虬髯客厉害吗:领导管理：仁、礼、和为贵

职场领导的“仁”本管理
关于“仁”，人们一般认为是儒家德性中的全德之名，其最基本的含义是“爱人”。爱人是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仁”：“仁，亲也。从人二。”意思是仁是亲近的感情，发生于人与人之间，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葛晨虹也指出： 从'仁’的基础结构看，它的主要功能是'爱人’。（ 葛晨虹：《德化的视野———儒家德性思想研究》）
比如，孔子在对待马棚失火的事件中，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人本精神：“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虽然在当时一匹马的价格非常昂贵，但孔子问的是有没有伤到人，而不是马，表现出鲜明的人本关怀。那么，在管理的过程中如何履行“仁”呢?
首先，儒家强调管理者应该修养自己的“仁”德，并且主动履行“仁”的道德规范。先修身正己，再推及于他人、家、国和天下，这是儒家践履道德规范的基本思路。《大学》讲“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以“修身”为本，为出发点。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孟子强调：“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基于这样的思路，那么，要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管理者自然也要从我做起。孔子讲“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从自我做起就会远离怨恨，从而减少不和谐因素的产生。而以“仁”进行自我道德修养，从我做起并不难。“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儒家认为，在职场管理中管理者要带头垂范，主动去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其次，儒家强调尊重被管理者的人格，以对等的态度对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哪怕是处于社会低层的人。儒家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所以儒家很强调尊重别人。要尊重别人，就应该对等地对待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是管理者就高高在上，傲视下级。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意思是作为君主要以礼对待臣子，相应的，臣子才会对君主忠心。孟子进一步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上》)“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勤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荀子·王制》)作为管理者，虽然你主动去尊重被管理者，爱他们，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主张，管理者仍然要反思自身：“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孟子·离娄上》)而不是去责怪或处罚被管理者。如果管理者能够对等地看待被管理者，那么，必然取得好的效果。正如《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所说：“故慈以爱之，则民有亲；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
再次，儒家主张管理者应从被管理者的角度出发，将心比心地处理问题，即以“忠恕之道”待人。孔子的弟子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恕之道有两层含义：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正如《中庸》所讲：“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总的意思是说，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对别人做；自己要成人立事，也要让别人成人立事。这一思想的突出特点就是从别人的角度出发，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孔子讲“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则是对第二层意思的具体说明。忠恕之道可以使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互相理解、有效沟通，从而协作起来，推进事业的进展。
儒家的“仁”蕴涵着丰富的人本主义精神，对于现代管理学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首先，儒家要求管理者修养自身，从我做起，这是从人的角度提出的非常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者的修养是管理的重要方面，没有管理者自身素质的保证，再好的管理规范也是一纸空文。其次，儒家强调对人的管理首先要尊重人，付出爱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对等的。这种柔性管理能使被管理者从内心深处服从，从感情上亲近。而感情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一种重要的行为驱动力。儒家的这些理念，对于“泰罗制”中把人仅仅看成是“经济人”、“机械人”，而不注重人的情感需要的理念，能够起到较好的补弊纠偏作用。再次，儒家的忠恕之道，提醒管理者，其管理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自己也是人，所以要换位思考，要以己度人，推己及人。这能够有效地考察被管理者的思想动机，发现有效的激励切入点，从而激发被管理者的积极性。
职场领导的“礼”性管理
“礼”是体现儒家规范化管理的最重要的概念。“礼”最初的含义是祭神求福，因为祭祀时需要一定的仪式和规定，于是就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等级规范、礼仪制度和统治措施。儒家一再强调“礼”的重要性，把“礼”看作是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主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因为礼能够形成秩序，协调人际关系，“君臣、上下、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礼”就如同规矩准绳一样，“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礼记·经解》)所以是绝对不可缺少的。那么，究竟怎样运用“礼”来进行管理呢？
首先，管理者应正视和维护人际差别。人与人的差别有多种，有自然的差别，也有社会的差别。儒家对此早有发现。在他们的著述里，也涉及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诸如男女、长幼、亲疏、贵贱、贫富、贤愚、社会分工等。用今天的话来说，既有财富的不平等，也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还有自然生理的不平等，亦有个人道德才能的不平等。对于这些差别，儒家采取的方法是正视并维护它们，而不主张消弭它们。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即包含有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意思。孟子进一步指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孟子·滕文公上》)差别是自然现象，如果要消除它，天下就会大乱。
儒家特别注重尊卑贵贱的差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礼记·乐记》)认为是人道之大，“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别，人道之大者也。”(《礼记·曲礼上》)可以说，与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相比，儒家学说最突出的方面就在于强调差别。正如司马谈所说：“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指出了其强调差别的思想特点。
当然，今天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已没有高低贵贱尊卑之分，但从个人能力和工作关系上看，差别是显然的。在正视差别的前提下，儒家才提倡用礼治来协调因差别带来的人际不和。提倡礼，本身就意味着承认差别，并且要维护差别。
