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的充电器怎么用:《中国知青终结》（节录）

随着最后一抹光线从洞口消失，他们的心随即也被深不见底的黑暗深渊吞没。有人开始沉不住气，率先打破沉寂，人们听出来是那个“气胸”，他的伤势正在一天天好转。气胸抱怨说：也许卫生员受不了苦，扔下咱们开了小差吧。他是个健康人，为什么要跟咱们这些伤员死在一起呢?他难道不会替自己打算吗?
有人绝望地说：他该不会投降敌人，把敌人引到山洞来吧?还有人响应道：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各自想办法逃命吧。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多数人痛斥。许多伤员愤怒地反驳说：你们这些自私自利的混蛋，懦夫!竟然以那样卑鄙的念头去猜疑一个好同志……卫生员要是那种替自己打算的人，他早就扔下我们开小差了，等得了今天吗?
还有人说：卫生员是我们当中最辛苦操劳的人!他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眼睛熬红了，劳累得虚脱过去……可是你们怎样对待他呢?有人竟然偷吃他的食物!你们对得起他吗?你们的道德、良心还有觉悟到哪里去了?
于是人们开始回忆卫生员种种全心全意忘我工作的感人之处，他简直就是活着的白求恩大夫，不分昼夜，不辞辛劳地为伤员服务。他要面对那么一大群伤员，有时实在累极了，就蜷在地上打个盹儿，但是只要有一个伤员感染，他就会整夜合不上眼。眼见得卫生员身体越来越虚弱，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工作，即使伤员发脾气动手打人他也不计较。他把全部心血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伤员，他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和战友啊!
有人回忆说，伤员每人每天一只红薯，而卫生员却只能喝一点红薯汤，他把节省下来的宝贵粮食全都留给伤员，这样的牺牲精神谁不感动呢?他难道不是最高尚最可爱的人吗?可是有的人还不满足，大叫大嚷嫌苞谷红薯吃腻了!这些人难道不应当对着镜子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吗?如果卫生员真的牺牲了，你们的灵魂难道不会内疚，不会对自己的行为终生后悔吗?有人流出忏悔和痛苦的眼泪，他们说：卫生员是我们身边付出最多得到最少的人，他身上的优秀品质像金子一样闪光。这样一个好同志，可是我们不仅没有感激他，回报他，还错怪他，委屈他，我们对得起他吗?
在危机四伏的山洞里，一个简单的真理终于跨越万水千山像星光一样照亮黑暗，那就是人人必须学会交出自己。就像婴儿把自己交给母亲，学生把自己交给老师，旅客把自己交给驾驶员。交出自己就意味着获得团结和信任。在困境中，人们除了彼此团结和信任还能拥有什么呢?所以当伤员们再度满怀焦虑期待那个最可爱的人归来的时候，他们最想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辛苦你啦。
时空转换，昼夜更替，当时间老人的马车一遍又一遍碾过山洞，碾过伤员们生命快要消耗殆尽的身体时，人们心中的希望如同他们体内残存的热能，正在一点点消散在空气中。一天、两天、三天……伤员们的心灵经过一场风暴洗礼，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干净、安宁和一尘不染。伤员们闭上眼睛，默默等待着……
不知什么时候，空气中有了一丝微弱响动，窸窸窣窣，像蜗牛爬行，也像一条蛇，向着山洞蜿蜒游来。伤员被惊动了，他们把手榴弹抱在怀里，屏住呼吸。随后洞口光线一暗，一个人影出现了，他浑身是伤，跌跌撞撞步伐很不连贯。这个人扶住岩石站稳了，他嘶哑地开了口对大家说：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山洞里寂静片刻，爆发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像欢迎明星登场。
82 象棋的故事
卫生员回来了。
