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南区咸水沽发展规划:陈炯明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实践者

民国初年那场新文化运动，过去已将近一个世纪了。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书汗牛充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特定意义上的运动，它的最后一个句点应该划在哪里？通常是划在1919年五四运动，也有人拉长一点，把它划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但我认为，1922年陈炯明与孙文关系破裂，广东模范省实验失败，是新文化运动终结的一个标志。新文化运动有三个代表性的旗手，第一个是梁启超，第二个是陈独秀，第三个是陈炯明。许多人都不承认陈炯明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因无非是：一、他身在南方，远离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二、他是军人，不是文化人，不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1919年春至1920年秋期间，身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以高涨的热情，在闽南推行政治实验。积极整训军队，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并资助孙文、胡汉民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又广邀新学人士，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为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文化在南方取得的实际成果。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炯明密切留意着青岛问题的发展。当学生开始走上街头以后，他亲自起草通电，表明支持北京学生的立场。由于粤军成功地在闽南建立了一块占地26个县的地盘，迫使北方政府坐下来谈判，陈炯明的一言一行，受到全国，甚至世界的瞩目。

　　5月22日，由福建省立第八中学发起，闽南联合会、省二师范、龙溪县立小学和各校校长、教员、学生、商会会长、农会会长、当地绅商共一万余人，在漳州召开国民大会。陈炯明到会演说，表示完全支持人民的抗议行动，反对在卖国和约上签字。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致电巴黎和会及我国专使，争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及各种密约。二、要求惩办卖国贼。三、抵制日货。

　　6月下旬，和约签字问题迫在眉睫。陈炯明主张，在南北谈判桌上，南方不妨向北方作出必要的妥协，只要坚持恢复旧国会，维护宪法（临时约法），不应再拖延南北一致，合力支持巴黎和会代表，以争取中国的利益。

　　在五四运动中，陈炯明的爱国立场是非常鲜明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对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初年的中国，遍地军阀，有枪便是草头王，陈炯明虽然手握兵符，却倾心于文化事业，堪称中国唯一的“新文化将军”，上马能托着五百支枪与北洋政府作战，下马能办报、办学、写诗作文，纵论天下大势。

　　广州曾经是安那其的重要根据地。1912年，安那其泰斗刘师复在广州建立“晦鸣学舍”，创办《晦鸣录》周刊，安那其八条纲领：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陈炯明是信奉安那其主义的。

　　当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之际，陈炯明致书晦鸣学舍旧人，邀请他们全体赴闽，协助他开展新文化运动。一批安那其主义者，在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主持人梁冰弦率领下，携同印刷器材、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排印技工，到了漳州，陈炯明交给他们的工作，就是“办书局印刷刊行书报”。

　　1919年12月1日，《闽星》杂志正式创刊，陈炯明亲撰发刊词。他提出一种“全人类社会主义”。陈炯明宣示《闽星》的宗旨：“我们既然要为世界努力，便当先从改造中国做起，改造中国，又要先从思想界改造起，这就是我们努力世界问题的一个步骤了。闽星社同人见得这个道理，发行半周刊，介绍世界新潮，阐明吾党主义，帮同社会上同志，为新文化的运动，即为思想界的改造，使人人都随着我们在进化线上走去，知道世界的演进，中国是负了一个极重的责任。由是用经营世界的精神，来创造中国的新生命。思想一变，新机大来，前途光明，没有穷极，这是本报的职务，也是本报的希望。”[1]

　　陈炯明也赞成革命，但在他看来，革命不仅仅是“拿‘手枪’、‘炸弹’去干‘杀人’‘暴动’的勾当”，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革命。陈炯明说过：“报纸胜过三千毛瑟枪，是有一个价值的。价值大小，不在发行的纸数，而在反响的效果。反响的大小，就是价值的大小了。然而，反响从哪里发生出来呢？第一、要看他的主义，是不是适应社会的要求。第二，要看他的传播，是不是向着多数人的方面。主义不适应社会要求，自然没有什么反响；传播不向着多数人方面，虽有反响，也是有限的，或者可以成为恶反响。故此一种报纸发行，须有适应要求的主义，来发挥‘现代精神’，并有符合多数人的传播，去改造‘群众思想’，综合起来，就会发生很大的反响了。”[2]这也可以视作他对新文化运动及《新青年》、《新潮》一类杂志的评价。

　　陈炯明不但赞成新文化运动的宗旨，而且在闽南付之实践。一时间，“‘过激派’蔓延到八闽去了”的谣言，甚嚣尘上。陈炯明的成绩，甚至把北京大学最激进的学生也吸引来参观，他们到漳州游览后，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盛赞，漳州所实行的措施，“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甚至把漳州称为“闽南的俄罗斯”。[3]

　　梁冰弦曾概括陈炯明的政治动机：“区内集中全力于教育和生产，从而引导民众涤除旧染。逐步转向较合理的生活，而且训练大家参与实际政治。全国尽管动乱纷纭，希望这一角落，打好一个民主化政治的基础。一个角落如果弄得好，相信对全国没有不生影响之理。影响所及，民众抬头，乱国的军阀便难立足，这可以说是这里的革命策略。革命的对象，简单说就是民主的破坏者、障碍者；革命的目标，简单说是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经济。”

　　梁冰弦以安那其同人的身份，诚恳奉劝陈炯明，不如自动把什么总司令丢进垃圾桶，自己宣告回复清白的平民身分，正正经经干社会工作，其影响于人心更大。

　　梁冰弦的文人心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成见，即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几个文人的事情，其实，如果论写文章、论办杂志、论对新文化的热忱与推广、论对科学与民主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活跃于《新青年》的沈尹默、吴虞、易白沙这些人，连陈炯明的千分之一都没有，但在史书上，他们一个个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而陈炯明却只不过是“受到新文化运动感染”的人，无非因为他是军人，而且最后是与孙文分道扬镳的军人。

