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狼老公txt下载: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之役（1791—1792）

　　［摘要］本文依据《廓尔喀纪略》等原始史料，扼要地叙述清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廓尔喀第二次侵略西藏及清廷遣军入藏收复失地，深入廓境，接受求和的全过程，并清晰地交代作战期间清中央、清驻藏官员与西藏地方当局三方面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适为笔者《第一次廓藏战争（1788—1789）中的议和潜流》（载本刊2007年第1期）的续篇。

　　［关键词］乾隆；西藏；廓尔喀；廓藏战争

　　［中图分类号］E2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7）04-0033-18

　　一、1789—1791年间西藏短暂的和平

　　从第一次廓藏战争结束到第二次战争再起，西藏有近两年短暂的和平，而统治阶层中的人事纠纷更加严重化。主要是第八辈达赖喇嘛之兄罗布藏多尔吉（blo-bzang-rdo-rje）、弟罗布藏根敦扎克巴（blo-bzang-dge-vdun-grags-pa，达赖叔阿古拉之子，与达赖同母）二人被人控告专权用事、贪污舞弊、强占地亩、与管理达赖财库的商卓特巴（官名，phyag-mdzod）等联手敛取钱财，而同噶伦不和①（注：《清实录》［Z］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戊辰上谕谴责达赖喇嘛的兄弟等转敬红帽喇嘛，令与第穆、济咙二活佛同坐。按：此处的红帽喇嘛应指宁玛派活佛，非在尼泊尔的沙玛尔巴。参见《明清史料》［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庚编第9本第840—842页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兵部移会、九月鄂辉奏折，第844—845页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户部移会。伯戴克著，沈卫荣、宋黎明译：《1728—1959西藏的贵族和政府》（L.Petech，Aritocracy and government in Tibet1728—1959）［M］，中早期拉鲁家族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但驻藏大臣舒濂袒护他们。舒濂参奏另一位驻藏大臣普福，而普福也参奏舒濂。乾隆五十五年（1790）夏历四月，命成都将军鄂辉入藏查办。五月，帝将舒濂撤职，命雅满泰再次赴藏，协助普福。又以普福一味颟顸姑息，七月也革去驻藏大臣，降为三等侍卫，命保泰去藏代替。即两大臣几乎同时更换。八月，命去职的舒濂押送达赖喇嘛的兄弟及达赖的商卓特巴等8人来京。这就是把达赖家族中掌权分子调离西藏。又命济咙（rje-drung）活佛也从西藏回京师，遣噶勒丹锡哷图（按：蒙语，即甘丹池巴）禅师阿旺楚尔提木（ngag-dbang-tshul-khrims）再度入藏辅佐达赖喇嘛，整顿政务。鄂辉到拉萨的时日不明。雅满泰于十月二十日、保泰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噶勒丹锡哷图于十二月初九日先后到拉萨（注：雅满泰、保泰抵藏时日见《廓尔喀纪略》［Z］（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影印本，以下简称《廓略》）卷38，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十四日条。但据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普福折云保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藏，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档案史料汇编》［Z］（以下简称《元以来》）第4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638页。噶勒丹锡哷图五十五年八月二十一自京起程（《清实录》五十五年八月己巳条），十二月九日抵藏（《元以来》第5册，第1995页，保泰、雅满泰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折）。普福革职年月，见《廓略》卷43，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谕。）。噶勒丹锡哷图再度来藏只住了三个半月，次年三月二十七日病没。②（注：《清实录》五十六年五月庚申条。L.Petech，The Dalai-Lamasand Regents of Tibet（Selected Paperson Asian History），Roma，1988，pp.125—147.D.R.Regmi，Modern Nepal，Vol.1，p.436（Calcutta，1975 Revised edition）.）

　　前此，巴忠在藏时，已上报达赖家族揽权的弊政，鄂辉这次查办舒濂案件奏上的十条改革事宜③（注：《清实录》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乙酉条。）也反映出噶伦的权力大部分落入达赖兄弟之手，驻藏大臣无从过问的问题。以故鄂辉认为：此后西藏地方职官的任免赏罚、田产的赏给抄没、免差执照的发放收回等，应基本上先由4名噶伦拟好方案，禀告驻藏大臣与噶勒丹锡哷图共同审酌，最后由达赖喇嘛决定；达赖喇嘛的随侍官员过多，应予裁减；达赖仓库的启闭、收入支出的审计，须由噶伦监督，如此可望恢复及扩大噶伦和驻藏大臣的权力。这十条与此前巴忠、鄂辉在第一次廓藏战争接近结束时所筹议的十九条善后事宜④（注：《明清史料》庚编第九本第821—828页内阁抄出鄂辉等奏折，又《元以来》第2册第641—657页收和珅等议复折。）都是后来福康安等改革藏政的先声。

　　二、1791年7月扎木事件

　　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初，廓尔喀派大头目一人、小头目二人来拉萨，⑤（注：福康安从堪布罗布藏丹津口述知五十五年秋廓方派两名前此入京纳贡的头人来拉萨索取银两，闻得阿旺簇尔提木奉旨来藏，不敢停留，即于十一月回去，这又是一说。见《廓略》卷18，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条。）欲索取依照廓藏密约藏方应付的年度赎银。噶勒丹锡哷图到拉萨后，认为此事“不成体制”，不许噶伦等付给⑥（注：汤池安译、郑堆校：《多仁班智达传》［Z］（以下简称《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324页详记噶伦丹津班珠尔等4人面受噶勒丹锡哷图斥责事。）。达赖喇嘛此时也同意拒付。廓方头目还带来银钱数驮，作为样式，曾向噶伦丹津班珠尔（bstan-vdzin-dpal-vbyor）说：新铸银钱一个仍当旧钱两个行使，丹津答以“合同”议定廓铸银钱一个当一个半行使，何以翻悔。头目请求朝廷再赏给廓尔喀王子喇纳巴都尔（Rana Bahadur）俸禄和土地，后来驻藏大臣普福答复云天朝封予廓尔喀王子以王爵并赏物，已经是格外恩施了，无赏给俸禄地方之例。廓方头目还接到陪伴廓使返国的汉官严廷良自阳布回藏顺便带来的王子呈皇帝的谢表和贡物及给大学士和珅、将军鄂辉、提督成德、总兵穆克登阿、张芝元等的信件及礼物。此时鄂辉尚在拉萨，他与已免职的普福都认为谢表未派专使送至北京，且贡物只四样过少，皆非郑重其事，故表文贡品及信件等都未阅看，也不予接受，鄂辉即发谕告知廓尔喀须重新来过。这件大事，鄂辉向十月二十日到藏的雅满泰交代过后，二十二日即离藏返川，却未上报朝廷。雅满泰、保泰也拖延不奏，（这一事件在战争爆发后两年内逐步揭露鞫实，构成大案，皇帝十分愤怒，战争结束后鄂辉受到惩处。）廓头目们既然一事所成，冬间，雅满泰、保泰莅藏，他们只好拜辞，先后返国。⑦（注：《廓略》卷46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条、卷48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条引福康安等奏，《明清史料》庚编第9本第868—872页内阁抄出福康安等奏折。）

　　据《多仁班智达传》，噶勒丹锡哷图得知此前议和付银赎地一事系达赖喇嘛叔父主持，态度遂软化。而实际上，据《廓尔喀纪略》，达赖已派卓尼尔喇嘛·敦珠布彭楚克（按：don-grub-phun-tshogs，此人曾参加乾隆五十四年秘密缔约，另据《卫藏通志》卷13上，还有俗官博尔东，spor-gdong-pa）到边境上言，廓尔喀已成为大清的藩属，既与西藏永相和好，西藏不应复照前议给银。廓尔喀不允，叫卓尼尔喇嘛等返回告知达赖喇嘛另派妥当的人前来。①（注：另据《传》第325页云：此时廓方还要求西藏派达赖喇嘛的叔父和班智达来。）乾隆五十五年十月达赖喇嘛再派堪布喇嘛·托格穆特（thogs-med）、商卓特巴·吉弥敦第、孜本·第卜巴（bde-spug-pa）携带元宝150个赴廓尔喀商量付银之事，打算谈判不成，退一步以此数付给，将前立合同撤回，永断葛藤。对方又以托格穆特地位不高，指名要噶伦丹津班珠尔和达赖喇嘛的叔父前来边界面议。②（注：据《廓略》卷20，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条引福康安询问敦珠布彭楚克等奏，又卷24，五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条引福康安奏。）但达赖喇嘛的叔父，即促使私和的阿古拉，已在当年逝世③（注：沈卫荣、宋黎明译：《1728—1959西藏的贵族与政府》，第36页。）。托格穆特病死于尼泊尔、第卜巴病死于尼藏交界。

　　噶勒丹锡哷图乾隆五十六年（1791）三月二十七日病没。④（注：《清实录》五十六年五月庚申条。L.Petech，The Dalai-Lamasand Regents of Tibet（Selected Paperson Asian History），Roma，1988，pp.125—147。D.R.Regmi，Modern Nepal，Vol.1.p.436（Calcutta，1975 Revised edition）.）噶勒丹锡哷图死后，达赖喇嘛始再度独揽政权。五月十一日，奉达赖之命，噶伦丹津班珠尔、噶伦玉托·扎什敦珠布（g·yu-thog-pa-bkra-shis-don-vgrub）、扎萨克喇嘛噶勒桑丹结（一译格桑定结，skal-bzang-bstan-vdzin）等自拉萨起程，名为去聂拉木（gnga-lam，Kuti）一带巡阅防军，（按：此是按五十四年闰五月鄂辉巴忠等奏善后事宜第六条执行）修葺庙宇，以此报告于驻藏大臣，实则应廓尔喀之约至边境上继续谈判赎银之事。⑤（注：《廓略》卷16，第262页，乾隆五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条，鄂辉、舒濂奏扎萨克喇嘛供词。）他们恐怕托格穆特等此前带去元宝只及半数，难以用来撤回“合同”，复带元宝150个前往，⑥（注：《廓略》卷20，第324页，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条引福康安奏。）经过日喀则、协噶尔（Shel-dkar，今定日县治）时，分别有札什伦布寺的代表、萨迦寺代表参加，而驻聂拉木当地的代本将结（江结、扎罗结，lcang-can）也被指定是这个谈判团体的一员。六月上旬，丹津等一行抵达聂拉木的冲堆（Tshung-vdus），其中，扎萨克喇嘛、扎什伦布寺和萨迦寺的代表受自巴勒布（尼泊尔）来会的红帽沙玛尔巴喇嘛的诓诱，先去聂拉木的扎木（樟木、查木，Vgram）。六月二十二日（1791年7月22日），在冲堆发生丹津、玉托二噶伦和将结代本被廓尔喀军突袭俘虏事件。

