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微博怎么买粉丝: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开始) 列昂尼德·姆列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8:43:38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列昂尼德·姆列钦 著
李惠生 赵志鹏 钟忠 王宪举 译 张志强 校
译者的话/4
作者的话/5
致中国读者/6
第一部分 捷尔任斯基时代/7——63
第一章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7——33
主要的任务/7
“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8
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10
被解除职务/11
“洛卡特事件”/14
两个浪漫主义者/15
铁甲拳头/19
三年以后您会死去……/21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26
铁货币理论家和市场经济拥护者/27
捷尔任斯基是波兰间谍吗？/31
第二章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34——62
水貂皮和情报机关的传统/38
“工业党” 以及其它/43
剥夺富农的财产/50
马雅可夫斯基是自杀还是他杀的？/53
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次会见/56
挂牌的办事处/62
第二部分 极度恐怖/63——170
第三章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63——89
捷尔任斯基的宠臣/63
是单独行刺还是一个阴谋？是单独行刺还是一个阴谋？/67
好战的年轻人/77
解职并逮捕？/82
第四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89——116
通向克里姆林宫的漫长道路/91
“我们的父亲的英明决定”/93
元帅是否想成为独裁者？/96
永久的志愿者？/102
老爷对叶热维奇卡的爱/108
审判与枪决/111
第五章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16——143
杀害托洛茨基/121
靠拢德国/126
卡廷森林中的枪决/131
去高加索出差/135
斯大林的翻译/140
原子弹之父/141
第六章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143——170
“我们将会枪毙您”/144
施蒂尔利茨是否在梅尔库洛夫手下工作过？/146
猎杀弗拉索夫将军/157
阿兰·德隆白为斯大林死了/164
核间谍/167
“你知道的事情太多”/168
第三部分 斯大林时代后期/170——231
第七章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170——198
“狐步舞迷”/170
除奸总局局长/173
国家安全部长/177
米霍埃尔斯遇害/181
“列宁格勒案”：警示性处决/188
“我要给政治局写信说明一切，说明一切……”/193
第八章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198——212
“摘下白手套”/199
日丹诺夫的神秘之死/200
国家安全部里的年轻人/203
斯大林之死的三个说法/208
第九章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第二次降世/212——231
斯大林怕他/213
第一批冤案平反及“解冻”/216
1953年大赦/217
执掌国家大权/220
阴谋/222
歌剧《十二月党》/225
第四部分 赫鲁晓夫时代/231——288
第十章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231——249
贝利亚的接班人/232
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主人/233
斯大林家族里的幸福童年/238
苏联战俘/241
德国人和日本人/241
大赦不可避免/246
是不幸事故还是谋杀？/247
第十一章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249——274
大校同志/250
一颗金星/252
克格勃主席/254
1956年匈牙利事件/256
谢罗夫救了赫鲁晓夫/258
朱可夫元帅案/260
从卢比扬卡到“水族馆”/268
佩尼科夫斯基，三家情报机关的特工/272
第十二章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274——288
到别墅见斯大林274
瓦斯手枪的两声枪响/276
大人物不要警卫？/284
“应该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朋友……”/285
不成功的英国之行/286
第五部分 勃列日涅夫时代/288——410
第十三章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288——306
“他年轻得简直不成体统”/289
克格勃主席的一天/291
“甜蜜的陷阱”/292
费尽心机终成将军/295
没装弹头的导弹/297
新切尔卡斯克和持不同政见者/298
“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300
返回乌克兰/302
第十四章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306——330
向水手长看齐/307
30辆坦克把大使馆团团围住/310
中央书记不去夜酒吧/314
克格勃主席/317
第五局的解剖图/320
“您不该为了明哲保身就这样做”/324
入侵阿富汗/325
总书记/327
第十五章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331——342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331
格奥尔基·齐涅夫和谢苗·茨维贡/334
在乌克兰的使命/334
找到间谍才能休假/336
安德罗波夫害怕费多尔丘克/336
将军摘下白手套/338
鱼宴/341
第十六章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342——355
人事主管/342
夜见总书记/343
克格勃与权力/345
名义上的记者/351
第十七章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355——378
机遇/356
开端不利/358
外交官打开报纸/360
副秘书长在哪里？/361
情报局长/363
主要对手/365
克格勃主席/367
多层馅饼/370
没有总统的8月/373
第十八章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378——393
“湿”案/378
里加特种警察部队的故事/380
总统候选人/382
最后一任主席/383
“把逮捕的人带走”/386
莫斯科市中心的美国“胡子工程”/388
克格勃的终结/391
第十九章
叶利钦时期的国家安全机关/393——410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393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398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斯捷帕申/400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402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407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409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帕特鲁舍夫/410
附录
卢比扬卡的主人们/410——411
译者的话
前些年，“克格勃”这三个字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在人们的认识中，“克格勃” 代表着神秘、阴险、狡诈，它似乎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代名词。克格勃用美人计策反他国外交官或情报官、某国驱逐了若干名披着外交官外衣的克格勃分子、某克格勃分子逃往西方等消息不时见诸报端。关于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和它与西方情报机关斗法的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更是一大热门。广大观众喜爱的《007》系列电视片讲的就是西方情报机关与克格勃斗智斗勇的故事。不过，以前人们对克格勃的了解仅限于这些肤浅的东西。现在，《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可以使读者对克格勃有一个深入的、全面的了解。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形式上介绍的是历任克格勃领导人，实际上它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苏维埃俄国和苏联的历史。这本书披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和一些细节的描写带给人的是震撼。令人惊愕的是，颠倒黑白、制造冤案、刑讯逼供、滥杀无辜等丑恶现象竞然大规模地发生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肃反扩大化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仅老百姓和普通干部人人自危，就连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也提心吊胆地度日，甚至国家的二号人物莫洛托夫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抓，不敢出面相救。生活在一个连国家二号人物都要过朝不保夕的日子的国度里无疑是莫大的悲哀。
更可悲的是，肃反扩大化的执行者——安全机关同样是整治的对象。1920年7月29日，列宁批准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班子。然而，除了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是自然死亡外，其余11位领导人在后来全部被杀。
书中还提到，在卫国战争前夕，苏联高级军事将领大部分被杀，这直接导致战争爆发后苏军遭受严重损失。令人不解的是，被俘者一律以叛国罪论处。整个战争期间，军事法庭共审判了约100万军人，其中 15.7万人被枪决，这等于15个师是被自己人消灭的。
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在恐怖气氛的笼罩下，人性被严重扭曲，人的尊严荡然无存。“间谍”、“反苏分子”、“破坏分子”、“叛国分子”的帽子随时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尽管绝大多数“分子” 都是良民，到头来他们都会乖乖地承认自已的“罪行”，甘愿受惩罚。他们轻者进劳改营，重者被枪决。正如书中所说，被消灭的往往是那些最忠实于当局的人。
这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真实地再现了整个克格勃的历史，让人们看到了克格勃在俄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读这本书会使人心里有种沉甸甸的感觉，不由地同情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同时也会使人对这种历史现象加以认真思考，引以为戒。
本书前言和第l—2章由李惠生翻译，第3—6章由张志强翻译，第7—11章由赵志鹏翻译，第12—16章由钟忠翻译，第17—19章和作者致中国读者的话由王宪举翻译，全书由张志强校对。译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热心读者指点。
译者 2000年12月
作者的话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存在于1954至1991年之间。因此，将此书命名为《克格勃主席》或许不完全准确，因为这里涉及到了自十月革命至今为止国家安全机关的所有领导者。
然而正是这三个缩写字母——“克格勃” 成了我国历届国家安全部门的同义词。尽管这一部门经常改变它的名称，我们仍然只叫它“克格勃”。它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和国安全总局、联邦安全厅、安全部、联邦反间谍局。目前它的名称是联邦安全局，然而这个名称也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
它的领导人更换得就更加频繁了。从1917年到 1999年，这个部门的主席、人民委员、部长和局长一共换了23次。为了做个比较不妨指出：外交人民委员和外交部长更换的次数要比这个数目几乎少一半。
领导这个部门的工作是颇为吸引人的，然而它往往也会断送掉人们的性命。一些人在这个部门任领导的时间并不长——几个月，一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在这方面却创了记录：他任克格勃主席长达15年之久。
很多人在掌声中迈进了这座位于卢比扬十广场的著名建筑物，在这里获取了权力和奖赏，然而很少有人是出于自愿或是由于职务的提升而离开卢比扬卡的。国家安全部门的领导者们一般都是由于被撤职或是被赶下台而告别此地的。其中有5人遭枪决，另外一些人蹲了监狱或长期失宠。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我们从一旁观看，可能会觉得这些掌握着大权的人们一定是生活的享乐者了。然而现实却远非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卢比扬卡的历史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神话存在了很久，却不会因此而显得更真实。
本书的目的在于试图描绘出卢比扬卡24位主人的画像。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走进了历史，另外一些人还在继续参与当代政治生活。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我们了解得比较多，对另一些人了解得比较少，因此在撰写此书时不仅利用了一些当事人所发表的回忆录以及在最近几年解密的档案材料。而且作者还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访谈的对象包括许多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已经退休了的和仍在工作的国家安全机关人员，以及那些致力于研究探索我国不久以前的种种往事的历史学家们。
在此，我要向那些曾对我的这项工作鼎力相助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是：弗拉基米尔·跨莫夫教授，他无与伦比的丰富知识帮助我分析认识了克里姆林宫生活中无数错综复杂、曲折离奇的事件；弗拉基米尔·涅克拉索夫教授，他是一位研究内务部门历史的专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这两位是《卢比扬卡》一书的作者；以及我在电视台的许多同事们，他们鼓舞并支持了我；还有我的母亲——语文学博士伊琳娜·姆列钦娜，她担负了本书第一读者的责任。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很高兴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我希望它能帮助中国邻居和朋友们更好地了解俄罗斯。
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自己的过去？和中国一样，我国在20世纪也历经艰难困苦。过去并未消失，而是隐藏在我们的今天之中。因此，这本书并非仅仅是谈论过去。
这本书写的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迄今领导俄罗斯和苏联安全部门的那些人。由于20世纪我国历史的特殊性，他们在我国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领导下，决定了我国的形势。但是这一作用经常被隐瞒、掩盖和降低。
光阴流逝，在国家安全部门领导人中，有两人后来成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这就是1982年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和2000年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普京。1953年拉夫连季·贝利亚和1964年亚历山大·谢列平也只差一步就入主克里姆林宫。其他人也身居国家、政府和共产党内的高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俄罗斯和苏联特工机关的历史就是我国的历史。十月革命后的集体化和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解体、叶利钦的改革等等，凡乎没有一件决定性事件没有国家特工机关的参与。现在到了把一切事物放回原位，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本身给以冷静、尽可能客观和公正评价的时候了。
近年来许多档案文件开放，参与那些重大事件的幸存者开始披露真相。但在特工机关的历史上还有许多空白点。
在你们手持的这本书中，不仅搜集了许多不久前还被认为是秘密的文件，不仅有与前苏联特工机关官员、党的工作者和历史学家等重大事件参与者的谈话，而且还试图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
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研益。
列昂尼德·姆列钦 2000年4月于莫斯科
第一部分 捷尔任斯基时代
第一章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
起初，在俄罗斯谁也没有真正意识到有关建立全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命令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这两个字却成了20世纪最著名的缩写词之一。其实，在革命后最初的几个月里还曾建立过其它一些令人恐惧的委员会。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其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 的主要目的是对付大批抵制新政权的旧官吏们。
但是不久以后，全国都以极为恐惧的心情开始谈论起“穿皮外衣的人们”来了。全俄“契卡” 的工作人员都穿着皮外套：给他们发了飞行员穿的皮制服，那是协约国送来的礼物。布尔什维克们在彼得格勒的仓库里发现了这批制服。
“契卡” 的工作人员们喜欢这些皮制服，并不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了皮制服装将会摩登走俏，其原因要简单得多：皮制服里不会长虱子。在那些年头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虱子会传播伤寒，而伤寒使人大批大批地死亡，在前线和后方都是一样。
1918年1月，著名的女作家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位于豌豆街上的这个‘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非常奇怪和可疑。主要的暴行都是从那儿发生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私下谈话里说：豌豆街2号是他们的‘保卫科’。那儿当然有经验丰富的密探，都是些老的。天天他们都能揭发出某些‘密谋’来”。
在圣彼得堡的豌豆街和海军部大街交汇的角落里，至今还保留着那栋房子，那是1917年12月成立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 的遗址。现在这栋房子成了一座纪念馆，其中照原样布置了一切，就像当年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在此工作时那样。
革命以前，那儿是圣彼得堡市政府机关所在地，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设在那里的是保卫城市特设委员会，为首的是未来的元帅和国防部长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在当时，人们觉得伏罗希洛夫是比捷尔任斯基更重要、更危险的人物。
主要的任务
人们对他的叫法真不知有多少！有人叫他“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有人叫他“吸血鬼”，有人叫他“躁狂疯人”，有人叫他“暴虐狂”。那么，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捷尔任斯基出生于1877年8月30日，在维连省奥什米扬县（如今的明斯克州斯托尔布措夫区）的捷尔任诺沃庄园中一个小地主贵族的家庭里。他曾在一所中学里念书，但没有毕业。18岁时参加了社会民主派小组，而后加入了“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自那时起一直到1917年捷尔任斯基只从事一件事——党的工作，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就像当时所称呼的那样。
1897年他第一次被捕，流放到维亚特省，为期3年。但一年以后他就逃跑了，回到了维尔诺，从那儿又去了华沙，鼓动工人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
1900年他再次被捕，在华沙城堡和谢德列茨基监狱服刑。1902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为期5年。在路上他就跑了，跑到了国外，在那个时候这并不困难。然而很快他又回来了。1905年7月又被捕入狱，但此时发生了第一次俄国革命。秋天，他遇上了10月大赦。1906年底他又被捕了，其后被保释。
1908年他又一次被捕、受审、流放西伯利亚，这一次是去叶尼塞省。然而捷尔任斯基很快又逃跑了，其后就在波兰工作。
1912年他又被逮捕，这回对他动了真格的：判处3年苦役，在奥廖尔服役。服刑期满后被带回莫斯科。1916年又因过去的事受审，再次被判6年苦役。但是这次他没有服满刑期：二月革命把他和所有的政治犯都解放了。
1917年10月10日，捷尔任斯基在彼得格勒参加了有历史意义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那一天，正是捷尔任斯基提出了如下建议：“为了实行政治领导，于近期在中央委员们中选举成立一个政治局。”
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受到了欢迎：政治局一直存在到1991年的8月。
在革命爆发的一个星期以前，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容沉默！》的文章。他要求布尔什维克们声明不准备发动起义。他写道，如果发生这样的事，“群众中所有的黑暗本能就会喷发而出，因为他们早已被生活的崩溃以及政治的虚伪和肮脏所激怒了。人们将要彼此残杀，而不会克服自身的兽性。”布尔什维克们愤怒地拒绝了高尔基的这一警告。
捷尔任斯基被选入了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和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军事革命党中央。10月24日，他受命领导占领邮局和电报局的行动。临时政府未做抵抗，政权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捷尔任斯基负责斯莫尔尼宫的保卫工作。
作为斯莫尔尼宫的卫队长，捷尔任斯基给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里德（即有关十月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日》的作者）签发了出入证。
12月20日，捷尔任斯基接受了自己的主要任务——创建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
“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
在监狱中服刑11年之久的捷尔任斯基，比谁都更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一方面，他厌恶并极不情愿降低到沙皇暗探局的水平，他憎恨奸细。另一方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们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1918年2月18日，在“契卡”的负责人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密探只用于投机倒把一类案件的侦破，对政治敌人不采用这种手段，对他们的斗争只用‘干净’的办法，通过苏维埃人员的思想促进来进行。”
整整一个月之后，在又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通过了禁止“契卡”使用密探打入敌人内部探听情况的办法。然而，良好的愿望在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便逐渐消失了。
捷尔任斯基被认为是个外行，但正是他开始实行在国室内“整治”犯人的办法：把密探装扮成犯人送人牢房从而探询出犯人在审讯时不肯招供的情况。这种被称为“放鸭入笼” 的办法直至今天还在被利用。
对政治案件的侦查从一开始就利用派秘密奸细潜入敌人内部“卧底”的方法来进行。没有进行过真正的侦查：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本事。因此，侦查员只要能弄到犯人的口供就好。告密者、内线的“线人”、密探——这些就被认为是侦查的主要工具。
捷尔任斯基并不认为“契卡”是秘密侦查机构、反间谍机关或政治警察机构，在他看来，“契卡”是有权独立消灭敌人的特殊部门。他写道：“‘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不用去做什么侦查或暗探的工作：专门人才用不着去干这种事。不应把警察的工作交给‘契卡’这样的战斗机构去做。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
1918年6月12日，各地肃反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党团通过了以下决议：
1．可以利用秘密侦查人员；
2．排除保皇派——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们的著名积极领导人；
3．注意并监视将军和军官们的行动，观察红军、指挥人员。俱乐部、各种小组以及学校等的动向；
4．枪决那些有名的、确已被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抢劫犯和贪污犯；
5．在地方上禁止各种资产阶级的、妥协派的和庸俗低级的报刊出版发行；
6．建议中央解除乌里茨基同志在彼得格勒‘契卡’中的职务，用一名更加坚定不移和雷厉风行的同志来代替他，以便坚决、不屈不挠地推行对那些要扼杀苏维埃政权与革命的敌对分子进行无情打击与斗争的策略……”
“契卡” 的党代表们要求从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中撤职的莫伊谢伊·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是一位在布尔什维克党里受人尊敬的人，曾在牢狱和流放地度过多年，侨居国外时曾与托洛茨基过往甚密。
1917年10月25日，乌里茨基被任命为外交部的政治委员。革命次日清晨他就来到了外交部，同外交人员进行了交谈。但是外交事务他只干了几天，他又有了新的任务——领导选举立宪会议事务全俄委员会的工作。1918年2月，他受命加人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3月，他开始领导彼得格勒的“契卡”。
乌里茨基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一，他们为在“契卡”工作而苦恼，不愿作孽去搞镇压，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的后来几代“契卡”领导人大不相同。
在担任彼得格勒“契卡”的领导工作以后，他立刻争取到了废除死刑的决定，甚至对那些犯了重大罪行的人也是如此。这使他的同事们感到愤怒。
在反对上述决定的肃反工作人员通过了充满激愤之情的决议之后约一个多月，社会革命党人、大学生列昂尼德·卡涅吉赛尔枪杀了乌里茨基。第二天，1918年8月30日，在莫斯科又发生了暗杀列宁的事件，那是他在米海尔松工厂发表演说之后出的事。
嫌疑犯当场被捕，是28岁的法尼亚·叶菲莫夫娜·罗伊德曼，一个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青年妇女。她16岁就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改姓卡普兰。1906年在基辅的一次爆炸事件中受伤，被判处无期苦役。
调查进行得空前迅速，谁也没有对她就是犯罪者产生怀疑。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利科夫亲自枪毙了她，尸体被焚烧了。最近几年，人们对那次企图暗杀列宁的是否就是卡普兰产生了很大的疑问。据专家们的意见，那个半瞎的女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枪瞄准列宁；而她又是遵照什么人的命令这么干的，也一直没弄清楚。
尽管也做了一些重新调查的尝试，但是这次未遂暗杀事件的真实情况仍然只是一个未解之谜，就像约翰·肯尼迪被暗杀始终是迷雾一团一样。或许，卡普兰真的曾向列宁开枪射击？然而，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已经无法搞清楚了……
在乌里茨基被暗杀和列宁遭枪击之后，宣布开始实施“红色恐怖” 了。就在此时，1918年8月4日，协约国的军队又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登陆。这也促使了布尔什维克采取强硬措施。
结果是，在彼得格勒有500人被枪决，另有500人被抓做人质。1918年9月《红色报》发表了人质的名单，标题是：《对白色恐怖的回答》。
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一项决议说：“不要再说空话了！我们的领袖们由工人和红军战士来保卫。要是我们的领袖们哪怕掉一根头发，我们就会把那些在我们手中的白卫军们都消灭，我们就会把那些反革命首领一个不留地都杀掉！”
《红色报》写道：“旧军官、自卫军反叛的骨干们为数并不太多。如果革命需要，如果旧军官们不放弃他们的疯狂企图——找回自己的特权和沙皇，那么他们就会全部被消灭，只有他们中间的那些诚实的人，那些已经与他们断绝了关系的人除外。”
内务部长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给所有的地方政权机关散发了一份指示电文，其中说：“对资产阶级实行大规模恐怖手段至今仍是一句空话。要克服纪律涣散和玩忽职守的现象。这一切都应结束了！我们命令所有的地方苏维埃立即逮捕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大资本家和旧军官的代表，把他们当做人质抓起来。”
大规模逮捕开始了。一切受怀疑的人都被抓了起来。然而在那个时候，如果能找到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有幸遇上不很凶的侦查员，还有可能争取到被捕者的释放。
沙皇时代著名的外交家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洛普欣在那些日子里也被捕了，他被带到了豌豆街。“契卡” 的一个侦查员对这位前外交家说：“请坐吧。您怎么回事，老爷子，跟投机倒把的搞在一起了？别干这些，干点儿别的事吧！”
洛普欣回答说，他跟那帮子人搞在了一块儿完全是偶然的。于是，侦查员就说了：“好吧，我放了您。不过我很累，也很饿了。咱们这么办好不好：我去吃晚饭，您坐到我的椅子上来，自己写一份审讯记录。您自己审问您自己——就照着这个样板写。”
洛普欣不仅为自己，还为自己的同伴们写了根本不曾进行过的审问记录。侦查员回来之后，把那几份记录看了一遍，就把所有的人都放了。
竟然也有过这种事……
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
