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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17:28:34
《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之关系
张海明
一
清人刘熙载论文风之变，谓：“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艺概·文概》）虽然没有具体描述《世说新语》的文风特征，但将其与《庄子》、《列子》及佛经并列，这实际上已暗示了《世说新语》的特征与传统文章不同，它别有一种特殊魅力。同时，此种特征又不同于《庄》、《列》、佛书，否则不得谓之变。
《世说新语》的确有自己的文体特征。它之所以在后世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士大夫案头必置之书，固然可以归因于该书记载魏晋名士言行这一特定内容，同时也与其特殊的文体相关。自《世说新语》问世，后代仿其体例续作者代不乏人。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考辨，唐有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宋有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有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焦竑的《类林》及《玉堂丛话》、张墉的《廿一史识余》、郑仲夔的《清言》等。清代仿作者更多，有梁维枢的《玉剑尊闻》、吴肃公的《明语林》、章抚功的《汉世说》、李清的《女世说》、颜从乔的《僧世说》、王晫的《今世说》等等。尽管这些仿作远不能与《世说新语》同日而语，但这一现象的存在，无疑表明《世说新语》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文体。
二
那么，《世说新语》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呢？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著录大多将其归入子部小说类，如《唐书·艺文志》、《通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均是。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世说新语》应属小说。
这当然不能算错，但问题在于：第一，古人所说之小说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第二，就算《世说新语》属小说之一种，它也应该有其自身的特征。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一概以小说视之，则不但混淆了《世说新语》与一般小说的重大差异，而且很难真正把握《世说新语》独有的文体特征，从而使我们对该问题的理解流于一般化。所以，若要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其与小说的差异便不能不首先加以辨析。
按照一般的理解，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应该具有三个要素，即：人物、情节、结构。粗略地看，《世说新语》似乎也满足这个要求，尤其是第一和第三两个要素，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知道，作为小说中的人物，虚构性应该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因此，虽然《世说新语》记述的对象是人，是魏晋名士的生活，但他们毫无例外都是现实中的人物，并不真正具有虚构性。诚然，《世说新语》中的某些描写或许不无虚构的成分，然而严格些说，这种虚构并未超出史传文学所允许的范围。比如：
周伯仁为吏部尚书，在省内夜疾危急。时刁玄亮为尚书令，营救备亲好之至，良久小损。明旦，报仲智（伯仁弟）。仲智狼狈来，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刁为辟易于户侧。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迳便出。（《方正》）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自新》）此二例为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书中所举，意在说明《世说新语》不乏虚构成分。王能宪认为：“周仲智问病与周处斩蛟，作者不可能目睹其事，但都描写得十分细致、生动，活灵活现，如在目前。这样的细节描写，显然有作者的合理想象和创造成分。”[1]说此二例的细节描写有作者的合理想象和创造成分，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是小说所要求的虚构，小说之为小说也不由这种虚构成分来决定。小说和人物传记的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作品中人物的虚构性，而非若干合理想象的成分。其实，不要说小说家，就是史家，也不可能完全目睹他所记载的史实。王能宪谓书中类似的虚构成分不在少数，这是必然的。因为《世说新语》所记，几乎都不是刘义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所以他当然免不了会用想象去弥补材料的不足。然而，又有哪一位史家不是这样做的呢？翻开二十四史，类似的例子可以说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显然，此类虚构成分的存在并不能成为将《世说新语》定为小说的依据。
另外，作为小说重要因素之一的情节，在《世说新语》中也颇为鲜见。小说本由故事发展而来，因此情节便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现代小说中有淡化情节的趋势，但就总体而言，情节仍被公认是小说的基本要素。而且，情节的复杂性、曲折性往往是小说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的关键之所在。而《世说新语》所记，除少数略有情节外，绝大多数皆无情节可言。上引周处斩蛟事算是略具情节之一例，再如：