原来他冒着危险深入更远的敌后，不料归途遭遇敌人，等他摆脱敌人又在山里迷了路。但是他毕竟胜利归来，这一次他带回比平时丰富得多的粮食、肉类、药品和电池，甚至还有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那是一副古老的中国象棋。卫生员提议说：从今天起，让这副中国象棋陪伴我们战胜困难吧。
二杜说，你能想象游戏的力量吗?象棋是智者的战场，任何愚钝鲁莽、头脑简单和三心二意都将遭到唾弃和失败。
伤员人人争当象棋迷。因为下棋能使他们心灵安静，不再三心二意怨声载道。初学下棋，棋手往往迷恋于胜利，战胜对手是他们的惟一愿望。如果有人取得胜利，就会有人不吃不喝不睡觉，绞尽脑汁发誓要打败他。这时候人人的目标都是取胜，胜利是通向精神满足的必由之路。
久而久之，山洞虽然还是那座山洞，伤员还是那些伤员，但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却焕然一新。象棋奇迹般地激发人们的生活信心，伤员变得团结起来，彼此关爱和乐观向上的传统回到他们中间。人们不再吵吵闹闹，他们互相鼓励，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好像谁再犯错误，卫生员就会从此消失再也不回来似的。
后来卫生员下山买粮食，能走动的伤员就带上手榴弹到半路上去迎接他。人人主动想办法减轻他的负担，能动腿的人帮助不能动的人换洗纱布，能动手的就帮忙烧火做饭。遇上断粮或者大雨滂沱的严重时刻，大家出主意想办法，齐心协力克服困难。
“二士争功”是一副著名的象棋残局，从古到今无人破解，跟数学界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差不多。二杜腿伤感染溃烂，如不及时锯腿就要危及生命，但是做手术的麻醉药早已用光。不料二杜镇定地点点头，他转过脸来对战友说：摆棋。“二士争功”。一台没有麻药的锯腿手术在山洞里摆开了。我的老同学曾二杜把一具空空的躯壳扔在石头手术台上，一颗不受约束的灵魂神游四仞心骛八荒，好像那个肉身只是一个道具，或者一团胶泥，可以任凭卫生员刀锯摆弄。这时候我朋友的精神已经进入另一个境界，无我无形，无知无觉，离开山洞在无边的太空遨游……
据说当时每个人都能听见二杜的骨头和牙齿一齐咯咯作响，但是二杜偏偏不吭一声。就在卫生员手术即将完成之际，他忽然开口了，他大叫一声：我破了———破……
就昏死过去。手术及时为二杜保全性命，二杜苏醒以后看一条腿永远离开自己，这使得他很难过。然而更加令他伤心的是，他忘记了那个刚刚获得的破解“二士争功”的秘诀。二杜为此遗憾不已，他说自己与千古一人的机会擦肩而过。八个月之后，伤员的故事画上圆满句号，他们奇迹般康复并陆续回到根据地。卫生员的事迹受到广泛赞颂，金三角“沙家浜”的故事由此传颂开来。
即使面对敌人枪炮和死亡也没有丧失信心的中国知青，他们对游击队的前途却不能不忧心忡忡。“大清洗”运动的恶果日渐显露出来，极左路线阴魂不散，游击队内讧不断，仇恨和互相怀疑的种子像砒霜一要毒害着游击队的健康肌体。我的同学曾二杜被怀疑与阴谋集团有牵连而遭受审查，卫生员江海也不能幸免，有人要借他的事迹做文章，诬陷他“向敌人出卖情报”。
过了好些年，这些终于心灰意冷的老知青，包括我的朋友二杜、老邬、老唐、康国华、桂义诚、梁晓军等等，他们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亚热带丛林，离开游击队，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走过国境，回到已经改革开放的亲爱的祖国。在他们身后那片像鲜血一样燃烧的金三角红土地上，留下许多隆起或者已经坍塌的无名坟堆。
83 十字路口
１９７８年，当我告别生活多年的边疆农场，搭上一辆嘎吱作响的老“解放”在著名的滇缅公路上颠簸一星期，终于风尘仆仆地站在省会城市一座春光四溢的大学校门口的时候，北京城里华主席正在亲切接见出席全国上山下乡座谈会的全体知青代表。
据说那天华主席兴致很高，操着山西口音一口气讲了许多话，这些重要指示有的被报纸登出来了，有的没有登。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指出：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华主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重要指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当时，“文革”宣布结束不久，中国大地乍暖还寒，十亿人民刚刚开始接受“实事求是”的思想武器。
