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公明马山头拉货:国际战略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中国安全战略带来的挑战

国际战略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

对中国安全战略带来的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这个变化得益于我们党制定的正确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得益于我们通过各方面努力所争取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和安全的周边环境。现在我们的党正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崭新的姿态跨入了21世纪，向着文明、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强国在努力奋进。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我们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面对风云变幻的当今世界，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名领导干部，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深刻认识国际战略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我国安全战略带来的挑战，牢牢抓住历史赋予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发展和强大自己，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一、国际战略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 世界发生了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巨大变化,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国际关系格局进入了一个转型期。两极世界剑拔弩张的对峙状况的结束, 给国际关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世界各种力量经过发展和重新组合后, 新的“多极化”世界格局已经初见端倪。

一是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地位和影响下降，单极独霸战略严重受挫。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困难加重。财政赤字、国际收支赤字和内外债务都创历史最高记录，是拖累美国经济的沉重包袱和最大隐患。美元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受到欧元挑战。美元对欧元的比价从2002年迄今下降了50%；至2004年9月，美元和欧元全球外汇债券与货币发行量分别为4.8万亿美元和5.4万亿美元，美元的全球外汇债券与货币发行量落后于欧元而退居次席，这在其登上世界金融霸主宝座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对外战略上，布什政府大肆推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进展有限而挫折频生。在反恐斗争中，美国搞以暴易暴、搞反恐扩大化、搞双重标准和谋求霸权，结果费力多而收效少，甚至适得其反。国际恐怖主义不是越反越弱，而是越反越强。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付出花费2，250亿美元、3000多人死亡、上万人受伤的惨重代价仍未了局。美国把自己凌驾于联合国之上，无视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甚至对主权国家发动“先发制人”战争，实行军事占领，在道义上濒于破产，形象和声望下降。美国在伊拉克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中东和平进程等重大国际问题上成绩乏善可陈且独力难支，不得不重返联合国，寻求与欧盟、俄罗斯、中国的合作。奥巴马上台后，最重要的变化是放弃将“先发制人”战略，扩大了“国家安全”概念的外延，强调经济、教育、科技、能源等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放弃了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说法，对美国的敌人作出进一步限定，认为美国的敌人并非圣战组织或伊斯兰教徒，而是“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强调本土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奥巴马政府的新战略之所以强调经济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是因为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使经济衰退、元气大伤，经济复苏势头能否持续、巨额国债及财政赤字会否将经济再次拖入低谷，目前还尚难断言。

尽管美国仍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强大综合实力，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独超地位，但美国霸权主义终将走向衰落，已成一种必然趋势。
　二是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发展，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新旧格局的交替过程之中。

欧盟强劲崛起 。2004年，欧盟在内统外扩和壮大实力方面都取得重大突破。其一，正式接纳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7国入盟。欧盟现在拥有25个成员国包括2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2个核大国、4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和45亿人口。欧盟实际上已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统合在自己麾下。其二，欧盟首脑会议一致通过《欧洲宪法》草案。这是欧盟经过多年艰苦努力在深化一体化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为欧洲第一部宪法的出世作好了铺垫。这表明欧盟将通过实质性的机构和体制改革，如设立带有国家元首性质的欧盟首脑、设立统筹外交事务的欧盟外交部长，和改变“一票否决”的决策制度，以提高决策能力和效力，有效地推行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强化其超国家性质的职能和权威，为在国际舞台扮演分量更重的角色练好“内功”。其三，欧盟经济实力大幅提升。2003年欧盟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0,060亿美元，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欧盟成员国的外贸总额达到78,950亿美元，是美国的3倍。欧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大幅攀升。这些表明欧盟在提升实力地位和统合欧洲的道路上实现了一次历史性跨越，朝着建设“欧洲人的欧洲”和世界独立一极目标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中俄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9.5%，国民生产总值达1.6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6大经济体；对外贸易增长35.7%，超过1.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外汇储备超过6千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中国的经济总量虽只占世界的4%，但2004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20%，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之一。在综合实力和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显著提升和增大的基础上，中国在外交上不断开拓进取，国际地位和作用明显增强，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的影响。
　　 俄罗斯在普京总统领导下，恢复大国地位的努力取得显著成效。俄国民生产总值在2003年增长7.3%的基础上，2004年又实现增长6.9%，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03年俄国民生产总值为4,328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12，900亿美元，跻身世界主要经济体之列。俄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利用高科技提升防务能力，保持了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地位。俄罗斯的发展将证实邓小平同志的预言：未来多极世界，俄罗斯算一极。

