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点鲜加盟费多少:肃反运动

历史上有过多次“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以下简称“肃反运动”），比如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曾发生大规模残杀党和红军各级将领、普通士兵和工农大众的“肃反运动”，这些事件后来都被“平反”或认定为严重“扩大化”。中共1949年建政后仍然沿用战争年代急风暴雨式斗争模式来肃清（其实是制造）“敌人”，包括1955年7月至1957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即“肃反运动”）。需要指出的是，1957年底许多地区的“肃反运动”尚未结束，1958年中央又指示各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于是，紧密配合形势需要的“肃反大跃进”便应运而生了。以山西省为例，根据最近发现的内部档案，太原市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在3月31日至4月2日召开了“全市肃反工作跃进大会”；绝大多数单位的“肃反”负责人与专职干部皆认识到，在全面跃进的形势下，“肃反”工作也必须来个“大跃进”，否则就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肃反”可以找到又好、又快、又省的办法，经过“整风”和“双反”，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有了这些条件，“肃反”工作也可以来一个“大跃进”。在“调查工作马不停蹄，定案工作人不停笔”，“要与时间赛跑”，“早上班、晚下班，牺牲工作日，一天当两天”等“肃反大跃进”口号下，太原市要求所有单位以一天半的时间拟定出“肃反工作跃进规划”，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保证措施”。太原市提出的办法包括：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研究问题，审阅材料，指挥工作，亲自外出调查，甚至搞“肃反”“试验田”；各单位在调查上要相互协作，以达到又好、又快、又省地进行调查的目的；采用小型展览和群众诉苦的方法发动群众；流水作业，边调查、边讯问、边定案、边处理、边结束。太原市委还明确提出，凡是在“肃反大跃进”中定的案件，将来都不要“复查”。此外，该市还大力评选“肃反先进工作者”，“在当前肃反大跃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肃反干部的英雄气概，更广泛地开展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进一步推动肃反工作全面大跃进，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进行。”“肃反大跃进”的领导者们不断指令基层进一步扩大“立案面”和“打击面”。例如，太原市邮电局因该局参加“肃反大跃进”的426人中绝大多数是20来岁的“新学徒”，实在“无反可肃”，因此在1958年底要求结束“肃反运动”。该要求被太原市委驳回，市委严令他们迅速“扭转‘无敌论’”，进行“补课”、“扭转局面”，其实也就是要求邮电局在20来岁的青年人中制造“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同一时间，江苏省也发动了“肃反大跃进”。江苏省委在所有基层单位中对141万人展开第四次“肃反”，其规模比第一、二、三次“肃反”的总和“还要大一倍以上”。在这次“肃反大跃进”中，据说收到揭发检举材料“40余万件”；通过全省范围的大抄家，共搜出“反动证件”31,000余件；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例如，江苏省如东县从1958年2月开始“第二次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接着是“第三次”、“第四次”“肃反”，到1959年5月还组织了“第五次肃反”。该县在仅17,000人的掘港镇就“查出”了1百多名“坏分子”，逮捕了65人。仅从1961年10月后江苏省对1958至1960年间受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的甄别平反来看，人数便达21万余人；此外还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万9千余人，错案比例达到98%以上。由此可见“肃反大跃进”制造出来的冤案数量之大。其实，在大跃进年代里，山西和江苏两省并不是最狂热的省份，其它省的情况更为严重。例如，据薄一波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1958年秋，河北徐水县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推行了“全民肃反”，自上而下地分配指标，到处抓“坏人”和“消极份子”，“限期完成，送去劳改”。又如，1958年在云南、广东等地都有过“肃反大跃进”的衍生物，即“司法（政法）大跃进”。丁抒指出：在云南省的“政法大跃进”中，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4个县共逮捕了2千人，“平均12户人家就有1人被捕。”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在1958年内大搜捕了4次；“对于有反对大跃进的言行、又不够逮捕条件的人，……送公安部门办的‘学好队’，全县有183人进了‘学好队’”。而广东省汕头市推行“司法大跃进”的口号是“清除18害”。4月的一个夜里，该市突袭逮捕了数千人，塞满了公安局。一天下半夜，那些未经审判的被关押者被麻绳捆绑，3个人一串，赶上卡车，送到粤北山区的锡矿、硫磺矿做苦工。