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有说马云什么转世:毛泽东“自由”理论的三个维度

毛泽东“自由”理论的三个维度

摘要《矛盾论》所讨论的“对立统一”的宇宙观以自我决定的思想为精髓，它构成了毛泽东自由理论的本体论维度；《实践论》等著作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的过程描述为“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循环过程，构成了毛泽东自由理论的实践论维度；“自觉的能动性”等范畴将自由理解为人的本质构成了毛泽东自由理论的人学维度。

自由理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其一是回答人类为什么是自由的问题，它构成了毛泽东自由理论的本体论维度；其二是回答自由是怎样的问题，它构成了毛泽东自由理论的实践论维度；其三是回答自由对于人类有何用或者有何价值的问题，它构成了毛泽东自由理论的人学维度。

一、本体论维度：人类为什么是自由的

“自由”就是不受限制，如果从外部给“自由”找一个或一些什么“根据”，就可能导致“自由”的悖论即将“自由”变成不自由。但是，“人类为什么是自由的”这个问题首先肯定自由的存在，然后给人类为什么会是自由的找根据，这不是对自由本身进行限制，不会导致悖论。在毛泽东的自由理论中，其《矛盾论》就为人类为什么是自由的问题提供了形上学的根据，回答了人类的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所以《矛盾论》构成毛泽东自由理论的本体论维度。把《矛盾论》和“自由”联系起来，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这篇文章讲得最多的是“必然性”，而与之相对的“自由”一词，在《矛盾论》中的出现的可能不超过四次，而且在多数场合它是在政治意义上使用的，与“盲目性”相对使用，大概就是一次，这有点哲学意义。所以从哲学上看，《矛盾论》几乎不关心自由问题，它“自由问题”在《矛盾论》中似乎处于边缘位置。但是，我们从《矛盾论》很少使用“自由”这个词的情况中并不能推出《矛盾论》与“自由”无缘的结论来。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是作为哲学范畴的“自由”。在西方的哲学话语中，它与“主体性”相联系，指的是人的自我决定，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我的事情我做主”。将人的一切都纳入外部因果必然之中叫做“受制”，而凡事强调人的自我决定，就叫“自由”。例如斯宾诺莎说：“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反之一物的存在及其行为均按一定的方式为他物所决定，便叫做必然或受制。”[1]就此而言，《矛盾论》尽管极少使用“自由”这个词，但是它的确包含了“自由”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为毛泽东自由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本体论依据。

《矛盾论》论述了两层值得我们重视的关系。其一是事物及事物之间的关系。它将世界上的一切即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概括为“事物”，在事物之间，他直面事物本身，认为事物本身构成事物的内部，而事物之间的影响则是事物的外部。既然事物有了内部与外部之分，那么二者之间谁最重要？毛泽东认为事物自身的内部力量要高于事物的外部影响，因此强调将力量放在自己的基点上。二是矛盾与矛盾的关系。“联系”是《矛盾论》的一个“关键词”，它与“矛盾”是同义词，“矛盾”就是无处不在，即既存在于事物内部又存在于事物之间的联系。事物和事物之间的联系，毛泽东称之为“外部矛盾”，与之相对应，事物自身的内部联系就是“内部矛盾”。强调“内部矛盾”构成事物自身运动的根据，是《矛盾论》的又一个重要思想。毛泽东在延安讲哲学时，曾说出了一段表态性的话：我们是内因论者，反对外因论者。不过在公开发表《矛盾论》时，他删掉了这段话。之所以删除，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此话有否定外因之嫌。但是这段表态性的话含有内因重于外因的思想，而公开发表的《矛盾论》文本的确蕴含有自我决定高于外部作用、“事物是自因”的思想。（1）毛泽东是这样讲的：“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2]

宇宙万物在“矛盾”这个范畴中被分成了事物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过程和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两部分。前者就是事物的“外部必然性”，是外因，是发展的条件，而后者则是事物之所以能进行“自我决定”的内因，是发展的根据。《矛盾论》并不否认外部必然性，承认事物或者说自我有被外部必然影响着的一面，但它更强调事物的自我决定，认为自我决定高于事物的外部影响。

