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何岳文言文翻译:甲午祭，举国浑噩的悲剧---------理性思考：谁是赢家？

　　一百年前的世界，是欧洲中心论的世界，文明只属于西方，留给其他民族的名词只有野蛮。作为党同伐异天性的表现，西方列强对于每一场“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战争，都会寄予他们定义中的“文明人”无比的善意，不幸的是，这次战争中的“文明人”是日本。

　　甲午战败后，梁启超有一阕《水调歌头》，词中有曰:“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璧自语，醒后一滂沱！”，端的是写尽家国情仇。

　　在中国上下“醒后一滂沱”之时，东邻日本却因战败了大清帝国并获得巨额战争赔款而举国狂欢。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主编的《时事新报》上说:“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幸福，思前想后，恍如梦中，我惟有感激而自泣。”

　　正是这位思想家，在甲午当年（1894年，即光绪20年/明治27年），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这场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

　　甲午战争，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一场对外战争，的确成为日本迈入“文明国”行列的肇始。日本国际法学者就曾指出，日本于1886年加入红十字条约、1887年加入巴黎宣言，“欧美诸国虽然认为日本是‘理解’这些条约的‘文明国’，但并不确信日本在战争中是否履行这些条约，是日清、日露（即日俄战争）战争给了欧美诸国以上的确信。”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历史学家赫兰德（Douglas Howland）最近撰文认为，日本被看成“文明国”，而中国依然被看成是“野蛮国”，这在当时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观感，而这一观感，直接影响到了世界历史学界对甲午战争的评价。

　　与中国自始至终将甲午战争看成是保家卫国的自卫战不同，日本对于这场战争格外看重，不仅毫不掩饰要通过这一战争实现“海外雄飞”，在东亚大陆上获得地位和利益，而且还将这一侵略行动进行高级包装，将其上升到文明进步的高度。

　　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中就有 “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这样的“导语”，立论上比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要堂皇高远得多，充分体现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朝野处心积虑的“大陆政策”。

　　那位号召对华进行“宗教战争”的福泽谕吉，原先是著名的“东洋盟主论者”，期望中、日、朝三国携手变革迎接挑战。他在1881年就认为，面对西方的逼迫，如中、朝两国不思进取，不仅危及自身，也给日本也带来危险，“今 以西方诸国威迫我东洋之势，无异于火之蔓延。然而东洋诸国，特别是与我毗邻的中国、朝鲜等反应迟钝，不能抵挡其威迫之势，犹如木板房子不堪火势。故以我日 本的武力援之，不单是为了他国，也是为了我自己，这一点可想而知。以武力保护他们，以文明开化他们，必须使他们效仿我国，迅速输入近代文明。”

　　与“东洋盟主论”相对应的，是“中国威胁论”，即不把中国看作是落后的、需要唤醒以便团结抗击西方的“老大哥”，而是一个在西方炮口下被迫进行改革并即将重新崛起的“老大”。据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松本三之介分析，在朝鲜发生的壬午事变（1882年）和甲申事变（1885年）中，已经多年开展洋务运动的中国，展示了其正在增强的军力和国力，加大了日本的紧迫感，中国威胁论占了上风。正是此时，作为明治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著名的脱亚论，把中、朝从对抗西方的盟友转为敌人，号召对中、朝实行圣战。

　　日本政界和思想界不断提出的“海外雄飞论”、“征韩论”、“征台论”、“朝鲜独立论”和“满洲征服论”等外扩思潮，成为当时的主旋律，被控制了的媒体自觉地围绕这一主旋律，将这圣战”的光环环绕在残酷冷血的战争周围。

　　甲 午战中，《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邮便报知新报》、《大阪每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二六新闻》和《中央新闻》等媒体，纷纷派 出随军记者，美化战争、美化日军，其中最著名的和对日本人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在日本官方授意下、新闻界结集的《日清战争实记》。

　　与福泽谕吉相同，日本的另一启蒙思想家、基督徒植村正久，在战后（1896年）所写的《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一文中，也认为“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这次战争是大日本帝国自我意识到进取的天职，并将这一天职向全世界披露的机会。”

　　而即使在反战主义者内村锏三看来，“新的小日本同旧的大中国冲突起来。决定这场战争的正是东方和西方都应该遵循的进步主义……为满洲的中国政府所代表的退步的精神，难道还应该指挥全体东方吗？”（《日清战争之义》1896年）。

　　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松本三之介认为，正是甲午战争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思想界，直接导致了国家主义压倒一切的胜利。曾是平民主义代表人物、“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文明绅士”德富苏峰，因此变成了积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战前声称“举国一致对付清国乃是当务之急，为此愿牺牲我所持有的一切”，而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在于“予世界上的顽迷主义者一大打击，将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蛮社会”。1894年，德富苏峰出版政论集《大日本扩张论》，放弃自由、和平的平民主义，大谈扩张。而战后，他又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受到了“强权战胜公理的事实教育”，痛感“公理”虚弱，原以为“理之所向，天下无敌”，但从此决心“皈依于实力之福音”，做一个铁腕“豪杰君”。