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次危机是由于对德战争而引起的。那时捷尔任斯基同列宁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11月7日，外交人民委员列夫·托洛茨基，为了履行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诺言——结束战争，而向所有的交战国建议签订和约。在呈递给各同盟国大使的外交照会中说：
“我有幸通知您，大使先生，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于10月26日组织了俄罗斯共和国新政府，即人民委员苏维埃。这个政府的主席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被委任以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领导外交活动。
“请您注意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在各族人民自决的基础上宣布停战和缔结没有割地与赠款的民主和约的建议文本。我荣幸地请您阅读上述文件，这是作为有关立即在所有战线上停战并且马上开始和平谈判的正式建议而提出的。”
英国和法国的大使没有理睬托洛茨基的呼吁，因为他们不相信布尔什维克政府能站得住，协约国各国政府拒绝进行谈判。德国和奥匈帝国倒是同意了：他们在战争中失利，企图在东方签订单独和约，以便腾出手来在西方继续打仗。
11月22日，托洛茨基签署了在前线停止战斗行动的协议。
托洛茨基认为，接受德国人提出的强盗式要求是不可思议的，这对自己和对俄罗斯都是一种耻辱。他曾说，只有在必须屈服强力的时候或者在情况变得毫无出路时，才可以跟德国人签和约。然而，再把战争继续下去也是不行的：应该让士兵回家。这不仅是托洛茨基一个人的意见，列宁也持这种看法。
围绕着同德国人签订和约的问题所展开的一场斗争，不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进行的；而是在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一方，与要求无论如何要把仗打下去的相当大一部分党员为另一方，——是在这两方面的人们之间进行的。捷尔任斯基属于后一种人。
列宁的路线是：拖延谈判，尽可能慢点签约。
1918年1月24日，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大多数人通过了托洛茨基所提出来的说法，即：“我们停止战争，但并不签订和约，军队要复员。” 两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与其盟友——左翼社会革命党中央的联席会议通过了上述决定。
2月10日，在与德国人和奥匈人在布列斯特一利托夫斯克城举行的谈判中托洛茨基说：“在等待世界各国劳动阶级夺取到政权（就像俄罗斯的劳动人民这样）的那不远的一刻时，我们将自己的军队和人民撤出战争。
“从农民中来的我国士兵应该回到自己的耕地上去，应该让他们在今年的春天就能在和平的环境中耕种土地，那是革命从地主的手中拿过来而转交到农民手中的。
“从工人中来的士兵应该回到厂房中去，在那儿他们将生产的不是破坏性的武器，而是创造的工具，他们将和农民一起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府要想用军事掠夺的手段占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就让他们公开地这么干吧！而我们是不会给暴力行为涂脂抹粉的。我们退出战争，然而我们不得不拒签和约。”
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失算了：德国军队转入了进攻。列宁担心德国人会占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于是要求在任何条件下都要签订和约。
捷尔任斯基与列宁产生了分歧，他同一部分中央委员一起写了反对与德国人媾和的声明，说这就是投降。然而在做了这个姿态以后，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就像捷尔任斯基自己所说的，同时在三条战线上斗争——反对德帝国主义者、反对俄国资产阶级和反对“以列宁为首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要比反对好和更危险。从原则上捷尔任斯基又不能举手赞成签订和约，于是在表决时他同托洛茨基一起弃权了。于是，列宁关于请和的决议得以通过。
1918年3月3日，以苏维埃俄罗斯为一方，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为另一方，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8月27日，在柏林签署了要向德国支付巨额赔款的补充协议。俄罗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履行了这个协议。当年的秋天，由于德国发生了革命，被德国人抢去的领土又归还给了俄国，然而作为赔款付出的黄金就这样留在了德国人的手里。
被解除职务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惟一的政治盟友对同德国人签订和约一事最为气愤。起初，列宁很珍视同社会革命党人的结盟，因为后者有农民的支持。但是，这种合作关系逐渐地化为乌有了，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越来越大。在社会革命党人退出政府之后，他们的人只留在了“契卡” 与军队中。
1918年7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5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要求枪毙那些在与德国分界线上挑起敌对行动的人，因为既然签了和约，就不要总是去向德国人挑衅。
要求同德国人交战的社会革命党人，认为托洛茨基的话是针对自己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鲍里斯·卡姆科夫身挎手枪，破口大骂德国大使威廉·米尔巴赫伯爵，并称布尔什维克是“德帝国主义的走狗。” 卡姆科夫反映农民的党——社会革命党人的情绪，他对着布尔什维克们说：“我们要把你们派的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揪着后脖领子从农村扔出去！”
7月6日，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们示威性地离开了正在开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大剧院，去到大三圣徒胡同的左翼社会革命党骑兵队总部集合。
就在当天的下午两点钟，“契卡” 的工作人员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到了德国大使馆，出示了有捷尔任斯基签名和“契卡”印章的委任状，要求会见大使米尔巴赫。当大使走出来见他们时，他们就当场杀死了他。
一小时之后，列宁打电话给捷尔任斯基，告诉了他大使被杀的消息：那时候“契卡”还没有成为后来那么神通广大的机构，很多消息它还只能从侧面获悉。
容易冲动的捷尔任斯基立刻赶到了大使馆，从那儿又冲到了他属下的一个“契卡”支队，那支队是由社会革命党人波波夫指挥的：因为他猜想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完全可能是藏在那里的。然而波波夫不仅拒不交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反而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逮捕了起来。
在镇压了这次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之后，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调查。为此捷尔任斯基暂时卸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8月又恢复了自己的这个职务。在这两个月中，“契卡” 主席的职务由扬·赫里斯托弗洛维奇·彼得斯代理，后者在沙皇时代也坐过牢。后来，他成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在突厥斯坦的代表，1930年他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转而搞党的工作，1938年被枪决。在彼得斯签署的第47号指令中说：“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是完全独立的：它可以进行搜查、逮捕、枪决，只要事后向人民委员会和全俄执行委员会打个报告就行了。”
7月10日，根据列宁的指示，捷尔任斯基本人也受到了审讯：他也被怀疑了，因为他手下的人参加了叛乱。此外，他怎么能这样疏忽，全然没有查觉在他眼皮子底下组织的暗杀德国大使的行动以及整个密谋的实施？捷尔任斯基在接受审问时说：
“大约在6月中旬我从德国大使馆得到了有关准备暗杀德国使馆人员和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的信息。
“德国使馆人员向我提供了可能藏有罪犯的呼吁书以及密谋分子的地点。我把此事交给了彼得斯和拉齐斯去调查。为此组成的委员会进行了侦查，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6月底我又得到了有关密谋的新材料……我当时想可能有人在恫吓我们和德国使馆。”
布柳姆金向大使馆出示了委任状，那上面的捷尔任斯基签名是伪造的，但是印章却是真的。对此，捷尔任斯基做了如下解释：
“大印是保存在亚历山德罗维奇那儿的，此人是因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坚决要求而在去年12月被吸收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正是这个大印被盖在了伪造的、以我的名义签发的委任书上，然后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拿着这个委任书去完成了暗杀的任务。布柳姆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也是由左翼社会革命党中央推荐的。”
捷尔任斯基解释自己在米尔巴赫伯爵遭暗杀的那一天的行动时说：
“7月6日下午3时左右，我从人民委员会主席打来的直通电话中得知了米尔巴赫伯爵遇害的消息，我当即带领一队人马以及侦查员和政委赶到了大使馆，以便组织逮捕凶手的工作。
“米勒中尉出来对我大声责骂：‘您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捷尔任斯基先生？！’他给我看了那张用我的姓名签署的委任状……
“当时我就和三个同志（特列帕洛夫、别列尼基和赫鲁斯塔廖夫）去了支队，以便查明真相并逮捕布柳姆金。在指挥部的房子里有10到12个人，只是在我们被解除了武装之后波波夫才出面。他开口就指责我们，说我们的法令都是根据‘米尔巴赫伯爵阁下’的命令而编写的……”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上述行为被认为是叛乱，布尔什维克们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逮捕了他们的党团。对此，武装的社会革命党人占领了电报局和电话局，迅速地印出了自己的传单，中央委员们赶到各部队和工厂去进行工作。
然而，社会革命党人未能动员起莫斯科来：工人和士兵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反应相当平静。
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站在一起的军人们打算强攻夺取克里姆林宫。然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却阻止了他们，说他们的任务在于保卫司令部！该党的中央委员们行动很不果断，因为他们害怕与布尔什维克的直接厮杀会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有利。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想向布尔什维克党，同时也向德国的军事指挥部展示自己的力量。的确，他们有军队和农民的支持（在进行苏维埃选举时，他们得到了几乎全体农民的选票）。考虑到这些，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在德国掀起革命运动。
社会革命党人的出发点是：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在俄罗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的领导人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认为，布列斯特和约使德国革命拖延了半年。她在7月6日事件以后写给列宁的信中说：“我们在7月里没有想推翻布尔什维克，我们当时只有一个愿望——进行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恐怖行动，对于扼杀我国革命的企图向全世界表示抗议。我们的行动不是叛乱，而是半自发的自卫行动，在遭逮捕时进行了武装反抗，如此而已。”
社会革命党人比较消极的立场使布尔什维克们有可能取得主动权。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从莫斯科附近调来了两个忠于布尔什维克的拉脱维亚团，命令他们炮击波波夫支队的指挥部，几小时之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被迫放下了武器。
7月7日傍晚，叛乱已被镇压下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捷尔任斯基的副手）亚历山德罗维奇以及波波夫支队的12名成员被枪决。
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全俄肃反委员会反国际间谍部的负责人雅科夫·布柳姆金及其搭档尼古拉·安德烈耶夫各被判处三年徒刑。然而他们连这个刑期也没有服满。在解释此事的原因时，布柳姆金说：
“我反对同德国单独缔结和约，我认为我们有责任撕毁这个给俄罗斯带来耻辱的和约……
“除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的和原则性的出发点以外，我去完成了这个行动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那些反对犹太人的黑帮分子中有许多人就是亲德的，但他们从战争一开始却指责犹太人崇拜德国，现在又说犹太人应为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签订单独和约的政策负责。
“因此犹太人抗议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出卖俄罗斯及其同盟国的行动就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我做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担负起了去完成这一抗议行动的责任。”
1919年5月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布柳姆金恢复了名誉，并让他回到“契卡”工作。后来他还在情报机关工作过。然而在10年以后，1929年的11月3日，他因与已被放逐国外的托洛茨基会面而被枪决。
总的来说，当时对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处理还是比较宽大的。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列宁对他们是同情的，因为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就曾是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因企图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以绞刑。
7月叛乱对我国历史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排除出了政治活动，被赶出了国家机构，因此不再能影响我国的命运。后来，在斯大林时代所有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都统统被处决，俄国的农民阶级失去了自己的保护者，而苏维埃政权成了一党的统治，它有了更多的理由进行镇压。
全俄肃反委员会成了消灭俄罗斯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具，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是例外，它在1917年已拥有100万以上的党员。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已成了非法的，他们的命运由“契卡” 的秘密指令来解决，社会主义者的案件根本不送交法庭：
政治局指示“契卡” 人员把工作重点放在“通过秘密查询和内部情报来消除各方面的反革命和反苏维埃活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遭到系统的消灭。他们之中的最后一批，都是些老头子和老妇人了，在1941年的9月11日被枪杀于奥廖尔附近的森林之中。
许多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在奥廖尔的监狱里度过了残年。他们之中就有传奇人物、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者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1917年她被称为俄罗斯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女人，1941年9月11日她也被处决。她曾因为反对与德国人合作而丢掉了一切，包括自由。尽管如此，她最终被杀害却是由于担心她会投奔到德国人那边去！
“洛卡特事件”
1918年，行动十分巧妙的密探们帮助捷尔任斯基消灭了西方国家在苏维埃俄国的情报网。
1918年夏天，在莫斯科揭发出了所谓的“大使们的阴谋”，虽然当时在莫斯科并没有什么大使：全世界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苏维埃俄国。
主要的阴谋策划者被认为是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布鲁斯·洛卡特。革命后，他奉命到莫斯科来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非正式联系。他同首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及其副手和未来的继任者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相处的关系都不错。
然而，在英国有许多人都对洛卡特持怀疑态度，也不相信他从莫斯科发回来的情报。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曾这样说：“就算治卡特先生给我们提过一些不对头的建议，也不能指责我们采纳了它们。”
洛卡特在莫斯科过得相当快乐，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陪伴其著名的情妇布德伯格男爵夫人。
治卡特曾经十分有趣地描绘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的形象。他写道：“捷尔任斯基的举止无懈可击，言谈也很得体，只是没有丝毫的幽默感。最奇妙的是他的眼睛，那双深陷的眼睛闪烁着狂热信仰的冰冷的光芒。他从来都不眨眼，似乎他的眼皮是瘫痪的。”
洛卡特也曾谈到他曾与这样一些人密切相处，他们一昼夜工作18个小时，他们身上有一种清教徒和早期耶稣会员的自我牺牲和禁欲主义的精神。
负责审讯洛卡特的是当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副主席扬·赫里斯托弗洛维奇·彼得斯。
他给这位英国人看了自己的指甲，说明他在革命前的监牢里受过怎样的酷刑。洛卡特写道，虽然一般人都认为彼得斯是个毫无人性的恶魔，然而在他的性格中却看不出这种特征。彼得斯告诉洛卡特，每签署一份死刑判决书，都会使他感到生理上的疼痛。“我想这是真的”，洛卡特写道，“在他的天性中有很大一部分多愁善感的东西，然而他是一个有着狂热信仰的人，他致力于实现布尔什维克的目标，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而这种思想感情是不允许有怜悯之心的……这个奇怪的人不知为什么对我感兴趣，他决心向我证明：在一些小事上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像资产阶级那样具有骑士风度……”
在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之后，人们都已明白苏俄不会再同德国作战了，此时协约国的同盟者们就下定决心要推翻布尔什维克，让一个能继续与德国打仗的新的俄国政府上台执政。
洛卡特首先同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取得了联系，并把这位社会革命党武装分子头目的计划送往伦敦。该计划声称：“在协约国军队于俄罗斯登陆的当天晚上就杀死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英国人自己当然不会去杀革命的首领们：为此他们有当地的代理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情报机关干得很有成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棒的特工机构。然而在俄国活动的却是些一知半解的角色，他们当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在俄罗斯出生的有英国国籍的西德尼·赖利，这是一个冒险家，不切实际的幻想家。
洛卡特和赖利输给了捷尔任斯基。后者派了两个拉脱维亚的“契卡”人员打进了他们的队伍。这两个人假装成对革命感到失望的红军军官，向他们建议暗杀列宁和托洛茨基。但是西德尼·赖利却认为，用不着杀掉他们，让他们当众出丑就够了——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裤子脱下来，让他们只穿着内裤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游行示众。
在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遇害和列宁遭枪击的事件发生以后，所谓的“大使阴谋案”也立即被破获了。洛卡特和其他数名英国人被捕，后被押解出境。
1925年，在可以与反苏地下人员领导者会面的允诺下，西德尼·赖利被诱骗到苏联。9月28日他越过国境并在“契卡”人员的暗中监视下到了莫斯科，一到这里便立即被捕了。他出据了所有要他提供的证词。然而对他并未开庭审判，1925年11月5日就将他处死了。四个“契卡”人员把他带到城外，说是去散步，却从背后向他开了枪。后来又向前胸补了一枪，之后便将尸体带回，次日埋在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在卢比扬卡的内部监狱的院子里。
两个浪漫主义者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在情报机关与外交机关之间发生了冲突。直至今日，这种冲突也未获得妥善的解决。
1921年底，外交人民委员部迁到了位于铁匠桥街21/5号的楼房里，那儿原来是一家名为“俄罗斯”的保险公司的旧址。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此一直呆到1952年，当斯摩棱斯克广场上新建的高层建筑交付给外交人员使用的时候才搬走。
从外交人民委员部到位于卢比扬卡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大楼只有两步之遥，外交官们常不无讽刺意味地称“契卡”人员为“邻居”。这个词儿流行起来，一直沿用到现在。
然而，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却远远不是睦邻友好的。苏俄历史上的第二位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敢于做他的继任者们所不敢做的事：他公开地与“契卡”人员争论，并对他们采用的工作方法表示气愤。
人民委员奇切林简直就不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是一个对事业无限赤诚的理想主义者，是作为一个不能适应苏俄生活的悲剧性人物被载入史册的。然而正是这个没有任何苏维埃特征的人，奠定了苏维埃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沿用到苏联解体。
捷尔任斯基和奇切林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贵族出身，生长在有教养的家庭里；两人都是不知疲倦的、勤勤恳恳的劳动者，对事业无限忠诚的理想主义者。奇切林的革命禁欲主义甚至叫人看了害怕。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的父亲也是一个外交官。一次，有人要同他决斗，他由于宗教信仰上的考虑而拒绝了。这件事使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回到了自己在坦波夫省的卡拉乌尔庄园。又因为害怕由于拒绝去决斗而被人说成是懦夫，他自愿以红十字救护队员的身份去参加了巴尔干战争，回来时已身染重病——肺结核。
父亲的病重和去世给奇切林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生活在脱离现实生活的、充满某种激情的气氛之中，是一个孤独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渐渐地变得自艾自怨，妄自菲薄。
他自己曾说，在大学毕业时他情绪极度低沉，厌倦生活，向往神秘主义。但是后来他接近了革命者并帮助他们，1904年为躲避拘捕流亡到了国外。他结识了卡尔·李卜克内西，视他为革命的理想人物。侨居国外时，他以亡母留给他的遗产度日，并将金钱慷慨地赠给党做活动经费。
1918年1月8日，奇切林被任命为人民委员的助手，三个星期以后这个职务改称为副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赋予了他“在托洛茨基不在时”决定事务的权力。3月13日，他被正式任命为“人民委员的临时副手”，5月30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
他是个意志坚定的单身汉，他像个修道者似的把办公室变成了自己的禅房，每天几乎只靠面包和清水过日子。奇切林自己承认，他惟一的乐趣是一只小猫。
他的办公室里有一架钢琴，他喜欢弹莫扎特的曲子，有时也即兴变奏。他曾写过一本关于莫扎特的书，但此书出版时他已故去多年。奇切林曾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我有的只是革命和莫扎特。”
他几乎能讲所有欧洲国家的语言。有一次他甚至用拉脱维亚语发表了演说。在年纪已经很大了的时候，他还开始学习古犹太语和阿拉伯语。
奇切林就住在办公室旁边，他认为一个人民委员应该时刻不离战斗岗位。在有急电来或者应给驻某国的外交使节签发密电时，他要求手下的人在深夜也要叫醒他。
他睡眠极少，常在凌晨才躺下。有时在深夜也会召见外国大使。夜间他常口授致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和给部领导班子的指示，起草外交照会或写文章。天亮以前这些文件都应打印好放在他的桌子上，以便他在整理好的材料上签字并发到收件人那里去。
奇切林自己掌握着大使们发来的密电，因为他对谁也不相信。他认为各种条约的秘密附件只应保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由专门为此目的而派来的一个连守卫。
奇切林的主要功绩在于：在国际上争取到了对苏联的承认。
他把俄罗斯引回到了传统的外交轨道。对政治局来讲，同其它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只是一句口号；而对奇切林来讲，这却是一个现实的目的。虽然他也把革命的言词挂在嘴上，但是在自己的行动中他的首要出发点却是要完成实际的任务。
在1922年4月举行的热那亚会议上，奇切林给国际外交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苏联首次参加的国际会议。
在送别奇切林时，列宁对他说，不要公开说出苏维埃国家的真正目标，以免吓坏了西方国家，千万不要大谈什么“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提什么口号都可以，甚至那些不符合国家政策的口号也行，只要能“瓦解敌人” 就好。列宁的这个战略就决定了从奇切林到葛罗米柯时代的苏联外交路线。
奇切林的第二大成功在于：他在拉帕洛与德国签订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相互不再提出要求和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条约。
尽管是在不同的方面，俄国与德国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这使两国接近起来。魏玛德国和苏维埃俄国在当时的欧洲是两个受鄙视的国家。它们联盟的基础是两国领导层对加人协约国联盟的西方国家怀有同样的仇恨。
在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最后两三年，奇切林已不能工作了。他长时间卧病，在国外治疗。国际上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的外长不回国，一些奇怪的流言开始传播开来。为此，在《消息报》上开了一张奇切林所患各种病的清单：糖尿病、咽喉炎、感冒、肺炎、多发性神经炎。
1930年，因为健康原因解除了奇切林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奇切林希望让政治局委员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做自己的继承人，后者当时正代替捷尔任斯基领导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奇切林还为古比雪夫写下了详细的工作指南。相当奇怪的是，奇切林和捷尔任斯基二人的最后信件都是写给古比雪夫的。
然而，外长的职务任命给了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他当时是副外交人民委员，在奇切林长期生病期间他主持全部外交工作。
奇切林和李维诺夫相互憎恨。奇切林抱怨说，李维诺夫是个卑鄙小人和不学无术者，不应让他主持外交工作。
李维诺夫则说，奇切林是同性恋者，专门在夜里工作的怪家伙，他把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搞得一团糟。
一些同事们证实，奇切林干不好组织工作。这似乎是真的。奇切林本人认为：“为了弄清楚某件工作是否正在进行，应该亲自与人们交谈，检查完成任务的情况。有时也要检查一下，比如说，防火的组织是否能很好地运作，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去消灭那些啃咬文件的鼠类和蛀虫……”
奇切林还曾编写一份指示分发给驻各国使节，那是关于大使夫人们在招待会上应该如何着装的细则。他建议让她们穿黑色长袖裙装，不要祖胸露背，不配戴任何珠宝手饰。
和李维诺夫不同的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奇切林讲话总是小心翼翼、低声下气，注意倾听每一位政治局委员所提的意见。在党内他是没有什么分量的。
然而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奇切林把一切都写得无比坦率。他指出，妨碍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是：党内的清洗、社会工作、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告密。
使他非常恼火的是，常把一些没什么文化的党的干部派到他这儿来工作。他写道：“把一些半生不熟的角色塞到我们部里来，特别是那些缺少对外交往文化素质的人（他们会用手指挖鼻孔、随地吐痰）——这对发展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迫切需要的新的联系造成极大的困难，甚至连保持已有的联系都不容易。”
奇切林认为，在内部自己的主要敌手是共产国际。20年代苏联有两种对外政策：一种是国家的政策，由奇切林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执行；另一种则是共产国际的政策。
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领导人号召进行世界革命，允诺支持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公开支持各国共产党——这一切使苏联外交界所做的与周围世界和睦相处的努力遭到破坏。
莫斯科以金钱和武器帮助德国的共产党人，认为世界革命会从德国开始。同时，莫斯科又同德国政府及德国国防军密切合作，而它们是镇压共产党的。
奇切林离职以后在政治局控告共产国际，说共产国际的行动带有流氓性质。
