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治疗腹水的偏方:见钱眼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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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通宝价格2011年7月更新
乾隆通宝铸于清高宗乾隆年间
乾隆钱大多都很便宜
只有宝台局和宝济局相对稀少!
还有大样宫钱万选钱价格相对高些!
此外各局雕母,好品母钱更是难求!
乾隆宝济 12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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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通宝 宝泉局 美品建议价格 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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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通宝】清世宗雍正年间（1723—1735年）所铸制钱，按顺抬四式满文钱造。面文“雍正通宝”楷书，直读，背穿左为满文“宝”字，穿右为记局满文计20字（除户、工二部均为省局名，州、府局已废）泉、源、巩、河、苏、广、昌、浙、陕、桂、徊、云、南、台，（以下新设）武、黔、川、晋、济、安。雍正钱形态工整，规格统一，在历代清钱中居少而精地位，可见雍正钱法严谨。一般径2.6～2.8厘米，重3.6～5.4克。存世尚有贵州宝黔局大样钱一种，形制类折二，甚罕见。
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一、铸币制度改革的背景
铜钱制度是清代币制的主要内容。清代币制因循明代，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为了便于流通，白银需要铸成不同重量的银锭，各地官私银炉均可以自由铸造，政府不加干涉。铜钱作为政府法定铸币，则严格控制生产和流通过程，私铸、私毁按律治罪。在日常经济往来中，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作为一般商品的等价物，二者在商品交换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为了规范货币市场秩序，清政府以银权钱，明确规定“每钱一千，值银一两”，且“永为定例”。但是，这一“定例”从制定之日起，就基本上没有严格执行过。在价值规律的作用和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商品货币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总是离开清政府的“定例”而上下波动，有时波动的幅度较大。在清代前期(1840年前)的近二百年间，银钱比价波动常常成为困扰清朝政治经济生活的严重问题而备受朝廷重视。为稳定银钱比价，清政府总是围绕铜钱的铸造进行币制改革。从这个意义讲，铜钱制度是清代货币制度的主要内容。铜钱是中国的“国币”。
铜钱是铜铅锡合金制品。清朝初年，铸造铜钱的主要原料是铜和铅(实际上是锌，但清政府保存的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中都称铅，以下仍沿用这一习惯称谓)。为了防止私毁铜钱，乾隆朝时加入了少量锡铸造青钱。铜钱价值含量的高低主要来自铸钱原材料的成本。清初铸钱刚开始时，铸钱规模尚小，主要以旧钱旧铜器皿为铸钱原料。当时，铜随地可得，铜价低廉。如顺治十一年(1654)，宝泉局铸钱“用过钱杂等铜二百二十万斤，内除耗铜不计价值外，各价不等，计共值银十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五两。”由此可计算出每百斤价银六两五钱。而云南是铜料主要生产基地，虽说当时铜厂关闭，但废铜较为充裕，相对其它地区铜价更低。顺治十六年(1659)，云南省铸局用铜每百斤价银二两二钱，铅每百斤价银四两七钱。低铜价必然造成铜钱的低成本。在顺治朝，宝泉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基本保持在0.7～0.8两上下，江宁省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在0.6钱左右，云南省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在0.7两。
但收买旧钱旧铜器皿毕竟不能成为各铸钱局长期稳定的原料来源。早在顺治末康熙初年时，收买旧钱旧铜器皿作为鼓铸原料的缺陷就充分显现。为解决铸钱用铜铅问题，清政府打破海禁，特别准许官商、民商携带中国货物，远涉重洋，到日本售货易铜，带回国内以供鼓铸。此后，国内铸钱主要以洋铜(即日本铜)为原料。但洋铜价格高昂，且不断上涨，官商所购洋铜最高销售价银每百斤十四两五钱，民商所购洋铜的最高销售价银每百斤十七两五钱，高出国内旧钱旧铜器皿价格数倍。铸钱原料价格的不断上涨，造成铸钱成本的不断增加。以康熙九年(1670)广东省铸钱为例，“广东省铸出新钱七十二万一千文，(按铜钱千文值银一两计算)，值银七百二十一两，遵照部例销算，(铜价以每斤六分五厘计算)止应开销铸本银五百九十三两。”改用洋铜为铸钱原料后，按照“地方时价工本计算，实用过铸本一千四十三两。”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为1.45两，“局官实包赔铸本银四百五十两，”铸局亏损严重。其他各省局铸钱成本的情况当与广东类似。
铸钱成本增加，致使商品货币流通市场铜钱价格因铸本增加而昂贵。康熙二十三年(1684)吏部左侍郎陈廷敬奏称：“今日民间不便者，莫甚于钱价昂贵，定制每钱千文值银一两，今每银一两仅得钱八九百文。”在清政府看来，稳定银钱比价最有效的办法是降低铸钱成本，而降低铸钱成本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改变铜、铅的配铸比例和降低钱文铸重。在清代前期，曾实行过铜七铅三、铜六铅四、铜五成四铅四成六、铜铅各半等不同的配铸比例。而且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铸局之间，在铜铅配铸比例上又有差别。在铸钱原料中，铜价较铅价高出许多。商品市场贸易中铜的价银最高时每百斤达二十余两，最低也接近二十两。而倭铅价银最高为康熙朝，每百斤接近十两。一般来说，铜钱中含铜量越高，成本越高，含铜量越低，成本越低。总的趋势是，清政府在铸钱用铜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常常通过减少铸钱中用铜、扩大用铅比例的办法，以降低铸钱成本。与此同时，清政府为减少铸钱成本又不断减少钱文铸重。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铸造过每文重一钱、一钱二分、一钱二分五厘、一钱四分等不同重量的铜钱。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将铜钱每文铸重由一钱四分改为铸重一钱，变铜七铅三为铜六铅四配铸。大幅度减轻钱文铸重和减少铸钱用铜的比例，极大地降低了铸钱成本。但是，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商品货币流通领域内铜钱价格很快又由贵变贱。如康熙二十九年，山东“以八钱银计为一千钱”。三十九年，湖南、湖北“钱易雍滞，价值过贱。”四十四年，北京“以白银十万两，可换新铸大制钱十四万吊。”四十五年直隶地方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七百文左右”。山东地方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七百文。”江宁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一百文”。京城“钱价甚贱，以致民怨”。
铜钱价格低贱不仅造成了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安定，而且导致自“铸小钱以来，私铸钱不能停止”的严重后果。迫于压力，清政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决定，“更定制钱每文重一钱四分。”铜钱铸重又回到顺治末年的水平上。
恢复铜钱铸重一钱四分，又大大增加了铸钱成本。江南铸钱二十串，需银二十四两一钱；浙江铸钱二十串，需银二十五两五钱。每串成本在十二两至十三两之间。进入雍正朝以后，“宝泉宝源二局每年额铸六十万二千六百八十七串四百文，每串需工本银一两四钱三厘七毫五丝，以钱一串抵银一两外计，每串亏折银四两三厘七毫五丝，每年共计亏折银二十九万八千七百三十七两零”，亏损非常严重。与此适应，商品货币流通领域铜钱价格继续又开始“昂贵”。康熙六十一年(1721)，户部议言：“向市价一两易钱八百八十文，今每银一两易钱七百八十文”。
可以看出，为稳定商品货币市场的铜钱价格，顺治、康熙两朝对铸钱制度不断进行改革，但无论是改变铜铅配铸比例(事实上，康熙皇帝在位时，从来没有在铸钱制度中将铜的金属比例降至六成以下，也就是说，从未按照铜五铅五的金属比例铸钱)，还是增减铜钱铸重，这些改革措施都因铸钱用铜的缺乏和铜价的高涨而失去意义。降低铸钱成本，商品市场的铜钱价格立即大幅下降，造成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提高铸钱成本，铜钱价格很快增昂，但各铸钱局亏损严重，铸钱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清代铸钱事业处于两难抉择之中。银钱比价波动成为困扰当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一大难题。雍正皇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铸币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
二、铸币制度改革的内容
雍正即位后，即着手对铸币制度进行改革。
雍正五年，“定以铜铅各半配铸制钱。”《清朝文献通考》对这一制度的实行作了这样的解释，“是年，宝泉、宝源二局照例配铸，其云南各局及嗣后所开之贵州局、四川局，以铜质高低不一，加之沙水异益，仍以铜六铅四相配，至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始照京局一例配铸。”⒄即除云南、贵州、四川省以外，全国其他各局普遍以铜铅对半配铸。嘉庆、道光时期成书的货币史资料《铜政便览》，对云南省各局铜铅比例作了这样的记载：“雍正五年，仍以铜六铅四配铸，……乾隆六年十二月，改为四色配铸，每百斤用铜五十斤，白铅四十三斤八两，黑铅三斤八两，锡三斤。”说明云南各铸钱局最终是在乾隆六年实行铜铅对半配铸。这一记载与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阁题本》关于贵州省局实行铜铅对半配铸的时间完全一致。“黔省改铸贵钱，前因各匠役初行试铸，未能体验火候，以致对配鼓铸每多折耗，今选择谙炼匠役，督同亲试，细察火色，照依京局对配之例，学习试铸。近日各炉铸出钱文，虽未能尽免折耗，然亦能大概完好，定于乾隆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即依京局铜铅配对鼓铸，以免虚糜。”此后，无论京局还是各省局，从制度上来说，都以铜铅对半配铸，并一直保持到乾隆末年。
如乾隆五十七年，宝陕局“共用红铜二十八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斤八两，白铅二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二斤十二两，……白铅一千九百二十八斤十三两，点锡一千八百五十三斤二两，点锡九千五百九十七斤十二两三钱”。乾隆五十八年，宝武局“共用铜铅锡七十万一千九百斤”，其中用铜和铅锡分别为350950斤。说明陕西和湖南当时都是铜铅对半配铸。
当然，人们在历史资料中还会经常看到这样的记载，宝泉、宝源局等许多铸钱局，乾隆五十年以后，用铜的数量超过用铅数量。如乾隆五十八年，户部宝泉局铸钱“用十成铜一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七斤二两二钱八分六厘，八成滇铜四百六万五千一百二十一斤九两四分一厘，六成废印铜二百九十斤一十两。白铅四十九万九千二百八十五斤一十一两四钱二分九厘，高锡一十五万三千六百二十六斤五两九钱七分八厘，又附鼓铸淘洗铜五千八百五十斤。通共用铜铅锡七百七十三万一千一百二十四斤一十一两六钱四厘。”其中约用铜4174119斤，用铅锡约为3557005斤，铜铅配铸比例是54％比46％。乾隆五十三年，工部宝源局铸钱用铜1939885斤，用铅1660113斤，铜铅配铸比例是54％比46％。乾隆五十九年，宝浙局铸钱用铜494141斤，用铅392031斤，铜铅配铸比例是56％比44％。以上三局铜铅配铸比例中，用铜多于用铅，是不是意味着清政府在制度上改变了铸钱中铜铅的比例?不是的!这些铸钱局用铜多于用铅，是因为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八成”、“六成”“低铜”的缘故。按照规定，“八成”“六成”“低铜”要折合成“十成”铜。这样，单从绝对数量上来看，铜的比例自然加大了。
如果说清政府后来对铸钱制度中铜铅配铸比例作过调整的话，那只是在乾隆五十九年以后，宝泉局“以铜六成铅四成，配搭鼓铸”。而嘉庆元年，宝泉局又改为以“铜五十二斤，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六斤八两，三色配铸。”此后，铸钱中铜铅配铸比例时有改变，但因嘉庆朝以后铜钱价格日益低贱，清政府总是力图通过铸钱中增加铜的比例，提高铜钱的价值，以扭转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低贱的局面。
根据以上考察看出，雍正皇帝进行币制改革时，将铜六铅四改为铜五铅五配铸，后来各朝都按这一比例铸钱。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各铸钱局从未将铜的比例降至五成以下。铜铅对半配铸，这是铸钱用铜的底线，用铜低于五成，铸出铜钱掷地即碎，无法流通。所以，关于雍正皇帝即位后“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铸钱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错误的结论。
雍正皇帝铸币改革的另一中心内容是降低钱文铸重。雍正皇帝即位后，通过对顺治、康熙两朝铸钱制度利弊的深刻反思，认为“鼓铸钱文，专为便民利用，铜重则滋销毁，本轻则多私铸，原宜随时更定，筹划变通，斯可以平钱价而杜诸弊。”把改革铜钱铸重作为稳定铜钱价格和杜绝铜钱流弊的重要手段。他指出，“顺治元年每文重一钱，二年重一钱二分，十四年加至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销毁弊多，改重一钱，嗣因私铸竞起，于四十一年又仍复一钱四分之制，后铜价逐渐加增，以致工本愈重”。而销毁铜钱，“奸民不需重本，便可随时熔化，骊缉殊难，非若私铸，必须有力之人，兼设有炉座器具，易于查拿者可比。”他认识到，钱文铸重一钱太轻，一钱四分过重，若照“顺治二年例，每文铸重一钱二分，在销毁者无利，而在私铸者亦难，似属权衡得中，可以行之久远。”力图做到钱文铸重适中，不偏不倚，使销毁者无利，私铸者亦难。这是对顺治、康熙两朝铸钱制度的总结，注意到了币制改革既要有利于货币的长期稳定，便捷流通；又要杜绝私毁、私铸铜钱。于是，规定各钱局按铜钱每文重一钱二分铸造。此后，钱文铸重一钱二分成为定制。
雍正皇帝币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是以滇铜、黔铅为铸钱的主要原料。康熙朝时期，无论京局、省局都以洋铜为铸钱原料。洋铜主要来自日本，价格高昂。且商办洋铜日益困难，拖欠严重，影响着清代铸钱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朝廷，滇省铜矿“自增开汤丹等厂以来，采铜有效，”“矿产增盛，除供本省鼓铸一百万斤外，核算雍正五年分铜斤可余二百数十万斤，但铜多本少，不敷官买，请动支盐务赢余银两，收铜转运至江南等省，收买还项。”雍正皇帝同意了鄂尔泰的请求，决定“将滇省余铜令该督动盐务银六万两收买，委员以一百余万斤运至汉口，以供湖北、湖南采办之用，一百余万斤运至镇江以供江苏采办之用。”“滇铜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加以运至汉口、镇江，水脚需十三两以外，较之原额亦稍有节省。”随后云南铜矿开采兴旺，矿铜数量大增，乾隆初年年产已接近1000万斤。乾隆四年，京城户工二局鼓铸用铜400万斤，后逐渐扩大到630余万斤，尽归云南办运。各省铸钱亦大部分采用滇铜。滇铜替代洋铜成为各铸钱局的主要原料。长期以来困扰清政府的铸钱用铜问题完全得到解决。
另外，雍正朝以前，铸钱多用倭铅(日本铅)。倭铅价格较贵。“京局改定对配以来，每年增办铅至三百六十六万斤，向由商人承办，每斤给价银六分二厘五毫，水脚银三分。”铅价、水脚共计每百斤九两二钱五分。雍正朝时，“贵州之莲花、殊砂等厂，所产白铅岁不下四五百万斤，各厂定价每百斤一两三钱。”较之倭铅价格极低。于是，雍正皇帝下令“贵州巡抚委员照额收买，分解户工二局，每百斤给水脚银三两。”铅价、水脚每百斤共计四两三钱，极大地降低了铸钱用铅价格。
为保证铸币制度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雍正皇帝还颁布法令，严禁民间使用黄铜器皿。雍正帝认为：“制钱千钱，重八斤一十二两，除去倭铅，独红铜可得四斤六两，所造红铜器皿，每一斤买银四钱有零，是千钱值银一两，而千钱值红铜造成器皿之银一两七钱有余，几获倍利。”“钱文乃民间日用所必需，鼓铸日增而钱不见多，必奸民图利，有毁钱造器皿之事，若不禁止铜器，则钱价究不能平”。在雍正皇帝看来，要防止私毁铜钱，必须禁止使用铜器皿。并发出上谕，“嗣后除三品以上官，准用铜器，余俱不得用黄铜器皿，定限三年，令将所有，悉行报出，当官给价收买。”接着又严黄铜器皿使用禁令，规定“从前曾以三品以上许用黄铜，今犹觉滥用者多，以后为一品官之家器皿许用黄铜。余者遍行禁止。有匿藏私用者，盖以违禁论。”随着云南铜矿的开采兴旺，这一禁令在乾隆元年才被解除。
另外，严令打击私铸和使用私钱，并定各级官吏失察之罪。同时还将宝泉、宝源局及各省局铸钱卯数、数量以及物料和工匠工资支付数额等的核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总之，雍正皇帝对货币制度的改革，涉及的内容很多，然其中心内容是围绕降低铸钱中用铜比例和钱文重量来进行。通过这次改革，清朝铸钱制度基本稳定，除乾隆元年，为防止私毁铜钱，铜铅比例中加锡铸造青钱外，其制度的基本内容长期保持不变。
三、铸币制度改革的意义
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1．规范了铸币制度，便利了货币的流通。雍正皇帝通过对顺治、康熙朝铸币制度调整频繁造成的铜钱大小、轻重、价值不一的混乱局面的深刻反思，对铜钱的重量、铜铅的配铸比例、鼓铸用铜铅的价格、各局铸钱的卯数、物料以及炉匠工钱的支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尤其改革铜钱铸重为一钱二分，重量适中，成为定制，规范了铸钱制度，结束了不同重量的铜钱并存于商品市场造成的交换繁难的局面，便利了货币的流通，有利于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2．降低了铸钱成本，给清政府带来大量铸息银两。雍正时期，滇铜、黔铅开采兴旺，产量大大增加。与此同时，清政府高度垄断了铜铅的生产、收购以及销售的全过程，将所产滇铜、黔铅悉数用于铸钱，取代洋铜、倭铅成为铸钱的主要原料。通过垄断经营，极大地压低铜铅收购价格，残酷压榨掠夺矿民、矿商，大幅度降低了铸钱成本，从而使长期以来亏损严重的京局和各省局铸钱盈利，部分铸钱局铸息率极高。京城户工二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0.8～0.9两，云南铸钱局就地取材，铜价、脚费相对较低，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在0.7两左右，铸息率更高。如乾隆六年，云南省局“共铸钱一十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计获息银三万一千余两。”嘉庆六年“共铸钱十万一千九十余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共获铸息银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两。”从乾隆至嘉庆朝，云南省局铸息率长期保持在20％～30％左右，年获取息银最多达十万两以上。其他铸局获取息银数量略低于云南，如乾隆五十六年，湖北宝武局共铸钱86286．623串，息银15474.415串，铸息率为22％。
