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列之末第二集为什么:房山石经初分过目记

房山石经初分过目记

林元白

（原文地址：http://www.fjdh.com/wumin/2009/04/15521658015.html）

一　石经镐造略史

　　房山石刻大藏经，是我国佛教文化史上很宝贵的遗产。近代中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不少研究的工作[附注1]，然而由于大多数石经长期地锢藏在石洞里没有得到充分地调查研究，对于它的估价尚未能脱出推论的状态。房山石经由静琬创刻于第七世纪的隋唐时代，经过辽、金、元、明历代的续刻，前后实经过了一千年的岁月。由于历代高僧和热心的佛教徒的努力，不断地继承了这种艰钜的刻经事业，遗留下这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是值得我们夸耀于世界的。
　　房山石刻藏经所在地的石经山，是在河北房山县的西南二十五公里处。本名白带山，又称为题山，当地称它为小西天，有时又称它为涿鹿山。
　　我国佛教的石经最初刻于北齐。如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泰山的金刚经等，都是高齐时代有名的摩崖石刻。而北齐名臣唐邕自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568－572）在北晌堂山更刻了维摩诘经、胜鬘经等许多大乘经典，并留下有名的刻经发愿文[附注2]。北周灭法的时候，许多佛经一时化为灰烬，而唐邕刻在石上的经典却依然无恙。这对于如何使佛法常住的人有着很大的启发。隋代静琬在房山的刻经显然是受了唐邕的影响的；此外，他也继承了他的老师南岳慧思的遗愿，从而积极地从事刻经的事业。刘侗“帝京景物略”说:“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閟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师付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这恐怕是静琬刻经动机最正确的记载。
　　静琬刻经的动机既如上述，那末他是怎样地进行呢?唐初的唐临“冥报记”称“幽州沙门释智苑（即静琬），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用铁锢之。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余钱物以助成之。瑀亦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其功。……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犹继其功焉。”隋炀帝是静琬同门智顗的护法，这段记载当有史实的根据。
　　静琬自大业年间发愿刻经至贞观十三年入寂为止，前后达三十年。他到底刻了哪些经呢?“冥报记”把它分为二种:一是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刻经。二是选取方石别为磨写，藏之室内。前者指雷音洞，后者即其它石室。雷音洞的石经，以清查礼的“题上方二山记游”所记最为扼要。其文云:“石经洞宽广如殿，中供石佛，四壁皆碑石叠砌，即隋静琬法师所　　　
刻佛经也。字画端好，有欧褚楷法，无一笔残缺。左壁两层共碑三十六枚，右壁三层亦三十六枚，后壁三层共四十一枚，前门左右壁及门顶共三十三枚，总共一百四十六枚。刻妙法莲华等经。”据现在调查，洞内的刻经:左壁（北壁）全部是“法华经”，后壁（西壁）下部是“法华经”，上部是“优婆提舍愿生偈”、“受菩萨戎法”、“贤劫千佛经”，“八戒齐法”，“佛遗教经”，“无量义经”等。右壁（南壁）主要的是“无量义经”、“金刚般若经”，“胜鬘经”（元代补刻）、“弥勒上生经”（元代高丽僧达牧补书）等。前门左右壁（东壁）主要的是“维摩经”全部，一部分是“华严经净行品”。
　　过去除了“雷音洞”的石经以外，各洞的石经都是深藏严闭不易窥见的。贞观八年所刻经末的铭记说:“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所以静琬采用方石另外磨写的石经，藏入室后，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镕铁把它封闭起来。这种情况直到近世还是如此。所以静琬所刻的六十华严和大涅槃经等石经始终不曾流传于外。
　　静琬寂后，他的石经事业由弟子们继承。辽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记”称“静琬以贞观十三年（639）奄化归真，门人导公继焉；导公没，有仪公继焉；仪公没，有暹公继焉；暹公没，有法公继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绝其志。”
　　导公的事迹从未见记载，但今年在雷音洞右面石楣上发见了一块唐总章二年（669）的题记，知道导公即是玄导，在他老师静琬寂后所刻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发见，在解决房山石经继承事业的问题上是很有价值的。（题记直行计20行，有△号者为行讫，下或有脱字）其文云:
　　“夫法性玄运，迎而△□□；至德虚凝，随而莫△□。归依者则波澄识△海；□□者则尘落情峰。玄导△生钟八苦，虽复夙△厕缁林，而分变二△息；惑智两障随眠△，借名会理，悟理者△趣真，得真者无相。△师遗训于此山峰△刊□□、楞伽、思益、佛地四△部经律；庶使罽兵△佛日长明，拘睒□△流无竭。又愿云居△群萌助施修营，△升都史，亲觐慈尊△，愿阶初会，舍凡成△，缘共拔山，同登△。大唐总章二年，十△月己酉朔八日景△。”（见封底拓片）
　　此外，玄导又以云居寺主僧衔刻了许多石经[附注3]，有显明年月题记的是唐咸亨三年（672）所刻的一部“僧羯磨经”[附注4]。
　　仪公事迹还没有新的发见。暹、法二公，即惠暹和玄法。他们生存的时代正当开元、天宝盛时，由于玄宗八妹金仙公主的施助，使刻经事业得到顺利的进行[附注5]。开元十八年（730）金仙公主奏送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为范阳县石经本，并派“开元释教录”著者（西）京崇福寺沙门智升护送，这时云居寺的主僧正是玄法[附注6]。
