之狠。

　　其实，凉州人不但脾性大，“礼性”也大。凉州人说话，一开口就会尊称对方为“呔”。在凉州人看来，叫你一声“呔”就表示和你打了招呼，尊你为“同志”亦或“师傅”了。下面就直入问事的内容：“呔！我问个路，某某单位怎么走？”对方若是外地人，听不明白，以为与已无干，就不理睬。对方若听明白“呔”是喊自己，且知道“呔”还用于喊驴，是让驴使劲拉车亦或快些走的意思，麻烦就来了。轻者以为你骂人，不是白眼，就是把你指到毛厕或越走越远的反路，重者以为你侮辱了他的人格，可就要干仗了：“咋了？咋了？我惹着你了？操你先人了？”不但没问着路，还碰了一鼻子灰。武威人对“呔”太是习惯了。只有凉州人对凉州人才能进入亲和的境界。“呔你个挨炮贼的”，“呔，你个老贼”，“呔，你个驴日的。”句句亲切自然，就像北京人见了朋友，哥们长哥们短一样。关系不铁，你还享受不到“挨炮贼的”、“老贼”、“驴日的”、“婊子下的”这样的尊称呢。也只有凉州人被凉州人当了驴骂还乐滋滋地助人为乐当向导呢。

　　凉州话的“损人”其实是一种“无意识”。凉州话的“骂人”则是痛痛快快的。骂人多过瘾呀！不用“你家”长“你家”短的，一句“婊子下的”就什么意思都有了。

　　凉州人还有一句比较温和的骂人话，叫“差劲”。所谓“差劲”，也就是不上路、不道德、不像话、不够意思、不够哥们、不懂规矩、做事出格等意思的一种总体表示。但当这句温和的骂人话和粗野的“尊称”组合在一起时，那就是真正的“损人”“骂人”了。比如，骂“你个婊子下的太差劲”，可就不是“损人无意识”，而是真骂有意识了。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好说话，不好相处，不够意思，就会被认为“差劲”，那他在武威人中间也就很难做人。如果单骂你“差劲”，那是关系生份，偿若在“差劲”前修饰“挨炮贼老贼、驴日的、婊子下的”等尊称，那就说明是朋友反目，一刀两断了。

　　那么，什么人或者说怎样做才不“差劲”？

　　第一要“仗义”，第二要“大方”，第三要“老实”。这样才能“够朋友”。不象北京人的“铁哥们”，非要做到地地道道、不折不扣，没有半点含糊，同时还要把自己完整地、全身心地交付出去才够“铁”。凉州人只求“够意思”，就“够朋友”了。所以，和凉州人交朋友，说易不易，说难也不难。说不难，是因为武威人对朋友的要求并不高。市井阶层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图对脾气，够意思。说不易，则因为人家“够意思”，你也得“够意思”，而人与人又很难“够”在同一个意思上。比如 ：朋友讲义气，让你先上，然而你上去后却过河拆桥，害得朋友上不来。再如，你答应给朋友搭梯子，甚至已经搭了，但临到朋友上梯子时，你却把梯子抽走，害得朋友希望落空。显然，无论哪一种，都是差劲，不够意思，简直不是东西。凉州人只求“够”，不求“铁”，就是因抽梯子的不少。所以，这一种人最为凉州人所不耻，连“婊子下的”都不如了。

　　看来，凉州人的性格只能是“豪爽”二字了。它和凉州城的“豪雄之气”是一脉相承的，有什么样个性的城市，就会有什么样个性的人。

　　“豪爽”是凉州人看一个朋友“够不够”的试金石。所谓“爽”是指说话爽快，办事爽快。如果朋友来找你帮忙，你居然哑哑丝丝，犹犹豫豫，吞吞吐吐，推推拖拖，那就不但是“不够意思”，而且是“差劲”到了极点。所以“豪爽”是武威人性格的核心，“老实”是凉州人做人的基石，“仗义”是凉州人为人的尺度，“大方”是凉州人顾脸的标准，“粗野好骂”则是西部苍桑 雄浑的自然环境留在武威人身上的烁印。