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当送客过浙江。客出，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雅量》）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巢中看，见寿，悦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矫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著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已及陈骞，馀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惑溺》）
较之周处斩蛟事，此二则更近于小说。首先是情节相对完整，有一定的故事性，尤其第二则，已粗具唐传奇乃至宋元话本雏形；其次描写较为细腻，如第一则写沈兴对褚季野前倨而后恭，以及褚季野之宠辱不惊，笔简形具，不异小说家手笔；第三则是在记叙中突出人物个性，此点殊可注意，我们下文再作详论。不过，类似的情况在《世说新语》中并不多见，而且《世说新语》最为人称道者亦非此类。
相应地，《世说新语》的结构也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就是说，不是沿着故事线索展开，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模式。对《世说新语》的结构特征，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一是将全书作为一个整体，着眼于它按内容分类编排的网状结构。这种结构的叙述描写中心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某一类人，其结构方式则是围绕这一类人组织相关的故事群，再由若干类人的故事群缀合成书，从而具有一种分类世态百科全书的性质。《世说新语》作为一种文体所以对后世产生影响，以至仿作不绝，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二是就书中每一则记载而言，多为生活中某一场景、某一片断的叙写，不作纵向展开。或是一则传闻，或为一段对话，要言不烦，如绘画中之写意，虽略有情节而不求曲折，虽偶用描写而不为工笔。《世说新语》的艺术魅力，实得力于此种安排不少。有人认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所谓“世说体”，就在于它这种按内容分类的结构方式，[2]这不错，但《世说新语》被视为志人小说的代表并非由于分类结构。从其效用来看，分类结构只是便于编排和检索的手段，而不能使《世说新语》更具文学性。这也说明为什么后世虽然仿作不少，却鲜有以小说见称者。事实上，如果说《世说新语》的成功多少与分类结构有关的话，那也只能从编撰者分类的指导思想方面去寻找原因。总之，《世说新语》的结构不类小说，这是没有疑问的。
三
那么，是否因为我们以近代小说的标准来衡量《世说新语》，才得出如此结论的呢？假如我们遵从古人的意见，是否又会有别的理解？这也不尽然。其实，直到现在，对小说的界定仍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在其《小说面面观》中称小说为“文学领域上最潮湿的地区之一——有成百条小川流灌着，有时还变成一片沼泽。”诗人固然不免偶尔置身其中，历史家有时也会失足陷入沼泽。福斯特认为没有一句话能把这片沼泽描述清楚，“我们只能这么描述：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而第三边却面向海洋”。[3]福斯特是明智的，他深知小说处于诗和历史的夹缝之间，而且小说与诗、历史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晰（他形容那代表诗和历史的山脉“连绵但并不陡峭”）。“第三边却面向海洋”一句尤可玩味，这似乎表明小说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如此，在小说与诗、小说与史的结合部还有大量的边缘地带，其性质往往不易确定。所以，严格些说，《世说新语》应该正处于这样的边缘地带。
在中国，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说的“小说”，意思是琐屑不足道之言，与名言至理相对，并没有文体的意味。到了汉代，小说才开始成为文体之一类，西汉末年的桓谭在《新论》一书中写道：“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甚理家，有可观之辞。”其后班固作《汉书》，将群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其中诸子类共十家，小说家居末。班固认为：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庄子·外物篇》所言，“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桓谭之语，“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至于班固的见解，“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但也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借以考察国之民情、风俗而已，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4]当然，鲁迅这样说，不等于他认为桓谭、班固所言小说与后来小说毫无关系，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不会在书中辟出专篇来讨论《汉书·艺文志》所载之小说，也不会给予《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特殊的注意。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鲁迅称《世说新语》为志人小说，他并没有将其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因为按照汉人的观点，《世说新语》正是这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丛残小语”，而《隋书·经籍志》所以将《世说新语》归入小说类，依据的也就是班固的分类标准。