　　在德富苏峰后来所写的《大正的青年和帝国的前途》（大正5年），认为甲午战争（日清战争）在日本思想史中影响巨大，“若以为新改革作为日本国民的国民自觉时期”，则甲午战争（日清战争）就是“日本国民的帝国的自觉时期”，“日本国民二十多年了经过了许多曲折，才从自卑中知道自己。所谓知我，乃只知我之力，知我之天职也。”

　　另一思想家三宅雪岭则在其代表作《真善美日本人》中，从真善美三方面对日本人提出了要求，主张“日本人应该发挥优异的特性，以弥补白人的缺陷，承担起引导人类进入极真、极善、极美的圆满幸福的世界的任务”。

　　在这样的自我道德拔高和掩饰下，日本一直给自己赋予了亚洲解放者和文明传播者的光彩外衣。到了1940年代，日本近卫内阁推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时，也十分强调自己 “布皇道于世界”的“皇道使命”，“皇国的国策以确立世界和平为其根本，首先建成以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即伪满洲国）、支（即支那，日本对中国的蔑称）紧密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

　　只有少数的思想者保持了清醒和冷静。

　　那位认为中日战争体现了“进步主义”的内村锏三，在战争刚结束时的日本举国狂欢中，就对“讨灭中国”进行反省，认为东方和平的前提，不是“中国的灭亡”，而是中国的“觉醒”和真正的“勃兴”，“我们的思想是为亚洲的独立和文明开化做出贡献。”（《日清战争的目的是什么》，1894年）

　　他呼吁日本要保持战争之初的“义战”性质:“战争结束了，我国处于战胜国的地位，却置举足轻重的邻邦的独立而不顾，而以新领土的开发、新市场的扩张来转移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并且贪得无厌地汲汲于获取战胜国的利益……日本国民如果真的是仁义之民，为什么不尊重同胞中国人的名誉呢？为什么不致力于邻邦朝鲜的因势利导呢？我辈愁叹我国民无真面目，他们不信义却满口讲义。”（《对时事的观察》1896年）。据说，此文一出轰动全日本，刊登此文的《国民之友》当期脱销。

　　内村认为，为了日本本身的利益，也不能失去正义，要永远以正义为目标。他认为公的政治世界应该服从私的道德规律（《世界之日本》，1896年）。而在甲午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日本国家的伪善，和成为战胜国后日本道德的腐败，令他最终成为反战者，认为“以恶的手段不能达到善的目的；以杀人来谋求东方的永久和平可谓荒谬绝伦。和平绝不是、绝不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和平只有通过废除战争来实现。放下武器，是和平的开始。” （《圣书的研究》，1900年）。

　　正如不少研究者所说的，日本无论是军国主义思想、武士道精神还是内政外交，都具有相当多的内在冲突和复杂性。数代日本知识分子，都呈现出典型的人格断裂，其人格在明治、大正、昭和时期有不同的变换，而这种人格的转换过程也反映出近代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当我在读书过程中，看到那位“皈依于实力之福音”的“豪杰君”德富苏峰，曾经写下“没有‘居住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的精彩论断，我也只有掩卷太息。

　　而值得我们中国人警惕的是，即使在日本已经用半个世纪反思昭和时期的军国主义毒害，即使日本多少也认同了对这种军国主义的声讨，无论日本思想界还是政界，都还坚信1931年“满洲事变”（即918事变）之前的日本对外政策伟大、光荣、正确，所谓“昭和(特别是前半期)是悲惨污辱的时代”，而“明治是荣光的时代”。

　　日本有学者就担心，在这样的想法下，很难阻止另一场“疯狂”的到来！

　　中日双输的历史

　　甲午战争，中国失去的是国土、财富，乃至尊严，而日本失去的却是理智。一场受益颇丰的赌博，让日本毫不犹豫地走上了一次次国运的军事豪赌，最终，这个疯狂国家的赌运在二次大战后走到了尽头。

　　记者:甲午战争110周年了，您是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者，回顾这场战争，您认为有什么教训应该记取？

　　袁伟时:从1874年至1945年的71年间，中日有过三次半战争:第一次是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藉口是1871年一些琉球人在台湾遇害。那时台湾没设防，中国没有反抗，算是半次战争吧。第二次就是1894年(甲午)至1895年的战争。第三次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日本参与了。第四次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为序幕，延绵至1937年“七七”爆发的八年抗战。

　　甲午战争之前，相对来讲，两国之间算是比较平等的。但是甲午以后这种局面就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那么大的转折，这跟两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经验教训不能够轻易忘掉。

　　明治维新是1868年开始，中国的自强(洋务运动)则是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逐渐开展的，同时起步，结果迥异。是上帝偏爱日本人吗？不！

　　第一，日本有封建制度，而我们没有。在封建制度下，权力分散，并受到有力的制约。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间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间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举措不对，其他方面有力量制约和纠正，不是一权独大，可以为所欲为。

　　第二，我们有科举制度，他们没有。科举制给中国的知识阶层构建了一条比较公平的上升管道；但画地为牢，限制青少年的认知范围，并将知识意识形态化，让他们戴上难以冲破的紧箍咒。这是为害千年的排斥外来思想、文化的自我封闭堡垒的基石，也是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多少中国青少年的黄金岁月都虚耗在四书五经上了！