　　关于这场流血事件，丹津班珠尔在所著《多仁班智达传》里有详细生动的记述。据云时藏方噶伦代本3大员及随员侍从100人，极力反抗格斗，因寡不敌众，死伤惨重，藏官员死者3人，丹津的随从死者35人，重伤者7人，玉托和将结的随从死伤的更多。廓尔喀方面策划袭击者是乾隆五十四年济咙和谈的当事人之一噶布党·玛木萨野（巴穆萨野，bam-shah）和噶箕·旦姆达尔邦里（vdam-dhar-pa-rngas）。⑦（注：噶布党（达）应即Captain，噶箕Kazi，皆廓尔喀官职名。《廓略》卷15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卷24三月十五日两条下岗噶勒塔则西供云奉王叔命，到聂拉木谈判者有达萨勒克德哩。）

　　《传》续云丹津等3人被俘，押到樟木（扎木），见到红帽喇嘛，遂与在当地的扎萨克喇嘛噶勒桑丹结、扎什伦布寺代表碟窝扎甲巴、准西如巴（？）、萨迦寺代表策勒车木（？tshul-khrims）、第巴博董（博尔东，spor-gdong-pa）、第巴汤玛（塘迈，thang-smad）、医生擦咙（tshong-rong），另外有聂拉木教习兵丁王刚、冯大成共12人及跟役，⑧（注：此12个人名则据受鄂辉等审讯的扎萨克喇嘛噶拉桑丹结的供状。《传》记扎寺代表是卓尼·巴库济仲（mgron-gner-pa-khud-rje-drung），汤玛是其助手，医生擦咙巴是从日喀则请来给孜本第卜巴治病的。先去巴勒布的第卜巴返至聂拉木（《廓略》卷24，扎萨克喇嘛供词作利提地方），病卒。《传》无萨迦寺代表的名字。此外，还有卢献麟、胡廷海，何时被俘不明，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释回，见《元以来》第3册第744—745页。尼泊尔文献云，藏人欲计擒红帽喇嘛，故引发冲突事件。殊不可信。）一起被廓尔喀军押送到巴勒布的都城阳布。丹津等被拘禁在尼泊尔吉绒噶速大塔（清译“甲咙克楚”，Bya-rung-kha-shor）附近，邻近红帽喇嘛的邸宅，受廓人的看管。代本将结年迈，遘疾死于当地。藏人两次所携元宝共300个，被没收了180个。丹津、玉托羁押在阳布1年多。丹津被俘约2个月后，其父班第达复受皇帝命再任噶伦，后以72岁卒于拉萨，未及见丹津的获释。⑨（注：《传》第20章。丹津与玉托获释最晚，扎萨克喇嘛、第巴博董（博尔东）先归来，见《廓略》卷16，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五日条引鄂辉、舒濂奏；卷23，五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条引福康安奏。）

　　与聂拉木陷落的同时，廓尔喀入侵军分两路，一由聂拉木至第哩朗古（Ding-ri-glang-vkhor，今定日），一由济咙（Skyid-grong，今吉隆县境内）进攻宗喀（Rdzong-dgav，今吉隆县治）。唯玛木萨野从聂拉木绕道萨迦直趋日喀则。

　　三、廓尔喀再次入侵后藏，大掠扎什伦布寺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急报中央云廓尔喀人占据聂拉木，围困噶伦代本，至于其入犯的原因，保泰等传问班第达，答云：

　　“上次廓尔喀侵占边界时，蒙大皇帝发兵到来，廓尔喀畏惧投降，彼时将军大人们定立边界，两家再无争竞，具有甘结合同。只因唐古忒每年在聂拉木收取伊等税银最重，又给予伊等盐斤不好，已故噶布伦索诺木旺札尔（bsod-nams-dbang-rgyal，《颇罗鼐传》作者噶伦策凌旺扎尔之孙）乱行侵渔该处商民货物，伊等屡怀愤恨，所议赔偿伊等各项一时不能完结，是以我等私相定议，连利息核算，共计银四万五千两，作为三年偿还。本年五月，已将本年之项送过。去年廓尔喀寄来信字云汝等若再给一年，可以让免一年之欠，令派大头人讲议此字。噶布伦等巡边之便寄信与廓尔喀：差人到聂拉木彼此商议。今大约因此事起衅。”①（注：《卫藏通志》［M］卷13上，这一段在《廓略》卷1头条内全删。）

　　这段答话虽侧重双方之争执因征税与盐斤而起，但也含糊地说出藏廓曾经缔结过“甘结合同”，所以是驻藏大臣为时局所迫第一次向中央透露乾隆五十四年私订和约及其与本年起衅的因果关系。应该说，这两名驻藏大臣来藏虽晚，已知道藏廓密约之事，尤其在本年（五十六年）四月内还接到廓尔喀来禀，求他们饬令西藏当局依前立“合同”给还银两并使用廓铸银钱，只是一直碍于巴忠仍侍从皇帝左右，鄂辉且升任四川总督（四川是支援西藏的后方），不便调查明白，故意遮掩不奏。此时引班第达的言语仍是用西藏赔偿盐务商务积欠一类浮泛之词淡化问题的严重性，遮掩前年缔约付银赎地的事实。此后八月中川督鄂辉上奏也附和班第达的说法，将战争之再起概括云乃西藏欠付廓尔喀“地租债账”所致。

　　保泰还说，他将带兵去后藏，倘军情紧急，拟送班禅喇嘛到前藏拉萨。

　　八月二十二日皇帝自热河避暑山庄赴围场，途中接到保泰的奏折，因当时保泰又咨行此折稿于四川总督，故当时升任成都将军的成德和四川总督鄂辉也迅速奏称：他们二人过去承办了西藏边事，若保泰不能妥办，成德愿去藏界剖断。皇帝将保泰的折子令巴忠阅看，次日，巴忠告军机大臣：此事是他们办理不善的结果，祈将他革职或降职，赶去藏地效力赎罪，但得不到答复，当晚突投水自尽。这就使皇帝初步判明巴忠、鄂辉不仅以往处理藏事不当，且对上隐瞒了若干情节。他责令鄂辉继成德带兵入藏，以赎前愆，命代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年逾七十的孙士毅去四川代理总督。孙士毅熟于军事，后来负责川藏一路后勤供应立了大功。

　　成德和总兵穆克登阿于八月二十二日离成都。鄂辉不等孙士毅来接任，即与总兵张芝元率军也离成都，随去打箭炉。九月十六日帝命乾清门侍卫额尔登保等5人由川赴藏，在成德、鄂辉麾下领队。成德、鄂辉所带兵士共约3000人，三分之二是今川西北阿坝地区的藏族屯练，分批西进。

　　八月三日保泰驰抵日喀则，此时定日、济咙分别被廓军攻陷。宗喀被围。十六日汉、藏、达木蒙古兵防御萨迦，力战失利，萨迦陷落，战火逼近扎什伦布寺，保泰当日护送年方十岁的第七辈班禅喇嘛再次离寺去拉萨，命仲巴呼图克图（drung-pa Hutuktu）留守。班禅喇嘛携带皇帝所赐前辈的玉印金印及珠宝细软物件甫离，4天后，八月二十一日将军玛木萨野（bam-shah）率廓尔喀军进入扎寺。

　　扎寺甫闻知廓军来犯的消息，上层喇嘛以济仲喇嘛·罗布藏丹巴（rtse-drung-bla-ma-blo-bzang-bstan-pa）领头②（注：《明清史料》庚编第9本第848—849页内阁抄出鄂辉奏折。参考佐藤长：《关于廓尔喀战争问题》［A］，见《中世西藏史研究》［C］，东京，1986年版下卷，第656页。）在吉祥天母像前占卦，写“战”、“不战”纸条两张，团入糌粑丸内，放进瓷盘，拈出的是“不战”，即告知仲巴活佛及众僧，众皆听信。四大“学部”（扎仓，grwa-tshang）的首席喇嘛罗布藏策登（blo-bzang-tshe-brdan）等4人复占卜得神示云：“讲和为好”，即遣人前往求和，此使者半路遁归，于是寺内外三千名喇嘛全无斗志，尽撤堵御，纷纷逃散，仲巴放弃职守，也携细软及班禅喇嘛所余贵重物件，装载233捆，先期逃出。①（注：《廓略》卷14，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条，五人中为首者被审讯后处决，其他解京。又，卷26，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三日条引福康安、惠龄奏。）寺中只剩下9人。廓军入寺，将军玛木萨野即住进班禅习静房内，大小头目分据各处，将寺内金银佛像、供器、佛塔上镶嵌的珍珠珊瑚松石金银花、仓库贮藏的银器绸缎等种种宝物，肆行劫掠损坏。皇帝颁赐上一辈班禅喇嘛的金册竟下落不明。②（注：《廓略》卷41，五十七年九月初十日谕云大军受廓尔喀降后廓方交还扎寺对象中有金册一项。）九月上旬廓军攻附近的日喀则营官寨八昼夜不利③（注：《卫藏通志》卷6《扎什伦布营官寨关帝庙碑》。），即携所掠财物南去。后据廓王子说，这一支军队回国过雪山时冻死2300余人。

　　后藏地区的要塞失守、噶伦丹津班珠尔等10余人的被虏、扎寺的横遭抢掠、廓军的分三路进攻前藏的虚声恫吓，极大地震惊了拉萨和中枢。八月二十五日保泰护送班禅喇嘛安全到达拉萨。两位驻藏大臣即谒见达赖喇嘛，请移居四川的泰宁（噶达，Mgar-thar），达赖拒绝云：“若移驻泰宁，恐此地喇嘛及民人等俱至惊散，布达拉并大昭诸寺皆不能保，不如驻守布达拉，以安众心。”二大臣因前藏兵力极薄，人心涣散，来援川军路远，形势危殆，断言“达赖喇嘛班禅断不可仍居此处”，再次奏请移达赖班禅于泰宁或西宁。以上中央闻知，九月二十日、十月十一日两谕严厉斥责保泰、雅满泰惊慌失措，“丧心病狂，竟是无用之物”，将二人革职留当地办事赎罪，另派奎林、舒濂分别自台湾、北京往代。而对达赖喇嘛的坚定不移，殊加赞赏，并将达赖喇嘛的从弟罗布藏根敦扎克巴，解除羁留管束，放归西藏。④（注：乾隆五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决定罗布藏根敦扎克巴归藏，后此僧卒于京师。见《清实录》同年九月壬辰条。）