《汉书·艺文志》对小说的界定在后代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直到清人编《四库全书》，仍从此说。所以，古人将《世说新语》归入小说类，并不能成为我们今天赞成《世说新语》是小说的依据。
事实上，在古人观念中，小说一词还兼有野史、外传的意味。《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武帝时人殷芸所撰《小说》十卷，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道：“按此殆是梁武帝作《通史》时，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外乘即外传，亦即正史所不载之轶事传闻。这类轶事传闻未必皆出于虚构，虽然不入正史，仍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为后来修史者所重。宋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便主张“遍阅旧史，旁采小说”（《进资治通鉴表》），因为在他看来，“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
《世说新语》自然也可以归入这一类。我们知道，唐人修《晋书》，就有不少材料采自《世说新语》，后来研治魏晋史者，不论是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还是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文化史等等，也都极为看重《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可见，史家对《世说新语》的重视，决不在文学家之下。宋人秦果序孔平仲《续世说》便说：“史书之传信矣，然浩博而难观；诸子百家之小说，诚可悦目，往往或失之诬。要而不烦，信而可考，其《世说》之题欤。”他认为《世说》既如诸子小说之具有可读性，又如史书之真实可信，介于小说和历史之间。也许正是有见于此，《世说新语》除了入子部小说类之外，还可入史传类。例如清代的《孙氏祠堂书目》，便将《世说新语》归入史学传记类。就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的意图而言，应该说是尽可能追求真实的。这从书中两处有关裴启《语林》的记述不难看出。一是《文学》第九十则：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二是《轻诋》第二十四则：
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曰：“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
裴启的《语林》，是一部记述汉魏至东晋士人言语应对之可称者的专书，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由于谢安认为所记不实，于是废弃。刘义庆既知此事，并写入书中，当然会尽可能避免讹误，力求真实。鲁迅在讲六朝小说与唐传奇的区别时曾说：“六朝人的小说是没有记叙神仙或鬼怪的，所写的几乎都是人事；文笔是简洁的；材料是谈资、笑柄；但好像很排斥虚构，例如《世说新语》说裴启《语林》记谢安语不实，谢安一说，这书则大降声价云云，就是。”[5]至于刘孝标作注不乏纠谬之处，并不足怪。一则刘孝标所纠之谬不到百分之一，此种情况任何史书在所难免；二则所纠之谬误在所据材料，而非刘义庆有意虚构。最主要的，是刘孝标本人并不将《世说新语》看作道听途说的轶事传闻，他之所以广征博引，详为注释，正表明在他心目中，《世说新语》有着与正史同样的价值。对上引《轻诋》第二十四则，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谓：“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表达了他对《语林》因谢安批评而废弃的不满。可想而知，对《世说新语》，刘孝标也不会因为偶有失实便否定其价值。
不过，正如我们没有因历代著录多将《世说新语》归入小说类，便等《世说新语》同小说一样，我们也不会由于《世说新语》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就将它认定为历史。在前面，我们曾经指出《世说新语》异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在此，我们同样可以指出《世说新语》与传统的史籍不类。
最明显的差异无疑表现在体例上。首先，和正史关注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同，《世说新语》只关注这一时期某些人物的言行，而且不是有闻必录。其次，即便是和史籍中的人物传记相比，二者也有很大的差异：史籍中的人物传记，一般总免不了介绍传主的出身故里、生平仕宦，以传主的主要业绩为中心，按时间顺序来展开；而《世说新语》所记人物，往往只撷取人物生活中的一个片断、一件琐事，着眼于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长短不拘，意尽即止。尽管我们也可以将书中所记某一人物的全部材料综合起来，从而对其有更多的了解，但这种了解仍是片断的，与正史要求的完整、系统不同。第三，在表现方式上，正史讲究所谓春秋笔法，客观叙述，突出的是事件的因果关系；而《世说新语》则不乏形容，颇多细节，看重的是事件的发展过程。所有这些，不但和正史相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野史、外传。