　　玄法以后，在贞元五年至元和五年（789－810）之间，由于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济的施助，石经事业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刘济的“涿鹿山石经堂记”记:“济封内山川，有涿鹿山石经堂者，始自北齐；至隋沙门静琬，睹层峰灵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既而元宗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第八妹金仙长公主，特加崇饰。遐迩之人，增之如蚁术（聚）焉。……济遂以俸钱为圣上刻造大般若经，以今年（809）四月功就，亲与道俗齐会石经峰下。饭等香积，而香云霭空；会等华严，而花雨满地。金篆玉版，灿如龙宫。……于是一口作念，万人齐力。岩壑动、鸾凤翔，或推之或挽之，以跻于上方，缄于石室。必使劫火烧而弥固，桑田变而不易。时元和四年四月八日记。”刘济发愿刻经的目的，以及他选定四月八日这一天，举行盛会动员道俗运搬经石上山的情况，在这篇记里生动地被表达出来。
　　到了辽代，得到契丹王室的援助，刻经事业更有显著的发展。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的“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和天庆七年（1117）志才的“续秘藏石经塔记”是我们研究隋唐时代刻经事业的重要资料。“四大部经记”说:
　　“我朝太平七年（1027）韩公绍芳，知牧是（涿）州，因从政之暇，命从者游是山，诣是寺，陟是峰；暨观游间，乃见石室内经碑旦多依然藏贮，遂召当时耆秀，询以初迹；代去时移，细无知者。既而于石室间取出经碑，验名对数，得正法念处经一部全七十卷，计碑二百一十条；大涅槃经一部全四十卷，计碑一百二十条；大华严经一部八十卷，计碑二百四十条；大般若经五百二十卷，计碑一千五百六十条。四部合计七百十卷，碑二千一百三十条。自太平七年至清宁三年（1027－1058）中间，续镌造到大般若经八十卷，计碑二百四十条，以全其部也。又镌写到大宝积经一部全一百二十卷，计碑三百六十条，以成四大部数也。都总合经碑二千七百三十条。”
　　韩绍芳最初打开石室清理了石经的数目和续镌一些石经外，他又奏请圣宗复兴刻经事业。圣宗本崇信佛教，即命瑜伽大师可元担任刻经的监督。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并且拨出御府钱指定官员放利生息，作为写经和镌碑的费用[附注7]。道宗时代造经四十七帙（四百七十卷）并藏于东峰七个石室[附注8]。
　　此外辽代通理（利）大师因游房山，看见石经尚未完成，即于大安九年（1093）在云居寺传戒，所得施钱尽交他的门人善定校勘刻石，至大安十年共刻碑四千八十片，经四十帙。通理刻了这些石经以后，大概东峰石室已满，一时无处贮藏，他入寂以后，门人善锐和善定即劝募功德，至天庆七年（1117）于寺内西南隅穿地为穴，把道宗所刻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所造石经小碑四千八十片，完全藏瘗地穴之内，上面建立石塔一座，刻文为记，并把经题目录全部刻在石塔上，这座塔就叫做“压经塔”。通理所刻的佛典和他以前所刻的不同，以前多刻大乘的经，而通理多刻律和大乘论。如大智度论百卷、十地经论十二卷、佛地经论七卷、瑜伽师地论百卷、显扬圣教论二十卷、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七卷、成唯识论十卷、大乘起信论一卷、摩诃衍论十卷等，都是通理所募造的[附注9]。其中如“释摩诃衍论”，是辽代搜寻遗失经典时所得到的大乘重要经典之一，后被编入于契丹大藏经[附注10]。
　　据“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石经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说，自隋静琬至辽天庆七年已镌造了经近三百帙，秘藏于东峰，满八石岩。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此碑为天庆七年（1117）云居寺主善灯、尚座志温、首座志珂、东峰山主志范，燕京右街管内僧录善定、讲经沙门善锐等所刻，最近始自云居寺南塔塔基下发见）。按每帙十卷计算，到这时为止房山所刻的石经已有三千卷了。
　　金灭辽后，房山刻经事业仍然得到金朝的维护。据“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十四“镌葬藏经总经题字号目录”看来，其中有“大方广陀罗经四经”、“观佛三昧海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大乘密严经五经”、“菩萨内习六波罗蜜经”、“金刚手光明灌顶经”等数十种。最后题记:“已上计二十七个字号。此经碑有长有短，高下不平。当来出时，宜慎护之。镌葬藏经施主山西奉圣州保宁寺沙门玄英，俗弟子史君庆等。奉为先亡生身父母，法界众生，承此功德，同生华藏，亲见诸佛。维天眷三年岁次庚申四月乙巳朔十五日己未辰时瘗之。”这是通理大师以后刻经最多的一次，和辽代通理的刻经字号目录同是房山石经史上的重要资料。
　　到了元代，石经山已经非常荒废。至正元年（1341）有个高丽僧慧月自五台山来游小西天，看见华严堂石户摧毁，经本残缺，他就向朝野募化把门户修好，又补刻了几片残缺的经石。据近日调查，慧月修补的经石现存在雷音洞的有右壁“弥勒上生经”四石中的二石，“胜鬘经”四石中的最后一石，及前壁“维摩经”三十三石中的二石。在“胜鬘经”末尾有“高丽国比丘等达牧书字、慧月修补经石五介”的题记。
　　关于房山石经，日本佛教学者冢本善隆等曾作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冢本博士的“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1935）一文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他在论文的“结语”一章中提到:“通过北方山间所保存的石刻遗物可以理解中原佛教的隆替”，并说“隋唐以来的经碑对于容易误写、误刻、脱落、窜入的汉译佛典之校勘极为重要，而完整保存于幽燕奥地一处的石刻大藏是超过敦煌石室遗书和日本奈良写经的重要原典”。他认为大部分的石经尚未得见，非经过一番调查，无法作彻底研究和阐明其重要性。最后他希望我国学术界和佛教界订立计划，进行调查研究和采取保护的措施。冢本博士的这些愿望，原也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可是在过去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今天的新中国人民的雄伟的气魄下，才能使我们佛教徒进行这种有意义的工作。

