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江北嘴的最新规划:身在苏联的王明晚年究竟如何评价毛泽东与文革？

“大跃进”运动是1957年底开始发动的，1958年全面展开。党力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毛泽东头脑开始发热起来，他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短期内实现，于是开始有计划地“向共产主义跃进”。

一时间，全国各地你追我赶，放“卫星”，造“奇迹”，胃口越来越大。1月说15年超过英国；5月就说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到了9月，毛泽东干脆说5年超过英国，7年超过美国。①

在王明看来，苏联远比中国发达得多。即使如此，赫鲁晓夫1957年提出的目标是15年赶上美国，基本到达共产主义。尤其是1959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错误明显地暴露出来后，王明在诗句中提出尖锐批评，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他对毛泽东大肆诋毁，多少带有情绪化的私愤。

国庆十周年之际，因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视点不同，中苏双方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严重争吵，根本上恶化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赫鲁晓夫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幼稚，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此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1960年，苏联片面撕毁协议，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1963年，中国陆续发表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中苏冲突达到白热化程度。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两国关系走到十分危险的地步……

原本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剑拔弩张，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可对涉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和彼此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王明总是以苏联划线，不加分析区别，不管是非对错，都要求别国共产党真诚拥护，同唱一个调子，否则就是“反苏狂”。王明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总是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哀。

“文化大革命”，王明逃过此劫，可在国内的亲人无一例外地受到打击。他强撑病体，对“文化大革命”评头品足，得出的结论似是而非，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红卫兵蜂拥而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股狂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陷入空前混乱状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修防修。王明寄居苏联，又是早已定性的“死老虎”，自然成为攻击的目标。北京和其他地方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王明经常被媒体作为批评和攻击的对象，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广为流传。

王明远在国外，只受到舆论批评，受冲击的程度远不如在国内的“走资派”。不过，他在国内的亲属，无一例外地受到牵连，有的惨遭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陈聘之去世后，孟公府2号剩下三位老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总理派人将王明继母黄莲舫送回原籍。金寨县接收黄莲舫后，每月给她13元生活费，并拨给她一间房屋居住。1970年，黄莲舫病逝，县民政局拨款130元，安葬了这位老人。当时，“反动家属”有的被撵到乡下，无人过问；有的被打被抓，关进监狱。黄莲舫这样的结局，实属幸运。

相比之下，王明的岳父岳母就惨淡得多。黄莲舫离开北京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孟公府2号看管起来，派人将王明的手稿和藏书搬走，王明的岳父岳母搬出。1968年，王明岳母病逝，岳父孤身一人，生活艰辛，含冤死去。

王明的弟弟陈绍炜，在天津惨遭酷刑，险些丧命。王明的妹妹陈映民，这位红军女战士，当年浴血沙场，何等坚强。可她后来谈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未曾开口，泪流满面。她丈夫在四川遭受惨无人道的批斗，当场气绝身亡。

红卫兵同样没有放过王明死去了的父亲，这位曾为党做过有益工作的“亡魂”，也没能躲避过这场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有文章称王明出生“地主家庭”，红卫兵不由分说，冲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见到陈聘之的墓碑，很为气愤。在一片“砸烂王明狗父亲”的怒吼声中，这些“革命小将”毫无顾忌，将墓碑砸成三截……

此时的王明，进入人生暮年。政治上的分歧，历史恩怨的纠葛，亲朋好友的遭遇，国内生活的失常，令其躁动不安。他用独特的视觉评判“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人生的又一次写作“高峰”。

王明久居国外，对国内政治运动只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据有限的材料，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虽然发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3月，他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给“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武装反革命”。

197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生100周年，他在苏联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反列宁主义的。

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他写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两篇文章。

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开后不久，他又写出《“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带着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