而在这一年绝对称得上振聋发聩的大事，就是给“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和给“右”派摘帽。
想想看，连右派和“天安门事件”都平了反，广大知青为什么还不能回城？难道上山下乡运动不是“文革”的产物吗？难道知青连右派都不如吗？北京城里那些人，他们难道听不见一千多万知青的强烈呼声吗？他们自己的子女为什么不下乡呢？
各地知青形势愈加动荡不宁，恶性事件频频发生。
比方东北兵团发生知青倒流回城阻断交通事件，山西知青上访请愿，新疆知青赴京告状，海南知青小规模罢工等等。
而我所在的云南边疆，这一年知青非正常死亡记录直线上升，达到创记录的３００人，其中不乏神经错乱、自杀和群殴致死的事件。
河口、金平和瑞丽等农场相继发生知青抢枪的“反革命暴力事件”，骤起的枪声在边疆大地久久震响。
这年１０月，北京宣布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会议将以《纪要》形式发表纲领性文件，用以明确和指导今后若干年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
一时间全国老百姓的眼光都注视北京，人们在心中默默祈祷，因为北京召开的会议将决定他们以及今后若干代人的前途命运。
不料这个万众瞩目的历史性会议开成中国会议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马拉松会议，会议开了整整４２天，虽然后来发表的《纪要》没有提及会议过程，但是我们仍然不难想象这是一场何等艰苦卓绝的思想交锋和拉锯战。
《纪要》宣布，必须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今后若干年内，还将继续动员城市应届中学生到农村边疆上山下乡。《纪要》还武断地把数百万兵团（农场）知青与农村插队知青区分开来，称兵团知青的身份不再是知青，而将其划分为“国营农场职工”。
当我从广播里听完《纪要》，脑袋嗡地一响，我明白我的那些知青朋友完了。大头、四毛、胖子等等，他们永无出头之日。
国营农场职工能享受招工、招干、招生、病退、困退、家照、顶替等等的知青政策吗?显然不能。
也就是说，即使将来有了知青回城的政策，这几百万“国营农场职工”也将被排除在外。
可是这些人包括从前的我不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当知青，难道他们是来就业的吗?
84 请愿
谁也没有想到，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尚未开完，它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就开始显露出来。
会议期间，西双版纳农场一个名字叫陈玲先的上海女知青因难产死亡。如果放在过去，这不过是许许多多知青死亡事故中的一起，最多是个医疗事故。
然而在拨乱反正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大背景下，几乎所有知青都被自己姐妹的不幸死亡震撼了，他们从这个微不足道的事件中读出自身的悲惨命运。积淤已久的怒火如地火喷发，这些从前的红卫兵扔下劳动工具，浩浩荡荡走上街头，他们不是造反和“破四旧”，而是展览命运和抬尸游行。知青打出的口号是：
知青不是牛马!
知青要做人!
知青要回城!
消息传到昆明，几乎所有在校念书的知青大学生都无法安心学习，他们自动串联起来声援边疆知青。但是形势很快变得严峻起来，据说上面什么人下了命令，调动野战部队，封锁通往省城的江桥；又说知青已经罢工，要派代表到北京请愿修改《纪要》。还有消息称，那些代表中途被扣留起来了，上面已经对知青行动定了性。那时候中国通讯业落后，长途电话要靠人工中转，一份电报路上要走好几天，加上有关方面封锁消息，边疆形势变得模糊不清。等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传进校园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旧闻。
转眼到了冬天，这年寒流来得格外早，遍地落叶在校园的寒风中瑟瑟发抖。一天夜里我从图书馆晚自习出来，经过半明半暗的银杏走廊，忽然一条黑影蹿出来把我的手抓住。等我定睛一看，不禁快乐地大叫起来，原来是大头!