综上所述，无论将《世说新语》划归小说抑或划归历史，其实都不确切。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来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
四
但《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也就在于此。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它正是在这种两可之间呈现出独自的个性，具体些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内容的纪实性。《世说新语》所记为真人真事，这在上文已经论及，此不赘述。有必要说明的是，《世说新语》在材料的选择上有自己的标准，刘义庆并非有闻必录，而是将范围限定为汉末以来名士的特定言行，这就和一般的史书区别开来。
二、篇幅短小。这本是汉人眼中小说的基本特征，如桓谭所谓“合丛残小语”，“以作短书”。《世说新语》此点尤为突出，其长者不过二百余字，短者甚至不到十字。如果稍作划分，《世说新语》所记大致有三种类型：1.偏于记言者，如《言语》、《赏誉》、《品藻》中的大部分。此类大多较为短小，盖编撰者的兴趣只在人物的语言，因此可将人物语言单独抽出而不显突兀。其中极短者如：
世目周侯：“嶷如断山。”（《赏誉》第五十六则）
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赏誉》第七十八则）2.偏于记事者，散见于各门，以记品行、个性者较为集中。此类较长，如前引周处斩蛟事、韩寿与贾充女通事，皆是。然亦不乏短小者，如：
郗嘉宾得人以已比符坚，大喜。（《企羡》第五则）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栖逸》第三则）3.记事兼记言者。此类数量最多，长短不一，但一般不作铺陈，叙述多于描写，场面重于情节，故篇幅多在数十字到百余字之间。后人称道最多的，主要就是这一类。大概因为过短则难显人物个性，过长又不免流于史笔，所以长短适中，言行兼具的这一类，更符合编撰者的意图，也更能体现《世说新语》的文体特色。
三、清通简淡、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陆机《文赋》论文，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虽然此“说”非《世说》之“说”，但他明确指出不同文体都有各自的文体风格，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世说新语》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当然也有自己的风格，即清通简淡，空灵玄远。前人论《世说》多有见于此，如南宋刘应登《世说序》道：
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世说》可睹已。《说》为晋作，及于汉魏者，其余耳。虽典雅不如左氏《国语》，驰骛不如诸《国策》，而清微简远，居然玄胜。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谓：“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
《世说新语》不像正史那样典雅凝重，也不像《国策》那样炜晔飞动，而表现为雅淡闲远，意余言外。如果说，史家追求的是事理，纵横家追求的是气势，那么《世说新语》的编撰者追求的则是韵致。刘熙载所谓文风至《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应该说主要是就此而言。
我们知道，一种新文体的出现，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原因：一是外部的影响，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定时期社会的政治状况、学术风气、文化氛围，会对该时期的文学范型乃至文章体式产生重大的影响，使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不难由整个文学史得到证明。二是内部的作用，亦即《文心雕龙·通变》中说的“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应，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也就是说，文体的发展演变，一方面是对前此相关文体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适应当前的需要而有所变化。那么，具体到《世说新语》，情况又如何呢？
就外部影响而言，《世说新语》文体个性的形成，无疑和魏晋清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清谈既由人物品评发展而来，则《世说新语》以名士言行为记述的主体，正可视为清谈风气的影响。而且，由人物品评的性质所决定，这种记述必然追求尽可能真实。《世说新语》文体特征所表现出的内容的纪实性，应该可以由此得到说明。事实上，刘义庆所以采取纪实的编撰原则，倒不完全是因为有裴启《语林》的前车之鉴，而是由于谢安的批评代表了当时士人对此类文体的要求。或许谢安此举不无私心，但平心而论，谢安一句话便使《语林》废弃，除了谢安特殊身份地位的影响之外，还因为谢安所说的确抓住了裴启的要害，从根本上否定了《语林》的价值。篇幅短小与文风新变亦然。明人袁褧《刻〈世说新语〉序》说：“尝考载记所述，晋人话语，简约玄淡，尔雅有韵。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之也。临川撰为此书，采掇综叙，明畅不繁。”清谈崇尚简约，以语少意深为佳。在这方面，东晋乐广可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世说新语·文学》称其“辞约而旨达”，《赏誉》记王夷甫语：“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从清谈的影响看，《世说新语》篇幅短小，一方面是由材料本身所决定，即清谈家言语尚简，如刘应登序《世说新语》所说：“盖于时诸公专以一言半句为终身之目，未若后来人士俯焉下笔，始定名价。”另一方面，则是清谈风气对刘义庆本人文风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对材料的选择、处理。所以，尽管清谈中不乏长篇大论者，但不论是呈口舌之利，非理中之谈如许掾与王苟子之争高下，或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如支道林对王羲之之论《逍遥》，其具体讲谈内容均不为刘义庆所录。而那些简短精绝，易于口传者，才是刘义庆着笔最多的。