为了进一步发挥事物内部决定的思想，毛泽东系统地讨论了“内部矛盾”这个范畴。首先是将内部矛盾分为次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指出事物的发展是由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3]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限制在“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这说明他讲的是“事物内部”，认为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发展，说明他视主要矛盾为动力。其次是将组成矛盾的要素分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认定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方面决定的。“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4]对比斯宾诺莎关于自由的定义，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关于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自身的发展和性质的学说，强调的就是事物的“自我决定”，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我决定论。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说《矛盾论》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论。

《矛盾论》的这种自我决定的思想构成了毛泽东观察事物的基本方法。例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运用这种方法分析了中国革命问题。此文第三部分讨论的是“中国的历史特点”，实际上是讲新民主主义之形成的基本根据，第四部分讨论的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实际上讲的是中国革命受着外部力量即西方的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因而讲的是革命的条件。在根据和条件之中，毛泽东将根据放在第一位，强调的是给根据先，因而包含了自由高于必然的哲学信念。还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系统地阐明了这个方法。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同志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上级的指示，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其结果是盲动主义，主张“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对事物发展的“自我决定”的肯定。[5]

应该说明的是，《矛盾论》的这个思想并不是毛泽东的独创。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多次讲辩证法承认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已运动、自生的发展，而列宁的这种观点则来源于黑格尔，事实上，强调自我决定是西方的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西方的文艺复兴将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笛卡儿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原理，主张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我思的基础之上；文艺复兴后力学大兴，一些哲学家将人的一切都纳入了因果链条之中，拉美特利甚至提出“人是机器”的命题，将人变成了外部必然性的奴隶。于是从康德开始，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强调“自我”、“自我意识”、“主体”，让人从单纯的因果必然性的束缚解放出来，强调了自我决定的思想，其中有人甚至提出绝对自我不为任何更高的东西所决定，它们以自身为基础，为自身所决定。在外部必然性与自我决定之间，强调自我决定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源头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在这里，哲学其实就是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毛泽东的《矛盾论》受益于德国古典哲学，甚至可以说受益于斯宾诺莎，毛泽东在讨论自由与必然的问题时提及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家，这其中就包括了斯宾诺莎。所以《矛盾论》所讨论的以“对立统一的法则”为核心内容的宇宙观实际上是以自我决定的思想为精髓的。

或许有人说，《矛盾论》是毛泽东关于宇宙观的学说讨论的对象是“自然”或“天道”，而不是“人”或“人道”，但我不这样看问题。在我看来，毛泽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讨论自由问题的，因此他对问题的讨论自然也离不开其文化背景。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是人或人道，但是它在讨论人或人道之前，首先讨论天道，因为人道是从天道中引伸而来的。例如冯友兰在讨论新事论时，首先讨论新理学，以新理学为新事论的依据。毛泽东也是这样，所以他主张人生观也是世界观。例如《矛盾论》也是如此。它所说的“事物”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普遍云者，指自然，指人类，指思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特殊云者，是指各界事物各有其性，是谓个性。所有的个性事物都有一个共通的道理，那就是性质由内部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决定，发展由主要矛盾所决定。因为事物是自因，所以当毛泽东讨论人或人道即人生观时，也就有了一个根据：人的活动应该是自我决定的，因而是自由的。

二、实践论维度：自由怎么样

前面，我们讲的是毛泽东自由观的依据，回答了人类的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接下来的题目是，讨论自由怎么样的问题。毛泽东是从实践论的维度讨论问题的。他的结论是：人的自由体现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表现为变必然为主观真理和将主观真理变成行动预期的能动的革命反映过程。

自由不是既成之物，它是人类在对抗受制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因而必然表现为一个过程。实践，一方面联系着外部世界，另一方面联系着社会的人。人，在前者就要受制，因而是奴隶；外部世界在后者就要被人按自己的愿望来个“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因而人是主人。所以毛泽东说，“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6]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就是人摆脱物象的束缚而获得自我支配的过程。