　　早在五月初六日帝谕着济咙呼图克图协同达赖办事，济咙在赴京途中接旨折返，九月初一日抵拉萨。⑤（注：据《元以来》第5册，第1997页，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初六日谕，九月初一日保泰、雅满泰折。L.Petech，The Dalai Lamaand Regents of Tibet（Selected Paperson Asian History，Roma，1998，p.140）谓济咙抵拉萨在八月八日（1791年9月5日），未注出根据。）

　　时达赖喇嘛已34岁，几年来，他放任叔父、从兄弟包揽事务，第一次廓藏战争时，其叔父促使秘密讲和成功，而其兄弟及僧官迄把持达赖的财库收支。到叔父病逝、兄弟被召去京师并拘留于热河、再度莅藏的噶勒丹锡哷图反对每年付给廓尔喀银两时，达赖喇嘛必也觉得这个债欠太重，叫第卜巴、丹津班珠尔先后携带元宝去同廓尔喀谈判，愿将当年的许银一次交清，从此永断葛藤。不料廓尔喀垂涎扎什伦布的厚藏，再度大举入侵。至此，他坚决守护拉萨，不听二大臣的逃亡的建议，对时局起了极大的稳定作用。据说此前，凡去过西藏的官员，没有人说过达赖聪慧，巴忠等且向皇帝说他谈话不明晰，“木讷无能”，但这次临危时的表现甚佳。后来福康安入藏奉诏了解其为人，以其大力支持供应清军，接见四川藏族土兵、索伦兵丁并给与银两，甚加称誉，极力否定以往的蜚议。

　　四、四川援军入藏

　　皇帝震惊且愤怒地读到扎寺被掠的报告，但相当准确地预见廓军志在劫掠，冬雪迫近，必无意于前藏，即使鄂辉成德领兵到达，也许闻声远去。他为了一劳永逸，不受敌人牵掣而翻覆劳师远涉，决心大举用兵，定来年雪消后深入廓境，予敌重创，使之不敢再萌窥伺，至于廓藏之间的银钱纠纷，他感到或许咎失不完全在廓一方，但廓尔喀既未申诉而入犯焚掠，此后一切对敌檄谕以不涉及此事为原则。后来藏中的往事逐步揭露，才知道廓人确曾派人来拉萨申诉而驻藏大臣却遮掩不奏。

　　九月二十五日，皇帝再四思维后，计划此次动用兵力8000余人，以鄂辉资望职分浅轻，难胜来春统兵重任，决定调两广总督福康安来京，十月，委之以将军、督办西藏军事，复任在平定台湾战役中任福康安副手的海兰察、台斐英阿等5人为参赞大臣，带军机处章京4员、巴图鲁侍卫章京百员，随福康安之后起身，他们与前此奉调的黑龙江索伦、达斡尔兵千名分批取道青海进藏。

　　约在九月中，保泰、雅满泰尚未接到撤职的谕旨，进一步报告云，乾隆五十三、五十四年西藏官员确实与来犯的廓尔喀人私下缔约并就他们二人来藏半年多内未能查明引咎自责，但说询知西藏付给廓方的仅是“地租”及“所欠盐税”。约1个月后，保泰奏红帽沙玛尔巴（zhwa-dmar-pa）喇嘛与仲巴呼图克图本系兄弟，素相仇怨，自沙玛尔巴往廓尔喀以后，廓军屡次犯藏，或是沙玛尔巴从中唆使。这是中央得以准确了解藏廓立约和红帽喇嘛插手的事实的开端。十一月七日上谕于保泰所云沙玛尔巴或勾引廓尔喀滋扰后藏，命福康安到藏后确查。同月，令军机大臣询问尚在羁禁中的达赖之弟罗布藏根敦扎克巴①（注：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谕命此二兄弟住在热河布达拉扎什伦布庙内，见《明清史料》庚编第9本第844—845页。），初次听到最准确的权威性的报告，说藏廓私下立约且有沙玛尔巴居间撮合，藏方付银是为了赎回失地，巴忠、鄂辉、成德皆预闻此事。帝即命将达赖之弟所云告诉福康安。此后关于两次战争的真实起因，中央及西藏前线主帅福康安等仍继续向有干系的官员、藏族僧俗上层、廓方的战俘、遣去尼泊尔送信或获释回来的人详细询问。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确定巴忠乃畏罪自杀。该年六月下旬丹津班珠尔被释放归来在清军营受审，②（注：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释归大营，福康安、海兰察二十八日上奏，见《元以来》第3册第744页。）才把起因、经过彻底弄清。

　　乾隆五十六年入冬，天气偏暖，廓军并未后撤，仍盘踞济咙、聂拉木、绒辖（Rong-shar，在今定日县境）等地。成德离成都在八月二十二日，正是扎什伦布寺陷落的同一天。十月二十六日才到拉萨。鄂辉九月十五日离打箭炉，十一月十四日抵拉萨，途上也用了2个月。自打箭炉到拉萨5300华里，共92站，看来行军尚非一日一站，但已值寒气日深之时，有些路段乌拉（大多用牛支）供应不足，效率过低，③（注：据（日）佐藤长教授“第二次廓尔喀战争”（《中世?????史研究》下，东京，1986年，第646页）考证。又，5300里见《廓略》卷9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条引孙士毅奏，站数有所增加。）唯皇帝求战心切，再三催促，而军行依然迟滞，帝震怒之下，于十一月十日革去鄂辉的四川总督职务，命以副都统衔任驻藏办事大臣（舒濂为帮办大臣），革去成德成都将军的职务以副都统衔在领队大臣上行走，听候福康安差遣。以贵戚福建水师提督奎林（福康安的堂兄弟）为成都将军④（注：奎林在赴藏途上病死于江卡。），山东巡抚惠龄补授四川总督，俱驰驿赴藏，先在参赞大臣上行走，协助福康安用兵。

　　鄂辉到达前藏3天之后，成德即带兵1000余名去后藏，而鄂辉留拉萨办理驻藏大臣事务，约在此时，鄂辉、成德曾寄谕质问廓尔喀王子（时间不详）。廓尔喀王子等回复说从前藏廓构衅“蒙各位大人立约讲和”，此次因藏人违约，故围困丹津班珠尔等；又给济咙活佛的信里则责备藏人忘记从前讲和的许诺，至今未给所许银两，故将丹津拘留。另红帽喇嘛也致书藏中办事喇嘛，意思相同，且云今后是否仍照前办理或带兵打仗，由众喇嘛斟酌，闻皇帝已派将军大人前来征讨，彼年衰多病，已无能为力，但若有用彼之处，必极力相帮。⑤（注：据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7—458页文并第82注引《廓尔喀档》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份，但《廓略》卷28，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初七日条引福康安奏云：喇特纳巴都尔与鄂辉禀文中说：从前扎什伦布办事的人说过，如不依合同，你们尽管到扎什伦布来。当时写有字据。）鄂辉又遵旨审明扎什伦布寺占卜惑众的5名僧人的罪状，传集噶伦和各寺大喇嘛，眼同将为首的罗布藏丹巴剥黄处决。余4人及仲巴呼图克图则解送北京。十二月初七日新任驻藏大臣舒濂再度到来，又于初九日会同审讯被廓尔喀于十月初释归的扎萨克喇嘛噶勒桑丹结（此外，扎什伦布寺代表、萨嘉寺代表、第巴博董也一齐获释），得知其拘留在巴勒布的情况，将其供词及受尚被羁押的丹津班珠尔委托呈达赖喇嘛的禀文、交众噶伦、父母妻子的信件，玉托的家书共5份上报。扎萨克喇嘛在廓尔喀被羁押了3个月，曾由红帽喇嘛带见廓王子王叔，其获释应是廓方考虑这些人非当政者，久久扣押无益，打算通过他向达赖喇嘛传达再次言和之意。

　　以后，鄂辉同总兵张芝元带领屯兵500名接续成德去后藏。舒濂在藏不满10天，十二月十六日即病故，中央同意鄂辉提议，由乾清门侍卫额尔登保代办前藏一切事件。

　　五、川军收复聂拉木

　　成德带兵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江孜，得知定结（Gting-skyes）经几度易手，廓军终于月初撤出，但济咙、聂拉木、绒辖尚未收复。十二月初一日，到日喀则，查看扎什伦布寺劫后情况，见宝物颇有损失，而僧俗人等渐次复业。成德从胁噶尔（shel-dkar，今定日县治）进抵第里朗古（Ding-ri-glang-vkhor，在今定日境），勘探地形及敌军分布，择定南下攻聂拉木，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距聂拉木30余里的拍甲岭，复进抵聂拉木，出敌不意，初战攻下附近几座小寨，这是几年来清军第一次同廓尔喀军交锋，遂包围廓军占据的工事强固的原官寨。成德的革职处分因而得到宽免。①（注：《明清史料》庚编第9本第859页乾隆五十七年二月户部移会。《廓略》卷19，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初三日上谕。）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二日攻下聂拉木官寨的东边寨房。不久，张芝元、鄂辉领兵来援，二十四日，在激烈的战斗后，轰毁廓军固守的西边寨房，全歼敌众，生擒玛木萨野之侄等5名头人。围攻中，四川藏族屯练及土司兵尤其奋勇出力。时守此寨的廓军仅百名，成德等率500军士围攻，竟费时1个月攻下，可见廓尔喀人抵抗顽强。鄂辉、成德虽然得胜却没有受到嘉奖，反因行动迟缓且事后请求重赏，被皇帝谴责为无能畏怯、恬不知耻。

　　因为拉萨这时无大臣驻守，帝认为鄂辉办事软弱，成德遇事粗疏，遂命宠臣和珅之弟兵部侍郎和琳驰驿去西藏接替额尔登保主持政事②（注：福康安在五十七年正月奏请额尔登保署驻藏大臣，见《元以来》第4册第1639页。和琳闰四月十三日到任，见《卫藏通志》卷9，《廓略》卷31。额尔登保后随福康安军攻入廓尔喀。），命鄂辉俟福康安到前线后即回拉萨，往来前藏与后藏边界之间督办粮运乌拉事务，成德则随福康安驱逐济咙的廓军。后来成德仍回第哩朗古，等候福康安率大军到来，未亟于前进。至福康安、海兰察自济咙攻入廓尔喀境内时，成德始奉命领偏师从聂拉木南下牵缀敌军。