地区大国不断壮大。印度、巴西、南非等地区大国幅员广大，近年来经济持续强劲发展，外交空前活跃，争当联合国安理会新的常任理事国。它们的快速崛起不但加强了其在相关地区的龙头地位，而且将促进世界战略力量的调整和重组，成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三是中国在“多极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愈显突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主要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上起制约作用，二是在经济发展上起示范作用，三是在维护第三世界权益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  对中国安全战略带来的挑战

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在多极世界中的快速崛起，国家之间潜在的矛盾和国内自身的矛盾将更加尖锐复杂，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将更加不容乐观，随之而来将面临一系列的安全挑战。

一是中国是亚洲诸国中邻国最多、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中国周边共有邻国20个，其中，陆上接壤14国，隔海相望6国，涵盖了各种地理条件。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多年来，又是与别国领土争端最多的国家。尽管近年解决了部分争端，但是，仍存在着更为复杂的领土和领海纠纷，且海洋权益不断遭受蚕食。

二是新型核力量崛起我国周边，既对我构成威胁，又成为引发连锁反应或外来干涉的现实条件。印、巴两国相继拥有核武器后，2002年底，朝鲜宣布解除核冻结，退出《核不扩散条约》，重新启动宁边核设施，向核俱乐部迈出新的一步。从长远看，上述三国同为我近邻，尽管三国与我关系亲疏不同，但是，其共同之处是：它们拥有核武器都是对我国安全的直接威胁。从近期看，三国对我的安全意义已大不相同。首先，印巴拥有核武器使之成为双方敢于冲突的后盾。双方的任何冲突既直接影响我国利益，又可能引入外来势力介入与干涉从而破坏我国西部脆弱的安全基础。其次，布什宣布朝为“邪恶轴心”后，朝鲜的危机感加重并加速核武装进程使半岛局势随时恶化，“天安舰事件”诱发美韩对朝鲜半岛新的干涉。美朝较量直接关系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朝强硬政策的任何非理性发展都将使我直接面对美国的军事力量。

 三是美国强行切入中亚使我国首次在陆地直接面对美军事力量，对华东西海陆威胁已成现实。登陆亚洲大陆一直是战后50年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朝战、越战曾延缓了美国强行“登陆”的企图，但是，“9•１1”事件使美国借阿富汗战争，率领北约插入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占领中亚腹地，扼制住了亚洲最后的“能源希望之地”，掌握了控制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节奏的主动权，从而实现了瞰制中俄印巴伊等亚洲大国的目的。美军占领阿富汗后，在我西部埋下贴身隐患，使我在东西南三面受敌，我陆上防御首次直接面对美军事力量，美国对华已构成直接威胁

四是固有的安全隐患显性发展，亚太国家与美国联盟复苏，我国安全“东急西重”现象突出。我国固有的周边安全问题一直是“此起彼伏”。一是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美台军事关系的跃升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发展，增加了祖国统一的变数。二是南沙及其海洋国土被蚕食。美国军政官员有关南沙群岛的表态、与有关国家频繁的海上军事演习直接威胁着我对南沙的主权诉求。三是“藏独”、“东突独”隐性发展，战略对手肢解中国的意图阴魂不散。日本高官公开表示：“中国必将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我热切期待着中国的崩溃。”美国一位著名学者写道：“中国在新疆的麻烦，对美国是一个诱惑……只有当新疆穆斯林分子走武装斗争道路时我们才能利用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现有的安全隐患将因美国的介入而恶化。首先是冷战后亚洲地区的“联盟战略”经过调整已再次复兴：美与东盟有关国家的军事联盟正在复苏；美日联盟向共同参战迈出新步伐。其次是美印、日印从军事上发展关系，这种权宜之计的合作对华只有负面影响。再者，美日在台湾问题上的默契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变数；美印在西藏问题上的合作也达到了默契的程度；日印合作在地缘和领土问题上构成了对我国最佳的斜线战略牵制，日首相森喜朗2000年8月访印时明确表示了联印制华的企图：“关于日印关系，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可一目了然，这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对称夹击中国的战略构想对日印显然已了然于胸。