　　爽快之于凉州人，犹如精明之于民勤人。精明是民勤人的族徽，爽快则是凉州人的旗帜。精明人看不起“傻瓜”，爽快人看不起“拿把”。所谓“拿把”也就是上海人说的“板俏”，亦即毫没理由地给人摆谱拿架子。别人给他个石头棒锤，他就真的当了枕头。朋友有事来找他，也要打官腔，或者拿拿把把不肯爽爽快快答应。这时，凉州人就会心里愤愤而轻蔑地在心里骂：“当了球大的个官，架子倒比驴大，拿把起人来了。”言下之意，他连驴都不够，不要说“够朋友”了。

　　凉州人见不得“拿把”人之辈，也见不得“粘乎”之流。所谓“粘乎”也就是唠唠叨叨，罗罗嗦嗦，婆婆妈妈，前怕狼后怕虎等等，总之也是不爽快。比如你去买一件衣服半天拿不定主意，凉州的服务员就会说：“粘乎个啥么，要买就买，不买拉到”。显然，这里的“粘乎”，已不是“唠叨”了。不过就谴责的程度而言，“粘乎”要较“差劲”轻。“粘乎”是性格问题，“拿把”是态度问题，“差劲”则是品质问题，粘乎只让人不耐烦，拿把只让人讨厌，差劲则简直不是人。

　　为人“爽快”者，做事必须讲究到位。因为“差劲”的本义就是“不到位”；而做事“不到位”就容易把事情弄“砸”。这样以来，弄不好就会把人得罪到家，后果的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要知道，凉州人可是连骂人都十分到位的。不信你去听凉州的泼妇骂街，那可真是淋漓尽致，狗血喷头，什么话都骂得出来。所以，你如果做人做事不到位，不仗义，不够朋友，那就一定会挨骂，而且会被骂得十分“到位”。

　　总之，凉州人的性格中有蛮劲，有暴劲，也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这种精神和爽劲相结合，就形成天王老子都不怕的性格。凉州人的这种性格甚至表现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在三九天也要吃冰凉的凉面，人冻得瑟瑟发抖，还要再来半碗。在三伏天也要吃麻辣汤。人热得汗流夹背，却还要与辣同乐，毫不在乎。而凉州的女子在冬天吃凉面，夏天吃麻辣汤更甚过男子。所以凉州女子嘴多辣。平时温柔有加，一旦惹怒了她，可就什么娘都敢骂了。

　　豪爽是武威人的旗帜

　　武威人其实很可爱。

　　外地人讨厌武威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威人。武威人有武威人的优点。

　　武威人最大的优点是直爽。爱骂人，就是他们直爽的一种表现。尽管表现得粗鲁而不文明。但却至少也说明他们喜怒哀乐胆敢形之于色，骨子里有一种率直的天性。这种天性使他们极其厌恶“客套”，厌恶“兜圈子”，同时也就使他们不太注意修养，给人一种“马大哈”的影响。武威人说话直统统的，很少拐弯，也不太注意口气和方式。比方说，到武威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房会问：“干什么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的，有什么事吗？”而普通百姓问路，走到你的跟前，既不称呼您“同志”，也不称呼您“师傅”，直统统地就问了：“某某单位怎么走？”前面连“请问”二字都不加。这种说话方式，就很让外地人接受不了。

　　更让人受不了的，则是他们表示不同意见的时候。一般的说，中国人说话比较委婉，即便要发表不同意见，也要先作铺垫，给人留足面子。比如“阁下所言极是，我基本同意，但是”云云。武威人可没有那一套。他如果不同意你的意见，那么，对不起，你的话还没说完，他就会一声断喝：“瞎扯！”或“胡扯！”别人如果不同意他的意见，他的回应也很干脆。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领导给职工分地下室，职工有意见。领导说：“就这样定了，不同意，歪了把我的‘某’插掉。”职工就哑雀无声了。而那个“儿童不易”“姑娘不宜”的“某”字，领导是当着全体职工姑娘的面说出来了。想想也是，他连“某”让人“插”了都不怕，还怕你有意见吗？你如果亲耳听过武威人说这几个字，就会觉得生硬刺耳。