　　六、统帅福康安自青海入藏

　　从西北前后入藏的官兵有（1）福康安及其随员，（2）海兰察及100名侍卫，（3）乌什哈达、岱森保及所率1500名索伦达斡尔兵。陕甘总督勒保、青海办事大臣奎舒奉旨预为筹办乘骑、运畜、粮秣、柴薪、台站、向导等事宜。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福康安抵达西宁，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大致是勒保从属下甘肃绿营调出了1500匹马供官员使用，奎舒通过青海蒙古王公从各旗采购了3000多匹马供索伦达斡尔兵骑用；遥接西藏沿途设立了传递文书信息的台站，派绿营兵和当地蒙古共同驻守，后因另有川藏驿路可用，这一线台站在全军分批经过完毕即卷撤。

　　福康安于十二月二十日离开西宁，严冬中走上寒冷荒凉崎岖的高原，并站兼行，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1792年2月12日）到拉萨，全程将及5000华里，包括耽搁日数在内，用了50天。他询问藏人，皆云对比喇嘛等行走需一百二三十日，可谓快速。在大自然的阻力下，人力畜力的消耗相当巨大，如过巴颜哈拉（Bayan-qara）时，地势极高，他报告说：

　　“人行寸步即喘。头目眩晕，肌肤浮肿。冬间冷瘴较之夏间尤甚。臣出口时，即已冒寒患病，兹复触染瘴疠，略形困顿，而随从人等亦俱头晕气喘，未能速行，于渡木鲁乌素河后停息二日，渐就痊可。”

　　又如过玛楚喀（Rma-chu-kha，黄河源）以后

　　“一路雪山层叠，路径崎岖，驼马俱形疲乏。就地放牧以及冰大难行之处绕山行走，共计耽延七日。前闻一交藏界，气候即可渐和，不料自过多伦巴图尔后至西藏所属三十九族番地，连遇风雪，天气更觉严寒，程站亦愈加窵远，兼之粪草缺乏，必须沿途捡拾，始足稍供炊爨。冒雪前行，尚无阻滞，唯马匹疲乏，无可更换，因在察珠喀（Tsha-chu-kha）停住一日，次早勉力前进，至楚札噶拉（Chu-brag-dkar）地方，马力更疲，且多倒毙者，差人赴各番族地方，催雇乌拉，而番子所居辽远，一时不能齐集，守候三日，正深焦急，适鄂辉遣盐茶道林儁自藏携带乌拉马匹来迎，因将长马酌量更换行走，方能迅速。”

　　当然，福康安只带领官弁跟役约30人轻骑赶路，从当年气候、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看，这确是一次冒险的试探。①（注：《廓略》卷23，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条引福康安奏。关于所行经的地名考证见佐藤长“乾隆末期福康安入藏路线考”（《中世史研究》下附录三。））其后，沿着这条道路，海兰察等带领巴图鲁侍卫分3队自西宁于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前后出发，海兰察中途减从，只带50人于次年二月初十日到拉萨；乌什哈达带1000名索伦官兵从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到二月初十日从西宁分5批出发，中途由岱森保先领300名急行，到藏约3月下旬，大概路上用了2个月，其余陆续到达约在闰四月中，因遇上大风雪，路上耗时则近3个月。②（注：《廓略》卷21、28、32，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八日、五月二十一日条引福康安奏。）

　　福康安进入藏境后接见达赖喇嘛遣来迎接的高级官员，即逐一询问廓尔喀两次滋事的缘由，并札询鄂辉、成德，令将先后情节据实答复，至藏后复遍加访察，问及曾参与和谈的僧官以至达赖喇嘛，将所得的材料上报。他的看法是达赖喇嘛迄未同意和谈，唯巴忠志在讲和，鄂辉成德初意尚欲用兵，及至噶伦等议定和息，即附和巴忠，隐瞒不报，提出此次进兵，于以往“私和”一事不值复提，即或西藏招衅有因，也不值得同廓尔喀人理论。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八日这份详细的综合报告送到北京。

　　七、福康安至后藏日喀则备战

　　正月二十三日福康安于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喇嘛、班禅等，以面奉谕旨再次传达嘉奖达赖喇嘛深明大义，不听保泰内迁妄请，并正式提出将来事定办理善后时，必须另立《章程》，逐条办事，务使边圉永宁。对于达赖喇嘛、班禅的回答相当满意。及至谈论公事讫，福康安斟酌上谕及实情，拟遵佛法向达赖喇嘛、班禅施礼，为喇嘛婉拒，但后来私下仍向达赖行了叩首礼③（注：《元以来》第2册第707页福康安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折。冯智译：《八世达赖喇嘛传》［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福康安在拉萨停留了近27天后去后藏。在这期间，凭借他的地位威望及大军将到的声势，向西藏上层宣谕援藏用兵的意义，使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噶伦及各寺活佛、大喇嘛们积极帮助采购粮食牛羊，供应乌拉，买办马匹，调集炮位及配制火药。他向俘虏等详细了解廓尔喀部崛起扩张的经过、其领土的宽狭四至、王室内部的矛盾，弄清在拉萨久住的巴勒布商人与掌权的廓尔喀部非一族类，俾皇帝打消尽驱巴勒布商民出藏的意念。④（注：此前，鄂辉曾奏在前藏只有413名巴勒布贸易人，甚为安静，请暂勿逐回。见《实录》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庚子条，《廓略》不载。）二月间他檄令布鲁克巴（不丹）、哲孟雄（Vbras-mo-ljongs，锡金）及界外的作木朗（Dzvum-lang，Jumla）、披楞（指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发兵合攻廓尔喀，但被皇帝批评为时过早，不够策略。各部反应消极。达赖喇嘛也于二月九日（1792年3月1日）致函英国东印度公司首脑，促请勿听信廓尔喀求援的谰言⑤（注：D.B.Diskalkar，Tibeto-Nepalese War，1788—1793，JBORS，VoL.19，Part4，1933，P.375—376.）。

　　早在上年，即乾隆五十六年廓军掠走扎寺宝物而四川官兵还未到拉萨时，十月十一日，原驻藏大臣保泰等接到军机大臣用保泰、雅满泰的名义代写的谕帖，帝命发给廓尔喀，遂译为巴勒布文，十月十七日令绿营马兵范忠送去，十一月二十六日范忠到达阳布，见到廓尔喀王子、王叔，十二月中成德领军自第哩朗古南下拟攻聂拉木时，途中遇到回来的范忠，他带来廓尔喀王子拉特纳巴都尔给（Rana Bahadur）保泰、雅满泰的回信，其中提到“以往”也曾给保泰、雅满泰禀帖，但两位大人并不为彼等做主，也不回复。信件经成德上缴，皇帝审阅指出：“以往”之事必在廓尔喀侵犯边界之前，为什么二臣那时没有奏明，也不将原禀一并进呈，命福康安详加查讯，结果，保泰交出原禀及译件，证明此事发生在去年四月，彼时战争尚未发生，保泰等据来禀已知因私立合同许银退地引发纠葛，但隐瞒禀文未奏，因而两人再次受严厉的责罚。保泰被皇帝改名为“俘习浑”。①（注：《廓略》卷23，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条下福康安奏及上谕。参看《卫藏通志》卷13上保泰雅满泰革职治罪条引同年三月初三日上谕。）

　　范忠还带来廓王子给鄂辉、成德的信，请求二人“照从前一样剖断”，其中竟说藏人曾与廓人要约，如藏内“不照合同行事，听廓方至扎什伦布索取，再行给还”，因有此语，始发兵至后藏②，（注：《廓略》卷21，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上谕；卷28第25页同年闰四月初七日条引福康安奏，又卷25第1页同年三月二十三日条引福康安惠龄奏，则把范忠与色角七哩带来的信的内容混合来谈。）福康安奉诏检读后，认为廓尔喀当滋扰之后，尚逞此诡谲之辞，实堪痛恨。又，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前）班第达逝世时，其子丹津班珠尔正羁留在尼泊尔，曾遣其随从色角七哩（sri-gcod-tshe-ring）返藏，③（注：《传》第376页。）在红帽喇嘛授意下，丹津、玉托二噶伦写了家信，红帽喇嘛也给拉萨众噶伦写了信，都交此随从带回，福康安奉诏也检查这些信的内容，大致不外为廓缓颊，说藏人违约理屈，④（注：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八日折内谓此系廓方授意书写，见《元以来》第3册第738页。）而红帽喇嘛给众噶伦信，福康安评云夸张敌势，恐吓多端，“阅之实堪发指”。皇帝读了福康安的报告，特别指出红帽喇嘛“罪大恶极，实不可恕”，命福康安檄谕廓尔喀王子须将红帽喇嘛和抢掠扎什伦布寺的玛木萨野二犯缚送军营。

　　惠龄走川藏一线，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八日抵达拉萨，十日海兰察也到了，福康安得到了两名军事助手。十七日，福康安、惠龄、海兰察带官兵1050名（藏兵500、从西宁来的原安设台站的兵士100、川省换防兵士400、巴图鲁侍卫50名）离开拉萨，经过朗噶（Sna-dkar-rtse，今浪卡子县）、江孜，二十七日（1792年3月19日）抵日喀则，详察扎什伦布寺劫余情况，知佛像金塔已经修整，唯僧人等避兵远逃，继因后藏痘症蔓延，尚未全归，农商户则多已各复本业。

　　在3月内，还出现1名大员逝世的事，将军奎林三月九日在来藏途上，病死于江卡，他与去年岁末莅任不久即逝世的驻藏大臣舒濂二人都未赶上出师。

　　三月十五日皇帝特授福康安为“大将军”，俾其等列威严在一般外省驻防将军之上。旨意传至西藏当在四月。三月内，福康安檄谕廓尔喀王子说：近接尔呈鄂辉、成德的信内称藏人背弃前言，不给银两，因此细事争竞，尔“即应将实在情形，禀明天朝驻藏大臣，听候查办，或驻藏大臣不为申理，亦应禀知总督、将军（按：指鄂辉、成德，此二人彼时在川）等，自必为尔秉公判断”，且尔既曾派头人进贡，“尔即欲具表遣头人赍奏大皇帝，谁能将尔差人阻抑”（按：当时廓人差人进京，不能越过西藏，没有藏地派差接送是不行的），乃竟敢称兵占据边界，毁坏抢掠扎什伦布，“尔岂不思卫藏之地即天朝之地，岂容作践”，现今奉命统军来讨，“尔等从前所议钱债细事，概不值理论”，“断不似从前与尔说和完事”。但檄中引廓尔喀前此给噶伦的信里竟说：“若能说和，也免汉番官兵并廓尔喀的生灵受罪，如要动干戈，我处也预备着。”⑤（注：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以下简称庄吉发书），第459页，录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廓尔喀档》乾隆五十七年三月福康安檄谕全文。《卫藏通志》卷13上“范忠及色角七哩自阳布回藏”标题下也载此檄谕，最后多出一大段对巴勒布商人带来的廓王子的禀帖的回复，开头说“知尚未接到前谕”。）口气很强硬。聂拉木失利后，廓军更在济咙、绒辖乃至邻接聂拉木地带增强工事，为决死抵抗之计，对于福康安的檄谕，廓尔喀王子迟迟不复。此前福康安曾遣一巴勒布商人潜归本国谋行离间颠覆王室，未遂，约在闰四月中带回了王子给福康安的初次禀帖，大意说西藏拒绝行使廓尔喀的银钱及不依合同付给银两，实为肇事的起因，恳求大将军剖断，其中有些话值得注意，如：