这还不是各铸钱局最后得到的铸息银两。各铸局常常利用乾隆朝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高昂，将所铸钱文拿到商品货币市场易换银两，以追求铸钱的最大利润。如乾隆十年，由于“京师钱价昂贵”，清政府决定将宝泉、宝源二局所铸钱文“七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串，增给钱局，发市易银。”乾隆十九年，湖北宝武局“共铸钱九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串六百二十三文”，“共发卖钱八万六千九百二十串一百文。”出售铜钱的价格一般是“每串照市价酌减三分”，也就是以低于市场三分的价格出售。清政府对出售铜钱价银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说，乾隆中期以前，铜钱一千“易平银一两二钱三分”，“折库平银一两一钱六分八厘五毫”。乾隆末年铜钱一千“易库平银一两三分五厘五毫”。通过发卖铜钱，各铸钱局极大限度地增加了铸息银两。仅湖北宝武局于乾隆十九年一次性出易铜钱增加库平银约10000两。折合成“平银”则获息银数量更多。各钱局大量铸息银两的产生，既是雍正皇帝币制改革带来的结果，又是清政府压低铜、铅收购价格，对矿民、矿商压榨掠夺的曲折反映，充分暴露了清政府追求铸钱高额利润的实质。
3．促使清代铸钱事业大规模发展。康熙后期，由于铸钱严重亏损，清政府不得不经常令各铸钱局停铸减卯。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后，降低了铸钱成本，各局通过铸钱能够获得大量铸息银两，加之乾隆朝钱价高昂，极大地鼓舞了各铸钱局的铸钱热情。于是，不仅停铸各省局恢复鼓铸，而且无论京局、省局都加卯鼓铸，不断扩大铸钱规模。京局从雍正朝每年铸钱64万串，增加到乾隆时期每年铸钱100余万串，最多时达到123万余串。各省铸钱中，云南铸钱数量最多。因云南地近铜矿，运输方便，铜价便宜，铸钱成本低廉，曾先后出现十一局铸钱，长时间保持在六局同时鼓铸，铸钱最多时年达40万串。清代大规模铸钱一直保持到嘉庆时期。全国铸钱最多时年达220余万串，便利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4．给士兵、官吏、工匠等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雍正朝货币改革以后，铸钱成本大大降低，各铸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普遍低于一两。按理来说，受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货币市场的银钱比价，铜钱千文兑换白银应当低于一两。换句话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应当超过千文。但自雍正皇帝货币制度改革后直至整个乾隆朝，商品货币市场的银钱比价，白银一两兑换铜钱长期保持在七八百文之间，乾隆末年仍然保持在九百余文。钱值和商品市场的钱价相悖。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这里不作赘述。但商品市场铜钱格价的长期高昂，给士兵、官吏、工匠等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
按照清政府规定，各铸钱局生产的铜钱，主要以兵饷、官俸搭放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搭放比例一般是银七成，钱三成。搭放的具体办法，以清政府制定的“定例”，即白银一两值铜钱一千发放。另外，按照规定，铸钱工匠的工资也以“定例”规定的比例支付铜钱。在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高昂的情况下，按照“定例”来发放兵饷、官俸以及支付铸钱工匠工资，增加了兵饷、官俸以及工匠工资的附加值，这对于改善广大士兵和官吏及铸钱工匠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积极意义。
大定通宝价格
2010年1月更新
光背：20到60（根据品相定）
背字：上“申”，“酉”：40到80（根据品相定）
背字：下“申”，“酉”：60到200（根据品相定）
“大定通宝”探索
作者：●薛延龄 2007.2.8
打开集币夹，有一枚形制、钱文风格别致的古钱，一看就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这枚钱便是距今800多前金朝铸币“大定通宝”。
《简明古钱辞典》云：“此钱制作异常精湛，楷书，钱文仿瘦金体，俊逸秀美，内外廓整肃峻俏，系我国古钱佳品中之佼佼者。”金代文学家元好问亦对金世宗汉书钱文造诣大加赞许，有“承平旧物霓裳谱，宝气辉煌映千古”之句。从古至今，这枚钱被泉界誉为美泉，受到广大钱币爱好者的青睐。
这枚钱就诞生在古代名城──代州。明《山西通志》中称：“‘大定通宝’独出山西代州”。这是有史以来历朝历代迄今发现的在忻州地区惟一的一次铸钱。
金朝是两宋时期我国境内女真族建立的政权，行政120年（1115年至1234年），金世宗完颜雍（1123年至1189年）是金朝第五位皇帝，国号“大定”。大定十八年，在代州（今代县）设立阜通监铸钱，钱名“大定通宝”，是金朝继“正隆通宝”之后的第二次铸钱了。
史书上有一段金世宗铸“大定通宝”的故事。
公元1178年，金世宗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保德军知事高季松为正副监监铸，因二人疏于职守，监管不力，铸钱不佳，“斑驳黑涩”，被金世宗怒斥，削官职两级，杖高季松八十。后改令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王圭监铸。大定二十年阜通监一员正五品，以节度使兼领，设副一员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领，设一员正七品以观察判官兼领，设勾当官二员从八品给银牌，命副监及承轮流经理。新铸之钱质地精良，边廓整肃，胜过金海陵王完颜亮公元1157年所铸“正隆通宝”，受到金世宗的赞赏。《代州志·金石志》记载中也说：“代州之监至令宰相监铸，故其钱独精好。”据考证，金所置代州阜通监旧址就在今代县城西大街武君庙内，大定钱停铸后才改建为武君庙的，此庙是祭祀战国时期名将李牧而设置的。铸钱的场地则在县城西北街城隍庙后冯家西花园北侧，占地面积百余亩，据附近居民延传，过去这里存有大堆废渣，后来夷为平地改建民房时，仍可见到铸钱的铅锅碎片和炉渣残留，可惜这些历史遗亦已被人们随意破坏，只能传言了。
古时代州开采过铜矿。大定钱的铜源就来之于代县南山的张仙堡一带。现在还能看到铜窑沟内残存的废矿井，出土过曾开矿用的镢头，照明用的灯盏等物。
“大定通宝”共铸行10余年时间，铸钱最多的时期是在大定二十九年前后，每年铸钱达14万贯之多，接近南宋时期的铸数。
但是，由于官府投资不足，采矿、运矿财力不支，便强令乡民摊款补偿，官吏也借机大肆勒索。同时，铜源贫乏，官府迫使乡民毁掉铜器补顶。阜通监岁耗钱80万贯，而岁收入仅为14万贯，国库亏损，难以维持，终于在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停铸。
“大定通宝”钱文直读，背分无文、穿上下分别铭“申”、“酉”字样以及星月纹等数种，“申”、“酉”释为地支纪年，亦有按阴阳五行说解释的。“申”、“酉”为金以昭示金国者，传世以“酉”为最佳美。一般小平钱径2.5厘米，重3.5克，折二阔沿径约3厘米，重9克左右。大定钱铜色泛白，传含微银，尤以折二为甚。 《代州志·金石志》说：“世宗十八年代州立监铸钱，文曰大定通宝……史谓其料微用银作，乃 也，古钱之精者烧之皆可得，质类水银。” 者，即今之锡铅合金，非银。
金灭北宋，徽钦二帝被俘受辱，死于非命，这是历史事实，徽宗赵佶临终曾写下许多悔恨、凄凉的诗句：“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钦宗赵桓死得更惨，被俘后，乱马踩死。如此深重的家仇国恨，为什么金世宗在铸“大定通宝”时还采用仿宋徽宗“瘦金体”钱文呢？原来金世宗爱好书法，对汉书情有独钟，写得也很好，其孙完颜景称帝后，是为章宗，尊孔读经，置弘文院，译写经书，下令将女真字直译汉文，喜好汉文化，遍搜图籍及名人书画。章宗更擅长书法，尤工汉书，效彷宋徽宗“瘦金体”，能诗歌，被誉为“帝王知音律”者第一人。金章宗如此酷爱书法，效仿瘦金体，亦受其母亲的影响。据说，章宗之母是宋徽宗某公主之女，自幼教其汉书章法。他还学习宋徽宗的花鸟墨竹，大量收集宋代书画名品，他为顾恺之《女史箴图卷》所题的跋，就是仿瘦金体，被后人津津乐道。
“大定通宝”钱，铸造时间短，铸量少，历经沧桑，已存世极罕，纪年“申”、“酉”钱更少，折二钱已凤毛麟角，不得一见。大定钱的探索与研究，对了解古代代州的社会经济状况，铜矿来源、冶炼情况的进一步考证，以及大定钱铸造的形制、工艺、钱文书法的赏析，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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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铸币
卢布林
1980年春，在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一个建筑工地上，施工者掘得一枚古钱，拂去尘土，只见铜色金黄，宽轮光背，“永昌通宝”4个楷体字清晰可辨。闻讯而来的考古学者断定，此钱当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铸，在北京还属首次发现。这是李自成推翻明朝，居京一月的又一实物见证。
时光倒退300多年也就是农历甲申年（1644年），同样是一个三月的正午，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今天安门），他身后林立的刀枪剑戟和飘扬的大顺政权旗帜，宣告了一个王朝的终结，也预示着一个陌生时代的开端。据史书记载，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两个月，在西安建大顺国时，就开始铸永昌通宝钱了。永昌通宝铜质优异，但铸造不甚精工，常见品钱文楷书直读，最明显的特征是“永”字的写法自上而下，由“二”与“水”组成，通称“二水永”；还有一种钱文含行书意的平钱，大概铸于李自成后期，现属罕见品，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数枚。永昌通宝小平钱、折五大钱两种传世和出土颇丰，仅小平钱的版别就有约二十种，可见当年铸行规模是十分可观的。
众所周知，因吴三桂引清兵入山海关，李自成占据北京仅一个多月，即撤军西走，转战陕西、湖北，又一年余，在九宫山遭当地民团袭击身死，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起义渐渐偃旗息鼓。之后，大顺军继续与清朝抗争达19年，永昌通宝伴随着这一历程在起义地区流通，其遗存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仍不断被发现。其中在陕西富平出土小平钱1枚，西安迎春巷和南大街分别出土大钱60枚和400多枚，河南信阳出土小平钱一枚，青海民和一寺庙出土小平钱2枚，甘肃临夏出土小平钱3枚等等，大部分出于明末清初窖藏。锈迹斑驳的永昌通宝印证着李自成起义军短暂的辉煌，也是甲申年留下的一份宝贵祭品。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07月20日第二版)
作者：袁 林
来源:www.artxun.com
关于李自成铸币问题,我曾撰写《李自成铸“永昌通宝”》(1985年《陕西金融·钱币专辑〈4〉》)和《李自成铸“永昌通宝”再探》(《中国钱币》1990年4期)二文。十余年来,随着资料的不断补充和出土钱币的大量涌现,使我对李自成铸币在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有许多新的发现,因此,有再度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结合近十年来全国出土永昌钱的原始资料,确定版式和铸地,再结合钱文发展情况,参照其他大顺文物,确定各类版式的铸造时间,最后对李自成的货币政策做一些分析,力图比较全面地介绍李自成铸币过程,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永昌通宝全国出土情况考察截止2003年11月,全国共有13个省区内的三十多个县市出土了永昌通宝,尚不含发现永昌钱的地区。陕西、湖北、河南、山西、宁夏、甘肃东部、河北、北京、山东、四川北部、青海东部等是永昌钱的主要出土地区。而陕西西安地区、湖北襄阳地区则又是永昌钱的重点出土地区。现将几次重要出土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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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安迎春巷:1987年发现于一废弃水井内,全为西安Ｂ、Ｃ式大钱,共148枚,钱穿似牛皮条(《考古与文物》1988年5期)。
(二)西安南大街:1981年道路拓宽改造时沿路挖出西安版Ｂ、Ｃ式大钱400多枚,小钱30余枚(《考古与文物》1994年5期)。
(三)西安东关:2001年发现一窖,全为西安版永昌钱,其中大钱1000多枚,小钱2600余枚(现藏“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小钱占71%,大钱占29%,大钱以西安Ｃ式为多。
(四)西安市内:2003年7月一次出土1300多枚,其中大钱300枚,小钱1000多枚(现藏“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西安版小钱占70%,大钱中西安Ｂ式占25%,西安Ｃ式占75%。
(五)湖北襄阳:1993年一次性出土襄阳Ａ、Ｂ式大小钱84枚,1991年曾经出土60枚(郭瑞钦《李自成襄阳铸永昌通宝探析》,《陕西金融·钱币专辑〈23〉》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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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03年10月,笔者在襄阳考察时,又闻在襄阳北门外汉江边一次性出土襄阳Ａ、Ｂ式大小永昌通宝100多枚,其中襄阳Ｂ式大钱占65%。
二、永昌钱版式新考
(一)西安Ａ式小钱:楷书,点直角永,字体工整,铜色黄。该钱在西安地区已发现十余枚,且工整,统计三枚,均径25毫米,重4克。该钱从铸造和数量看,应为初铸或试铸(图1、图2,插二图1)。
(二)西安Ｂ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一般,通字第三笔直曲,铜色黄。该钱主要出土于西安地区,该钱统计23枚,均径37 2毫米,重13 60克。该钱数量较大,应为广泛铸造的品种(图3,插二图2)。
(三)西安版小钱:楷书,二水永,铜色黄,与西安明版崇祯钱风格极似,大量出土于西安地区,陕西全省、甘肃、青海、宁夏、山西、河南中北部、河北、山东均有少量出土,是所有永昌钱中数量最多的一种,铸造量大,故铸造时间较长。该钱统计29枚,均径24 1毫米,重3 85克(图4、5,插二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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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襄阳Ａ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工整,写法飘逸,铜色发黑,背外缘宽大。该钱主要出土于湖北襄阳地区,其次湖北全省、河南南部、湖南北部也略有出土。从出土数量看,曾大量铸造。统计32枚,均径38毫米,重13 3克(图6,插二图4)。
(五)襄阳Ａ1式小钱:楷书,二水永,看字体是襄阳Ａ式大钱的缩小版。主要出土于襄阳。统计3枚,均径23 9毫米,重3 42克(图7,插二图5)。
(六)襄阳Ａ2式小钱:楷书,二水永,是襄阳Ａ1式的变体,钱文较粗糙,主要出土于襄阳地区。统计6枚,均径24 2毫米,重3 62克(图8,插二图6)。
(七)北京Ａ式小钱:楷书,二点通,字体丰满,铸工精美,黄铜质,与明工部铸二点通崇祯通宝风格相似(图9)。该钱仅在北京地区出土三至五枚,仅收集到一枚数据,钱径24 3毫米,重3 7克(图10,插二图7)。
(八)北京Ｂ式小钱:楷书,二点通。铸工精美,黄铜质。该钱仅在北京地区发现三枚,极罕。仅收集到一枚数据,钱径25毫米,重3 2克(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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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西安Ｃ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较Ｂ式工整,通字第三笔弯曲,铜质黄。该钱主要出土于西安地区,与西安Ｂ式大钱同出时,占70%以上。陕西全省、甘肃、宁夏、河南西部、青海、湖北北部均有少量出土。主要出土范围多集中在大顺后期版图内。统计13枚,均径37 5毫米,重13 5克,是永昌大钱中铸造最多的(图12)。
(十)襄阳Ｂ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与西安Ｃ式大钱同,但宝字贝部两撇有异,西安Ｃ式呆滞,襄阳Ｂ式两撇协调飘逸。另外,背外缘宽厚,仍是襄阳铸钱的风格,铜质发黑。该钱主要出土湖北襄阳地区、武汉、孝感、蒲圻、十堰、西安均有少量流入。统计7枚,均径38 1毫米,重13 8克(图13,插二图8)。
(十一)襄阳Ｂ式小钱,分二种:楷书,二水永。字体与大钱同出一辙,主要出土于湖北襄樊地区的襄阳一带,其它地区罕见。Ｂ1式小钱统计10枚,均径25 6毫米,重3 86克(图14,插二图9)。与清初顺治通宝背襄“通宝”二字极似说明有继承关系(图21)。Ｂ2式小钱,字体较小,风格与Ｂ1式同,统计3枚,均径24 8毫米,重3 4克(插二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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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共在三个地区分辨出十一个不同的永昌通宝版式。其数量排序是西安小钱最多,其次是西安Ｃ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Ｂ式大钱,襄阳Ａ1、Ａ2、Ｂ1、Ｂ2式小钱,西安Ａ式小钱少见,北京Ａ、Ｂ1、Ｂ2式小钱更少见。