五是中国安全力量基础薄弱。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综合安全观成为全球共识，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与文化，还包含资源、环境、信息等领域。其中，信息安全和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战略力量的基础，以军事、外交力量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力量仍然是国家安全的主体。在着重于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安全力量构成呈现出“基础势弱，主体失衡”的特点。 

基础势弱主要表现为：经济对外依存度提高，涉外经济安全矛盾日益表面化；科技发展势头渐强，核心知识产权总量有限；信息技术基础薄弱，安全主权受制于人。目前，我国原油年进口约为7000万吨，一半以上来自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其中4／5经由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运输，而该运输线掌握于他国手中。据国际能源机构按我国内原油产量不变的情况预测，到2010年，我国石油消费量的61%、2020年的76.9%要依靠进口。这种外向经济的依存度表明，我国与潜在对手的经济关系、与石油供应地的关系以及对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防护正在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的重要因素。美日防务指针及其他国家的海洋战略对华客观上已形成左右中国对外经济命脉、制约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力量。在科技发展上，尽管发展势头良好，但是，我国高技术自主开发能力有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更少。在信息安全方面，我国的情况更为严重，90%以上的软、硬件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我国的信息系统几乎处于无防御状态，究竟美英等国在我国信息设备植入多少陷阱，我们还不得而知。
    主体失衡表现为：军事实力中战略威慑强于常规力量，常规力量只适于陆上国土防御，信息化作战能力尚待提高。我国现有的军事力量与打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尽管武器进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新武器受制于人的局面同时并存。以色列在“哈比”无人机问题上对于维修部件的暧昧态度不仅反映了我军事技术受制于人的现实，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军事实力不强导致其他国家可任意践踏基本国际诚信的残酷事实。

正是因为中国周边有如此严重的安全形势，所以在今后中国崛起的一个较长时间内，国家安全面临的矛盾将越来越难以解决。

首先，国家统一越来越困难。台湾岛内的民心所向:在最近几年的民调中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居于极少数,认同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也处于绝对少数,在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上:统派人数大幅度下降,独派人数急剧上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主张维持现状的人物也大部分是缓独分子,国民党用来反对台独的武器也只是独立会引来战争,也没有勇气否认台独的正当性,不敢理直气壮的反对台湾独立,这个说明台湾独立是大多数台湾民众的理想和追求.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大陆方面对于急剧升高的台独意识束手无策,一系列争取台湾民意的手段完全没有效果.所谓寄希望于台湾民众也将和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一样最后都没有效果.:马英九2008 上台,继续实行“三不政策”，表面上不统不独，实际上在向独立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国际局势也朝者有利于台独的方向发展:事实上不论东南亚的邻国,还是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始终抱着怀疑态度，他们当然不乐见中国由于统一而强大.而美日两国和台湾一直进行着密切的军事合作，这些合作一旦达到能够有效地遏制大陆采用军事手段制止台独的能力,毫无疑问美国和日本将撕下不支持台独政策的伪装,明目张胆的支持台湾独立.而中国的国防力量与美日的军事装备还有很大的差距.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失去与美日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对抗的能力.而且还有一种可能:为了打乱中国崛起的步伐,美日提前支持台湾独立,逼迫中国在准备不足的条件下被动应战.

