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深海狂鲨 电影下载:倾听思想战场的号角— 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1:48:55
思想史不是安放思想家灵牌的神社，而是思想战场高昂的号角，不是贴上各种“主义”标签的旧纸堆，而是业已直接进入当下思想争斗的资源和养料。我们不能无视前人的思想存在，并非因为我们已经超过前人，而把以前的思想、哲学视为僵死的历史，或者视为证明当下比前人高明的材料——就像那种给哲学史贴上一个个“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标签那样。正因为前人的思想已经渗进我们的血脉，我们站在与他们相同的土地上思考、生活，所以我们才有赖于他们的思想，才必须在历史的思想搏斗中确立自己思考的坐标。
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以通俗流畅的语言，纵横捭阖地书写了西方四百年的思想史。从十六世纪理性、天启与习俗结合开始解体的时代到二十世纪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解构主义的兴起，从科学、理性的一路高歌到大学与知识的零碎化，《西方现代思想史》展现的是一幅完整的思想画卷。早在罗素的时代，罗素就感觉到了一个人写思想通史的局限。他在《西方哲学史》的序言中就说：“有些对学术要求严格而毫不宽贷的人们会断言：涉及广泛范围的书根本就不应当写，或者，如果写的话，也应当由许多作者的专题论文所组成。”而罗兰?斯特龙伯格的思想史，更主要是提供一种对西方现代思想画卷的总体性把握。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思想史应该成为一种了解我们西方欧洲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体系的导引。”这并非一部有深刻思想在内的理论著作，而是一部面向广大读者，全面展示近代以来思想的发展与挫折的思想史读物。惟其没有过于浓厚的思想倾向，让我们更容易一目了然地了解思想战场的全景。
对科学理性的怀疑
在我们看到的思想史著作中，思想史常常被描写成新见迭出，一个个新的思想体系颠覆旧思想的历史。“进步”的观念不可救药地主宰着思想史家地头脑，局限着思想史家的眼界。但是，后代真的总是比前人高明吗？社会的“历史进步”的观念真的是可靠的吗？在启蒙理性一路高歌的时代，那些认为他们的思想体系已经对外在世界做出全景式的描述的思想史家可能还有自信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任何肯定的回答都是不负责任的。
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写到黑格尔、孔德、马克思时代的进步观念一路高歌的时候，罗兰?斯特龙伯格不忘那些对“进步”持怀疑态度的思想家，他提到兰克的时候说：“兰克不是信奉简单意义上的‘进步’的历史学家，因为他认为每个时代都‘与永恒保持相同距离’，必须从它自身的角度来理解它。”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这本思想史著作，在强调“进步”的同时，也比较注重那些怀疑进步的思想。
现代思想史充满了各种剧烈的思想搏击。宗教权威固守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教条，科学家们不断地用科学占领这些教条涉及的领域；专制主义者为专制提供各种新的理由，提倡民主的思想家奋起反抗；有人为理性主义的前进大唱颂歌，有人怀恋因工业化而失去的家园。思想史对这一切，很难用简单的“进步”与“落后”进行评判。《西方现代思想史》提到，在理性精神大行其道的笛卡尔时代，帕斯卡却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他竭力使宗教以及科学的大部分从科学理性的怀抱中挣脱出来。那是因为，“他对科学主义的流行深感不安，认为如果不加以遏制的话，这种潮流会摧毁精神价值。”后来的伏尔泰虽然也承认帕斯卡的伟大，但是始终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是一个如此执迷的基督徒。但是，历史证明了，帕斯卡的反潮流思想，具有先知一般的价值。正如作者所说的，“3个世纪之后，我们走在这种科技文明的道路上，依然询问着同一个问题。而帕斯卡是第一个正视这个问题的人。”
在说到19世纪末社会学的兴起的时候，罗兰?斯特龙伯格更加注意到的是那些造成社会学家们提出他们理论的历史环境。由于社会的加剧转型，“离开规模小、联系紧密的乡村社会，走进大城市，必然要经历文化休克。一些重要的社会学家都有过这方面的亲身经历。”比如涂尔干，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感到非常孤独，在他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论述他所谓的“失范”。另一个德国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克?滕尼斯则区分了“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认为在法理社会中，个体感觉更加自由，但也更加心神不安。乔治?齐美尔从农村来到城市，也有过文化休克的经验，他写到城市生活对人的心态的影响时说：“造成现代生活中最深刻的问题的根源是，在势不可挡的社会力量面前，个体还想保留他的生存自主权和个体性。”这些“现代性体验”，无疑都带有对现代性的不适应，甚至反现代性的因素，而这正是推动这些伟大的社会学家们构建他们的思想体系的问题意识。
思想史与文学