关于出土范围,西安Ａ式小钱集中在西安地区,且极少。西安版小钱和西安Ｂ式大钱则集中于李自成全盛时期的中北部疆域,如:陕西、甘肃东部、青海东部、宁夏大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大部、河北、山东、北京、安徽等部分地区。而襄阳Ａ1、Ａ2小钱和Ａ式大钱则集中在以襄阳为中心的湖北大部地区、湖南北部、河南南部。北京Ａ、Ｂ式仅发现于北京地区,且极罕。西安Ｃ式大钱仅限陕西全省、甘肃、青海东部、宁夏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区出土。襄阳Ｂ式大小钱更是仅局限于湖北襄樊、十堰、孝感、随州等地区,很明显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出土范围集中出现在李自成大顺后期的版图之内。
三、史载铸地与十一个版式的关系
1 陕西西安:《小腆纪年·附考》卷一,《绥寇纪略》卷二十均记载。1644年正月:“铸永昌钱,大者值银一两,另有当五、当十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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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甲申传信录》卷六,《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国榷》卷一百一,《明季北略》卷二十,《流寇志》卷十一,《燕都日记》,《明史·李自成传》等均言之甚详,不仅有(四月)初二的铸钱颁谕,还有初四日及初八日铸钱日期,还设有“管钱局”,主事者是明“兵部侍郎刘永誉之子也。”
3 武昌:《绥寇纪略》卷九,1645年三、四月间李自成“居武昌五十余日……运铜炭铸钱”。
另有一些史料记叙,李自成曾在襄阳、山西铸钱,但未成功。1 湖北襄阳:《平寇志》卷八,1643年七月,李自成“襄阳修殿不成,铸钱不成”。2 山西:《明季北略》卷二十:“昔自成于山西铸钱不成……”。
为了确定以上铸币点是否与目前所发现的十一种永昌钱版式相合,我们先看一看1643年至1645年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发展情况。李自成1643年七月占领襄阳,十月进入西安。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国,称王,年号永昌。一、二月占领山西,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推翻明朝,四月二十九日即帝位,三十日撤离北京。七月李自成回到西安,七———十二月的半年时间以陕西和湖北的荆、襄、承天、德安为根据地与清兵对峙。1645年正月,清兵入西安,李自成入襄阳,二月入承天,三、四月间入汉阳,五月李自成战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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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看目前已发现的大顺时期文物年款情况(见附表),从表中可以看出,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在西安颁布的“辽州之契”因尚未有“永昌”年号,所以年款仅为“癸未年十二月日造”,而在西安建国改元之后,于1644年正月刊刻的“明德受纪”碑则已使用了“永昌岁次甲申孟春”,“永昌”年号赫然在上。而目前发现最晚的永昌年款应为发现于陕西韩城的“梁奕西襟”门额落款题“大顺永昌元年孟冬吉旦”,时间为1644年十月。
综合上述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活动情况,再结合所发现的其遗物年款,我们确定永昌年号的使用不会早过1644年正月以前,而1645年正月以后则很少使用。至于李来亨、郝摇旗领导夔东十三家联明抗清,时不时的又拿出大顺国号与永昌年号激励战士并坚持斗争到康熙初年(公元1664年),则另当别论。结合上述,我们再来分析史料记载的铸币点与十一种版式永昌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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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襄阳:由于1643年七月至十二月,尚无永昌年号,现存“辽州之契”仅用“癸未年”来标识。因此,襄阳目前发现的永昌通宝Ａ、Ｂ二式铸造时间在1644年正月至1645年二月李自成离开襄阳之间。史料中说铸钱不成,则指在1643年是正确的,襄阳铸钱在1644年之后。
2 陕西西安:李自成于1643年十月即入西安,但此时尚无永昌年号。1644年正月建元永昌后,史载明确铸钱,而西安地区又大量出土西安版小钱和Ｂ、Ｃ式大钱及少量Ａ式小钱。1645年正月十月十四日,李自成撤离西安,因此西安版式的永昌钱应铸造于1644年正月至1645年正月十四日之前。
3 山西:目前在山西发现的永昌钱基本上为西安Ｂ式大钱,推测李自成在山西所铸钱币应以西安Ｂ式为母翻砂铸造。这也印证了在山西时常发现的永昌钱较西安Ｂ式为小的原因。李自成于1644年正月下旬入晋至1644年十一月清兵占领山西全境,西安Ｂ式永昌钱在山西铸造了近半年流通了近十个月的时间。史料中说铸钱不成,缺乏依据。
4 北京:李自成于1644年三月十九日入北京。四月初二日下谕铸钱,初四(《燕都日记》说)或初八日(《甲申传信录》卷六《清钱轵》)开始铸钱。但十一日吴三桂降清消息传来,十三日李自成便亲带六万大军东征,二十二日即遭到一片石大败,三十日即撤出北京。前后算来,李自成在北京铸钱的时间极短,只有在四月初四至三十日这短短二十余天时间,故北京铸钱铸量极少。北京所发现的Ａ、Ｂ式小钱也证实了这一点,它风格独特,继承明工、户部铸钱二点通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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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武昌:《绥寇纪略》卷九说,顺治二年(1645)三、四月间李自成“居武昌五十余日……运铜炭铸钱”。根据《浔阳纪事》说李自成三月底四月初尚在承天、德安作战;清军于三月二十六日抵承天。李自成到荆门当在三月末。又说:清将阿济格四月二十七日由武昌到达了九江。由这些日期推算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七日前曾在武昌。但在这个时间里李自成还在武昌、富池等处还打了几次大仗。若把两头时间扣除,李自成在武昌的时间能有几天?又终日处于战斗之中,所以铸钱的可能性不大。但目前在武汉附近却发现了不少襄阳Ａ、Ｂ式永昌钱,根据《绥寇纪略》说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3)曾任命石作霜为汉阳令,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又任命潘可程为“汉阳府同知”,可知在顺治二年三、四月以前,李自成虽未到武昌,但却占领着汉阳府。所以,在武汉附近发现的襄阳Ａ、Ｂ式钱应当是从襄阳流入的,武昌铸钱不能确认。
四、十一种版式永昌通宝铸造时间的推定
李自成大顺政权于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国,年号“永昌”史载明确此时开始铸造永昌钱。笔者认为西安Ａ式小钱是所有永昌钱中铸造时间最早的,时间当在1644年正月。主要理由是:(1)西安Ａ式小钱不同于其它各式永昌钱,采用点直永写法,且铸造精美,铜质精良,有初铸、试铸的痕迹。从铸造数量看,未曾广泛流通就突然停铸。(2)西安Ａ式小钱明钱文字遗风较重,通宝二字与明西安府铸钱无异,属铸钱匠人体。我们在西安明合阳王府遗址出土的万历通宝、崇祯通宝中均能找出它们的前后继承关系(图15),而与此后大量铸造的永昌钱风格迥异。正因为此式永昌钱是明式钱体,不符合李自成反明立国的理念而遭到李自成的弃用,仅仅试铸便停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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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Ｂ式小钱已开始使用二水永,由于仍使用明廷工匠,风格与崇祯西安版近(图16),从货币发行的原理上推论,一般建国之初都先发行小钱。因此,西安Ｂ式小钱的铸行应早于西安Ｂ式大钱的铸行,其出土数量占70%,也能证明这一点。湖北襄阳Ａ式小钱同理也应早于襄阳Ａ式大钱,铸造时间是1644年正月下旬始铸,后逐渐铸造大钱至七月李自成返回西安渐止。李自成政权自建年号后,对书写“永昌”二字应有所要求,从表三可以看出,钱文书写“二水永”已成为大顺政权行文的标准。为什么要使用二水永呢?因朱明尚火,用二水永灭火,符合李自成当时的理念,这与“后金”改“清”的原因也是一致的。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均采用楷书二水永,并完全脱离明钱影响。但由于二地相距较远,虽同属楷书,但明显字体不一。西安只能说工整,而襄阳则非常飘逸。从出土范围看,西安版小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小钱均出土于大顺全盛时期的范围,分布最广,所以应当是大顺政权在1644年正月—七月全盛时期铸造的。而襄阳Ａ2式小钱由于粗糙于Ａ1式小钱,铸造地点可能是襄阳附近的其它地点,如谷城、老河口等,时间也稍晚于襄阳Ａ1式小钱。
北京Ａ、Ｂ式小钱铸造于1644年四月,采用的是明工、户部铸钱二点通风格(图9)的匠人体,由于时间极短、政治环境险恶,故北京小钱推测只是试铸,未曾大量铸行便停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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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铸造均应晚于前述永昌钱。从出土范围看。这二种钱仅出土于陕西和湖北荆、襄等地。出土范围仅限李自成1644年七月返回西安后的版图,此时李自成在重振军事、发展生产、增加税收、统一号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此西安版小钱、西安Ｃ式大钱与襄阳Ｂ式大小钱在钱文风格上的统一也说明这一点,仅仅从襄阳式大的“宝”贝足分撇和背宽缘上有差异,如不熟悉永昌钱,根本无法区分。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铸造时间大致推算为:西安Ｃ式大钱为1644年七月至1945年正月十四日李自成撤离西安之时。襄阳Ｂ式大小钱为1644年七月至1645年二月李自成撤离襄阳之时。需要说明的是,西安版小钱从1644年正月铸造,直至1645年正月李自成撤离西安止,是所有永昌钱中造铸时间最长的。综上所述,笔者排出了李自成“永昌通宝”的发展顺序为:西安Ａ式小钱→西安版小钱→襄阳Ａ1、Ａ2小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北京Ａ、Ｂ式小钱→西安Ｃ式大钱、襄阳Ｂ1、Ｂ2式小钱、襄阳Ｂ式大钱。
五、关于几枚异版永昌钱的说明图17,外缘宽大,出于陕西汉中,西安小钱版式,疑为1644年三月大顺军马科、黎玉田进入汉中时所铸(图非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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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出于西安,为西安Ａ式小钱异体,“永”字第二笔出头,其它均同(图非原大)。
图19,收录于日本《昭和泉谱》,应为襄阳Ｂ式小钱的变体(图非原大)。
图20,出土于陕南镇坪县山区,疑为夔东十三家仿襄阳Ａ1式小钱铸造。(在本文完成过程中,杨槐、阎福善、周延龄、王钊、梁晓晴、千宾等人曾提供很多线索或意见,世纪金币网络公司、西安金泉公司曾给予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来源：中国钱币）
小平200-350
折五200-500
李自成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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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春，在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一个建筑工地上，施工者掘得一枚古钱，拂去尘土，只见铜色金黄，宽轮光背，“永昌通宝”4个楷体字清晰可辨。闻讯而来的考古学者断定，此钱当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铸，在北京还属首次发现。这是李自成推翻明朝，居京一月的又一实物见证。
时光倒退300多年也就是农历甲申年（1644年），同样是一个三月的正午，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今天安门），他身后林立的刀枪剑戟和飘扬的大顺政权旗帜，宣告了一个王朝的终结，也预示着一个陌生时代的开端。据史书记载，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两个月，在西安建大顺国时，就开始铸永昌通宝钱了。永昌通宝铜质优异，但铸造不甚精工，常见品钱文楷书直读，最明显的特征是“永”字的写法自上而下，由“二”与“水”组成，通称“二水永”；还有一种钱文含行书意的平钱，大概铸于李自成后期，现属罕见品，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数枚。永昌通宝小平钱、折五大钱两种传世和出土颇丰，仅小平钱的版别就有约二十种，可见当年铸行规模是十分可观的。
众所周知，因吴三桂引清兵入山海关，李自成占据北京仅一个多月，即撤军西走，转战陕西、湖北，又一年余，在九宫山遭当地民团袭击身死，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起义渐渐偃旗息鼓。之后，大顺军继续与清朝抗争达19年，永昌通宝伴随着这一历程在起义地区流通，其遗存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仍不断被发现。其中在陕西富平出土小平钱1枚，西安迎春巷和南大街分别出土大钱60枚和400多枚，河南信阳出土小平钱一枚，青海民和一寺庙出土小平钱2枚，甘肃临夏出土小平钱3枚等等，大部分出于明末清初窖藏。锈迹斑驳的永昌通宝印证着李自成起义军短暂的辉煌，也是甲申年留下的一份宝贵祭品。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07月20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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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自成铸币问题,我曾撰写《李自成铸“永昌通宝”》(1985年《陕西金融·钱币专辑〈4〉》)和《李自成铸“永昌通宝”再探》(《中国钱币》1990年4期)二文。十余年来,随着资料的不断补充和出土钱币的大量涌现,使我对李自成铸币在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有许多新的发现,因此,有再度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结合近十年来全国出土永昌钱的原始资料,确定版式和铸地,再结合钱文发展情况,参照其他大顺文物,确定各类版式的铸造时间,最后对李自成的货币政策做一些分析,力图比较全面地介绍李自成铸币过程,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永昌通宝全国出土情况考察截止2003年11月,全国共有13个省区内的三十多个县市出土了永昌通宝,尚不含发现永昌钱的地区。陕西、湖北、河南、山西、宁夏、甘肃东部、河北、北京、山东、四川北部、青海东部等是永昌钱的主要出土地区。而陕西西安地区、湖北襄阳地区则又是永昌钱的重点出土地区。现将几次重要出土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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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安迎春巷:1987年发现于一废弃水井内,全为西安Ｂ、Ｃ式大钱,共148枚,钱穿似牛皮条(《考古与文物》1988年5期)。
(二)西安南大街:1981年道路拓宽改造时沿路挖出西安版Ｂ、Ｃ式大钱400多枚,小钱30余枚(《考古与文物》1994年5期)。
(三)西安东关:2001年发现一窖,全为西安版永昌钱,其中大钱1000多枚,小钱2600余枚(现藏“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小钱占71%,大钱占29%,大钱以西安Ｃ式为多。
(四)西安市内:2003年7月一次出土1300多枚,其中大钱300枚,小钱1000多枚(现藏“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西安版小钱占70%,大钱中西安Ｂ式占25%,西安Ｃ式占75%。
(五)湖北襄阳:1993年一次性出土襄阳Ａ、Ｂ式大小钱84枚,1991年曾经出土60枚(郭瑞钦《李自成襄阳铸永昌通宝探析》,《陕西金融·钱币专辑〈23〉》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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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03年10月,笔者在襄阳考察时,又闻在襄阳北门外汉江边一次性出土襄阳Ａ、Ｂ式大小永昌通宝100多枚,其中襄阳Ｂ式大钱占65%。
二、永昌钱版式新考
(一)西安Ａ式小钱:楷书,点直角永,字体工整,铜色黄。该钱在西安地区已发现十余枚,且工整,统计三枚,均径25毫米,重4克。该钱从铸造和数量看,应为初铸或试铸(图1、图2,插二图1)。
(二)西安Ｂ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一般,通字第三笔直曲,铜色黄。该钱主要出土于西安地区,该钱统计23枚,均径37 2毫米,重13 60克。该钱数量较大,应为广泛铸造的品种(图3,插二图2)。
(三)西安版小钱:楷书,二水永,铜色黄,与西安明版崇祯钱风格极似,大量出土于西安地区,陕西全省、甘肃、青海、宁夏、山西、河南中北部、河北、山东均有少量出土,是所有永昌钱中数量最多的一种,铸造量大,故铸造时间较长。该钱统计29枚,均径24 1毫米,重3 85克(图4、5,插二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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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襄阳Ａ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工整,写法飘逸,铜色发黑,背外缘宽大。该钱主要出土于湖北襄阳地区,其次湖北全省、河南南部、湖南北部也略有出土。从出土数量看,曾大量铸造。统计32枚,均径38毫米,重13 3克(图6,插二图4)。
(五)襄阳Ａ1式小钱:楷书,二水永,看字体是襄阳Ａ式大钱的缩小版。主要出土于襄阳。统计3枚,均径23 9毫米,重3 42克(图7,插二图5)。
(六)襄阳Ａ2式小钱:楷书,二水永,是襄阳Ａ1式的变体,钱文较粗糙,主要出土于襄阳地区。统计6枚,均径24 2毫米,重3 62克(图8,插二图6)。