其次，管理者要对人进行有效分工。人之所以能够组成团体或社会，是因为他们是有差别的，有分工的，否则，就会出现混乱。他还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即为了使得天下不乱，先王才制订礼义将人类加以分工，“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得其宜。”(《荀子·荣辱》)早于荀子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也谈到分工问题。他认为，社会上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因而有“劳心者”或“君子”，有“劳力者”或“野人”。大人或劳心者的事情是治理社会，小人或劳力者则从事物质生产，“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虽然儒家所说的分工有贵贱之嫌，但作为一个组织，大到一个社会，小到一个企业，没有有效的分工的确不能做成事业，而礼就是分工的规定。
再次，是正名分。孔子主张正名分，即主张恢复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这种制度要求所有的人都按照自己归属等级及社会角色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行事，不可僭越，即各安其分，这样才能使社会正常运行。他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齐景公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意思是做君要像个君，做臣要像臣，做父要像父，做子要像子，亦即各安其分。儒家对各类人等都规定了相应的名分，归纳起来，不外乎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从、君仁、臣忠、朋友信、万民顺等，在《礼记》的《大学》和《礼运》篇都有较为全面的表达。儒家的理想就是父子君臣各类人等都按照自己应有的名分去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儒家的正名分主要是从道德角度发论，但它启示我们，管理企业与管理家庭、社会一样，要求每一个人都尽到自己的责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礼”在本质上是一种规范或制度，它规定了社会上各色人等的地位以及各自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人们去遵守和履行，属于外在的他律的范畴，有一定的强制性。儒家的礼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规范化的管理方式。首先，他们承认并维护人的各种差别，是面向实际的。我们今天的管理者同样要从这一实际出发。同时，维护差别不是维护某一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使得这个组织或系统有序运行。其次，社会分工历来是不可取消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进行分工。这需要洞察每一个人的差别，然后分配以不同的工作岗位，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天赋及才能。再者，只有分工而没有相应的责任规定也是不行的，这需要规章制度，“不依规矩，无以成方圆”就是这个意思。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要求，但有一点，不论在哪一个岗位，都应该尽职尽责。这就是儒家礼治思想对我们现代管理学的启示。
职场领导“以和为贵”的管理
“仁”与“礼”属于儒家管理方法或手段方面的内容，就管理的目标而言，儒家所追求的是“和”，正如孔子的弟子所说，“和为贵”(《论语·学而》)。因为儒家早就认识到，只有“和”才能够凝聚力量，成就事业。他们认为，这是天下万事成功的必然法则，“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具体来说，“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即“和”能使万物化生，生机勃勃。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说：“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人“和”才有力量，才有凝聚力，才能成就伟业。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效率、积极性和个体的心情。只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使人协调一致，取得成功。后世的儒家大多都有相同的认识。如东汉的仲长统说：“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昌言·法诫》)“和”实际上就是协调组织中各要素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各自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并且凝聚起来，增值人力资本，创造更多的效益。
为了实现“和”的管理目标，儒家认为，单独用“仁”或“礼”的管理方法或手段都是不够的，应该“仁”“礼”并用。首先，“仁”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如果一个人想做到仁，他就必须时刻反省自己，自觉按照礼的要求规范自己，克服自己不合理的私欲，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内在的道德修养。其次，要达到“仁”的境界，又要有“礼”来规范：“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二者从人的内外两个方面发挥作用，缺一不可。其中，孔子尤其重视人的内在的方面：“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总之，“仁”是由人心之内发显出来的一种道德品质，最终要外显为行为；“礼”是由社会制订出来的一种道德规范，最终要内化为人的品德。
“仁”“礼”并用的同时，儒家又提出了“中庸”的管理理念，以调剂“仁”“礼”管理方法在具体运用中的偏颇。“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主张人做事中正适度，恰到好处，主张执两用中，认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把“中庸”看成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最高境界，“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采取恰当的方法，做到随时以处“中”。这也正是孔子所言很少有人达到“中庸”境界的原因。
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怎样才能够协调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以及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片面的采取严格的规范管理，就会压抑人的创造性，甚至导致被管理者表面上积极而暗中消极，不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如果片面强调以人为本，给以仁爱，只从被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又会出现各行其是、组织松散的问题，同样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就要求管理者具备高超的管理技巧，采用“中庸”的方法，找到规范性与人格感化的最佳结合点，从而达到最优的管理效果。“中庸”在实践中就是一个适度问题，对被管理者的管理要适度，应做到规范性与人本性的结合。至于怎样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达到“中庸”的境界，则因管理者管理水平的高低和具体的管理情景而定。毫无疑问，“中庸”作为一种管理理念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儒家思想虽然产生于古代社会，但是，其中有许多思想具有普世性的特点，可以跨越漫长的历史，保持顽强的生命力。“仁”告诉职场领导如何以人为本，有效沟通；“礼”告诉职场领导怎样制订和制订什么样的规章制度；“中庸”告诉职场领导硬性管理和柔性管理的完美统一。三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如果职场领导能深昧其理，运用于管理的实践，定能产生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