对于“思想史”而言，我们习惯于把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等做为观察对象，因为他们澄明的理性纵横捭阖地规范了外在世界，为我们提供了明晰地认识外在世界的方法。同时，我们不习惯、不愿意把文学、艺术作品纳入思想史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在思想史尤其是世界近现代思想史上，有一部分的思想内容，是由文学、艺术作品承担的。例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西方思想史上，离不开乔伊斯、劳伦斯、普鲁斯特等作家，他们针砭的病态文明，乃是那个时代真实的思想状态。
詹姆斯?乔伊斯的兄弟斯坦尼斯劳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说：“在当今世界，严肃的文学取代了宗教。人们不再听礼拜日的布道，而是转向文学，以便找到对他们的情感和理智问题有教益的理解。”文学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日益凸显出来。在卡夫卡的时代中，卡夫卡描述的变形世界，在本质上击中了他所在的世界的真相。正如本雅明所说的，“卡夫卡的世界……与他所在的时代非常匹配，这个时代正在准备大规模地让这个星球上的居民滚蛋。”卡夫卡以他敏感的心灵，通过一系列的寓言，描述了一个噩梦的世界。萨特的《恶心》紧接着更进一步暴露了当时西方人的生存状态。《恶心》的主人公罗昆丁成了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家，没有朋友的彻底孤独的多余人，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这个世界人们的虚无、精神迷茫、丧失自我。同样是小说，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则成为二十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最高成就。《1984》出版于1948年，其中描写了现代极权政治中的个体生存状况。
与哲学著作对思想史的贡献不同，文学、艺术作品对思想史的贡献，主要是呈现一个时代普遍的灵魂状态，而非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高峰。一部西方现代思想史，如果忽略了卡夫卡，那绝对是不可原谅的残缺。而卡夫卡提供了什么呢？他描写的仅仅是一个个渺小的个体，面对世界无边的不确定性，永远走不近他们的目的地。在卡夫卡那里没有什么完整的理论，更加没有什么问题的答案，甚至连问题都没有陈述清楚，作者那双深邃而惶恐的眼睛慌乱地望着这个世界，而正是这双眼睛看到了常规世界背后那个变形的世界——那是真正的世界。卡夫卡用他的本质性的语言描述了这个隐匿的世界，从而为思想史提供了一个时代真实的灵魂。
进入历史去体验思想
思想史层层积累到了今天，我们根据我们今天的生存境况，去理解思想史，对思想史上的人物思想常常简单化、片面化了。人们可能把哥白尼简单地看成勇于挑战成规地斗士，把牛顿看成完全用科学精神指引生活的先知，把启蒙思想家看成民主的坚定拥护者，等等。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引导读者进入思想史的河流中，通过历史去理解、体验思想。
民主思想的发展，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分支。民主理念发轫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民主才被视为一种普世价值。在《一种并非奢侈的价值观》一文中，阿玛蒂亚?森说：“若要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无困难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而民主思想却是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才被广泛接受。 在伏尔泰的时代，伏尔泰与大多数哲学家一样不太赞同民主。罗兰?斯特龙伯格写到启蒙思想家们的逻辑：“这个世界需要用哲学理性来挽救，而哲学理性只能出自启蒙运动的少数先进代表。最终所有的人无疑都会变得开明，但是现在以及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愚昧的大众是教士的同盟者。”因此，这些启蒙思想家们宁要理性的专制，也不要愚昧的民主。卢梭被视为民主观念的源头，但是他的民主更多的只适应于小型的共同体。民主制直到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才形成。但是，在这个时代，也仍然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要到了二十世纪，民主才逐渐被确认为一种普世价值——虽然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反对者，他们既包括专制主义者也包括民族主义者。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大词汇，在历史上都有各自非常曲折的发展过程，无数政治学经典对之进行艰深的探讨，但是在当下，很多中国文人似乎仅仅知道了这个名目，便匆匆地运用于那些术语之争的讨论中。
每一个时代思想家的思想，都带有他时代的烙印，而这种烙印并不一定完全意味着思想的局限性。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牛顿不但是一个带来地震般的思想革命的科学家，而且是神学家，炼金术的着迷者。他在建立他宏大的物理体系之后，却给上帝保留了一个最高的位置，让上帝成为宇宙的创造者与维护者，并且努力去寻找“第一推动力”。他也着迷于当时的炼金术。在现代人看来这些角色的组合是怪诞的，但是它们确实共存与牛顿的思想之中。