　　这其实也是武威人直爽的一种表现，即因直而爽，因爽而快，其结果便是快人快语连自己的面子和修养都不顾了。武威人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喜欢当面锣当面鼓，最痛恨“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当面握手，背后踢脚”之类的“倒鬼术”。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同意见，就会痛痛快快地当面说出来，包括说你“瞎扯”。别人对他的意见不同意，而他要固执已见，也要直直露露地说出来，包括用骂人的方式斩断其后。在武威这个圈子里，这样的现象司空见惯。这说明圈子人之间没有芥蒂，没有隔阂，可以随便说说，包括“骂人”。但在外人看来，就是太不会说话，太不给人留情面的表现了。

　　比如，清朝武威著名学者张澍，自小的抱负是为官，而耻于文。一次他同好友潘挹奎在北京谈心时说：“余自幼负志，耻为文人，思为吏，稍有树立，冀附于古循良后耳。”挹奎则说：“从你的才能来讲，著书可以传世；从你刚直不阿的脾性来讲，你很不适宜为官。“你性亢直”，“与人忠而刚介”，“时时责善于上官”，揭人家的短处，圈子里的人知道你“心直口快”，但圈子外的人都在想方设法毁伤你，你的宏图大志怎么能实现。张澍性直而不给人面子的结果是“以亢直为人倾轧”。不要说“思为循吏”了。用现在人的话说，张澍终不能为官的原因，就是不会说话，不会弯弯绕，不给人以丝毫的面子，有了好处那里能抡到你武威人“张澍”。现在的武威人自己经常抱怨，有好多的好处武威人抡不到。是不是也是这个缘由呢？

　　同样，武威人的爽直也表现在开玩笑上。但不同的是，别的圈子中人开玩笑，是以讽谕圈外人为能事，而武威人开玩笑是以嘲讽自己人为嗜好。有一个最经典的故事叫“娣妹两个上坟”：娣妹俩跪在娘的坟头，正要烧纸，妹子忽然有了新发现：“哥哥，你看，有人在娘的坟头撒了尿，”哥哥一看尿痕知道是女人所谓，就对妹子说：“早知道如此，咱在坟里埋下个某。”这也是武威人的特点。讽喻圈外人，人家又没惹你，就拿自家的娘开涮了。而且，越是关系亲密，“开涮”的程度越重。比方说两个好朋友见面，一个说：“你个婊子养的，这几天胡日鬼啥去了？”另一个就会说：“找你妹子（或老娘）去了。”这在外人听来实在很不像话。但武威人不计较，习以为常。

　　另一件常常让外地人受不了的是喝酒。武威人极重友情，而且把喝酒看作是衡量友情深浅的试金石。谓之“感情浅，添一添，感情深，一口猛；感情铁，喝出血”。武威人酒量并不是最大的（大不过天祝人），难对付的是他们劝酒的方式。比如这地方的名字是三点水，就敬你三杯，那地名里有“四”，就敬你四杯，这叫入乡随俗。在场的人轮番敬，有一人的不喝都不行：“虱子虽小也有虮子大个脸哩！”人家把自己小到了“虮子大”，你说这个“脸”给还是不给？丝毫不考虑对方不甚酒力。再不喝，就直接往你嘴里灌了。其实，这种味道也是咱西北汉子的共性，大大咧咧，“缺心少肺”。

　　的确，一般地说，武威人心眼不多，至少不像民勤人那样精于算计，事事精明，也不像古浪人那样深于城府，憨而难察。他们甚至常常会做蠢事，而且不讲道理。不信你到街上去看，碰撞了别人的自行车或踩了别人的脚，过去的老武威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要反过来攻击人：“你会骑不会骑？”或“你干吗不走好？”要使别人踩了自己的脚后跟，回头相敬的一句是“驴眼长到后脑勺上了？”那种态度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武威人，则一场好戏就开锣了。