　　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酿造出来的苦果。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用了将近3000万两，其中挪用了不少海军经费。光绪皇帝大婚用掉500万两。北洋海军哪里还有足够的经费？1888年海军衙门和北洋舰队正式成立后就不买军舰了。而日本海军在1888年之后接连造了一批先进的军舰，他们的速度比中国的更快，火力更强。这只能用制度上的因素来解释了。

　　记者:有没有同治中兴呢？和明治维新相差是不是很远？

　　袁伟时:同治年间是1862年～1874年。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1868年剿平捻军;1873年回民起义失败;同期间，云南等地的叛乱也平定了。与此同时，一些学西方的措施也在进行。与咸丰皇帝(1851～1861)统治时烽火连天的状况相比，称之为“中兴”，也许有些道理。但是，这个年代没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奠定可靠的基础。这个“中兴”实在不足为训。

　　专制体制下面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要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或一个比较强的领导群体才行。但是从鸦片战争前后至大清帝国覆没，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历史人物或领导群体。在绝对专制体制下，执掌绝对权力的最高领导人的状况，对朝廷的运作影响很大。从18世纪末甚至更早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统治者，其知识构成已经不足应付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慈禧本人很狭隘，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将其中的优秀成分学到手，更谈不上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她一再打击当时比较有远见的恭亲王等人。恭亲王三次被撤职，将他的棱角全部磨掉了;甲午战争后复出，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暮气沉沉，锐气全消，令人痛心。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掌握最高权力足足48年，怎么有可能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核心？

　　19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第一个政党。明治维新期间，它进行了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跟一个不愿意改革的、不愿开放的老大帝国打仗，胜败不问可知。日本在1880年决定制定宪法，1889年颁布了宪法，1890年7月大选，11月帝国议会成立。它的“君主立宪”仍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但比清帝国强多了。从启蒙速度、新的思想传播来讲，日本要比中国领先半个世纪。从制度改革方面来讲，日本比中国早30年到40年。制度是决定性的。甲午战争日本胜利是制度上的胜利，大清帝国是制度上的失败。

　　甲午战争之后，中日双输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记者:甲午战争后，双方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袁伟时:不过，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甲午以后，这两个国家都输了。

　　中国固然没有因此发愤图强。甲午战争之后，接连发生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事件这样的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灾难。国际法传进中国60年了，义和团事件中还是将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260多人杀掉，有些还是儿童;围攻人家的使馆;再加上大约杀了几十万中国人，见到中国的教徒和新式学堂的学生、教师就杀。另外铁路、电线以及其他沾点洋气的东西都毁掉;北京最繁荣的前门一带的4000多家商店都被烧掉。如此残忍和愚昧，却至今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革命”，简直匪夷所思！

　　日本除了把台湾夺到手外，拿到中国2.3亿多万两的赔款。这等于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等于中国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要是拿这笔款发展经济，用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那就很可观了。但它拿来扩军，85%的赔款都用于扩军和相关的项目，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只有一部分拿来建了一家钢铁厂。这就导致日后侵略别国反过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灾难性后果，同样输得很惨。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甲午战争双方都是输家？

　　袁伟时:是的，双方都是输家。从历史的高度来看，中日两国的四次战争，是人类摆脱野蛮过程中一个令人痛心的记录。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就蓄谋要向外扩张。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中一些错误措施的恶果。日本走上错误的道路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发展经济中没有把提高本国人民的收入、发展各个地方的经济放到突出地位。

　　那时日本人生活是穷困的。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日两国城市乃至农村生活水平还很相近的。所以相当长的时间里，互相来往很容易，不需办什么签证之类的手续。日本的穷人往往跑到中国来与中国下层民众争活路。在东北和不少大城市，日本人做小商小贩乃至卖淫的都很多。如果走以满足内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的道路，它还有很宽的发展余地。但它错误选择了向外扩张作为主要出路，而且是以侵略而不是和平贸易为主要手段。

　　这是人类的野蛮史的一个部分。不但是日本，很多国家也都是这样，比如英国啦，还有德国啦。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的野蛮性才开始减退。全球化过程加速，开始出现世界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措施，出现世界政府的雏形。联合国，不管它有多么大的毛病，实际上是一个地球管理委员会;经济上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还有国际法院。地球管理机构在慢慢形成。

　　其二，是明治维新过程中他们坚持所谓“和魂洋才”或“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指科学、技术)”的错误方针。

　　所谓“和魂”就是神道:说日本是“神赐的土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万世一系。因此，日本和日本人是特别优越的。这同中国的天朝思想、华夷之辩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它拒绝价值观念和道德的现代化。其《教学大旨》规定:“教学之要务在于阐明仁义忠孝，探求知识才艺。”而“道德之学则以孔学为主”。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辅佐天壤无穷之皇室”，“为朕之忠良臣民”。它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谓“东洋道德”就是儒家道德。日本人盲目追随军阀侵略别国，就是这些愚昧的价值观念的恶果。现代社会需要现代魂——现代公民的自由、民主、法治观念，如果价值观念不现代化，必然或迟或早给国家和公民带来严重灾难。