二　拓印的因缘及其发见

　　中国佛教协会在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的任务下，肯定了房山历代所刻石经的文化价值，决定把各洞所藏的石经全部拓印摄影印行作为随喜东南亚佛教国家对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年的纪念事业的献礼。今年三月间，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扼要地说过:“一九五六年春季开始，我会进行了对房山石经的调查、发掘、整理和拓印的工作。这一部从公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陆续刻在石版上的藏经一直被封藏在房山县石经山上的九个石窟内和压经塔下，从来没有经过整理拓印。除其中部分曾遇破坏和盗窃及这次整理中发现少数风化残蚀外，大部分是完整的。”
　　以下我想就自己几个月来过目的石经拓片资料分为几点初步地加以叙述。
　　（一）近世学者研究房山石刻藏经，都认为自元代慧月补刻几块石经之外，其事业已经完全停止，所以论述房山石经的历史也以元代作为结束。但从去年全面开洞调查拓印的结果，在第六洞却发现了明末万历——天启年间所刻的四十卷华严经、宝云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纲经及六祖坛经等十余种。所以房山石经的刻造时期应该说开始于隋代而终于明代前后的一千年，才符合于历史的事实。
　　（二）石经山的石室数目，最古的文献如“隋图经”、“冥报记”和刘济的“石经堂记”等都未明记。辽王正“重修云居寺碑”最初说有九室，但同时代的赵遵仁“四大部经记”只说有石室七，明于奕正“石经堂记”和周忱“游小西天记”都说除石经堂外只有七个洞。现在第六洞发见的一块明万历己未（1619）年邑尉宋希诚诗碑——“游小西天”有:“云封七洞灵文秀”，也是当时惯称的洞数。可见明代以前除雷音洞外只知有七石室而已。而清乾隆时查礼“题上方二山记游”所记，则除石经堂（即雷音洞）外已有八洞，这是以石经堂为中心，就其左右上下的位置而计算的。
　　按当时石室并没有次第的编号，现在为便于整理拓印，将雷音洞下的二洞自南至北称为第一洞、第二洞，自雷音洞的右方二洞顺次称为第三洞、第四洞，雷音洞为第五洞，以次称为第六洞、第七洞、第八洞和第九洞。而第六洞就是明末最后开凿的石室。
　　（三）房山石经最早的纪录，是元代慧月所指出的华严堂（即雷音洞）堂户首刻贞观二年的题记。据元贾志道“重修华严堂经本记”所引的题记说“静琬随为护正法，率诸弟子谨化檀越，广结良缘苦行，即兹山顶刊经板不胜其数”，而日人关野贞、常盘大定共著“支那佛教史迹”三影印拓片，所引文字略同而较为简洁，末称静琬仅“就此山嵿刊华严经等一十二部”。
　　（四）辽代韩绍芳打开石室调查的结果，知道有那些经典并举出某部经典条数的碑石；但未记载打开了那几个石室，所以现在无从核对。但据这次拓印的“大般若经”看来，虽然发现前后有几种不同的字体，而辽韩绍芳所记大般若经五百二十卷的条数为一千五百六十条，显然是和实际条数不符的。如在第八洞的大般若经第五百二十卷拓片，照韩绍芳的计数应是1558、1559、1560，而实际占有经版三条是:1269、1270、1271条，和韩绍芳所记条数相差达二百九十条，大概韩绍芳当时的验名对数只是凭着推测按照每卷三条计算所得的数字。对于正法念经、大涅槃经的条数也是如此，并没有全部验对过实物。
　　（五）为了工作的便利，1956年的拓印是从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各洞顺序进行的。1957年上半年又拓印了第九洞和第二洞（现尚未完），发见许多大部头的经典石刻并不整齐地藏在一个洞中。如“正法念经”在第二洞只发见了一部分，“大涅槃经”大部分藏于第七洞，“六十华严”的“世间净眼品”第一等已在第八洞发见。后两部经的字体劲朴茂，当是静琬最初所刻的；但尚未登见经上的题记（经石下部偶尔发见简单编号的数字）。同时还发见一部经也有复刻的石片。如“法华经”除雷音洞的一部外，现在第七洞又发见了一部。这部“法华经”是幽州刘济在撰“石经堂记”的前二十年——贞元五年（789）所刻的。据“石经堂记”说，他所刻的“大般若经”完成于元和四年（809），实际上他自贞元五年在刻“法华经”的同时就开始刻造“大般若经”了。现在第二洞发见刘济所刻的“大般若经”（卷303、条721）系刻于贞元五年，而第四洞的“大般若经”（卷439、条1045）则刻于元和四年，两者都有题记。后者的题记是:“唐元和四年四月八日（前衔略）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刘济奉愿圣寿延长，遵石经故事，敬刻大般若经于石，以今日运上山顶，纳于石室。”在“法华经”的“五百弟子授记品”第八（条第八背）、“劝持品”第十三（条第十背）等的末行都题有:“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经略卢龙军等使检校兵部尚书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刘济，贞元五年二月八日建”的长记。除了刘济自己发愿以外，随喜施造的还有他的部属。在“法华经”的“譬喻品”第三（条第四背）和“信解品”第四（条第五背）末行题有“幽州卢龙监军使云麾将军右监门卫将军骆明斑，贞元五年七月十五日上”题记，而在“序品”第一（条第二背）末行骆明斑和年月题记之后接着有“检校官节度子弟朝散大夫太子洗马翟光弼”的署名，翟光弼也许就是法华经的写经人。
　　（六）其中以大般若经的分布最广，分藏于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和第九各洞。从元和四年刘济的“石经堂记”看来，好像这部经全是刘济创刻和完成的；但从这次整理发见的题记来看；在刘济作记的六十多年前就开始了。试列表如下（表见第7面）:
