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外传完整百度云:清华大学博士、教授王传利：重庆实践诠释“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清华大学博士、教授王传利：重庆实践诠释“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关键段
    我们到现在还认识不到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我们是在骂“计划”。其实小平同志说得非常清楚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但是在我们的实践中，往往过于偏向市场而忽略了计划这个经济手段。
　　我为什么尊敬重庆模式呢？重庆充分领会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句话，在发展民生、调控经济的时候，重庆科学地运用了不少计划手段，而不是单纯靠市场。
    上世纪五十年代讨论的“计划”是指，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大包大揽，买个打字机也得向上面汇报。我们现在谈的“计划”是新时期的“计划”，是针对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人们对于生产整个过程的高度自觉的把握和掌控。它具有制约性，具有前瞻性，同时还有灵活性
    如今的“市场”不是亚当斯密那个时代的“市场”了，现在的“市场”是经过了凯恩斯的反思之后，加上了“国家宏观调控”内容的“市场”。“市场”理论在发展，“计划”理论也需要发展。
     重庆的实践，替我们解答了理论界长期回答不了的问题———“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重庆的实践之所以伟大，因为它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

　　（正文）解决民生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基于道德要求上的呼喊，更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实干

　　重庆日报：按照一般的理解，在重庆这样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要分好蛋糕，首先要保证蛋糕足够大，得够这么多人来分。薄熙来书记认为，“把‘蛋糕’分得公平合理，‘蛋糕’就会做大做好”。您对此怎么看？

　　王传利：从我的角度来看，重庆并不落后。有的地方先进，他未必是真先进；有的地方落后，其实一点都不落后。

　　我们先拿房价来说吧。房价全国人民都关心，在一些城市已飙到两三万元一平方米，老百姓意见很大。而重庆，现在的房价大概是套内六七千一平方米，很好的也不过万元。这个数据，在全国一线大城市里是最低的。

　　这就是个问题了———各地都关注房价，调控房价的办法林林总总，效果也大不一样，而重庆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重庆的法宝有两个：一是土地储备。目前重庆主城区大约500平方公里，其中有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是由政府掌控的。二，重庆提出，30%-40%的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由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和由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的安置房予以保障。这个比例是全国第一。

　　住房是最大的民生问题。重庆把最大的民生问题解决了，你能说重庆落后吗？事实上，重庆干得非常好，我充满敬意。解决民生问题，重庆是真正落实到了实处。这不仅仅是一种基于道德要求上的呼喊，更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实干。

　　重庆日报：那么，究竟应该先把蛋糕“做大”还是先把蛋糕“分好”呢？

　　王传利：这是个辩证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咱们比较穷，当时的任务主要是造蛋糕。可是，在造蛋糕的过程中发现，我们改革的初衷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两极分化。

　　中国的GDP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也就是说我们的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了。在这个时候，就要着力解决“公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一种倾向出现，即将“公平”建立在牺牲“效率”的基础上。像北欧的瑞典，他们有所谓的“公平”，却没有“效率”，高福利之下养了无数懒汉。

　　所以，要充分认识“效率”和“公平”的辩证关系。薄熙来说“社会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蛋糕’分得公平合理，‘蛋糕’就会做大做好”是正确的，也是辩证的。中国当下的惟一选择是，一边继续做大蛋糕，一边分好蛋糕，即“效率”和“公平”兼顾。

　　重庆的实践，解答了理论界长期回答不了的问题———“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重庆日报：解决住房问题只是重庆众多改善民生的举措之一。在您看来，重庆“走以改善民生为动力的发展之路”的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含义？

　　王传利：重庆的实践，替我们解答了理论界长期回答不了的问题———“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重庆的实践之所以伟大，因为它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

　　在毛泽东年代，中国借助“计划”手段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计划”在新中国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能抹煞的。但到后来，条件变了，咱们需要改革。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去掉了很多“计划”，搞了很多“市场”。翻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很多文件，包括很多学者讲稿，几乎一律强调改革，而改革的方向总是加快市场化、产业化。改来改去改出什么结局呢？产业化上不去。

　　我们到现在还认识不到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我们是在骂“计划”。其实小平同志说得非常清楚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但是在我们的实践中，往往过于偏向市场而忽略了计划这个经济手段。

　　我为什么尊敬重庆模式呢？重庆充分领会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句话，在发展民生、调控经济的时候，重庆科学地运用了不少计划手段，而不是单纯靠市场。