(七)北京Ａ式小钱:楷书,二点通,字体丰满,铸工精美,黄铜质,与明工部铸二点通崇祯通宝风格相似(图9)。该钱仅在北京地区出土三至五枚,仅收集到一枚数据,钱径24 3毫米,重3 7克(图10,插二图7)。
(八)北京Ｂ式小钱:楷书,二点通。铸工精美,黄铜质。该钱仅在北京地区发现三枚,极罕。仅收集到一枚数据,钱径25毫米,重3 2克(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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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西安Ｃ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较Ｂ式工整,通字第三笔弯曲,铜质黄。该钱主要出土于西安地区,与西安Ｂ式大钱同出时,占70%以上。陕西全省、甘肃、宁夏、河南西部、青海、湖北北部均有少量出土。主要出土范围多集中在大顺后期版图内。统计13枚,均径37 5毫米,重13 5克,是永昌大钱中铸造最多的(图12)。
(十)襄阳Ｂ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与西安Ｃ式大钱同,但宝字贝部两撇有异,西安Ｃ式呆滞,襄阳Ｂ式两撇协调飘逸。另外,背外缘宽厚,仍是襄阳铸钱的风格,铜质发黑。该钱主要出土湖北襄阳地区、武汉、孝感、蒲圻、十堰、西安均有少量流入。统计7枚,均径38 1毫米,重13 8克(图13,插二图8)。
(十一)襄阳Ｂ式小钱,分二种:楷书,二水永。字体与大钱同出一辙,主要出土于湖北襄樊地区的襄阳一带,其它地区罕见。Ｂ1式小钱统计10枚,均径25 6毫米,重3 86克(图14,插二图9)。与清初顺治通宝背襄“通宝”二字极似说明有继承关系(图21)。Ｂ2式小钱,字体较小,风格与Ｂ1式同,统计3枚,均径24 8毫米,重3 4克(插二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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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共在三个地区分辨出十一个不同的永昌通宝版式。其数量排序是西安小钱最多,其次是西安Ｃ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Ｂ式大钱,襄阳Ａ1、Ａ2、Ｂ1、Ｂ2式小钱,西安Ａ式小钱少见,北京Ａ、Ｂ1、Ｂ2式小钱更少见。
关于出土范围,西安Ａ式小钱集中在西安地区,且极少。西安版小钱和西安Ｂ式大钱则集中于李自成全盛时期的中北部疆域,如:陕西、甘肃东部、青海东部、宁夏大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大部、河北、山东、北京、安徽等部分地区。而襄阳Ａ1、Ａ2小钱和Ａ式大钱则集中在以襄阳为中心的湖北大部地区、湖南北部、河南南部。北京Ａ、Ｂ式仅发现于北京地区,且极罕。西安Ｃ式大钱仅限陕西全省、甘肃、青海东部、宁夏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区出土。襄阳Ｂ式大小钱更是仅局限于湖北襄樊、十堰、孝感、随州等地区,很明显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出土范围集中出现在李自成大顺后期的版图之内。
三、史载铸地与十一个版式的关系
1 陕西西安:《小腆纪年·附考》卷一,《绥寇纪略》卷二十均记载。1644年正月:“铸永昌钱,大者值银一两,另有当五、当十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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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甲申传信录》卷六,《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国榷》卷一百一,《明季北略》卷二十,《流寇志》卷十一,《燕都日记》,《明史·李自成传》等均言之甚详,不仅有(四月)初二的铸钱颁谕,还有初四日及初八日铸钱日期,还设有“管钱局”,主事者是明“兵部侍郎刘永誉之子也。”
3 武昌:《绥寇纪略》卷九,1645年三、四月间李自成“居武昌五十余日……运铜炭铸钱”。
另有一些史料记叙,李自成曾在襄阳、山西铸钱,但未成功。1 湖北襄阳:《平寇志》卷八,1643年七月,李自成“襄阳修殿不成,铸钱不成”。2 山西:《明季北略》卷二十:“昔自成于山西铸钱不成……”。
为了确定以上铸币点是否与目前所发现的十一种永昌钱版式相合,我们先看一看1643年至1645年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发展情况。李自成1643年七月占领襄阳,十月进入西安。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国,称王,年号永昌。一、二月占领山西,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推翻明朝,四月二十九日即帝位,三十日撤离北京。七月李自成回到西安,七———十二月的半年时间以陕西和湖北的荆、襄、承天、德安为根据地与清兵对峙。1645年正月,清兵入西安,李自成入襄阳,二月入承天,三、四月间入汉阳,五月李自成战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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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看目前已发现的大顺时期文物年款情况(见附表),从表中可以看出,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在西安颁布的“辽州之契”因尚未有“永昌”年号,所以年款仅为“癸未年十二月日造”,而在西安建国改元之后,于1644年正月刊刻的“明德受纪”碑则已使用了“永昌岁次甲申孟春”,“永昌”年号赫然在上。而目前发现最晚的永昌年款应为发现于陕西韩城的“梁奕西襟”门额落款题“大顺永昌元年孟冬吉旦”,时间为1644年十月。
综合上述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活动情况,再结合所发现的其遗物年款,我们确定永昌年号的使用不会早过1644年正月以前,而1645年正月以后则很少使用。至于李来亨、郝摇旗领导夔东十三家联明抗清,时不时的又拿出大顺国号与永昌年号激励战士并坚持斗争到康熙初年(公元1664年),则另当别论。结合上述,我们再来分析史料记载的铸币点与十一种版式永昌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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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襄阳:由于1643年七月至十二月,尚无永昌年号,现存“辽州之契”仅用“癸未年”来标识。因此,襄阳目前发现的永昌通宝Ａ、Ｂ二式铸造时间在1644年正月至1645年二月李自成离开襄阳之间。史料中说铸钱不成,则指在1643年是正确的,襄阳铸钱在1644年之后。
2 陕西西安:李自成于1643年十月即入西安,但此时尚无永昌年号。1644年正月建元永昌后,史载明确铸钱,而西安地区又大量出土西安版小钱和Ｂ、Ｃ式大钱及少量Ａ式小钱。1645年正月十月十四日,李自成撤离西安,因此西安版式的永昌钱应铸造于1644年正月至1645年正月十四日之前。
3 山西:目前在山西发现的永昌钱基本上为西安Ｂ式大钱,推测李自成在山西所铸钱币应以西安Ｂ式为母翻砂铸造。这也印证了在山西时常发现的永昌钱较西安Ｂ式为小的原因。李自成于1644年正月下旬入晋至1644年十一月清兵占领山西全境,西安Ｂ式永昌钱在山西铸造了近半年流通了近十个月的时间。史料中说铸钱不成,缺乏依据。
4 北京:李自成于1644年三月十九日入北京。四月初二日下谕铸钱,初四(《燕都日记》说)或初八日(《甲申传信录》卷六《清钱轵》)开始铸钱。但十一日吴三桂降清消息传来,十三日李自成便亲带六万大军东征,二十二日即遭到一片石大败,三十日即撤出北京。前后算来,李自成在北京铸钱的时间极短,只有在四月初四至三十日这短短二十余天时间,故北京铸钱铸量极少。北京所发现的Ａ、Ｂ式小钱也证实了这一点,它风格独特,继承明工、户部铸钱二点通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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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武昌:《绥寇纪略》卷九说,顺治二年(1645)三、四月间李自成“居武昌五十余日……运铜炭铸钱”。根据《浔阳纪事》说李自成三月底四月初尚在承天、德安作战;清军于三月二十六日抵承天。李自成到荆门当在三月末。又说:清将阿济格四月二十七日由武昌到达了九江。由这些日期推算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七日前曾在武昌。但在这个时间里李自成还在武昌、富池等处还打了几次大仗。若把两头时间扣除,李自成在武昌的时间能有几天?又终日处于战斗之中,所以铸钱的可能性不大。但目前在武汉附近却发现了不少襄阳Ａ、Ｂ式永昌钱,根据《绥寇纪略》说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3)曾任命石作霜为汉阳令,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又任命潘可程为“汉阳府同知”,可知在顺治二年三、四月以前,李自成虽未到武昌,但却占领着汉阳府。所以,在武汉附近发现的襄阳Ａ、Ｂ式钱应当是从襄阳流入的,武昌铸钱不能确认。
四、十一种版式永昌通宝铸造时间的推定
李自成大顺政权于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国,年号“永昌”史载明确此时开始铸造永昌钱。笔者认为西安Ａ式小钱是所有永昌钱中铸造时间最早的,时间当在1644年正月。主要理由是:(1)西安Ａ式小钱不同于其它各式永昌钱,采用点直永写法,且铸造精美,铜质精良,有初铸、试铸的痕迹。从铸造数量看,未曾广泛流通就突然停铸。(2)西安Ａ式小钱明钱文字遗风较重,通宝二字与明西安府铸钱无异,属铸钱匠人体。我们在西安明合阳王府遗址出土的万历通宝、崇祯通宝中均能找出它们的前后继承关系(图15),而与此后大量铸造的永昌钱风格迥异。正因为此式永昌钱是明式钱体,不符合李自成反明立国的理念而遭到李自成的弃用,仅仅试铸便停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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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Ｂ式小钱已开始使用二水永,由于仍使用明廷工匠,风格与崇祯西安版近(图16),从货币发行的原理上推论,一般建国之初都先发行小钱。因此,西安Ｂ式小钱的铸行应早于西安Ｂ式大钱的铸行,其出土数量占70%,也能证明这一点。湖北襄阳Ａ式小钱同理也应早于襄阳Ａ式大钱,铸造时间是1644年正月下旬始铸,后逐渐铸造大钱至七月李自成返回西安渐止。李自成政权自建年号后,对书写“永昌”二字应有所要求,从表三可以看出,钱文书写“二水永”已成为大顺政权行文的标准。为什么要使用二水永呢?因朱明尚火,用二水永灭火,符合李自成当时的理念,这与“后金”改“清”的原因也是一致的。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均采用楷书二水永,并完全脱离明钱影响。但由于二地相距较远,虽同属楷书,但明显字体不一。西安只能说工整,而襄阳则非常飘逸。从出土范围看,西安版小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小钱均出土于大顺全盛时期的范围,分布最广,所以应当是大顺政权在1644年正月—七月全盛时期铸造的。而襄阳Ａ2式小钱由于粗糙于Ａ1式小钱,铸造地点可能是襄阳附近的其它地点,如谷城、老河口等,时间也稍晚于襄阳Ａ1式小钱。
北京Ａ、Ｂ式小钱铸造于1644年四月,采用的是明工、户部铸钱二点通风格(图9)的匠人体,由于时间极短、政治环境险恶,故北京小钱推测只是试铸,未曾大量铸行便停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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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铸造均应晚于前述永昌钱。从出土范围看。这二种钱仅出土于陕西和湖北荆、襄等地。出土范围仅限李自成1644年七月返回西安后的版图,此时李自成在重振军事、发展生产、增加税收、统一号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此西安版小钱、西安Ｃ式大钱与襄阳Ｂ式大小钱在钱文风格上的统一也说明这一点,仅仅从襄阳式大的“宝”贝足分撇和背宽缘上有差异,如不熟悉永昌钱,根本无法区分。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铸造时间大致推算为:西安Ｃ式大钱为1644年七月至1945年正月十四日李自成撤离西安之时。襄阳Ｂ式大小钱为1644年七月至1645年二月李自成撤离襄阳之时。需要说明的是,西安版小钱从1644年正月铸造,直至1645年正月李自成撤离西安止,是所有永昌钱中造铸时间最长的。综上所述,笔者排出了李自成“永昌通宝”的发展顺序为:西安Ａ式小钱→西安版小钱→襄阳Ａ1、Ａ2小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北京Ａ、Ｂ式小钱→西安Ｃ式大钱、襄阳Ｂ1、Ｂ2式小钱、襄阳Ｂ式大钱。
五、关于几枚异版永昌钱的说明图17,外缘宽大,出于陕西汉中,西安小钱版式,疑为1644年三月大顺军马科、黎玉田进入汉中时所铸(图非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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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出于西安,为西安Ａ式小钱异体,“永”字第二笔出头,其它均同(图非原大)。
图19,收录于日本《昭和泉谱》,应为襄阳Ｂ式小钱的变体(图非原大)。
图20,出土于陕南镇坪县山区,疑为夔东十三家仿襄阳Ａ1式小钱铸造。(在本文完成过程中,杨槐、阎福善、周延龄、王钊、梁晓晴、千宾等人曾提供很多线索或意见,世纪金币网络公司、西安金泉公司曾给予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来源：中国钱币）
小平200-350
折五200-500
康熙通宝古钱价格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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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通宝为康熙年间铸，背记局，分背“满文”和“满汉文”二种，满文钱仿顺治四式。背宝泉、宝源二局，满汉文钱仿顺治五式，穿左为满文“宝”，穿右为汉文记局名。“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大直径的背大字广，南，背东字且面文双点通者亦少见。记地支钱更罕。
其中:
背“南”,“广”,“台”,相当少见
背“漳”,“苏”，“福”,“江”，“桂”等也相对少见，也比较值钱。
2010年5月16日更新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满文 3-10元 （最普通最多见的一种康熙通宝）
康熙通宝 连足宝(宝字下面两撇相连) 满文宝泉局 5-15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罗汉钱 70-180元 （一枚钱币引发的爱情 代表美满爱情的罗汉钱，因其特殊美好的寓意，数量又不多，价格颇高，很多人买来送给自己的爱人）
康熙通宝 仿罗汉式 10-25元 （不同点还是主要在熙字）
康熙通宝 背满汉文同价格 10-20
康熙通宝 背满汉文陕价格 15-30
康熙通宝 背满汉文南价格
行用钱中按照钱币轻重大小宝南局铸钱可分为大南和小南 小南较大南多价格不贵
小南价格50-100 大南价格260-800
康熙通宝 背满汉文苏价格 20-50（清江苏苏州局造，存世不多，版式不多，但有黑马的潜力）
康熙通宝 背满汉文漳 价格 25-55 （清福建漳州局造，存世不多，已成为康熙钱的热门之一）
康熙通宝 背满汉文福 价格 25-80 （福有小福，中福，大福之分，其中小福最多，但小福双点通稀少）
十四种监局背:
同,临,东,宣,原,,蓟,昌,河,宁,广,浙,陕,云,
背江 25元
背同 10元
背临 8元
背蓟 15元
背东 5元
背浙 8元
背原 5元
背昌 5元
背陕 15元
背云 5元
背河 5元
背宣 5元
背宁 15元
背小广 10元
背特殊少见版别:
康熙通宝楷书小平背“江” 20元
康熙通宝 楷书小平 背小“台” 15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大“台” 10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西” 30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巩” 20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漳” 3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桂” 3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南” 5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广” 10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大清” 8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南”星月 4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子” 25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丑” 25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寅” 25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巳” 25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干支“福” 2500元
康熙通宝共有24种版式，分别是24个铸钱局铸造的。从正面文字看，并没有多大区别，皆为楷书康熙通宝。可背文却各不相同，除户部宝泉局和宝源局为满文外，其它22种钱币均为满汉两种文字并存，左边是满文，右边是汉文，这22个满汉对照的字代表22个铸钱局。局名收集齐全俗称“诗文币”。它们是：同福宁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临广浙，台桂陕云漳。此外还有“巩”（甘肃巩昌局）、“西”（山西省局）局，但它们铸量极少。“台”、“广”、“南”亦少见。
许多泉友试图将康熙通宝的24个局名钱收齐，可很难如愿以偿。
图片列举
康熙 背“同” 参考价格：10元
康熙 背“台” 上排两枚为大“台”参考价格：150元-1600元
下排单枚为小“台”参考价格：40元-60元
康熙通宝价格
康熙钱的价格范围
崇宁通宝
崇宁重宝
大泉五十
乾隆通宝铸于清高宗乾隆年间
乾隆钱大多都很便宜
只有宝台局和宝济局相对稀少!
还有大样宫钱万选钱价格相对高些!
此外各局雕母,好品母钱更是难求!