　　(经名)　　(卷数)　　　　(刻造年代)　(公元)　(功德主)　(所在石洞)
　　大般若经　　 9　　　　　　天宝元年　　742　　李仙药　　　第八洞
　　”　”　　　20　　　　　　 ” 二年　　743　　游自勖　　　 ” ”
　　”　”　　　40　　　　　　 ” 四年　　745　　吴庭芝　　　 ” ”
　　”　”　　　65　　　　　　 ” 六年　　747　　游金应　　　 ” ”
　　”　”　　106　　　　　　 ” 九年　　750　　李大师　　　 第四洞
　　”　”　　163　　　　　　”十三年　　753　　何元迪　　　　” ”
　　”　”　　195 (安禄山)　圣武二年　　757　　赵法意　　　第二洞
　　”　”　　213 (史思明)　顺天二年　　761　　　　　　　　　” ”
　　”　”　　214 (史朝义)　显圣元年　　761　　王楚倩　　　　” ”
　　”　”　　303　　　　　　贞元五年　　789　　刘　济　　　　” ”
　　”　”　　442　　　　　　元和四年　　809　　刘　济　　　 第八洞
　　”　”　　454　　　　　　宝历元年　　825　　朱　连　　　 第三洞
　　”　”　　464　　　　　　大和二年　　828　　李载宁　　　　” ”
　　”　”　　466　　　　　　大和七年　　833　　管希倩　　　　” ”
　　”　”　　470　　　　　　开成三年　　838　　史再荣　　　 第二洞
　　”　”　　468　　　　　　会昌四年　　844　　　　　　　　　” ”
　　”　”　　472　　　　　　咸通二年　　861　　张允伸　　　 第八洞
　　”　”　　553(契丹兴宗)　重熙九年　 1040　　王　寿　　　　” ”
　　从上表看来，大般若经的刻造当始于开元年间，刘济不过续刻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自三百卷以后开始的，所以冢本博士据上原芳太郎的调查，认为“大般若经”卷十三是节度使刘济在唐元和间所刻是有更正的必要了。同时上原氏记“大般若经”卷十三和“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卷七在第六洞，也与现实不符（冢本善隆“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第五章）。按“大般若经”卷十三共刻石三条，即第32－34条，第32条在第七洞，第33、34条在第八洞；而“大教王经”十卷（宋元本缺、“至元录”温帙，“高丽藏”溪帙；房山石经属“府”帙，和其他经录不同）则大部藏于第三洞，部分残石在第四洞。据末卷题记是金代燕京沙门见嵩发愿刻成于金天会十四年（1136）的。
　　（七）辽代朝野在房山的刻经既有计划而又热心。现在第二洞、第九洞等已经拓印的以千字文所编帙号的石经，自菜字起至谈字止几十帙似乎都是辽代的遗物。拿唐智升“开元录略出”的千字文帙号对照起来，这些辽刻石经的帙号大抵推后了一个字；但和五代石晋时可洪所编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的千字文编号却几乎完全一致，这是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的。
　　辽代的石经多数是由朝廷施造的，参加监造的官吏和僧俗人等，有的担任“提点”（监督）、有的担任“校勘”，往往列了许多官衔。如第二洞“离垢女经”末的“知涿州军州事蓎琬提点，讲经论沙门季净校勘”，“阿閦佛国经”末的“知涿州军州事萧惟平提点、当寺讲经论沙门季香校勘、（王诠书）愿以此提点、校勘、书镌人等，同生兜率，共奉慈尊”等等，是常见的。
　　（八）房山石经在佛教文化史上的价值如何，尚有待于学者的全面研究；但有一点，即它对于校正后世印刷藏经的误写和脱字的价值是首先可以肯定的。我曾把第三洞所拓的“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序”和日本大正藏第八卷所收同经序校勘了一遍（此经经序碛砂藏、明南、北藏、嘉兴藏、频伽藏、江北刻经处本、缩刷藏等皆未收；仅大正藏依奈良正仓院圣语藏本载入），在短短的五六百字的序文里就校正了二十六个误写和脱字。兹依大正藏所载经序校读如下（括弧内为石经正字）:
　　“……梁太清二年六月，于阗沙门求那跋陀陈言德贤，斋一部梵文凡十六品始须（洎）京师，时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生知后（俊）朗，世传释学，无（尤）精义味，兼善方言；避难本邦，登仕梁室，被敕总知外国使命，忽见德贤有此经典，敬恋宜（冥）怀，如对真佛，因从祈请，毕命弘宣。德贤嘉（脱‘其’字）雅操，虚心授与。首那即又启敕，求使顾（岭）表，奉迎华严经。辞阙尔甫，便值侯量（景）称丘（兵）寇乱，顶戴逃亡，未暇翻译。民之所欲，天必从焉。属我大陈膺期启运重光累业（叶），再靖四海，车书混同，华夷辑（辑）睦。首那贫（负）笈怀经自达（远）而至，江洲（州）刺史仪同黄法……护持正法，渴仰大乘。以天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请首那于洲（州）听事略开题序。说（设）无遮大会，四众云集五千余人。……硕难纷纶，靡不涣然水（冰）释。……阿育王寺释智昕暂游鼓（彭）汇，伏应（膺）至教，耳听笔疏，一言敢失，再三修（循）环，撰为七卷，讫其年九月十八日文句乃尽。江洲（州）僧正释慧恭法师，戒香芬郁，定水澄明，揩（楷）则具瞻，陈（栋）梁是寄。别驾豫章万骃，洲（州）之股胡（肱），材之杞梓，信慧并修，文武兼用，教委二人，经始功德。辄附卷余，略述时事，庶将来君子（脱‘无’字）或精（猜）焉。”
　　最后一句如果没有这个“无”字和“猜”字，原文是读不通的。

