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花露小说:辛亥革命与清末十年的再反思

暴力不能带来国民幸福：辛亥革命与清末十年的再反思
2009年04月16日 11:34凤凰网历史专稿【大中小】 【打印】2位网友发表评论
有人说，晚清最后十年的核心是“激进与保守”之争，最后“激进”的革命战胜了“保守”的立宪，枪杆子逼走了皇帝，中国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事实上，晚清推行新政后，根本就不存在保守一说，晚清的最后十年与其说是“激进与保守”之争，倒不如说是“革新与革命”之争，最后“革命”战胜了“革新”。
推翻皇帝而没有改变专制的结构，这种革命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革命。就辛亥革命而言，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观念固然是很浪漫主义的，但在当时只有审美价值而没有现实价值。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在于赶走了皇帝，但它最大的败笔也在于此，因为它的目的本应是推翻专制结构，但却将革命的矛头集中指向了满人皇帝。
至少在前一个世纪的上半叶中，中国是个需要皇帝的国度。究竟是“革命”的效果好，还是“革新”的结果，这都需要时间去考验，一时半会恐怕难以盖棺论定。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一个王朝，赶走一个皇帝，也不一定就是件好事。至少从晚清的最后十年看来，我们对革命的喝彩声来得有点苍白，又未免有点尴尬。
历史的很多时候，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一味的追求尽善尽美，得到的从来就是残缺的美---可残缺又算哪门子美呢。对此，鲁迅先生曾深有感触的说，辛亥革命后，“我到街上走了一通，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而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
作为曾经的先进代表而后又落后于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说，“革命不是最佳途径，共和政体也不是唯一的选择结果。当前应该以'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那就是改良式的君主立宪制”。他们认为，帝制时期的国民“毫无政治智识，毫无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为何物，不知当要求为何事”，即使革命共和了，最终也不过是阿Q式的革命，到“小姐的牙床上滚上一滚”。但革命党人并不怎么认为，他们断论:“只要是中国国民，必然有共和国民之资格”；章太炎更是信心十足的说，“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很可惜的是，革命也未必是济世良方。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给多灾多难的中国送来了三民主义，但革命之后的中国，问题依旧是层出不穷，那些花样不断翻新的一个又一个主义，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最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章太炎从革命家到国学大师的回归，或许能说明一点问题。
张朋园先生曾引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
这个判断形容晚清的最后十年可谓十分贴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真实。
那清廷为什么要推行新政和立宪呢，难道是头脑一时的糊涂？
大多数人认为，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和立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愚弄百姓，正如她自己所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但是，孽种一旦诞生便自行滋长，新政和立宪措施施行后，民众的政治参与便如洪水般无法阻挡，其目标和结果决不是设计者所能完全控制的。
这最终的结果便导致了一个两难困境。新政启动之后，清廷既无力阻止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又无法有效应对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但要试图回归到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去的话，那更是自寻死路。如此一来，清廷既没有勇气继续推行宪政，又无力重走老路，新政和立宪的结果反而是引火烧身后的双重煎熬，最终被由变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这种结果，不仅仅是清廷难以解开的死结，也是所有既得利益者自我改革的噩梦。
马勇先生在其著作《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提出，“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无济于事。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并不是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应建立起社会的共识，而且要有一个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勇气。”
但是，在一百年前那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国民素质的提升不是朝夕之事，共识更是无从谈起。与此相对应的是，反是四种对立格外醒目，这便是满汉的对立、渐进与激进的对立、保守与进步的对立及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对立压倒共识，改革的艰难可想而知。
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数国人未必反对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满人做皇帝。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种私心的政治，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但清朝建国两百多年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他们不但不是全体国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连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将他们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满族贵族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满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体国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面前，这种代表往往意味着国民的耻辱，更加激发了汉人的不满情绪。这大概就是满人的原罪了。
也许由此可以推论，假如当时是汉人做皇帝，循序渐进的推行到英国虚君式的君主立宪制，或者还有成功的可能---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如果我们抛开民族的特性问题来看晚清最后十年的改良措施的话，倒也不失为一种制度上的革命。事实上，革命并非是社会政治变迁的唯一方式，清廷若以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充分运用其现有的行政组织手段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话，整个国家、社会和国民都将付出更小的成本。
但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去世，使得清廷的权威出现了真空。摄政王载沣的上台更是让当时的政治局势迅速走向两极化，而载沣本人又严重缺乏驾驭大局的能力和见识。本来前几年新政和立宪措施已经吊起了社会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的胃口，各种参政机构如谘议局、资政院等和地方自治机构也已经建立，而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亲贵却在失去权力的恐慌中加速走向保守和偏执，其“皇族内阁”杰作更是把立宪推向了死路，也把自己推向了绝路。正所谓，庸奴误国，荼毒苍生。
被推上绝路的不仅仅是清廷和皇族亲贵，还包括那些为推进宪政而努力的立宪派。虽然立宪派曾占尽先机，风光一时，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随后，立宪派更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沦为配角甚至所谓的“反动派”了。最终的结果是，偏师战胜了主流，革命战胜立宪。革命在推翻皇权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权威，而一旦权威被破，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必须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而其中主要又以暴力为手段。可叹的是，当革命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这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适当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中沉沦。
