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妈妈的恩情简谱: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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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
(2010-12-10 13:23:47)
转载标签： 清华
四一四
分类： 社会杂谈作者：沈如槐陈楚三
（今天看到孔庆东老师发了一篇关于清华思忆四思潮的文章，想弄清楚，于是上网搜出一些，大致有了一些了解）
时光荏苒，清华大学四一四和四一四思潮诞生整整四十周年了。作为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和四一四的领导人，我们借此机会对四一四思潮进行简单的回忆与思考。
四一四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与清华大学两派的三次大论战密切相关。
◇ 纵队派与团派的大论战孕育了四一四思潮
１９６６年底的北京，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呐喊中，中央文革呼风唤雨，造反派四面出击，老干部纷纷落马，保守派溃不成军。一部分红卫兵开始反思：中央文革是否执行了“左”的路线？
１９６７年初，上海“一月革命”后，中央认为在红卫兵队伍中出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提出了红卫兵的整风运动。又有一部分红卫兵开始反思：造反派究竟是不是代表文化革命的大方向？能不能实现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
这些反思其实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反思，而这些反思在清华进行得尤其深刻，因为清华文革受到中央高层的直接干预，清华发生的许多事件也对整个运动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正是这些对文化革命的反思才产生了四一四思潮，而四一四思潮的发展又促进了对文化革命的反思。尽管这种反思是十分肤浅的。
清华的反思主要体现在纵队派与团派进行的三个多月的论战中。
１９６７年元月至３月，纵队派与团派进行的论战，主要集中在“五个正确对待”问题上，即红卫兵小将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如何正确对待具有不同意见的战友、如何正确对待保守派群众、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和教师。论战的核心问题是红卫兵小将自己是否需要改造或提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抑或昙花一现？
可以说“五个正确对待”是四一四思潮的胚胎。
◇ 四一四与团派的第一次大论战催生了四一四思潮
随着夺权斗争的深入，毛主席否定了“上海公社”，提出了革命委员会和三结合的方针，干部问题开始成为文化革命的焦点之一。
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１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提出了所谓“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路线”。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责任推到刘少奇身上，另一方面，呼唤更多的干部站出来支持文化大革命。
《红旗》杂志的文章遭到了团派的激烈反对。纵队派以此为契机，接过了“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的旗帜，成立了四一四串联会，并引发了四一四与团派长达半年的第一次大论战。正是这次大论战催生了四一四思潮。
这次大论战是围绕干部问题而展开的，四一四的主要观点如“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转舵论”、“收尾论”、“两小撮论”、“平黑论”、“平保论”、“让贤论”、“勇敢分子论”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人们把四一四的这些观点统称为四一四思潮。不过，在这个时期，四一四广大群众对四一四思潮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对其中某些观点还颇有争议。
◇ 四一四与团派的第二次大论战发展了四一四思潮
江青６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关于“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的讲话、团派的“大翻个儿论”和“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引发了四一四与团派的第二次大论战。这次大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文化革命的目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如何认识建国十七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权性质？文化革命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彻底砸烂”无产阶级专政？虽然过去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这次论战主题更为集中，四一四广大群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更加一致、更加深刻。此时，可以说四一四思潮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 四一四思潮的内涵与核心
四一四与团派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尽管观点层出不穷，花样不断更新，但归根到底只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十七年”，即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即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和任务。四一四的大多数政治观点就是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的。
◇ 关于十七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红线主导论”）。
十七年来中国还没有形成特权阶层，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中国的阶级关系没有发生像苏联那样的变化（“阶级关系不变论”）。
◇ 关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大翻个儿”，不是“彻底砸烂”，而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部分改善论”）。
文化大革命已经揪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应该无休止地揪下去，而是应该转舵了、收尾了（“转舵论”、“收尾论”）。
文化大革命应该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两个一小撮（“两小撮论”）。
针对干部的“平黑论”；
针对群众的“平保论”；
针对造反派的“一分为二论”；红卫兵小将应该做到“五个正确对待”论、应该主动为革命干部“让贤”论；
大胆解放和使用干部，让领导干部取代造反派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
反对冲击军队；
反对极“左”思潮；
“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就是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涵。
四一四思潮的矛头所向就是极“左”思潮，坚决反对极“左”思潮是四一四思潮最鲜明、最独特的理论旗帜。
四一四思潮的核心是“红线主导论”和“部分改善论”。四一四思潮中所有其他观点都是建立在这两个观点之上的，都是从这两个观点派生出来的。“红线主导论”和“部分改善论”实质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红线主导论”是前提，“部分改善论”是结论。四一四思潮核心观点的完整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只能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能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最初并不是四一四提出的观点。我们当时的看法是，团派中的极端分子是一些勇敢分子，在文革初期，他们冲锋陷阵，夺权以后，他们头脑膨胀，极“左”思潮泛滥，成为各地乱局的根源，必须用铁的手腕将他们捏得粉碎，稳固政权只能依靠我们四一四。我们把这个观点称之为“勇敢分子论”。张春桥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时，将它定性为“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７。２８讲话中毛主席又随意发挥，把“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改成“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对于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主席经常进行这样的“随意发挥”。
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哪一个“天下”是造反派“打”下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支持，造反派便不能夺取任何一个单位的权力。造反派的“天下”都是毛主席“恩赐”的。毛主席本想让这些造反派坐天下，可惜他们的表现差强人意。毛主席说他们没有能力单独地管理国家，单独地管理城市，连学校也不能单独地管理。毛主席还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我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情，信不过他们”。毛主席的这些话，其实这就是说造反派不能坐“天下”。
◇ 四一四思潮的实质
团派的同志早在文革中就尖锐地指出：四一四思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毛主席做了结论：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对于这个结论，文革中我们是极力否认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结论。
“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从理论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部分改善论”，否定了全国各地、各部委的全面夺权。
“转舵论”、“收尾论”，干脆就是叫停文化大革命。
而从“两小撮论”、“平黑论”、“平保论”，到关于造反派的“一分为二论”、“让贤论”，从让领导干部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到“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无一不是对文革中一系列做法的实际否定。