乾隆宝济 120-220
乾隆宝台 500-800
乾隆通宝 宝泉局 美品建议价格 5元
乾隆宝源 美品建议价格 6元
乾隆宝浙 5元
乾隆宝桂 10元
乾隆大样 150-300 直径达27mm以上
乾隆大字正乙 30元
乾隆通宝普遍都很便宜
货泉普通好品
普通的价格都在6元到12元之间
【雍正通宝】清世宗雍正年间（1723—1735年）所铸制钱，按顺抬四式满文钱造。面文“雍正通宝”楷书，直读，背穿左为满文“宝”字，穿右为记局满文计20字（除户、工二部均为省局名，州、府局已废）泉、源、巩、河、苏、广、昌、浙、陕、桂、徊、云、南、台，（以下新设）武、黔、川、晋、济、安。雍正钱形态工整，规格统一，在历代清钱中居少而精地位，可见雍正钱法严谨。一般径2.6～2.8厘米，重3.6～5.4克。存世尚有贵州宝黔局大样钱一种，形制类折二，甚罕见。
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一、铸币制度改革的背景
铜钱制度是清代币制的主要内容。清代币制因循明代，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为了便于流通，白银需要铸成不同重量的银锭，各地官私银炉均可以自由铸造，政府不加干涉。铜钱作为政府法定铸币，则严格控制生产和流通过程，私铸、私毁按律治罪。在日常经济往来中，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作为一般商品的等价物，二者在商品交换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为了规范货币市场秩序，清政府以银权钱，明确规定“每钱一千，值银一两”，且“永为定例”。但是，这一“定例”从制定之日起，就基本上没有严格执行过。在价值规律的作用和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商品货币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总是离开清政府的“定例”而上下波动，有时波动的幅度较大。在清代前期(1840年前)的近二百年间，银钱比价波动常常成为困扰清朝政治经济生活的严重问题而备受朝廷重视。为稳定银钱比价，清政府总是围绕铜钱的铸造进行币制改革。从这个意义讲，铜钱制度是清代货币制度的主要内容。铜钱是中国的“国币”。
铜钱是铜铅锡合金制品。清朝初年，铸造铜钱的主要原料是铜和铅(实际上是锌，但清政府保存的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中都称铅，以下仍沿用这一习惯称谓)。为了防止私毁铜钱，乾隆朝时加入了少量锡铸造青钱。铜钱价值含量的高低主要来自铸钱原材料的成本。清初铸钱刚开始时，铸钱规模尚小，主要以旧钱旧铜器皿为铸钱原料。当时，铜随地可得，铜价低廉。如顺治十一年(1654)，宝泉局铸钱“用过钱杂等铜二百二十万斤，内除耗铜不计价值外，各价不等，计共值银十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五两。”由此可计算出每百斤价银六两五钱。而云南是铜料主要生产基地，虽说当时铜厂关闭，但废铜较为充裕，相对其它地区铜价更低。顺治十六年(1659)，云南省铸局用铜每百斤价银二两二钱，铅每百斤价银四两七钱。低铜价必然造成铜钱的低成本。在顺治朝，宝泉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基本保持在0.7～0.8两上下，江宁省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在0.6钱左右，云南省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在0.7两。
但收买旧钱旧铜器皿毕竟不能成为各铸钱局长期稳定的原料来源。早在顺治末康熙初年时，收买旧钱旧铜器皿作为鼓铸原料的缺陷就充分显现。为解决铸钱用铜铅问题，清政府打破海禁，特别准许官商、民商携带中国货物，远涉重洋，到日本售货易铜，带回国内以供鼓铸。此后，国内铸钱主要以洋铜(即日本铜)为原料。但洋铜价格高昂，且不断上涨，官商所购洋铜最高销售价银每百斤十四两五钱，民商所购洋铜的最高销售价银每百斤十七两五钱，高出国内旧钱旧铜器皿价格数倍。铸钱原料价格的不断上涨，造成铸钱成本的不断增加。以康熙九年(1670)广东省铸钱为例，“广东省铸出新钱七十二万一千文，(按铜钱千文值银一两计算)，值银七百二十一两，遵照部例销算，(铜价以每斤六分五厘计算)止应开销铸本银五百九十三两。”改用洋铜为铸钱原料后，按照“地方时价工本计算，实用过铸本一千四十三两。”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为1.45两，“局官实包赔铸本银四百五十两，”铸局亏损严重。其他各省局铸钱成本的情况当与广东类似。
铸钱成本增加，致使商品货币流通市场铜钱价格因铸本增加而昂贵。康熙二十三年(1684)吏部左侍郎陈廷敬奏称：“今日民间不便者，莫甚于钱价昂贵，定制每钱千文值银一两，今每银一两仅得钱八九百文。”在清政府看来，稳定银钱比价最有效的办法是降低铸钱成本，而降低铸钱成本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改变铜、铅的配铸比例和降低钱文铸重。在清代前期，曾实行过铜七铅三、铜六铅四、铜五成四铅四成六、铜铅各半等不同的配铸比例。而且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铸局之间，在铜铅配铸比例上又有差别。在铸钱原料中，铜价较铅价高出许多。商品市场贸易中铜的价银最高时每百斤达二十余两，最低也接近二十两。而倭铅价银最高为康熙朝，每百斤接近十两。一般来说，铜钱中含铜量越高，成本越高，含铜量越低，成本越低。总的趋势是，清政府在铸钱用铜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常常通过减少铸钱中用铜、扩大用铅比例的办法，以降低铸钱成本。与此同时，清政府为减少铸钱成本又不断减少钱文铸重。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铸造过每文重一钱、一钱二分、一钱二分五厘、一钱四分等不同重量的铜钱。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将铜钱每文铸重由一钱四分改为铸重一钱，变铜七铅三为铜六铅四配铸。大幅度减轻钱文铸重和减少铸钱用铜的比例，极大地降低了铸钱成本。但是，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商品货币流通领域内铜钱价格很快又由贵变贱。如康熙二十九年，山东“以八钱银计为一千钱”。三十九年，湖南、湖北“钱易雍滞，价值过贱。”四十四年，北京“以白银十万两，可换新铸大制钱十四万吊。”四十五年直隶地方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七百文左右”。山东地方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七百文。”江宁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一百文”。京城“钱价甚贱，以致民怨”。
铜钱价格低贱不仅造成了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安定，而且导致自“铸小钱以来，私铸钱不能停止”的严重后果。迫于压力，清政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决定，“更定制钱每文重一钱四分。”铜钱铸重又回到顺治末年的水平上。
恢复铜钱铸重一钱四分，又大大增加了铸钱成本。江南铸钱二十串，需银二十四两一钱；浙江铸钱二十串，需银二十五两五钱。每串成本在十二两至十三两之间。进入雍正朝以后，“宝泉宝源二局每年额铸六十万二千六百八十七串四百文，每串需工本银一两四钱三厘七毫五丝，以钱一串抵银一两外计，每串亏折银四两三厘七毫五丝，每年共计亏折银二十九万八千七百三十七两零”，亏损非常严重。与此适应，商品货币流通领域铜钱价格继续又开始“昂贵”。康熙六十一年(1721)，户部议言：“向市价一两易钱八百八十文，今每银一两易钱七百八十文”。
可以看出，为稳定商品货币市场的铜钱价格，顺治、康熙两朝对铸钱制度不断进行改革，但无论是改变铜铅配铸比例(事实上，康熙皇帝在位时，从来没有在铸钱制度中将铜的金属比例降至六成以下，也就是说，从未按照铜五铅五的金属比例铸钱)，还是增减铜钱铸重，这些改革措施都因铸钱用铜的缺乏和铜价的高涨而失去意义。降低铸钱成本，商品市场的铜钱价格立即大幅下降，造成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提高铸钱成本，铜钱价格很快增昂，但各铸钱局亏损严重，铸钱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清代铸钱事业处于两难抉择之中。银钱比价波动成为困扰当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一大难题。雍正皇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铸币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
二、铸币制度改革的内容
雍正即位后，即着手对铸币制度进行改革。
雍正五年，“定以铜铅各半配铸制钱。”《清朝文献通考》对这一制度的实行作了这样的解释，“是年，宝泉、宝源二局照例配铸，其云南各局及嗣后所开之贵州局、四川局，以铜质高低不一，加之沙水异益，仍以铜六铅四相配，至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始照京局一例配铸。”⒄即除云南、贵州、四川省以外，全国其他各局普遍以铜铅对半配铸。嘉庆、道光时期成书的货币史资料《铜政便览》，对云南省各局铜铅比例作了这样的记载：“雍正五年，仍以铜六铅四配铸，……乾隆六年十二月，改为四色配铸，每百斤用铜五十斤，白铅四十三斤八两，黑铅三斤八两，锡三斤。”说明云南各铸钱局最终是在乾隆六年实行铜铅对半配铸。这一记载与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阁题本》关于贵州省局实行铜铅对半配铸的时间完全一致。“黔省改铸贵钱，前因各匠役初行试铸，未能体验火候，以致对配鼓铸每多折耗，今选择谙炼匠役，督同亲试，细察火色，照依京局对配之例，学习试铸。近日各炉铸出钱文，虽未能尽免折耗，然亦能大概完好，定于乾隆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即依京局铜铅配对鼓铸，以免虚糜。”此后，无论京局还是各省局，从制度上来说，都以铜铅对半配铸，并一直保持到乾隆末年。
如乾隆五十七年，宝陕局“共用红铜二十八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斤八两，白铅二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二斤十二两，……白铅一千九百二十八斤十三两，点锡一千八百五十三斤二两，点锡九千五百九十七斤十二两三钱”。乾隆五十八年，宝武局“共用铜铅锡七十万一千九百斤”，其中用铜和铅锡分别为350950斤。说明陕西和湖南当时都是铜铅对半配铸。
当然，人们在历史资料中还会经常看到这样的记载，宝泉、宝源局等许多铸钱局，乾隆五十年以后，用铜的数量超过用铅数量。如乾隆五十八年，户部宝泉局铸钱“用十成铜一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七斤二两二钱八分六厘，八成滇铜四百六万五千一百二十一斤九两四分一厘，六成废印铜二百九十斤一十两。白铅四十九万九千二百八十五斤一十一两四钱二分九厘，高锡一十五万三千六百二十六斤五两九钱七分八厘，又附鼓铸淘洗铜五千八百五十斤。通共用铜铅锡七百七十三万一千一百二十四斤一十一两六钱四厘。”其中约用铜4174119斤，用铅锡约为3557005斤，铜铅配铸比例是54％比46％。乾隆五十三年，工部宝源局铸钱用铜1939885斤，用铅1660113斤，铜铅配铸比例是54％比46％。乾隆五十九年，宝浙局铸钱用铜494141斤，用铅392031斤，铜铅配铸比例是56％比44％。以上三局铜铅配铸比例中，用铜多于用铅，是不是意味着清政府在制度上改变了铸钱中铜铅的比例?不是的!这些铸钱局用铜多于用铅，是因为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八成”、“六成”“低铜”的缘故。按照规定，“八成”“六成”“低铜”要折合成“十成”铜。这样，单从绝对数量上来看，铜的比例自然加大了。
如果说清政府后来对铸钱制度中铜铅配铸比例作过调整的话，那只是在乾隆五十九年以后，宝泉局“以铜六成铅四成，配搭鼓铸”。而嘉庆元年，宝泉局又改为以“铜五十二斤，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六斤八两，三色配铸。”此后，铸钱中铜铅配铸比例时有改变，但因嘉庆朝以后铜钱价格日益低贱，清政府总是力图通过铸钱中增加铜的比例，提高铜钱的价值，以扭转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低贱的局面。
根据以上考察看出，雍正皇帝进行币制改革时，将铜六铅四改为铜五铅五配铸，后来各朝都按这一比例铸钱。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各铸钱局从未将铜的比例降至五成以下。铜铅对半配铸，这是铸钱用铜的底线，用铜低于五成，铸出铜钱掷地即碎，无法流通。所以，关于雍正皇帝即位后“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铸钱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错误的结论。
雍正皇帝铸币改革的另一中心内容是降低钱文铸重。雍正皇帝即位后，通过对顺治、康熙两朝铸钱制度利弊的深刻反思，认为“鼓铸钱文，专为便民利用，铜重则滋销毁，本轻则多私铸，原宜随时更定，筹划变通，斯可以平钱价而杜诸弊。”把改革铜钱铸重作为稳定铜钱价格和杜绝铜钱流弊的重要手段。他指出，“顺治元年每文重一钱，二年重一钱二分，十四年加至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销毁弊多，改重一钱，嗣因私铸竞起，于四十一年又仍复一钱四分之制，后铜价逐渐加增，以致工本愈重”。而销毁铜钱，“奸民不需重本，便可随时熔化，骊缉殊难，非若私铸，必须有力之人，兼设有炉座器具，易于查拿者可比。”他认识到，钱文铸重一钱太轻，一钱四分过重，若照“顺治二年例，每文铸重一钱二分，在销毁者无利，而在私铸者亦难，似属权衡得中，可以行之久远。”力图做到钱文铸重适中，不偏不倚，使销毁者无利，私铸者亦难。这是对顺治、康熙两朝铸钱制度的总结，注意到了币制改革既要有利于货币的长期稳定，便捷流通；又要杜绝私毁、私铸铜钱。于是，规定各钱局按铜钱每文重一钱二分铸造。此后，钱文铸重一钱二分成为定制。
雍正皇帝币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是以滇铜、黔铅为铸钱的主要原料。康熙朝时期，无论京局、省局都以洋铜为铸钱原料。洋铜主要来自日本，价格高昂。且商办洋铜日益困难，拖欠严重，影响着清代铸钱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朝廷，滇省铜矿“自增开汤丹等厂以来，采铜有效，”“矿产增盛，除供本省鼓铸一百万斤外，核算雍正五年分铜斤可余二百数十万斤，但铜多本少，不敷官买，请动支盐务赢余银两，收铜转运至江南等省，收买还项。”雍正皇帝同意了鄂尔泰的请求，决定“将滇省余铜令该督动盐务银六万两收买，委员以一百余万斤运至汉口，以供湖北、湖南采办之用，一百余万斤运至镇江以供江苏采办之用。”“滇铜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加以运至汉口、镇江，水脚需十三两以外，较之原额亦稍有节省。”随后云南铜矿开采兴旺，矿铜数量大增，乾隆初年年产已接近1000万斤。乾隆四年，京城户工二局鼓铸用铜400万斤，后逐渐扩大到630余万斤，尽归云南办运。各省铸钱亦大部分采用滇铜。滇铜替代洋铜成为各铸钱局的主要原料。长期以来困扰清政府的铸钱用铜问题完全得到解决。
另外，雍正朝以前，铸钱多用倭铅(日本铅)。倭铅价格较贵。“京局改定对配以来，每年增办铅至三百六十六万斤，向由商人承办，每斤给价银六分二厘五毫，水脚银三分。”铅价、水脚共计每百斤九两二钱五分。雍正朝时，“贵州之莲花、殊砂等厂，所产白铅岁不下四五百万斤，各厂定价每百斤一两三钱。”较之倭铅价格极低。于是，雍正皇帝下令“贵州巡抚委员照额收买，分解户工二局，每百斤给水脚银三两。”铅价、水脚每百斤共计四两三钱，极大地降低了铸钱用铅价格。
为保证铸币制度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雍正皇帝还颁布法令，严禁民间使用黄铜器皿。雍正帝认为：“制钱千钱，重八斤一十二两，除去倭铅，独红铜可得四斤六两，所造红铜器皿，每一斤买银四钱有零，是千钱值银一两，而千钱值红铜造成器皿之银一两七钱有余，几获倍利。”“钱文乃民间日用所必需，鼓铸日增而钱不见多，必奸民图利，有毁钱造器皿之事，若不禁止铜器，则钱价究不能平”。在雍正皇帝看来，要防止私毁铜钱，必须禁止使用铜器皿。并发出上谕，“嗣后除三品以上官，准用铜器，余俱不得用黄铜器皿，定限三年，令将所有，悉行报出，当官给价收买。”接着又严黄铜器皿使用禁令，规定“从前曾以三品以上许用黄铜，今犹觉滥用者多，以后为一品官之家器皿许用黄铜。余者遍行禁止。有匿藏私用者，盖以违禁论。”随着云南铜矿的开采兴旺，这一禁令在乾隆元年才被解除。
另外，严令打击私铸和使用私钱，并定各级官吏失察之罪。同时还将宝泉、宝源局及各省局铸钱卯数、数量以及物料和工匠工资支付数额等的核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总之，雍正皇帝对货币制度的改革，涉及的内容很多，然其中心内容是围绕降低铸钱中用铜比例和钱文重量来进行。通过这次改革，清朝铸钱制度基本稳定，除乾隆元年，为防止私毁铜钱，铜铅比例中加锡铸造青钱外，其制度的基本内容长期保持不变。
三、铸币制度改革的意义
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1．规范了铸币制度，便利了货币的流通。雍正皇帝通过对顺治、康熙朝铸币制度调整频繁造成的铜钱大小、轻重、价值不一的混乱局面的深刻反思，对铜钱的重量、铜铅的配铸比例、鼓铸用铜铅的价格、各局铸钱的卯数、物料以及炉匠工钱的支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尤其改革铜钱铸重为一钱二分，重量适中，成为定制，规范了铸钱制度，结束了不同重量的铜钱并存于商品市场造成的交换繁难的局面，便利了货币的流通，有利于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2．降低了铸钱成本，给清政府带来大量铸息银两。雍正时期，滇铜、黔铅开采兴旺，产量大大增加。与此同时，清政府高度垄断了铜铅的生产、收购以及销售的全过程，将所产滇铜、黔铅悉数用于铸钱，取代洋铜、倭铅成为铸钱的主要原料。通过垄断经营，极大地压低铜铅收购价格，残酷压榨掠夺矿民、矿商，大幅度降低了铸钱成本，从而使长期以来亏损严重的京局和各省局铸钱盈利，部分铸钱局铸息率极高。京城户工二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0.8～0.9两，云南铸钱局就地取材，铜价、脚费相对较低，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在0.7两左右，铸息率更高。如乾隆六年，云南省局“共铸钱一十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计获息银三万一千余两。”嘉庆六年“共铸钱十万一千九十余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共获铸息银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两。”从乾隆至嘉庆朝，云南省局铸息率长期保持在20％～30％左右，年获取息银最多达十万两以上。其他铸局获取息银数量略低于云南，如乾隆五十六年，湖北宝武局共铸钱86286．623串，息银15474.415串，铸息率为22％。