对当下而言，无论对西方思想史，还是对中国思想史，人们大多存在着各种成见。尤其是教科书以贴标签的形式整理出一套套不西不中，非牛非马的体系，我们更难以窥见思想史的真面目。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不失为进入西方现代思想史的一种导引。
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以通俗流畅的语言，纵横捭阖地书写了西方四百年的思想史。从十六世纪理性、天启与习俗结合开始解体的时代到二十世纪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解构主义的兴起，从科学、理性的一路高歌到大学与知识的零碎化，《西方现代思想史》展现的是一幅完整的思想画卷。早在罗素的时代，罗素就感觉到了一个人写思想通史的局限。他在《西方哲学史》的序言中就说：“有些对学术要求严格而毫不宽贷的人们会断言：涉及广泛范围的书根本就不应当写，或者，如果写的话，也应当由许多作者的专题论文所组成。”而罗兰?斯特龙伯格的思想史，更主要是提供一种对西方现代思想画卷的总体性把握。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思想史应该成为一种了解我们西方欧洲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体系的导引。”这并非一部有深刻思想在内的理论著作，而是一部面向广大读者，全面展示近代以来思想的发展与挫折的思想史读物。惟其没有过于浓厚的思想倾向，让我们更容易一目了然地了解思想战场的全景。
对科学理性的怀疑
在我们看到的思想史著作中，思想史常常被描写成新见迭出，一个个新的思想体系颠覆旧思想的历史。“进步”的观念不可救药地主宰着思想史家地头脑，局限着思想史家的眼界。但是，后代真的总是比前人高明吗？社会的“历史进步”的观念真的是可靠的吗？在启蒙理性一路高歌的时代，那些认为他们的思想体系已经对外在世界做出全景式的描述的思想史家可能还有自信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任何肯定的回答都是不负责任的。
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写到黑格尔、孔德、马克思时代的进步观念一路高歌的时候，罗兰?斯特龙伯格不忘那些对“进步”持怀疑态度的思想家，他提到兰克的时候说：“兰克不是信奉简单意义上的‘进步’的历史学家，因为他认为每个时代都‘与永恒保持相同距离’，必须从它自身的角度来理解它。”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这本思想史著作，在强调“进步”的同时，也比较注重那些怀疑进步的思想。
现代思想史充满了各种剧烈的思想搏击。宗教权威固守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教条，科学家们不断地用科学占领这些教条涉及的领域；专制主义者为专制提供各种新的理由，提倡民主的思想家奋起反抗；有人为理性主义的前进大唱颂歌，有人怀恋因工业化而失去的家园。思想史对这一切，很难用简单的“进步”与“落后”进行评判。《西方现代思想史》提到，在理性精神大行其道的笛卡尔时代，帕斯卡却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他竭力使宗教以及科学的大部分从科学理性的怀抱中挣脱出来。那是因为，“他对科学主义的流行深感不安，认为如果不加以遏制的话，这种潮流会摧毁精神价值。”后来的伏尔泰虽然也承认帕斯卡的伟大，但是始终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是一个如此执迷的基督徒。但是，历史证明了，帕斯卡的反潮流思想，具有先知一般的价值。正如作者所说的，“3个世纪之后，我们走在这种科技文明的道路上，依然询问着同一个问题。而帕斯卡是第一个正视这个问题的人。”
在说到19世纪末社会学的兴起的时候，罗兰?斯特龙伯格更加注意到的是那些造成社会学家们提出他们理论的历史环境。由于社会的加剧转型，“离开规模小、联系紧密的乡村社会，走进大城市，必然要经历文化休克。一些重要的社会学家都有过这方面的亲身经历。”比如涂尔干，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感到非常孤独，在他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论述他所谓的“失范”。另一个德国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克?滕尼斯则区分了“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认为在法理社会中，个体感觉更加自由，但也更加心神不安。乔治?齐美尔从农村来到城市，也有过文化休克的经验，他写到城市生活对人的心态的影响时说：“造成现代生活中最深刻的问题的根源是，在势不可挡的社会力量面前，个体还想保留他的生存自主权和个体性。”这些“现代性体验”，无疑都带有对现代性的不适应，甚至反现代性的因素，而这正是推动这些伟大的社会学家们构建他们的思想体系的问题意识。
思想史与文学
对于“思想史”而言，我们习惯于把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等做为观察对象，因为他们澄明的理性纵横捭阖地规范了外在世界，为我们提供了明晰地认识外在世界的方法。同时，我们不习惯、不愿意把文学、艺术作品纳入思想史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在思想史尤其是世界近现代思想史上，有一部分的思想内容，是由文学、艺术作品承担的。例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西方思想史上，离不开乔伊斯、劳伦斯、普鲁斯特等作家，他们针砭的病态文明，乃是那个时代真实的思想状态。