我们过去极力否认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因为：
在思想认识上，我们认为文革是非常必要的，是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文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一是揪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和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二是广大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干群关系将会得到很大改善，三是，全民进行了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
在内心深处，我们真心崇拜毛主席，真心拥护文革，因此，我们积极参加文革，想经风雨、见世面，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实际行动上，我们拥护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不遗余力地批判“封、资、修”。
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造反派，而是反对那些变了质的造反派。对于那些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造反派，我们钦佩有加。
我们也曾一度被假象所迷惑，极力推崇“上海模式”：革命左派与老干部相结合，执行了温和的政策，使上海的形势特别稳定。
我们只是认为，打倒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群众觉悟得到了空前提高，文革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文革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大乱之后应该转向大治。我们对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有不满，有怀疑，我们看出了文革中的一些问题，但还远远谈不上反对。
◇ 四一四思潮的特点
四一四思潮有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开放性、群众性和实践性。
１、开放性
四一四思潮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开放的思潮。从内容上说，四一四思潮是四一四各种政治观点的集成。从时间上说，四一四思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逐渐形成的，是在对文化革命的反思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２、群众性
四一四思潮不是出自某个理论家的发明创造，也不是出自某个教师爷的归纳总结。四一四思潮是一种群众性的思潮，四一四大部分观点都出自四一四中不同的战斗组和不同的个人。
四一四思潮是四一四群众在与团派长期的论战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与极“左”思潮的反复斗争中逐步完善起来的，四一四思潮是包括学生、干部和教职员工在内的广大四一四群众在清华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体创造。
３、实践性
四一四思潮不仅仅是一种思潮，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实践，是在清华文革中有几千人参加的、历时一年之久的、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实践。四一四坚持不懈地将自己的每个观点都付诸实践。这种政治实践是血淋淋的实践，不少四一四群众在这种政治实践中付出了自己的鲜血，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 四一四思潮的深厚基础
人民群众中自发的反“左”力量是四一四思潮的深厚基础。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这个理论一方面强调我国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一个悖论。我们曾经指出，清华之所以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并形成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主要是对这一悖论的理解和认识不同。四一四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进行的革命，必须实现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如果你破坏和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极“左”。团派认为：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理论的精髓就是继续革命，而且既然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如果你反对这一原则，你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你就是极右。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团派与四一四斗争的实质是极“左”思潮与反对极“左”思潮的斗争。
既然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么团派与四一四斗争的实质为什么不是坚持文化大革命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呢？
这是因为：对于四一四的主流而言，当年，我们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更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勇气去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四一四并没有创造出什么高明的理论，四一四思潮所表达的观点绝大多数是当时《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以及《文汇报》所公开提倡和宣传的观点，很多精神都出自中央甚至毛泽东主席本人。四一四的创造性就在于：我们从铺天盖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宣传中“挑出”了这些观点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和政治主张，并在清华大学坚持和实践这些政治主张。我们认为这些观点真正体现了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就是因为四一四凝聚了一批善良的平民百姓，坚持自己的信念，敢于用毛泽东思想去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
四一四思潮的理论旗帜是反对极“左”思潮，四一四观点的主要形态是反对极“左”思潮。从四一四成立之初，到武斗前夕，四一四一直高举反“左”的旗帜。初期反对形“左”实右，后来反对极“左”，四一四反“左”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四一四思潮代表了人民群众中自发的反“左”力量，反映了人民群众结束政治动荡、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基本愿望。这就是四一四思潮的根基。
◇ 四一四思潮的致命弱点
以“左”反“左”是四一四思潮的致命弱点。
四一四反对极“左”，是以“左”反“左”，或者说是以小“左”反对大“左”。这是因为四一四所坚持或主张的许多东西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产物，四一四的不少实践活动也是受“左”倾错误影响的。
从实际行动上看，在校内，四一四批斗“走资派”，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批斗右派分子，甚至批斗持不同观点的普通教师；在社会上，四一四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高喊“打倒刘邓”；还有少数四一四群众参与了几大极“左”事件。
从政治观点上看，四一四思潮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左”的东西。从“红线主导论”到“阶级关系不变论”，从“两小撮论”，到“十七年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等等，都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观点的反映。
在四一四思潮的核心观点“红线主导论”中，我们全盘肯定建国十七年后毛主席领导的所有运动，如反右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四清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中苏大论战等。实际上，解放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客观规律没有充分的研究和正确的认识。这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不过是毛主席左倾思想指导下的盲动。这些运动伤害了党，伤害了干部，伤害了知识分子，伤害了人民群众，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民主法制的建设。而通过这些运动，毛主席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不断发展，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文化大革命正是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我们全盘肯定这些运动，就是接受了毛主席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
文革前我们受到了正规的传统教育，但是在传统教育中也包含了很多“左”的东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反修防修”已经在我们那一代人心中牢牢扎根。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政治语言都已打上了深深的“左”的烙印。
因此，四一四思潮虽然对文革有所反思，但这种反思是十分肤浅的，无法上升到共产党必须纠正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的高度，无法上升到共和国必须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高度，无法上升到党和国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
我们之所以纪念四一四思潮，是因为我们“有幸”参加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我们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我们也给历史留下了经验和教训。我们——文革时期的年青一代——包括团派和四派，既非神仙圣贤，亦非妖魔鬼怪。我们思考过，我们奋斗过，我们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