大陆内部的形势也在朝向有利于台湾独立的方向发展:从表面上看大陆的综合势力在不断地上升,老百姓反独的意识空前高涨。虽然军事装备能力在逐年提高,但是和平统一的愿望远远大于武力解决的希望。总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马英九上台后，继续实行“三不”政策，一方面扩大与大陆的交流，另一方面积极加快独立步伐，一改陈水扁锋芒毕露的做法，暗中与大陆较劲。一旦形势发生骤变，他分离祖国的目的将会暴露无遗。

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样也会阻碍统一:由于西方国家实力强大,而且大多数是单一民族国家，分裂的危险很少或者基本没有，为了方便他们对外扩张和侵略,他们提出了人权大于主权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在国内有很多的追捧者,一旦这种思潮影响到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那么一旦发生台湾独立这样的重大事件,国家使用军事手段统一国家的行动将失去正当性,而且事实上人权大于主权的理论在国际上目前是主流舆论.即在世界上中国使用军事手段统一国家的行为实际是得不到支持的.也没有正当性.这个就是说师出无名.　所以台湾独立并非像大多数老百姓想象的那样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周边环境越来越复杂。21世纪初，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存在与发展使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出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的局面。

在保持总体稳定局面的同时，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和安全挑战，从而呈现出局部动荡的态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存在朝鲜半岛和印巴对抗两大地区热点。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布什上台后，改变了克林顿政府的“软着陆”政策，对朝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危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天安舰事件和近日暴发的朝韩炮击事件，又一次点燃该地区蕴藏已久的烈火，新世纪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时起时伏、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备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近年来两国核与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克什米尔局势不时紧张，甚至滑向战争边缘。乍暖还寒、时紧时缓是世纪初期印巴关系的基本特征，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包括双方谋求稳定、发展经济的需要和因核武器而形成的不对称均势以及美国的介入等），印巴对话和双边关系的改善有可能在曲折中取得进展，但两国总体对立关系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缓解，今后在克什米尔再起冲突的危险性依然存在，印巴关系的发展仍然存在变数。上述两大地区热点蕴含的现实或潜在危险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隐患。

二是美日强化军事同盟和日本加快军事扩张。90年代中后期，日美安全同盟实现了冷战后的“重新定义”。其适用范围由日本本土及周围数百海里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合作内容由“平时”和“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扩展到“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事态时”；防卫态势由“对付威胁型”向“地区安保型”转变；主要防范对象由苏联转变为朝鲜和中国。日美安全同盟的重新定位、美日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导致亚太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严重失衡，成为影响未来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稳定源。进入21世纪后，日美进一步强化军事同盟，其特点是日本利用美国的要求和支持“借船出海”，不断突破向海外派兵的限制，扩大对美军事支援的范围。九一一事件后，日本迅速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法案，并据此向印度洋派遣舰艇编队支援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2003年5～6月，日本国会通过《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三法案”，规定日本在受到攻击或存在“有被武力攻击之危险”时，即可出动自卫队进行防卫作战。同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同意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日本政府还准备制定一项永久性法律，以便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与此同时，日本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尤其是发展大型化、远程化和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包括空中加油机、远程侦察机和具有“准航母”性质的“大隅”级运输舰与1.35万吨的直升机母舰型驱逐舰。日本的军事战略正由“本土防御型”向“海外进攻型”转变。日本实施海外军事干预意志和能力的增强将成为东亚地区的潜在威胁。

三是面临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近年来，中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不断发展。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曾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的重要基地和活动场所，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上述“三股势力”虽受到沉重打击，但未偃旗息鼓，仍在暗中积蓄力量，并不时制造新的恐怖袭击事件。在东南亚，恐怖主义在九一一事件后进一步蔓延和发展，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与“基地”组织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2002年10月的巴厘岛爆炸案），恐怖主义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威胁。在南亚的印、巴等国，恐怖主义活动也出现新的发展势头。由于地域相连或相近，再加上恐怖主义的国际流动性和扩散性，周边地区恐怖主义的蔓延和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产生影响，从而危及中国的安全和稳定，尤其是中亚地区“三股势力”与中国新疆境内外的“东突”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已对新疆的稳定和中国的统一构成现实威胁。