　　其三，是政治体制中注入了很多专制的因素，没有完成政治体制现代化的任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强制下，才被迫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可发敕令代替法律”，“任命文武官员”;“天皇行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所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战时或国家发生事变情况下，不得妨碍天皇施行大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专制君主。在国会之外，它还设立枢密院为天皇的顾问，举凡宪法的制定、解释和修改，重要法律之制定及修改、重要敕令的颁布和重要行政措施，都要咨询这些元老的意见。国会分元老院和众议院，内阁也不完全对国会负责，而在很大程度上要听命于天皇。军部也可以干政，现役军人也可以担任内阁要职。加上特务、警察横行，公民自由成为一纸空文。

　　总的说来，在天皇统领下，元老、军阀、财阀在操纵日本政治，民主、自由被践踏，这样的国家走上歪路是必然的。

　　中日都缺乏反思精神，而狭隘民族情绪太强

　　记者:东方国家要现代化，都很艰难。

　　袁伟时:对。应该把中日的这三次半战争，看成是人类摆脱野蛮所付的代价。要从这三次半战争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日本人应该反省，它确实自我反省精神很不够。反过来看中国人的反思精神够不够呢？

　　很简单的事情就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谁要是讲日本的好话，这个人就是卖国贼。例如，2003年9月18日，日本人到珠海集体买春。其实日本人嫖娼到处都是，什么时候都有。中国人到海外嫖娼的也很多。你说这是违法的，按照既有的法律和条例处理就是了，没有必要提高到两个国家的关系、民族仇恨的高度。说“九一八”这天到中国嫖娼就是蓄意侮辱中国人，其他日子就不是。这种言论太可笑了。修高速铁路，有人建议引进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招来一片谩骂，不是就科学技术论科学技术，太不理性了。就算是敌人吧，学他的科学技术有什么错？何况日本是与我们各方面关系都很密切的邻邦。

　　第一，不要把同化说得那么恐怖。

　　如果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把大清帝国的宗法专制“同化”掉，对中国是福音还是灾难？为什么一定要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才叫爱国？据说，目前到处在复制的孔子的标准像是吴道子画的，除了演戏，谁愿意穿上那样的宽袍大袖？13亿中国人中又有几人愿意穿长袍马褂？

　　第二，清醒地认识文化更新的规律。

　　文化通常是自然淘汰、自然进化的，生的该生，死的该死。在文化领域，受群众喜爱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可能死亡的。反之，无论如何保卫，也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历史上的确有些族群被文化水准较高的族群同化。被同化的族群原有文化便成了保留在博物馆中供人研究的文化。那些消亡了的东西，那些放进博物馆的东西，即使是民族文化也并不可惜。现在还有人愿意裹小脚吗？愿意三妻四妾吗？这些都是地道的中国文化啊！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如何提高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

　　第三，像汉族有那么悠久历史的民族不可能被同化，它的特点不可能完全消灭。

　　世界上很多著名人士包括马克思都说自己是世界公民。其实这个称号不是少数人的，应该是所有公民都具有的素质。

　　记者: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个积极的东西吗？比如三元里抗英。

　　袁伟时:当一个国家被奴役，国家没有取得独立地位的时候，民族主义能够动员民众对抗外来侵略者，它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都很容易走向极端，只有把争取国家独立同自由、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结合起来，才会有真正健康的民族主义。

　　研究成果表明，三元里抗英很多东西被夸大了，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应该让史学家讲真话，讲实话。通过自由讨论去弄清事实真相不是很好吗？不要用大帽子去压人。真正的史学家，就要说老实话，将经过鉴别的史料介绍给读者。这是对国家对民族最负责任的做法。

　　甲午战争与旧秩序的崩溃

　　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帝国最后的捍卫者们也被迫承认，日渐全球化的历史已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缓慢的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仅仅由自己主宰，而必须与外部世界共同分享，游戏规则改变了。

　　当京城的绿营兵在1894年秋天奉调至山海关时，人们有理由为大清帝国的未来表示忧虑。一位目击者说，人与马都很瘦小，还没走出城南就已挥汗如雨，马鞍上挂着鸦片烟枪，一些士兵手里端着鸟笼，吐出嘴里的食物喂鸟，另一些人则显得又饥又渴，眉头紧锁。

　　创建于19世纪初的绿营直属于兵部，创建者希望它能够替代战斗力曾强大一时，但彼时日显衰败的八旗兵，但仅仅几十年后，它就追随了前者的脚印，不管是面对外敌还是国内的叛乱，都不堪一击。长期掌管着清国海关的赫德曾在1865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帝国的军队只有当叛乱者撤退后才敢前进，杀几个农民谎报胜利。而杭州一位粗通文墨的居民编出了这样的打油诗:贼至兵何在？兵来贼已空。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大清帝国，这个以暴力建立合法性的政权失去了力量。

　　没人指望绿营兵能够击败日本。当大清国与日本的冲突在1894年7月爆发时，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指挥的军队上，他们大都出身于湖南与安徽，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训练下，士兵装备了现代武器而非长矛大刀，通过对个人与宗族的尊崇，这些地方武装拥有了令帝国嫡系部队黯然失色的战斗力。而李本人一手兴建的北洋海军经过20年的经营，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的计算，它的装备已名列世界第八位，日本则排名第十三。它的指挥官们很多在英美受训，与日本那边的对手们曾是同学。1891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连日本的明治天皇也为舰队的实力而赞叹。那正是一个美国军事专家马汉所说的“海权”决定国家兴衰的年代。

