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颖虐猫单位开除:崔卫平:战争引发的人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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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也许角川是一个例外,不排除这样的个人存在。然而其转变的论证过程,也就变得更加复杂艰难。他爱上帝也好,爱一个日本妓女也好,不等于他同样也能够爱上和同情中国人,能一视同仁地对中国人采取平等、尊重的态度。这里不应该采取一厢情愿的立场。
二
然而,海明威后来又创作了一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塑造了一个负有责任感与牺牲精神的人物乔顿,志愿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为正义的事业而捐躯令他感到光荣自豪。
三
如果说海明威思考的对象主要是战争本身的合理性与否,以及它对个人所产生的影响,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涌现出来的另一批作家、艺术家,则更多地直接面对人性本身——世界的噩梦变成了人自身的恶梦,对世界的不可信任变成了对于人自己的深刻怀疑,英雄主义的神话进一步剥落。
法国作家萨特当过八个月德军的俘虏,他笔下一再出现俘虏题材。小说《墙》(1939)描写了西班牙战争中几位被捕者第二天要被处死,在最后那个晚上,除了那位西班牙人民军成员感到可以慷慨赴死之外,其余人都体验了从未有过的巨大恐惧,小说形容最年轻的那一位:“恐惧与灾难使他面无人色,使他整个面容都扭曲了。三天以前,他还是一个利落的小伙子,但是现在他却像个老怪物。”比恐惧更加令人窒息的,是孤独,是在死亡面前体会到的单个生命孤独无援,是那种与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毫无关系的、被连根拔起、漂浮和疼痛的感觉。伴随着呻吟和哭泣的声音,人们在讨论明天行刑时到底是射击一次还是两次,这中间要不要再装子弹、再瞄准,想象的痛苦比实际的痛苦还要难以忍受。
类似极端的处境在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1946)中再次出现,这回是被俘的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成员,除了面对死亡,他们还要面对比死亡更加可怕的酷刑,这是一次深刻的灵魂的拷问,人性的拷问。那是每一个人自己必须设法对付的。于是,来自每个人自身人性的压力就成了最为突出的问题,甚至胜过来自敌人方面的:“我不知道过一会儿我能不能认识自己”,说这句话的索比埃在审讯时跳楼自杀。年长的人们担心最为年轻的弗朗索瓦是否承受得了酷刑,担心这位孩子无法承受所感到的恐惧和痛苦,他们自己动手将弗朗索瓦掐死,提前让他解脱。如果这样的行为是“肮脏的”,那么他们早已经不是“干净”的了——被捕之前他们接到命令要攻下一个小村庄, 累及这个村庄最终被血洗,三百个人无辜死亡。这样的命令是必须和正确的吗?人们苦苦思索着,怀疑自身的行为是否正当。
在萨特这里,战争中的英雄们不仅精神上的发条松了,而且几乎整个断掉了链子:在生命最终的时刻,即便是勇敢与怯懦、平静与瑟缩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意义不大,甚至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被珍视的价值都意义不大,人们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变得无用徒劳:“我承担了一切痛苦;必须让他们把我消灭,连同一切痛苦都消灭!”换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萨特将他的哲学观点(“个人是无用的热情”及“选择”)拿到战争条件下中加以放大,但无论如何,是符合情境的。
重新定义战士或者革命者身上的人性,与萨特同期的作家加缪提供了另一种变奏。《正义者》这部戏剧取材于1905年在莫斯科组织的一次暗杀行动,用炸弹炸死皇叔塞尔日大公,主人公卡里亚耶夫先是愉快地接受了刺杀任务,但是在行刺的最后一刻突然犹豫不前,因为他看见了坐在大公身旁的一对孩子,是大公的侄儿侄女:“那两张严肃的小脸,而我手中,就是这可怕的重物(指炸弹)。是要往他们身上投啊”。“正义”与“爱”发生尖锐冲突,他没有做成。“人不能仅仅靠正义活着”,还要有做人的“清白”,“不能为一种不复存在的正义,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与萨特一样,这也是一种“撤退”的立场;不同的是,在加缪这里,所吁求的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声音,即使是从事正义的事业,也要避免沾满无辜他人的血。