三　石经功德主及写经人

　　房山石经的刻造自唐初以来一直并未衰退，即在所谓“安史之乱”时期（圣武、顺天、显圣诸年间）或会昌灭法之年（会昌四年）都有人施造。其间固多达官显宦提倡，而一般民间信徒实占多数。当时地方长官除元和年间刘济刻经事迹见于碑铭外，其他历任幽州地方节度使的刻经都未见诸记载。从最近第九洞发见的唐开成三年和五年等史元忠所刻“胜光天子说王法经”、“瓶沙王五愿经”和“卢至长者因缘经”碑下的三篇“仆射四月八日于西山上佛经铭并序”看来（其中一篇为“卢龙节度巡官宣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周曈撰”、另二篇为“卢龙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殿中侍御史寇公嗣撰”），史元忠是当时幽州、卢龙两节度使，他被颂为是一个“心与佛契”和“宿植德本”的显宦，“每当诞佛之期，常是藏经之日”（这三篇经铭文字优雅，足与北齐唐邕的刻经发愿文媲美）。他前后刻了石经十一条共十七部，碑首都刻有经题和精美的线雕佛菩萨像，是研究唐代美术史的宝贵资料。其次咸通年间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张允伸（范阳人）也是非常热心于石经的人。
　　石经的功德主（施刻人）由范阳逐渐推广，其籍贯遍于今日的河北全省，并及于山西、河南各地。仅就大般若经的题记来看，属今河北的有房山、范阳、板城、上谷、涞水、良乡、宛平、大兴、广阳、昌平、怀柔、密云、顺义、卢龙、蓟县、武清、安次、固安、永清、文安、任邱、河间、定兴、容城、遂城、徐水、清苑、高阳、安平、饶阳、正定、深州、冀县、阜城、东光、景县、清丰等地；此外山西的潞安、河南的陈留、封丘等地名也时发见。
　　静琬刻经于石的目的本来是忧虑法灭而预为的，所以他主持所刻的经典尚没有发现题记之类；但到后来逐渐成为朝野佛教徒求福和回向的手段了。如唐垂拱元年（686）庞德相为他的亡父庞怀伯镌造的金刚般若经，长安四年（704）汤怀玉、怀敏兄弟为他的考妣造的观音经都是为了回向而捐资的。刻经的功德主涉及的阶层也极广泛，主要的是民间各行业的人。有的是个人独力认刻，有的是集体施资，有的并且定出每年刻经的条数。从“大般若经”的题记看来，这些功德主都有一种“石经邑”（即募刻石经会）的组织，每邑有“邑主”（劝募僧）“社官”、“平正”（主任）、“录事”、“平录”（平正兼录事）、“邑人”（会员）等数人至数十人不一。“大般若经”的功德主多在经文下面刻着题记，这些复杂的行业的名称，提供了对于唐代幽州范阳地方社会经济的研究资料，同时也说明了佛教的信仰在唐代是如何地深入于民间了。当时施资刻经的人并不限于佛教徒，道教的男女道士也有不少人赞助过刻经的事业。兹举一些见于大般若经的行业施刻的题记如下:
　　1.“屠行邑平正安令镶合邑人等上经一条，天宝十二载四月八日造。”
　　2.“什行社官张崇宾二十一人等上经一条，并愿合家平安。”
　　3.“范阳郡市大绢行邑社官游金应合邑人等造经三条，天宝十载四月八日上。”
　　4.“范阳郡市白米行吴庭芝等上经一条。”
　　5.“范阳郡五熟行石经邑主何令宾史崇诲等上经一条。”
　　6.“幽州油行社官李承福、卢庭芬合邑二十七人等，贞元五年四月八日上。”
　　7.“范阳郡炭行邑社官鲁思言录事王伏三合邑人等上经一条。”
　　8.“范阳郡绢行邑人张国钦等同造。”
　　9.“范阳郡彩帛行社人刘正仙等天宝十四载四月八日上经一条。”
　　10.“范阳郡大米行社官吴庭芝合邑人等造大般若经二条，天宝十载四月八日上。”
　　11.“范阳郡小绢行邑社官催思贞合邑人等造经一条。”
　　12.“范阳郡幞头行邑社官赵冲子、游子骞、田重光合邑等上经二条。”
　　13、“（范阳郡）小彩行社官口大娘等造。
　　14、“（范阳郡）丝绵彩帛绢行经邑李昌俊（刻经一条）。”
　　15、“范阳郡肉（肉）行社官路龙等（造经一条）。”
　　16、“新绢行社官权思贞王曜晖等造石经一条，天宝六载四月八日上。”
　　17、“范阳郡粳米行社官何弘礼温钦等（造经一条）”
　　18、“范阳郡生铁行社官吴承昭等廿人每年造经一条。”
　　19、“（范阳郡）布行人等造石经一条，天宝六载四月八日造。”
　　20、“范阳郡礼让乡张沉村邑主僧弘丕、道士紫氛等（造经一条）。”
　　21、“蓟县会川乡白狼观女观上石经邑主祁妙行合邑人等上经一条。”
　　22、“幽州石经邑社官李丞福录事高荣门、道士周藏真、刘敬崇、李国宁合邑人等共造经一条，贞元十三年四月八日上。”
　　23、“幽州油行石经社社人李承福、卢庭芬、周嘉荣、道士周藏真、李万硕、赵法、性空，因经藏东廊外盖屋三间并上经一条，贞元十七年四月八日记。”（第四洞大般若经卷411第976条）
　　24、“涿州杂货行邑平正魏庭光……贞元七年四月八日上。”
　　25、“涿州磨行邑一十七人等同造一条，贞元九年四月八日上。”
　　从上面施刻石经的行业和男女道士的题记看来，可以看出当时民间刻经的狂热。
　　在“大般若经”的功德主中刻经最多的在刘济以前是上谷郡修政府折冲何元辿（刻108条）和河间郡太守卢晖夫人（刻100条）。其题记如下:
　　1、“上谷郡修政府折冲何元辿为大夫及合家平安敬造石经一百八条。”（大般若经卷150－151、第389条题记）
　　2、“天宝十二载岁次癸已四月壬申朔八日己卯，河间郡太守卢晖夫人东平吕氏十九娘妹十四娘弟子为患得损冀欲延寿，遂同发愿为国为家于范阳县界云居山寺造经一百条，四月八日上。”
　　（大般若经卷159、第409条题记）
　　明代佛法日渐衰微，房山石经的价值已不为一般佛徒所认识，而文人墨客却赏识它的书法艺术，因此石经便为碑版收藏家所垂涎了。清末金石学者叶昌帜在他所著“语石”卷四说:“查恂叔‘题上方二山纪游’云:‘小西天石经洞，四壁皆碑，即隋静琬法师所刻经也。字画端好，有欧（阳询）褚（遂良）楷法，无一笔残缺，总共一百四十六枚，刻妙法莲华等经。’今世通行房山石经拓本，亦即此一百四十余枚。厂肆往拓者日携一二残石至都，视之皆隋唐刻经也。恐毁失者已不少矣。”