　　所以，如果你了解武威人，又不太计较他们语言的“粗俗”和态度。那么，你就会发现武威人其实是极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率直的天性。他们处理人际关系，就象吃凉面一样，三下五除二，干脆而利落，也不装模作样。他们没有太多的“穷讲究”，即不像天祝人那样讲“礼”，又不像古浪人那样讲“貌”，更不像民勤人那样“客气”。武威人当然也讲“圈子意识”，也像民勤人一样爱“抱团儿”。不过，武威人的圈子意识和民勤人的圈子意识不大一样。民勤人更看重身份和品类，比如老乡圈、同学圈、同事圈、朋友圈，而武威人的圈子则看重的是恩怨，而不是老乡，其次是同学而不是同事。在他们看来，一个分不清恩怨的人，也一定是分不清是非的人。所以，武威人重友情，讲义气。为了哥们义气，他们是不惮于说些出格的话，做些出格的事，甚至以身试法的。至于过去国营商店里服务态度恶劣，则因你不是他的朋友。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就特别帮忙，特别仗义，不像某些地方的人，没事和你套近乎，一旦有事，就不见踪影。也不像某些地方的人，看起来一团和气，满面笑容，心里面却深不可测。武威人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爱憎分明，这就好打交道。如果你真的和他们成了“哥们”，那么，你也可以拍着他的肩膀揪着他的耳朵叫他“婊子养的”了！

　　所以，不少南方人初到武威时，多对武威人的性格不以为然，甚至难以忍受，但相处久了，就会喜欢武威人。认为武威人是很可爱的。要说毛病，除爱说脏话、爱骂人外，也就是特别爱他那“虮子大的面子”。所以，和武威人打交道一定要给足面子，顺着他的毛摸。苟能如此，你就会在他们粗鲁的背后体会到温柔。

　　精明是民勤人的族徽

　　与武威人的骂骂咧咧排场马虎相反的是民勤人。

　　民勤人的性格和活法是精明实惠和稳打稳扎的。

　　“实惠”是民勤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包括两个方面：即“实在”与“优惠”。“实在”就是货真价实，“优惠”就是价廉物美。总之是“低投入，高产生；低成本，高效益。”这是民勤人居家过日子与为官做事的基本原则。

　　但外县人看不惯民勤人之处，恰恰就是这个，要言之，无非三条：小气、精明、自私。民勤人有这毛病吗？有的。一般地说，过去的民勤人都比较“抠”，不大方。比方说，改革开放以前，民勤人吃羊肉要吃“绑份子”。1984年我到民勤参加工作时，民勤人给我们刚参加工作的学生接风时，用的就是绑份子羊肉招待我们。所谓“绑份子”，即羊肉下锅前，厨师要一份一份地称，或两斤一份，或三斤一份，还要肥瘦搭配均匀。然后用麻绳子一份一份捆好了下锅。等羊肉熟了，每人一份，放到各自的碗里，分开来吃。

　　这可以说是民勤人发明的分餐制。那时，我们这些穷酸学生，肚里没油水，碗量又较大，两斤羊肉下肚，觉得还不过瘾，但再没了你的份子。就觉民勤人吃羊肉不可思议，干吗不大盘端上来，大家一起吃。后来才知道，那时民勤人的肚子里油水并不比我多多少。吃绑份子，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占不了便宜，让他也吃不了亏。免得大盘端上来，牙齿尖利者吃多了，让细嚼慢咽者吃少了吃亏。

　　这是我走向社会后遇到的第一幕吃相图。

　　公家人都是这门心思，这个吃相，想想我还没出生前四年全国性的饥荒年景，就让人后怕。

　　此后每吃绑份子羊肉时，我就不得不想起上卫校时童真未失、真情未泯时的学生时代。那时，卫校只有我们一个班是男生，其他班都是清一色含苞欲放的女生。吃粮都由国家供，但男生碗量大，比我们低一年级的护士班女生们就将每月吃剩的菜票接济给我们，有的女生每月能供应二三十元的菜票。正是在这种同舟共济中，我们度过了走向社会前最美好的岁月。我人性中最美善的元素、最纯真的感情、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激励我一生并将继续激励我走向人生与事业终点的力量之源，就是在那时产生的。想想学生时代，再想想眼前的社会，就觉民勤人真的小气。

　　说民勤人的精明亦有一个流传时间甚长的“经典笑话”：一个民勤人花3分钱买了一根锥夹子针，而针的价格是5分钱2根，因此这个民勤人拿了针以后还不肯走，对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小半盒火柴。”那时一盒火柴2分钱，小半盒是半盒的半盒，亦即四分之一盒，自然是半分钱。半份钱没法讨，只好讨小半盒火柴。这个笑话的版本有多种，真实性当然无存考究，但谁听了都觉得“像”。即便现在，有的民勤人也不怎么“爽”。还是抠抠搜搜的，斤斤计较，什么帐都算得很精。武威人就借卡厅小姐的嘴溪落过一回民勤人。说卡厅小姐有“三怕”：一怕老汉二怕兵，三怕民勤人。“小姐为何怕民勤人，因为民勤人乐罢不掏钱。