自己的第二个敌手奇切林认为就是国家政治保安局。他说：“国家政治保安局的领导人让人难以忍受，因为他们不诚实，耍花招，总想撒谎，欺骗我们，不遵守诺言，隐瞒事实……他们不同我们商量就逮捕外国人，引发了无数的国际事件，有时候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外国人被非法枪毙了（不经过法庭是不能枪杀外国人的），而当时却不向我们通报实情。
“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待外交人民委员部就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外国使馆的私人朋友经常是个个都遭逮捕——这种工作系统实在可怕……更糟糕的是，总企图迫使或教唆在外国使馆当仆人、门卫或司机等等的本地人去做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内线告密者，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服从就会被逮捕……国家政治保安局还把我们一些水平极高的、极为可贵的外语专家当做敌人来整，以恐吓的手段迫使他们的亲朋好友，乃至他们的妻子把这些人的言行向保安局告密……
“保安局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各驻外使馆都建立了内部监视系统，并以最荒谬、最野蛮的方式对我、大使们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们进行特务活动……”
两个部门之间的冲突经常不断。“契卡”人员对奇切林本人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部种种毫不客气的做法，使这位外长愤怒无比。
1921年3月，“契卡”人员逮捕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怀疑他是间谍。捷尔任斯基把此事向列宁做了禀报，却没有告知奇切林。后者甚至无法得知，他的部下究竟为什么被捕。
奇切林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或者决心用中国的万里长城把俄罗斯圈起来，让它闭关自守；不然就应该承认，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利益才是它的根本利益，有损这种利益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共和国的直接打击。
“如果这种考虑不能使您的一些密探们住手的话，那么您应该制止他们。他们的水平我们是知道的……我认为自己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有权坚持要求：不管怎样也要向我说清楚，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千方百计地想要渗入到驻莫斯科的各个外国使馆中去，破译这些使馆与其本国往来的密电。但是它的行动往往并不巧妙，当被外国使馆发现时，就会产生争吵。而解释和调解的工作却要外交人民委员部去做。
为了解决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之间的争端，政治局不只一次地建立了专门委员会。1923年，领导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是中央书记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1928年领导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
在那些年代，同“契卡”人员还可以争论争论，国家安全部门尚未成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独断专行的机关。
第一个逃往西方的苏联情报人员格奥尔基·阿加别科夫曾说：“为了争夺影响力，情报机构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之间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两个机关对于同样一些问题的情报资料和结论几乎永远是有分歧的……在驻外人员的任命问题上，斗争会进行得格外激烈。一直到国外，在大使和谍报头目之间还要继续搞这类斗争。”
格奥尔基·阿加别科夫曾是苏联在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早在1930年他就写了一本回忆录，此书出版时名为《秘密恐怖活动：一个情报人员的手记》。
他写道：“在国外，大使与情报机构头目之间的斗争有时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斗争的根源在于双重权力，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情报机构的头目享有完全的独立性。驻外人员对他的恐惧要比对大使的恐惧更为强烈。大使本人也感到自己经常受人监视，随时担心着会受到谍报头子的作践。”
在往后的年代里，情况变得更加恶劣了。如果特工机构认为某个外交官“不适合出国”，那它就能毁了此人的前途。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就是后来的外交部，只能接受这种决定，决定是写在一种统一模式的表格上的，上面盖着“绝密”的印章。甚至外交人民委员部及其后的外交部的领导也只能去猜想：那人究竟在什么问题上得罪了“邻居们”。
特工头目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大使们的一举一动，并把他们的所有失误都向莫斯科禀报。而大使们只能在暗中仇恨这些特工头子，对这些名义上是他们助手的特工们怕得要命。
不过在阿加别科夫所生活的那些年代，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是奇切林，外交官们还有可能同特工人员对着干。
阿加别科夫在回忆录中说：“一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副主席温施利希特让我带着一封介绍信去见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总务主任，请求他安排我在他们那里工作。尽管有温施利希特的亲笔信，外交人民委员部硬是没有接受我。”
当阿加别科夫已当上了驻阿富汗的情报人员头目时，大使还要求他把发往莫斯科的所有电报都给大使过目。后来，这样做就不可能了。大使们认命了，决定不再和特工头子们争吵。
铁甲拳头
1922年2月6日，那时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关于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以及关于进行搜查、抄家和逮捕的规则” 的决定。
直接隶属于政府的全俄肃反委员会被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属下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简称“格帕乌”）。看起来，这个惩罚机构的地位下降也是符合逻辑的：战争结束了，敌人也少多了。两年之内捷尔任斯基领导的机构减员一半。
但这对捷尔任斯基的地位却毫无影响，因为他本来就是内务人民委员。作为“格帕乌” 的首领，他要服从的上级就是他自己。
可是其他的“契卡”人员，、特别是那些在远离莫斯科的边远地区工作的“契卡”人员，对此大为不满。最后，整个部门的不满情绪占了上风，在1923年的11月，“格帕乌”又被改建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简称“格帕乌”总局），其地位是一个独立的人民委员部。
1922年，新的刑法法典生效。“格帕乌”不再有权判处死刑和判处政治犯行政流放。但是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如下权力：可以将那些被控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以及非法政党的成员判处流放。
1923年。捷尔任斯基不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而只领导“格帕乌”总局。据此职务，他参加人民委员会，但只有发言权。在每个加盟共和国中都有自己的“格帕乌”，但它不从属于地方政府，而直接听命于莫斯科。
这是一条带有原则性的路线——安全机关不从属于地方权力机关。对此，地方权力机关一直心怀不满。党的书记们知道，在自己身旁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它只执行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而不向自己禀报它的活动，它甚至还要监视自己。对这种情况党的书记们甚感不快。
地方权力机构想要争得领导“契卡”人员的企图未能得逞，因为中央从一开始就了解，国家安全机关的价值在于它是控制全国的最重要的工具。
1918年10月16日，扬·彼得斯在临时代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时曾向全国各省的党委会签发了一份指示信，其中说：
“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传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各地展开大规模恐怖行动，庸俗的小市民群众、大小资产阶级一起真正地高声叫喊起来。在列宁同志遭枪击和乌里茨基同志遇害以后开始的反资产阶级恐怖行动，可以说是惟一的一个无产阶级行使恐怖手段的阶段，此时它才从决议转而真正实施这样一些手段。
“在遭到打击的资产阶级产生恐惧心理和它大喊大叫的影响下，在许多苏维埃机关里，在个别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当中，更可悲的是，在个别的我党成员中，开始了反对‘契卡’的运动。
“他们于是只服从地方管理机关，改选并重新任命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在报刊上掀起反‘契卡’浪潮，等等。
“我并不否认，在个别的肃反委员会中，主要是在县一级委员会中，有违法乱纪的事，但这不等于因为这个或那个委员会的错误就要砍掉这个无产阶级战斗机构的翅膀。
“我党中央支持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观点，今年10月2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说：‘肃反委员会是中央的权力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隶属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地的‘契卡’服从全俄肃反委员会，而对各地执行委员会有禀报工作的义务。”
当时的副司法人民委员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谁也不会说此人是个大大的人道主义者）写道：“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进行镇压时的残忍，以及它那种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完完全全的神秘性。”
克雷连科建议把安全部门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以便地方上的“契卡” 人员处于省一级司法人员的监督之下。
对此，捷尔任斯基当然表示了断然反对，他说：“如果把全俄肃反委员会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去监督，我们就会丧失威望，使我们在与犯罪活动的斗争中没有了威信，从而使白卫军散布的所谓我们‘违法乱纪’的说法得到确认……这种做法不是监督，而是在破坏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各种机构的声誉。‘契卡’是处于党的监督之下的。设置省一级的司法政委，实际上就意味着改变方针，反对‘契卡’，因为省一级司法机构只是形式上公正的机构，而‘契卡’才是纪律严明的党的战斗机构。”
克雷连科仍然认为“契卡”人员破坏法治。1925年他上书政治局，指出“格帕乌”总局超越了赋予它的职权，建议严格而强烈地限制“格帕乌”不经过法庭而只经过特殊会议的方式审理案件的权力。克雷连科认为检察机关应该注意“格帕乌”总局机构侦缉案件的过程。
捷尔任斯基再一次迎头拒绝了克雷连科的建议。他有另外一种逻辑：“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不允许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和间谍的斗争中削减‘格帕乌’总局的权力。”
在这一类的冲突中，捷尔任斯基总是胜利者。他的部门比司法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加在一起都重要。甚至连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所表示的不满，对他也不构成什么危险，虽然他总得对批评作出某种反应。
1924年底，政治局委员、《真理报》总编和列宁称之为“党的宠儿”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格帕乌”总局的工作。当时捷尔任斯基没有在场，布哈林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给“格帕乌”总局的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其中说：
“……为了不使您有什么怀疑，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我请您理解我的想法。我认为，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应该过渡到比较‘自由化’的形式：少来点镇压，多来点法治，多来点讨论，自治……
“因此我有时反对有关扩大‘格帕乌’权力的建议。请您理解，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的），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对您个人以及对‘格帕乌’这个机构有什么不好的情感。这是个原则问题，就是如此……
“由于您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人，同时您又能成为一个非常公正的人，所以您是可以理解我的。紧紧地拥抱您，紧紧地握您的手，希望您早日康复。
您的尼·布哈林
捷尔任斯基把这封信转寄给了自己的副手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并在信后加写了下面一段话：
“中央领导圈子里的这一类情绪，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并仔细地想一想……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一般做法和我们的工作方法，排除一切可以引起上述情绪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格帕乌）可能应该安静些，谦逊些，进行搜查和逮捕时要更谨慎些，要有足够的证据；对某类型的逮捕（如对耐普曼（指工商业者——译者注）和犯读职罪的人的逮捕）应加以限制，只有在压力之下或是在保证有社会和党的舆论支持的条件下才进行；要更多地向莫斯科市委汇报所有案件的情况，让党组织更密切地参与这些案件。”
三年以后您会死去……
1919年8月18日，中央组织部又决定任命捷尔任斯基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一个特别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是要监督军队的。1919年10月起，他还成了内卫部队的军事委员会主席。
捷尔任斯基认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应该有自己的战斗部队。陆海军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夫·托洛茨基则表示反对：他不认为应该建立某种不属于他本人领导的特殊部队。
尽管捷尔任斯基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契卡” 的部队还是处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即托洛茨基的监督之下。1920年秋天，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使“契卡”人员的地位与红军官兵相同，而在此之前“契卡”人员的薪金要比军人的少。
1921年，捷尔任斯基建立了特种部队，负责保卫列宁，其后则是保卫列宁的陵墓，以及一些最重要的机关，例如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等。后来这支部队改建为以捷尔任斯基命名的特种师，一直存在至今日，当然，名称是改变了。
全俄肃反委员会是作为一个捍卫革命、并与最危险的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机构建立起来的，但是演变成了全面监视与镇压的工具。
1920年12月，全俄肃反委员会保密处的负责人萨姆索诺夫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至今为止‘契卡’只是瓦解了东正教的教会，因为它是最大、最有力的。然而这还不够，因为在共和国的领土上还有一些同样强大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等。我们还应该逐步地瓦解它们，就像对待东正教那样。”
1922年，在去哥尔克村探视了列宁之后，捷尔任斯基下令系统地收集所有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的材料，其中包括作家、医生、工程师、农艺师等。所有的情报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处”里。他指示：
“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建立专门的卷宗。每一组和每一分组的材料都应由在行的同志们加以全面的研究阐述……材料应经过各方面的核实，以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准确无误和不可更改的。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做到，原因是办事的匆忙和阐述的片面性……
“应该记住，我们处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把一些人驱逐出境，而且在于修正对待专家们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分解他们的队伍，把那些准备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提拔起来……”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已经出现了到处寻找敌人，特别是外国敌人的习惯。
在喀琅施塔得叛乱期间，报刊上刊登了题为“新的白卫军阴谋”的政府通告，其中说喀琅施塔得事件“无疑是由法国反间谍机关搞的”。然而这是谎言，是为了镇压而找的借口。
当时的命令是这样的：“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未来的元帅留哈切夫斯基发出命令：“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气弹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
不要以为，党的最高层领导不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当时负责调查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特派全权代表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这是一个著名的“契卡”人员，列宁对他十分信任。
阿格拉诺夫曾写了一份秘密报告，其中说：“喀琅施塔得的运动是自发产生的，这是水手和工人群众无组织的暴动。侦查的结果是没有发现任何指挥人员中的反革命组织或者协约国的间谍在叛乱发生前进行了什么工作。事件的整个过程说明没有此种可能性……”
作为镇压部门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是残酷无情的。为什么呢？
在青年时代，一位医生曾对他说，他的肺病严重，3年以后会死去。于是，捷尔任斯基对他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很珍视。他从流放地逃跑出来以后曾在波兰的塔特拉山区和扎考潘等地居住过。这些地方的有疗效的山地空气帮助他恢复了健康。然而他对生活的态度依然未变。
曾写过许多有关捷尔任斯基的书籍和文章的经济学博士奥托·鲁道福维奇·拉齐斯认为：“当人们叫他‘铁腕人物费利克斯’的时候，指的是他以铁的手腕打击敌人。而当朋友们称他为‘铁腕人物’的时候，指的是他对自己以及对亲近的人那种出奇的严格态度。”
捷尔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赞许的口吻讲述过一件小事，而此事却令奥托·拉齐斯感到惊讶不已。那是1919年闹饥荒的时候，有一次捷尔任斯基跑到他姐姐家去做客，当时他瘦得皮包着骨头，疲惫不堪……姐姐知道他爱吃什么，就给他烤了软饼。他脱下大衣，坐下要吃时突然问道：“你在哪儿弄到的面粉？”
“在哪儿？面粉只能到投机倒把商那儿去买！”姐姐回答说。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来：“什么？我没日没夜地同他们斗，你可倒好……”他抓起了软饼就扔到窗外去了。
奥托·拉齐斯说：“这事不值得赞许。他应该把面饼留给姐姐。然而作为一个人，他是很真诚的……”
捷尔任斯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无与伦比的，以此可以解释一切。自从他17岁投身革命事业以后，几乎从未享受过自由。6年服苦役，5年流放。如果不是革命解放了他，可能他要终生蹲在牢狱里。他的同志们遭鞭打，上绞架，难道他能忘掉这一切吗？
曾在劳改营中受苦而绝对不会喜欢安全部门的著名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曾向我提起一件已被许多人遗忘的事实：
“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有关死刑判决立即执行的斯大林法律，其实是从沙皇首相斯托雷平所制定的法律那儿抄袭而来的。正是斯托雷平首相发布了有关建立战地法庭的法律。战地法庭均由军官们主持。逮捕人犯以后立即审判，没有检察官，没有辩护律师，也不听取证人的证词。判决了就立即执行。被送上绞刑架的不仅有暗杀省长和部长的恐怖分子（这种人一共只有20来个），而且还有数百个农民，原因只是他们放火烧了地主的庄园。
对那些曾让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服苦役的家伙，捷尔任斯基在国内战争时期当然不会心慈手软，因此他才如此残酷无情。”
他被称为“神圣的杀手”。是的，真是如此。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而绝非有些人所想像的那种单一性格的人。在他的身上，善良与凶狠非常奇怪地结合在一起。
他为革命服务。然而用奥托·拉齐斯的话来说，比起全俄肃反委员会来，他更愿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4年他曾领导过这个部门。
捷尔任斯基并没有领导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的行动，虽然按其职务这正是他应做的事。他并未参与这些最可耻的血腥镇压行动，那都是别人替他干的。
前往坦波夫省镇压安东诺夫叛乱的全俄中央执委会全权委员会在 1921年6月11日签署的一份命令一直保存至今。其中说：
1．拒不道出本人姓名者，格杀勿论，无需经过法庭审理；
2．在藏有武器的村庄里，由县一级或地区一级的政治委员会宣布拘捕人质，如不交出武器，立即处决人质；
3．在发现隐藏武器的地方，当即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
4．对藏匿匪徒的家庭，立即予以逮捕并逐出本省，家产充公，并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
5．隐藏匪徒家庭成员及其财产者，一律视为匪徒，并枪决为此负责的家长，无需法庭审理；
6．如发现匪徒全家逃跑，将其家产分给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其留下的房屋可以焚烧，亦可处理；
7．本命令要严格而毫不留情地加以执行。
全俄中央执委会全权委员会主席
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
部队指挥官
图哈切夫斯基
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不仅以自己曾在政治局工作的经验，而且还因曾领导为政治迫害受难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的工作而能更好地体会这些人的思想意识。他对作者说：
“要想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领导人，就应知道关键性的字眼--权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取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都不屑一顾。他们抓住了建设共产主义--最幸福的社会这一思想紧紧不放。你们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吗？（有谁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牺牲。他们说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手段。于是，1500万人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举例说，把孩子们从父母手中夺走去做人质。难道正常的头脑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吗？”
坐在牢房里等候去服苦役时，捷尔任斯基曾经写道：“在这间牢房里，我时常感到心情沉重，有时甚至感到恐惧……然而，如果能让我重新活一次的话，我仍然会像我开始自己生活的那样，去开始新的一生。这并非是我有责任要这样做，而是我的本性要求这样做。”
我曾有机会看到了捷尔任斯基的亲密战友之一马丁·伊万诺维奇·拉齐斯（原名扬·弗里德里霍维奇·苏德拉布斯）给捷尔任斯基所做的评语。马·伊·拉齐斯是个颇为出色的人物。1918-1921年间他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领导该委员会的秘密行动处以及乌克兰的肃反委员会，以特别残酷闻名。后来他与捷尔任斯基一起领导工业，主持盐业总局的工作，并在土地人民委员部任职，还曾领导过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1938年被枪决。
此人在谈到自己的上级捷尔任斯基时写道：“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不仅仅是一个组织者，不仅仅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只有领导人对他的性格感到不满。他本人渴望行动。我们时常看见他怎样审问被告，怎样翻阅大量的揭发材料。为了弄清案情，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坐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他没有时间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屏风后面，吃饭也在这儿，由通信员把饭菜送来，那是和全‘契卡’工作人员吃的完全一样的饭菜。”
捷尔任斯基并不是像人们时常形容他那样的虐待狂，以看囚徒们受折磨为乐事的嗜血者。他并不以为消灭敌人是享乐，但认为这是必要的。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他自己约束了部下的镇压活动。
1920年1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据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地方机构以及军事法庭的判决执行死刑（枪毙）》的决议。
一个月以后，1920年2月28日，捷尔任斯基签署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第21号命令，其中说：
“在逮捕某一公民之前，必须弄清楚此举是否需要。时常可以不捕人而进行案件的侦查，只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就够了：如具结不离境、取保候审等等。这样也可以把案件审理完毕。这样，‘契卡’就可以只逮捕那些必须将其关人监狱的人，从而避免一些无谓而烦琐的小事，那种事只能给‘契卡’带来麻烦，使它不堪重负，让它没有可能从事更重要的工作……”
1921年1月8日，捷尔任斯基又签署了题为《关于肃反委员会各机构的惩罚政策》的命令：
“把大批因小偷小摸或投机倒把而被捕的农民和工人关在监狱里，--这是不允许的……如果不让犯了偷窃罪的工人去坐牢，而是令他回到自己的工厂去劳动，他就会生活在诚实的人们中间，而这些诚实的人就会影响他，说：要是西多罗夫或者彼得罗夫再去偷东西，他们又要让工厂丢脸，他们最好能成为真正有觉悟的同志，--这种做法会比让他坐牢等候侦查结果和法庭判决更为有效，更合情合理。生活在工人当中会有助于那些意志薄弱的、缺少觉悟性的同志们的改造，而监狱只能使他们彻底变坏。”
与此同时，捷尔任斯基还给中央发去了一封信：“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有可能取消对一切政治犯罪处以极刑的做法，只有那些恐怖活动和公开的暴动是例外。在刑事犯罪方面，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匪徒和间谍处以极刑，特别是对那些严重妨碍苏维埃政权恢复俄罗斯联邦生产力的读职罪，它坚持要保留极刑：
“关于监狱政策，全俄肃反委员会在今年1月8日发布了第10号命令，其基本内容是：给资产阶级建立特殊的监禁制度，工人可由工厂委员会保释，并特别指出，只有在确实必要的情况下，‘契卡’才可以逮捕人。
“此外，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去年12月30日发布的第186号命令中还指出，不应把那些由于政治事件被捕的各反苏政党成员看成是被惩罚者；应该认为他们是因革命利益要求而临时被与社会隔离开来的人。拘留他们的条件也不应带有惩办性质。”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镇压的规模确实缩小了，但是其不受限制的残酷性却在国家安全部门广为流传。而且，这种残酷性是受到最高领导的鼓励的。自由主义可能受到严厉的处分，而过火行为一般只受到轻微的批评。
在彼得格勒的出版和宣传鼓动人民委员沃洛达尔斯基遭暗杀以后，列宁给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写信说：“应当鼓励对反革命分子采取恐怖手段的力度和群众性，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它的榜样起决定性作用。”
列宁下令采取拘捕人质的办法，这个办法被作为武器广泛地加以利用了。
为对付那些从红军跑到白军方面去的军官们，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扬·彼得斯下令逮捕他们的妻子和成年的家庭成员作为人质。
在最初的几年里，每个城市自行决定逮捕谁和枪毙谁。“契卡” 与党的权力机关一起逮捕了一切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旧军官和外国人。
只凭档案材料就可以枪决人。按照电话本和户口本把资本家、旧沙俄的高官和将军们造册，然后把册中提到的所有人一一逮捕。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最富自由主义色彩的一个。他在1920年写道：“不管这听起来有多荒谬，资产阶级各种形式的强制手段，从枪决到劳役，都被认为是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材料锻造出共产主义人类的方法。”
许多事是由地方上的“契卡”领导人决定的。他们之中有人花了很多力气去制止犯罪。“契卡” 也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在当时这种行为被称做“职务犯罪”。革命以后，在20年代就到处有人贪污受贿了。
对待那些犯罪的“契卡”人员，比如说，对那些企图把搜查时充公的钱财据为己有的人，也很严厉。当时有些很值得怀疑的人，包括完全没什么文化的人，也混进了“契卡” 的队伍。