　　由于石经在书法艺术上受了重视，因此关于石经书写者是谁?便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了。过去通行的房山石经都没有留下写者的姓名，只有“续补寰宇访碑录”说:“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杨元弘正书，咸通十五年四月八日。经文四百七十五卷，现已残佚，所存者仅四石。”但杨元弘写的这块大般若经残石不知何时流入日本，成为松本文三郎所有。他在所著“支那佛教遗物”的“房山咸通十五年杨元弘书大般若经断碑”插图说明:“房山石经中题书者之名者唯此耳。”可见他对此石的珍视。现在第八洞发见的大般若经卷472（条1144）系刻于咸通二年（861）卷数相差三卷，而时间却相去十二年，从472卷的拓片字体和475卷的影印字体比较来看是一致的。现在大般若经的书者在第三洞发见的有在杨元弘之前的宝历二年（826）署名为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郑士俨写的第455卷（第1090条）一条。第二洞有大和元年（827）刘公则写的460卷（第1103条）一条、年代失记的王全行写的471卷二条、中和三年（881）颜守中写的481卷一条等。此外有长安四年（704）燕州白鹤观南岳子焦履虚道士写的普门品（第八洞），开元十年（722）范阳进士阳子推写的药师经（第九洞）、天宝四载（745）常过澐写的金刚经（第四洞）、大和二年（828）前南院驱使官赵潭干写的般若心经等。
　　辽代以后，写经署名的人就多起来了。如清宁四年“四大部经成就碑”书者范阳乡贡进士王诠写的“得无垢女经”、“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和“阿閦佛国经”等（第二洞），清宁六年李慎言写的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阿阇贳王女阿术达菩萨经”、“圣善住意天子所问经”、“大方等大集经”（第二洞）、及未记年月的进士刘择庸写的摩诃般若经（河帙）一条、高孚写的放光般若经（芥帙）一条等。还有僧人写经的也署名了，如第三洞“德护长者经”边款的“僧行杰书”、“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卷七边款的“僧行省书”等，后来连镌刻的人也多署名，如第七洞“大方等大集经”卷29边款的“僧可昭镌”等。
　　房山石经的题记以金代所刻最为详尽。如第三洞“大教王经”第十卷终（府帙）题记:
　　“施主燕京圆福寺故大卿大师孙入道沙门见嵩，念无常倏忽，悟世不坚，因游东峰见大岩室，遂发心造续办石经一帙名大教王经，愿所鸠胜利，法界先亡疾成佛道。故师讲经赐紫沙门善念，……石经寺四百余人。……见寺主沙门善俨，……书经沙门惟和，镌经沙门志德、善擢、善枢、志同、惠琛、善妙、惠腾、义甫、志、惠让，刻经涿郡吕孝敬，题韩孝成、独树（村）程公倚、石匠独树潘思孝、刘文义、刘文信、刘孝端、刘孝春等。大金国天会十四年（1136）……”
　　第六洞的开凿是房山石经掉尾的事业。洞额“宝藏”二字为明末崇祯四年董其昌所题。洞里除少数旧刻石经外都是明代所刻的小块石经。计有“四十华严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菩萨心地品”、“佛说宝云经”、“譬喻经”、“阿弥陀经”、“楼阁正法甘露鼓经”、“五大施经”、“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施食获五福报经”、“法宝坛经”、“坛经赞”等。从现在已经拓印的“四十华严”和“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看来，这些石经的功德主和写经人都是明末在京的、主要是南方江浙两省的人。他们写经和刻经的地点似乎多在北京的石灯庵。据“北平庙宇通检”上编“石灯庵”条说:“石灯庵又名石灯吉祥寺，本唐吉祥寺故址，元泰定间重建。明万历丙午（1606）年，西吴僧自云居来葺之，改名石灯庵。”据第六洞所藏“梵网经菩萨戒心地品”末“明石经山菩萨戒比丘真程书丹”及“四十华严”83－84页的“西吴沙门真程书”、99页的“苕溪沙门真程书”等题记看来，则自云居来石灯庵的“西吴僧”当是这个真程无疑。般若三藏译的“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即“四十华严共259页，是用比较小的石版刻的，经字也比以前所刻的小。但写经人和助刻的功德主每页都有题记。这些助刻和书写的人都自称为佛弟子或居士。如“勾章佛弟子吴钟英书丹”、“佛弟子葛一龙又书都门之石灯庵中”、“娄江学人定慧沐手书”、“吴门沙弥性湛书”“闽中释真静书丹”、“鹿庵居士冯铨助刻”、“山阳弟子吴允师助刻并书”、“摩兜居士吴伯与助刻”、“华亭董其昌助刻”等。
　　“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是鹿庵居士冯铨在北京石灯庵刻后送到房山去的。题云:“刻于都门之石灯庵中，为先考月祯居士早登安养，见佛受记。”“宝云经”是湘潭湘洲居士李腾芳、李乞佛父子为回向先人而刻的。它的题记:“大明赐同进士出身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教习庶吉士掌院士李腾芳同男李乞佛为口口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父李孚……刻宝云经一部譬喻经一卷。”“法宝坛经”是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海虞（江苏常熟）赵琦美助刻而闽中真静所书的。从赵琦美的“题坛经”跋语看来，他曾梓过坛经，再镌石藏于房山石窟的。

