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塔九穗禾:天涯观察第212期：交通厅频发交通事故，看反腐困局

一条成魔之路

空缺逾半年之后，河南省官方终于在这个月宣布任命孙廷喜为新的交通厅长。可喜可贺！

如此肥缺，空缺半年，莫非专为孙廷喜所设？非也。究其因是“厅长位子”撞邪已久，13年内（从1997年至2010年年底）坠马之声不绝，历任五厅，有四位不得善任，其间曾出现“三连腐”。

出于对干部的爱护，避免“坠马”交通事故再次发生，河南省委组织部才花了半年时间，认真考察，最终决定由孙廷喜入主交通厅。

前腐后继，你方唱罢我登台

那就将祝福留给孙廷喜吧！廷喜，一听名字挺喜气的。当然，前任厅长董永安的名字，一听也蛮长久治安的。如此看来，这年头组织部选人用人越来越有技术含量了，搞综合评定，开始考虑风水八字，图吉利讨彩头。永安不安，依旧高危，组织部愁眉不展，百般无奈，特让廷喜前来冲喜，呵呵，此为戏说，搏人苦笑罢了。

不过，河南省交通厅13年间4位一把手纷纷坠马，这可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事，厅长并非芝麻绿豆级当属高官，应该可以争争官场坠马率最高的世界吉尼斯纪录了。需要纠正的是，各大报章说从1997年河南交通厅厅长“四连腐”，其实有误。这个“邪门厅”四人落马是真，但从曾锦城到董永安，并不是四任厅长而是有五任，唯独安惠元一任例外未在任上倒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说完惠元并非当时组织部考虑的头号人选，而是三号人选。话回本题，13年间80%的官员坠马率，应该是中国乃至世界政坛的极属罕见。

面对如此惨状，河南省委组织部完全有必要请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出山，前来做个道场，人家小学二年级文化混了个光头老大不说，还混得河南大学名誉教授，那绝对属于得道高僧，定能帮“邪门厅”去去晦气，摘掉河南官场“百慕大死亡三角区”这顶帽子。

说来相当的搞笑，我们某些官场就像幽默大师的编辑部，每每来让全国读者大快朵颐的。河南坠马的原交通厅长们，基本是一个德性，一丘之貉啊，言的是孔繁森，行的是王宝森，竟然都有“廉政名言”：

1、曾锦城

第一任“落马”厅长曾锦城在任时就曾以写血书的方式给河南省委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曾锦城是这个“邪门厅”的坠马先驱，体现了先行者的风采，用当烈士的心态来当交通厅长，这是何等的壮烈？壮烈到竟然写血书的境地。不明真相的人眼前还真出现这么一个情景：一位意志坚定、斗志强的党员向组织保证，决定牺牲个人，成就全人类伟大的事业。结果，这位曾国藩精子传下来的厅长，血液里依然缺乏道德，轰然一声，“倒”掉了！

2、张昆桐

曾锦城案发后，第二任“落马”厅长张昆桐一上任便向省委领导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的沉痛教训，并提出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这口号提得实在太有诗意了，一代比一代有才，不得不得让人佩服到五体飞天！结果呢，河南省高速公路是在延伸，但延伸的并不是什么廉政，而是腐败。这位厅长就这样义无反顾地驶上了腐败的高速公路，走上了不归路！

3、石发亮

张昆桐被捕后，第三任“落马”厅长石发亮在刚上任时也表示要吸取张的教训，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并将其细化成“两个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一个口号加两个原则简直组成了女人销魂的三点，石厅长有才，实在有才！结果，绝对是我们理解有误，廉字只值千金，要揭示的是腐字能值千万金；“不义之财分文不取”要说的是，不取分文，要取就取千万文；“人情工程一件不干”要说的是，不干一件，要干就多干！

4、董永安

面对三位腐败先辈的“前腐后继”，第四位“落马”厅长董永安刚上任就抓反腐倡廉，给全厅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党课，题目就是《牢记宗旨、秉公用权、作风民主、生活正派，为建设公路交通强省作出更大贡献》。当然，这位厅长筒子哥也少了廉政名言，其口号是“常修从政之德，常思富民之策，常怀律己之心。”这口号句式工整，满口仁义道德，就像“三纲”一般，一听还以为这位筒子哥是孔孟高徒、道德模范了。结果，谁知“三纲”式的口号徒徒地成为口号，修德堕落为败德、富民偷梁为富己、律己换柱成纵己。

纵观这些厅长，怎么跟一些民谣所说的恶警一般：“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如此言行分裂、表里不一，自然是黄也扫不清，腐也反不绝，相反越扫越黄、越反越腐！让人惊诧的是，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前任的坠马依然阻止不了后来者止于法律框架之内而悬崖勒马？