　　重庆日报：靠市场有什么不好呢，市场不是万能的吗？

　　王传利：市场没有前瞻性却有滞后性。比如住房问题，某些城市在已经高得不能再高的时候，政府才想到要调节；交通已经堵到不能再堵的时候，政府才开始限制上牌。究其原因，就是市场的滞后性造成的。

　　这几年，“市场监管不力”、“政府缺位”等词在媒体上开始火了。要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绝对不会出现这些词的，现在人们又呼唤政府重新执行为民造福的功能，是人们看到了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这点，重庆做到了。

　　重庆模式给了中国一个启示：如何看待“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调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重庆日报：您是说要发挥出“计划”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但很多学者认为，现在中国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是市场化出了问题，而是市场化的程度不够才导致问题发生。

　　王传利：我完全明白这个话，包括腐败，很多人都认为是市场化程度不够造成的。

　　毛泽东时代是高度计划，那个时候中国的腐败程度到底如何？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风气非常好，党和人民心连心。显然，高度计划高腐败、高度市场低腐败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还是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完全市场化能解决问题吗？房地产商的目的是什么？他既然是商，就要按照商人的游戏规则来做，要追求最大利润。利润怎么制造呢？卖10套房子挣100万和卖1套房子挣100万相比，他会选择哪种方案呢？显而易见。有开发商说，他不为穷人造房子，仅从商人的角度来看，这句话也是无可非议的。

　　为什么我说要发挥“计划”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因为重庆就给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解释。重庆实行住房双轨制，有钱人可以去买高价商品房，没钱的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所有人都有房子住。这样的做法，在国际上是非常成功的，包括新加坡和德国。

　　如今的“市场”不是亚当斯密那个时代的“市场”了，“市场”理论在发展，“计划”理论也需要发展。对重庆的“正道”完全可以给予乐观的期许

　　重庆日报：您刚才一直在解释“市场”和“计划”的关系，那么，“计划”的概念究竟是什么？

　　王传利：我们现在讨论的“计划”和上世纪五十年代讨论的“计划”有很大的不同。

　　上世纪五十年代讨论的“计划”是指，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大包大揽，买个打字机也得向上面汇报。我们现在谈的“计划”是新时期的“计划”，是针对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人们对于生产整个过程的高度自觉的把握和掌控。它具有制约性，具有前瞻性，同时还有灵活性。

　　重庆日报：既然“计划”作为一种经济手段不能忽视，那我们是怎么在“淡忘”“计划”多年后“重拾”“计划”的呢？

　　王传利：社会要求“重拾”“计划”，大概是在“十六大”前后。

　　经过十年多改革实践，“市场”的很多弊端那时候已经暴露了出来，出现了被市场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反抗。比如马加爵事件，不只是媒体一致认为的心理问题，更是对我们的警告，要我们注意公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某个群体长期被边缘化，那这个社会是危险的。

　　这些问题，中央早就意识到了，2004年9月，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是在这个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发现了“市场”的弊端，并做了很多论述。再到后来，发生金融海啸，被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奉为市场经济榜样的美国，在金融海啸面前也动用国家调控手段。

　　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个事，说来自东西两个半球的启示：咱们国内出现了冰雪灾害，借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咱们解决得非常好；金融海啸，资本主义的美国也不得不要求政府出手。

　　重庆日报：结合这一系列的国际国内历史事件，我们需要对“计划”进行反思。

　　王传利：是的。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绝不是要回到过去苏联那种“计划”中去，而是要进一步研究，按照小平当年的思路，深入科学地研究政府的地位问题。重庆经验给全国提了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在民生建设过程中，在市场经济面前，政府职能、政府角色该如何扮演。

　　如今的“市场”不是亚当斯密那个时代的“市场”了，现在的“市场”是经过了凯恩斯的反思之后，加上了“国家宏观调控”内容的“市场”。“市场”理论在发展，“计划”理论也需要发展。

　　重庆日报：薄熙来书记讲，按社会主义的办法，通过改善民生来发展经济是正道，是走得通的，是科学，要在“积德”中实现大发展。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王传利：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恰恰反映了在新的形势下，运用创新后的“计划”和“市场”两个经济手段来搞好发展的新思路，这也完全符合胡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重庆版的实践和探索，对这条“正道”，我们可以给予乐观的期许。

　　王传利简介

　　王传利，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研究分会秘书长。曾获北京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清华大学教学最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