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如一夜春风来全文txt:当前吏治上存在的问题

当前吏治上存在的问题   
段拥军 一、任免评价体制不规范 过去官员虽然说不是终身制，但是因为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干部任免规则，绝大多数干部只要不出政治经济问题，铁饭碗可以一直端到退休。那时干部是令人羡慕相对稳定的职业，地位高受人尊重。要说有政治风险，那时谁没有，作为上级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干部得到的信息和拥有的知识比普通人多，因而犯政治错误、路线错误的概率不比普通百姓高多少。 那时节，人们争当干部或保住自己的干部职位，是有明确的硬条条的，有严格的程序和指标。首先，你必须出身好，是贫下中农或转业军人。其次，你必须现实表现突出，是各项事业、各项运动的积极分子，是做出了卓越成绩的人士。比如你生产工作任务完成得好，属全连第一；你学毛选活学活用做得好，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再次，你必须群众威信高，即使不是所有的人说你好，也得大多数人说你行，起码不能出现相当一部分群众坚决反对你的情况。最后，你还不能有污点，要能通过党支部、团支部或群众积极分子的评议、审查。如果你曾经有过隐瞒组织的事情，多少年前曾经犯过政治错误，或者你的现实表现中有某种出格的、影响不好的事情的发生（比如犯了作风错误、向组织说了假话等等）。沾上了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会使你入党提干的愿望泡汤。 此外，提干还要有一定的时间要求，除了极少数坐直升飞机，一下子从基层升到中央之外，绝大多数干部，从普通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到入党提干，都必须有相当长的实践过程。党还没有入就想提干，班长都没有干过就想当连长，连长没有干两天，就想当团长；车间主任都没有干过，就想当厂长，一般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做了惊天大事的英雄模范人物。 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干部职业成了风险度最高的职业，不仅违法犯罪的风险很高，职位的安全性稳定性也最差。任何时候任何问题都可能下（当然也可能上），群众威信高反映好可能下，群众反映差也可能下；工作干得出色、企业欣欣向荣、利润颇丰可能下，工作干得不好企业亏损也可能下；一封告状信可以使你下台，一次自然灾害或安全事故也可能是你下台；上级领导换人可能使你下台，裁减冗员也可能使你下台；59岁可能退居二线，49岁、39岁也可能退居二线。原先干部应该怎么干，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人们一般都很清楚。只要按照文件精神做了，依照上级的指示干了，出再大的问题也不要你负责任。 现在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不仅一般人不清楚，干部自己也不清楚。一切都要靠高水平的独立判断。判断错了，干了不该干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即使你没有责任，也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就是该干的事，干得出了问题你也必须负责任。现在干部升降、任免，不讲出身，不讲条件。刚刚上班，什么都不懂，可以当高层管理人员；干了几十年，成绩卓著的老干部也可能因为一句话没有说好，一个眼神没有打好，而下台或下岗；党员出身、工程师出身可以当干部，三陪女出身、打手出身、文盲出身同样可以当干部；取得重大工作成绩可以提拔，工作成绩一塌糊涂也可以提拔，工作一天的经历同工作10年的经历一视同仁；每一行政层级都有一个提拔的年龄限制，有的59岁面临退休，有的49岁、39岁也面临这辈子走到头的感觉与安排。 现在提干选干，没有工作业绩、群众威信、有无污点等硬指标，也没有党员评议、积极分子审议、群众评判等民主程序，只要主管领导认为可以一切就行了。主要领导即一把手、二把手认为你不行，其他一切业绩、好评、威信都没有用。正因为只要一个人或两个人认为行，就行，任免干部没有外部的或群众评价的制约，这才使得一些人欲当干部，只要搞惦一个人或摆平一个人就可以了。这才出现，只要一个人高兴，不管成千上万人是否满意，是否高兴，只要一个人坚决要干的事，不管其是否冒天下之大不韪，人们都会争先恐后的去干。在干部任免上、干部评议上，今天的普通群众、普通职工、普通农民、学生、教师，说话的机会很少，说了话也没有用。在不少情况下，说话者还会有很大的风险。除非你不计成败利钝矢志告状，除非你不顾一切层层上访，有杨乃武小白菜的顽强，有秦香莲的机遇，你才会在干部监督任免上获得影子一样轻微的影响机会。 任免选拔干部的权力，一旦没有了公共权力委托人（选民或者公众）的影响规制，其自主运行，必然使这一权力的运用偏向干部任用选拔者个人私利的方向。选拔和任用干部多倾向于是否对选拔者有利，而不是考虑是否对事业有利、对广大群众有利，便成为常态。 二、权力异化现象难以避免 如果说干部任免权力因为缺少群众或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约束，会发生权力运用上的偏向。那么一般行政权力的使用，由于缺少权力委托者的影响限制，必然也会出现偏离权力设置本来目的的权力异化现象。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授予，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力使用目的、方向的约束，那么，高度自主的企业管理权，在使用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偏离本来目的的倾向。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利润的约束，没有企业发展目标的约束，没有财会制度的约束，那么掌握企业管理权的人任意用权，不负责任的使用经营管理权的现象是不是就会发生呢。今天，私人企业授权委托工作进行得比较严格，这方面的情况就好一些。而国有企业因为经营责任义务的软约束，使得拥有管理权的人权力使用问题百出。更关键的是，如果说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委托多少有一定的责任约束，比如资产保值约束、利润约束等等。那么行政管理权的委托则几乎没有任何责任约束。各级官员在握有权力的同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履行什么义务，完不成任务、履行不了义务，责任怎么追究，这在行政权力的委托授予上，几乎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即便有一些名义上的责任和约束，也没有切实的措施保障责任追究的实现。例如，各级政府虽然都有一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有保一方平安的责任，有反腐倡廉的责任，但这些指标完不成怎么办，如何知道它完成得好坏，没有这些方面的可操作性的制度作保证，说承担责任实际是在说空话。 在选举制条件下，对干部责任的追究，对干部履行义务的要求，一般是通过选举过程予以明确，加以追究的。摆成绩与摆问题的权力职位竞争，寻找毛病与施政方针缺陷的努力，争取连任的巨大压力，这一切可以使行政官员的责任追究变为现实的和可感觉的。虽然行政官员因为任务目标的多元化，加上行政事务的专业性，对他们的监督和评价不容易做。但是，通过权力竞争等多种手段的运用，行政权力责任会变得愈来愈现实、愈来愈明确。至少你的工作失误有人追究了，你努力的效果，你主张的合理性，开始受到各个方面的关注和评价。并且最终，你综合的工作业绩、政绩会受到公众周期性的结论性评价：好的官员会受到推崇、得以连任，做的差的官员就可能下台。 通过选举过程对官员所做的评价、评比、选择，虽看似混乱，但它对权力弊端的纠正，对掌权者行为的驱使，对政治竞争者行为追求的改变，却是非常起作用的。一个陈水扁失足落水，会激发多少立志从政者的人引以为戒。一个马英九特支费事件，又会使多少国民党或民进党的干部注意和检讨自己过去和今后的一言一行，争取做一个在经济问题上无懈可击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