再次，领土争端越来越尖锐。近来，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海域又起波澜。自古以来，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无论从发现占有权，还是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效的《大陆架公约》、《海洋法公约》来看，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都是公认的和无可争辩的。可是，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专家调查发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埋藏着丰富的石油等资源，于是，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便成为中日两国都特别关注的问题，并发展成为两国间难以解决的领土争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团体多次登上钓鱼岛，设置灯塔、修建神社等设施，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纵容的态度，试图造成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既成事实。近年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舰艇又开始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实施警戒，甚至还出动巡逻艇和军舰骚扰中国渔民并驱赶接近钓鱼岛附近的中国渔民和保钓人员，而且逐步在实际上控制了钓鱼岛列岛及其周围海域，由此多次引发了中日两国间的外交摩擦。今年9月7日，发生的扣押中国船长事件就是又一侵犯中国主权的例证。可以预见，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都是不会让步的，钓鱼岛问题将是今后中日爆发战争的导火索，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前不久，南海争端又愈发激烈。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60年代开始至今，中国南沙群岛露出水面的岛屿以及海域被周边国家侵占。提出所谓‘主权’要求并分割海域的国家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其中，越、菲、马三国还派兵到岛礁进行军事占领，只分割海域的是印度尼西亚。到1991年底除中国大陆控制的6个岛礁和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其它44个岛礁分别被越、菲、马、文莱侵占。”在占据大量岛礁的情况下，越、菲、马等国每年从南沙海域采走的石油约1800多万吨（越200万吨、马800万吨、文莱800万吨、菲50万吨。）。据报道，目前在中国领海海域，约有10多个国家的100多家公司从事油气的开采，每年开采的天然气和石油约有3000多万吨。大国资本的介入使南海争端走向国际化。南海周边各国纷纷大力推进军队现代化，以期武力维护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同时，美、日、印等大国加强了向南海的军事渗透，从而使南海问题进一步朝着复杂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当前的这种情况，使南中国海日益成为巴尔干式的“火药桶”。 中印关系依然面临新的重大变故。 目前，中印边界的现状是存在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的领土纠纷，在东段的九万平方公里，均由印度控制；在西段的三万三千平方公里，大部分由中国控制，印度实际占领九万二千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两个半台湾的面积。中印领土争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不断，甚至爆发了战争，严重制约了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印双方为改善两国关系对领土问题都采取了搁置不议的政策，两国关系逐渐发展起来，但领土争端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两国的上空。尤其是中印战争中印度的惨败，使印度全国上上下下一直耿耿于怀，对中国心存怨恨。对于这种“搁置争议”的办法，印度心里很明白，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领土问题长期拖下去对印度最为不利。因此自从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印度在领土问题上小动作不断，经常试探中国政府的底线，企图通过步步为营的方式，造成印度占领两国争端领土的既定事实，中国政府对此一直表示强烈反对和谴责，但囿于国内外条件的限制，很难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可以预见，在今后若干年内一旦中国东海或南海发生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印度很有可能借机向我发难，一举夺回西部边境地区被我占领的领土。