四　御注金刚经、忏悔灭罪传与道经之发见

　　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的发现是这次整理拓印石经的收获之一。它藏在第八洞已经千二百多年了。注文虽然简单，但由于在封建时代出于一个帝王手笔，当时是很受重视的。但这部“御注”似乎没有收进大藏，所以也就未见传世。唐长安青龙寺道氤当玄宗注经时，曾提了许多意见，后来玄宗即命他造疏并宣讲（“宋高僧传”卷五“道氤传”）。“至元法宝勘同录”卷十著录的“御注金刚般若经疏宣演”（简称“金刚宣演疏”）六卷，就是道氤的著作。金刻赵城藏目录把它收于庭帙，下注“唐道氤集今存一卷”。又“宋高僧传”卷十四越州玄俨传:“开元廿四年，帝亲注金刚般若经，诏颁天下资令宣讲。都督河南元彦冲躬请俨重光慧日，遂阐扬幽赞，允合天心。”“佛祖统纪”卷四十即据此说“开元廿四年，敕颁御注金刚般若经于天下”；但“释氏稽古略”卷三却说是“开元十九年”当然是记错的。
　　这部御记金刚经，本文是寸楷大字，双行夹注，共刻四石八面。从玄宗自序和题记看来，是作者应僧徒之请而注的。注末题记:“右经开（元）二十三乙亥之岁六月三日，都释门威仪僧思有表请，至九月十五日经出，合城具法仪于通洛门奉迎，其日表贺，便请颁行天下，写本入藏，宣付史官。其月十八日于敬爱寺设齐庆赞，兼请中使王公宰相百官（下缺数字）。开元廿三年十月书手臣张若芳用小麻纸三十五张，校书郎　坦初校，校书郎韩液再校，正字李希言三校。装书匠臣陈善装，典书臣侯令恽、典秘书郎臣卢倬掌，朝散大夫守秘书监上柱国平乡县开国男臣宋鼎监，……上柱国载公臣李道、光禄大夫秘监同正员上柱国汝阳郡王臣揔淳监。天宝元年八月十五日立。”也可见此书问世之慎重了。这段题记可补佛教史乘的简略，而玄宗的“金刚经注自序”则可编入“广弘明集”一类的补遗。“御注并序”云:
　　“述作者明圣之能事也。朕诚寡薄，岂宜空为好古，窃比前（八字不明）自为矜饰，盖欲弘奖风教尔。昔岁述孝经，以为百行之首，故深覃要旨，冀阐微言。不唯先王至德，实谓君子务本。近又赞道德（经），伏知圣祖垂教著（约十字不明）禀训。况道象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为，凡有以理天下之二经，故不可阙也。今之此注，则顺乎来请。夫众窍并作，鼓之者风也；柤梨相殊，可口者味也。苟在（约九字不明）将助我者，何间然乎。且圣人设教以尽理，因言以成教，悟教则言可忘，得理而教可遣。同乎大通者虽分门而一致；攻乎异端者，将易性于多方，谅（数字不明），意在乎不著人我，不住福德，忘心于三伐，闬境于六尘，以音声求，如梦幻法。故发菩提者趣于中道，习无漏者名为入流，将会如如，故须遣遣。（数字不明）同证，皆众妙门，可不美欤，可不美欤?若文关事迹，理涉名数，注中粗举而未尽明，及经中梵音应须翻译者，并详诸义诀云。”
　　中世佛教徒通过因果报应写成的通俗传记故事，以敦煌的变文写经等最为出名。如矢吹庆辉利用伦敦、巴黎所藏敦煌写经等编成的“鸣沙余韵”所录“普贤菩萨说证明经”（此经收于大正藏第85卷古逸部）前面附载的“黄士强传”，通过黄士强见阎罗王故事宣传写“普贤菩萨说证明经”一定可以获得益寿延年的利益。“金光明经”在唐以前是非常流行的一部经典，当时佛教徒为了宣传这部佛经一定采取过一些鼓励的方法的；但佛教文献上似未留下这样的记录。然而房山第七洞发见的“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比较“黄士强传”的故事还要曲折和细致，文长约一千七百字，虽有一些漶灭，大体上还看得出故事的经纬。该传文的大意以通过温州州官张居道，因嫁女宴客杀了许多牛羊鸡鸭的生命，得重病而死，被带进阴府，而原告乃是猪羊等类。狱吏告以如能为所杀众生造金光明经十卷当得免脱罪苦的故事，推动了民间书写金光明经和戒杀放生的宣传。这个传记的本身虽属于迷信传说，但作为古代思想文献的史料来看是有其一定价值的。在浩瀚的房山石经中相信还埋着许多有趣的史料。
　　这次整理拓印中在第七洞发见的明代道教徒所刻的“玉皇经”。包括道教的“高上玉皇本行集经髓”、“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玉皇本行集经纂”、“无上玉皇心印经”四种道经，共刻八个经石。它的跋文云:
　　“涿鹿山云居寺，有洞室，贮释梵之经，殆至万卷，故名是山为小西天焉。夫三界万灵，尊莫尊于昊天金阙玉皇上帝，玄功妙德，载在本行集经。正当刻之金石，藏之名山，传之万世也。是以至心各捐赀力，请匠镌刻经髓暨经纂及心印经，共为一卷，凡一千七百四十八字，置诸石室，用彰悠久。……时大明宣德三年（1428）岁次戊申四月吉日。奉道信官向福善、阮常、就胜等，稽首顿首百拜谨记。同盟助赀（官人名略）。嗣全真教高士陈风便，正一盟威宝箓弟子王至玄字利宾书，镌匠程善刊。”
　　这些道经的刻造年代早于四十华严约二百年，当它进入第七洞时，第六洞似乎尚未开成。从各洞所处的位置来看，第七洞是进出最便利的一个洞，而且从现藏最古的隋刻大涅槃经、唐刻大般若经、辽刻大集经、金刻大教王经看来，恐怕它是静琬开凿以后历代都被打开来送进一些新刻的石经的。通过这些道经的入洞，我们可以看出明代佛道消长史的一而。

