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发滨江新城二期:天涯观察第182期：选拔局级副校长，南科改革会否沦为一梦？

南方科大：想说爱你不容易

深圳日前在网站发布“关于公开推荐选拔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公告显示，拟对南科大(筹)副校长等7个职位进行公开推荐选拔，其中南科大副校长拟招聘人数是2位，明确注明其级别为正局级。官方最新消息称，此次选拔报名人数已达到86人，明显高于同期其他岗位。

这只是一向以“去行政化”为改革初衷的南方科大在“去行政化”的路上所遭遇的一个新的“行政化”的挑战。从一开始，南方科大即面临着“行政化”的重重羁绊。且不说南方科大从创校到批准筹办耗时三年的漫漫征程，即便在被批准建校之后，南方科大仍然不具备必须经由教育部承认的招生权，而不得不孤身踏入“自授学位”的改革险地。而且在其建校的运作过程中，也处处可见“行政化”的足迹：楼顶漏水报修一月未果、买电脑需走两月程序……

去行政化的改革遭遇行政化的挑战原属意料之中的事情，既得利益集团的“围剿”和传统思维观念的束缚是任何改革者都会面临的困境。倘若说筹建过程遭遇“行政化”的重重阻碍，可以看做是旧体制对于新改革不适应的应激性反应，教育部门的承认对于南方科大的外在声誉并无实质性的增进作用，其孤身于教育体制之外的存在反而彰显改革者毫不犹豫的拓进，南方科大的道义和勇气不仅体现在先行一步上，更体现在这种孤身上路的悲壮，它的存在无疑会更坚定公众去行政化的决心，从而使南方科大获得源源不绝的道义支撑。然而，选拔局级副校长的举措却将原有的改革打倒在地，这不仅是因为“行政化”从琐事升级到事关作为南方科大改革核心之一的理事会治理机构，使学术主导、学术自治的设想惨遭“行政化”的扼杀。更重要的是，作为教育改革支持者和理解者的深圳市政府，同时又是将教育改革打回原形的“始作俑者”。

孤立于体制内的教育改革注定难以彻底

教育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在行政部门的主导之下进行。南方科大的成立与其说是朱清时孤军奋战的结果，不如说是与中央以及深圳教育改革试验的耦合。南方科大的进与退，不是掌握在朱清时这些力主改革的教育家手中，也不会随着公众的热衷期待而有所变动，它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然可能只是掌握在行政机构的手中。

教育改革不得不仰行政之鼻息，这既是任何体制内改革共同面临的困境，也是改革呈现偶然性和易变性的根源。从行政体制内部冲破行政体制的束缚只有在改革能够不影响到既得利益者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迅速的推进，在一个利益同盟坚不可破的体制面前，任何体制内部的改革都只是体制做出的应激性调整，只要社会矛盾得到缓和，或者不致影响到这个体制的命运，体制内改革便会适可而止。

相比于南方科大对于去行政化的坚持，更多的大学则是在这种强加的行政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对行政的依赖。在教育改革的舆论呼声面前，不少学校还在抱残守缺。校长们所烦扰的根本不是行政化所带来的校长之累和学术之偏，而是去行政化之后大学行政地位的降低将会带来的附加影响。且不论对校长本身社会地位所能产生的影响，在高校科研资金严重依赖国家财政的现实约束之下，行政地位的高低轻重确实影响着大学校长“挖人”和“讨钱”的行动，在食粮受到财政体制约束的当下，大学能够这么容易“断奶”吗？

也是体制内的深圳

除了教育体制的掣肘之外，作为南方科大改革庇护者的深圳却成为南方科大教育改革的拦路虎。深圳丝毫不顾南方科大改革的重心所在，在行政化的固有逻辑之下将行政化套在南方科大的头上，一个一开始就宣称全力支持南方科大去行政化改革的地方政府却毫不留情地扇了自己的耳光，也毫无顾忌地走出了毁灭教育改革的第一步。

人们原本希望深圳能够继续它的改革之旅，在经济先行一步的完美试验中开展政治先行一步的实验。在这种美好愿望遭遇高层的扼杀之时，人们依旧希望深圳能够从与统治集团命运关切最不严重的领域开始自身的变革，譬如教育改革，又如社会改革，所以南方科大的教改之路毫无疑问的落户于深圳。

但是，南方科大所依靠之深圳，还是当年锐意进取敢于冲破意识形态牢笼之深圳吗？还是那个为全国各地树立改革典范的特区深圳吗？现在的深圳宁可为了一个毫无影响的大运会不惜破坏三十年的改革声誉，驱逐治安高危人员，禁止农民工讨薪……这种逆改革潮流而动的行为竟然出自于改革特区深圳之手，这如何对得起筚路蓝缕的改革先行者？这让对深圳寄予厚望的海内外人士情何以堪？

一个口口声声说要消除“不敢改”、“不愿改”、“不会改”等“三不”思维的深圳却在大运会的旗帜之下走向了反改革的道路。在这个以“离香港近，离北京远”自诩的城市里，南方科大的教育改革还能走多远？

否则‘南科一梦’还会重复上演

行政化之困原本就不应该寄望于行政的路径来加以解决，且不说人事编制受制于行政机构，作为大学独立基础的运作资金依赖于财政就已经被扼住了独立自主的咽喉。人事、财政均受制于行政机构，改革一开始就注定了中途夭折的结局。

朱清时虽然声称南科不会沦为一梦，然而在既定的事实面前，朱清时或许也感到改革者的无力与挫败。教育改革能否单兵先进，改革是否受到系统性的约束，某些开明人士的支持会否带来改革联动效应……都必须重新加以揆度。

坊间寄望于南方科大犹如七十年代末安徽小岗村带来体制的革新，可惜，类似联产承包的伟大试验才刚刚起步就被扼杀在摇篮中。小岗村的成功不仅在于敢于先行一步，更在于充分利用了当时社会环境对于过去的摒弃和对于改革的期望的共识。

南科大行政化之困再次见证了改革的艰难，无论是所谓的顶层设计，还是各地花样百出的改革试验，其实都是一场场以细微改变代替改革的表演，改变的结果非但未能带来显著的制度变革，反而加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同盟。这些以改革之名所进行的反向变动，反而使改革遭受“污名化”的命运，改革的威信和道义也遭受重创。

结束语

改革不能寄望于体制内部的恩赐，也不能仅仅寄望于开明人士的推动，这需要每一个公民都行动起来，从围观每一起不公正的事件出发，从诉求每一份应得的权利开始，从社会中开出改革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