第四，分离主义越来越猖獗。民族分离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21 世纪人类面临的大敌。它的再现有政治体制变更方面的原因，也有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的原因，还有外部势力介入和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原因。但我们也要看到，民族分离主义不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它有着消极和积极的两种作用。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民族分离活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境外的民族分离组织利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战略之机，积极扩充分裂势力。目前，境外有影响的“东突独”（东突厥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民族分裂组织有51个，主要盘距在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富汗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对外关系构成了严重影响。“东突独”近年来又与“蒙独”、“藏独”势力联手，成立了“东突厥斯坦、西藏、蒙古民族统一总联盟”，积极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1999 年以来，“东突独”势力还纠集和煽动一部分人到我驻乌兹别克斯坦、美国等国家使馆前示威游行，以期进一步扩大其国际影响。目前，“新疆问题”国际化进程有可能进一步加快。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操纵下，联合国人权会议多次以维护人权为借口渲染“新疆问题”，美、德、法等国的一些政要也不时发表支持“东突独”的言论。一些敌视中国的国际组织不止一次要求联合国讨论“东突厥”问题。目前，中国境内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大部分是民族分裂分子所为。目前，新疆、西藏和台湾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小气候，并表现了一些共同的趋向：“一是都加大了分裂活动的规模和力度；二是都与境外反华势力相勾结；三是都开始了政治合流、联手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四是都竭力使其分裂活动国际化，以便引来国际保护和干预。”美国一向把中国的民族分离势力当作牵制和遏制中国的重要力量，尽管美国一再表示新干涉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但它助长了中国境内外民族分离势力的气焰。中国的民族分离势力继续寻求从外部获得资金、装备、训练和道义等方面的支持，利用外部势力达到分裂目的的企图也更加彰显。近年来，达赖更加频繁地在欧美等国活动，伪装出一副和平的嘴脸，行民族分离之实；而台湾当局也利用科索沃战争效应抛出“两国论”，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第五，国内矛盾越来越凸现。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事实验证了一个真理：中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太平盛世”的高调虽然越唱越来劲，但无形的声响掩盖不住存在的现实。一是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历来为弱势群体深恶痛绝，它也成为多数政权更迭的导火索。今天，分配不公权益不等差距拉大贫富悬殊虽然没有形成阶级对抗，但是，既得利益群体和老百姓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贫富悬殊带来的阶层矛盾已经成为第一社会矛盾。二是干群关系紧张。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干群关系竟然蜕变成了水火关系。群体事件全国各地屡有发生。每当发生群体事件，干部就会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之类的套话，言外之意是坏人利用无知的群众。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对敌人实行专政的主要力量；在改革开放时代，人民群众是不明真相的，经常被敌人利用。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密切干群关系，使干部不脱离群众，保持良好的作风，规定干部下放参加劳动，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干群矛盾不突出；在改革开放时代，干部高高在上，工人、农民成了改革对象、管理对象、统治对象、剥削对象，干群矛盾越来越突出。三是教学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稀缺的教育资源被垄断，实现了私有化、市场化，因此产生了上学贵、上学难。上幼儿园就要收好多钱，而且农民工的孩子正式的幼儿园常常不要，即使要也多收费。上小学、上中学就更困难了。有的家庭因为贫穷上不起学，孩子考上大学后，家长自杀。孩子上学成为新三座大山之一。四是医患矛盾。中国出现看病难、看病贵，成为新三座大山的第二座大山，根本原因是医疗资源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以及由此造成的垄断；另一个原因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被摧毁后，没有及时跟进建立相应的医疗制度，大部分农村出现医疗盲区或医疗真空。

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还潜在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有的会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存在，有的目前已经日益突现起来，有的虽然短期内对国家安全不构成危险，但从长远看，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全。

三、应对挑战必须采取的措施

现代国家的安全是全局性、综合性的问题。现代的安全观念也已经是一个超出国土安全之上，包括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等在内的综合性大安全观念。所以，要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全方位地做好安全防卫工作。

第一，快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安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归根结底，取决于自己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靠依附于别人或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取得安全，不能靠在别国的夹缝中生存来取得安全。中国的安全要靠自己，靠自己的综合国力。

军事力量对于维护国家安全是直接和重要的。但在当代世界，军事力量的提升必须依赖于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人才素质等等。没有这些方面的雄厚基础，很难开发出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很难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也很难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综合国力上不去，光是单独地加强军事力量，这种力量的基础是不稳固的，也是难以持久的。

信息安全是我们目前的薄弱环节，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硬件制造和软件开发水平不如别人。芯片买别人的，软件用别人的，飞机坐别人的，……这些都固然有其必然和便利之处，完全靠自己制造的年代早已过去，但无论如何，这样一来，安全问题也就相伴而生。别人有意地安装几个窃听装置，有意地在网络上设置几个后门，如果我们连发现都发现不了，更遑论彻底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国家安全又怎能有根本的保障？

所以，制定和实施我们的安全战略，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全面提升我们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人才、资源实力。立足于固本强基，把自己的基础打牢、打扎实。这应该是我们最重要、最根本的国家战略。其他任何安全战略，都要处理好与这一最根本的国家战略的关系，支持这一战略，支撑这一战略，服从这一战略，维护这一战略。在坚持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实施安全战略；通过安全战略来保证国家战略的实施。任何安全措施，都要立足于为国家的整体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都要有助于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而不是相反。

第二，有针对性地加强各方面的安全保障建设。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时时处处都会遇到安全问题。当前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好最迫切、最重要的一些问题。