　　2005年2月12日，我坐在刘公岛上看着那些被打捞上的舰队残骸。整整110年前的今天，北洋水师最后残存的武装力量也投降了，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凌晨自杀。关于那场持续了7个月的战争，历史学家已尽可能挖掘出了尽量多的细节。但仅仅重温那段屈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历史早已过滤掉复杂的情感，只留下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与数字，如果简单地重复它们当真就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从历史中所学到的惟一东西是，没有人能够从中学到任何东西。”

　　这场战争中充斥着太多的荒谬性。我不能假装能够理解为什么叶志超在并未战败时就匆匆悬挂起白旗；不知道1895年2月6日大敌当前时，“来远”与“威远”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为何仍能从容地上岸嫖妓；为什么大清国将领最赤胆忠心的作为不过就是吞食鸦片自杀。在紫禁城内，没有人真地在乎战争的输赢，比起外敌，内部人的权力斗争才更关键。在这场战争悲剧性的高潮到来之前，那位当时最有权势的女人决定挪用海军军款修建自己的后花园——宫廷内的个人喜好远比什么国家利益要重要得多；而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战争根本就从未爆发，只要给一些钱，老百姓就会欢天喜地给敌人带路，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国家这一概念，“中国”是外来者来称呼我们自己，我们只知道朝代的更替……

　　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片段，最终都如磁场内的磁针一样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帝国的溃败。玛雅文明为什么消失？罗马帝国为何衰落？文明与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似乎逃避不了成长与衰亡的周期命运。即使到了现在，分析家们仍无法明晰这样的复杂问题。尽管历史的绵延感如此强大、充斥的变量又如此之多，但的确在某一时刻，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变量都在朝向更糟糕的方向，就像传染病在大规模爆发前的临界点。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更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败的速度。而帝国最后的捍卫者们也被迫承认，日渐全球化的历史已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有步骤，但过分缓慢的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仅仅由自己主宰，而必须与外部世界共同分享，游戏规则改变了。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再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能仔细观察一个曾经强有力的组织如何退化及最终死亡。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思想史，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重演，但是人们在应对挑战与挫折时的反应，却可能遵循类似的模式。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在150年来的努力可以概括为三方面:消除外来的侮辱，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市场上获得匹配的地位；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它包括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组织与现代文化。

　　没人比李鸿章的个人经历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遭遇的挫折和尝试摆脱挫折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1823年，至少在表面上，仍没有外来者公然怀疑中国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国。18世纪的几次征战，使得清帝国的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它的势力深入到了亚洲腹地。它的人口在100年中也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亿多，比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可能消除自我中心的优越意识，在她所知的有限世界内，几乎所有地区都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的附庸——中亚大陆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亚部分是它礼仪上的附庸，日本则是文化上附庸，而朝鲜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在匆忙地追随中国的脚步。帝国对于海外的探险没有兴趣，当英国在印度的作为被传到北京时，清王朝开始实行海禁，陌生的东西总令人不安，那么就宣称它根本不存在。在很多方面，中国理应获得这种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续了2000年，它拥有一套不庞大却行之有效的官僚系统，伏尔泰曾对此赞叹不已。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与国内贸易，以家庭与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非常稳定，她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驱，而已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实在是个伟大的发明，它为社会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动机会，使杰出人士有机会管理这个国家，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儒家经典为整个系统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这套系统经历过朝代更替、蛮族入侵，却从未遭遇过根本性的挑战。

　　是因为外来者到来，还是它自身的弱点，造成了中国在19世纪的悲剧性命运？按照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的分析，中国命运的悲剧性已蕴涵在18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只是其中之一，另两个变化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它们就是刚才提及的领土与人口的倍增。

　　越来越宽阔的疆域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难度明显增加，中央极权式微；在马尔萨斯为世界的未来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18世纪末达到3亿之后，继续马不停蹄地增长到1850年前后的4．5亿，这既说明了传统体制的成功，刺激了消费与商业世界的生长，也说明它同时带来了资源的明显紧张感，更多的读书人期待获得官职，更多的农民需要耕地，更多的人要吃饭、穿衣。当这些通道没有同步拓展时，矛盾就开始积郁了，而无论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还是改革者康有为与孙中山，都是在传统的晋升之路被封死之后才去寻找新方向的。

　　在1895年前，帝国的大部分精英对自己的信心似乎仍未彻底崩溃。在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官员的成长过程中，他会目睹一连串帝国在外来者面前受到的屈辱: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7—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几乎每隔十年战事就会爆发。而帝国的基础在1850年代就曾显得脆弱不堪，欧洲的外来者不费多大气力就能够瓦解从沿海港口到北京的清军防线，一些最富洞察力的头脑很快就发现，他们是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强力；而一支用变形的基督教统一了思想的太平军则占领了最富庶的长江流域，那里是帝国财政与粮食的供给中心。