　　“我们原知道藏里是大皇帝的地方，原不敢滋扰，因藏里大人们（按：指驻藏大臣）没有把这些情由奏明大皇帝，我们想着若发兵边界来，藏里大人自然是要奏的了。所以上次才到协噶尔来的，并不是要抢占藏地。”

　　按：“发兵边界”指廓方发动的第一次战争。王子所言动机适与巴忠当时原谅廓尔喀，推测其肇事动机相似，然而未免把自己恃强凌弱的侵略行为合理化。续云：

　　“后来有天朝官员来晓谕，又有藏里的人来讲和，立了合同。”

　　按：此指在巴忠支持、达赖家族主导下秘密媾和立约事。续云：

　　“如今，唐古忒又不照从前讲和的话，我们才把噶布伦裹进去，发兵到后藏。我们总照讲和的话行事，没有过于生事。讲和的合同彼此各有一张，求大将军查一查，到底谁是谁非。如今大将军既奉大皇帝旨意来藏，只求将两下事情剖断明白才好。”

　　福康安严词驳回并掷还金花缎、千里镜、布、毡等6件礼物。①（注：《廓略》卷30，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四日条。廓王子禀译文见《卫藏通志》卷13上，但置于“范忠及色角七哩自阳布回藏”的标题下，不妥。）

　　八、1792年6月清军收复济咙，逾铁索桥攻入廓境

　　福康安在后藏（日喀则）住了两个多月，等待各路兵种到齐，他最依恃的是生长于东北高寒之地、擅长骑射的索伦达斡尔军，此外当数习惯高山作战的四川藏族屯练和藏族土司兵，只是这后一部分军士因徒步走到拉萨，相当疲惫，大概闰四月上旬才缓缓到来。从西藏购办的军粮（青稞磨成的糌粑）虽已多达14万石，足够一万数千人一年之用，而从前藏运至的仅及三分之一。军火如炮弹炮位，福康安说只好尽先取用在藏购得及调来的，弓箭则用自青海携来的，倘若一切依靠四川运送，沿途迟滞，缓不济事。这是因为四川运送军资军饷入藏一过金沙江至昌都东西，即遇到瓶颈，那里是几位活佛的属地，达赖喇嘛的权力有所不逮，无从征调督促乌拉，洛隆宗以西到拉萨，虽在达赖喇嘛属下，运输迟滞，麻烦很多。虽然皇帝先特派重臣和琳入藏协同鄂辉主管政务，和琳经过昌都，沿途查催②（注：和琳诗《藏中杂感》：“转输佛子敛财谋”，自注：“运粮脚价，达赖喇嘛及营官头人半皆入已。”这是清的重臣对西藏上层收入的内幕的罕见的揭露。），继复命署川督孙士毅从打箭炉移驻昌都来大力整顿，毕竟迟了几步，福康安势不能再推延进兵的时间。闰四月十八日，他与海兰察、惠龄离开日喀则，驰赴拉孜督促军粮运往宗喀。二十五日自拉孜动身，二十七日（1792年6月16日）抵达第哩朗古，时成德带兵驻在此地。他们三人复分头前往绒辖、聂拉木做了几天的地形察看，决定以主攻济咙、南入巴勒布为进军正路，遂兼程行走，径趋宗喀，过宗喀，五月初六日（1792年6月24日）抵辖布基，当天雨夜发兵，是为作战的开始。

　　五月初七日天明，清军行抵擦木山隘，攻下廓军建筑在山梁上的碉堡，首战得胜。福康安即命成德、岱森保等率兵3000名作为偏师，仍从聂拉木一路牵缀敌人。初八日，主力军到玛噶尔辖尔甲地方，廓军官兵自济咙来迎战，虽作殊死之战，仍被歼灭殆尽。五月初十日（1792年6月28日）攻下济咙，失地全境收复，从攻擦木至此，前后仅用5天。次日，福康安等上书报捷，1个月后北京接到，皇帝嘉奖战功的同时，仍要求大军攻入阳布，并指出福康安宜在此时檄令布鲁克巴、作木朗、披楞、哲孟雄等合力进兵，又催促孙士毅从昌都直去拉萨帮助和琳自前藏将一切军需迅运到济咙，又再次命令惠龄离开前线，负责督催自济咙至边外的粮运。

　　大军就在克复济咙后第三天出发，福康安等在后来的奏折里说：

　　“查济咙西南，山势愈窄，道路愈险，两山之间有藏地流出大河一道，各处溪河皆汇归下注，水势汹涌（按：此即今吉隆河，流入尼泊尔境内称特耳苏里河［Trisuli］，清军即循此大河东岸南下攻入尼境）。通往贼境之路，唯热索桥（按：藏名Ri-sog-zam-pa尼泊尔名Rasua）为扼要之地。臣等于克复济咙后整顿兵力，五月十三日起程前进。两面高山夹峙，石崖壁立，俯临大河，缘山一线窄径，乱石崎岖，步步陡折，并有大石直勘高至丈余者。其两崖高峻不相连属处所，横架独木偏桥，攀藤而过，几无置足之地。是日正值大雨，泥泞滑溜，尤属难行，人马均有倾跌落崖者。道里甚长，名为七八十里，即有一百三四十里之遥，步行一昼夜，于十四日黎明始至摆吗奈撒地方，距热索桥尚有十余里。探得该处有大河一道，自东来会注正河，过河即系贼境。”③（注：《廓略》卷34，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七日条。关于尼泊尔地名的比定，佐藤长教授贡献极大，本文多所取资。凡无考者不加括注。）

　　这里说的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横穿喜马拉雅山的大规模的行军，随后的几次作战即在此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世界屋脊上进行。热索桥横跨在自东注入吉隆河的一条支流之上，过此即属于尼泊尔的土地。福康安说廓尔喀人在此“河面宽阔、水深溜急”的支流上“浮搭木板为桥，并于北岸三四里外索喇拉山上砌石卡一座，南岸临河砌大石卡二处，据险拒御”。清军先攻下北岸的石卡，而南岸的廓军撤去桥板，阻止清军过河，北岸山境极狭，无多兵驻足之地。清军暂撤。五月十五日（1792年7月3日），以部分军士至河边，佯作欲进之势，而命四川的藏族兵丁攀越两重大山，绕至上游距热索桥六七里处，伐树扎为木筏潜渡，沿南岸疾行，突袭廓军临河石卡，当廓军出卡抵御之际，北岸正路官兵乘势急速搭桥，一时并进，将南北三座石卡夺取。这一出奇取胜的战略颇为皇帝欣赏，此后屡加运用。①（注：《廓略》卷34，乾隆五十七六月二十三日上谕问此策福康安、海兰察二人系何人主见，按：据《碑传集》卷116所记，当系海兰察。）

　　九、东觉之役

　　清军夺下热索桥后继续南进，所经山径逼仄，乱石丛集，越大山数重，无路可通，只能一边修路，一边前进，军行大河东岸，傍山几无驻足之地，官兵俱在石岩下露宿，深入一百六七十里，未见敌踪，后发现在协布鲁（Syapruk）地方有廓军碉堡集聚，那里地形与热索桥相似，也有东来注入大河的一条支流，河道宽深，因连日大雨，山洪涨发，桥座已被拆毁，廓军俱在南岸抵御，枪弹如雨。清军从北岸抢渡。福康安奏云：

　　“适见南岸有极大枯树一株，倒入河中，尚不能接至北岸，相离几近三丈，因督令各兵另伐大木接于枯树之杪，接搭为桥，我兵奋勇直前，无如枪声不断，无暇扎缚坚固，而河内多系巨石，横亘中流，旋涡急溜，激石奔腾，水力甚大，甫将大木接上，即被漂去，旋入石罅中折断，如此十余次，未能即渡。”

　　此后暂退，夜半乘廓军归寨，军士即赶紧接缚大木，缘木过河，分数路或顺山仰攻，或绕至敌后突袭，或抢登敌侧山梁夹击，于人迹不到之处，攀缘登陟，衣履皆穿，五月二十四日（1792年7月12日）黎明，各路合攻，廓军溃败。

　　清军既得协布鲁，南行130余里即接近廓军严守的东觉（Dhunchay），②（注：据D.R.Regmi，Modern Nepal，Calcutta，1975，p.465.佐藤氏书页681，据P.Landon地图定为Tundi。）在此，廓人据险，于山巅立营，半山以下筑有木城、石碉、石卡，直到一条东来西注的“横河”的河边。两山夹河对峙，壁立数千仞，下视“横河”，仅如一线。此前，清军自济咙南来，沿途山势逼仄，但所遇廓人的卡寨及渡河处所，尚略有偏坡，至此，地势险峭无比。③（注：杨揆：《桐华吟馆诗稿·东觉山》［M］注云：“山高径上百余里，进兵最险处也。”）六月初三日，清军在北岸分工：台斐英阿领队由正路用大炮昼夜轰击；海兰察取间道绕行，越山摧毁另外一处的据点七所；福康安则迂回到上游水浅处渡河，于六月六日（1792年7月24日）经过激烈的肉搏，攻下对岸的石卡、木城。台斐英阿乘势从正路下山，搭桥过河仰攻，复登高山，尽克营寨十余处。海兰察也来会合。六月九日（1792年7月27日）追敌至雍鸦（Ramchya）④（注：据D.R.Regmi，p.465.佐藤氏定为Archalay，谓此词或取自藏语。）。

　　这一场战争亘八个昼夜，清军约6000多人，登山陟险，鞋袜磨损，跣足徒行，被石棱角擦伤及被蚂蟥咬伤者，双足肿痛。当地多阴雨天气，每天只清晨两个时辰稍晴，交午即云雾四合，大雨如注，山巅气寒，入夜雨冻成雪，兵丁昏夜登山，遇有高数丈巨石，须攀援树枝，跳跃上下，地面一沾雨雪，滑溜难行，随身的弓箭多致损折，帐幕等难于携带，糌粑又已食完，后路没有接应，不得不稍事休息。