在经济方面，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双向互动关系，力求更多地掌握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因势利导，运筹帷幄，既充分利用国际的市场和资源，发展我们的经济，同时又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带来的冲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既要兑现我们的承诺，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又要行使我们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与世界经济体系相衔接的过程中，要在国际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设置必要的防火墙，以防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在政治方面，要加强我们的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稳步有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扩大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加紧完善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严格运行在法制的轨道上。通过不断完善和巩固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来获得最大限度的政治安全。同时，正确应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战略，加强国家价值体系的建设，增强人们对于国家制度体系的信念和信心，打击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保证国家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稳定、安全。

在军事方面，要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努力建设一支“靠得住”、“打得赢”的现代化人民军队。加紧高精尖军事装备的研制和开发，保证手上能有几个拿得出、用得上的“杀手锏”。精心研究现代化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与时俱进，改进和发展我们的军事战略，从未来可能出现的战争样式出发，制定必要的预案。加强军队和军事人才的建设，积极吸收地方的人才包括高级人才，迅速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和军事战略战术水平。正确处理军事与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关系，以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后盾，使其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

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资源安全等方面，也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强薄弱环节，消除各种漏洞，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系数。比如，在社会方面，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活动，防范和打击邪教和恐怖主义等活动。在文化方面，积极而又稳步地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大力弘扬中国文化精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和价值观的侵蚀。在资源和环境方面，参与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国际合作，在开发的同时注意战略资源的储备，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防止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污染。

第三，以正确的国际战略改善国家的外部环境。国家安全问题是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产生和实现的。如果没有了或减少了外部的威胁，国家的安全系数当然也就提高了。所以，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除了加强自身各方面的建设外，还必须通过实施正确的国际战略，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交往，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前进。我们要继续抓住和平与发展两件大事，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要做好自我推介的工作，积极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加强与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以及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科学家等等的联系，不断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与此同时，提高交往、沟通的水平和艺术，掌握政策和策略的灵活性，尽可能减少摩擦，消除误会。

第四，正确处理国家安全中的几个主要关系。国家安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认识、把握和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必须坚持辨证的思维方式，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上的若干辩证关系，防止出现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

一是正确把握机遇与挑战的关系。这是认识和估价总的安全形势时必须掌握的一个基本关系。国际战略形势，包括国际社会发生的各种事件，给我们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复杂的。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弊；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挑战；短时间内可能困难较多，从长远着眼可能前景看好。这类双重性和似乎矛盾的现象是经常存在和遇到的。因此，我们在观察和分析国家安全形势时，就必须注意两点论，防止片面性。要看到大局、看到主流、看到趋势，同时，也要看到隐蔽的一面，看到可能出现的一面。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不能左右摇摆，畸轻畸重。

把握机遇，不能忽视挑战。当前的国际形势，总的来说，还是积极的一面占主导和支配的地位。我们3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外部环境，得益于我们对外部环境的争取和利用。当今世界，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一些影响国家安全的不利因素也存在着，关键是我们如何把握机遇，应接挑战。化不利因素为积极因素。

应接挑战，也要抓住机遇。安全环境，对我们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还是科技、信息、社会方面，我们都面临着一些新的安全问题。个别方面的危险因素还在加大，个别事态的发展趋势对我们还非常不利，基于社会制度的差别以及自身利益的需要，西方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一直进行着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较量。这种斗争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影响是长久的、深层次的，而且不会很快结束。所以，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对外交往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外部环境这样一类消极的影响，高度警惕和防范各种不安全的因素，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是正确处理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国家的安全不安全，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谈国家安全，当然是指外部对我们国家安全的侵犯和损害。所以，这里的基本态势是防范、是对付、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但是，如果从更全面、更长远、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仅仅着眼于防范外部显然是不够的。

首先，防卫，就要有防卫的能力。防卫的能力当然在我们的内部。在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在于自己的综合国力、也包括某一个领域专有的防卫力量的建设。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性的建设，光是就防卫谈防卫，是不能真正收到防卫的效果的。