五　房山石经的现存情况

　　房山石经自辽代韩绍芳大略调查过一次之后，长期地被封藏在石洞里，从未有人作全面的调查。从现在已拓印的石经情况看来，有些经题已经磨灭，一时尚难判断它的卷数起讫。又因拓印时随拓随时编号，各经互相混杂，卷数都不顺序，共完整或残缺尚有待于仔细的整理和分类。兹将各洞石经现存情况根据拓片编号确知其经名大体上是这样的:
　　第一洞
　　本洞尚未拓印，从洞中表面所看到的有十几种经。
　　第二洞
　　编号1－667，版数667，拓片1334，经69种，尚未全拓。这里的编号，是拓印时所编的原号；卷数下还有千字文号，大抵是辽代所刻石经所属的帙号，每帙十卷。
　　第三洞
　　编号1－333，版数333，拓片666，经40种。
　　第四洞
　　编号1-125，版数125，拓片231，经18种。
　　第六洞
　　编号1-200，版数120，拓片395，经16种。
　　第七洞
　　编号1－284，版数284，拓片565，经13种。道经1种，大中七年、乾符六年造经巡礼人题名碑各一。
　　第八洞
　　编号1－819，版数819，拓片1704，经39种。
　　第九洞
　　编号1-210，版数210，拓片420，经123种，在方等修罗王经下附唐太宗圣教序及高宗述圣记。尚未全拓。
　　目前山下云居寺南塔——压经塔下所埋藏的石经正在发掘，本文未及介绍；待拓出后再作详细的报道。

后记

　　房山石经事业的进行前后达一千年之久，历代主持刻经的人只是继承着前人的愿力而并无具体的计划。他们是靠功德主的喜舍而进行的，因此何时能够完成多少石经自然不能预料；而且初期的石经刻后即被深闭锢藏并未留下刻经的记录（辽、金刻经始有目录），所以复本的产生是无可避免的。那些字数不多流通较广的经典固然容易被人重复刻造，就是一些大部头的经之重复也是势所难免的。据我过目的罗什译“摩诃般若经”、昙无识译“大集经”、月婆首那译“胜天王般若经”、玄奘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论经”“解深密经”等石经，在唐代已经刻过，但到辽代续刻时又依千字文编号的顺序重刻。从这种情况看来，也许辽代刻经时并不知道这些经典是已经存在的。如果能把唐代和辽代所刻的两种同本石经比较研究一下，到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文的目的在作初步的介绍，涉及的各方面只能概括的叙述，深入的研究只有俟诸异日了。
　　1957年7月1日于北京。

　　（1）1910年叶昌帜“语石”卷四‘刻经’，1919年松本文三郎支那佛教遗物”石经章，1924年陈诜“房山游记”，1924年法国人普意雅（G.Bouillard当时任中国铁道部拔师）的“云居寺志”“She
king Shan－Yun Kiu Szc－Si Yu Szc－Tung
Yu－Szc”Pcking.关野贞、常盘大定共著“支那佛教史迹”三及“详解”，1935年冢本善隆“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东方学报京都第五册副刊）等对房山石经都有独特的研究。
　　（2）陆增详“八琼室金石补正”卷22“鼓山邕刻经铭”。
　　（3）第三洞新拓“胜天王若经”卷七边行有“云居寺主僧玄导供养”题记
　　（4）第三洞新拓“僧羯摩经”碑中第十二末有“于大唐咸亨三年七月十五日云居寺僧释玄导勒石传后”题记
　　（5）开元九年玄英“云居石经山顶石浮图铭”。
　　（6）唐王守泰开元廿八年“石浮图后记”（碑在房山）。
　　（7）辽赵遵仁“续镐成四大部经记”。
　　（8）志才“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
　　（9）志才“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
　　（10）法悟“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卷一。
　　（11）元贾志道“重修华严堂经本记”（碑在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