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外传回音山怎么去:大藏经及其光电版编纂刍议（四）

    怎样才能编纂好我们所希望的这样一部大藏经？

    大家知道，1982年，在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尤其是李一氓同志的支持下，由任继愈先生主持，成立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藏经编纂事业。这项工作从1982年中立项上马，1994年底完成上编，共12年半。我是1984年秋开始参与的。该事业前期由李富华同志作为任先生的助手，协调工作。我则在前期中的半年，加上后期，共约六年半期间，作为任先生的助手协调工作。我出国期间，由其他同志负责。由于参加这项工作时间比较长，对情况，尤其的后期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在此想介绍一下《中华大藏经》的编纂情况与我们对下一步工作的设想。我希望《中华大藏经》计划与我们现在讨论的大藏经编纂协调进行。

    《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分为正、续两编，正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之有千字文帙号的部分；续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之无千字文帙号的部分。也就是说，正、续两编合起来，相当于传统大藏经的正藏与续藏。如前所述，新编入藏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的重点，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内部后来有过增加第三编，即新编入藏的设想。但又考虑到大藏经本身应该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如果采用上述正编、续编、第三编的方式，则将割裂这一体系。所以决定改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历代大藏经之有千字文帙号的部分；下编的主体为历代大藏经之无千字文帙号及新编入藏部分，并以存目的形式包容上编，从而使下编以一个严密完整的大藏经的面貌出现。上编共106册，每册100万字左右，总计1.06亿字，编辑工作已在1994年结束，至今已经出版了90册，全藏可望在今年全部出版。下编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上编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加上其余各藏有千字文帙号的佛典影印而成。由于受这一方式的影响，如标点等问题根本不可能考虑。现在有些同志对《中华藏》有一定的意见，如标点问题、结构编次问题等等，戏称之为“百衲本”。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编纂之初，的确希望这部《中华藏》能够起到取代《大正藏》的作用，而现在实际上《中华藏》上编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但《中华藏》上编收入了不少《大正藏》没有收入的资料，《中华藏》依据有代表性的八种藏经，尤其是首次全面利用《房山石经》作了校勘，这都是其他藏经没有做到的。但它毕竟是十四年以前上马的一个项目，与现在相比，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尤其是人员基础差。除了少数专业人员外，《中华藏》主要依靠从社会招聘的离退休人员（大多为中学教师与机关干部）完成的。所以，《中华藏》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

    从中华藏编辑局的角度来说，我们对此也并不满意。任继愈先生多次指示要设法改进，要提高质量。1986年，我们曾经特意向国务院古籍小组提出过改进意见。但是，当时《中华藏》已经出版了十余册，有关人员表示，如果进行改动，那已经出版的怎么办？的确，一部大丛书，体例一旦确定，前若干册书一旦推出，则很难再作更改。这也是我们今天从事大藏经编纂必须重视的问题。

    对于《中华大藏经》的下编，我们考虑其工作大体分三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约五年。

    目标：本阶段完成资料搜集、整理、考释工作，藏经结构架构工作，编撰出大藏经总目初稿、版本目录初稿、经名索引、译著者索引。完成电脑硬、软件诸项准备。从第二年或第三年开始，穿插进行电脑录入、校勘标点，以此组织与训练队伍。并开始词语索引与实用辞书的编辑。

    二、编辑发行阶段，约八年。

    目标：按照总目顺序，全面铺开编辑（校勘、标点、定稿）。校勘标点工作按照前述每年0.7亿字的速度进行，到第五年可以全部完成。复核定稿工作也按照每年0.7亿字的速度进行，到第七年可以全部完成。本阶段第二年开始可以按照每年70册（每册100万字）的速度出版发行书册本，到第八年全部出版（总计450册）。待词语索引与实用辞书之关联数据库配套成功，主题词体系设计完成，开始发行光盘版。

    三、收尾后续阶段，约二年。

    目标：处理善後事项。

    限于时间与篇幅，上面只是粗线条地介绍我们的基本设想，这是以我们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为依据的。由于我们是按照全藏4.5亿字计算校勘、标点、复核、定稿的工作量。而实际上全藏需要校勘标点的并没有4.5亿字。就复审定稿而言，亦有繁难与简易之不同。因此，上述计划还是留有相当大余地的。此外，如果充分发挥电脑的功用，还可以大大减略上述工作量。

    当然，如前所述，上述设想是以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与充裕的财力保证为前提的。否则，只是空想。

    大藏经的编纂的一项学术性极强的工作，没有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不可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我们正在争取成立一个“中华大藏经研究会”，希望以此作为学术后援，起到学术顾问的作用。

    由于上面所述的《中华大藏经》下编计划十分庞大，没有充足的财力，充分的准备，不能轻易上马。因此，我们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先办了一个《藏外佛教文献》，我们的想法是在目前条件下，能够做多少事，就尽量先去做。以后条件成熟了，这些经过整理的藏外佛教文献就可以收入《中华大藏经》下编。即使我们的《中华大藏经》下编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上马，我们整理的资料也可以为其他人编纂大藏经所用。大藏经的编纂是民族之大事，世代之大事。吴立民先生说“功成不必在我”。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

    编辑大藏，泽被千秋。但兹事体大，谈何容易。不过，既然利国利民，则即使我们这一代没有条件实现，后代也会进行。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只要抱着只讲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情，尽自己的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自然功不唐捐，事不虚抛。归根结底，一打方案，不如一步实际行动。话说得再多也没有用，事情必须一点一滴地去做。

    当然，我更加殷切地希望当代中国佛教界、学术界团结起来，勇于面对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承担起这一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