半年多不见，我的朋友还是那么黑，那么瘦，头发老长。他穿一身单衣，在寒风中冻得发抖。我说：你怎么来啦?也不来信告诉一声，探家吗?
他鬼鬼祟祟把我拉到校门外面，好像搞地下活动。他看看四周无人，这才掏出纸烟来递给我，我摆摆手拒绝了。他似乎很惊讶，随即自己吸了一口，徐徐吐出烟雾来。他望着我，也不说话，一副考验我的样子。我着急地说：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急事?或者病退成功，回城了……你开口呀!
大头终于开口了，他像个电影上的大人物那样，用一种严肃的腔调对我说：我不是代表个人，而是边疆知青同你说话。你是不是忠实地站在我们知青一边?
我几乎蒙了。我委屈地叫起来：大头，我难道不是知青吗?你说什么啊!
大头继续向我宣布：为声援知青代表上京请愿，此前一个星期，边疆十万知青大罢工开始了!
我问他：这么说你要去北京了?去请愿?
他答：不是我，是知青代表。我只是个外围群众。
我怀疑地说：请愿……能成功吗?
大头深思熟虑地回答：大家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为没有及时听见我们广大知青的真实心声，换句话说，我们广大知青的真实心愿没有及时和真实地被转达到北京，所以致使有关知识青年的政策路线一错再错。
我说：请愿目前进展如何?代表在哪里?
大头沉重地回答：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今天白天，代表的正当要求遭到拒绝。当地领导下令封锁一切交通工具，勒令请愿团代表２４小时内返回边疆抓革命促生产。
http://www.wanglg.com/xinhu/zzcj/zgzqzj/zq0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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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终结》
发表时间:2005-8-24 22:15:25     文章来源:飘逸    文章作者:宇鹏     浏览次数:223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共有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走向农村，走向边疆。他们大部分去农村“插队”，另外一部分进入国营农场，被称为“插场”。70年代末，这场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了尽头。而到1978年底，仅全国国营农场的“插场”知青就从290万人下降到了160万。这时候，仍然留在云南国营农场的5万知青掀起了一场回城风波，为了回到城市，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组织起来不断地进行请愿、罢工，情况日益恶化。而在1979年元旦前后，当时的农林部的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亲自率领工作组赴云南调查。在那里他看到了知青们极为艰苦的生存状况，他也目睹了1500多名知青跪在自己的面前放声大哭。云南知青问题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了解决 ，开启了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赵凡1937年参加八路军，并且加入*。抗战胜利后，他在北京从事了3年的地下工作。1949年以后，赵凡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兼农林部部长，是密云水库和十三陵水库建设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
赵凡在文革中度过了将近10年的铁窗生涯。1978年，他刚刚获得平反，就被任命为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接替农垦系统的老领导王震主管全国的农垦事业。由于农垦系统有大量职工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赵凡还担任了国务院知青办的副主任。
赵凡：国务院成立的知青工作小组，也就是知青办公室。王任重这个是一个，他是总理，副总理，兼这个知青办主任；康永和，全国总工会劳动部长；胡启力，青年团。
办公我们是不到那地方的，是开工作会议，讨论全国怎么解决，工作怎么做好，这么周密的，你这个政策能那么简单啊，能像很多人说的轰出去不管了。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增加的问题，并且将知青运动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里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从文革后期开始，这项“实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知识青年”在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土地，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走后门”之风盛行。
赵凡：曾经发生过走后门倾向，知青，谁的官大，谁就可以把孩子从知青里边调回去，分配工作。这个反映到我这里也不少，我在家里边，知青同志不断来这吃饭，吃饭我就问他，哎这就有他说话的机会。是工人出身，没有门路，人家都走了，有办法的都先走了，我就很难受。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经被总结为几个不满意，也就是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1978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农民不欢迎。我们第一步就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此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多次专门来讨论知青话题。作为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一员，赵凡常常参与其中。