　　但接下来却并非是帝国的崩溃，1860之后的30年是中国社会一个复兴的时期，远非今日我们想当然的黑暗岁月。一代新的政治人物已经崛起，在中央他们以恭亲王与文详为代表，能用更熟练的技巧处理对外关系；在地方他们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为代表，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等一系列的反叛。他们正直、勤奋、自我克制，重新树立了道德的榜样，他们大力挖掘人才，为官僚系统注入了生机；在外交上，总理衙门的引入让中国在处理对外事务上逐渐专业化，并赢得了某种尊敬；在军事上，更多的现代装备被引入湘军、淮军，包括机枪与克虏伯大炮；在1860年代，随着各路义军的逐个消亡，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新开垦的土地带动了新的移民；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开始着手建立现代工业，甚至中国商人在沿海贸易方面也开始赶上外国商人；新思想也开始被引入，更多的翻译作品受到了手握政权的地方改革者的重视；被腐败与战乱所摧毁的地方行政系统重新运行起来，士绅再一次发挥起作用；教授传统儒学的学校大批兴建，继续为帝国提供稳定的思想教育……在面对中国社会的老问题上，改革派们的成效卓著。比如，左宗棠完成了新疆的平叛，让帝国的光芒在西北地区重新闪耀；山东的丁宝祯治理了黄河及大运河的水患，加强了地方团练，改革了盐政；李鸿章则建立了还算现代化的军队，创造了江南制造局。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在1872年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级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自1860年代开始的，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同治中兴”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一样，似乎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中国和日本同为专制政体，改革同样由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地推动，而在才智上，李鸿章一代也绝不逊色于伊滕博文一代。一直到1894年中日正式交战前，这两个国家谁的成功更显著，似乎仍未有定论，一位观察者在1870年代分别了考察了中国与日本之后，很确定地说，中国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这两场变革的显著区别是，当面临挑战时，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从历史中求诸答案，变革者们最主要的期待是恢复一个他们幻想中的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

　　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眼中，黄金时代总是存在于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他们采用的各种手段，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自身，都是为了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原有的政治体制和原有的思维模式。所有近代化的努力，都像附着在内脏已经腐烂的身体上的光鲜皮毛，在任何一个考验面前，这种分离都如此明显，对于中国政治系统的官员来说，中日战场上的输赢，其重要性远比宫廷政治要小得多。改革虽然暂时扭转了内部传统部门的颓势，但不过是加固了那些本应被改变的体制，它使一个王朝延续了更多的时间，却没有向现代国家方向演变。向它所期待的康乾盛世一样，王朝或许可以击败来自内部的叛乱和来自中亚腹地的挑衅，却对来自海洋那边的挑战无力抗拒。

　　当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来说，它的刺激比之前所有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过去被他们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仅仅一代人之后，就无情地击败了自己的老师。这一事件几乎彻底冲垮了中国人最后的信念上的优越感，而对于老一代官僚来说，他们终其一生的努力最终被证明不堪一击，伴随着他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官僚系统再次迅速地回落到无能、腐败、道德崩溃的地步，从地方开始的振兴活动，也促成了地方与中央的分离，并为后来的军阀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甲午之战的惨败激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本身上进行一场变革。但很快，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发现，变革难度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他们在面对传统的官僚体制时需要更多的技巧，他们还发现广大人民需要被唤醒，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与世界茫然无知、麻木不仁。这些变革者甚至意识到，他们还要创造一个“中国”的概念，然后去拯救这个被创造出来的概念。然而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政体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组织的支持。历史课本早已将19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半殖民地社会，但事实上，来自外部世界的改变仍旧很少，中国与外界最活跃的纺织贸易只影响到通商口岸的一小部分人，97％以上的中国人仍在穿着土布织的衣服，农业与手工业在经济中占据着绝对的主题；现代国家应该拥有的公共系统只露出很少的迹象，更何谈现代交通运输、通信和教育系统；现代意识更是少得可怜，那些北京的改革者们的声音最多能被几万名同道听懂，对于广阔的乡村世界来说，生活仍如几十年前一样，暗淡、迟钝地进行着，鸦片是对抗这种沉闷的最好方式……

　　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幅员太辽阔了，它总能寻找到回避根本的变革的方式。当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无处可躲，只能正面迎接变化；而在中国，即使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仍可以相对从容地逃到陕西。帝国的惰性总是不自觉地拒绝变革，而变革发生后，它传播的速度又过分缓慢。日本的历史学家屋太一发现，一个组织患有绝症的原因有三个:一，功能体的共同体化，功能体是为了达到组织的外在目标，共同体是为了满足成员自己的需求，晚清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全部以追求自己狭隘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忘记整个组织的外在目标；二，对环境的过度适应；三，沉醉于成功的体验。超过2000年的相对一致的历史，使得中国人极度适应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即使当一些新挑战到来时，他们也仍重复性地使用曾经有成效的老办法，比如“同治中兴”。

　　但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维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没有得到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强的权力支持。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10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后于它腐烂的速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已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而且在20世纪初，中国已不具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不受打扰的改革条件。更为彻底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国际环境的压力对于中国的压力更为显著，中国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个崭新的世界潮流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不同背景、思维与利益的群体间越来越难以相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一切方面洗刷旧传统……