当时彼得格勒的肃反委员会有一位主席名叫谢苗·谢苗诺维奇·洛博夫。在他的登记卡片上“受教育程度”一栏中写着：“没念过书，可是能看书写字。”这并没有妨碍他官运亨通。有一天夜里，他在彼得格勒一口气就逮捕了3000人，此后便青云直上，当了中央组织部委员和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10月被枪决。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1919年7月8日，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苏俄武装力量总司令约阿基姆·瓦采蒂斯，因为有人控告他参与了反革命的白卫军组织。瓦采蒂斯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团长，革命来临时他立即投奔了苏维埃政权一方。1918年他组织了一个拉脱维亚师，此事本身就非同小可，因为拉脱维亚步兵在当时被认为是革命最忠实可靠的队伍。在镇压左翼社会革命党时，瓦采蒂斯表现特别出色。国内战争期间，他指挥东部战线。1918年9月6日，他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然而一年以后他就被捕了。由于控告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把他释放了。但是他最终未能逃脱与很多人同样的命运：1938年，二级集团军司令瓦采蒂斯被枪决。
1921年3月，中央收到了突厥斯坦方面军特别处库什舍分部的工作人员--一批共产党员的声明。这是一份惊人的文件。
文件中写道：“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
“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
“他们慢慢地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的晚期，国家安全机关已力图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1926年，捷尔任斯基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签署了一份指令，禁止报刊刊登政府和党中央领导人出访的路线和演说地点。“格帕乌” 总局对一些报刊编辑部不仅派出记者，而且还派出摄影师前往采访的做法甚为不满，它指出：“类似的信息事先刊登在报刊上，对各种间谍的活动很是有利，而给保卫政府要员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
“格帕乌” 总局的决议说：“没有‘格帕乌’总局（政治监督处）的特许证明，严禁派遣记者、摄影师等工作人员尾随出访的政府成员和前往莫斯科以外的访问地点。没有‘格帕乌’总局的特许而派出记者采访的报刊编辑部要受到罚款惩处，文字和摄影记者要遭逮捕。”
有一次，当全俄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奥索尔金走进了全俄赈济伏尔加地区饥民委员会的大门时，他立即被捕了。侦查员向他提出了一个在那些年代时常提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苏维埃政权？”
“我感到惊讶”，奥索尔金回答说，“革命风暴竟然退化成了一般的警察行动。”
货币理论家和市场经济拥护者
1922年，捷尔任斯基在全国运输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某些同志认为，只要印出足够数量的钞票，就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然而这是大错而特错了，这是一种误解。在我国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只有当印钞机能印出城乡之间、一个工业部门与另外一个工业部门之间、运输业与工业之间的商品交换所需要的钞票数量时，它才是有用的。
“可是如果国内没有面包，没有各种产品，那么任何印好的纸币都不能造出面包和产品来。必须要生产出钢板来，必须要炼出铸铁来，必须要耕种土地，必须要种出粮食来，只有如此印钞机才能完成它的任务。”
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位现代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在演讲，而不是“格帕乌” 的主席。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对他来说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在那些年里，他担负的职责是难以想像的繁重：当时他是全民劳动义务总管理委员会主席、反贪污委员会主席、改善莫斯科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电影之友协会主席、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改组苏联各部门结构委员会主席、星际联络问题研究协会主席团成员……等等。
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不太走运。他并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只是候补委员，党内一些远不如他有威望的人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他。不知什么原因，列宁并没特别重用他，也并未把他提拔到最高层。
后来，托洛茨基曾回忆说：
“捷尔任斯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内心深处的诚实，热情的性格和易冲动的天性。权力并没有能腐蚀他。但是这些品质还不足以使他永远能对落在其肩头的任务应付自如。在列宁当政的时代，他是不可能进人政治局的。
“捷尔任斯基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不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家，至少在列宁的时代是如此。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可能是个不错的革命者，然而我不是领袖，不是国务活动家’。他的这番话不仅仅是谦虚，他所做的自我评价基本上是对的。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领导……
“在1921年，也许是1922年，自尊心极强的捷尔任斯基以顺从命运的口气对我抱怨说，列宁不把他看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不认为我是个组织者，不认为我是个国务活动家’--捷尔任斯基坚持这样说。在捷尔任斯基当交通人民委员时，列宁对他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
“从广义上讲，捷尔任斯基的确算不上是一个组织者。他以自己个人的品质，而不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吸引、组织他部下的工作人员……1922年，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两人都感到不对。
“在这些日子里，是谁想到了要运来一些木柴并到处点起黄火来的呢？那是一位本身也值得为其建立起一座纪念碑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使数百人以至数千人免受冻伤，还因为他鲜明地表示出了一种思想：在这样的时刻，当一切日常生活的小事都变得无足轻重、转瞬即逝和毫无意义的时候，到底应该为人们做些什么。
“我和米龙·鲍里索维奇·沃尔夫松一道去了圆柱大厅，后来又到红场。他是一位老革命者，曾经两三次从上扬斯克那些极为危险的流放地逃了出来，步行穿过数百公里的原始大森林，那里绝对没有挡风蔽寒的去处。
“我和他同住在一幢楼里，经常在一起下象棋，晚上一起沿着环行路散步，当时那条路几乎环绕着整个莫斯科。
“我表示怀疑说，人太多了，可能我们到不了红场，况且酷寒又是这样难耐。米龙·鲍里索维奇讽刺地朝我看了一眼说：‘要是你在22岁就害怕莫斯科的严寒，那你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我们终于到了红场，人的确很多，但并不拥挤，秩序也不混乱。民警并不多，人们自觉地维护着秩序。他们成千上万地走着，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站在什么位置，不乱挤，不推推操操，也不想抢到别人前面去。
“这种没有任何人组织的，自然保持的秩序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不管是在盛大的庆祝活动上，还是在游行队伍中，年复一年地增加着警员，但是群众自身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却越来越少了。人们顽强地学会了在生活中独立自主地往前行进……在大街上也是一样。”
捷尔任斯基任内务人民委员有4年之久（1919年3月至1923年7月初），在这个岗位上他表现并不突出：当时他主要管着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事务。不过在交通人民委员的岗位上（1921年4月至1924年2月）他干得不错，他干得最为出色的要算是在担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时候（1924年至逝世）。
捷尔任斯基从一个“契卡”工作者发展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工作者，虽然他并没有受过经济方面的教育。
奥托·鲁道福维奇·拉齐斯指出：“捷尔任斯基是个有着出色经济辨别力的能干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惊人，虽然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按其观点来讲，他是个极端的市场经济拥护者。”
作为经济学博士，拉齐斯写过一本关于捷尔任斯基在工业领域中工作的书，其中说道：“他激烈地反对发行太多的纸币和搞配给，他曾长时期地与当时的贸易人民委员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争论，后者是主张实行调节和配给政策的。
“当捷尔任斯基接手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时候，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些老专家请了回来。他任命一位曾在沙皇时代做过交通部副部长的人做自己的副手。在捷尔任斯基以前，人们认为火车停顿是因为机车不够，然而当把最后的黄金储备都用来买了火车头的时候，才发现桥梁经受不住这些大功率的机车，应该先从修整全国被破坏的道路桥梁着手。而捷尔任斯基正是从这个工作开始的。
“他明白，工资少得可怜的铁路员工是不能过日子的，更提不到与盗窃行为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了。必须先给他们提高工资。他用两年的时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用那时的标准来看，铁路员工的生活相当不错了。”
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当上了政府首脑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就担任了他的职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那时还没有分部门的人民委员会：它们是1932年才产生的。当时分为各个总局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管理着整个工业。捷尔任斯基还领导着金属工业总局，这个总局等于以后的十来个部--黑色金属部、有色金属部、机械制造部、仪器制造部……总之，一切与金属及其产品有关的部。
新经济政策的繁荣时期来临时，正是捷尔任斯基领导工业的时候。他有时也把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方法运用到这方面来，但原则上他懂得在经济工作中应该运用经济方法。他用许多专家，并不认为他们是应该镇压的敌人。相反地，当这些专家们高度评价苏维埃政权的成就时，他感到十分高兴。捷尔任斯基还把那些最能干的“契卡”人员也调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不是让他们来寻找敌人，而是来搞经济工作。
奥托·拉齐斯说：“捷尔任斯基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工作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但是他倾听行家们的意见，仔细地加以考虑。起初人们想：来了个“契卡”头子，铁腕人物，大概要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但是他却把所有的工业领导人都召集到了一起，对他们说：‘请帮助我，我是来学习的’。”
他立即表示反对国家垄断和提高物价。垄断对生产者最为有利，因为生产者可以任意定价，而消费者对此毫无办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竞争能抑制物价上扬，而在苏维埃政权下，谁来抑制它呢？
然而事情出人意料：工业产品无人购买。农村赤贫化，农民没钱买东西。而工业部门又不愿降低产品价格，想让国家定货。可国家也没钱。这就是1922-1924年发生的销售危机。准确地说，这场危机是由于不会做买卖才产生的。
捷尔任斯基在政治局里抱怨说：“价格已不像过去那样是对产品的评价。它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别的一些什么办公室里的人在享用‘咖啡渣子’时所决定的。我们这儿不存在市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谁要不断地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最终是要破产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国家本身破产。
在当时，农业还是私有的。捷尔任斯基警告说，如果继续这样剥夺农民，国家就要完蛋，我们自己也要完蛋。
仓库积压，机器卖不出去。只是在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使价格符合市场标准以后，一年之中生产出来的机器才在数周之内销售一空。
他在实践中采用的完全是市场方法。列宁声称，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而捷尔任斯基却坚持认为：执行政策应从“苏维埃政权加市场”这个公式出发。
距逝世只有三个星期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亲笔信给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后者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捷尔任斯基在信中承认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同意当时一些做法的言论会帮助反对派，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但是如果自己无所做为，“那么国家就会产生独裁者（革命的掘墓人），不管他身披怎样的红色羽毛。几乎所有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和毕苏斯基，过去都是红色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心情，我实在太累了。
“我已数次申请辞职。你们应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我有这些思想和痛苦，我无法胜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因为它们总会表现出来并且传染给别人。难道你看不出吗？我实实在在不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干了。我恳求你们大家解除我的职务，另选一位不会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反抗的自己人来担任这个职务吧！”
捷尔任斯基还最后加上了一句话，对于一个曾任“格帕乌”总局主席的人来讲，这句话是惊人的。他写道：“经常要做一个生硬的主管人--这已经使我感到如此沉重了。”
在政治上讲，此时他已处于两个阵营之间了。
他是反对当时的反对派的，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拾起了过去托洛茨基所提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武器，而两年之后这些口号又被斯大林所占有。反对派建议剥夺农民，他们觉得农民太富了。
对此，捷尔任斯基回答说：你们剥了农民的衣服，自己也会没裤子穿。然而他也不属于斯大林阵营。他觉得自己对双方都是陌路人。
要是他再多活两年，一定会同布哈林一起被划为右派的。
他一直疯狂地工作，完全不会享受生活，革命前他生活得很清苦，从不许自己花党的钱，尽管那些侨居国外的党员，从列宁开始，生活都很不错。革命后他又只允许自己考虑工作。为了不耽误工作，他甚至不去看戏和电影。
让我们来看看托洛茨基是怎样描写的：
“捷尔任斯基是一个具有巨大爆炸性热情的人。他的精力总保持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似乎是在不断地放着电。每一个问题，那怕是次要的小问题，都会使他热血沸腾。那时他那细薄的鼻翼就要抖动起来，眼睛里闪动着火花，声音也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有时甚至会达到嘶哑的程度。
“对于交付给他的任何一项工作，他都会以一种不顾一切的热情去努力完成，并且总要激情满怀地、毫不妥协地、狂热地护着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不让他们受到干扰和批评，但从不夹杂着个人的东西。捷尔任斯基完完全全地溶化在事业中了。”
捷尔任斯基是个病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经常受到医生们的监护。他住在与他的副手缅任斯基相邻的别墅里，他们一起去克里米亚和基斯洛沃茨克的疗养地去休养。在那种地方由于营养好他甚至虚胖起来，但是他的健康早就因为蹲监狱和服苦役而被摧毁了。
1926年7月20日，正当他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反对加米涅夫及反对派；力图保护农村和农民，证明不可掠夺农民的时候，他忽然支持不住了。
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的分歧带有原则的性质。加米涅夫指责捷尔任斯基倾向于市场的自发性。而捷尔任斯基主张调剂市场，如何调剂呢？就是让市场充满商品，调控储备，以便使物价平稳。加米涅夫认为，就应该指挥市场。
有趣的是，捷尔任斯基这位惩罚机构的负责人，对待存在着政治反对派这一事实处之泰然，虽然他对他们的反农民观点十分反感，但却并没有对自己的对立面采取什么行政措施。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对这些人的容忍和耐性：当时已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但仍然颇有影响的托洛茨基就在他主管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工作，任科学技术部的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并没有排挤反对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始认真对付托洛茨基是在一年以后，那已是捷尔任斯基逝世之后的事了。
斯大林曾说，应该把反对派扫地出门，扫出党的大门。托洛茨基在1927年中央全会上很准确地对此话作出了反应，他说：“只要一提扫帚，您就会很满意。您需要给别人扣帽子和用扫帚清除异己--这就是您全部的纲领。”
捷尔任斯基曾对加米涅夫说：您感到奇怪，为什么农民不愿卖粮食，并且认为咱们的困难是富农造成的。可问题在于，农民无力购买商品，它们的价钱太高了。要想把粮食收上来，就需要回到旧时代去，需要把地主请回来。
那时捷尔任斯基还不知道，不久以后斯大林就要掠夺农村，把会干农活的、勤快的农民赶到西伯利亚去。市场将要消失，商品生产完全崩溃，而国家要对经济实施行政性管理，为此还要建立起许许多多的管理各个部门的人民委员部。然而管理人员越多，商品就越少。所有必需的东西都要脱销。
把短缺商品进行配给的制度，只对某些社会阶层有利，例如，只对那些负责配给的人和那些能够拿到短缺商品的人有利。
现在让我们还回到上面提到过的1926年中央全会上来吧。会后捷尔任斯基回到家中就倒下了。请来了医生，医生给他注射了药针，但已没用了。捷尔任斯基与世长辞了，还不到49岁。
奥托·拉齐斯对我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有人建议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旧址瓦尔瓦尔克为捷尔任斯基建立一座纪念碑的话，那我会举双手表示赞成，这是他应得的。但如果有人要把他在卢比扬卡的纪念碑修复，那我就去把它砸碎……
捷尔任斯基是波兰间谍吗？
1920年，当红军准备粉碎波兰军队并开进华沙的时候，列宁曾经草拟了一份未来波兰政府成员的名单，其中头号人物就是捷尔任斯基。1939年向芬兰宣战以后，斯大林也有过类似的设想。
进攻芬兰曾在全世界引起一片谴责声，当时需要搞些宣传来掩饰一番。于是，在苏联的报刊上就出现了一则报道，说红军进人芬兰城市泰里约基后，那里成立了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该政府欢迎苏军的进入。
1939年12月2日，报刊上又有新的报道：说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与领导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并兼任其外交部长的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芬兰民主共和国，而库西宁不过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记。
后来，莫洛托夫致函国际联盟，声称“苏联并未与芬兰交战，也并未威胁芬兰人民。苏联与芬兰民主共和国和平相处并与其政府于12月2日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从而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然而，1920年的波兰人与1939年的芬兰人都对红军做了最顽强的抵抗，从而捍卫了自己的独立。捷尔任斯基和库西宁都未能到自己的祖国去领导政府，他们也都不曾指望去做此事。捷尔任斯基并不把自己看做是波兰人，正如库西宁不把自己看做是芬兰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好的国际大家庭的一员。至少，捷尔任斯基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这样想的。
对于捷尔任斯基以及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若干领导人的残酷无情，有些人后来解释说，其根源在于他们出身于非俄罗斯民族。这些人说，那个波兰人对其它民族的人是不手软的，他大概不会轻易把自己本民族的人投人监狱。
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完全不理解“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对民族属性毫无兴趣。假如红军1920年在西线更走运一点儿，并能使波兰也进人苏俄版图的话，那么捷尔任斯基也会以同样的铁拳在华沙建立秩序的。而且，波兰人会更多地尝到他的厉害，因为在华沙他有许多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仇人。捷尔任斯基激烈地反对那些梦想独立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他真心地相信，波兰人最好是留在统一的苏俄国家里。
1917年，他出面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民族自决的要求。捷尔任斯基是个真诚的国际主义者。他曾说：“只有通过国家的彻底民主化和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才能消灭民族压迫。” 他说，分离主义倾向是反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反对民族自决权”。
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演讲时，他说：“波兰无产阶级永远和俄罗斯无产阶级站在一起。我们明白，有可能解放全世界的惟一力量，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
捷尔任斯基坚决反对波兰脱离革命的俄罗斯，他坚持认为：“我们将会有一个没有分歧与争执的各民族统一大家庭。”
在捷尔任斯基成长的那个环境里，民族主义情绪是非常强烈的：波兰的知识分子向往独立，渴望脱离俄罗斯而建立自己的国家。
捷尔任斯基与罗莎·卢森堡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后者是规模不太大的波兰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一起坚持不懈地为波兰和俄罗斯工人的统一而斗争，反对未来的元帅约瑟夫·毕苏斯基所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
列夫·托洛茨基是这样介绍捷尔任斯基的：“多年间，他与罗莎·卢森堡一道不仅和波兰的爱国主义斗，而且也和布尔什维主义斗。但在1917年他投奔了布尔什维克。列宁曾经十分兴奋地告诉我说，过去的斗争已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卢森堡对捷尔任斯基的影响并不像列宁和托洛斯基一度想像的那么坏。
卢森堡过去的一些言词就好像今天才写的：“许多民族和一些很小的种族集团从各个方面声称自己有权建立国家。那些渴望复兴的已经腐烂的尸体又从百年古墓中站了起来，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国家机构的民族都热切地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高山之巅演出了一场女妖们的狂欢之夜。”
捷尔任斯基和卢森堡提出了以下问题：民族独立性是否对每一个民族，对它的邻国和对社会进步都是有益的？对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是否具备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在世界上存在着数千种语言，可国家只有不到200个。罗莎·卢森堡担心的是：如果每一个种族集团都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欧洲有可能会返回到中世纪的混乱状态。在那些不同种族杂居的地区里，一个种族集团的生存能力是与其它种族集团息息相关的。
在罗莎·卢森堡逝世多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同住在一个国家里的不同民族彼此无情地杀戮。此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
但是，由于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不同，捷尔任斯基终于和罗莎分道扬镳了。请看她在观察苏俄情况时是怎样写的：“自由只给予政府的拥护者，只给予一个党的成员，--这不是自由，不管这些人的数目有多么庞大。自由永远包括让不同见解的人都享有自由。政治自由的那种活跃一切、保全一切和净化一切的作用都取决于这一点。如果，‘自由’变成一种特权，它就不是自由了。”
捷尔任斯基不同意罗莎·卢森堡的如下说法：“自由--首先应是有不同见解的自由。” 而这就是他的错误所在。
在有关民族自决权的历史性辩论中，捷尔任斯基和卢森堡输给了约瑟夫·毕苏斯基，后者在青年时代也曾信奉社会主义思想。
毕苏斯基是一个比捷尔任斯基更为强硬的人，他根本不承认妥协和谈判。毕苏斯基比捷尔任斯基早出生10年，他还曾参加过民意党。因为参与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他被放逐西伯利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波兰人站在俄国一边作战，想在战后获得独立。抱着同样的目的，华苏斯基却投奔到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方面去了。但是在1917年他拒不宣誓效忠德皇，并因此被投入监狱。1918年，在德帝国垮台以后他回到了华沙，为了夺取可以轻而易举就得到的政权。
1920年，毕苏斯基的部队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已兵临华沙城下的红军，从而制止了“共产主义的胜利进军”。这次军事胜利以“维斯瓦河上的奇迹”之名载入史册。当时波兰人视毕苏斯基为英雄。
凡是听过毕苏斯基演说的人，都被他的魔力所蛊惑。深受他演讲所鼓舞的波兰军团士兵一举攻下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作为对他们敬爱领袖的献礼，因为他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上过小学。一直到1939年，波兰遭到瓜分后，斯大林才把维尔纽斯交还给立陶宛。
在捷尔任斯基逝世的那一年，毕苏斯基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波兰问题。他组织了军事政变并确立了“可操纵的民主” 制度。毕苏斯基比捷尔任斯基晚死将近10年。
1991年，捷尔任斯基在莫斯科的纪念雕像被拆除。而在1998年，在华沙树立起了第二座华苏斯基的纪念碑。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西涅夫斯基出席了纪念碑的揭幕式。
如果捷尔任斯基活得再长一些，他对毕苏斯基和波兰民族主义的仇恨也挽救不了他。
曾任哈萨克斯坦副内务人民委员的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过去曾经一度坐牢。他回忆说，1939年初他被指控为波兰情报机构工作。在审问他时，内务人民委员部伊万诺沃州的侦缉处长突然说：“我们有材料说明，捷尔任斯基和你们的组织有关联。这就是为什么他枪杀了许多与敌人作斗争的忠诚侦查员的原故。捷尔任斯基在波兰城堡蹲监狱的时候并没有被处决，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列宁和斯大林被他蒙骗了。现在我们已掌握了这方面的材料。”
施赖德尔听了此话大为震惊。就在这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该州的负责人走了进来，他意味深长地说：“一年以前我可能不会相信关于捷尔任斯基的这些事，可现在我们大家对此都已深信不疑。有关的情况我是听贝利亚亲口说的。我还可以告诉您，捷尔任斯基的所有亲属都已被捕，他们全都招供了。”
1936年4月26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把居住在乌克兰的波兰人驱逐出去，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此外，还把大批波兰人迁离边境地区。第一批35000名波兰人被赶到哈萨克斯坦。
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后来在审讯时--是别人审讯他，而不是他审讯别人时--说：“我是从粉碎波兰间谍网开始工作的。那时波兰的间谍们钻进了肃反委员会的各个机构，苏联情报机关当时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1937年8月9日，政治局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交的《关于消灭波兰间谍破坏性小组及波兰军事组织》的命令。
两年以后，哈萨克斯坦前副内务人民委员施赖德尔正是被控参加了这个并不存在的组织而被捕受审的，那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案子居然与捷尔任斯基有牵连。
当时这类冤案遍布全国。仅由于“波兰间谍案”就有18000人被捕入狱。在莫斯科有一大批波兰大学生被捕，指控他们准备打着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幌子把武器带进红场，并在1937年11月7日举行节日游行时枪杀站在列宁墓检阅台上的国家与党的领导人，并说他们的这一行动目的是在苏联与波兰开战的前夜削弱苏联的实力。
那时的莫斯科仍在准备与波兰的地主贵族打仗呢！
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下令逮捕所有逃到苏联来的政治侨民，也就是波兰共产党员，俄罗斯的朋友，捷尔任斯基的志同道合者。职业“契卡”工作者、捷尔任斯基原来的秘书和斯大林的亲戚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被当作波兰间谍枪毙了。
