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臂上很多小红点:康生得毛泽东信任之谜：只有他去苏联看过毛岸青（2）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并重返中国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月至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排斥王稼祥控制中联部

在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康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排斥和打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借以加强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识破了康生的极“左”思想，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对中联部的有关副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让康生插手中联部的工作。

1960年—1961年，当王稼祥得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他几次把我叫去，先是让我们翻译组查阅苏联历史文献和报刊，看看苏联当年的农业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贯彻的；后来又让我们收集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在遇到挫折时是如何克服经济困难的材料。我们先后给他送过几批材料，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批关于苏联农业推行承包制的材料。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安德烈耶夫在一些地区推广承包责任制，效果不错。但斯大林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集体化原则，批评了安德烈耶夫，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王稼祥看到这个材料后对我说，承包责任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类似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他表示，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内忧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国际上应当采取缓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他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已超过中联部的工作范围，因此就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给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同志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对外政策上应采取缓和的方针。对美国要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要缓和；对苏联斗争要有理有礼有节，要缓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也要缓和。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先后看过这封信，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看了这封信，也没有认为信中有什么问题。但是，1962年世界裁军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康生抓到了攻击王稼祥的机会。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康永和为副团长、王力为党组负责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中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抵达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了言，代表团的同志们分别参加了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王力参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动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

毛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后批评代表团的做法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这一下，康生认为机会来了，到处煽风点火，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给周恩来总理等写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对外政策引发的。他鼓动刘宁一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王稼祥的状。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刘宁一向毛主席历数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谓的“错误观点”和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错误”。毛主席听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在1962年8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主席，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主席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结论，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联系到一起。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将其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打倒知情人重掌社会部

康生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左”的一套，中央把他调离社会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康生对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但不敢违抗。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央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后来的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20世纪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20世纪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送《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为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指东北元老高崇民是该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硬说邹大鹏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指使造反派对邹大鹏进行大会批斗之后，又亲自在深夜打电话给邹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邹大鹏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双双自杀身亡。1968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他请示汇报。

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调查部发出了一个被造反派称之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这个指示除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调查部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外，还点了何长谦等一批骨干的名，说他们是坏人。何长谦同志是混血儿，其外貌酷似“洋人”。20世纪40年代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关部门利用他的相貌特征，派他去沦陷区进行地下工作。何长谦奉命潜入北平，建立情报网，收集了大量有关日军和敌伪政权的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奉命到南京开展地下工作。他收集到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安插的潜伏特务的名单，对南京解放后一举粉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网立了大功。何长谦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国文字，是我们翻译界的权威。我们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论战文章和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他都积极参与，负责定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后，造反派给何长谦编造了“八国特务”的罪名，把他抓进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于1974年夏死于狱中，生前没有能够看到为自己平反昭雪的公正结论。粉碎“四人帮”后，何长谦的弟弟何长青为其兄写了申诉材料，我设法将这份申诉材料转呈给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不久获悉，组织上已为何长谦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何长谦举行了悼念仪式。何长谦夫人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