赵凡：是政治局先讨论，这次知青下乡根本就是错误的，买了个四不满意。你说花这么多钱，总理都快累死了，没有钱也得给，人下去了也得拨款，也得拨建设资料；家长不满意，他的孩子还没有到了就业年龄，你们把我的小孩弄走，你叫我们怎么过。大家思想都一致，应该解决这个“四不满意”，一个一个不满意来解决嘛，把这个工作做通了，就水到渠成。
1978年10月31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知青的去留问题。
云南省的知青，仅占全国知青总数的百分之一，但云南知青的生存状况却受到了全国性的关注。早在1973年7月，中央就下发了关于惩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整个兵团，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挑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70年代末，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改制为国营农场。但是知青们每月仍然领26元的工资，艰苦的生活状况并没有改观，知青与干部的矛盾依然尖锐。仅1978年前10个月，云南农场知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高达153人，其中39人自杀。1978年10月起，在上海知青丁惠民的倡议下，这些已经在云南生活了近十年的知青先后三次向中央发出《请愿书》，要求回城。数万知青在《请愿书》上签名，其中有一部分签名是血书。在没有回音的情况下，5万知青发起了一场为期近两个月的罢工。
1978年12月10号，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提出：“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再上山下乡。”对于“插队”知青的问题将会逐步解决。但是对于国营农场的“插场”知青则采取了稳定的方针，规定“今后国有、军垦农场的知青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来对待。”“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 当云南农场的知青们从广播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很多人认为，他们从此失去了“知青”的身份，也就意味着，他们永远失去了回城的权力。
于是从听到广播的第二天开始，云南知青就先后组成了两支赴京请愿团，从景洪出发，赴北京去请愿。12月25号，第一批到达昆明的知青请愿团和火车站上的职工们发生了一些冲突，知青们情急之下，竟然选择了这样一个方法，就是卧轨，当时导致了进出昆明的各次列车全部停运，滞留的旅客有上万人。
赵凡：那时中央正在开了一个省市区党委的会议，正在讨论着知青问题，一听说把这个火车扣起来了，将来全国那一弄不都成了全国问题了。这个中央知青小组得去人，我是农垦部的副部长，我责无旁贷，只有我去，也放心。
赵凡在1978年12月25号，发生卧轨事件的当天，就飞抵昆明，在5天时间里走访了相关单位，而且和知青代表会面，来商谈解决的办法。在赵凡率领的国务院调查组到达云南之前，云南省委已经派出一个工作组处理知青问题，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赵凡：咱们第一批工作组认为这些知青里边闹乱子，要造反，都害怕了，着急了，要公安部门派人来插手。我说能这么考虑吗，这中央没这个精神啊，凡是对这个知青下放说两句话的，就斗人家，就当成人家这个反革命了。农垦方面，公安方面，那都是好同志，好心好意，但是他这个错，判断是错的，这也比较好解决，说你去做做别的工作，马上都安排了，也没有批评斗争。
正当赵凡在昆明解决卧轨事件的时候，第二批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在上海知青丁惠民的带领之下绕道成都，在1978年12月27号到达了北京。他们在天安门前拉开标语，散发传单，反复陈述知青的遭遇和他们回城的理由。而他们的行动也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几天之内，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很多的部委都先后派人和他们会面。
赵凡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处理了知青卧轨事件，而后马不停蹄地奔赴景洪处理知青大罢工后期诸多的棘手问题。谁知繁重的调查工作尚未了结，1979年的1月8日，勐定农场告急，传来了200名知青集体绝食抗议的消息。知青们一天发出200多封电报，强烈要求国务院调查组的人前去。
赵凡：我去的时候，那知青说好了，我们已经饿了四天了。几百人出了事，饿死了人，我也不要回北京，我就死到云南吧，就是就到了那么紧张。
1979年1月8日，赵凡得到知青绝食的消息后，当天晚上就从景洪出发，在路况复杂的公路上疾驰了一天一夜，到达勐定农场。为了安全原因，他被安排住进了部队招待所。
1979年1月10日，赵凡一行来到了知青绝食的地点。这里已经聚集了1500人。赵凡正准备讲话，现场的所有知青突然跪下了。
赵凡：我去了以后啊，他摆开了场面，一个大操场上，都集合到那里。见了面时不说话，他第一个安排的就痛哭。大声痛哭，一起痛哭，一个广场里边没有话说，就呜呜呜，就是那么哭。我呢这个4个孩子，3个女儿，一个儿子， 4个孩子都是，3个知青，在山西农村里插队。这样一看知青，我也掉泪。他一看我，一听，可找到一个看看我们的，知青有希望了，有点盼望了。这中央派来的，是这种人。那我们的困难还能解决。