固然，革命党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严复曾称革命后的时期是“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这种制度的混乱和失范，给国家、社会和国民，带来的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伤害，这在后来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地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这就象推翻了一个皇帝便以为革命成功一样， 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那也只是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而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人人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空架子。
俱往矣！古老的帝国要脱去那沉积千年的厚重外壳，其痛苦的嬗变何尝不是一种死去活来的煎熬。客观的说，清末新政和立宪本已经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的话，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将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大转型，无疑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未必会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反对派的百般阻挠、清廷的矛盾犹豫和革命的风起云涌，终于让三百年的清王朝轰然倒塌，随之殉葬的也包括了曾经带来希望的宪政改革。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些曾经为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们，只因为他们没有成功的推行宪政，也未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色彩。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个飘落的宪政梦一样，都最终湮灭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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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yMkIvV4HF_c/
武昌起义的一声炮响纯属偶然
作者：金满楼http://ximensongke.blog.hexun.com/61754653_d.html
说武昌起义是一场偶然性的胜利，很多人会不服气，如果更进一步的说，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是由偶然性决定的，更多的人会觉得莫名其妙、无法理解，因为与长期教育下的正统历史观比较起来，这种听起来近乎突兀的观点更像是一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但考虑到武昌首义的爆发正处于清末革命党的最低潮期间，由此也很难推定武昌首义和之前的革命进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在武昌起义之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已经举行了不下十次的起义，但就历史事实而言，其最后一次起义，1911年4月27日在广州举行的黄花岗起义非但没有把革命推向高潮，反而是损失惨重，如孙中山所言：“吾党菁华，付之一炬”，举义的失败损失了革命党极其宝贵的人才储备。如果说，之前的大多数起义失败，原因在于过多的依靠无信仰、无组织、无纪律的会党分子，而这一次起义的失败，只能说光凭革命党的血气之勇依旧不能成事。
依靠会党不能成气候，依靠革命党不能成势力，有人会辩解说，武昌起义与之前的两种类型大不相同，因为这一次是新军起义。但问题又来了，是不是新军起义就一定能成功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在辛亥年前已经有过两次新军起义，而且时机都比武昌起义更好：一次是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起义，当时正值慈禧太后崩世，而南洋各镇新军又被拉到安徽太湖举行秋操，省城（当时的安徽省城在安庆）空虚，时任炮队军官的熊成基率马营、炮营千余人在攻占了菱湖嘴弹药库的情况下集中力量攻打安庆城北门。按理说形势好到非常，革命队伍有领导、有组织、还有弹药，但安徽巡抚朱家宝在起义当天闻讯赶回安庆，闭城固守竟然成功，起义军久攻不下，最后溃散，熊成基亡命日本，后在东北被杀。
另一次是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当时的组织策划也是按部就班，次序井然，同盟会员倪映典成功的打入广州新军并当上管带（相当于营长，中级干部了），朱执信等人也通过陆军中学堂等渠道发展了不少同盟会员。但在一切准备妥当后，就在准备起义的前几天，突然发生了一个极其偶然的事件，广州新军的部分士兵与巡警营发生打斗，事态的扩大令两广总督袁树勋怀疑有革命党人在中煽动，于是下令收缴部分新军的枪械弹药。倪映典见情况紧急，随后也下令提前发动起义，但在进攻广州城的时候遭到水师提督李淮等部阻击，结果起义在次日即告失败，倪映典被乱枪扫死。
有人或许会说，武昌起义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原因是领导不在。因为领导往往想得太多，结果反而不好，倒是年轻不懂事的革命士兵不怕死，凭着一股子冲劲，事儿反而办成了。武昌起义的最初导火线，系因孙武等人在俄租界造炸弹不慎爆炸，结果起义的名册被搜，湖广总督瑞澂处置不当，其公然拿着名册大肆捕人（革命党领导由此逃避一空），而且在10月10日也就是起义爆发当晚前的凌晨（与起义爆发大概相差10小时）在辕门外杀了三个革命党。消息传出，新军营中震动，谣言四起，说瑞澂已经在按图索骥（确实又有三十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逐个抓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搏，干他娘的。于是，起义爆发了，起义成功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被打散，迫使革命士兵主动的站出来发动起义并在乱中取胜，从这个角度来说，武昌起义的胜利岂非偶然。
清朝覆亡后，本已是四品京堂、官做得好好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大骂瑞澂小子，说武昌起义本是星星之火，只有两营起事，但瑞澂搜得叛军名册后操切从事，处置失当，使得营中士官害怕被株连，未变之军，全部叛变，起事乃被逼而成，遂致燎原而不可收拾。曹认为，如果瑞澂将名册销毁（如曹操烧信、慈禧焚书），徐图处置，何至酿成大祸，瑞澂怯懦无能，实堪痛恨，而兵变后又仓卒逃入兵舰，只顾性命，不能收拾时局，可恨可恨，该杀该杀。
新军起义，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兵变，武昌起义当然也跳不出这个范畴。据统计，清末十年有大大小小的两千余事变，当然，对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一年发生两百余事变（譬如烧了税务所、砸了学堂等）并不算多，但“兵变“事大，不能与普通的社会危机相提并论，朱家宝、袁树勋的危机管理能力固然是高明，但不等于其他总督如瑞澂之流能应付得来。所以说，历史的偶然性不偶然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背后亟待提高的危机管理能力。这，才是王道。
把历史的结果当成“必然”，是一般人读史时常犯的错误，这其实是一种以“结果替代原因”的逻辑错误。进而推之，革命发生并成功了，便轻率的把革命当成唯一的时代选择，这样的思维极容易走向狭隘的误区。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也曾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就事论事，武昌起义的炮声原本不在同盟会的谋划之列，但这场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偏偏发生在革命党人到处失败的低潮时期，这何尝不是历史的吊诡与偶然性在背后起作用。
天下太平，所以要居安思危，突发性事件考验的是当政者的智慧与应变能力，平时功夫不做足，遇变势必惊慌失措。值得重复的是，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偶然性来决定的，任何对偶然性事件的忽视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正如清末时节，看似革命党屡屡失败，不足为意，实则火山的喷发只需一次足矣。
金满楼：《辛亥杂谈》随便说说一（后面还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