要是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本人活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掌管内务部的时候，恐怕他也要被枪毙了，和成千上万不愿留在独立的波兰，而宁愿呆在俄罗斯的波兰人一起成为“契卡” 的牺牲品。
李惠生 赵志鹏 钟忠 王宪举 译 张志强 校
译者的话/4
作者的话/5
致中国读者/6
第一部分 捷尔任斯基时代/7——63
第一章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7——33
主要的任务/7
“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8
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10
被解除职务/11
“洛卡特事件”/14
两个浪漫主义者/15
铁甲拳头/19
三年以后您会死去……/21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26
铁货币理论家和市场经济拥护者/27
捷尔任斯基是波兰间谍吗？/31
第二章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34——62
水貂皮和情报机关的传统/38
“工业党” 以及其它/43
剥夺富农的财产/50
马雅可夫斯基是自杀还是他杀的？/53
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次会见/56
挂牌的办事处/62
第二部分 极度恐怖/63——170
第三章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63——89
捷尔任斯基的宠臣/63
是单独行刺还是一个阴谋？是单独行刺还是一个阴谋？/67
好战的年轻人/77
解职并逮捕？/82
第四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89——116
通向克里姆林宫的漫长道路/91
“我们的父亲的英明决定”/93
元帅是否想成为独裁者？/96
永久的志愿者？/102
老爷对叶热维奇卡的爱/108
审判与枪决/111
第五章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16——143
杀害托洛茨基/121
靠拢德国/126
卡廷森林中的枪决/131
去高加索出差/135
斯大林的翻译/140
原子弹之父/141
第六章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143——170
“我们将会枪毙您”/144
施蒂尔利茨是否在梅尔库洛夫手下工作过？/146
猎杀弗拉索夫将军/157
阿兰·德隆白为斯大林死了/164
核间谍/167
“你知道的事情太多”/168
第三部分 斯大林时代后期/170——231
第七章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170——198
“狐步舞迷”/170
除奸总局局长/173
国家安全部长/177
米霍埃尔斯遇害/181
“列宁格勒案”：警示性处决/188
“我要给政治局写信说明一切，说明一切……”/193
第八章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198——212
“摘下白手套”/199
日丹诺夫的神秘之死/200
国家安全部里的年轻人/203
斯大林之死的三个说法/208
第九章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第二次降世/212——231
斯大林怕他/213
第一批冤案平反及“解冻”/216
1953年大赦/217
执掌国家大权/220
阴谋/222
歌剧《十二月党》/225
第四部分 赫鲁晓夫时代/231——288
第十章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231——249
贝利亚的接班人/232
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主人/233
斯大林家族里的幸福童年/238
苏联战俘/241
德国人和日本人/241
大赦不可避免/246
是不幸事故还是谋杀？/247
第十一章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249——274
大校同志/250
一颗金星/252
克格勃主席/254
1956年匈牙利事件/256
谢罗夫救了赫鲁晓夫/258
朱可夫元帅案/260
从卢比扬卡到“水族馆”/268
佩尼科夫斯基，三家情报机关的特工/272
第十二章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274——288
到别墅见斯大林274
瓦斯手枪的两声枪响/276
大人物不要警卫？/284
“应该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朋友……”/285
不成功的英国之行/286
第五部分 勃列日涅夫时代/288——410
第十三章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288——306
“他年轻得简直不成体统”/289
克格勃主席的一天/291
“甜蜜的陷阱”/292
费尽心机终成将军/295
没装弹头的导弹/297
新切尔卡斯克和持不同政见者/298
“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300
返回乌克兰/302
第十四章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306——330
向水手长看齐/307
30辆坦克把大使馆团团围住/310
中央书记不去夜酒吧/314
克格勃主席/317
第五局的解剖图/320
“您不该为了明哲保身就这样做”/324
入侵阿富汗/325
总书记/327
第十五章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331——342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331
格奥尔基·齐涅夫和谢苗·茨维贡/334
在乌克兰的使命/334
找到间谍才能休假/336
安德罗波夫害怕费多尔丘克/336
将军摘下白手套/338
鱼宴/341
第十六章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342——355
人事主管/342
夜见总书记/343
克格勃与权力/345
名义上的记者/351
第十七章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355——378
机遇/356
开端不利/358
外交官打开报纸/360
副秘书长在哪里？/361
情报局长/363
主要对手/365
克格勃主席/367
多层馅饼/370
没有总统的8月/373
第十八章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378——393
“湿”案/378
里加特种警察部队的故事/380
总统候选人/382
最后一任主席/383
“把逮捕的人带走”/386
莫斯科市中心的美国“胡子工程”/388
克格勃的终结/391
第十九章
叶利钦时期的国家安全机关/393——410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393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398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斯捷帕申/400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402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407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409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帕特鲁舍夫/410
附录
卢比扬卡的主人们/410——411
译者的话
前些年，“克格勃”这三个字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在人们的认识中，“克格勃” 代表着神秘、阴险、狡诈，它似乎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代名词。克格勃用美人计策反他国外交官或情报官、某国驱逐了若干名披着外交官外衣的克格勃分子、某克格勃分子逃往西方等消息不时见诸报端。关于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和它与西方情报机关斗法的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更是一大热门。广大观众喜爱的《007》系列电视片讲的就是西方情报机关与克格勃斗智斗勇的故事。不过，以前人们对克格勃的了解仅限于这些肤浅的东西。现在，《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可以使读者对克格勃有一个深入的、全面的了解。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形式上介绍的是历任克格勃领导人，实际上它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苏维埃俄国和苏联的历史。这本书披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和一些细节的描写带给人的是震撼。令人惊愕的是，颠倒黑白、制造冤案、刑讯逼供、滥杀无辜等丑恶现象竞然大规模地发生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肃反扩大化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仅老百姓和普通干部人人自危，就连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也提心吊胆地度日，甚至国家的二号人物莫洛托夫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抓，不敢出面相救。生活在一个连国家二号人物都要过朝不保夕的日子的国度里无疑是莫大的悲哀。
更可悲的是，肃反扩大化的执行者——安全机关同样是整治的对象。1920年7月29日，列宁批准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班子。然而，除了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是自然死亡外，其余11位领导人在后来全部被杀。
书中还提到，在卫国战争前夕，苏联高级军事将领大部分被杀，这直接导致战争爆发后苏军遭受严重损失。令人不解的是，被俘者一律以叛国罪论处。整个战争期间，军事法庭共审判了约100万军人，其中 15.7万人被枪决，这等于15个师是被自己人消灭的。
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在恐怖气氛的笼罩下，人性被严重扭曲，人的尊严荡然无存。“间谍”、“反苏分子”、“破坏分子”、“叛国分子”的帽子随时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尽管绝大多数“分子” 都是良民，到头来他们都会乖乖地承认自已的“罪行”，甘愿受惩罚。他们轻者进劳改营，重者被枪决。正如书中所说，被消灭的往往是那些最忠实于当局的人。
这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真实地再现了整个克格勃的历史，让人们看到了克格勃在俄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读这本书会使人心里有种沉甸甸的感觉，不由地同情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同时也会使人对这种历史现象加以认真思考，引以为戒。
本书前言和第l—2章由李惠生翻译，第3—6章由张志强翻译，第7—11章由赵志鹏翻译，第12—16章由钟忠翻译，第17—19章和作者致中国读者的话由王宪举翻译，全书由张志强校对。译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热心读者指点。
译者 2000年12月
作者的话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存在于1954至1991年之间。因此，将此书命名为《克格勃主席》或许不完全准确，因为这里涉及到了自十月革命至今为止国家安全机关的所有领导者。
然而正是这三个缩写字母——“克格勃” 成了我国历届国家安全部门的同义词。尽管这一部门经常改变它的名称，我们仍然只叫它“克格勃”。它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和国安全总局、联邦安全厅、安全部、联邦反间谍局。目前它的名称是联邦安全局，然而这个名称也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
它的领导人更换得就更加频繁了。从1917年到 1999年，这个部门的主席、人民委员、部长和局长一共换了23次。为了做个比较不妨指出：外交人民委员和外交部长更换的次数要比这个数目几乎少一半。
领导这个部门的工作是颇为吸引人的，然而它往往也会断送掉人们的性命。一些人在这个部门任领导的时间并不长——几个月，一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在这方面却创了记录：他任克格勃主席长达15年之久。
很多人在掌声中迈进了这座位于卢比扬十广场的著名建筑物，在这里获取了权力和奖赏，然而很少有人是出于自愿或是由于职务的提升而离开卢比扬卡的。国家安全部门的领导者们一般都是由于被撤职或是被赶下台而告别此地的。其中有5人遭枪决，另外一些人蹲了监狱或长期失宠。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我们从一旁观看，可能会觉得这些掌握着大权的人们一定是生活的享乐者了。然而现实却远非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卢比扬卡的历史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神话存在了很久，却不会因此而显得更真实。
本书的目的在于试图描绘出卢比扬卡24位主人的画像。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走进了历史，另外一些人还在继续参与当代政治生活。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我们了解得比较多，对另一些人了解得比较少，因此在撰写此书时不仅利用了一些当事人所发表的回忆录以及在最近几年解密的档案材料。而且作者还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访谈的对象包括许多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已经退休了的和仍在工作的国家安全机关人员，以及那些致力于研究探索我国不久以前的种种往事的历史学家们。
在此，我要向那些曾对我的这项工作鼎力相助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是：弗拉基米尔·跨莫夫教授，他无与伦比的丰富知识帮助我分析认识了克里姆林宫生活中无数错综复杂、曲折离奇的事件；弗拉基米尔·涅克拉索夫教授，他是一位研究内务部门历史的专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这两位是《卢比扬卡》一书的作者；以及我在电视台的许多同事们，他们鼓舞并支持了我；还有我的母亲——语文学博士伊琳娜·姆列钦娜，她担负了本书第一读者的责任。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很高兴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我希望它能帮助中国邻居和朋友们更好地了解俄罗斯。
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自己的过去？和中国一样，我国在20世纪也历经艰难困苦。过去并未消失，而是隐藏在我们的今天之中。因此，这本书并非仅仅是谈论过去。
这本书写的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迄今领导俄罗斯和苏联安全部门的那些人。由于20世纪我国历史的特殊性，他们在我国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领导下，决定了我国的形势。但是这一作用经常被隐瞒、掩盖和降低。
光阴流逝，在国家安全部门领导人中，有两人后来成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这就是1982年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和2000年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普京。1953年拉夫连季·贝利亚和1964年亚历山大·谢列平也只差一步就入主克里姆林宫。其他人也身居国家、政府和共产党内的高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俄罗斯和苏联特工机关的历史就是我国的历史。十月革命后的集体化和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解体、叶利钦的改革等等，凡乎没有一件决定性事件没有国家特工机关的参与。现在到了把一切事物放回原位，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本身给以冷静、尽可能客观和公正评价的时候了。
近年来许多档案文件开放，参与那些重大事件的幸存者开始披露真相。但在特工机关的历史上还有许多空白点。
在你们手持的这本书中，不仅搜集了许多不久前还被认为是秘密的文件，不仅有与前苏联特工机关官员、党的工作者和历史学家等重大事件参与者的谈话，而且还试图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
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研益。
列昂尼德·姆列钦 2000年4月于莫斯科
第一部分 捷尔任斯基时代
第一章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
起初，在俄罗斯谁也没有真正意识到有关建立全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命令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这两个字却成了20世纪最著名的缩写词之一。其实，在革命后最初的几个月里还曾建立过其它一些令人恐惧的委员会。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其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 的主要目的是对付大批抵制新政权的旧官吏们。
但是不久以后，全国都以极为恐惧的心情开始谈论起“穿皮外衣的人们”来了。全俄“契卡” 的工作人员都穿着皮外套：给他们发了飞行员穿的皮制服，那是协约国送来的礼物。布尔什维克们在彼得格勒的仓库里发现了这批制服。
“契卡” 的工作人员们喜欢这些皮制服，并不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了皮制服装将会摩登走俏，其原因要简单得多：皮制服里不会长虱子。在那些年头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虱子会传播伤寒，而伤寒使人大批大批地死亡，在前线和后方都是一样。
1918年1月，著名的女作家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位于豌豆街上的这个‘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非常奇怪和可疑。主要的暴行都是从那儿发生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私下谈话里说：豌豆街2号是他们的‘保卫科’。那儿当然有经验丰富的密探，都是些老的。天天他们都能揭发出某些‘密谋’来”。
在圣彼得堡的豌豆街和海军部大街交汇的角落里，至今还保留着那栋房子，那是1917年12月成立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 的遗址。现在这栋房子成了一座纪念馆，其中照原样布置了一切，就像当年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在此工作时那样。
革命以前，那儿是圣彼得堡市政府机关所在地，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设在那里的是保卫城市特设委员会，为首的是未来的元帅和国防部长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在当时，人们觉得伏罗希洛夫是比捷尔任斯基更重要、更危险的人物。
主要的任务
人们对他的叫法真不知有多少！有人叫他“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有人叫他“吸血鬼”，有人叫他“躁狂疯人”，有人叫他“暴虐狂”。那么，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捷尔任斯基出生于1877年8月30日，在维连省奥什米扬县（如今的明斯克州斯托尔布措夫区）的捷尔任诺沃庄园中一个小地主贵族的家庭里。他曾在一所中学里念书，但没有毕业。18岁时参加了社会民主派小组，而后加入了“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自那时起一直到1917年捷尔任斯基只从事一件事——党的工作，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就像当时所称呼的那样。
1897年他第一次被捕，流放到维亚特省，为期3年。但一年以后他就逃跑了，回到了维尔诺，从那儿又去了华沙，鼓动工人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
1900年他再次被捕，在华沙城堡和谢德列茨基监狱服刑。1902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为期5年。在路上他就跑了，跑到了国外，在那个时候这并不困难。然而很快他又回来了。1905年7月又被捕入狱，但此时发生了第一次俄国革命。秋天，他遇上了10月大赦。1906年底他又被捕了，其后被保释。
1908年他又一次被捕、受审、流放西伯利亚，这一次是去叶尼塞省。然而捷尔任斯基很快又逃跑了，其后就在波兰工作。
1912年他又被逮捕，这回对他动了真格的：判处3年苦役，在奥廖尔服役。服刑期满后被带回莫斯科。1916年又因过去的事受审，再次被判6年苦役。但是这次他没有服满刑期：二月革命把他和所有的政治犯都解放了。
1917年10月10日，捷尔任斯基在彼得格勒参加了有历史意义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那一天，正是捷尔任斯基提出了如下建议：“为了实行政治领导，于近期在中央委员们中选举成立一个政治局。”
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受到了欢迎：政治局一直存在到1991年的8月。
在革命爆发的一个星期以前，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容沉默！》的文章。他要求布尔什维克们声明不准备发动起义。他写道，如果发生这样的事，“群众中所有的黑暗本能就会喷发而出，因为他们早已被生活的崩溃以及政治的虚伪和肮脏所激怒了。人们将要彼此残杀，而不会克服自身的兽性。”布尔什维克们愤怒地拒绝了高尔基的这一警告。
捷尔任斯基被选入了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和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军事革命党中央。10月24日，他受命领导占领邮局和电报局的行动。临时政府未做抵抗，政权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捷尔任斯基负责斯莫尔尼宫的保卫工作。
作为斯莫尔尼宫的卫队长，捷尔任斯基给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里德（即有关十月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日》的作者）签发了出入证。
12月20日，捷尔任斯基接受了自己的主要任务——创建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
“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
在监狱中服刑11年之久的捷尔任斯基，比谁都更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一方面，他厌恶并极不情愿降低到沙皇暗探局的水平，他憎恨奸细。另一方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们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1918年2月18日，在“契卡”的负责人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密探只用于投机倒把一类案件的侦破，对政治敌人不采用这种手段，对他们的斗争只用‘干净’的办法，通过苏维埃人员的思想促进来进行。”
整整一个月之后，在又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通过了禁止“契卡”使用密探打入敌人内部探听情况的办法。然而，良好的愿望在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便逐渐消失了。
捷尔任斯基被认为是个外行，但正是他开始实行在国室内“整治”犯人的办法：把密探装扮成犯人送人牢房从而探询出犯人在审讯时不肯招供的情况。这种被称为“放鸭入笼” 的办法直至今天还在被利用。
对政治案件的侦查从一开始就利用派秘密奸细潜入敌人内部“卧底”的方法来进行。没有进行过真正的侦查：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本事。因此，侦查员只要能弄到犯人的口供就好。告密者、内线的“线人”、密探——这些就被认为是侦查的主要工具。
捷尔任斯基并不认为“契卡”是秘密侦查机构、反间谍机关或政治警察机构，在他看来，“契卡”是有权独立消灭敌人的特殊部门。他写道：“‘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不用去做什么侦查或暗探的工作：专门人才用不着去干这种事。不应把警察的工作交给‘契卡’这样的战斗机构去做。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
1918年6月12日，各地肃反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党团通过了以下决议：
1．可以利用秘密侦查人员；
2．排除保皇派——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们的著名积极领导人；
3．注意并监视将军和军官们的行动，观察红军、指挥人员。俱乐部、各种小组以及学校等的动向；
4．枪决那些有名的、确已被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抢劫犯和贪污犯；
5．在地方上禁止各种资产阶级的、妥协派的和庸俗低级的报刊出版发行；
6．建议中央解除乌里茨基同志在彼得格勒‘契卡’中的职务，用一名更加坚定不移和雷厉风行的同志来代替他，以便坚决、不屈不挠地推行对那些要扼杀苏维埃政权与革命的敌对分子进行无情打击与斗争的策略……”
“契卡” 的党代表们要求从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中撤职的莫伊谢伊·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是一位在布尔什维克党里受人尊敬的人，曾在牢狱和流放地度过多年，侨居国外时曾与托洛茨基过往甚密。
1917年10月25日，乌里茨基被任命为外交部的政治委员。革命次日清晨他就来到了外交部，同外交人员进行了交谈。但是外交事务他只干了几天，他又有了新的任务——领导选举立宪会议事务全俄委员会的工作。1918年2月，他受命加人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3月，他开始领导彼得格勒的“契卡”。
乌里茨基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一，他们为在“契卡”工作而苦恼，不愿作孽去搞镇压，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的后来几代“契卡”领导人大不相同。
在担任彼得格勒“契卡”的领导工作以后，他立刻争取到了废除死刑的决定，甚至对那些犯了重大罪行的人也是如此。这使他的同事们感到愤怒。
在反对上述决定的肃反工作人员通过了充满激愤之情的决议之后约一个多月，社会革命党人、大学生列昂尼德·卡涅吉赛尔枪杀了乌里茨基。第二天，1918年8月30日，在莫斯科又发生了暗杀列宁的事件，那是他在米海尔松工厂发表演说之后出的事。
嫌疑犯当场被捕，是28岁的法尼亚·叶菲莫夫娜·罗伊德曼，一个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青年妇女。她16岁就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改姓卡普兰。1906年在基辅的一次爆炸事件中受伤，被判处无期苦役。
调查进行得空前迅速，谁也没有对她就是犯罪者产生怀疑。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利科夫亲自枪毙了她，尸体被焚烧了。最近几年，人们对那次企图暗杀列宁的是否就是卡普兰产生了很大的疑问。据专家们的意见，那个半瞎的女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枪瞄准列宁；而她又是遵照什么人的命令这么干的，也一直没弄清楚。
尽管也做了一些重新调查的尝试，但是这次未遂暗杀事件的真实情况仍然只是一个未解之谜，就像约翰·肯尼迪被暗杀始终是迷雾一团一样。或许，卡普兰真的曾向列宁开枪射击？然而，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已经无法搞清楚了……
在乌里茨基被暗杀和列宁遭枪击之后，宣布开始实施“红色恐怖” 了。就在此时，1918年8月4日，协约国的军队又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登陆。这也促使了布尔什维克采取强硬措施。
结果是，在彼得格勒有500人被枪决，另有500人被抓做人质。1918年9月《红色报》发表了人质的名单，标题是：《对白色恐怖的回答》。
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一项决议说：“不要再说空话了！我们的领袖们由工人和红军战士来保卫。要是我们的领袖们哪怕掉一根头发，我们就会把那些在我们手中的白卫军们都消灭，我们就会把那些反革命首领一个不留地都杀掉！”
《红色报》写道：“旧军官、自卫军反叛的骨干们为数并不太多。如果革命需要，如果旧军官们不放弃他们的疯狂企图——找回自己的特权和沙皇，那么他们就会全部被消灭，只有他们中间的那些诚实的人，那些已经与他们断绝了关系的人除外。”
内务部长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给所有的地方政权机关散发了一份指示电文，其中说：“对资产阶级实行大规模恐怖手段至今仍是一句空话。要克服纪律涣散和玩忽职守的现象。这一切都应结束了！我们命令所有的地方苏维埃立即逮捕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大资本家和旧军官的代表，把他们当做人质抓起来。”
大规模逮捕开始了。一切受怀疑的人都被抓了起来。然而在那个时候，如果能找到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有幸遇上不很凶的侦查员，还有可能争取到被捕者的释放。
沙皇时代著名的外交家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洛普欣在那些日子里也被捕了，他被带到了豌豆街。“契卡” 的一个侦查员对这位前外交家说：“请坐吧。您怎么回事，老爷子，跟投机倒把的搞在一起了？别干这些，干点儿别的事吧！”
洛普欣回答说，他跟那帮子人搞在了一块儿完全是偶然的。于是，侦查员就说了：“好吧，我放了您。不过我很累，也很饿了。咱们这么办好不好：我去吃晚饭，您坐到我的椅子上来，自己写一份审讯记录。您自己审问您自己——就照着这个样板写。”
洛普欣不仅为自己，还为自己的同伴们写了根本不曾进行过的审问记录。侦查员回来之后，把那几份记录看了一遍，就把所有的人都放了。
竟然也有过这种事……
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
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次危机是由于对德战争而引起的。那时捷尔任斯基同列宁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11月7日，外交人民委员列夫·托洛茨基，为了履行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诺言——结束战争，而向所有的交战国建议签订和约。在呈递给各同盟国大使的外交照会中说：