《文学》第二十五则记：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南北学风，固自不同；江左清谈，尤贵精简。相应地，才情、捷悟、以精敌博、以少胜多便成为两晋名士的一致追求，而作为“清谈之全集”的《世说新语》，其文风自然会与此相吻合。
就内部作用而言，《世说新语》当然也不免受此前相关文体的影响。较早一些的，我们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论语》，尽管《论语》的篇章划分并未依从孔门四科，与《世说》不类，但在记载人物言行及偏于语录体等方面，或许对《世说》不无影响。其实，玄学既然兼综儒道，则《论语》虽不入“三玄”，仍不失为魏晋士人之谈资。而既为谈资，耳濡目染，影响便在所不免。如果比较一下两部书记叙人物言行的角度、手法，乃至语言，不难看出其间若干共同之处。着眼于分类结构，则有汉代刘向的《说苑》。《说苑》是一部分类著录先秦至汉遗闻佚事，借古喻今的杂书，全书分为二十门，即：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思、理政、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谋权、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由于带有明显的政教劝戒意味，史籍不入小说，而归入子部儒学类。刘向另有《世说》一书，已亡佚，但据向宗鲁《说苑校证·叙例》考订，《世说》与《说苑》实为一书。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则认为：“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又据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引日人古田敬一自类书统计，《刘义庆说苑》亦为《世说新语》之异称。总之，无论刘向之《说苑》是否就是《世说》，其与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关系当非同一般。除了书名之外，更重要的是体例的相似，亦即记述遗闻佚事和分类编排材料。
不过，这些都还只是“通”的一面，如果没有刘义庆的“变”，《世说新语》不会形成自己的文体个性。实际上，刘义庆并非完全援用刘向《说苑》的体例，只要稍加比较，便可看出两书在分类原则上的明显差异：《说苑》分类以政教为依归，《世说新语》则着眼于人物才性。相应地，刘向所记，较重故事的完整性，且带有强烈的议论色彩；而义庆所记，则只取场面片断，作者的主观态度隐于记叙之中。在文风上，《说苑》仍承先秦论说体，不无策士、纵横家习气；《世说新语》则自成一格，简约玄淡，与魏晋名士之清谈相近。显然，上述差异较之一般说的分类结构更能体现《世说新语》的文体个性。
在《世说新语》之前，文体相类的还有西晋郭颁的《魏晋新语》、东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这些书的性质应该更接近于《世说新语》，就是说，它们都是清谈影响的产物。但也有不同，虽然刘义庆在编撰《世说》时有不少材料取自它们。据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考辨，[6]刘义庆从它书辑录材料时往往予以简化，如《言语》第二十则：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语林》作：
满奋字武秋，体羸畏风。侍坐晋武帝，屡顾看云母幌，武帝笑之。或云：“北窗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答曰：“臣为吴牛，见月而喘。”或曰，是吴质侍魏明帝坐。（《御览》卷七○一引）
《郭子》作：
满奋字武秋，高平人，畏风。在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问之，对曰：“臣若吴牛，见月而喘。”（《御览》卷一八八、八九九引）
再如《容止》第二则：
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语林》作：
何晏字平叔，以主婿拜驸马都尉。美姿仪，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遂以朱衣自拭，色转皎洁，帝始信之。
从这两例可以看出，与它书相比，《世说新语》文字更为简练，刘义庆略去了与事件无关的一般性介绍，如字号、籍贯、官职之类，从而使主旨更加突出，特征更加鲜明。[7]《语林》、《郭子》等书的亡佚或许不是偶然，因为《世说新语》既后出转精，它们便不免相形见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终被淘汰。客观地说，《世说新语》的流行固然有编撰者刘义庆的皇室身份、刘孝标注等因素的作用，但《世说新语》自身的艺术成就，其独特的文体风貌，才是它获得成功的真正原因。因为清谈影响的产物，较之《语林》、《郭子》等同类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无疑更充分、集中地体现了清谈精神，其不同于刘向《说苑》之处在于是，其超出《语林》、《郭子》之处亦在于是。
五
所以，从根本上说，《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形成，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这就是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划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
