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六零逆袭记落秋:钱初颖：插队——蹉跎岁月的感悟

　　我的插队故事大体是这样的：

　　1968年秋风扫落叶的时候，我们接到“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回到久违了的教室听老师上课。不久，毛泽东发出了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再教育的号召，大幅的宣传标语代替了大字报。顿时，学校里人心惶惶，再也无心学习。分配方案很快下达，政策规定，家庭中有两个以孩子上同时毕业的，可以留一人在上海。对父母说，必须割舍一个，对孩子说，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在那个年代，人的价值和底线时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考验。

　　我第一批报名下乡，由于下乡时带的常用药为农民解决了一些小病痛，二年后被推荐当上了“赤脚医生”。后来，大队第一批下放的知青陆续担任了代课教师、窑厂、加工厂记帐等“白领”的工作。在农民看来，知青是“公家的人”，最后还是会走的，因此值得信赖。

　　1970年代初，大学恢复招生，我参加了考试，并被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录取。正当招生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传达了“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事迹”，我们大队还有一位“纯”贫农子女和我一起落选了。录取的是一位没有参加考试的上海知青，因为他的父亲进驻那所大学，是“工宣队”成员。怕我“想不开”，公社领导派出了“夫人团”连夜到我的住所安慰，但我早有思想准备。就这样，我在农村一直呆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成为一名建筑工人。

　　正如网友所说，我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普陀区工人子女多，第一批就被安排到离上海最近、条件最好的巢湖地区插队，而卢湾、静安等“资产阶级”子女多的地方，被安排到更艰苦、更遥远的地区，如西双版纳，这是“身份的证明”在中国的又一次体现。又因为插队早期风气比较正，干部出于对知青的同情和工作的实际需要安排我们。使我们得以发挥自己的特长，过上比较安逸的生活。

　　文学作品毕竟经过加工，那些典型故事不能使人真正的信服。选举网上也有许多当年的知青，何不将自己的故事写出来晒晒。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青，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千万个用真实的经历书写的文字综合起来，才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全貌。

　　腐败因名额而越演越烈

　　我曾与一位当年在工矿工作的朋友争论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腐败的问题，他说没有，我说有。

　　对男女知青来说，共同面对的腐败主要表现在招生、招工过程中。

　　安徽是当年招工名额比较多的省份，我下放的第二年，一起来的同学就被招工离开农村，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认为不久后，我们也会离开。但是，这一等，就是六年。

　　随知青源源不断的下放，少量的上调名额显得珍贵无比。

　　那位家长做小生意的同学后来告诉我，从上海带一些8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送给干部，是成功上调的原因。

　　虽然他的成功不一定是香烟，但对我们来说，不敢冒险不送礼。在以后的日子里，给关键领导送东西逐步形成气候，价码也越来越高，生产牌香烟早就被大前门、牡丹所取代。我每年回上海，都会采购香烟等物品送给一些“难搞定”的领导。我们大队的队长曾托一位知青代购上海牌手表。父母卖了结婚用的大衣柜，托人买到手表票，但是招工名额并没有落到这位知青的头上。直到文革结束，通过当年下派的工作组，才要回那笔父母的血汗钱。

　　这里，又提出了价值观和底线的问题，送礼，也是腐败的一种表现。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会做什么选择呢?

　　“出身论”和权力是高悬在知青上调道路上的两把剑。工人子女的优势渐渐不在，新贵们已经用不着遮羞布，腐败进入程序化阶段。我所在的公社坐落在县城偏远山区，安置的是清一色的外地知青。后来的几年中，所有下达到我们公社的名额都变成“飞鸽牌”，牛人们自己不用插队，有人会帮他们将一整套的材料做得天衣无缝。从此以后，新的岗位上安排的大多数是各级干部自己的亲属了。

　　回归与感悟

　　毛泽东说知识青年在农村可以大有作为，林彪说知青是变相失业。

　　不管毛泽东的初衷是什么，从理论上说，知识青年来到农村，架起了城乡间的一座桥梁。城市青年通过回归现实，了解农村。通过社会实践，用自己的知识帮助农村改变面貌。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知青运动却使知青变成后来“伤痕文学”的主角。当年大多数的知青不论对毛泽东时代如何评价，也不愿意让子女重蹈覆辙。

　　生活和劳动的艰苦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主要原因是巨大的城乡差距以及腐败。

　　“三农”本身的特点以及国家的政策造成的城乡落差，离乡背井的孤独，使知青难以接受一辈子当农民的事实。“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封建出身论和因此而产生的腐败，使知青失望与无奈，更加不愿意继续留在农村接受“再教育”。

　　“50后”是传说中“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长身体时三年灾害，读书时文化革命，工作时下放农村，人到中年面临下岗”的一代人，而今大多数人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但我们并不是悲情的一代人。我们有尊严，有自信。我们种过田，做过工，几十年来，各个岗位上都留下了我们这一代的汗水和劳动成果。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回顾当年，已经可以跳出那个小圈子。当年，几亿农民的遭遇并不比知青好，这就是许多知青不去纠结过去所受委屈的原因。

　　农村，总需要人去建设，但是广大的农村不应该成为永远“被幸福遗忘的角落”。建设农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已经付出过代价，希望下一代可以少走弯路，在上一代的基础上，促使政府为农民提供参加社会保障的机会，促使经济成果向农业反哺，促使农村改变落后面貌。更深层次的是土地改革，使土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到那个时候，青年人“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理想才会变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