　　陈炯明并不认为，只有托起五百支枪去打北京那些败类，才叫贡献社会。投资教育，开发智力，为明天培育人才，方为真正的千秋大业。所以，在各项地方建设中，他最注重推行现代教育。

　　1919年8月，上海《申报》的记者到漳州采访陈炯明时，他说：“余以为救中国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功。”[4]这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主张，不谋而合，与当时在北方方兴未艾的平民教育运动，遥相呼应。

　　陈炯明有一个宏愿，就是广揽海内外人才，在南方创办一所现代大学，改变南方教育落后的现状。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广州军政府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十分困难，但在这种情况下，陈炯明仍表示粤军愿意节衣缩食，凑集五万元，作为筹办西南大学的经费，希望能带动西南其他各省。

　　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

　　1920年8月1日，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王徵、张慰慈、高一涵、李大钊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与此同时，陈炯明也率领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他为广东省长。广东百废待举。陈炯明马上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

　　在驱逐桂系后，广东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1921年，陈炯明似乎获得了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

　　新文化运动在北方历时数年，轰轰烈烈，但许多人还是搞不懂，所谓“德先生”、“赛先生”，与每天为口奔驰的升斗小民，究竟有何相干。但在南方，陈炯明却把他的理想，一点一滴地付诸实践。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陈炯明是唯一一个用“新文化”来改造社会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笔墨官司，更令人振奋的是，他的改造，在短期内大见成效。

　　他在广东禁烟、禁赌，作为建设“模范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们对政府的视听，焕然一新。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中推行自治，他对报纸描绘他的自治计划：中国各村自古实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为宗旨。今中国之自治，应先自村庄上施行，依次发展，及于全县全省与全国。刻广东已在村上实行分区。自治村中，警察与税收由人民自办，将来各县县长与省议员亦归人民自举，再由议员共举省长。他省能仿行之，则可达到联省自治之目的。

　　陈炯明开始一步一步推进他的计划，首先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各县都设立了林业事务所，并在广州设立生丝检查所及蚕种制造所，以改良丝料出产；又将省政府的实业科改为实业厅，赋予更大的权责，以推动实业。不到一年，广州市丝厂增至五十余家，港商投资开设农场及罐头厂；南洋归侨也在洽谈集资开发黄埔港；港、粤、沪商人筹办资本一千万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广东全省总商会。

　　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纷纷着手筹备，相继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开展市政建设，干得热火朝天。经济建设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同步发展。广州着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行美术展览、体育运动会；安装马路电灯；在梅花村、竹丝岗建筑新式住宅区，成为广州的模范新区；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都要严格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

　　全国教育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联合会，江苏省代表黄炎培，事后撰写了一本题为《一岁之广州市》的小册子，盛赞在新文化之下的广州新景象。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5]

　　什么是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这就是了。陈炯明的种种举措，在南中国开辟了新文化的一块实验田，在举国上下官僚、军阀、政客横行，一团乌烟瘴气的空气之中，柳暗花明，生机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一班书生的空谈。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这时的广东，几乎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个据点，最后的希望所在了。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陈独秀主持广东教育会后，拟定了一份义务教育计划，从1922年8月起，至1928年7月止，分期推广，公立学校实行免费读书，务求在六年之内，使三百多万儿童，能够完全就学。教育委员会还决定筹办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等社会教育机构。

　　陈独秀把《新青年》也搬到了广州出版。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不为国民党人以至孙文所同意。孙文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是保姆。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后，孙文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段祺瑞昨天才刚刚“再造共和”，孙文今日又要“再造民国”，造来造去，用陈独秀的话说，“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了”，是“狗的运动”。

　　陈独秀说，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学理上的进化，它是一场“人的运动”，对社会现实，有直接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6]

　　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说，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要一个一个去研究，一个一个去解决，他建议人们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淫问题，卖官卖国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男子解放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陈炯明在闽南、在广东，都一一研究了，并且在实践中尝试去解决。他所做的工作，正是陈独秀所说的，用人的运动去轰散狗的运动。以新文化运动，去影响和改造这个社会。他成功了，他也失败了。

　　他的成功，是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他的失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失败。六一六事变，孙、陈的政治分歧，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从此，陈炯明便由“革命的马前卒”，沦为“千古罪人”，而他的“模范省”理想，亦全盘付诸东流矣。新文化运动，由广东人梁启超为它开篇启行，最后也由广东人陈炯明为它绝笔断章。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16位知识分子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政府立即进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最低限度目标是成立一个好政府：

　　好政府的涵义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胡适呼吁全体优秀公民都要站起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北京有七所高校的校长公开声明，支持这份宣言。

　　后人回顾历史，当有无尽的感慨，一方面为那些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所感动，一方面亦为中国文人的通病，扼腕痛惜。陈炯明在广东正是实行着这个宣言中的主张，正在努力进行政治改革、努力期成一个好政府，却不见这些知识分子对他施以援手，没有人参加他的“奋斗”与“决战”，只有陈独秀去帮了他一把，很快也一走了之了，大家眼睁睁看着陈炯明单枪匹马盖高楼，眼睁睁看着它楼塌了。

　　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1]陈炯明《〈闽星〉发刊词》。《闽星》第1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2]陈炯明《〈闽星日刊〉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13日。

　　[3]《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78年版。

　　[4]《申报》1919年8月17日。

　　[5]黄炎培《一岁之广州市》。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6]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 年4月1日。

本文链接：叶曙明：陈炯明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实践者 文章来源：《粤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