这还不是各铸钱局最后得到的铸息银两。各铸局常常利用乾隆朝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高昂，将所铸钱文拿到商品货币市场易换银两，以追求铸钱的最大利润。如乾隆十年，由于“京师钱价昂贵”，清政府决定将宝泉、宝源二局所铸钱文“七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串，增给钱局，发市易银。”乾隆十九年，湖北宝武局“共铸钱九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串六百二十三文”，“共发卖钱八万六千九百二十串一百文。”出售铜钱的价格一般是“每串照市价酌减三分”，也就是以低于市场三分的价格出售。清政府对出售铜钱价银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说，乾隆中期以前，铜钱一千“易平银一两二钱三分”，“折库平银一两一钱六分八厘五毫”。乾隆末年铜钱一千“易库平银一两三分五厘五毫”。通过发卖铜钱，各铸钱局极大限度地增加了铸息银两。仅湖北宝武局于乾隆十九年一次性出易铜钱增加库平银约10000两。折合成“平银”则获息银数量更多。各钱局大量铸息银两的产生，既是雍正皇帝币制改革带来的结果，又是清政府压低铜、铅收购价格，对矿民、矿商压榨掠夺的曲折反映，充分暴露了清政府追求铸钱高额利润的实质。
3．促使清代铸钱事业大规模发展。康熙后期，由于铸钱严重亏损，清政府不得不经常令各铸钱局停铸减卯。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后，降低了铸钱成本，各局通过铸钱能够获得大量铸息银两，加之乾隆朝钱价高昂，极大地鼓舞了各铸钱局的铸钱热情。于是，不仅停铸各省局恢复鼓铸，而且无论京局、省局都加卯鼓铸，不断扩大铸钱规模。京局从雍正朝每年铸钱64万串，增加到乾隆时期每年铸钱100余万串，最多时达到123万余串。各省铸钱中，云南铸钱数量最多。因云南地近铜矿，运输方便，铜价便宜，铸钱成本低廉，曾先后出现十一局铸钱，长时间保持在六局同时鼓铸，铸钱最多时年达40万串。清代大规模铸钱一直保持到嘉庆时期。全国铸钱最多时年达220余万串，便利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4．给士兵、官吏、工匠等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雍正朝货币改革以后，铸钱成本大大降低，各铸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普遍低于一两。按理来说，受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货币市场的银钱比价，铜钱千文兑换白银应当低于一两。换句话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应当超过千文。但自雍正皇帝货币制度改革后直至整个乾隆朝，商品货币市场的银钱比价，白银一两兑换铜钱长期保持在七八百文之间，乾隆末年仍然保持在九百余文。钱值和商品市场的钱价相悖。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这里不作赘述。但商品市场铜钱格价的长期高昂，给士兵、官吏、工匠等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
按照清政府规定，各铸钱局生产的铜钱，主要以兵饷、官俸搭放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搭放比例一般是银七成，钱三成。搭放的具体办法，以清政府制定的“定例”，即白银一两值铜钱一千发放。另外，按照规定，铸钱工匠的工资也以“定例”规定的比例支付铜钱。在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高昂的情况下，按照“定例”来发放兵饷、官俸以及支付铸钱工匠工资，增加了兵饷、官俸以及工匠工资的附加值，这对于改善广大士兵和官吏及铸钱工匠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积极意义。
大定通宝价格
2010年1月更新
光背：20到60（根据品相定）
背字：上“申”，“酉”：40到80（根据品相定）
背字：下“申”，“酉”：60到200（根据品相定）
“大定通宝”探索
作者：●薛延龄 2007.2.8
打开集币夹，有一枚形制、钱文风格别致的古钱，一看就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这枚钱便是距今800多前金朝铸币“大定通宝”。
《简明古钱辞典》云：“此钱制作异常精湛，楷书，钱文仿瘦金体，俊逸秀美，内外廓整肃峻俏，系我国古钱佳品中之佼佼者。”金代文学家元好问亦对金世宗汉书钱文造诣大加赞许，有“承平旧物霓裳谱，宝气辉煌映千古”之句。从古至今，这枚钱被泉界誉为美泉，受到广大钱币爱好者的青睐。
这枚钱就诞生在古代名城──代州。明《山西通志》中称：“‘大定通宝’独出山西代州”。这是有史以来历朝历代迄今发现的在忻州地区惟一的一次铸钱。
金朝是两宋时期我国境内女真族建立的政权，行政120年（1115年至1234年），金世宗完颜雍（1123年至1189年）是金朝第五位皇帝，国号“大定”。大定十八年，在代州（今代县）设立阜通监铸钱，钱名“大定通宝”，是金朝继“正隆通宝”之后的第二次铸钱了。
史书上有一段金世宗铸“大定通宝”的故事。
公元1178年，金世宗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保德军知事高季松为正副监监铸，因二人疏于职守，监管不力，铸钱不佳，“斑驳黑涩”，被金世宗怒斥，削官职两级，杖高季松八十。后改令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王圭监铸。大定二十年阜通监一员正五品，以节度使兼领，设副一员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领，设一员正七品以观察判官兼领，设勾当官二员从八品给银牌，命副监及承轮流经理。新铸之钱质地精良，边廓整肃，胜过金海陵王完颜亮公元1157年所铸“正隆通宝”，受到金世宗的赞赏。《代州志·金石志》记载中也说：“代州之监至令宰相监铸，故其钱独精好。”据考证，金所置代州阜通监旧址就在今代县城西大街武君庙内，大定钱停铸后才改建为武君庙的，此庙是祭祀战国时期名将李牧而设置的。铸钱的场地则在县城西北街城隍庙后冯家西花园北侧，占地面积百余亩，据附近居民延传，过去这里存有大堆废渣，后来夷为平地改建民房时，仍可见到铸钱的铅锅碎片和炉渣残留，可惜这些历史遗亦已被人们随意破坏，只能传言了。
古时代州开采过铜矿。大定钱的铜源就来之于代县南山的张仙堡一带。现在还能看到铜窑沟内残存的废矿井，出土过曾开矿用的镢头，照明用的灯盏等物。
“大定通宝”共铸行10余年时间，铸钱最多的时期是在大定二十九年前后，每年铸钱达14万贯之多，接近南宋时期的铸数。
但是，由于官府投资不足，采矿、运矿财力不支，便强令乡民摊款补偿，官吏也借机大肆勒索。同时，铜源贫乏，官府迫使乡民毁掉铜器补顶。阜通监岁耗钱80万贯，而岁收入仅为14万贯，国库亏损，难以维持，终于在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停铸。
“大定通宝”钱文直读，背分无文、穿上下分别铭“申”、“酉”字样以及星月纹等数种，“申”、“酉”释为地支纪年，亦有按阴阳五行说解释的。“申”、“酉”为金以昭示金国者，传世以“酉”为最佳美。一般小平钱径2.5厘米，重3.5克，折二阔沿径约3厘米，重9克左右。大定钱铜色泛白，传含微银，尤以折二为甚。 《代州志·金石志》说：“世宗十八年代州立监铸钱，文曰大定通宝……史谓其料微用银作，乃 也，古钱之精者烧之皆可得，质类水银。” 者，即今之锡铅合金，非银。
金灭北宋，徽钦二帝被俘受辱，死于非命，这是历史事实，徽宗赵佶临终曾写下许多悔恨、凄凉的诗句：“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钦宗赵桓死得更惨，被俘后，乱马踩死。如此深重的家仇国恨，为什么金世宗在铸“大定通宝”时还采用仿宋徽宗“瘦金体”钱文呢？原来金世宗爱好书法，对汉书情有独钟，写得也很好，其孙完颜景称帝后，是为章宗，尊孔读经，置弘文院，译写经书，下令将女真字直译汉文，喜好汉文化，遍搜图籍及名人书画。章宗更擅长书法，尤工汉书，效彷宋徽宗“瘦金体”，能诗歌，被誉为“帝王知音律”者第一人。金章宗如此酷爱书法，效仿瘦金体，亦受其母亲的影响。据说，章宗之母是宋徽宗某公主之女，自幼教其汉书章法。他还学习宋徽宗的花鸟墨竹，大量收集宋代书画名品，他为顾恺之《女史箴图卷》所题的跋，就是仿瘦金体，被后人津津乐道。
“大定通宝”钱，铸造时间短，铸量少，历经沧桑，已存世极罕，纪年“申”、“酉”钱更少，折二钱已凤毛麟角，不得一见。大定钱的探索与研究，对了解古代代州的社会经济状况，铜矿来源、冶炼情况的进一步考证，以及大定钱铸造的形制、工艺、钱文书法的赏析，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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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
1980年春，在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一个建筑工地上，施工者掘得一枚古钱，拂去尘土，只见铜色金黄，宽轮光背，“永昌通宝”4个楷体字清晰可辨。闻讯而来的考古学者断定，此钱当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铸，在北京还属首次发现。这是李自成推翻明朝，居京一月的又一实物见证。
时光倒退300多年也就是农历甲申年（1644年），同样是一个三月的正午，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今天安门），他身后林立的刀枪剑戟和飘扬的大顺政权旗帜，宣告了一个王朝的终结，也预示着一个陌生时代的开端。据史书记载，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两个月，在西安建大顺国时，就开始铸永昌通宝钱了。永昌通宝铜质优异，但铸造不甚精工，常见品钱文楷书直读，最明显的特征是“永”字的写法自上而下，由“二”与“水”组成，通称“二水永”；还有一种钱文含行书意的平钱，大概铸于李自成后期，现属罕见品，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数枚。永昌通宝小平钱、折五大钱两种传世和出土颇丰，仅小平钱的版别就有约二十种，可见当年铸行规模是十分可观的。
众所周知，因吴三桂引清兵入山海关，李自成占据北京仅一个多月，即撤军西走，转战陕西、湖北，又一年余，在九宫山遭当地民团袭击身死，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起义渐渐偃旗息鼓。之后，大顺军继续与清朝抗争达19年，永昌通宝伴随着这一历程在起义地区流通，其遗存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仍不断被发现。其中在陕西富平出土小平钱1枚，西安迎春巷和南大街分别出土大钱60枚和400多枚，河南信阳出土小平钱一枚，青海民和一寺庙出土小平钱2枚，甘肃临夏出土小平钱3枚等等，大部分出于明末清初窖藏。锈迹斑驳的永昌通宝印证着李自成起义军短暂的辉煌，也是甲申年留下的一份宝贵祭品。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07月20日第二版)
作者：袁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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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自成铸币问题,我曾撰写《李自成铸“永昌通宝”》(1985年《陕西金融·钱币专辑〈4〉》)和《李自成铸“永昌通宝”再探》(《中国钱币》1990年4期)二文。十余年来,随着资料的不断补充和出土钱币的大量涌现,使我对李自成铸币在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有许多新的发现,因此,有再度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结合近十年来全国出土永昌钱的原始资料,确定版式和铸地,再结合钱文发展情况,参照其他大顺文物,确定各类版式的铸造时间,最后对李自成的货币政策做一些分析,力图比较全面地介绍李自成铸币过程,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永昌通宝全国出土情况考察截止2003年11月,全国共有13个省区内的三十多个县市出土了永昌通宝,尚不含发现永昌钱的地区。陕西、湖北、河南、山西、宁夏、甘肃东部、河北、北京、山东、四川北部、青海东部等是永昌钱的主要出土地区。而陕西西安地区、湖北襄阳地区则又是永昌钱的重点出土地区。现将几次重要出土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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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安迎春巷:1987年发现于一废弃水井内,全为西安Ｂ、Ｃ式大钱,共148枚,钱穿似牛皮条(《考古与文物》1988年5期)。
(二)西安南大街:1981年道路拓宽改造时沿路挖出西安版Ｂ、Ｃ式大钱400多枚,小钱30余枚(《考古与文物》1994年5期)。
(三)西安东关:2001年发现一窖,全为西安版永昌钱,其中大钱1000多枚,小钱2600余枚(现藏“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小钱占71%,大钱占29%,大钱以西安Ｃ式为多。
(四)西安市内:2003年7月一次出土1300多枚,其中大钱300枚,小钱1000多枚(现藏“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西安版小钱占70%,大钱中西安Ｂ式占25%,西安Ｃ式占75%。
(五)湖北襄阳:1993年一次性出土襄阳Ａ、Ｂ式大小钱84枚,1991年曾经出土60枚(郭瑞钦《李自成襄阳铸永昌通宝探析》,《陕西金融·钱币专辑〈23〉》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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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03年10月,笔者在襄阳考察时,又闻在襄阳北门外汉江边一次性出土襄阳Ａ、Ｂ式大小永昌通宝100多枚,其中襄阳Ｂ式大钱占65%。
二、永昌钱版式新考
(一)西安Ａ式小钱:楷书,点直角永,字体工整,铜色黄。该钱在西安地区已发现十余枚,且工整,统计三枚,均径25毫米,重4克。该钱从铸造和数量看,应为初铸或试铸(图1、图2,插二图1)。
(二)西安Ｂ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一般,通字第三笔直曲,铜色黄。该钱主要出土于西安地区,该钱统计23枚,均径37 2毫米,重13 60克。该钱数量较大,应为广泛铸造的品种(图3,插二图2)。
(三)西安版小钱:楷书,二水永,铜色黄,与西安明版崇祯钱风格极似,大量出土于西安地区,陕西全省、甘肃、青海、宁夏、山西、河南中北部、河北、山东均有少量出土,是所有永昌钱中数量最多的一种,铸造量大,故铸造时间较长。该钱统计29枚,均径24 1毫米,重3 85克(图4、5,插二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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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襄阳Ａ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工整,写法飘逸,铜色发黑,背外缘宽大。该钱主要出土于湖北襄阳地区,其次湖北全省、河南南部、湖南北部也略有出土。从出土数量看,曾大量铸造。统计32枚,均径38毫米,重13 3克(图6,插二图4)。
(五)襄阳Ａ1式小钱:楷书,二水永,看字体是襄阳Ａ式大钱的缩小版。主要出土于襄阳。统计3枚,均径23 9毫米,重3 42克(图7,插二图5)。
(六)襄阳Ａ2式小钱:楷书,二水永,是襄阳Ａ1式的变体,钱文较粗糙,主要出土于襄阳地区。统计6枚,均径24 2毫米,重3 62克(图8,插二图6)。
(七)北京Ａ式小钱:楷书,二点通,字体丰满,铸工精美,黄铜质,与明工部铸二点通崇祯通宝风格相似(图9)。该钱仅在北京地区出土三至五枚,仅收集到一枚数据,钱径24 3毫米,重3 7克(图10,插二图7)。
(八)北京Ｂ式小钱:楷书,二点通。铸工精美,黄铜质。该钱仅在北京地区发现三枚,极罕。仅收集到一枚数据,钱径25毫米,重3 2克(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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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西安Ｃ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较Ｂ式工整,通字第三笔弯曲,铜质黄。该钱主要出土于西安地区,与西安Ｂ式大钱同出时,占70%以上。陕西全省、甘肃、宁夏、河南西部、青海、湖北北部均有少量出土。主要出土范围多集中在大顺后期版图内。统计13枚,均径37 5毫米,重13 5克,是永昌大钱中铸造最多的(图12)。
(十)襄阳Ｂ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与西安Ｃ式大钱同,但宝字贝部两撇有异,西安Ｃ式呆滞,襄阳Ｂ式两撇协调飘逸。另外,背外缘宽厚,仍是襄阳铸钱的风格,铜质发黑。该钱主要出土湖北襄阳地区、武汉、孝感、蒲圻、十堰、西安均有少量流入。统计7枚,均径38 1毫米,重13 8克(图13,插二图8)。
(十一)襄阳Ｂ式小钱,分二种:楷书,二水永。字体与大钱同出一辙,主要出土于湖北襄樊地区的襄阳一带,其它地区罕见。Ｂ1式小钱统计10枚,均径25 6毫米,重3 86克(图14,插二图9)。与清初顺治通宝背襄“通宝”二字极似说明有继承关系(图21)。Ｂ2式小钱,字体较小,风格与Ｂ1式同,统计3枚,均径24 8毫米,重3 4克(插二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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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共在三个地区分辨出十一个不同的永昌通宝版式。其数量排序是西安小钱最多,其次是西安Ｃ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Ｂ式大钱,襄阳Ａ1、Ａ2、Ｂ1、Ｂ2式小钱,西安Ａ式小钱少见,北京Ａ、Ｂ1、Ｂ2式小钱更少见。