“我有幸通知您，大使先生，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于10月26日组织了俄罗斯共和国新政府，即人民委员苏维埃。这个政府的主席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被委任以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领导外交活动。
“请您注意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在各族人民自决的基础上宣布停战和缔结没有割地与赠款的民主和约的建议文本。我荣幸地请您阅读上述文件，这是作为有关立即在所有战线上停战并且马上开始和平谈判的正式建议而提出的。”
英国和法国的大使没有理睬托洛茨基的呼吁，因为他们不相信布尔什维克政府能站得住，协约国各国政府拒绝进行谈判。德国和奥匈帝国倒是同意了：他们在战争中失利，企图在东方签订单独和约，以便腾出手来在西方继续打仗。
11月22日，托洛茨基签署了在前线停止战斗行动的协议。
托洛茨基认为，接受德国人提出的强盗式要求是不可思议的，这对自己和对俄罗斯都是一种耻辱。他曾说，只有在必须屈服强力的时候或者在情况变得毫无出路时，才可以跟德国人签和约。然而，再把战争继续下去也是不行的：应该让士兵回家。这不仅是托洛茨基一个人的意见，列宁也持这种看法。
围绕着同德国人签订和约的问题所展开的一场斗争，不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进行的；而是在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一方，与要求无论如何要把仗打下去的相当大一部分党员为另一方，——是在这两方面的人们之间进行的。捷尔任斯基属于后一种人。
列宁的路线是：拖延谈判，尽可能慢点签约。
1918年1月24日，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大多数人通过了托洛茨基所提出来的说法，即：“我们停止战争，但并不签订和约，军队要复员。” 两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与其盟友——左翼社会革命党中央的联席会议通过了上述决定。
2月10日，在与德国人和奥匈人在布列斯特一利托夫斯克城举行的谈判中托洛茨基说：“在等待世界各国劳动阶级夺取到政权（就像俄罗斯的劳动人民这样）的那不远的一刻时，我们将自己的军队和人民撤出战争。
“从农民中来的我国士兵应该回到自己的耕地上去，应该让他们在今年的春天就能在和平的环境中耕种土地，那是革命从地主的手中拿过来而转交到农民手中的。
“从工人中来的士兵应该回到厂房中去，在那儿他们将生产的不是破坏性的武器，而是创造的工具，他们将和农民一起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府要想用军事掠夺的手段占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就让他们公开地这么干吧！而我们是不会给暴力行为涂脂抹粉的。我们退出战争，然而我们不得不拒签和约。”
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失算了：德国军队转入了进攻。列宁担心德国人会占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于是要求在任何条件下都要签订和约。
捷尔任斯基与列宁产生了分歧，他同一部分中央委员一起写了反对与德国人媾和的声明，说这就是投降。然而在做了这个姿态以后，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就像捷尔任斯基自己所说的，同时在三条战线上斗争——反对德帝国主义者、反对俄国资产阶级和反对“以列宁为首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要比反对好和更危险。从原则上捷尔任斯基又不能举手赞成签订和约，于是在表决时他同托洛茨基一起弃权了。于是，列宁关于请和的决议得以通过。
1918年3月3日，以苏维埃俄罗斯为一方，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为另一方，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8月27日，在柏林签署了要向德国支付巨额赔款的补充协议。俄罗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履行了这个协议。当年的秋天，由于德国发生了革命，被德国人抢去的领土又归还给了俄国，然而作为赔款付出的黄金就这样留在了德国人的手里。
被解除职务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惟一的政治盟友对同德国人签订和约一事最为气愤。起初，列宁很珍视同社会革命党人的结盟，因为后者有农民的支持。但是，这种合作关系逐渐地化为乌有了，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越来越大。在社会革命党人退出政府之后，他们的人只留在了“契卡” 与军队中。
1918年7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5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要求枪毙那些在与德国分界线上挑起敌对行动的人，因为既然签了和约，就不要总是去向德国人挑衅。
要求同德国人交战的社会革命党人，认为托洛茨基的话是针对自己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鲍里斯·卡姆科夫身挎手枪，破口大骂德国大使威廉·米尔巴赫伯爵，并称布尔什维克是“德帝国主义的走狗。” 卡姆科夫反映农民的党——社会革命党人的情绪，他对着布尔什维克们说：“我们要把你们派的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揪着后脖领子从农村扔出去！”
7月6日，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们示威性地离开了正在开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大剧院，去到大三圣徒胡同的左翼社会革命党骑兵队总部集合。
就在当天的下午两点钟，“契卡” 的工作人员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到了德国大使馆，出示了有捷尔任斯基签名和“契卡”印章的委任状，要求会见大使米尔巴赫。当大使走出来见他们时，他们就当场杀死了他。
一小时之后，列宁打电话给捷尔任斯基，告诉了他大使被杀的消息：那时候“契卡”还没有成为后来那么神通广大的机构，很多消息它还只能从侧面获悉。
容易冲动的捷尔任斯基立刻赶到了大使馆，从那儿又冲到了他属下的一个“契卡”支队，那支队是由社会革命党人波波夫指挥的：因为他猜想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完全可能是藏在那里的。然而波波夫不仅拒不交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反而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逮捕了起来。
在镇压了这次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之后，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调查。为此捷尔任斯基暂时卸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8月又恢复了自己的这个职务。在这两个月中，“契卡” 主席的职务由扬·赫里斯托弗洛维奇·彼得斯代理，后者在沙皇时代也坐过牢。后来，他成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在突厥斯坦的代表，1930年他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转而搞党的工作，1938年被枪决。在彼得斯签署的第47号指令中说：“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是完全独立的：它可以进行搜查、逮捕、枪决，只要事后向人民委员会和全俄执行委员会打个报告就行了。”
7月10日，根据列宁的指示，捷尔任斯基本人也受到了审讯：他也被怀疑了，因为他手下的人参加了叛乱。此外，他怎么能这样疏忽，全然没有查觉在他眼皮子底下组织的暗杀德国大使的行动以及整个密谋的实施？捷尔任斯基在接受审问时说：
“大约在6月中旬我从德国大使馆得到了有关准备暗杀德国使馆人员和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的信息。
“德国使馆人员向我提供了可能藏有罪犯的呼吁书以及密谋分子的地点。我把此事交给了彼得斯和拉齐斯去调查。为此组成的委员会进行了侦查，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6月底我又得到了有关密谋的新材料……我当时想可能有人在恫吓我们和德国使馆。”
布柳姆金向大使馆出示了委任状，那上面的捷尔任斯基签名是伪造的，但是印章却是真的。对此，捷尔任斯基做了如下解释：
“大印是保存在亚历山德罗维奇那儿的，此人是因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坚决要求而在去年12月被吸收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正是这个大印被盖在了伪造的、以我的名义签发的委任书上，然后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拿着这个委任书去完成了暗杀的任务。布柳姆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也是由左翼社会革命党中央推荐的。”
捷尔任斯基解释自己在米尔巴赫伯爵遭暗杀的那一天的行动时说：
“7月6日下午3时左右，我从人民委员会主席打来的直通电话中得知了米尔巴赫伯爵遇害的消息，我当即带领一队人马以及侦查员和政委赶到了大使馆，以便组织逮捕凶手的工作。
“米勒中尉出来对我大声责骂：‘您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捷尔任斯基先生？！’他给我看了那张用我的姓名签署的委任状……
“当时我就和三个同志（特列帕洛夫、别列尼基和赫鲁斯塔廖夫）去了支队，以便查明真相并逮捕布柳姆金。在指挥部的房子里有10到12个人，只是在我们被解除了武装之后波波夫才出面。他开口就指责我们，说我们的法令都是根据‘米尔巴赫伯爵阁下’的命令而编写的……”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上述行为被认为是叛乱，布尔什维克们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逮捕了他们的党团。对此，武装的社会革命党人占领了电报局和电话局，迅速地印出了自己的传单，中央委员们赶到各部队和工厂去进行工作。
然而，社会革命党人未能动员起莫斯科来：工人和士兵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反应相当平静。
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站在一起的军人们打算强攻夺取克里姆林宫。然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却阻止了他们，说他们的任务在于保卫司令部！该党的中央委员们行动很不果断，因为他们害怕与布尔什维克的直接厮杀会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有利。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想向布尔什维克党，同时也向德国的军事指挥部展示自己的力量。的确，他们有军队和农民的支持（在进行苏维埃选举时，他们得到了几乎全体农民的选票）。考虑到这些，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在德国掀起革命运动。
社会革命党人的出发点是：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在俄罗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的领导人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认为，布列斯特和约使德国革命拖延了半年。她在7月6日事件以后写给列宁的信中说：“我们在7月里没有想推翻布尔什维克，我们当时只有一个愿望——进行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恐怖行动，对于扼杀我国革命的企图向全世界表示抗议。我们的行动不是叛乱，而是半自发的自卫行动，在遭逮捕时进行了武装反抗，如此而已。”
社会革命党人比较消极的立场使布尔什维克们有可能取得主动权。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从莫斯科附近调来了两个忠于布尔什维克的拉脱维亚团，命令他们炮击波波夫支队的指挥部，几小时之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被迫放下了武器。
7月7日傍晚，叛乱已被镇压下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捷尔任斯基的副手）亚历山德罗维奇以及波波夫支队的12名成员被枪决。
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全俄肃反委员会反国际间谍部的负责人雅科夫·布柳姆金及其搭档尼古拉·安德烈耶夫各被判处三年徒刑。然而他们连这个刑期也没有服满。在解释此事的原因时，布柳姆金说：
“我反对同德国单独缔结和约，我认为我们有责任撕毁这个给俄罗斯带来耻辱的和约……
“除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的和原则性的出发点以外，我去完成了这个行动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那些反对犹太人的黑帮分子中有许多人就是亲德的，但他们从战争一开始却指责犹太人崇拜德国，现在又说犹太人应为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签订单独和约的政策负责。
“因此犹太人抗议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出卖俄罗斯及其同盟国的行动就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我做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担负起了去完成这一抗议行动的责任。”
1919年5月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布柳姆金恢复了名誉，并让他回到“契卡”工作。后来他还在情报机关工作过。然而在10年以后，1929年的11月3日，他因与已被放逐国外的托洛茨基会面而被枪决。
总的来说，当时对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处理还是比较宽大的。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列宁对他们是同情的，因为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就曾是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因企图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以绞刑。
7月叛乱对我国历史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排除出了政治活动，被赶出了国家机构，因此不再能影响我国的命运。后来，在斯大林时代所有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都统统被处决，俄国的农民阶级失去了自己的保护者，而苏维埃政权成了一党的统治，它有了更多的理由进行镇压。
全俄肃反委员会成了消灭俄罗斯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具，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是例外，它在1917年已拥有100万以上的党员。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已成了非法的，他们的命运由“契卡” 的秘密指令来解决，社会主义者的案件根本不送交法庭：
政治局指示“契卡” 人员把工作重点放在“通过秘密查询和内部情报来消除各方面的反革命和反苏维埃活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遭到系统的消灭。他们之中的最后一批，都是些老头子和老妇人了，在1941年的9月11日被枪杀于奥廖尔附近的森林之中。
许多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在奥廖尔的监狱里度过了残年。他们之中就有传奇人物、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者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1917年她被称为俄罗斯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女人，1941年9月11日她也被处决。她曾因为反对与德国人合作而丢掉了一切，包括自由。尽管如此，她最终被杀害却是由于担心她会投奔到德国人那边去！
“洛卡特事件”
1918年，行动十分巧妙的密探们帮助捷尔任斯基消灭了西方国家在苏维埃俄国的情报网。
1918年夏天，在莫斯科揭发出了所谓的“大使们的阴谋”，虽然当时在莫斯科并没有什么大使：全世界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苏维埃俄国。
主要的阴谋策划者被认为是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布鲁斯·洛卡特。革命后，他奉命到莫斯科来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非正式联系。他同首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及其副手和未来的继任者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相处的关系都不错。
然而，在英国有许多人都对洛卡特持怀疑态度，也不相信他从莫斯科发回来的情报。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曾这样说：“就算治卡特先生给我们提过一些不对头的建议，也不能指责我们采纳了它们。”
洛卡特在莫斯科过得相当快乐，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陪伴其著名的情妇布德伯格男爵夫人。
治卡特曾经十分有趣地描绘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的形象。他写道：“捷尔任斯基的举止无懈可击，言谈也很得体，只是没有丝毫的幽默感。最奇妙的是他的眼睛，那双深陷的眼睛闪烁着狂热信仰的冰冷的光芒。他从来都不眨眼，似乎他的眼皮是瘫痪的。”
洛卡特也曾谈到他曾与这样一些人密切相处，他们一昼夜工作18个小时，他们身上有一种清教徒和早期耶稣会员的自我牺牲和禁欲主义的精神。
负责审讯洛卡特的是当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副主席扬·赫里斯托弗洛维奇·彼得斯。
他给这位英国人看了自己的指甲，说明他在革命前的监牢里受过怎样的酷刑。洛卡特写道，虽然一般人都认为彼得斯是个毫无人性的恶魔，然而在他的性格中却看不出这种特征。彼得斯告诉洛卡特，每签署一份死刑判决书，都会使他感到生理上的疼痛。“我想这是真的”，洛卡特写道，“在他的天性中有很大一部分多愁善感的东西，然而他是一个有着狂热信仰的人，他致力于实现布尔什维克的目标，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而这种思想感情是不允许有怜悯之心的……这个奇怪的人不知为什么对我感兴趣，他决心向我证明：在一些小事上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像资产阶级那样具有骑士风度……”
在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之后，人们都已明白苏俄不会再同德国作战了，此时协约国的同盟者们就下定决心要推翻布尔什维克，让一个能继续与德国打仗的新的俄国政府上台执政。
洛卡特首先同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取得了联系，并把这位社会革命党武装分子头目的计划送往伦敦。该计划声称：“在协约国军队于俄罗斯登陆的当天晚上就杀死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英国人自己当然不会去杀革命的首领们：为此他们有当地的代理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情报机关干得很有成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棒的特工机构。然而在俄国活动的却是些一知半解的角色，他们当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在俄罗斯出生的有英国国籍的西德尼·赖利，这是一个冒险家，不切实际的幻想家。
洛卡特和赖利输给了捷尔任斯基。后者派了两个拉脱维亚的“契卡”人员打进了他们的队伍。这两个人假装成对革命感到失望的红军军官，向他们建议暗杀列宁和托洛茨基。但是西德尼·赖利却认为，用不着杀掉他们，让他们当众出丑就够了——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裤子脱下来，让他们只穿着内裤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游行示众。
在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遇害和列宁遭枪击的事件发生以后，所谓的“大使阴谋案”也立即被破获了。洛卡特和其他数名英国人被捕，后被押解出境。
1925年，在可以与反苏地下人员领导者会面的允诺下，西德尼·赖利被诱骗到苏联。9月28日他越过国境并在“契卡”人员的暗中监视下到了莫斯科，一到这里便立即被捕了。他出据了所有要他提供的证词。然而对他并未开庭审判，1925年11月5日就将他处死了。四个“契卡”人员把他带到城外，说是去散步，却从背后向他开了枪。后来又向前胸补了一枪，之后便将尸体带回，次日埋在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在卢比扬卡的内部监狱的院子里。
两个浪漫主义者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在情报机关与外交机关之间发生了冲突。直至今日，这种冲突也未获得妥善的解决。
1921年底，外交人民委员部迁到了位于铁匠桥街21/5号的楼房里，那儿原来是一家名为“俄罗斯”的保险公司的旧址。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此一直呆到1952年，当斯摩棱斯克广场上新建的高层建筑交付给外交人员使用的时候才搬走。
从外交人民委员部到位于卢比扬卡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大楼只有两步之遥，外交官们常不无讽刺意味地称“契卡”人员为“邻居”。这个词儿流行起来，一直沿用到现在。
然而，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却远远不是睦邻友好的。苏俄历史上的第二位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敢于做他的继任者们所不敢做的事：他公开地与“契卡”人员争论，并对他们采用的工作方法表示气愤。
人民委员奇切林简直就不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是一个对事业无限赤诚的理想主义者，是作为一个不能适应苏俄生活的悲剧性人物被载入史册的。然而正是这个没有任何苏维埃特征的人，奠定了苏维埃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沿用到苏联解体。
捷尔任斯基和奇切林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贵族出身，生长在有教养的家庭里；两人都是不知疲倦的、勤勤恳恳的劳动者，对事业无限忠诚的理想主义者。奇切林的革命禁欲主义甚至叫人看了害怕。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的父亲也是一个外交官。一次，有人要同他决斗，他由于宗教信仰上的考虑而拒绝了。这件事使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回到了自己在坦波夫省的卡拉乌尔庄园。又因为害怕由于拒绝去决斗而被人说成是懦夫，他自愿以红十字救护队员的身份去参加了巴尔干战争，回来时已身染重病——肺结核。
父亲的病重和去世给奇切林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生活在脱离现实生活的、充满某种激情的气氛之中，是一个孤独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渐渐地变得自艾自怨，妄自菲薄。
他自己曾说，在大学毕业时他情绪极度低沉，厌倦生活，向往神秘主义。但是后来他接近了革命者并帮助他们，1904年为躲避拘捕流亡到了国外。他结识了卡尔·李卜克内西，视他为革命的理想人物。侨居国外时，他以亡母留给他的遗产度日，并将金钱慷慨地赠给党做活动经费。
1918年1月8日，奇切林被任命为人民委员的助手，三个星期以后这个职务改称为副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赋予了他“在托洛茨基不在时”决定事务的权力。3月13日，他被正式任命为“人民委员的临时副手”，5月30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
他是个意志坚定的单身汉，他像个修道者似的把办公室变成了自己的禅房，每天几乎只靠面包和清水过日子。奇切林自己承认，他惟一的乐趣是一只小猫。
他的办公室里有一架钢琴，他喜欢弹莫扎特的曲子，有时也即兴变奏。他曾写过一本关于莫扎特的书，但此书出版时他已故去多年。奇切林曾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我有的只是革命和莫扎特。”
他几乎能讲所有欧洲国家的语言。有一次他甚至用拉脱维亚语发表了演说。在年纪已经很大了的时候，他还开始学习古犹太语和阿拉伯语。
奇切林就住在办公室旁边，他认为一个人民委员应该时刻不离战斗岗位。在有急电来或者应给驻某国的外交使节签发密电时，他要求手下的人在深夜也要叫醒他。
他睡眠极少，常在凌晨才躺下。有时在深夜也会召见外国大使。夜间他常口授致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和给部领导班子的指示，起草外交照会或写文章。天亮以前这些文件都应打印好放在他的桌子上，以便他在整理好的材料上签字并发到收件人那里去。
奇切林自己掌握着大使们发来的密电，因为他对谁也不相信。他认为各种条约的秘密附件只应保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由专门为此目的而派来的一个连守卫。
奇切林的主要功绩在于：在国际上争取到了对苏联的承认。
他把俄罗斯引回到了传统的外交轨道。对政治局来讲，同其它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只是一句口号；而对奇切林来讲，这却是一个现实的目的。虽然他也把革命的言词挂在嘴上，但是在自己的行动中他的首要出发点却是要完成实际的任务。
在1922年4月举行的热那亚会议上，奇切林给国际外交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苏联首次参加的国际会议。
在送别奇切林时，列宁对他说，不要公开说出苏维埃国家的真正目标，以免吓坏了西方国家，千万不要大谈什么“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提什么口号都可以，甚至那些不符合国家政策的口号也行，只要能“瓦解敌人” 就好。列宁的这个战略就决定了从奇切林到葛罗米柯时代的苏联外交路线。
奇切林的第二大成功在于：他在拉帕洛与德国签订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相互不再提出要求和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条约。
尽管是在不同的方面，俄国与德国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这使两国接近起来。魏玛德国和苏维埃俄国在当时的欧洲是两个受鄙视的国家。它们联盟的基础是两国领导层对加人协约国联盟的西方国家怀有同样的仇恨。
在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最后两三年，奇切林已不能工作了。他长时间卧病，在国外治疗。国际上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的外长不回国，一些奇怪的流言开始传播开来。为此，在《消息报》上开了一张奇切林所患各种病的清单：糖尿病、咽喉炎、感冒、肺炎、多发性神经炎。
1930年，因为健康原因解除了奇切林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奇切林希望让政治局委员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做自己的继承人，后者当时正代替捷尔任斯基领导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奇切林还为古比雪夫写下了详细的工作指南。相当奇怪的是，奇切林和捷尔任斯基二人的最后信件都是写给古比雪夫的。
然而，外长的职务任命给了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他当时是副外交人民委员，在奇切林长期生病期间他主持全部外交工作。
奇切林和李维诺夫相互憎恨。奇切林抱怨说，李维诺夫是个卑鄙小人和不学无术者，不应让他主持外交工作。
李维诺夫则说，奇切林是同性恋者，专门在夜里工作的怪家伙，他把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搞得一团糟。
一些同事们证实，奇切林干不好组织工作。这似乎是真的。奇切林本人认为：“为了弄清楚某件工作是否正在进行，应该亲自与人们交谈，检查完成任务的情况。有时也要检查一下，比如说，防火的组织是否能很好地运作，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去消灭那些啃咬文件的鼠类和蛀虫……”
奇切林还曾编写一份指示分发给驻各国使节，那是关于大使夫人们在招待会上应该如何着装的细则。他建议让她们穿黑色长袖裙装，不要祖胸露背，不配戴任何珠宝手饰。
和李维诺夫不同的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奇切林讲话总是小心翼翼、低声下气，注意倾听每一位政治局委员所提的意见。在党内他是没有什么分量的。
然而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奇切林把一切都写得无比坦率。他指出，妨碍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是：党内的清洗、社会工作、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告密。
使他非常恼火的是，常把一些没什么文化的党的干部派到他这儿来工作。他写道：“把一些半生不熟的角色塞到我们部里来，特别是那些缺少对外交往文化素质的人（他们会用手指挖鼻孔、随地吐痰）——这对发展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迫切需要的新的联系造成极大的困难，甚至连保持已有的联系都不容易。”
奇切林认为，在内部自己的主要敌手是共产国际。20年代苏联有两种对外政策：一种是国家的政策，由奇切林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执行；另一种则是共产国际的政策。
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领导人号召进行世界革命，允诺支持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公开支持各国共产党——这一切使苏联外交界所做的与周围世界和睦相处的努力遭到破坏。
莫斯科以金钱和武器帮助德国的共产党人，认为世界革命会从德国开始。同时，莫斯科又同德国政府及德国国防军密切合作，而它们是镇压共产党的。
奇切林离职以后在政治局控告共产国际，说共产国际的行动带有流氓性质。
自己的第二个敌手奇切林认为就是国家政治保安局。他说：“国家政治保安局的领导人让人难以忍受，因为他们不诚实，耍花招，总想撒谎，欺骗我们，不遵守诺言，隐瞒事实……他们不同我们商量就逮捕外国人，引发了无数的国际事件，有时候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外国人被非法枪毙了（不经过法庭是不能枪杀外国人的），而当时却不向我们通报实情。