　　十、廓尔喀遣使来雍鸦请求停战

　　休整期间，六月十五日，去年廓尔喀从聂拉木掳走的兵士王刚、第巴塘迈、丹津班珠尔的侍从多尔济诺尔布（rdo-rje-nor-bu）、塘迈的侍者果畿（dgos-skyes）等4人被释放归来，带来廓尔喀王子给福康安及官员军士的书信各一封，落款为五月二十八日。前者略云：廓尔喀与藏人素相和好，因为藏人不用廓铸银钱，彼此不和，又因沙玛尔巴在阳布挑唆，才有第一次的“闹事”，适有天朝的官员来晓谕，藏里的人来讲和，复蒙大皇帝加封王爵公爵，感激洪恩，不敢“闹事”。去年噶伦到边界上来“说话”，此间派头目同沙玛尔巴去会见：

　　“到了聂拉木，沙玛尔巴向众人说唐古特不照乾隆五十四年说的话了，如今带了兵来，要害我们。众人听了这些话，才把两个噶布伦、四个汉兵裹进来，就去抢扎什伦布。想来是他（沙玛尔巴）在藏被人欺负，所以借以报仇的，唐古特又从没给我们一个信，说沙玛尔巴是个坏人，我们也不知道。今奉到大将军赏来檄谕，才知道他是个坏人，正要把他拿送出来。不料他就病死了。沙玛尔巴病死的缘故，两个噶布伦并四个汉兵，自然是要禀明的。”①（注：《卫藏通志》卷13中，拉特纳巴都尔将王刚塘迈送出递禀乞降条下。）

　　最后说实在抵敌不住，求大将军奏明大皇帝，“照施与唐古特的恩典一样施与廓尔喀，如蒙大将军恩准，再具禀差大头人到军营来恳求”。其致官兵的信大致相同，只是更明白点出因“唐古特不照着合同行事”，他们才怀怨起事。

　　此前，东觉之战后，福康安审问俘虏，得知沙玛尔巴患病数月，于五月十五日病死。到此时才接到正式通知。但福康安怀疑是该犯为廓人秘密藏匿或私下灭口，经讯问王刚、塘迈，都回答说确实在是日死去，且在五月十八日廓方头目还约同丹津班珠尔、扎什敦珠布、王刚前往验过尸身无误。②（注：汤译《传》第385页云丹津、扎什等验尸在六月，未提王刚之名，只说汉人小官4人。）塘迈且说沙玛尔巴早在二月二十五六日得病。对此福康安仍难置信，认为五月十八日廓人必已得济咙失守消息，二十八日才缮写这信。到大军深入攻克热索桥、协布鲁之后，六月初二日，必知难以抵御，始定计恳求，当天叫王刚等起程而又令王刚等沿途逗留，直至大军攻克东觉后才来到大营，由此看来，他们游移观望，诡谲非常，屡受挫败，始知畏惧。又只遣兵丁、第巴等而不派大头人前来递禀，禀文既未认罪，又无酋长等将亲来吁恳之语，其蓄意还是企望统帅如往年鄂辉等将就了事，当然不能轻易表示纳降。③（注：据《元以来》第3册第736—739页，福康安、海兰察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奏折，此折内有三大段，《廓略》卷17，八月初五日条未收入。）于是立即回复一檄，指出廓方从去年诱执的人内先遣数人前来，意在试探，心存藐忽，全非出于至诚。两度践踏藏地，却诿罪于沙玛尔巴。其寻衅借口为西藏不用廓钱、不履行“合同”二端，今已查明“藏内虽行使银钱，但系天朝所属，不照尔处钱法行使，唐古特毫无过失”，这是交易细故，何以遽构兵端？所谓“合同”是藏人受诱胁私立的，前已斥驳，来禀犹一味诡辩。现在要求王子、王叔、玛木萨野及沙玛尔巴等亲身前来请罪，并将噶伦丹津、扎什及兵丁放回，若再游移，大将军定即统兵进剿。④（注：《卫藏通志》卷13中收全部檄文，《廓略》未载。）

　　约在此时，据《多仁班智达传》云，因清军逼近加德满都河谷，廓尔喀王子拉特纳巴都尔逃避到毗邻印度的边境，留守国都的王叔巴都尔萨野一改傲态，召见丹津班珠尔，欲释放他们回国，请他代向“中堂”（福康安）解释廓尔喀与西藏的战争都是沙玛尔巴在世时垂涎扎什伦布寺宝藏从中挑唆所致，要求谅解，停止前进，并称此间打算归还扎什伦布寺的财物，赔偿聂拉木冲堆事件中死去的汉藏官员的命价，今后每年按时向大皇帝、达赖班禅喇嘛敬献贡物。

　　在王叔向丹津班珠尔的谈话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转引往年沙玛尔巴在加德满都的蛊惑言论云：

　　“清廷在西藏有常驻钦差和少数军队。藏人是在清廷皇帝统治之下，但除了说是摆虚架子外，实际上西藏无需向清廷上交一分钱的税款，所以，清廷也不会大力支援西藏。”⑤（注：《传》第382页。）

　　王叔在吁求汉藏军队不要再深入后，还说：“按现在在西藏的行事惯例，无须汉人官兵永久驻扎尼泊尔地区。”⑥（注：《传》第383页。）

　　这说明廓尔喀当权者已经很清楚清廷对其边疆地方的因俗设治的放任政策。不过，在放回王刚后，六月十三日（1792731），惶遽中又写一封措辞谨慎的信给英东印度公司请求军事援助。①（注：D.R.Regmi，Modern Nepal，p.447.比较D.B.Diskalkar，Tibeto-Nepalese War，1788—1793，JBORS VoL.19，Part4，1933，pp.360—361，377.谓此是第二次来函，于1792年8月22日接到。）随后，又连续写信，但毕竟缓不济急，且深悉英人在印度侵略、蚕食诸土邦的一贯谋略，比较之下，原已向清纳贡归顺，此次如乞和成功，最后在清的宽容政策下，犹可不失自主。于是，派遣大头人噶布党·普都尔帮里（Captain Bhotu Pande）、噶箕·朗穆几尔帮里（Kazi Ranjit Pande）、达萨尔·乃尔兴（Taksari Narasinha达萨尔，官名，管铸银钱）、小头人巴拉巴都尔哈瓦斯4人及从人20余人，并掳去的噶伦丹津班珠尔、扎什敦珠布、聂拉木营官聂堆、汉兵卢献麟、冯大成及随从、藏民24名，一行共约50人，在六月二十五日到达雍鸦大营。稍前，还将汉兵胡廷海一名送至成德军前。②（注：《元以来》第3册第744—746页，福康安、海兰察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奏折。卢献麟、胡廷海本是在济咙的汉军教习，见《廓略》卷1，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初五日条引保泰奏，《传》第409页。卢献麟后与丹津一起解去北京，经过堆龙德庆时病死。）头人们带来廓王子给福康安、成德的禀文（汉译详见《卫藏通志》卷13中），大致懊悔认错，悉听吩咐，将往事诿罪于沙玛尔巴，谓其病死是实，有丹津班珠尔等可作见证。王子、王叔在普都尔帮里去清营前接见他时表示，如蒙大将军转奏皇帝原宥，廓尔喀将永远遵奉约束，不再滋事，不但西藏许银的话不敢再提，且放弃济咙向来须给廓尔喀交鹰马的特权，归还聂拉木边上的扎木地方。③（注：《廓略》卷42，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条引福康安等奏。）福康安面谕头人们并发檄叫两名头人带回阳布，要求遵奉五条，如能办到，方准代奏投诚。这五条是：

　　（1）因雍鸦狭窄，不能容驻多兵，须将噶勒拉、堆补木（Dhaibung）、甲尔古拉（？Gerkhutar）、集木集各处山上据守人众全行撤回，将山梁让出；④（注：据尼泊尔文献称，清统帅还要求进驻廓尔喀人的夏都Noakot，此地距加德满都极近。堆补木的译名及地望见佐藤氏文第281页的考证，佐藤云这些尼泊尔地名的汉译多自采藏语，因此路不仅尼商经行，藏商、藏巡礼者也多往来，故有不少藏语的转译，其中有难于比定者。）

　　（2）王子拉特纳巴都尔、王叔巴都尔萨野（Bahadur Shah）应率领大头人等亲自前来吁恳；

　　（3）沙玛尔巴既称已死，则应将其骨灰及眷属徒弟等全部送出，以凭究讯；
　　（4）所掠走的扎什伦布寺的金银珍宝等全行交还；

　　（5）交出前丹津班珠尔在诱骗胁迫下私立的合同，不得再提西藏须付银两之事。

　　清军遣去廓使后六七天内，不得回音，廓军也拒不后退。至此福康安等在雍鸦已休息了24天，考虑秋天即到，须在大雪封山之前蒇事，决定进攻。七月二日，发动堆补木——帕朗古战役。这是最艰难的也是最后的一场战争。⑤（注：下面正文叙战事据福康安、海兰察奏折的节引文，见《廓略》卷39，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条。尼泊尔文献有廓王子拉特纳巴都尔当年给其西部将领的信，见D.R.Regmi，Modern Nepal，p.463—466，468—469。但信的日期在1792年8月7日，即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日，疑误。信文大致与汉文文献记事符合，而时间又有参差。言堆补木系廓军让出，似讳言败。）

　　十一、甲尔古拉山之役，清军受挫

　　在雍鸦山之南，还有噶勒拉（按：“拉”藏语“山”）、堆补木、甲尔古拉——集木集三重大山，南北相向，陡峻非常，廓军据险死守。清军主力于七月初二日晨越过雍鸦山，下至山沟，仰攻噶勒拉山巅上对方的据点，自辰至未，攻下木城石卡，乘胜追逐敌人到堆补木山口，复登山击败廓军，这时已届半夜，统帅不让稍息，军士越山至堆补木山下的帕朗古地方（帕朗古似即Betravati），⑥（注：Ludwig F.Stiller，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Gorkha，Kathmandu，1975，p205载清军入巴勒布路线简图，有Phalangukhola一名，标在协布鲁之南，若以此当帕朗古，与清方记述比较，则太偏北，不知孰是。）这又是从东北向西南流入特尔苏里大河（济咙河下游）的一条急流的名称，它流经堆补木山与甲尔古拉——集木集山之间，清人也习称之为“横河”。河上有桥，廓军据守桥座，并于北南两岸砌筑石卡，河南岸即甲尔古拉大山与集木集大山，两山相连，山梁自东（集木集山）至西（甲尔古拉山）横长七八十华里，其上廓军排列木城碉卡数十座。