关于出土范围,西安Ａ式小钱集中在西安地区,且极少。西安版小钱和西安Ｂ式大钱则集中于李自成全盛时期的中北部疆域,如:陕西、甘肃东部、青海东部、宁夏大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大部、河北、山东、北京、安徽等部分地区。而襄阳Ａ1、Ａ2小钱和Ａ式大钱则集中在以襄阳为中心的湖北大部地区、湖南北部、河南南部。北京Ａ、Ｂ式仅发现于北京地区,且极罕。西安Ｃ式大钱仅限陕西全省、甘肃、青海东部、宁夏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区出土。襄阳Ｂ式大小钱更是仅局限于湖北襄樊、十堰、孝感、随州等地区,很明显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出土范围集中出现在李自成大顺后期的版图之内。
三、史载铸地与十一个版式的关系
1 陕西西安:《小腆纪年·附考》卷一,《绥寇纪略》卷二十均记载。1644年正月:“铸永昌钱,大者值银一两,另有当五、当十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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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甲申传信录》卷六,《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国榷》卷一百一,《明季北略》卷二十,《流寇志》卷十一,《燕都日记》,《明史·李自成传》等均言之甚详,不仅有(四月)初二的铸钱颁谕,还有初四日及初八日铸钱日期,还设有“管钱局”,主事者是明“兵部侍郎刘永誉之子也。”
3 武昌:《绥寇纪略》卷九,1645年三、四月间李自成“居武昌五十余日……运铜炭铸钱”。
另有一些史料记叙,李自成曾在襄阳、山西铸钱,但未成功。1 湖北襄阳:《平寇志》卷八,1643年七月,李自成“襄阳修殿不成,铸钱不成”。2 山西:《明季北略》卷二十:“昔自成于山西铸钱不成……”。
为了确定以上铸币点是否与目前所发现的十一种永昌钱版式相合,我们先看一看1643年至1645年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发展情况。李自成1643年七月占领襄阳,十月进入西安。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国,称王,年号永昌。一、二月占领山西,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推翻明朝,四月二十九日即帝位,三十日撤离北京。七月李自成回到西安,七———十二月的半年时间以陕西和湖北的荆、襄、承天、德安为根据地与清兵对峙。1645年正月,清兵入西安,李自成入襄阳,二月入承天,三、四月间入汉阳,五月李自成战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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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看目前已发现的大顺时期文物年款情况(见附表),从表中可以看出,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在西安颁布的“辽州之契”因尚未有“永昌”年号,所以年款仅为“癸未年十二月日造”,而在西安建国改元之后,于1644年正月刊刻的“明德受纪”碑则已使用了“永昌岁次甲申孟春”,“永昌”年号赫然在上。而目前发现最晚的永昌年款应为发现于陕西韩城的“梁奕西襟”门额落款题“大顺永昌元年孟冬吉旦”,时间为1644年十月。
综合上述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活动情况,再结合所发现的其遗物年款,我们确定永昌年号的使用不会早过1644年正月以前,而1645年正月以后则很少使用。至于李来亨、郝摇旗领导夔东十三家联明抗清,时不时的又拿出大顺国号与永昌年号激励战士并坚持斗争到康熙初年(公元1664年),则另当别论。结合上述,我们再来分析史料记载的铸币点与十一种版式永昌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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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襄阳:由于1643年七月至十二月,尚无永昌年号,现存“辽州之契”仅用“癸未年”来标识。因此,襄阳目前发现的永昌通宝Ａ、Ｂ二式铸造时间在1644年正月至1645年二月李自成离开襄阳之间。史料中说铸钱不成,则指在1643年是正确的,襄阳铸钱在1644年之后。
2 陕西西安:李自成于1643年十月即入西安,但此时尚无永昌年号。1644年正月建元永昌后,史载明确铸钱,而西安地区又大量出土西安版小钱和Ｂ、Ｃ式大钱及少量Ａ式小钱。1645年正月十月十四日,李自成撤离西安,因此西安版式的永昌钱应铸造于1644年正月至1645年正月十四日之前。
3 山西:目前在山西发现的永昌钱基本上为西安Ｂ式大钱,推测李自成在山西所铸钱币应以西安Ｂ式为母翻砂铸造。这也印证了在山西时常发现的永昌钱较西安Ｂ式为小的原因。李自成于1644年正月下旬入晋至1644年十一月清兵占领山西全境,西安Ｂ式永昌钱在山西铸造了近半年流通了近十个月的时间。史料中说铸钱不成,缺乏依据。
4 北京:李自成于1644年三月十九日入北京。四月初二日下谕铸钱,初四(《燕都日记》说)或初八日(《甲申传信录》卷六《清钱轵》)开始铸钱。但十一日吴三桂降清消息传来,十三日李自成便亲带六万大军东征,二十二日即遭到一片石大败,三十日即撤出北京。前后算来,李自成在北京铸钱的时间极短,只有在四月初四至三十日这短短二十余天时间,故北京铸钱铸量极少。北京所发现的Ａ、Ｂ式小钱也证实了这一点,它风格独特,继承明工、户部铸钱二点通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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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武昌:《绥寇纪略》卷九说,顺治二年(1645)三、四月间李自成“居武昌五十余日……运铜炭铸钱”。根据《浔阳纪事》说李自成三月底四月初尚在承天、德安作战;清军于三月二十六日抵承天。李自成到荆门当在三月末。又说:清将阿济格四月二十七日由武昌到达了九江。由这些日期推算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七日前曾在武昌。但在这个时间里李自成还在武昌、富池等处还打了几次大仗。若把两头时间扣除,李自成在武昌的时间能有几天?又终日处于战斗之中,所以铸钱的可能性不大。但目前在武汉附近却发现了不少襄阳Ａ、Ｂ式永昌钱,根据《绥寇纪略》说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3)曾任命石作霜为汉阳令,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又任命潘可程为“汉阳府同知”,可知在顺治二年三、四月以前,李自成虽未到武昌,但却占领着汉阳府。所以,在武汉附近发现的襄阳Ａ、Ｂ式钱应当是从襄阳流入的,武昌铸钱不能确认。
四、十一种版式永昌通宝铸造时间的推定
李自成大顺政权于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国,年号“永昌”史载明确此时开始铸造永昌钱。笔者认为西安Ａ式小钱是所有永昌钱中铸造时间最早的,时间当在1644年正月。主要理由是:(1)西安Ａ式小钱不同于其它各式永昌钱,采用点直永写法,且铸造精美,铜质精良,有初铸、试铸的痕迹。从铸造数量看,未曾广泛流通就突然停铸。(2)西安Ａ式小钱明钱文字遗风较重,通宝二字与明西安府铸钱无异,属铸钱匠人体。我们在西安明合阳王府遗址出土的万历通宝、崇祯通宝中均能找出它们的前后继承关系(图15),而与此后大量铸造的永昌钱风格迥异。正因为此式永昌钱是明式钱体,不符合李自成反明立国的理念而遭到李自成的弃用,仅仅试铸便停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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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Ｂ式小钱已开始使用二水永,由于仍使用明廷工匠,风格与崇祯西安版近(图16),从货币发行的原理上推论,一般建国之初都先发行小钱。因此,西安Ｂ式小钱的铸行应早于西安Ｂ式大钱的铸行,其出土数量占70%,也能证明这一点。湖北襄阳Ａ式小钱同理也应早于襄阳Ａ式大钱,铸造时间是1644年正月下旬始铸,后逐渐铸造大钱至七月李自成返回西安渐止。李自成政权自建年号后,对书写“永昌”二字应有所要求,从表三可以看出,钱文书写“二水永”已成为大顺政权行文的标准。为什么要使用二水永呢?因朱明尚火,用二水永灭火,符合李自成当时的理念,这与“后金”改“清”的原因也是一致的。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均采用楷书二水永,并完全脱离明钱影响。但由于二地相距较远,虽同属楷书,但明显字体不一。西安只能说工整,而襄阳则非常飘逸。从出土范围看,西安版小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小钱均出土于大顺全盛时期的范围,分布最广,所以应当是大顺政权在1644年正月—七月全盛时期铸造的。而襄阳Ａ2式小钱由于粗糙于Ａ1式小钱,铸造地点可能是襄阳附近的其它地点,如谷城、老河口等,时间也稍晚于襄阳Ａ1式小钱。
北京Ａ、Ｂ式小钱铸造于1644年四月,采用的是明工、户部铸钱二点通风格(图9)的匠人体,由于时间极短、政治环境险恶,故北京小钱推测只是试铸,未曾大量铸行便停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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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铸造均应晚于前述永昌钱。从出土范围看。这二种钱仅出土于陕西和湖北荆、襄等地。出土范围仅限李自成1644年七月返回西安后的版图,此时李自成在重振军事、发展生产、增加税收、统一号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此西安版小钱、西安Ｃ式大钱与襄阳Ｂ式大小钱在钱文风格上的统一也说明这一点,仅仅从襄阳式大的“宝”贝足分撇和背宽缘上有差异,如不熟悉永昌钱,根本无法区分。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铸造时间大致推算为:西安Ｃ式大钱为1644年七月至1945年正月十四日李自成撤离西安之时。襄阳Ｂ式大小钱为1644年七月至1645年二月李自成撤离襄阳之时。需要说明的是,西安版小钱从1644年正月铸造,直至1645年正月李自成撤离西安止,是所有永昌钱中造铸时间最长的。综上所述,笔者排出了李自成“永昌通宝”的发展顺序为:西安Ａ式小钱→西安版小钱→襄阳Ａ1、Ａ2小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北京Ａ、Ｂ式小钱→西安Ｃ式大钱、襄阳Ｂ1、Ｂ2式小钱、襄阳Ｂ式大钱。
五、关于几枚异版永昌钱的说明图17,外缘宽大,出于陕西汉中,西安小钱版式,疑为1644年三月大顺军马科、黎玉田进入汉中时所铸(图非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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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出于西安,为西安Ａ式小钱异体,“永”字第二笔出头,其它均同(图非原大)。
图19,收录于日本《昭和泉谱》,应为襄阳Ｂ式小钱的变体(图非原大)。
图20,出土于陕南镇坪县山区,疑为夔东十三家仿襄阳Ａ1式小钱铸造。(在本文完成过程中,杨槐、阎福善、周延龄、王钊、梁晓晴、千宾等人曾提供很多线索或意见,世纪金币网络公司、西安金泉公司曾给予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来源：中国钱币）
小平200-350
折五200-500
李自成铸币
卢布林
1980年春，在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一个建筑工地上，施工者掘得一枚古钱，拂去尘土，只见铜色金黄，宽轮光背，“永昌通宝”4个楷体字清晰可辨。闻讯而来的考古学者断定，此钱当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铸，在北京还属首次发现。这是李自成推翻明朝，居京一月的又一实物见证。
时光倒退300多年也就是农历甲申年（1644年），同样是一个三月的正午，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今天安门），他身后林立的刀枪剑戟和飘扬的大顺政权旗帜，宣告了一个王朝的终结，也预示着一个陌生时代的开端。据史书记载，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两个月，在西安建大顺国时，就开始铸永昌通宝钱了。永昌通宝铜质优异，但铸造不甚精工，常见品钱文楷书直读，最明显的特征是“永”字的写法自上而下，由“二”与“水”组成，通称“二水永”；还有一种钱文含行书意的平钱，大概铸于李自成后期，现属罕见品，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数枚。永昌通宝小平钱、折五大钱两种传世和出土颇丰，仅小平钱的版别就有约二十种，可见当年铸行规模是十分可观的。
众所周知，因吴三桂引清兵入山海关，李自成占据北京仅一个多月，即撤军西走，转战陕西、湖北，又一年余，在九宫山遭当地民团袭击身死，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起义渐渐偃旗息鼓。之后，大顺军继续与清朝抗争达19年，永昌通宝伴随着这一历程在起义地区流通，其遗存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仍不断被发现。其中在陕西富平出土小平钱1枚，西安迎春巷和南大街分别出土大钱60枚和400多枚，河南信阳出土小平钱一枚，青海民和一寺庙出土小平钱2枚，甘肃临夏出土小平钱3枚等等，大部分出于明末清初窖藏。锈迹斑驳的永昌通宝印证着李自成起义军短暂的辉煌，也是甲申年留下的一份宝贵祭品。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07月20日第二版)
作者：袁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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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自成铸币问题,我曾撰写《李自成铸“永昌通宝”》(1985年《陕西金融·钱币专辑〈4〉》)和《李自成铸“永昌通宝”再探》(《中国钱币》1990年4期)二文。十余年来,随着资料的不断补充和出土钱币的大量涌现,使我对李自成铸币在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有许多新的发现,因此,有再度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结合近十年来全国出土永昌钱的原始资料,确定版式和铸地,再结合钱文发展情况,参照其他大顺文物,确定各类版式的铸造时间,最后对李自成的货币政策做一些分析,力图比较全面地介绍李自成铸币过程,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永昌通宝全国出土情况考察截止2003年11月,全国共有13个省区内的三十多个县市出土了永昌通宝,尚不含发现永昌钱的地区。陕西、湖北、河南、山西、宁夏、甘肃东部、河北、北京、山东、四川北部、青海东部等是永昌钱的主要出土地区。而陕西西安地区、湖北襄阳地区则又是永昌钱的重点出土地区。现将几次重要出土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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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安迎春巷:1987年发现于一废弃水井内,全为西安Ｂ、Ｃ式大钱,共148枚,钱穿似牛皮条(《考古与文物》1988年5期)。
(二)西安南大街:1981年道路拓宽改造时沿路挖出西安版Ｂ、Ｃ式大钱400多枚,小钱30余枚(《考古与文物》1994年5期)。
(三)西安东关:2001年发现一窖,全为西安版永昌钱,其中大钱1000多枚,小钱2600余枚(现藏“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小钱占71%,大钱占29%,大钱以西安Ｃ式为多。
(四)西安市内:2003年7月一次出土1300多枚,其中大钱300枚,小钱1000多枚(现藏“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西安版小钱占70%,大钱中西安Ｂ式占25%,西安Ｃ式占75%。
(五)湖北襄阳:1993年一次性出土襄阳Ａ、Ｂ式大小钱84枚,1991年曾经出土60枚(郭瑞钦《李自成襄阳铸永昌通宝探析》,《陕西金融·钱币专辑〈23〉》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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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03年10月,笔者在襄阳考察时,又闻在襄阳北门外汉江边一次性出土襄阳Ａ、Ｂ式大小永昌通宝100多枚,其中襄阳Ｂ式大钱占65%。
二、永昌钱版式新考
(一)西安Ａ式小钱:楷书,点直角永,字体工整,铜色黄。该钱在西安地区已发现十余枚,且工整,统计三枚,均径25毫米,重4克。该钱从铸造和数量看,应为初铸或试铸(图1、图2,插二图1)。
(二)西安Ｂ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一般,通字第三笔直曲,铜色黄。该钱主要出土于西安地区,该钱统计23枚,均径37 2毫米,重13 60克。该钱数量较大,应为广泛铸造的品种(图3,插二图2)。
(三)西安版小钱:楷书,二水永,铜色黄,与西安明版崇祯钱风格极似,大量出土于西安地区,陕西全省、甘肃、青海、宁夏、山西、河南中北部、河北、山东均有少量出土,是所有永昌钱中数量最多的一种,铸造量大,故铸造时间较长。该钱统计29枚,均径24 1毫米,重3 85克(图4、5,插二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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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襄阳Ａ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工整,写法飘逸,铜色发黑,背外缘宽大。该钱主要出土于湖北襄阳地区,其次湖北全省、河南南部、湖南北部也略有出土。从出土数量看,曾大量铸造。统计32枚,均径38毫米,重13 3克(图6,插二图4)。
(五)襄阳Ａ1式小钱:楷书,二水永,看字体是襄阳Ａ式大钱的缩小版。主要出土于襄阳。统计3枚,均径23 9毫米,重3 42克(图7,插二图5)。