名士意识并不就是个体意识，然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我们甚至可以说，个体意识是名士意识的内核，魏晋间名士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突出一个我字，以自我为中心来行事处世。谈玄也罢，任诞也罢，名士们追求的不外乎是展示自我，呈现个性，越是高自标持，不同流俗，便越能显示名士派头。《世说新语》所以不同于《说苑》，根本的区别即在于刘义庆关注的是人而不是事，是人的活动所显现的才情、个性、风致，而不是事的因果所昭示的规律、经验、教训。因此，同样是撰录史实佚闻，同样是分类编排材料，两书取舍不同，分类不同。《世说新语》三十六门的划分，如果说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的话，那就是以人的活动为着眼点，而在所记人的活动中，最突出的即是人的才情个性。从人物的姿容、言语，到人物的品性、情感，以至人物的才艺、专长，不管是否出于自觉，刘义庆的确展示了魏晋间丰富多彩的人性，《世说新语》也因此成为展示各类人物的艺术长廊。后人读《世说新语》，每每于此叹为观止，称誉良多。如：
竹林之俦，希慕沂乐；兰亭之集，咏歌尧风；陶荆州之勤敏，谢东山之恬镇；解《庄》《易》，则辅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则道林、法深领其乘。或词冷而趣远，或事琐而意奥，风旨各殊，人有兴托。（明袁褧《刻〈世说新语〉序》）
晋人雅善清谈，风流映于后世，而临川王生长晋末，沐浴浸溉，述为此书。至今讽习者，犹能令人舞蹈，若亲睹其献酬傥在当时。聆乐、卫之韶音，承殷、刘之润响，引宫刻羽，贯心入脾，尚书为之含笑，平子由斯绝倒，不亦宜乎。（明王世懋《批点〈世说新语〉序》）
临川变史家为说家，略撮一代人物于清言之中，使千载而下如闻声欬，如睹须眉。（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可见，《世说新语》的人物描绘的确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成为它得以流播后世的重要原因。进而言之，《世说新语》和一般记叙人物生平业绩的史传的不同，就在于从人性的各个侧面分类，从而极为鲜明地刻划了人物的个性特征，正是这一点，使它从根本上远于史传而近于文学。就是说，不是虚构，不是笔法，而是对人性的描绘使它更具小说意味。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的确如此，超越实用功利而追求赏心娱乐，正是《世说新语》在编撰动机方面的重要特征。刘义庆既非受命而作，也不是为了有所劝戒讽喻，他所以编撰这样一部“名士的教科书”，“清谈之全集”，应该说只是为了自娱和娱人。尽管身为皇室贵胄，然世路艰难，刘义庆未必不想置身事外，在对汉末以来名士清言逸行的把玩中获得一种精神的超脱。
当然这仍与名士意识相关。汉末名士，最重德行操守，故于时清议品鉴的标准，实为传统儒家之道德规范，李膺、陈蕃之能领袖群伦，为一时楷模，原因即在于此。而魏晋以降，由清议到清谈，风气亦为之一变，德行操守虽不废弃，但已让位于姿容言行，风神韵致，如李泽厚《美的历程》所言：
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风度气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必须能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从《人物志》到《世说新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特点愈来愈明显和确定。《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着那么多的神情笑貌，传闻轶事，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的倒是手执尘拂，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而所谓漂亮，就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体现出人的内在智慧和品格。
魏晋的人物品评已带有较为明显的审美意味，已不似汉代清议那样单纯作为进身致宦的依据。在魏晋时期，即便是探讨抽象玄理的清谈，也有意追求辞令之美，至于山水赏会，托意艺林，更是以对美的领略、表现为依归。与汉末名士相比，魏晋名士对于美的事物可谓情有独钟，而此时的名士风度，名士意识，便不能不包括了这种对美的倾心。因此，《世说新语》的编撰，不论刘义庆是否有意为之，的确成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的赏心之作，体现出与名士审美追求相一致的旨趣。
注释：
[1]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第18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宁稼雨《“世说体”初探》，《中国古典文学论丛》1987年第6辑。
[3]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第3—4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4]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卷9第3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鲁迅《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答文学社问》。
[6]《魏晋新语》、《语林》、《郭子》诸书皆已亡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有若干则，是为王能宪考辨所据。
[7]除简化外，刘义庆也不乏增补之处，但目的仍在于突出人物个性特征，更显生动。如王蓝田食鸡子事即为一例。
原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