其次，有些安全问题，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存在于自己的内部。比如腐败问题，就是影响政治和社会安全的一个大隐患。如果腐败不消除，社会和政治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光是防范外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我们制定国家安全的战略，一定要看到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在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下工夫。不能只注意外部而忽略内部，也不能只注意内部而忽略外部。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坚持一心一意地抓好经济建设，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国际领域对国家安全的不利因素。要以高度警觉的态度，认真研究国际环境的变化，认真分析那些不利因素的具体情况、特点、态势，包括种种发展的可能性，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的措施，有的还要制定必要的预案，及时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发生侵害我国家安全的情况，就能够以坚决而强有力的措施，及时加以应对和处理。另一方面，当我们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积极防范外来的不安全因素时，又不能以为到了兵临城下的时刻，把精力全部集中到对外御敌上，放松或转移内部的基础性建设。警觉时时都要有，但切忌慌乱、失措，不要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脚。任何时候，都要把握住全局，抓住问题的关键，集中解决好内部安全的问题，打好国家安全的基础。

处理好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还要注意政策、措施和策略上的内外有别。国家安全问题，哪个国家都会当成大事来做的，但谁也不会整天大声嚷嚷国家面临着多大的危险，对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多做少说，只做不说，这是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一个通则。对于外部力量的某些意图，我们要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好防范的准备，但并不需要大肆渲染，甚至搞得人心惶惶。内外有别，内紧外松，事情或许办得好一些。

三是正确处理斗争与合作的关系。维护国家安全，当然要对外部世界持有必要的警觉态度，注意防范外来的任何不安全因素。但是，这不等于把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当成敌人，都要以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一切问题。要正确地维护国家安全，就必须处理好斗争与合作的关系。由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也由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特殊性，我们一些人脑子里斗争这根弦绷得太紧，什么事都试图用斗争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思维模式很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造成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在战略策略上发生某种程度的偏差。

国际社会，确实存在着无数的阴谋、诡秘。国际政治中，确实处处充满着斗争。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切不可书生气十足。但由于国际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里面，既会有斗争，但也不能没有合作。该斗的地方坚决斗，该合作的地方也得合作。对外部的种种影响，该防范的时候坚决防范，但防范不等于把一切都堵住，都当成敌对的东西来处理。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之间，主要还是交流合作的关系。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也要努力改善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维护国家安全，很多时候必须采取坚决斗争的方法，坚持原则，不能轻易让步。但斗，不是目的，目的还是要化解矛盾，发展关系。所以，斗，也要讲分寸，讲策略，讲火候，讲有理有利有节。在斗的同时，也要注意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斗，在另外的问题上也可能是合作。在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有时也不能不作出一定的让步，顾及到双方的利益和要求，做到“双赢”。只有恰当地掌握好斗争与合作的辩证关系，我们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应对自如，结交更多的朋友，获取最大的利益。

四是正确处理抵制与吸纳的关系。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经常会有各种矛盾发生，有些国家也会向我们施加压力。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还会发现各自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存有观点和态度上的分歧。对这种状况，也需要用辩证的态度来认识和对待，正确处理抵制与吸纳的关系。

抵制，就是说，对于一切有害于我国家安全的压力、行为、言论，包括错误的价值观念，我们都不能轻易接受、让步，或任其进入国门而大肆泛滥。在这个原则的问题上让步，就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因此，必须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但，对于外部世界的东西，甚至包括人家对我们的某些批评，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错误的、有害的要抵制，不等于所有的东西都要抵制。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这种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多样性的文明之间，必然会有差异，也会有矛盾和一定的冲突。所以，我们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些分歧、矛盾甚至斗争，有些，是根本利益上的矛盾，有些，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但也有一些，只是不同文明的差异。而这种差异里面，有可能是对方的错误或不了解中国国情，但，也有一些，则可能是我们落后于先进文明所致。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我们需要逐步转变对某些问题的看法；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还可能要借鉴、学习、接受这一类先进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同志说：“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在维护我们国家安全的时候，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就很可能用阶级斗争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一切问题，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当然，具体如何鉴别，则是一个很复杂的任务，需要有较高的鉴别能力，下较大的功夫。

2010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