四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并不是一部直接描写战争的小说,却被公认为是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典之作。戈尔丁作为当年英国皇家海军之一员,目睹了战争中带来的种种破坏,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不应该仅仅从外部来解释这些灾难,更为深刻的原因来自人自身或人性内部,正是人自身内部被激发的黑暗,人自身的人性恶,才有可能导致那样恐怖的现实。作为战争过来人他写道:“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该小说虚构了在一场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一群英国本土的孩子被疏散到一个小岛上,惟一的成年人飞行员死了,这些从八九岁至十四五岁不等的男孩必须在小岛上学习生存。他们先是模仿成年人搭建窝棚和厕所、开会举手发言、在海滩上始终燃起一堆火作为救援信号等等。但是在蛮荒的环境中,孩子们身上人性恶也在慢慢发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遵守规则,更宁愿将打猎而来的野猪血涂在脸上。同时他们当中流传着一种恐惧,称不知名的野兽就在附近。通过隐喻的手法(一只爬满苍蝇的猪头),小说道出了人们恐惧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们自己心中的恶的力量,让这种恶彻底发作,会将他们带向不知何方。小说1954年发表之后好评如潮,作者因该书获得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如今英美许多中学、大学将该书列为年轻学生的必读书。
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奠定和代表了战后人们思考有关问题的基本思路——那就是战争与人性恶相联系,而不是与人性的善相联系。这不是说战争中没有人性善的现象,而是说——如果想要说明战争这种可怕的东西为什么能够发生,如果是想为战争准备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那么人性恶的解释则更为沉着和合理。相反,假如敌对双方都以不同的方式“救赎”了,就像《南京,南京》中一样,那么谁为战争造成的破坏和带来的灾难负责呢?
我终于有机会向一本小书尤其是其作者致敬和表达感谢了,那就是1981年出版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陈焜先生,该书不仅介绍了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现象(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给我这样年轻大学生打开眼界,而且有力地描述了其美学形态:“现代派美学境界不是英雄主义的,也不是散文气息的,而是梦魇气息的”,带来新的美学感受。这样一种美学形态和感受,其总体背景便是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梦魇般的现实,是与战争所带来的痛苦现实相匹配的。陈先生反复运用黑格尔所发掘的狄德罗的那本小书(《拉摩的侄子》)蕴含的思想能量,他指出,对于人性恶的认识,是与现代社会同步的、是人们对于自身认识的进展;坚持这种认识,是对于人自己的一种批判、警醒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地迁就自身。那样一种“人性善”的浪漫主义式的田园抒情,尤其是在经过战争之后,已经变得索然寡味。这与阿尔多诺所说的——奥斯威辛之后,写诗就是野蛮的,都是同样的视野。
五
其中,《现代启示录》与我们的话题更为接近。这部影片根据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出版于1902年的一部小说《黑暗的心》而改编,主人公的名字却继续保留(库尔兹),表明影片愿意继承康拉德对于人性的思考——称之为“文明”其实非常脆弱,像一层薄薄的外衣,在它底下,涌动着更为根本和强大的人性黑暗。小说与电影中的两位库尔兹都来自文明社会,小说中介绍库尔兹的出场:“他母亲是半个法国人,父亲是半个英国人,整个欧洲都对库尔兹先生的形成做出过贡献。”电影中的库尔兹则家中三代西点军校出身,本人是这个学校的高才生,“获无数勋章和嘉许”。
可以傲世的文明教育背景,并不能保证库尔兹们继续成为一个“文明人”,他们最终都沦落到了丛林当中,在那里弄出一个小社会,发明一套自己的行事作风,残忍和独断,公然对抗和挑衅“文明社会”。比起小说来,拥有现代性思考背景的影片《现代启示录》,揭示出正是所谓“现代理性”,最终通往了极度野蛮:武器中所包含的“理性”含量也好,现代通讯所带来的信息“理性”也好,包括士兵所受过的严格的“理性”训练,所有这些“理性”堆积起来的上方,是那个叫做“疯狂”的顶点。而这个立意,在另一部美国影片《金甲部队》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其中有一个魔鬼教官,满脑子严格计算出来的战争生存规律,企图将它们灌输到新兵头脑和行为中去,最终导致士兵的疯狂。那些抵达战场的人们发现,他们面对的超级枪手,原来是一个单薄的越南女孩子,这正是绝大的讽刺。
见经济观察报2009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