　　清军连夜分兵两路，一路由横河上游搭桥过河拟进攻集木集山；另一路主路由福康安督率，七月初三日晨至横河北岸，夺取桥座，自辰至午，战况极其惨烈，廓军不敌，拆桥未果，退至南岸，清军竞相过桥，攻下桥南碉卡。其横河上游一路也过河得手，两路会合，福康安即过河总领两路进攻（按：甲尔古拉山）①（注：廓王子的信说过河的清军有900—1000人。）。适值大雨倾注，山崖险滑，直上20余里，将近木城，山势更陡，清军冒着枪林弹雨仰攻，无大石密林可以藏身，只好撤回山下，于是廓军下扑，集木集山梁上的另支廓军也接应从旁抄下，欲夺回大桥断绝清军退路，而横河与大河汇合处的大河西岸又有一支廓军，隔河放枪助攻，据说这三支廓军不下“七八千人”，看来福康安等陷入了重围。参赞台斐英阿中枪身亡，攻击肉搏反复多次，最后廓军败逸，福康安的奏折缕述如上战况讫，说：

　　“我兵追至山麓，始行撤回。此次进攻接战两日一夜，连克两重大山，……夺据帕朗古大桥一座，官兵并未稍为休息，……今官兵追逼更近，已过帕朗古大桥，与贼营对山驻扎，较雍雅地方复深入七十余里。”

　　从这段话看来，清军只攻下噶勒拉、堆补木两山上的碉堡，而于攻夺甲尔古拉山一战失利。如果军队越过此山进据Nayakot地方，前去廓京仅一日的路程（约20英里=32.18公里），②（注：Nayakot为廓王的夏都，此据D.R.Regmi书。）则能迅速攻入加德满都，实可谓功亏一篑。虽奏折里不言兵士死伤数字，③（注：廓王子的信说清军死伤1000—1200人，有两名将领逃逸被惩罚以劓刑。）但将领如台斐英阿、阿满泰、墨尔根保、英贵、棍德依、张占魁等十名皆死于是役，损失巨大。

　　当双方激战时，丹津等被释放的人员及两名廓方头人还留在清营，丹津在回忆录里详记他登高目睹此役的情况，并说福康安不听海兰察的劝阻，急于进攻，致受重挫，此与魏源《圣武记·乾隆征廓尔喀记》所述大致相同。

　　此前福康安等已审询归来的丹津班珠尔关于廓人起衅、渠等私下议和许银及被掳走的经过，又再三鞫问其父班第达有无因其久留不归而秘密勾结廓人，将丹津供词内容次第上报。至是，派海兰察之子乾清门侍卫安禄等押解丹津班珠尔、扎什敦珠布、卢献麟、冯大成、王刚4人，送致京师。

　　福康安一军此时已深入敌境七八百里，而成德、岱森保部作为辅攻，与自济隆南来的主军呼应，早在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自聂拉木南下攻取了扎木（Vgram）、铁索桥，七月中攻克尼泊尔境内的利底山（Listi），如此两支队伍并入，形势颇使廓人畏惧，故遣人求和的交涉仍在继续。七月八日，福康安接到廓王子的信，语气谦卑，答应交出从前私立的合同文件、抢走的扎什伦布寺财物、沙玛尔巴的骨殖及其徒弟、随从、财产，唯本人不敢亲来大营。这自是畏惧被拘押之故（按：皇帝、福康安确有乘王子王叔来营诱擒之计，有谕旨及奏折言及）。十七日，被遣走的廓小头人巴拉巴都尔哈瓦斯再来清营，呈交过去的大小合同两纸、沙玛尔巴骨殖及私物、随侍沙玛尔巴的男女喇嘛、跟役等数名，附呈廓王子十四日的一信说扎什伦布寺的物件正在逐一清点，即行缴送。此后七月二十七日，王子又遣头目塔曼萨野来营，携二十五日写的禀文称，抢来的扎什伦布寺的物件，沿途遗失了很多，又被头人兵丁私匿，虽经查惩交出，余数有限，元宝银两也部分融化为银钱流通使用了，现将剩余的物件银两查点交出，不敢隐瞒一件（交还物件中有第六辈班禅喇嘛的金册）。沙玛尔巴的妻室前于中途逃逸，现已缉获，一并送交。现已备办表文贡品，如蒙准许，即派大头人携带进京请罪等等④（注：《卫藏通志》卷13中。《廓略》卷41，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十日条引福康安等奏；同日上谕中云交出物件内有从前颁赏给（第六辈）班禅喇嘛的金册。又，卷46，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谕谓据福康安所呈廓尔喀交回扎什伦布物件清单估计，不及掠走总数的十分之一，命令归还班禅喇嘛。又，卷53，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二日条引和琳奏，似部分另给予达赖喇嘛商上作为养赡藏兵之用。）。

　　约在最后这次战役结束、廓方派头目来营求和之际，皇帝在万里之外，曾指示在藏诸大臣，乘九月中旬冰雪封山之前蒇事撤兵。令福康安筹酌，如实在万难进取，不妨据实奏明，受降完事。⑤（注：《廓略》卷38，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九日谕旨。）当然，这个进退大权，早已嘱托给福康安了，但福康安不在万难之时，不敢言退。皇帝此谕尚未到达，七月十九日，福康安、海兰察、惠龄密奏前线的困窘情况，请求准许及早受降。①（注：此折《廓略》不载，见《元以来》第3册第754—757页。）

　　他们说：官兵伤亡严重，“现存兵丁，除分防后路，不及五千之数”。更因水土不宜，霖雨不止，触染瘟疫（按：疟疾、腹泻等），“患病者至六百八十余名之多”，每天都有病故者（按：如是，则剩余能作战者约3000人）。前调川兵，原拟五月中赶到，今总兵彭承尧带领第一起四川土兵500名，于本日始行到营。即使早来，口粮需求增多，供应更难。这是由于粮饷从日喀则，经宗喀、济咙运到前线，道路险远，不能源源接应。从五月初六日自辖布基发兵，截至这时已有70多天，由济咙运到的糌粑仅是官兵例食总额的“十分之三”，“运送食牛八百余只、羊一万二千七百余只，中途多已坠岩，到营者仅存牛二百余只，羊一千六百余只。两月以来，兵丁口食不敷，只将搜取之仓谷、青稞及臣福康安差人零买番寨之粮，添补糊口”，从四川陆续运来的兵饷只到银2万两，且已用尽。②（注：据《廓略》卷41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十日条引福康安、海兰察、惠龄奏，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糌粑已运到52500斤，饷银续到1万两。是则密奏数日后，供应畅通。“搜取之仓谷、青稞”似是资粮于敌，或指用廓军存粮；战地在山区，有无居民点，不知。）由此前至阳布，山河阻隔，敌人据险防御，势难立时攻克。即使能到，廓王叔等亦必预先逃逸，其境土尚宽，跟踪追逐，难以克期俘获。转瞬已届深秋，藏地早寒，一旦冰雪封山塞途，难于久驻。现敌方已递禀请降，且遵奉檄谕，交出了合同文本、罪犯沙玛尔巴骨殖、物件及伊徒弟等，又恳请另派大头人进京恭进表贡，察其言行，似不敢再萌他念。若敌方再遣正经办事大头人前来吁恳，出自诚心，即拟遵照前奉谕旨，纳款受降。

　　十二、清接纳廓使，1792年10月受降撤军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八日（1792年9月23日），廓尔喀遣世家三代任噶萁的“正经办事的”大头人第乌达特塔巴（Devadatta Thapa）等4人，带着呈大将军的禀文和上皇帝的表文，来到大营，两份文件内容基本相同，仅译文有文俗之别，①（注：全文见《卫藏通志》卷13下。第乌达特塔巴，据福康安奏云廓王子幼稚时系此头目携抱照管。）除重复以前的禀文内容外，还报告去年抢掠后藏的廓军归途上在雪山冻死2300余人，今年在大军攻剿下又死了三四千人，阖部震恐，懊悔自怨，此皆是误信沙玛尔巴之过，请求再度归诚，不敢反复，云王子本应亲身朝觐，唯年齿尚幼，欲派王叔赴京，又因身旁办事无人，不能远离，现拟派第乌达特塔巴等大头人恭赍表文，代为觐见大皇帝，并准备乐工及驯象、番马、方物等件，随从带往，恳求赏收。今后拟五年一贡。②（注：另外，杨揆《桐华吟馆卫藏诗稿·廓尔喀纳降记事》自注云“献乐工二人，试询其所歌，大将军以为不庄，来使乃尔兴次日另制以进，歌咏圣德，颂扬极得体”。又云：“廓尔喀先请三年一备联贡，大将军以其道远，令五年一贡，用示柔远之意。”杨揆时在福康安幕府，所言当据亲身见闻。）

　　福康安在训斥来使一番后，表示当据实上奏，并暂将各兵撤回。在随后的上奏中肯定了廓方的诚意，提出若等候谕旨到来再行班师，计期已在十月中旬，兵丁触染疫病者更多，不能久驻，且藏界早寒，万一边界封山，更难撤退。故拟带领各兵分起缓撤，通知聂拉木一路成德等官兵也撤退。

　　不久，八月十三日廓王子遣头人送来牛羊米酒等犒劳清军，福康安告诉他们表文及贡品单都已送走。十九日，廓王子禀告已经知悉将军准为代奏，实在感激，并称：从此不再向济咙收取鹰支马匹、不敢再提以往合同的内容及新旧银钱的兑换比例，将本属于西藏的扎木地方交还等，又命所遣第乌达特塔巴过藏时面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谢罪，并拟于皇帝准降后差人赴藏呈送礼物。福康安同意，且告知定于八月二十一日（1792年10月6日）班师。③（注：据《廓略》卷42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日条，并参考《卫藏通志》卷13下，但后书似将廓王子禀文时间提前。）

　　凑巧的是次日，八月二十二日，皇帝在北京刚刚接到福康安七月初九日的关于廓王子第一次递来禀文的报告，即以时届深秋，若前方继续用兵，设或冰雪封山，是“进无所取，退有所阻”，说：“朕断不肯以万难办理之事，迫人深入之理”，应趁此机会纳降撤军，遂在通知前线的同时，命内阁将此次不得已用兵之故、准许廓尔喀内附的原由及着福康安传旨准令纳表投诚、撤兵凯旋的决定等等颁谕宣示中外。

　　八月二十一日福康安等开始从帕朗古撤军，二十六日成德由利底撤军。九月初四日福康安率全军撤回济咙。可能此前，他派穆克登阿勘定了边界，设立了鄂博。西边以“济咙”外之热索桥、东边以“聂拉木外扎木地方之铁镇桥”为界。