詹姆斯?乔伊斯的兄弟斯坦尼斯劳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说：“在当今世界，严肃的文学取代了宗教。人们不再听礼拜日的布道，而是转向文学，以便找到对他们的情感和理智问题有教益的理解。”文学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日益凸显出来。在卡夫卡的时代中，卡夫卡描述的变形世界，在本质上击中了他所在的世界的真相。正如本雅明所说的，“卡夫卡的世界……与他所在的时代非常匹配，这个时代正在准备大规模地让这个星球上的居民滚蛋。”卡夫卡以他敏感的心灵，通过一系列的寓言，描述了一个噩梦的世界。萨特的《恶心》紧接着更进一步暴露了当时西方人的生存状态。《恶心》的主人公罗昆丁成了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家，没有朋友的彻底孤独的多余人，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这个世界人们的虚无、精神迷茫、丧失自我。同样是小说，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则成为二十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最高成就。《1984》出版于1948年，其中描写了现代极权政治中的个体生存状况。
与哲学著作对思想史的贡献不同，文学、艺术作品对思想史的贡献，主要是呈现一个时代普遍的灵魂状态，而非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高峰。一部西方现代思想史，如果忽略了卡夫卡，那绝对是不可原谅的残缺。而卡夫卡提供了什么呢？他描写的仅仅是一个个渺小的个体，面对世界无边的不确定性，永远走不近他们的目的地。在卡夫卡那里没有什么完整的理论，更加没有什么问题的答案，甚至连问题都没有陈述清楚，作者那双深邃而惶恐的眼睛慌乱地望着这个世界，而正是这双眼睛看到了常规世界背后那个变形的世界——那是真正的世界。卡夫卡用他的本质性的语言描述了这个隐匿的世界，从而为思想史提供了一个时代真实的灵魂。
进入历史去体验思想
思想史层层积累到了今天，我们根据我们今天的生存境况，去理解思想史，对思想史上的人物思想常常简单化、片面化了。人们可能把哥白尼简单地看成勇于挑战成规地斗士，把牛顿看成完全用科学精神指引生活的先知，把启蒙思想家看成民主的坚定拥护者，等等。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引导读者进入思想史的河流中，通过历史去理解、体验思想。
民主思想的发展，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分支。民主理念发轫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民主才被视为一种普世价值。在《一种并非奢侈的价值观》一文中，阿玛蒂亚?森说：“若要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无困难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而民主思想却是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才被广泛接受。 在伏尔泰的时代，伏尔泰与大多数哲学家一样不太赞同民主。罗兰?斯特龙伯格写到启蒙思想家们的逻辑：“这个世界需要用哲学理性来挽救，而哲学理性只能出自启蒙运动的少数先进代表。最终所有的人无疑都会变得开明，但是现在以及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愚昧的大众是教士的同盟者。”因此，这些启蒙思想家们宁要理性的专制，也不要愚昧的民主。卢梭被视为民主观念的源头，但是他的民主更多的只适应于小型的共同体。民主制直到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才形成。但是，在这个时代，也仍然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要到了二十世纪，民主才逐渐被确认为一种普世价值——虽然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反对者，他们既包括专制主义者也包括民族主义者。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大词汇，在历史上都有各自非常曲折的发展过程，无数政治学经典对之进行艰深的探讨，但是在当下，很多中国文人似乎仅仅知道了这个名目，便匆匆地运用于那些术语之争的讨论中。
每一个时代思想家的思想，都带有他时代的烙印，而这种烙印并不一定完全意味着思想的局限性。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牛顿不但是一个带来地震般的思想革命的科学家，而且是神学家，炼金术的着迷者。他在建立他宏大的物理体系之后，却给上帝保留了一个最高的位置，让上帝成为宇宙的创造者与维护者，并且努力去寻找“第一推动力”。他也着迷于当时的炼金术。在现代人看来这些角色的组合是怪诞的，但是它们确实共存与牛顿的思想之中。
对当下而言，无论对西方思想史，还是对中国思想史，人们大多存在着各种成见。尤其是教科书以贴标签的形式整理出一套套不西不中，非牛非马的体系，我们更难以窥见思想史的真面目。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不失为进入西方现代思想史的一种导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