　　民勤人的“自私”呢，同样有一个经典故事，一个武威人，一个永昌人，一个民勤人，冬天去“走边外”（长城外），夜里投宿，找到一羊倌看羊的住处，但那羊倌的烫炕上只能增挤一个人。三个人谁都想睡那个烫炕，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谁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怕伤了朋友的和气，落下自私的恶名，但谁也不谦让。羊倌看出了意思说，你们三人每人说一个“溜堂”（顺口溜）吧，谁说得好，这个烫炕就谁睡。三人都说，这办法好，就比赛。永昌人说：“永昌有个木塔，离天还有八丈。”武威人说：“武威有个钟鼓楼，半截子入到天里头。”永昌人、武威人吹的够可以的了，但民勤人不吹，民勤人思想的是眼前的利益，民勤人就说：“我们民勤啥没啥，这个烫炕我睡下。”民勤人说完，上去就睡了。永昌人、武威人后悔没先下手为强，只好蹲在脚头子，挨到天亮。这个故事不仅透出了民勤人的自私还透出了民勤人的精明。

　　然而，并非所有的民勤人都像外地人想象的那样小气、精明、自私。实事上，民勤人虽然小气，却不贪婪；虽然精明，却不阴险；虽然自私，却不损人。外地人只所以爱数落民勤人的小气、精明、自私，是因为它们和传统价值观念冲突太大。“传统社会以豪爽为尚，自然鄙视小气；以憨厚为美，自然讨厌精明；以谦让为德，自然憎恶自私”（易中天《读城记》）。民勤人恰恰是不但有这些“毛病”，而且还要把这些“毛病”公开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种个性几乎和上海人一模一样。比如吃“绑份子”羊肉，与其让嘴坚牙利者多吃了我心里不痛快，不如挑明，用麻绳子绑了。这就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了，而传统社会是极其讲究人情味的。从道理上讲，民勤人并没有错，但在感情上，却让人接受不了。

　　民勤人亦是从传统社会过来的，也还处在“小农经济”的时代，他们不会不懂豪爽、憨厚、谦让的道理。但民勤人不能不“小气”，不能不“精明”。因为民勤生态环境恶化不是现在的事，而已有几朝几代的历史。生存的危机感，民勤人比谁都强。三年困难时期，民勤人连逃外带饿死者达七、八万之众，连续几年人口负增长，大伤了民勤元气，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口才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所以，在那样一个环境里，不“小气”，不勤俭持家是过不了日子的，尤其在农业社、大锅饭的年代，你不精明，你不算计也是无法过到人前头的，甚至无法生存。事实上，每个民勤人都明白，只有依靠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精明能干，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求得尽可能好的生活。因此，对民勤人来说，小气，精明不但是一种价值，一种素质，更是一种生存能力。生存能力是不能说三道四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三道四民勤人的精明。何况，民勤人的小气更本质的是“勤俭”。现在，则演变了“细致”。即作任何工作都非常细致。做家务细致，干公家事也细致。

　　民勤人的精明则精在明处。这比那些表面豪爽憨厚谦让而内心世故暗里精明的人要好。比如那个烫炕，谁都有睡的权利，谁睡了都一样，民勤人表面上自私自利，但心底坦然。永昌人、武威人表面上大方、憨厚、谦让，一旦睡不上，心里说不定要骂娘。与其心里骂人家，不如表现在明处，这就是民勤人的表现。所以内心世故比满脸精明样的民勤人其实更可怕。如果你的反映比民勤人还快，算计比民勤人还精，脑袋瓜比民勤人还聪明，民勤人就会睁大眼睛欣赏你，甚至敢拜下风，不再把你当“外地人”和“圈子外”的人对待。在这一点上，民勤人其实比武威人更豁达。他们更看重文化的认同，而非仅仅是地缘的认同。