　　清军在济咙时，廓王子又派人来，交呈他亲写的歌词，请付给所遣乐工演习。噶萁第乌达特塔巴等携带表文、乐工13人及贡品驯象、番马、孔雀等28项④（注：《卫藏通志》卷13下有贡品清单。），即由乾清门侍卫珠尔杭阿等护送他们先去日喀则敬谒班禅喇嘛（约在七月中班禅喇嘛回到后藏）、次至拉萨敬谒达赖喇嘛，十月初一日离拉萨赴京。

　　十月初三日福康安、惠龄抵扎什伦布寺，初五日晤见班禅喇嘛。十五日到拉萨，达赖喇嘛闻讯先期下山到距布达拉10余里外迎接。福康安在拉萨住了4个多月，与惠龄、孙士毅、和琳四大员筹商拟定善后章程，对西藏地方的军政大局作出了重大的改革与建设，又于布达拉山前康熙帝碑侧建立了乾隆帝撰《十全记》满汉蒙藏四体字碑。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离开。⑤（注：此后，同年八月于大昭寺前建立福康安等的纪功碑。）

　　从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成德带兵自川进藏到此时清军凯旋经过拉萨，共16个月，中央调动东北、西北、西南兵力，有满、汉、藏、蒙、鄂伦春、达斡尔各族参加，越过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完成援救西藏一役，牺牲人数不知，军费估算共用去银285万又5638两。

　　十三、尾声

　　廓尔喀使者在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如期抵达京师，同日谒见和珅，次日，朝觐皇帝，三日后再度朝觐时，皇帝正式恢复王子拉特纳巴都尔王爵、王叔巴都尔萨野公爵的名号。五十八年正月初八日赐宴紫光阁，十三日到十五日、十九日赐宴圆明园，备受礼遇款待，但他们又向和珅提出了扎木应否归还后藏、济咙的鹰马应否索取、几年一贡为宜等问题，和珅在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十三日口头答复：这是恃恩干渎，为得一步进一步之计，不能代奏，一切仍须按此前皇帝批准的五年一贡、扎木归藏、废止索求鹰马三条执行。至于所禀如“别处”（按：此指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廓尔喀挑衅，要求天朝保护帮助，则因廓尔喀与西藏地位不同，西藏久隶天朝版图，廓尔喀为入贡属邦，不能援例，如廓尔喀与邻近各处争竞，不能得胜，甚至失国避往他处，天朝也没有理由越境绥辑，若避至西藏，必当照藏人一律看待，妥为安插，俾不致失所。再，西藏已奉命自行铸造银钱流通，可以不依赖廓尔喀的银币，但也不禁止贩运入境，不过双方都必须用成色十足的纹银来铸币，贸易皆当遵照驻藏大臣颁布的有关章程公平进行。①（注：庄吉发书，第471—472页引《廓尔喀档》。）正月十九日军机大臣又特面谕：西藏新定章程规定每纹银一两易换新铸银钱六圆、易换旧铸钱及巴勒布旧钱八圆，通行使用。现在驻藏大臣和琳是大学士和珅之弟，蒙皇帝特简驻藏，稽察整饬诸事，非前此驻藏大臣可比，其一切指示必当敬谨遵奉，若违拗生事，大臣必即据实奏闻，从严究办。贡使表示回国当传奉谕旨告知王子，逐一遵行。②（注：庄吉发书，第474页引《廓尔喀档》。新银钱的种类和兑换比率后又有改变，见《廓略》卷54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十三日条。）五月中旬，贡使们返程上抵打箭炉，见到在巴塘休息一段时间后正回内地的福康安，又恳求他代奏请朝廷赐与随来人员内16人以天朝顶戴，福康安答应，后皇帝勉强同意，谕知和琳办理。廓王子在遣人至藏进谢恩表贡的同时，复请在拉萨留下4人学习汉字，经和琳上奏，也获得准许。

　　过去所说因济咙、聂拉木边界贸易课税启衅，经过福康安调查，认定廓尔喀实际上受沙玛尔巴唆使欺凌藏人，并非因贸易启衅，此前巴忠归罪已故噶伦索诺木旺扎尔，谓彼苦累巴勒布商人私加税银激起第一次战争等，都非事实。皇帝指示索诺木旺扎尔家产无庸再行查办。

　　西藏的边界西段与廓尔喀相接要隘，如前所述，福康安派总兵穆克登阿已予勘定。西段与廓尔喀、作木朗、洛敏汤（Lamjung?）③（注：Ludwig F.Stiller，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Gorkha，Kathmandu，1975，p.56—58，161—169。）、东段与哲孟雄（锡金）、布噜克巴（不丹）各交界处，在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到五月和琳带游击张志林巡边时重立界石标志划清。至于廓尔喀同作木朗、哲孟雄的边界，廓尔喀请求驻藏大臣差官员勘定，藏中噶伦及僧人俱以为作木朗、哲孟雄二处不属西藏管辖，而一向与达赖喇嘛相好，彼处寺庙皆在经典上著录，请仍照第六辈达赖喇嘛所定地界，为之剖断，而和琳、成德不听，认为廓尔喀侵夺该两处土地，久成事实，应维持现状，拒绝代定边界。④（注：《卫藏通志》卷2疆域。详考见房建昌：《中尼边界鄂博位置考》（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下卷，第678—69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清军撤退后，福康安实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衔，他本已因台湾战功受封嘉勇公，皇帝特谕在“嘉勇”上再加“忠锐”二字，以示酬庸，复移督云贵。海兰察进封一等公，五十八年三月病卒，他一生在军旅中奋勉作战，身受多伤，如学者所说，其死标志着乾隆帝全盛的武功的终结。和琳之催运军资，整饬颓习，查抄沙玛尔巴在阳八井的庙宇、私产，深得皇帝赏识，评许他细心，遇事有决断，他先后同成德、和宁一起任驻藏大臣，筹划执行善后及藏政改革事宜。原有噶伦四员中，丹津班珠尔、扎什敦珠布二人已解去京师，扎什纳木扎勒（bkra-shis-rnam-rgyal）阵亡，似是补缺的噶伦索诺木扎什（bsod-nams-bkra-shis）也以办事迟误，被福康安斥革⑤（注：《元以来》第3册第730—731页乾隆五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福康安查处噶伦索诺木扎什折。此人属于霍尔康（hor-khang-gsar）家族。），剩下僧人噶伦一员噶勒藏那木扎勒（格桑纳木结，skal-bzhang-rnam-rgyal，此僧曾奉命督催拉萨昌都间粮运），故和琳一至拉萨即握主持藏事的极大威权。①（注：和琳在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十三日到拉萨后，曾委工噶班觉署噶伦。竭霍尔工噶班觉（bshad-hor-kun-dgav-dpal-vbyor）原是噶厦仲译，在噶伦霍尔康扎萨克·索诺木扎什病死后提升，见汤译《传》第401页。同年七月十九日孙士毅等奏请补放四缺噶伦，有工噶班觉、丹津朗结（bstan-vdzin-rnam-rgyal）、坚巴多布丹（sbyin-pa-stobs-ldam）、敦珠泽旺（don-grub-tshe-dbang）（《元以来》第3册第753—754页），《实录》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条批准以扎萨克喇嘛坚巴多布丹补授僧人噶伦。）汉大臣孙士毅在全役过程中谋划行动往往合皇帝之意，从未受皇帝责备，也实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衔，再摄四川总督，办理此役军费报销。鄂辉熟悉藏事，初期购备军粮、勘定运粮进军的路线及设站地点，后期督办前后藏间军需运输、与和琳共同办理藏务，都立下大功，但因前此五十五年秋故意搁压廓尔喀谢恩表贡不奏，被逐步揭发审实，皇帝极怒，罚彼与保泰（俘习浑）、雅满泰同样在藏永远枷号（监外带枷示众），以示炯戒，而因战事结束和藏事安排已妥，五十八年四月将3人释放回京，七月且命和琳访询达赖喇嘛等僧俗人众对如此赏罚的反映，十一月上谕：此3人中保泰竟欲将全藏弃与廓尔喀，罪过最重，着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鄂辉、雅满泰则着在拜唐阿（Baitangga）上行走（即无品级在京衙署中听差办事）。后鄂辉加员外郎衔，迁热河总管②（注：《清史稿》卷328本传。）。

　　丹津班珠尔和玉托二人与汉兵王刚、冯大成、卢献麟由军营经川藏一路长途解往京师，卢中途病死于堆龙德庆，余人在五十七年九月抵京，见到军机大臣阿桂、和珅③（注：《廓略》卷46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谕“昨据侍卫安禄等将丹津班珠尔等解到，当令军机大臣详悉询问，其所供许银说和各情节，大体俱已明悉。”），且被“蒙古衙门”（按：理藩院）安排在皇帝去“白伞盖庙”（按：似是今北京市北海永安寺）途上叩见，皇帝见到他们，用蒙古语指出丹津班珠尔力单势弱，落于敌手，是年轻不谙事理之过，并无大罪。肇事皆由巴忠谎奏而起，丹津等及鄂辉在地方上不知朝廷的意图，误以为巴忠所言即是皇帝的指示，不得不依，尤其丹津是班第达之子，家世有功于国，与玉托皆特予宽宥，命新年过后同班禅喇嘛贡使一起返藏。丹津、玉托即奉谕随往“白伞盖庙”，领受皇帝敬佛的剩余茶点，观看庙北“大湖”（按：似今北海）上百余人冰嬉的演出。此后，二人住进黄寺，十二月二十九日皇帝至雍和宫观密宗跳神，二人带随从也去看了。王刚、冯大成则回老家四川。④（注：以上据《传》第411—449页。丹津在京师还学习汉族乐器笙等。）

　　在丹津赴京途上，家人幸其生还，为报皇帝之恩，赎丹津之愆，曾献出庄园5处作为公用，军机大臣阿桂、和珅将驻藏大臣等对此事的处置意见，面询丹津，并立即上报，皇帝为了安抚丹津并维持其家庭生计，指示此5处以外其余所有田园牧场不准任何人干涉，历任驻藏大臣须予保护。

　　丹津、玉托在五十八年二月中一度出痘，痊愈后三月九日离京，取途青海，八月十一日回到拉萨。当他们在中途时，中央决定丹津不能继续承袭公爵，不能再任噶伦，令其年仅10岁的幼子继承曾祖喀锡鼐从前得过的头等台吉爵位。⑤（注：《传》第433—449页，又《廓略》卷46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条，《实录》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乙巳（八日）条。）［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作者简介］邓锐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