在毛泽东本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为这种说法找到根据。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指出“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包括“认识情况的过程”和“实行的过程”两个阶段，《实践论》所发挥的正是这个“行动”概念，而在1941年，他进一步指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7]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毛泽东看来包括“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行动”或“实践”就是“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的过程。

“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的过程首先是“必然的认识过程”。不认识必然，人就要受制于自然，所以人是奴隶。人因“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8]人要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要“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9]毛泽东认为，变客观真理（必然）为主观真理的第一步，是被人改变着的事物作用于人们的感官，引起感觉，从而获得关于现象方面的材料，第二步，是人脑对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他说，感觉与印象上升为理论，必须经过大脑的综合改造，即“经过思考作用”。思考的结果是人对感觉材料作出合乎逻辑的判断。此种判断，是客观必然变成主观真理的标志，是自由的初步获得。

为什么“必然的认识”属于“自由”的内容？这可以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来看。从内容方面看，“必然的认识”是人自已对对象做出的自主判断，而此自主正是自由的本性；从形式方面看，无论是在认识的第一步还是在认识的第二步，人都是主动的。就感觉而言，人对事物的感觉，是人自已在改变事物的过程中引起的，例如你要有梨子关于的感觉，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人主动改变事物从而使事物作用于感官产生了感觉与印象。就判断而言，毛泽东指出，感觉材料上升为判断和推理要经过人的“思考作用”，是人通过自己的思考而形成了判断和推理，所以判断和推理是人自己的，是我思的范畴。

然而仅仅强调“认识必然”还只是的“自由”一半，如果这一半不结合另外一半，毛泽东甚至认为它还不是自由。“只是认识了事物的规律，还不是自由的”（2）为什么呢？原来毛泽东认为，“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0]所谓“能动地改造世界”就是指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此种预想目的的实现，即将合乎逻辑的判断或主观的真理在实行中变成预想的结果才是自由的实现，也就是“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的实现。

为什么我的判断即主观真理在实践中变成预想的结果才是自由的，或者说是自由的完成？我们还是应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来分析。从内容上看，没有变成预想结果的判断真值，在于它的可实证性。实践的结果就是实证判断之真假的内容。如果结果能从判断中必然地推出，那么判断就是真的，这说明人对必然做出了真正自主的判断；如果结果不能从判断中必然地推出，那么判断就是假的。这样看来，结果的实现才是真正自主判断的实现。再看形式。从“合乎逻辑的判断”到“结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必然地推出的逻辑过程，其中，人的“合乎逻辑的判断”是大前提，“结果”则是将要推出的结论，而“实行”则是联系大前提与结论的小前提。“结果”蕴藏在大前提中，所以它的实现是大前的自我展示，这在逻辑上叫做“必然地推出”，在这里,我们看到“自由就是必然”，就是用“必然的认识”去得到预期结果的实行过程（亦即改造世界的过程）。

在写出《实践论》不久，毛泽东对自己的研究做了这样一个总结：“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11]由此看来，“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的过程就是“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循环过程，自由怎么样？就是“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循环过程。

三、人学维度：自由的价值

达到“必然的认识和自然的改造”这样一个自由概念之后，毛泽东并没有停止对自由理论的继续思考，事实上，他进一步将自由问题与人类本质问题联系起来，认为自由就是人类的本质，是人的生命线，这就回答了自由的价值问题。

关于人的本质，毛泽东使用的概念是“自觉的能动性”。（3）他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12] 这段论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自觉的能动性”这个概念包括“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的过程，这就是所谓“必然的认识”，也包括“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的“做”，就战争而言，它们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因此，它与“自由”这个范畴实际上是等值的。自觉的能动性即是自由活动。如果说这个结论只是分析的结果，那么，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由，是自觉的能动性的灵魂。这段话是：

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13]

接着自觉能动性而来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其实就是一个主动的问题。而“主动性”与“被动性”或“受动性”相对，毛泽东称之为“行动自由”，所以是自由的另一种说法。在毛泽东看来，主动或自由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这里所说的“主观指导”不就是所谓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性吗？可见自由是自觉能动性的表现形式。