“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待外交人民委员部就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外国使馆的私人朋友经常是个个都遭逮捕——这种工作系统实在可怕……更糟糕的是，总企图迫使或教唆在外国使馆当仆人、门卫或司机等等的本地人去做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内线告密者，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服从就会被逮捕……国家政治保安局还把我们一些水平极高的、极为可贵的外语专家当做敌人来整，以恐吓的手段迫使他们的亲朋好友，乃至他们的妻子把这些人的言行向保安局告密……
“保安局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各驻外使馆都建立了内部监视系统，并以最荒谬、最野蛮的方式对我、大使们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们进行特务活动……”
两个部门之间的冲突经常不断。“契卡”人员对奇切林本人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部种种毫不客气的做法，使这位外长愤怒无比。
1921年3月，“契卡”人员逮捕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怀疑他是间谍。捷尔任斯基把此事向列宁做了禀报，却没有告知奇切林。后者甚至无法得知，他的部下究竟为什么被捕。
奇切林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或者决心用中国的万里长城把俄罗斯圈起来，让它闭关自守；不然就应该承认，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利益才是它的根本利益，有损这种利益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共和国的直接打击。
“如果这种考虑不能使您的一些密探们住手的话，那么您应该制止他们。他们的水平我们是知道的……我认为自己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有权坚持要求：不管怎样也要向我说清楚，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千方百计地想要渗入到驻莫斯科的各个外国使馆中去，破译这些使馆与其本国往来的密电。但是它的行动往往并不巧妙，当被外国使馆发现时，就会产生争吵。而解释和调解的工作却要外交人民委员部去做。
为了解决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之间的争端，政治局不只一次地建立了专门委员会。1923年，领导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是中央书记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1928年领导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
在那些年代，同“契卡”人员还可以争论争论，国家安全部门尚未成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独断专行的机关。
第一个逃往西方的苏联情报人员格奥尔基·阿加别科夫曾说：“为了争夺影响力，情报机构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之间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两个机关对于同样一些问题的情报资料和结论几乎永远是有分歧的……在驻外人员的任命问题上，斗争会进行得格外激烈。一直到国外，在大使和谍报头目之间还要继续搞这类斗争。”
格奥尔基·阿加别科夫曾是苏联在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早在1930年他就写了一本回忆录，此书出版时名为《秘密恐怖活动：一个情报人员的手记》。
他写道：“在国外，大使与情报机构头目之间的斗争有时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斗争的根源在于双重权力，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情报机构的头目享有完全的独立性。驻外人员对他的恐惧要比对大使的恐惧更为强烈。大使本人也感到自己经常受人监视，随时担心着会受到谍报头子的作践。”
在往后的年代里，情况变得更加恶劣了。如果特工机构认为某个外交官“不适合出国”，那它就能毁了此人的前途。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就是后来的外交部，只能接受这种决定，决定是写在一种统一模式的表格上的，上面盖着“绝密”的印章。甚至外交人民委员部及其后的外交部的领导也只能去猜想：那人究竟在什么问题上得罪了“邻居们”。
特工头目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大使们的一举一动，并把他们的所有失误都向莫斯科禀报。而大使们只能在暗中仇恨这些特工头子，对这些名义上是他们助手的特工们怕得要命。
不过在阿加别科夫所生活的那些年代，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是奇切林，外交官们还有可能同特工人员对着干。
阿加别科夫在回忆录中说：“一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副主席温施利希特让我带着一封介绍信去见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总务主任，请求他安排我在他们那里工作。尽管有温施利希特的亲笔信，外交人民委员部硬是没有接受我。”
当阿加别科夫已当上了驻阿富汗的情报人员头目时，大使还要求他把发往莫斯科的所有电报都给大使过目。后来，这样做就不可能了。大使们认命了，决定不再和特工头子们争吵。
铁甲拳头
1922年2月6日，那时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关于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以及关于进行搜查、抄家和逮捕的规则” 的决定。
直接隶属于政府的全俄肃反委员会被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属下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简称“格帕乌”）。看起来，这个惩罚机构的地位下降也是符合逻辑的：战争结束了，敌人也少多了。两年之内捷尔任斯基领导的机构减员一半。
但这对捷尔任斯基的地位却毫无影响，因为他本来就是内务人民委员。作为“格帕乌” 的首领，他要服从的上级就是他自己。
可是其他的“契卡”人员，、特别是那些在远离莫斯科的边远地区工作的“契卡”人员，对此大为不满。最后，整个部门的不满情绪占了上风，在1923年的11月，“格帕乌”又被改建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简称“格帕乌”总局），其地位是一个独立的人民委员部。
1922年，新的刑法法典生效。“格帕乌”不再有权判处死刑和判处政治犯行政流放。但是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如下权力：可以将那些被控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以及非法政党的成员判处流放。
1923年。捷尔任斯基不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而只领导“格帕乌”总局。据此职务，他参加人民委员会，但只有发言权。在每个加盟共和国中都有自己的“格帕乌”，但它不从属于地方政府，而直接听命于莫斯科。
这是一条带有原则性的路线——安全机关不从属于地方权力机关。对此，地方权力机关一直心怀不满。党的书记们知道，在自己身旁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它只执行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而不向自己禀报它的活动，它甚至还要监视自己。对这种情况党的书记们甚感不快。
地方权力机构想要争得领导“契卡”人员的企图未能得逞，因为中央从一开始就了解，国家安全机关的价值在于它是控制全国的最重要的工具。
1918年10月16日，扬·彼得斯在临时代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时曾向全国各省的党委会签发了一份指示信，其中说：
“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传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各地展开大规模恐怖行动，庸俗的小市民群众、大小资产阶级一起真正地高声叫喊起来。在列宁同志遭枪击和乌里茨基同志遇害以后开始的反资产阶级恐怖行动，可以说是惟一的一个无产阶级行使恐怖手段的阶段，此时它才从决议转而真正实施这样一些手段。
“在遭到打击的资产阶级产生恐惧心理和它大喊大叫的影响下，在许多苏维埃机关里，在个别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当中，更可悲的是，在个别的我党成员中，开始了反对‘契卡’的运动。
“他们于是只服从地方管理机关，改选并重新任命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在报刊上掀起反‘契卡’浪潮，等等。
“我并不否认，在个别的肃反委员会中，主要是在县一级委员会中，有违法乱纪的事，但这不等于因为这个或那个委员会的错误就要砍掉这个无产阶级战斗机构的翅膀。
“我党中央支持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观点，今年10月2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说：‘肃反委员会是中央的权力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隶属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地的‘契卡’服从全俄肃反委员会，而对各地执行委员会有禀报工作的义务。”
当时的副司法人民委员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谁也不会说此人是个大大的人道主义者）写道：“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进行镇压时的残忍，以及它那种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完完全全的神秘性。”
克雷连科建议把安全部门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以便地方上的“契卡” 人员处于省一级司法人员的监督之下。
对此，捷尔任斯基当然表示了断然反对，他说：“如果把全俄肃反委员会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去监督，我们就会丧失威望，使我们在与犯罪活动的斗争中没有了威信，从而使白卫军散布的所谓我们‘违法乱纪’的说法得到确认……这种做法不是监督，而是在破坏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各种机构的声誉。‘契卡’是处于党的监督之下的。设置省一级的司法政委，实际上就意味着改变方针，反对‘契卡’，因为省一级司法机构只是形式上公正的机构，而‘契卡’才是纪律严明的党的战斗机构。”
克雷连科仍然认为“契卡”人员破坏法治。1925年他上书政治局，指出“格帕乌”总局超越了赋予它的职权，建议严格而强烈地限制“格帕乌”不经过法庭而只经过特殊会议的方式审理案件的权力。克雷连科认为检察机关应该注意“格帕乌”总局机构侦缉案件的过程。
捷尔任斯基再一次迎头拒绝了克雷连科的建议。他有另外一种逻辑：“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不允许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和间谍的斗争中削减‘格帕乌’总局的权力。”
在这一类的冲突中，捷尔任斯基总是胜利者。他的部门比司法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加在一起都重要。甚至连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所表示的不满，对他也不构成什么危险，虽然他总得对批评作出某种反应。
1924年底，政治局委员、《真理报》总编和列宁称之为“党的宠儿”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格帕乌”总局的工作。当时捷尔任斯基没有在场，布哈林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给“格帕乌”总局的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其中说：
“……为了不使您有什么怀疑，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我请您理解我的想法。我认为，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应该过渡到比较‘自由化’的形式：少来点镇压，多来点法治，多来点讨论，自治……
“因此我有时反对有关扩大‘格帕乌’权力的建议。请您理解，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的），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对您个人以及对‘格帕乌’这个机构有什么不好的情感。这是个原则问题，就是如此……
“由于您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人，同时您又能成为一个非常公正的人，所以您是可以理解我的。紧紧地拥抱您，紧紧地握您的手，希望您早日康复。
您的尼·布哈林
捷尔任斯基把这封信转寄给了自己的副手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并在信后加写了下面一段话：
“中央领导圈子里的这一类情绪，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并仔细地想一想……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一般做法和我们的工作方法，排除一切可以引起上述情绪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格帕乌）可能应该安静些，谦逊些，进行搜查和逮捕时要更谨慎些，要有足够的证据；对某类型的逮捕（如对耐普曼（指工商业者——译者注）和犯读职罪的人的逮捕）应加以限制，只有在压力之下或是在保证有社会和党的舆论支持的条件下才进行；要更多地向莫斯科市委汇报所有案件的情况，让党组织更密切地参与这些案件。”
三年以后您会死去……
1919年8月18日，中央组织部又决定任命捷尔任斯基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一个特别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是要监督军队的。1919年10月起，他还成了内卫部队的军事委员会主席。
捷尔任斯基认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应该有自己的战斗部队。陆海军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夫·托洛茨基则表示反对：他不认为应该建立某种不属于他本人领导的特殊部队。
尽管捷尔任斯基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契卡” 的部队还是处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即托洛茨基的监督之下。1920年秋天，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使“契卡”人员的地位与红军官兵相同，而在此之前“契卡”人员的薪金要比军人的少。
1921年，捷尔任斯基建立了特种部队，负责保卫列宁，其后则是保卫列宁的陵墓，以及一些最重要的机关，例如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等。后来这支部队改建为以捷尔任斯基命名的特种师，一直存在至今日，当然，名称是改变了。
全俄肃反委员会是作为一个捍卫革命、并与最危险的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机构建立起来的，但是演变成了全面监视与镇压的工具。
1920年12月，全俄肃反委员会保密处的负责人萨姆索诺夫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至今为止‘契卡’只是瓦解了东正教的教会，因为它是最大、最有力的。然而这还不够，因为在共和国的领土上还有一些同样强大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等。我们还应该逐步地瓦解它们，就像对待东正教那样。”
1922年，在去哥尔克村探视了列宁之后，捷尔任斯基下令系统地收集所有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的材料，其中包括作家、医生、工程师、农艺师等。所有的情报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处”里。他指示：
“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建立专门的卷宗。每一组和每一分组的材料都应由在行的同志们加以全面的研究阐述……材料应经过各方面的核实，以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准确无误和不可更改的。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做到，原因是办事的匆忙和阐述的片面性……
“应该记住，我们处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把一些人驱逐出境，而且在于修正对待专家们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分解他们的队伍，把那些准备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提拔起来……”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已经出现了到处寻找敌人，特别是外国敌人的习惯。
在喀琅施塔得叛乱期间，报刊上刊登了题为“新的白卫军阴谋”的政府通告，其中说喀琅施塔得事件“无疑是由法国反间谍机关搞的”。然而这是谎言，是为了镇压而找的借口。
当时的命令是这样的：“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未来的元帅留哈切夫斯基发出命令：“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气弹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
不要以为，党的最高层领导不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当时负责调查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特派全权代表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这是一个著名的“契卡”人员，列宁对他十分信任。
阿格拉诺夫曾写了一份秘密报告，其中说：“喀琅施塔得的运动是自发产生的，这是水手和工人群众无组织的暴动。侦查的结果是没有发现任何指挥人员中的反革命组织或者协约国的间谍在叛乱发生前进行了什么工作。事件的整个过程说明没有此种可能性……”
作为镇压部门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是残酷无情的。为什么呢？
在青年时代，一位医生曾对他说，他的肺病严重，3年以后会死去。于是，捷尔任斯基对他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很珍视。他从流放地逃跑出来以后曾在波兰的塔特拉山区和扎考潘等地居住过。这些地方的有疗效的山地空气帮助他恢复了健康。然而他对生活的态度依然未变。
曾写过许多有关捷尔任斯基的书籍和文章的经济学博士奥托·鲁道福维奇·拉齐斯认为：“当人们叫他‘铁腕人物费利克斯’的时候，指的是他以铁的手腕打击敌人。而当朋友们称他为‘铁腕人物’的时候，指的是他对自己以及对亲近的人那种出奇的严格态度。”
捷尔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赞许的口吻讲述过一件小事，而此事却令奥托·拉齐斯感到惊讶不已。那是1919年闹饥荒的时候，有一次捷尔任斯基跑到他姐姐家去做客，当时他瘦得皮包着骨头，疲惫不堪……姐姐知道他爱吃什么，就给他烤了软饼。他脱下大衣，坐下要吃时突然问道：“你在哪儿弄到的面粉？”
“在哪儿？面粉只能到投机倒把商那儿去买！”姐姐回答说。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来：“什么？我没日没夜地同他们斗，你可倒好……”他抓起了软饼就扔到窗外去了。
奥托·拉齐斯说：“这事不值得赞许。他应该把面饼留给姐姐。然而作为一个人，他是很真诚的……”
捷尔任斯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无与伦比的，以此可以解释一切。自从他17岁投身革命事业以后，几乎从未享受过自由。6年服苦役，5年流放。如果不是革命解放了他，可能他要终生蹲在牢狱里。他的同志们遭鞭打，上绞架，难道他能忘掉这一切吗？
曾在劳改营中受苦而绝对不会喜欢安全部门的著名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曾向我提起一件已被许多人遗忘的事实：
“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有关死刑判决立即执行的斯大林法律，其实是从沙皇首相斯托雷平所制定的法律那儿抄袭而来的。正是斯托雷平首相发布了有关建立战地法庭的法律。战地法庭均由军官们主持。逮捕人犯以后立即审判，没有检察官，没有辩护律师，也不听取证人的证词。判决了就立即执行。被送上绞刑架的不仅有暗杀省长和部长的恐怖分子（这种人一共只有20来个），而且还有数百个农民，原因只是他们放火烧了地主的庄园。
对那些曾让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服苦役的家伙，捷尔任斯基在国内战争时期当然不会心慈手软，因此他才如此残酷无情。”
他被称为“神圣的杀手”。是的，真是如此。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而绝非有些人所想像的那种单一性格的人。在他的身上，善良与凶狠非常奇怪地结合在一起。
他为革命服务。然而用奥托·拉齐斯的话来说，比起全俄肃反委员会来，他更愿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4年他曾领导过这个部门。
捷尔任斯基并没有领导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的行动，虽然按其职务这正是他应做的事。他并未参与这些最可耻的血腥镇压行动，那都是别人替他干的。
前往坦波夫省镇压安东诺夫叛乱的全俄中央执委会全权委员会在 1921年6月11日签署的一份命令一直保存至今。其中说：
1．拒不道出本人姓名者，格杀勿论，无需经过法庭审理；
2．在藏有武器的村庄里，由县一级或地区一级的政治委员会宣布拘捕人质，如不交出武器，立即处决人质；
3．在发现隐藏武器的地方，当即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
4．对藏匿匪徒的家庭，立即予以逮捕并逐出本省，家产充公，并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
5．隐藏匪徒家庭成员及其财产者，一律视为匪徒，并枪决为此负责的家长，无需法庭审理；
6．如发现匪徒全家逃跑，将其家产分给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其留下的房屋可以焚烧，亦可处理；
7．本命令要严格而毫不留情地加以执行。
全俄中央执委会全权委员会主席
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
部队指挥官
图哈切夫斯基
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不仅以自己曾在政治局工作的经验，而且还因曾领导为政治迫害受难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的工作而能更好地体会这些人的思想意识。他对作者说：
“要想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领导人，就应知道关键性的字眼--权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取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都不屑一顾。他们抓住了建设共产主义--最幸福的社会这一思想紧紧不放。你们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吗？（有谁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牺牲。他们说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手段。于是，1500万人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举例说，把孩子们从父母手中夺走去做人质。难道正常的头脑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吗？”
坐在牢房里等候去服苦役时，捷尔任斯基曾经写道：“在这间牢房里，我时常感到心情沉重，有时甚至感到恐惧……然而，如果能让我重新活一次的话，我仍然会像我开始自己生活的那样，去开始新的一生。这并非是我有责任要这样做，而是我的本性要求这样做。”
我曾有机会看到了捷尔任斯基的亲密战友之一马丁·伊万诺维奇·拉齐斯（原名扬·弗里德里霍维奇·苏德拉布斯）给捷尔任斯基所做的评语。马·伊·拉齐斯是个颇为出色的人物。1918-1921年间他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领导该委员会的秘密行动处以及乌克兰的肃反委员会，以特别残酷闻名。后来他与捷尔任斯基一起领导工业，主持盐业总局的工作，并在土地人民委员部任职，还曾领导过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1938年被枪决。
此人在谈到自己的上级捷尔任斯基时写道：“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不仅仅是一个组织者，不仅仅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只有领导人对他的性格感到不满。他本人渴望行动。我们时常看见他怎样审问被告，怎样翻阅大量的揭发材料。为了弄清案情，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坐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他没有时间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屏风后面，吃饭也在这儿，由通信员把饭菜送来，那是和全‘契卡’工作人员吃的完全一样的饭菜。”
捷尔任斯基并不是像人们时常形容他那样的虐待狂，以看囚徒们受折磨为乐事的嗜血者。他并不以为消灭敌人是享乐，但认为这是必要的。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他自己约束了部下的镇压活动。
1920年1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据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地方机构以及军事法庭的判决执行死刑（枪毙）》的决议。
一个月以后，1920年2月28日，捷尔任斯基签署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第21号命令，其中说：
“在逮捕某一公民之前，必须弄清楚此举是否需要。时常可以不捕人而进行案件的侦查，只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就够了：如具结不离境、取保候审等等。这样也可以把案件审理完毕。这样，‘契卡’就可以只逮捕那些必须将其关人监狱的人，从而避免一些无谓而烦琐的小事，那种事只能给‘契卡’带来麻烦，使它不堪重负，让它没有可能从事更重要的工作……”
1921年1月8日，捷尔任斯基又签署了题为《关于肃反委员会各机构的惩罚政策》的命令：
“把大批因小偷小摸或投机倒把而被捕的农民和工人关在监狱里，--这是不允许的……如果不让犯了偷窃罪的工人去坐牢，而是令他回到自己的工厂去劳动，他就会生活在诚实的人们中间，而这些诚实的人就会影响他，说：要是西多罗夫或者彼得罗夫再去偷东西，他们又要让工厂丢脸，他们最好能成为真正有觉悟的同志，--这种做法会比让他坐牢等候侦查结果和法庭判决更为有效，更合情合理。生活在工人当中会有助于那些意志薄弱的、缺少觉悟性的同志们的改造，而监狱只能使他们彻底变坏。”
与此同时，捷尔任斯基还给中央发去了一封信：“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有可能取消对一切政治犯罪处以极刑的做法，只有那些恐怖活动和公开的暴动是例外。在刑事犯罪方面，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匪徒和间谍处以极刑，特别是对那些严重妨碍苏维埃政权恢复俄罗斯联邦生产力的读职罪，它坚持要保留极刑：
“关于监狱政策，全俄肃反委员会在今年1月8日发布了第10号命令，其基本内容是：给资产阶级建立特殊的监禁制度，工人可由工厂委员会保释，并特别指出，只有在确实必要的情况下，‘契卡’才可以逮捕人。
“此外，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去年12月30日发布的第186号命令中还指出，不应把那些由于政治事件被捕的各反苏政党成员看成是被惩罚者；应该认为他们是因革命利益要求而临时被与社会隔离开来的人。拘留他们的条件也不应带有惩办性质。”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镇压的规模确实缩小了，但是其不受限制的残酷性却在国家安全部门广为流传。而且，这种残酷性是受到最高领导的鼓励的。自由主义可能受到严厉的处分，而过火行为一般只受到轻微的批评。
在彼得格勒的出版和宣传鼓动人民委员沃洛达尔斯基遭暗杀以后，列宁给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写信说：“应当鼓励对反革命分子采取恐怖手段的力度和群众性，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它的榜样起决定性作用。”
列宁下令采取拘捕人质的办法，这个办法被作为武器广泛地加以利用了。
为对付那些从红军跑到白军方面去的军官们，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扬·彼得斯下令逮捕他们的妻子和成年的家庭成员作为人质。
在最初的几年里，每个城市自行决定逮捕谁和枪毙谁。“契卡” 与党的权力机关一起逮捕了一切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旧军官和外国人。
只凭档案材料就可以枪决人。按照电话本和户口本把资本家、旧沙俄的高官和将军们造册，然后把册中提到的所有人一一逮捕。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最富自由主义色彩的一个。他在1920年写道：“不管这听起来有多荒谬，资产阶级各种形式的强制手段，从枪决到劳役，都被认为是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材料锻造出共产主义人类的方法。”
许多事是由地方上的“契卡”领导人决定的。他们之中有人花了很多力气去制止犯罪。“契卡” 也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在当时这种行为被称做“职务犯罪”。革命以后，在20年代就到处有人贪污受贿了。
对待那些犯罪的“契卡”人员，比如说，对那些企图把搜查时充公的钱财据为己有的人，也很严厉。当时有些很值得怀疑的人，包括完全没什么文化的人，也混进了“契卡” 的队伍。