如果是这些人本身有问题——党性不强、意志不坚、口是心非又善于钻营，那么就要问问是谁把这些人送到这个岗位之上了；如果这些人本身没有问题——到了这个岗位就身不由己马上变质腐化，那么就要问问是什么制度将这些人催腐倡贪。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原因可找，除非应用近几年热映的谍战片思维来戏说，一口咬定他们就是卧底！

卧底都是这样的，从敌人内部进行瓦解，电影里的余则成如此，而历史上的“龙潭三杰”也是如此，莫非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就是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的“后来者”，号称“豫路三杰”？而董永安则是“龙潭三杰”集一身的“万能潜特”？当然这也是戏说——看来，停播谍战片绝对是英明之举，要不然要引起全国人民的思维紊乱，集体精神病发作！

一路狂奔，腐败没安刹车

交通厅长们纷纷栽在自己铺设的“腐败路”上，河南交通厅四人坠马，只是一个标本而已。围观全国各地的交通部门，呈现大面积“塌方”的危局，前腐后继，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不说远的，就追溯到2000年止，厅长坠马之声从未断绝过：去年除了河南省原交通厅长董永安外，还有江西省的原交通厅长蒲日新去年5月底被双规；浙江省原交通厅赵詹奇2007年判无期徒刑；江苏原交通厅长章俊元2006年被判20年徒刑；安徽省原交通厅长王兴尧2006年年中被判10年徒刑；贵州原交通厅长卢万里2005年年底被执行死刑；广东原交通厅长牛和恩2005年年初被判13年徒刑；新疆原交通厅长阿曼.哈吉2003年年底被“双规”；原广西交通厅党组书记褚之田2002年被判10年徒刑；四川省的原交通厅长刘中山2000年被判死刑……这些属于交通厅一把手，至于副厅长级则更多，那就列举不下了，反正东南西北红中，到处开花结果！

官员贪腐，并非无成本的生意，就像河南省交通厅，按理说，每一次前任厅长的落马，对于后任都是一次风险成本展示，都足以警示后任者贪腐成本之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新任厅长仍然愿意选择高成本的利益追求行为？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可用中国古训来解释，一言蔽之“鸟为食亡，人为财亡”；用马克思理论也可以解释得通，《资本论》有精妙描述：为了10%的利润，他们会全力以赴；为了50%的利润，他们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们敢于践踏世间一切法律！”这条铁律用在贪官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

主要现行的制度给交通厅长们权钱交易开通方便之门，有钱可贪。而人贪欲就像马克思的论述一般，越有利润就越豁得出去。交通厅是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导部门，这个部门在道路交通规划、设计、配套设施等方面握有庞大的行政授权。行政资源的垄断性决定了这个部门权力的广泛性：既会成为希望地方经济发展的下级政府的青睐对象，也会成为不法寻租者追求的目标。由此，交通厅长们容易受到两方面的利益夹攻，有来自下级政府部门的公共利益请求，也有来自个人利益请求，而在很多时候，公私利益的界限极为模糊。无论是公还是私，交通厅长们都会面临糖衣炮弹，面对巨大的金钱诱惑。正因为有公有私的利益请求，而且公私界限模糊，致使交通厅长走上贪腐之路有两方面的侥幸，一方面是公私的界限不明，可以假公共利益之名而行；另一方面工程项目造价巨大，动辄上百亿，只要是百分之一的回扣就有上千万甚至达亿，而这些回扣对于整个工程又无伤大碍，这也是每任落马厅长心存侥幸的原因之一。正因为模糊，没有划出红线，所以经常性的逾规办事，办着办着办成习惯了，渐渐地主动地贪赃枉法了，这种变质其实是不知不觉，自然而然的，可以称为“惯性腐败”。

所以，对交通厅长们创造如此惊人贪腐业绩不用瞠目结舌，这主要是制度倡腐，得益于“四位一体”即投资、建设、管理、使用为一体的投资体制，一切基建资金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交通行政部门与负责建设的公司多为母子关系，有关部门负责人既是建设者，又是管理者，演变下去就是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在一把手权力不受约束的背景下，面对决策的独裁和肉麻的吹捧、物质的诱惑，厅长们人性中的贪婪便被召唤出来，道德防线率先崩溃。正因为如此，交通部门出现大面积塌方再正常不过了。

摸清病因，坏‘篮子’装苹果

严峻的现状令人担忧，腐败已呈全面开花的势态。河南省交通厅坠马之声不绝，这至少说明这个部门的领导干部有人能查、敢查，怕就怕有些部门的领导不能查，还不敢查，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早就一手遮天了，神马公检法纪都成了浮云，早已奈何不了他了。要收这类人物，只两途：一途是天收，行事做人遭来天怒人怨，再不收社会情绪就不稳了；二途是权收，气焰嚣张影响更高一级的权威，通过“大鱼吃小鱼”的官场丛林法则来收治。