　　虐杀日本间谍案：西方最后一次平视满清

　　司法权力是国际地位的一种表现，当新兴的美国第一次关注东亚国际事务的时候，中国司法制度和世界轨道的差别，令美国乃至世界对这个老大帝国充满了恶感，而在此之后，这种恶感也被贪婪的垂涎代替。

　　1894年12月1日，美国著名杂志《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发表记者拉尔夫（Julian Ralph）的长篇报道《美国在华的袖手旁观》(American Helplessness in China)，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巨大震动，《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纸也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尖锐地攻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起因就是美国政府居然将跑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寻求避难的两名日本间谍交给了中国当局。

　　文章详细地描写了这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后受到的“非人折磨”:

　　“中国人将这两名日本青年带到南京，在那里他们遭受了2天----有的说是3天的酷刑。他们让日本人跪在铁链上，用木条穿腿，人还站压到木条上。日本人的指甲盖也被生生拔除。他们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绑上铁链，再拿烧开的水不断浇在铁链上，直到铁链嵌进了骨头。他们钳压日本人的舌头。他们将日本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种种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刽子手的剑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种。”

　　文章指责，软弱的美国政府，正是造成这两名日本青年被中国“杀害”的帮凶。

　　在野的美国共和党如获至宝，抓住这一事件，对克里夫兰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猛烈攻击。共和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后来的美国总统）鼓动议员们发起弹劾。共和党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随即要求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公开所有相关文件，被后者拒绝，支持政府的参议员们开始站出来护架，议会内爆发激烈斗争。

　　引起华盛顿巨大政治风波的这一事件，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上海间谍事件”，或者“上海间谍丑闻”。这两名成为中、美、日三国外交关注焦点的日本人，一名楠内有次郎（Kusunchi，1865-1894），一名福原林平(Fukuhara，1868-1894)。

　　楠内有次郎的家乡是以陶器闻名的九州佐贺县，他原姓青木，过继给楠内家为嗣，遂移居到鹿儿岛。因视力不合格，在报考陆军军校时没通过体检。这和"三崎"中藤崎秀（也是鹿儿岛人氏）报考军校未果相似（详见本刊上期专栏）。楠内随后到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改学法律、英语。1890年，受荒尾精鼓动，他前往上海就读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间谍技术。

　　福原林平是冈山县人，就读于历史悠久的藩校闲谷黉（音hóng，学校之意）。在黉长（校长）、著名维新人物西毅一教诲下，年轻的福原慨然以国士自许。他第一次报考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未中，竟径直找到负责人荒尾精，慷慨陈词，感动了荒尾精，被破格录取。

　　战争爆发后，楠内、福原两人都在上海潜伏下来，从事间谍工作。随即奉命到满洲内地侦察军情。因船期更改，两人暂时难以出行，遂于8月12、13日，分别化装成湖北商贩，投宿于法租界的同福客栈，试图避开其原住处的耳目，但依然没有逃脱清廷遍布的反间谍网络。

　　8月14日傍晚，两人在同福客栈被上海道台衙门的差弁抓获，随身搜出关东地图和清军军官名录等，但因人犯是在法国租界内抓获，只能交由法国巡捕房，而法国方面则干脆将两人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因此惹出件轰动世界的惊天大案。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受中日两国委托，担负起“调停人”（Good Office）角色，为两国在对方国家中照顾侨民及利益。根据“调停人”原则，法租界当局将日本人交由美国外交官处理，倒也还在理上。

　　两名日本间谍向美国总领事佐尼干（Jernigan）宣称受到中国政府诬告，并要求获得庇护。佐尼干很快批准了日本人的要求，并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

　　清廷也不示弱，立即在北京向美国驻华临时公使小田贝（Jenior Denby）提出严正交涉，小田贝的父亲老田贝是驻华公使，此时回国休养，由其子代办。同时，总理衙门指示中国驻美公使杨儒，立即向美国国务院进行交涉。

　　时任美国国务卿葛礼山是律师出身，一切行为讲究法治和条理。他闻报大惊，立即指示小田贝，美国外交机构没有权利庇护任何被中国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

　　小田贝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既然美国充当了“调停人”，则在华日本人自然获得美国在华享受的治外法权，两名日本间谍不应被引渡给中国，而应接受领事裁判。两人为此发生激烈争论，电文往来十分频繁。

　　在法理上难以说服葛礼山后，小田贝又诉诸道义，认为如果接受中国的引渡要求，则两名日本人必然会被中国刑讯折磨并最终残酷处决。

　　葛礼山不为所动，在他的强硬命令下，小田贝只好下令佐尼干，将日本间谍移交给中国政府。但同时，葛礼山与杨儒在华盛顿达成君子协议，中国政府承诺给日本间谍公正的审判，并在老田贝返回北京任上之前，不作出任何终审判决。

　　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方后，中国十分重视，两江总督刘坤一亲自下令将人犯押到南京审讯。同时，在天津和浙江也发生了两起日本间谍案（即石川伍一案、藤岛武彦/高见武夫案，详见本刊此前专栏），都受到美国领事的强烈干预，美国军舰甚至应其驻宁波领事福乐（Fowler）之要求而前往示威。