在1500多名哭泣的知青面前，赵凡说：“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向国务院来反映。”他劝知青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而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赵凡说：“这一次遇见了请愿、罢工、静坐、绝食、包围干部，向工作组下跪等等方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事不是几个坏分子可以煽动起来的。”“而全国农场有知青160万，过去我是稳定的看法，这一次改变了。”云南农场的知青大多数来自四川和上海，这两地的党委政府是否同意知青回城，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
可是上海一听说知青在中央这儿逼着要返城，就害怕得不得了，说我上海是个大城市，我的人口最多，我的知青也最多，现在城里还乱得一塌糊涂，刚刚喘过气来，无论如何你可不能把我们（知青）放回来，放回来我可没有饭吃，可弄不了。
这个绝食这个地方，还在绝食的。我们就把情况，告诉四川省委。他就知道这个问题你不能交给中央，你不能一下子就回来，你不能叫他不准回来，还要出问题。他就说了话，四川的知青，我们四川负责，等我们做好准备工作，给我们送回来，我们接收，安排工作。满打满承，全包了，这样以后啊，上海就受到启发了，说人家四川做得漂亮啊，这上海的转变、北京的转变都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什么事都有个
在采访中赵凡反复强调是中央和云南、四川、上海等地的领导审时度势，为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正确的决策。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向赵凡表示，云南省委同意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案，他说，“知青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不愿意留的统统走。”
赵凡：我把在云南的这个情况，上海的问题，四川的问题，写了个材料，国务院转发了，“做好工作，合情合理”，做好了准备工作，逐渐地回去。这不把这个“四不满意”变成“四满意”嘛。
5万云南知青在狂喜之中纷纷回城，一年之后，据说留下来的知青只有70人。云南知青回城的消息鼓舞了全国各地的知青们，黑龙江、江西、浙江等地的国营农场的知青先后回城。
赵凡：最决定因素，拨乱反正，就是解决文化大革命，包括知青问题都在内，社会矛盾，这是最大的一句话，什么都不要考虑了，再要不搞生产，我们都要饿肚子了，一下子引了这个方案，什么错误，一扫平。
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从此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包括个人就业也必须等待统一分配，成为了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当时城市劳动力过剩，正在建立合作社的广大农村，却缺乏保管、会计、出纳这样的人才。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里写道：“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
此后每逢经济遭遇大的停滞，就业压力严重增大时，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便骤然增加。“三年经济困难”之后的1962年到1965年之间，在政府的动员之下，近200万城镇知青下乡。文革当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更是背负着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实际困难，形式上却发展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这一时期日益严格的户籍制度，使落户农村的知青们除了招工、参军、上大学等正规渠道之外，几乎无法返回故乡。
有研究者认为，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仅是为了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其实也是重要的原因。尤其是1966年到1968年，学校停课，大学停止招生，工厂也基本不招工。然而这三年里，全国初中高中毕业生累计达到400多万人。就业的形势是空前严峻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了毛泽东的一句最新指示，上山下乡运动走向高潮。
赵凡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和中央政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战略高度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赵凡：工人就业就是党中央最大的一件事情，这一些年轻人都在那想干活，找不到活。国务院已经成立了知青工作小组，后来从县委，从基层的区委，层层都有知青办，不是光中央说了，每一个党委都遇到那么大的困难。要盖房子，要增加经费。这是最重要的问题，群众接受了没有，党的工作做下去以后，群众是拥护的。开始都是自动报名啊。所以这十年内乱一打乱，有什么道理可讲，就搞乱了，我想国家对这个政策，历史还要来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