反腐越反越腐，这说明反腐制度存在巨大漏洞。让人感到莫名奇妙的是，制度反腐任重道远，却已荒诞地陷入制度倡腐的尴尬境地。河南省交通厅长“连腐”及全国各地交通厅长“大面积塌方”的案例，足以反映中国现阶段反腐的尴尬境地。其实，说反腐制度存在漏洞那一定是低估了，说是制度黑洞一点都不为过。因为黑洞的特性就是吞噬一切。这个黑洞为何能吸引这么多官员前赴后继，慷慨就腐，难道这仅仅是人性的问题？

笔者认为，当权力大到制度轻易干预不得时，权力成为寻租的玩物几乎是一种必然。从这个角度说，贪腐并非只是人性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产物。苹果腐烂不仅仅是苹果自身原因，正如美国学者阿密泰所说：“消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篮子。”就像中国式寓言“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一样，根再红，只要生存环境不红，照样长不出正苗来。其实，有一句更深刻的话可以揭示，那就是“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当然，这道理大家都懂得，不需我赘述。

正因为我们官场环境风气败坏，这就决定了官员们不可能靠真才实绩实现净身晋升。杭州滨江区委原书记尚国胜一言概况了官场晋升的潜规则：“男人就得提‘钱’进步，女人就得‘日’后提拔，除了这，在眼下，谁要能当上官，就不属人类，谁不服气的话，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言糙理不糙，绝对符合曾经的杭州官场生态，尚国胜的同门师兄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就‘日’后提拔不少女干部。在一个官场风气败坏的社会，官员的每一次晋升都伴随着腐败行动的进行，积习已久，便如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这时的官场、官员道德操守降至冰点，每个争取到的位子的下面，无不浸透着各级官员人格的丧失和金钱的付出。所以，大人物伴随着大腐败，小人物浸透着小腐败，整个社会的道德被官员行为和习气拖至谷底。官场治理下的各种偶发的贪腐落马事件，不过是官员个人的运气不好或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以，甘肃省宕昌县委原书记王先民竟如此总结自己的贪腐落马：“反腐败是隔墙扔砖头，砸住谁，谁倒霉。没想到今天会轮到我的头上。”尚国胜、王先民之流，若不是砸到了砖，完全可以边腐边升，发财升官两不误。事实上也是如此，很多砸到了砖的官员，往往并不是现任做的坏事，而是犯在了原始积累过程中，比如河南省交通厅长董永安，涉案事由就是发生在任安阳市长期间，而杭州副市长许迈永则发生在任副市长任前。他们就是这样实现了自己的晋升，边腐边升，而且越腐升得越快，这绝对是个怪圈。

现实很无奈，更残酷，至少目前阶段官场沉疴难以改变。不少人著文指出腐败成风的成因，分析到位，不如引来共享：个体力量与组织力量的不均衡，也使得许多行政人员难以去与组织的不道德或者组织所包庇和纵容的不道德相抗衡。因为，官僚组织中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中，而当这些握有实权的人滥用权力、假公济私、徇私枉法时，由于缺乏制度上的监督制约而无法及时发现和纠正，于是这些腐败分子就在组织的荫庇下进行着不为监督和制约的勾当。下级行政人员的考评、晋升都由这些腐败分子决定，所以即使发现上级的不道德，也难以真正对其有监督和制约，如果选择检举和揭发，那么结局就往往是失去了一切来自于上级的好处，甚至于丢掉现有的看上去还算体面、待遇比较不错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个别行政人员也会模仿上级的腐败行为而行动起来，借着组织这个“纸老虎”的权威和资源去高枕无忧地谋取私利。组织一方面因注重稳定、协调一致和良好的外部形象，而制定了许多严格周密的监督制度，提出了许多道德化的、口号式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职业规范。另一方面，又出于组织整体“虚伪”的形式化追求而对组织内部的腐败行为加以包庇。于是，形式化的监督制度和职业规范，对现实中贪污腐化和渎职等不道德行为没有任何威慑和约束作用，再严密、再全面的制度和规范也无亦为“形同虚设”。

这篇文章叫《多维视角下的个体腐败成因分析——以政府、组织、社会为切入点》，除了这一段比较分析到位外，其余文字皆可忽略不计，大家不妨百度一下全文观看。

斩断腐根，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反腐了反了这么多年，贪官污吏并没有减少，官场的空气并没有得到净化，相反进入一个怪圈，那就是反腐反腐，越反越腐！严峻的社会腐败现实，折射出的是官场道德底线的下沉，折射出的是行政体系亟须加速改革。官场道德底线下沉，已成现实，而行政体系改革倒是值得深思。如何改变，笔者愚顽，姑且精神病发作，戏言一番：