当时彼得格勒的肃反委员会有一位主席名叫谢苗·谢苗诺维奇·洛博夫。在他的登记卡片上“受教育程度”一栏中写着：“没念过书，可是能看书写字。”这并没有妨碍他官运亨通。有一天夜里，他在彼得格勒一口气就逮捕了3000人，此后便青云直上，当了中央组织部委员和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10月被枪决。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1919年7月8日，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苏俄武装力量总司令约阿基姆·瓦采蒂斯，因为有人控告他参与了反革命的白卫军组织。瓦采蒂斯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团长，革命来临时他立即投奔了苏维埃政权一方。1918年他组织了一个拉脱维亚师，此事本身就非同小可，因为拉脱维亚步兵在当时被认为是革命最忠实可靠的队伍。在镇压左翼社会革命党时，瓦采蒂斯表现特别出色。国内战争期间，他指挥东部战线。1918年9月6日，他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然而一年以后他就被捕了。由于控告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把他释放了。但是他最终未能逃脱与很多人同样的命运：1938年，二级集团军司令瓦采蒂斯被枪决。
1921年3月，中央收到了突厥斯坦方面军特别处库什舍分部的工作人员--一批共产党员的声明。这是一份惊人的文件。
文件中写道：“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
“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
“他们慢慢地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的晚期，国家安全机关已力图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1926年，捷尔任斯基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签署了一份指令，禁止报刊刊登政府和党中央领导人出访的路线和演说地点。“格帕乌” 总局对一些报刊编辑部不仅派出记者，而且还派出摄影师前往采访的做法甚为不满，它指出：“类似的信息事先刊登在报刊上，对各种间谍的活动很是有利，而给保卫政府要员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
“格帕乌” 总局的决议说：“没有‘格帕乌’总局（政治监督处）的特许证明，严禁派遣记者、摄影师等工作人员尾随出访的政府成员和前往莫斯科以外的访问地点。没有‘格帕乌’总局的特许而派出记者采访的报刊编辑部要受到罚款惩处，文字和摄影记者要遭逮捕。”
有一次，当全俄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奥索尔金走进了全俄赈济伏尔加地区饥民委员会的大门时，他立即被捕了。侦查员向他提出了一个在那些年代时常提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苏维埃政权？”
“我感到惊讶”，奥索尔金回答说，“革命风暴竟然退化成了一般的警察行动。”
货币理论家和市场经济拥护者
1922年，捷尔任斯基在全国运输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某些同志认为，只要印出足够数量的钞票，就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然而这是大错而特错了，这是一种误解。在我国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只有当印钞机能印出城乡之间、一个工业部门与另外一个工业部门之间、运输业与工业之间的商品交换所需要的钞票数量时，它才是有用的。
“可是如果国内没有面包，没有各种产品，那么任何印好的纸币都不能造出面包和产品来。必须要生产出钢板来，必须要炼出铸铁来，必须要耕种土地，必须要种出粮食来，只有如此印钞机才能完成它的任务。”
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位现代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在演讲，而不是“格帕乌” 的主席。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对他来说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在那些年里，他担负的职责是难以想像的繁重：当时他是全民劳动义务总管理委员会主席、反贪污委员会主席、改善莫斯科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电影之友协会主席、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改组苏联各部门结构委员会主席、星际联络问题研究协会主席团成员……等等。
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不太走运。他并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只是候补委员，党内一些远不如他有威望的人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他。不知什么原因，列宁并没特别重用他，也并未把他提拔到最高层。
后来，托洛茨基曾回忆说：
“捷尔任斯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内心深处的诚实，热情的性格和易冲动的天性。权力并没有能腐蚀他。但是这些品质还不足以使他永远能对落在其肩头的任务应付自如。在列宁当政的时代，他是不可能进人政治局的。
“捷尔任斯基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不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家，至少在列宁的时代是如此。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可能是个不错的革命者，然而我不是领袖，不是国务活动家’。他的这番话不仅仅是谦虚，他所做的自我评价基本上是对的。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领导……
“在1921年，也许是1922年，自尊心极强的捷尔任斯基以顺从命运的口气对我抱怨说，列宁不把他看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不认为我是个组织者，不认为我是个国务活动家’--捷尔任斯基坚持这样说。在捷尔任斯基当交通人民委员时，列宁对他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
“从广义上讲，捷尔任斯基的确算不上是一个组织者。他以自己个人的品质，而不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吸引、组织他部下的工作人员……1922年，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两人都感到不对。
“在这些日子里，是谁想到了要运来一些木柴并到处点起黄火来的呢？那是一位本身也值得为其建立起一座纪念碑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使数百人以至数千人免受冻伤，还因为他鲜明地表示出了一种思想：在这样的时刻，当一切日常生活的小事都变得无足轻重、转瞬即逝和毫无意义的时候，到底应该为人们做些什么。
“我和米龙·鲍里索维奇·沃尔夫松一道去了圆柱大厅，后来又到红场。他是一位老革命者，曾经两三次从上扬斯克那些极为危险的流放地逃了出来，步行穿过数百公里的原始大森林，那里绝对没有挡风蔽寒的去处。
“我和他同住在一幢楼里，经常在一起下象棋，晚上一起沿着环行路散步，当时那条路几乎环绕着整个莫斯科。
“我表示怀疑说，人太多了，可能我们到不了红场，况且酷寒又是这样难耐。米龙·鲍里索维奇讽刺地朝我看了一眼说：‘要是你在22岁就害怕莫斯科的严寒，那你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我们终于到了红场，人的确很多，但并不拥挤，秩序也不混乱。民警并不多，人们自觉地维护着秩序。他们成千上万地走着，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站在什么位置，不乱挤，不推推操操，也不想抢到别人前面去。
“这种没有任何人组织的，自然保持的秩序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不管是在盛大的庆祝活动上，还是在游行队伍中，年复一年地增加着警员，但是群众自身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却越来越少了。人们顽强地学会了在生活中独立自主地往前行进……在大街上也是一样。”
捷尔任斯基任内务人民委员有4年之久（1919年3月至1923年7月初），在这个岗位上他表现并不突出：当时他主要管着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事务。不过在交通人民委员的岗位上（1921年4月至1924年2月）他干得不错，他干得最为出色的要算是在担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时候（1924年至逝世）。
捷尔任斯基从一个“契卡”工作者发展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工作者，虽然他并没有受过经济方面的教育。
奥托·鲁道福维奇·拉齐斯指出：“捷尔任斯基是个有着出色经济辨别力的能干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惊人，虽然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按其观点来讲，他是个极端的市场经济拥护者。”
作为经济学博士，拉齐斯写过一本关于捷尔任斯基在工业领域中工作的书，其中说道：“他激烈地反对发行太多的纸币和搞配给，他曾长时期地与当时的贸易人民委员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争论，后者是主张实行调节和配给政策的。
“当捷尔任斯基接手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时候，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些老专家请了回来。他任命一位曾在沙皇时代做过交通部副部长的人做自己的副手。在捷尔任斯基以前，人们认为火车停顿是因为机车不够，然而当把最后的黄金储备都用来买了火车头的时候，才发现桥梁经受不住这些大功率的机车，应该先从修整全国被破坏的道路桥梁着手。而捷尔任斯基正是从这个工作开始的。
“他明白，工资少得可怜的铁路员工是不能过日子的，更提不到与盗窃行为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了。必须先给他们提高工资。他用两年的时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用那时的标准来看，铁路员工的生活相当不错了。”
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当上了政府首脑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就担任了他的职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那时还没有分部门的人民委员会：它们是1932年才产生的。当时分为各个总局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管理着整个工业。捷尔任斯基还领导着金属工业总局，这个总局等于以后的十来个部--黑色金属部、有色金属部、机械制造部、仪器制造部……总之，一切与金属及其产品有关的部。
新经济政策的繁荣时期来临时，正是捷尔任斯基领导工业的时候。他有时也把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方法运用到这方面来，但原则上他懂得在经济工作中应该运用经济方法。他用许多专家，并不认为他们是应该镇压的敌人。相反地，当这些专家们高度评价苏维埃政权的成就时，他感到十分高兴。捷尔任斯基还把那些最能干的“契卡”人员也调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不是让他们来寻找敌人，而是来搞经济工作。
奥托·拉齐斯说：“捷尔任斯基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工作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但是他倾听行家们的意见，仔细地加以考虑。起初人们想：来了个“契卡”头子，铁腕人物，大概要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但是他却把所有的工业领导人都召集到了一起，对他们说：‘请帮助我，我是来学习的’。”
他立即表示反对国家垄断和提高物价。垄断对生产者最为有利，因为生产者可以任意定价，而消费者对此毫无办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竞争能抑制物价上扬，而在苏维埃政权下，谁来抑制它呢？
然而事情出人意料：工业产品无人购买。农村赤贫化，农民没钱买东西。而工业部门又不愿降低产品价格，想让国家定货。可国家也没钱。这就是1922-1924年发生的销售危机。准确地说，这场危机是由于不会做买卖才产生的。
捷尔任斯基在政治局里抱怨说：“价格已不像过去那样是对产品的评价。它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别的一些什么办公室里的人在享用‘咖啡渣子’时所决定的。我们这儿不存在市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谁要不断地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最终是要破产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国家本身破产。
在当时，农业还是私有的。捷尔任斯基警告说，如果继续这样剥夺农民，国家就要完蛋，我们自己也要完蛋。
仓库积压，机器卖不出去。只是在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使价格符合市场标准以后，一年之中生产出来的机器才在数周之内销售一空。
他在实践中采用的完全是市场方法。列宁声称，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而捷尔任斯基却坚持认为：执行政策应从“苏维埃政权加市场”这个公式出发。
距逝世只有三个星期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亲笔信给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后者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捷尔任斯基在信中承认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同意当时一些做法的言论会帮助反对派，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但是如果自己无所做为，“那么国家就会产生独裁者（革命的掘墓人），不管他身披怎样的红色羽毛。几乎所有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和毕苏斯基，过去都是红色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心情，我实在太累了。
“我已数次申请辞职。你们应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我有这些思想和痛苦，我无法胜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因为它们总会表现出来并且传染给别人。难道你看不出吗？我实实在在不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干了。我恳求你们大家解除我的职务，另选一位不会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反抗的自己人来担任这个职务吧！”
捷尔任斯基还最后加上了一句话，对于一个曾任“格帕乌”总局主席的人来讲，这句话是惊人的。他写道：“经常要做一个生硬的主管人--这已经使我感到如此沉重了。”
在政治上讲，此时他已处于两个阵营之间了。
他是反对当时的反对派的，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拾起了过去托洛茨基所提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武器，而两年之后这些口号又被斯大林所占有。反对派建议剥夺农民，他们觉得农民太富了。
对此，捷尔任斯基回答说：你们剥了农民的衣服，自己也会没裤子穿。然而他也不属于斯大林阵营。他觉得自己对双方都是陌路人。
要是他再多活两年，一定会同布哈林一起被划为右派的。
他一直疯狂地工作，完全不会享受生活，革命前他生活得很清苦，从不许自己花党的钱，尽管那些侨居国外的党员，从列宁开始，生活都很不错。革命后他又只允许自己考虑工作。为了不耽误工作，他甚至不去看戏和电影。
让我们来看看托洛茨基是怎样描写的：
“捷尔任斯基是一个具有巨大爆炸性热情的人。他的精力总保持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似乎是在不断地放着电。每一个问题，那怕是次要的小问题，都会使他热血沸腾。那时他那细薄的鼻翼就要抖动起来，眼睛里闪动着火花，声音也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有时甚至会达到嘶哑的程度。
“对于交付给他的任何一项工作，他都会以一种不顾一切的热情去努力完成，并且总要激情满怀地、毫不妥协地、狂热地护着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不让他们受到干扰和批评，但从不夹杂着个人的东西。捷尔任斯基完完全全地溶化在事业中了。”
捷尔任斯基是个病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经常受到医生们的监护。他住在与他的副手缅任斯基相邻的别墅里，他们一起去克里米亚和基斯洛沃茨克的疗养地去休养。在那种地方由于营养好他甚至虚胖起来，但是他的健康早就因为蹲监狱和服苦役而被摧毁了。
1926年7月20日，正当他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反对加米涅夫及反对派；力图保护农村和农民，证明不可掠夺农民的时候，他忽然支持不住了。
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的分歧带有原则的性质。加米涅夫指责捷尔任斯基倾向于市场的自发性。而捷尔任斯基主张调剂市场，如何调剂呢？就是让市场充满商品，调控储备，以便使物价平稳。加米涅夫认为，就应该指挥市场。
有趣的是，捷尔任斯基这位惩罚机构的负责人，对待存在着政治反对派这一事实处之泰然，虽然他对他们的反农民观点十分反感，但却并没有对自己的对立面采取什么行政措施。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对这些人的容忍和耐性：当时已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但仍然颇有影响的托洛茨基就在他主管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工作，任科学技术部的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并没有排挤反对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始认真对付托洛茨基是在一年以后，那已是捷尔任斯基逝世之后的事了。
斯大林曾说，应该把反对派扫地出门，扫出党的大门。托洛茨基在1927年中央全会上很准确地对此话作出了反应，他说：“只要一提扫帚，您就会很满意。您需要给别人扣帽子和用扫帚清除异己--这就是您全部的纲领。”
捷尔任斯基曾对加米涅夫说：您感到奇怪，为什么农民不愿卖粮食，并且认为咱们的困难是富农造成的。可问题在于，农民无力购买商品，它们的价钱太高了。要想把粮食收上来，就需要回到旧时代去，需要把地主请回来。
那时捷尔任斯基还不知道，不久以后斯大林就要掠夺农村，把会干农活的、勤快的农民赶到西伯利亚去。市场将要消失，商品生产完全崩溃，而国家要对经济实施行政性管理，为此还要建立起许许多多的管理各个部门的人民委员部。然而管理人员越多，商品就越少。所有必需的东西都要脱销。
把短缺商品进行配给的制度，只对某些社会阶层有利，例如，只对那些负责配给的人和那些能够拿到短缺商品的人有利。
现在让我们还回到上面提到过的1926年中央全会上来吧。会后捷尔任斯基回到家中就倒下了。请来了医生，医生给他注射了药针，但已没用了。捷尔任斯基与世长辞了，还不到49岁。
奥托·拉齐斯对我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有人建议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旧址瓦尔瓦尔克为捷尔任斯基建立一座纪念碑的话，那我会举双手表示赞成，这是他应得的。但如果有人要把他在卢比扬卡的纪念碑修复，那我就去把它砸碎……
捷尔任斯基是波兰间谍吗？
1920年，当红军准备粉碎波兰军队并开进华沙的时候，列宁曾经草拟了一份未来波兰政府成员的名单，其中头号人物就是捷尔任斯基。1939年向芬兰宣战以后，斯大林也有过类似的设想。
进攻芬兰曾在全世界引起一片谴责声，当时需要搞些宣传来掩饰一番。于是，在苏联的报刊上就出现了一则报道，说红军进人芬兰城市泰里约基后，那里成立了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该政府欢迎苏军的进入。
1939年12月2日，报刊上又有新的报道：说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与领导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并兼任其外交部长的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芬兰民主共和国，而库西宁不过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记。
后来，莫洛托夫致函国际联盟，声称“苏联并未与芬兰交战，也并未威胁芬兰人民。苏联与芬兰民主共和国和平相处并与其政府于12月2日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从而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然而，1920年的波兰人与1939年的芬兰人都对红军做了最顽强的抵抗，从而捍卫了自己的独立。捷尔任斯基和库西宁都未能到自己的祖国去领导政府，他们也都不曾指望去做此事。捷尔任斯基并不把自己看做是波兰人，正如库西宁不把自己看做是芬兰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好的国际大家庭的一员。至少，捷尔任斯基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这样想的。
对于捷尔任斯基以及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若干领导人的残酷无情，有些人后来解释说，其根源在于他们出身于非俄罗斯民族。这些人说，那个波兰人对其它民族的人是不手软的，他大概不会轻易把自己本民族的人投人监狱。
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完全不理解“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对民族属性毫无兴趣。假如红军1920年在西线更走运一点儿，并能使波兰也进人苏俄版图的话，那么捷尔任斯基也会以同样的铁拳在华沙建立秩序的。而且，波兰人会更多地尝到他的厉害，因为在华沙他有许多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仇人。捷尔任斯基激烈地反对那些梦想独立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他真心地相信，波兰人最好是留在统一的苏俄国家里。
1917年，他出面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民族自决的要求。捷尔任斯基是个真诚的国际主义者。他曾说：“只有通过国家的彻底民主化和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才能消灭民族压迫。” 他说，分离主义倾向是反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反对民族自决权”。
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演讲时，他说：“波兰无产阶级永远和俄罗斯无产阶级站在一起。我们明白，有可能解放全世界的惟一力量，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
捷尔任斯基坚决反对波兰脱离革命的俄罗斯，他坚持认为：“我们将会有一个没有分歧与争执的各民族统一大家庭。”
在捷尔任斯基成长的那个环境里，民族主义情绪是非常强烈的：波兰的知识分子向往独立，渴望脱离俄罗斯而建立自己的国家。
捷尔任斯基与罗莎·卢森堡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后者是规模不太大的波兰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一起坚持不懈地为波兰和俄罗斯工人的统一而斗争，反对未来的元帅约瑟夫·毕苏斯基所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
列夫·托洛茨基是这样介绍捷尔任斯基的：“多年间，他与罗莎·卢森堡一道不仅和波兰的爱国主义斗，而且也和布尔什维主义斗。但在1917年他投奔了布尔什维克。列宁曾经十分兴奋地告诉我说，过去的斗争已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卢森堡对捷尔任斯基的影响并不像列宁和托洛斯基一度想像的那么坏。
卢森堡过去的一些言词就好像今天才写的：“许多民族和一些很小的种族集团从各个方面声称自己有权建立国家。那些渴望复兴的已经腐烂的尸体又从百年古墓中站了起来，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国家机构的民族都热切地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高山之巅演出了一场女妖们的狂欢之夜。”
捷尔任斯基和卢森堡提出了以下问题：民族独立性是否对每一个民族，对它的邻国和对社会进步都是有益的？对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是否具备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在世界上存在着数千种语言，可国家只有不到200个。罗莎·卢森堡担心的是：如果每一个种族集团都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欧洲有可能会返回到中世纪的混乱状态。在那些不同种族杂居的地区里，一个种族集团的生存能力是与其它种族集团息息相关的。
在罗莎·卢森堡逝世多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同住在一个国家里的不同民族彼此无情地杀戮。此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
但是，由于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不同，捷尔任斯基终于和罗莎分道扬镳了。请看她在观察苏俄情况时是怎样写的：“自由只给予政府的拥护者，只给予一个党的成员，--这不是自由，不管这些人的数目有多么庞大。自由永远包括让不同见解的人都享有自由。政治自由的那种活跃一切、保全一切和净化一切的作用都取决于这一点。如果，‘自由’变成一种特权，它就不是自由了。”
捷尔任斯基不同意罗莎·卢森堡的如下说法：“自由--首先应是有不同见解的自由。” 而这就是他的错误所在。
在有关民族自决权的历史性辩论中，捷尔任斯基和卢森堡输给了约瑟夫·毕苏斯基，后者在青年时代也曾信奉社会主义思想。
毕苏斯基是一个比捷尔任斯基更为强硬的人，他根本不承认妥协和谈判。毕苏斯基比捷尔任斯基早出生10年，他还曾参加过民意党。因为参与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他被放逐西伯利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波兰人站在俄国一边作战，想在战后获得独立。抱着同样的目的，华苏斯基却投奔到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方面去了。但是在1917年他拒不宣誓效忠德皇，并因此被投入监狱。1918年，在德帝国垮台以后他回到了华沙，为了夺取可以轻而易举就得到的政权。
1920年，毕苏斯基的部队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已兵临华沙城下的红军，从而制止了“共产主义的胜利进军”。这次军事胜利以“维斯瓦河上的奇迹”之名载入史册。当时波兰人视毕苏斯基为英雄。
凡是听过毕苏斯基演说的人，都被他的魔力所蛊惑。深受他演讲所鼓舞的波兰军团士兵一举攻下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作为对他们敬爱领袖的献礼，因为他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上过小学。一直到1939年，波兰遭到瓜分后，斯大林才把维尔纽斯交还给立陶宛。
在捷尔任斯基逝世的那一年，毕苏斯基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波兰问题。他组织了军事政变并确立了“可操纵的民主” 制度。毕苏斯基比捷尔任斯基晚死将近10年。
1991年，捷尔任斯基在莫斯科的纪念雕像被拆除。而在1998年，在华沙树立起了第二座华苏斯基的纪念碑。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西涅夫斯基出席了纪念碑的揭幕式。
如果捷尔任斯基活得再长一些，他对毕苏斯基和波兰民族主义的仇恨也挽救不了他。
曾任哈萨克斯坦副内务人民委员的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过去曾经一度坐牢。他回忆说，1939年初他被指控为波兰情报机构工作。在审问他时，内务人民委员部伊万诺沃州的侦缉处长突然说：“我们有材料说明，捷尔任斯基和你们的组织有关联。这就是为什么他枪杀了许多与敌人作斗争的忠诚侦查员的原故。捷尔任斯基在波兰城堡蹲监狱的时候并没有被处决，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列宁和斯大林被他蒙骗了。现在我们已掌握了这方面的材料。”
施赖德尔听了此话大为震惊。就在这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该州的负责人走了进来，他意味深长地说：“一年以前我可能不会相信关于捷尔任斯基的这些事，可现在我们大家对此都已深信不疑。有关的情况我是听贝利亚亲口说的。我还可以告诉您，捷尔任斯基的所有亲属都已被捕，他们全都招供了。”
1936年4月26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把居住在乌克兰的波兰人驱逐出去，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此外，还把大批波兰人迁离边境地区。第一批35000名波兰人被赶到哈萨克斯坦。
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后来在审讯时--是别人审讯他，而不是他审讯别人时--说：“我是从粉碎波兰间谍网开始工作的。那时波兰的间谍们钻进了肃反委员会的各个机构，苏联情报机关当时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1937年8月9日，政治局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交的《关于消灭波兰间谍破坏性小组及波兰军事组织》的命令。
两年以后，哈萨克斯坦前副内务人民委员施赖德尔正是被控参加了这个并不存在的组织而被捕受审的，那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案子居然与捷尔任斯基有牵连。
当时这类冤案遍布全国。仅由于“波兰间谍案”就有18000人被捕入狱。在莫斯科有一大批波兰大学生被捕，指控他们准备打着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幌子把武器带进红场，并在1937年11月7日举行节日游行时枪杀站在列宁墓检阅台上的国家与党的领导人，并说他们的这一行动目的是在苏联与波兰开战的前夜削弱苏联的实力。
那时的莫斯科仍在准备与波兰的地主贵族打仗呢！
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下令逮捕所有逃到苏联来的政治侨民，也就是波兰共产党员，俄罗斯的朋友，捷尔任斯基的志同道合者。职业“契卡”工作者、捷尔任斯基原来的秘书和斯大林的亲戚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被当作波兰间谍枪毙了。
要是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本人活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掌管内务部的时候，恐怕他也要被枪毙了，和成千上万不愿留在独立的波兰，而宁愿呆在俄罗斯的波兰人一起成为“契卡” 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