　　至于民勤人的“自私”，我倒更觉得它符合当代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晰，否则就无法进行商品交换，更讲究竞争，靠竞争才能取胜。一个依市场规律来运作、依靠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来管理的社会，必然极其看重个人权利。这个个人权利，即要靠法律来保护，也要靠自己来保护和争取。民勤人的“自私”，很大程度上就是处于对个人权利的自我保护和争取，包括吃“绑份子”羊肉，也包括民勤人购物时的锱铢必较、挑三拣四和满市场跑着货比三家。应该说，在传统社会中被外地人视为小气、精明、自私的行为，其实更超前地表现了现代社会强调自我权力的法律自觉。尽管民勤人做得有些“可笑”，三分钱买一根针还要找小半盒火柴（5厘钱）。然而权利再小也是权利。你可以放弃自己的这份权利，但你没有权利笑话别人的坚持和维护。难道放弃5厘钱的权利就是大方、豪爽和无私？

　　但是，如果你就此认为民勤人的圈子是一个“金钱至上”的圈子，可就大错特错了。一个“金钱至上”的圈子肯定是庸俗不堪的，民勤人并非如此。民勤人“不耻言利”，但绝不“唯利是图”。作为武威的“一双足”，民勤人真正崇尚的是用自己的足亲自丈量精明。因为现在的民勤人多是一些既不十分富有，又不至于一文不名，而且还想过好日子的普通人。他们的唯一本钱，就是精明。民勤人知道，在这个市场化的社会里，所有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固然都要用钱买，但那价格却是随行就市的，可以讨价还价的，至少也能货比三家。也就是说，同样多的钱，可能会买来不同值的商品或享受。这样，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就不但取决于他“有没有钱，”更取决于他“会不会过”，而后者对大多数民勤人来说显然更现实。这就得用“一双足”不停地跑，跑市场，跑官场，跑关系，跑门路，直跑出低投入、高产出来。偿若本地跑不出“高产出”，那就跑外地，“天下有民勤”，还怕没有“高产出”的市场、货物、关系和门路。不过，一旦跑出来，民勤人也就不回来了。所以，如果说民勤也有什么“拜物教”的话，那就绝不是“金钱拜物教”，只会是“精明拜物教”。

　　因而民勤人与民勤人之间，一般帐都算得很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持家过日子，能不借别人的东西尽量不借，能自己置全的东西尽量置全，那怕一年只用一次。于是，在民勤农村就出现这样的现象。家家户户有四轮子、三码子、手扶子、摩托车，打场机、扬场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和交通工具，成了甘肃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县。有学者惊呼：种上两亩半地，家家儿置成套设备，一年用上一两次，这样做是农村财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什么不几十户人家联合起来，购几套设备轮流作业，把省下的钱用来扩大再生产？其实他们不懂民勤，更确切地说，是不懂民勤人的文化性格。民勤人这样做是为了“大家清爽”，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生活原本已经不易，再为借这租那算计不公的事儿闹起纠纷，即伤和气又费精神，是不合算的。所以民勤人小到针头线脑，大到农业机械，家家都要置全，图的就是用起来方便，不求人。置不起的，仍然用二牛抬杠。即使邻居家的机子闲着，一般也不租用。这种现象从民勤人的民居上就可以充分反映出来。民勤人的四合院是封闭的，房子有多高，院墙就有多高，甚至院墙高过房顶，这就给人一种“老死不想往来”的感觉。唯有那宽畅漂亮得能进出小车的大门楼在显示着各自家庭的贫富与实力。

　　看来，在外地最爱“抱团儿”、“认老乡”的民勤人，在本地又是最不爱“抱团儿”的。他们始终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算计着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比如在本地、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身等。当他人受益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是“自私”的。比如某人要提拔而影响了自己的升职，就挺身而出，只有拉下他，自己才能上。但当出了民勤，到了外地，民勤人又是另一副面孔，极为“抱团儿”。在外面，当群体利益、他人利益受损会直接导致人人利益受损时，他们又是无私的，都会挺身而出。通力合作，疏通关系，互相扶携，因为他人受益了自己将来也会受益，他人受损了没准首先倒霉的就是自己。而有的地方的人，在本地“扎堆子”，“抱团儿”，出了门恰恰形不成气候。看见别人受损，产生的心理不是同情相助，而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这就是圈子与圈子的差别，也是活法与活法的差别。

　　一句话，民勤人的活法是数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