反腐反腐，透过现象抓本质，无外乎六个字“选好人，管好人”。

如何选好人？就现状而言，用人特别是用一把手是组织部门的事。如何管好人？就理论而言，管的部门还真不少，公检法纪“四大金刚”。那么，现状如何？面对如此贪腐的官场，就不言而喻了：

组织部门事关选人用人，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这个党属部门跟宣传部一样，基本是可有可无了，早就“形式主义”地存在着。虽然是相当地形式了，但是在中国，形式往往比实质来得更重要，要不然我们这个社会很多东西就形神俱灭了。组织部这个部门这几年有了两种明显的倾向：一个倾向就是商业化，与时俱进，大胆改革，开始寻租，摇身一变做起“倒腾干部，发财致富”的买卖，腐化为“官帽批发商”；第二个倾向就是阉人化，唯领导意志办事，在领导干部的调动上有点建议权，在提拔干部上实际是没有权，因为提名人选基本书记说了算，凡是地方一把手提的人他们考察时都很好，上下都满意，结果把腐败分子全考察提拔了。组织部选人用人并不是为人民群众选，甚至连为党组织选也谈不上，只能说是为书记而选罢了。

公检法纪“四大金刚”事关管人正人，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管的部门虽多，管的效果却表现为“肌无力”。按照现行的行政体制，公安局是政府的行政机关，检察院与法院是国家司法机关，纪委则是党内纪律机关，这样的监督体系，从理想效果来看，确实“三位一体”，全方位地管好干部。然而，这仅仅是理想状态，并非现实状态。按国家制度设计预想，司法机关是独立行使职权的，但在现行政治体制之下，党内的职务实际上高于行政和司法职务，所以不难理解反腐的主力军是纪委这个党内机关，而非公检法这些政法机关。这样的监督机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公检法根本奈何不了问题官员，除非这个官员杀了情妇犯了命案，铁证如山，公安机关才开始介入，除此之外，还真一切得听纪委的，而纪委又是听书记的，于是乎，反腐就这样经过一路的倒腾又回到党内，而回到党内又成为一把手书记工程了。这样的反腐就变得唯书记意志了，掉落到权力反腐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正是如此，反腐成为“隔墙扔砖头，谁扔到谁倒霉”的应景之作；或者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演变为大鱼吃小鱼的怪圈。围观各类反腐案件，纪委反腐基本实行“往下”原则：只查下级政府部门的官员，而不能查也不敢查本级政府的官员。

现状虽然是残酷，但正官风、改腐气，除选好用人关和把好管人关外，别无它途。笔者认为，反腐机制与国家制度其实没有深层次的必然的关系，只要反腐制度设计得好，不管姓社还是姓资甚至是姓封，同样都可以做到官廉史正、政通人和。因此，制度反腐必须在制度设计中动脑筋，科学设计，关键在于抓三点：

第一点是防腐。在反腐制度设计上要层层设防，防止绝对权力，明确不得逾越的红线，一触即落马，使官员想腐也腐不起来。

第二点是查腐。在反腐制度设计上要全民监督，监督体系由公检法纪深化到公检法纪民，切实强化民众监督。对于民众反映的贪腐问题，政府必须建立回应机制，给予合理、合法的解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又是无穷的，只有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腐败分子才会如过街之鼠，人人喊打！如果腐败是党内事务，那么群众都抱着看戏的心态，大不了围观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第三点是惩腐。在反腐制度设计上要重刑惩腐，腐败行为属于祸国殃民之举，罪大恶极，绝对是动政权之基、食公众之利，因此量刑应就高不就低，不能掺入宽大处理的人情因素。同样，惩罚就严不就宽，对于所涉赃款，不仅要悉数追回，而且要贪一罚二，双倍追缴，收回款项悉数投入教育或公益事业——贪官不积德，政府帮他积德。另外，对于贪官直系亲属规定子系一代禁止进入政府机关工作。

如果这样“三位一体”动真格来反腐，官场腐败现象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恶化。反腐非难为也，而在于不为也！所以才会出现种种怪现象，比如河南省“邪门厅”四任厅长落马，比这更恐怖的是，腐败分子分管起反腐工作，比如说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郑州市原纪委书记王治业、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这足以说明反腐工作的严峻性。试问贼喊捉贼么，如何捉贼？

结束语

最后，还是要给孙廷喜打打气。挺住，孙厅长不要辜负党和政府的重托，要勇敢地坐稳“邪门厅”这史上最高危的位子；更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要创造性地填补交通系统制度反腐的空白。从今往后，我们猫眼看孙厅长，希望5年后能交个不仅让党满意的卷子，更重要的是让人民满意的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