(六)襄阳Ａ2式小钱:楷书,二水永,是襄阳Ａ1式的变体,钱文较粗糙,主要出土于襄阳地区。统计6枚,均径24 2毫米,重3 62克(图8,插二图6)。
(七)北京Ａ式小钱:楷书,二点通,字体丰满,铸工精美,黄铜质,与明工部铸二点通崇祯通宝风格相似(图9)。该钱仅在北京地区出土三至五枚,仅收集到一枚数据,钱径24 3毫米,重3 7克(图10,插二图7)。
(八)北京Ｂ式小钱:楷书,二点通。铸工精美,黄铜质。该钱仅在北京地区发现三枚,极罕。仅收集到一枚数据,钱径25毫米,重3 2克(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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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西安Ｃ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较Ｂ式工整,通字第三笔弯曲,铜质黄。该钱主要出土于西安地区,与西安Ｂ式大钱同出时,占70%以上。陕西全省、甘肃、宁夏、河南西部、青海、湖北北部均有少量出土。主要出土范围多集中在大顺后期版图内。统计13枚,均径37 5毫米,重13 5克,是永昌大钱中铸造最多的(图12)。
(十)襄阳Ｂ式大钱:楷书,二水永。书体与西安Ｃ式大钱同,但宝字贝部两撇有异,西安Ｃ式呆滞,襄阳Ｂ式两撇协调飘逸。另外,背外缘宽厚,仍是襄阳铸钱的风格,铜质发黑。该钱主要出土湖北襄阳地区、武汉、孝感、蒲圻、十堰、西安均有少量流入。统计7枚,均径38 1毫米,重13 8克(图13,插二图8)。
(十一)襄阳Ｂ式小钱,分二种:楷书,二水永。字体与大钱同出一辙,主要出土于湖北襄樊地区的襄阳一带,其它地区罕见。Ｂ1式小钱统计10枚,均径25 6毫米,重3 86克(图14,插二图9)。与清初顺治通宝背襄“通宝”二字极似说明有继承关系(图21)。Ｂ2式小钱,字体较小,风格与Ｂ1式同,统计3枚,均径24 8毫米,重3 4克(插二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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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共在三个地区分辨出十一个不同的永昌通宝版式。其数量排序是西安小钱最多,其次是西安Ｃ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Ｂ式大钱,襄阳Ａ1、Ａ2、Ｂ1、Ｂ2式小钱,西安Ａ式小钱少见,北京Ａ、Ｂ1、Ｂ2式小钱更少见。
关于出土范围,西安Ａ式小钱集中在西安地区,且极少。西安版小钱和西安Ｂ式大钱则集中于李自成全盛时期的中北部疆域,如:陕西、甘肃东部、青海东部、宁夏大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大部、河北、山东、北京、安徽等部分地区。而襄阳Ａ1、Ａ2小钱和Ａ式大钱则集中在以襄阳为中心的湖北大部地区、湖南北部、河南南部。北京Ａ、Ｂ式仅发现于北京地区,且极罕。西安Ｃ式大钱仅限陕西全省、甘肃、青海东部、宁夏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区出土。襄阳Ｂ式大小钱更是仅局限于湖北襄樊、十堰、孝感、随州等地区,很明显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出土范围集中出现在李自成大顺后期的版图之内。
三、史载铸地与十一个版式的关系
1 陕西西安:《小腆纪年·附考》卷一,《绥寇纪略》卷二十均记载。1644年正月:“铸永昌钱,大者值银一两,另有当五、当十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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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甲申传信录》卷六,《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国榷》卷一百一,《明季北略》卷二十,《流寇志》卷十一,《燕都日记》,《明史·李自成传》等均言之甚详,不仅有(四月)初二的铸钱颁谕,还有初四日及初八日铸钱日期,还设有“管钱局”,主事者是明“兵部侍郎刘永誉之子也。”
3 武昌:《绥寇纪略》卷九,1645年三、四月间李自成“居武昌五十余日……运铜炭铸钱”。
另有一些史料记叙,李自成曾在襄阳、山西铸钱,但未成功。1 湖北襄阳:《平寇志》卷八,1643年七月,李自成“襄阳修殿不成,铸钱不成”。2 山西:《明季北略》卷二十:“昔自成于山西铸钱不成……”。
为了确定以上铸币点是否与目前所发现的十一种永昌钱版式相合,我们先看一看1643年至1645年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发展情况。李自成1643年七月占领襄阳,十月进入西安。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国,称王,年号永昌。一、二月占领山西,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推翻明朝,四月二十九日即帝位,三十日撤离北京。七月李自成回到西安,七———十二月的半年时间以陕西和湖北的荆、襄、承天、德安为根据地与清兵对峙。1645年正月,清兵入西安,李自成入襄阳,二月入承天,三、四月间入汉阳,五月李自成战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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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看目前已发现的大顺时期文物年款情况(见附表),从表中可以看出,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在西安颁布的“辽州之契”因尚未有“永昌”年号,所以年款仅为“癸未年十二月日造”,而在西安建国改元之后,于1644年正月刊刻的“明德受纪”碑则已使用了“永昌岁次甲申孟春”,“永昌”年号赫然在上。而目前发现最晚的永昌年款应为发现于陕西韩城的“梁奕西襟”门额落款题“大顺永昌元年孟冬吉旦”,时间为1644年十月。
综合上述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活动情况,再结合所发现的其遗物年款,我们确定永昌年号的使用不会早过1644年正月以前,而1645年正月以后则很少使用。至于李来亨、郝摇旗领导夔东十三家联明抗清,时不时的又拿出大顺国号与永昌年号激励战士并坚持斗争到康熙初年(公元1664年),则另当别论。结合上述,我们再来分析史料记载的铸币点与十一种版式永昌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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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襄阳:由于1643年七月至十二月,尚无永昌年号,现存“辽州之契”仅用“癸未年”来标识。因此,襄阳目前发现的永昌通宝Ａ、Ｂ二式铸造时间在1644年正月至1645年二月李自成离开襄阳之间。史料中说铸钱不成,则指在1643年是正确的,襄阳铸钱在1644年之后。
2 陕西西安:李自成于1643年十月即入西安,但此时尚无永昌年号。1644年正月建元永昌后,史载明确铸钱,而西安地区又大量出土西安版小钱和Ｂ、Ｃ式大钱及少量Ａ式小钱。1645年正月十月十四日,李自成撤离西安,因此西安版式的永昌钱应铸造于1644年正月至1645年正月十四日之前。
3 山西:目前在山西发现的永昌钱基本上为西安Ｂ式大钱,推测李自成在山西所铸钱币应以西安Ｂ式为母翻砂铸造。这也印证了在山西时常发现的永昌钱较西安Ｂ式为小的原因。李自成于1644年正月下旬入晋至1644年十一月清兵占领山西全境,西安Ｂ式永昌钱在山西铸造了近半年流通了近十个月的时间。史料中说铸钱不成,缺乏依据。
4 北京:李自成于1644年三月十九日入北京。四月初二日下谕铸钱,初四(《燕都日记》说)或初八日(《甲申传信录》卷六《清钱轵》)开始铸钱。但十一日吴三桂降清消息传来,十三日李自成便亲带六万大军东征,二十二日即遭到一片石大败,三十日即撤出北京。前后算来,李自成在北京铸钱的时间极短,只有在四月初四至三十日这短短二十余天时间,故北京铸钱铸量极少。北京所发现的Ａ、Ｂ式小钱也证实了这一点,它风格独特,继承明工、户部铸钱二点通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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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武昌:《绥寇纪略》卷九说,顺治二年(1645)三、四月间李自成“居武昌五十余日……运铜炭铸钱”。根据《浔阳纪事》说李自成三月底四月初尚在承天、德安作战;清军于三月二十六日抵承天。李自成到荆门当在三月末。又说:清将阿济格四月二十七日由武昌到达了九江。由这些日期推算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七日前曾在武昌。但在这个时间里李自成还在武昌、富池等处还打了几次大仗。若把两头时间扣除,李自成在武昌的时间能有几天?又终日处于战斗之中,所以铸钱的可能性不大。但目前在武汉附近却发现了不少襄阳Ａ、Ｂ式永昌钱,根据《绥寇纪略》说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3)曾任命石作霜为汉阳令,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又任命潘可程为“汉阳府同知”,可知在顺治二年三、四月以前,李自成虽未到武昌,但却占领着汉阳府。所以,在武汉附近发现的襄阳Ａ、Ｂ式钱应当是从襄阳流入的,武昌铸钱不能确认。
四、十一种版式永昌通宝铸造时间的推定
李自成大顺政权于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国,年号“永昌”史载明确此时开始铸造永昌钱。笔者认为西安Ａ式小钱是所有永昌钱中铸造时间最早的,时间当在1644年正月。主要理由是:(1)西安Ａ式小钱不同于其它各式永昌钱,采用点直永写法,且铸造精美,铜质精良,有初铸、试铸的痕迹。从铸造数量看,未曾广泛流通就突然停铸。(2)西安Ａ式小钱明钱文字遗风较重,通宝二字与明西安府铸钱无异,属铸钱匠人体。我们在西安明合阳王府遗址出土的万历通宝、崇祯通宝中均能找出它们的前后继承关系(图15),而与此后大量铸造的永昌钱风格迥异。正因为此式永昌钱是明式钱体,不符合李自成反明立国的理念而遭到李自成的弃用,仅仅试铸便停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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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Ｂ式小钱已开始使用二水永,由于仍使用明廷工匠,风格与崇祯西安版近(图16),从货币发行的原理上推论,一般建国之初都先发行小钱。因此,西安Ｂ式小钱的铸行应早于西安Ｂ式大钱的铸行,其出土数量占70%,也能证明这一点。湖北襄阳Ａ式小钱同理也应早于襄阳Ａ式大钱,铸造时间是1644年正月下旬始铸,后逐渐铸造大钱至七月李自成返回西安渐止。李自成政权自建年号后,对书写“永昌”二字应有所要求,从表三可以看出,钱文书写“二水永”已成为大顺政权行文的标准。为什么要使用二水永呢?因朱明尚火,用二水永灭火,符合李自成当时的理念,这与“后金”改“清”的原因也是一致的。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均采用楷书二水永,并完全脱离明钱影响。但由于二地相距较远,虽同属楷书,但明显字体不一。西安只能说工整,而襄阳则非常飘逸。从出土范围看,西安版小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小钱均出土于大顺全盛时期的范围,分布最广,所以应当是大顺政权在1644年正月—七月全盛时期铸造的。而襄阳Ａ2式小钱由于粗糙于Ａ1式小钱,铸造地点可能是襄阳附近的其它地点,如谷城、老河口等,时间也稍晚于襄阳Ａ1式小钱。
北京Ａ、Ｂ式小钱铸造于1644年四月,采用的是明工、户部铸钱二点通风格(图9)的匠人体,由于时间极短、政治环境险恶,故北京小钱推测只是试铸,未曾大量铸行便停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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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铸造均应晚于前述永昌钱。从出土范围看。这二种钱仅出土于陕西和湖北荆、襄等地。出土范围仅限李自成1644年七月返回西安后的版图,此时李自成在重振军事、发展生产、增加税收、统一号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此西安版小钱、西安Ｃ式大钱与襄阳Ｂ式大小钱在钱文风格上的统一也说明这一点,仅仅从襄阳式大的“宝”贝足分撇和背宽缘上有差异,如不熟悉永昌钱,根本无法区分。西安Ｃ式大钱和襄阳Ｂ式大小钱的铸造时间大致推算为:西安Ｃ式大钱为1644年七月至1945年正月十四日李自成撤离西安之时。襄阳Ｂ式大小钱为1644年七月至1645年二月李自成撤离襄阳之时。需要说明的是,西安版小钱从1644年正月铸造,直至1645年正月李自成撤离西安止,是所有永昌钱中造铸时间最长的。综上所述,笔者排出了李自成“永昌通宝”的发展顺序为:西安Ａ式小钱→西安版小钱→襄阳Ａ1、Ａ2小钱→西安Ｂ式大钱、襄阳Ａ式大钱→北京Ａ、Ｂ式小钱→西安Ｃ式大钱、襄阳Ｂ1、Ｂ2式小钱、襄阳Ｂ式大钱。
五、关于几枚异版永昌钱的说明图17,外缘宽大,出于陕西汉中,西安小钱版式,疑为1644年三月大顺军马科、黎玉田进入汉中时所铸(图非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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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出于西安,为西安Ａ式小钱异体,“永”字第二笔出头,其它均同(图非原大)。
图19,收录于日本《昭和泉谱》,应为襄阳Ｂ式小钱的变体(图非原大)。
图20,出土于陕南镇坪县山区,疑为夔东十三家仿襄阳Ａ1式小钱铸造。(在本文完成过程中,杨槐、阎福善、周延龄、王钊、梁晓晴、千宾等人曾提供很多线索或意见,世纪金币网络公司、西安金泉公司曾给予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来源：中国钱币）
小平200-350
折五200-500
康熙通宝古钱价格目录
口搜集整理/上海时间
康熙通宝为康熙年间铸，背记局，分背“满文”和“满汉文”二种，满文钱仿顺治四式。背宝泉、宝源二局，满汉文钱仿顺治五式，穿左为满文“宝”，穿右为汉文记局名。“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大直径的背大字广，南，背东字且面文双点通者亦少见。记地支钱更罕。
其中:
背“南”,“广”,“台”,相当少见
背“漳”,“苏”，“福”,“江”，“桂”等也相对少见，也比较值钱。
2010年5月16日更新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满文 3-10元 （最普通最多见的一种康熙通宝）
康熙通宝 连足宝(宝字下面两撇相连) 满文宝泉局 5-15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罗汉钱 70-180元 （一枚钱币引发的爱情 代表美满爱情的罗汉钱，因其特殊美好的寓意，数量又不多，价格颇高，很多人买来送给自己的爱人）
康熙通宝 仿罗汉式 10-25元 （不同点还是主要在熙字）
康熙通宝 背满汉文同价格 10-20
康熙通宝 背满汉文陕价格 15-30
康熙通宝 背满汉文南价格
行用钱中按照钱币轻重大小宝南局铸钱可分为大南和小南 小南较大南多价格不贵
小南价格50-100 大南价格260-800
康熙通宝 背满汉文苏价格 20-50（清江苏苏州局造，存世不多，版式不多，但有黑马的潜力）
康熙通宝 背满汉文漳 价格 25-55 （清福建漳州局造，存世不多，已成为康熙钱的热门之一）
康熙通宝 背满汉文福 价格 25-80 （福有小福，中福，大福之分，其中小福最多，但小福双点通稀少）
十四种监局背:
同,临,东,宣,原,,蓟,昌,河,宁,广,浙,陕,云,
背江 25元
背同 10元
背临 8元
背蓟 15元
背东 5元
背浙 8元
背原 5元
背昌 5元
背陕 15元
背云 5元
背河 5元
背宣 5元
背宁 15元
背小广 10元
背特殊少见版别:
康熙通宝楷书小平背“江” 20元
康熙通宝 楷书小平 背小“台” 15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大“台” 10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西” 30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巩” 20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漳” 3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桂” 3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南” 5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广” 10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大清” 8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南”星月 4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子” 25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丑” 25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寅” 25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巳” 2500元
康熙通宝 楷书 小平 背干支“福” 2500元
康熙通宝共有24种版式，分别是24个铸钱局铸造的。从正面文字看，并没有多大区别，皆为楷书康熙通宝。可背文却各不相同，除户部宝泉局和宝源局为满文外，其它22种钱币均为满汉两种文字并存，左边是满文，右边是汉文，这22个满汉对照的字代表22个铸钱局。局名收集齐全俗称“诗文币”。它们是：同福宁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临广浙，台桂陕云漳。此外还有“巩”（甘肃巩昌局）、“西”（山西省局）局，但它们铸量极少。“台”、“广”、“南”亦少见。
许多泉友试图将康熙通宝的24个局名钱收齐，可很难如愿以偿。
图片列举
康熙 背“同” 参考价格：10元
康熙 背“台” 上排两枚为大“台”参考价格：150元-1600元
下排单枚为小“台”参考价格：40元-60元
康熙通宝价格
康熙钱的价格范围
崇宁通宝
崇宁重宝
大泉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