也许有人讲，毛泽东在论及人的本质时，不仅提出了“自觉的能动性”这个概念，而且提及了“人的社会性”这个概念。例如毛泽东在对刘少奇谈人性的书信进行批注时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有很多，但是最基本的只是是人的社会性。很多人认为人除此之外了社会性，还有自然性。毛泽东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人的一切都是社会的，都与兽性相区别。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人唯心论。[14]他将动物本能和社会本能区别开来，认为人的本能也是社会化了的，这样一来，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剩下了“社会性”。

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毛泽东一方面说”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的本质，另一方面又说”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那么，“社会性”与“自觉的能动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我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人的社会性”与“自觉的能动性”是等值概念。在给刘少奇的批注中，毛泽东说人与动物“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同冥顽不灵的猴子的最初区别，仅仅在于用工具劳动。”这就是说，毛泽东认为“人的社会性”最初就是“用工具劳动”。如果说，“用工具劳动”是“人的社会性”的内涵的话，那么它也当属“自觉的能动性”的内涵，因为“自觉的能动性”这个范畴是毛泽东对其《实践论》基本思想的概念总括，而《实践论》就是概括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一切劳动形式的“劳动论”。对于毛泽东来说，“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它过去规定着人与物的区别，现在仍然是，所以人是追求自由的动物。当然，人的社会性与自觉的能动性两个范畴还是有侧重点的不同的。在毛泽东那里，前者强调的是“人”与自然本能的区别，这就是说，人不是在动物式的自然欲望支配下进行劳动的；而后者则强调了人自己行动中的主动与被动的区别，所谓能动性就是克服了被动的主动行动，就是人根据自己的“必然的认识”去支配外物而不支配于物的过程。

应该指出，毛泽东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马克思是有一致性的。首先，他们都将自由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当然，马克思这里似乎有将自我意识作为人与动物区别点的思想，而这是毛泽东在论人的本质问题时所反对的。其次他们都强调人根据自己所确定的尺度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入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5]马克思将人的劳动视为人别于动物的自由活动，其特点是，人不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的，而是“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术语换成毛泽东的用语，那么，“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可以诠释为“根据必然的认识进行生产”，而所谓“内在的尺度”则是指”人自身”，人就是万物如此这般而不那般的尺度。这样一来，马克思所说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与毛泽东所说的“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这样，“自觉的能动性”等概念或范畴将毛泽东《实践论》变成了“人学”。如果我们追问：自由有什么价值，那么，毛泽东在其军事等著作中告诉我们，“自由”是人最珍贵的价值，它是人的“命脉”。对于一支军队来说，行动自由是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对于一个士兵来说，自由同样是“命脉”，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士兵就会被俘，作为战士，他就失去了其本质规定。军队、士兵等等都是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或者说是某种社会关系的人格表现。可见“自由”是“社会人”的“生命线”，无自由，对于社会人而言，等于死。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构成存在的最高价值。为什么自由竟然构成了人的生命线呢？原因很是简单：自由能使人根据自己对必然的认识来改造世界，实现自己的预期，因而它让人自己成了构造自己的存在方式。

注释

（1）金羽、石仲泉、杨耕在其《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新探》中说：“‘我们是内因论者’的提法是否恰当，值得讨论。”“删去了这一段，似乎也表明作者不喜欢这个提法。”不过，我们得指出，不喜欢这个提法是因为用它表达毛泽东相关思想并不确切，但删去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否定自我决定高于外部作用、根据高于条件的思想。

（2）参看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报》《自由和必然》（署名鲁德），其实是毛泽东的文章。

（3）青年毛泽东就喜欢用“能动性”这个概念，例如在做《讲堂录》时，毛泽东用能动和受动来表述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而这种表述来源于王国维。

参考文献

[1][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1983年第2版，第4页 。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第301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第320页、322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第322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第115页。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版，第848页。

[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版，第343—344页。

[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848页。

[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844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第292页。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版，第343—34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第477页 。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第487-488页。

[1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版，第8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出版，1979年版，第9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