几个月后，那些服苦役的“犯人”被带到“革命法庭”，一一宣判。一位20岁的青年因一年前被定作“右派分子”，遂被宣布为“反革命”，不容答辩便被判了4年刑。“大跃进”之前，法院系统虽然时时听命于当地党委，但形式上仍然在运作；而“大跃进”期间按照办案要“多快好省”的要求，“全国有相当一部份基层人民法院，甚至少数中级人民法院、个别高级人民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合并了，法院的工作实际被取消。……有的地方甚至实行检察长、公安局长或法院院长，检察员、公安员或审判员可以互相替代的所谓‘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的工作方法，一个案件从侦察、起诉到审判，由一个人包到底。……有的地方把案件交给行政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工作队去办。事后，写成判决书，送法院盖个章、办个手续就算完事。”到了1959年1月，律师制度正式取消。此后，民众就生活在不受法律保护的社会中，一旦被诬、被冤、被捕，那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蹲在监狱中盼天亮。数年后公安部长谢富治透露：“1958年这一年，就捉了XX人，是大镇反以后捕人最多的一年，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和不应该捕的人。”虽然笔者未能掌握所有省份“肃反大跃进”的准确数据，但读者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肃反大跃进”的可怕浪潮当时的确席卷全中国城乡大地，深入到每个角落，这场政治打击运动无疑在社会各阶层制造出深深的恐惧。恰恰是这种政治气氛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未遭受任何抵制地蔓延开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次政治运动中，未成年的中学生也成了打击对象。在“大跃进”祸害最深，大饥荒持续最长的四川省，1958年春天曾开展了一场在中学生中“肃反”和“反右”的“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四川省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未能取得让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立大功”的“成就”，李井泉便创造性地在中学生中推动了1958年的“肃反”和“反右”运动。由于“反右”运动余波荡漾，人们普遍心有余悸，运动的发动者即使想“引蛇出洞”也困难重重。尤其是对这些只有16到17岁、平时忙于做题、背书、打球的孩子，要让他们“放出反动言论”，显然并非易事。于是，在李井泉的指导下，各级干部施以欺骗诱惑、挑逗暗示、误导唆使等全套功夫来拖人下水。从1958年1月25日起，在成都市集中了该市全体高中应届毕业生2,980人，进行为期3个多星期的集训。事先，主办者对孩子们“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4类作政治“排队”；然后信誓旦旦地宣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反右”，还以动听的“党给青年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党从来没有让青年去上当”的“贴心话”，来教唆被归为3类、4类的高中生，让他们“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一旦这些孩子中了“引蛇出洞”之计，懵里懵懂地讲出了一些主办者们需要的话，便风云突变，组织对这些孩子们的大规模的“批斗会”，给他们套上“反动分子”的帽子。这一运动由成都市推向整個四川，從重庆、绵阳、广元、自贡、內江一直到达縣、涪陵、温江、泸州等地，連甘孜、涼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未能幸免。据后来统计，全川各地划为3、4类的少年超过3,200人，占当年全省高中和中专1万名应届毕业生的30％以上；有一个县甚至把运动扩大到初中学生里，造出了全川最年幼的“反党分子”－－年仅13岁！被迫害者不仅永久失去了升学的资格，不少人还被逮捕劳教，至少成为长期的“群众专政”对象。1978年以后走上文坛的周克芹和贺星寒当年是四川省农业专科学校和成都市第九中学的优秀生，1958年被这两个学校分别宣布为“坏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政治上遭受20余年的摧残，“文革”后两人都不幸在创作旺盛的中年相继早逝。实际上，除了“肃反运动”之外，1958年的中国还发动了一系列名目众多的其它政治运动。据一位当年的西南师范学院学生回忆，“1958年大跃进，政治运动不断，月月有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一个运动还未结束又来新的运动，上课、求学，反而被踢到一边，好像读大学就是专门搞政治运动，兹列举如后：大兴农田水利运动、‘双反’运动、第二次‘反右’运动、勤工助学运动、爱国卫生运动、交心运动、拔白旗运动、吆麻雀运动、大战红五月运动、反坏运动、全民皆兵运动、‘四红’运动、大炼钢运动、大战三秋运动等，还有一个夭折了的学生公社运动，共计15项之多。”西南师范学院只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通一角而已，借一斑以窥全豹，可以看出，这一连串政治运动加剧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恐惧感，使人们的精神面貌迅速地变得怯懦、卑下、猥琐和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