　　美国国务院明确了美国处理此类事务中的界限后，天津和浙江的间谍案也很快审理完毕。随后，这五名日本间谍分别在南京、天津、杭州被斩首处决，但并未事先通知美国方面。宗方小太郎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道:“研究所之学生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亦自上海槛送至南京，上月二十四日被处斩首云。嗟，痛哉！”

　　小田贝对其上司的指令耿耿于怀，继续写信与葛礼山辩论法律问题，尤其是指出在上海有着十分复杂的、相互纠缠的中西审判体系，完全不必将日本人引渡给中国，他认为葛礼山向中国政府妥协的举动，将会破坏西方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中国本土审判权的复归。这其实正是问题的本质，在华的西方人社会普遍对葛礼山感到不满，正是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大长了华人的威风、大伤了洋人的面子。

　　同样被葛礼山激怒的还有驻宁波领事福乐，他是一名著名的扩张主义者，他将这些事件通报给了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洛奇，后者随即在国会对葛礼山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在议员的鼓动下，美国报章开始连篇累牍报道上海间谍事件，攻击葛礼山和现政府，认为是美国政府的冷血和愚蠢葬送了两名日本青年的生命。其中，《哈泼斯周刊》的报道因直接采访了佐尼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章。《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甚至公开质问“葛礼山脑子是否正常？”，认为“一个正常的领导人不会这么做的”。亲政府的报刊则在葛礼山协调下，展开了微弱的还击，为政府的行为辩护。

　　上海间谍事件演变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国务卿葛礼山严厉指责了小田贝和佐尼干。小田贝和佐尼干见到事件已经危及到现政府的稳定，随即改变口径，承认了这两名日本人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确凿。在亲政府的议员帮助下，葛礼山最终抵抗住了国会中反对派的猛烈攻击。

　　葛礼山指责中国公使杨儒没有遵守双方约定，中国政府擅自处决了两名日本人，杨儒一开始还推说中国政府不可能实施处决，随后则辩护说，他从未向葛礼山承诺过不处决日本人，是葛礼山误解了他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间谍风波中，日本的外交机构并没有在前台大肆活动，而日本外交文件显示，他们在认真研究相关法律后，也认为美国政府的确没有权利干预中国对日本间谍的审判和处置。这成为美国支持民主党的报刊为政府辩护的重要理由。

　　心力交悴的葛礼山随后猝死在办公室内，成为少数殉职在工作岗位上的美国政治家之一。

　　《哈泼斯周刊》对两名日本人的“勇敢”表示了敬意，报道说他们宣称:“你们可以杀我，但我的天皇会以我为荣”，报道认为这“更能体现日本人的精神”。楠内曾在家书中道:“今日之事，乃国家安危之关键，皇运隆盛之所系。苟帝国臣民临事而偷安，异日之事不可问矣。”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而福原曾在乘船侦察长江时作了六十多首七律汉诗，其中有云:“欲试长江万里游，飘然来投月明舟。把杯堪笑人间事，越水吴山使我愁。”，颇有豪情。据日本史料记载，他的未婚恋人山本幸子，读到了他写给她的另一首七律:“卿在瀛洲北海天，余游万里蜀吴川。此江月营此真影，写出往时奇遇缘”，大泪滂沱，立誓终身不嫁，致力女子教育。此故事今日读来也令人感慨万千。

　　这一轰动美国的上海间谍事件，不仅谱写了中、日、美之间的“三国演义”，更引爆美国内部政治斗争。美国国务院与其派驻在中国的使节之间所爆发的激烈分歧，也体现了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纷争。抱持扩张主义的驻华使节们希望利用此事，在东亚为美国攫取更大的利益空间。而美国国会的强力介入，则不仅有政见上的分歧，更有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上海间谍门事件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焦点问题，轰动一时，在大量的报道中，中国野蛮、落后、背信的形象被进一步宣扬，为日后的大规模排华运动积累了相当的民意基础。

　　甲午战争是刚刚走出内战的美国第一次介入国际事务，是其主动"睁眼看世界"和"伸手管世界"的开始。上海间谍门事件则是美国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次献演，从此美国东亚政策被彻底修改，不干预主义让位于炮舰政策，跟在狮子后面拣骨头吃的“豺狼外交”（Jackal Diplomacy）被放弃，美国越来越深地开始主动卷入东亚事务。

　　上海间谍门事件也是满清最后一次得到西方大国的平等对待，此后，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满清的虚弱，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强国给予中国平等待遇，如何瓜分中国成为东亚国际政治主流。

　　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巨大挫折

　　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甲午战争的历史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算不上什么光荣的记忆。一头大象被蚂蚁绊倒，还惹来了一群蛇虫虎豹垂涎分食，人们对于大象的虚弱、蚂蚁的阴险，总难以释怀，故而，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守着这道伤痕苦苦思索着种种原因。但是，出于我们一贯的宣传传统，在大众中流传的解释和分析，多不能摆脱道德评判的幼稚思维，仿佛不从这一干战争决策者中找出一两个有意、无意的“卖国贼”来，便不足解恨，不足泄愤。殊不知，这口头的爱国是最容易的事情，反倒是了解古人如何不得不“卖国”的历史背景需要费些功夫，而后者，分明能让我们在愤怒之外，从这场早已失败的战争中得到更多的镜鉴，更可以不再如百年前的先辈一般浑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