蚯蚓什么地松土:社会学 (Sociology)简介

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从某种特有的角度,或侧重对社会,或侧重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侧重对社会和人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因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对象和方法的学科。社会学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不仅在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中占据独特的地位,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成为一门包含众多分支、具有独立知识结构的社会科学。
　　“社会学”在语源学上的意义是关于社会的学问， 由拉丁文societas（社会）或socius（社会中的个人）和 logos（词、学说、学问）两个部分组成。绝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一词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A.孔德在1838年10月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第 4卷中正式提出的。据考察,这部共6卷至1842年才出齐的著作,从第1卷(1830)至第3卷(1835年9月)没有出现过社会学这个词，使用的都是“社会物理学”这个术语。因此，根据第3、4两卷发表的时间间隔推算，“‘社会学’这个名词，大概是1835～1838年之间用的”（见陈序经：《社会学的起源》第1～2页；岭南大学，1949；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1页，商务印书馆,1948）。也有个别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这个术语是由比利时社会统计学家L.A.凯特莱于1835年首先提出的。但即使持此种看法的社会学家也承认，是孔德把这一术语运用到学科中去的。关于孔德创造社会学一词来代替他以前使用的社会物理学的原因，学术界至少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这是针对C.H.de圣西门的,因为孔德十分傲慢自负,以为社会学这门新学科是他发现的，所以要用自己创造的社会学来代替圣西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使用的社会物理学来命名这门学科。另一种解释认为这是针对凯特莱的，因为在孔德看来，社会物理学这一术语已被这位比利时社会统计学家所“窃用”，所以要创造一个新名词来代替它。这两种解释孰是孰非,除了具有考据意义之外,于学科的实质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孔德使用社会学这一术语的实质和目的，仍和使用社会物理学一样，都是为了表明一门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基本规律的独立学科，以区别于过去那种思辨的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社会学的发展,无论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还是从K.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经历了一个从一般的社会哲学到专门的具体社会科学演变的过程。 

　　据考证，中国各种书刊中最先采用社会学一词的是谭嗣同的《仁学》。这本1896年出版的书在第一篇中称：“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社会学在初输入中国时，还叫做“群学”或“人群学”。最初用这一名称的是康有为。据梁启超所记广州长兴学舍教育大纲，康有为在1891年曾把“群学”同政治学原理一起并列为经世之学。但是，谭嗣同只是提到社会学，而没有涉及具体内容；康有为的群学,我们也只知其名称,无从考查其内容。严复是以群学的名称系统介绍西方社会学内容的第一人，他从1889年□译H.斯宾塞的《社会研究》的前两章到1903年出全书,书名译为《群学肄言》,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开端。章太炎则最早直接用社会学的名称在1902年翻译出版了日本人岸本能武太著的《社会学》。此外，吴建常、马君武也在1903年分别出版了F.H.吉丁斯的《社会学提纲》和斯宾塞的《社会学引论》中译本。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7-13 9:52:29编辑过]

社会学的对象
　　“社会学是什么？”或“什么是社会学？”一直是它的创始人以及后辈社会学家力图明确回答而又不容易回答清楚的问题。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个人强调的重点各异，回答也各不相同。不仅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学家意见分歧，即使同一时期不同的社会学家也众说纷纭，甚至同一个社会学家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看法，或者同时持有几种看法。这样，社会学在 15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就积累了为数众多的定义。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曾系统介绍过从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30年代初为止的9种关于社会学的定义:①以社会学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持此说的有孔德、美国的E.A.罗斯和英国的E.A.韦斯特马克等；②以社会学为研究社会形式的科学，其代表是德国的G.齐美尔；③以社会学为研究社会组织的科学，美国的E.梅尧—斯密和W.I.托马斯主此说；④以社会学为研究人类成绩或文化的科学，其代表是美国的L.F.沃德;⑤以社会学为研究社会进步的科学,美国T.N.卡维尔和蒲希持此说；⑥美国的J.赖特和C.W.哈特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关系的科学；⑦美国的A.W.斯莫尔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过程的科学；⑧P.A.索罗金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间的关系的科学；⑨美国的R.E.帕克、E.C.林德曼以及德国的 L.von维泽等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美国社会学家H.巴利和B.穆尔指出，在1951～1971年的20年中由美国出版的16种普通社会学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学对象的提法就有8种,即社会互动、社会关系、集团结构、社会行为、社会生活、社会过程、社会现象、社会中的人。
　　这众多的定义概括起来，主要分属于三大类型：第一类侧重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这类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等人。其中孔德、斯宾塞在研究整体社会时，强调的是一般社会现象，而迪尔凯姆则强调特殊的社会现象，即“社会事实”。这种观点形成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路线。第二类侧重以个人及其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这类观点的主要代表是M.韦伯等人，形成社会学中的反实证主义路线。这两类观点对后世影响至深，后世的许多看法多为这两类观点的变形或混成。马克思主义派的社会学者中，既有主张第一种类型的观点的，也有赞成第二种类型的。但他们都是以社会和个人的统一为指导的,都赞成马克思的下述观点: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应当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反之，社会又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各个人借以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至于不属于这两大类的其他社会学定义可以看作是第三大类，其中有些观点影响不小，但都没有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主流。　　
    按照上述分类，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学的定义，大体有以下几种看法。
　　⒈侧重以作为有机整体的社会本身为研究对象 (这里的社会既包括整体社会,也包括局部社会,即社会的某一方面、某个领域、某个层次)。其代表性观点有:①认为社会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治和乱、盛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由以达到“治”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这是严复首先提出的。他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解释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指正德、利用、厚生──本文作者注）之事操其本耳”。严复这样给社会学下定义，既符合孔德、斯宾塞关于社会学的见解，又具有中国特色。80年代在中国的社会学者中，有人提出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规律性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定义可以说是沿着严复的思路发展的。　　
    ②认为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一样是研究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1949年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陈翰笙等人，与俄国的Г.В.普列汉诺夫、Н.И.布哈林等人一样，坚持这种观点。他们对社会学所下的定义大体相仿：“社会学是一种科学，研究社会上各种现象及其原则与一切社会制度的学问，且用科学的方法，考察社会是何物，发明一种法则，以支配人间的行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1920）；“社会学者,社会科学之一,其研究之目的在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其研究之方法，在追溯过去以说明现在，更由现在以逆测将来”（《李达文集》第1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80）；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之构造，社会构造之存在、发展、变革及其相互联系，分析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诸要素，及诸要素的性质、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探求社会变革的因果关系和法则,以推知社会进行的方法,预测将来的一种学问”(许德珩:《社会科学与社会学》,1936)。
　　③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整体及其规律性的。由费孝通主持和指导的、中国社会学重建后出版的第一本《社会学概论(试讲本)》,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下定义：“社会学是从变动着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出发，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台湾省的一些社会学者也持有类似的看法：“社会学是使用科学方法，持守科学态度，以研究人类社会；主要论及社会之构造要素，其起源、发展、成熟与变迁；论述诸社会事象如社会制度、社会系统、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社会运作程序、社会团体等；并想在诸社会事象中寻求或建立普遍性公律、原则、原理等的科学”（杨懋春：《社会学》第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⒉侧重以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及其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主张这种观点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主要以孙本文为代表。他深受芝加哥互动学派心理行为理论的影响,认为社会学的各种定义虽没有什么错误,“但或失之抽象,或失之广泛,或失之含糊,或失之狭隘,似均不能认为适当的定义。比较在目前可认为适当的定义，即是：以社会学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社会学原理》)。龙冠海对社会学对象的定义也属于这一类，认为社会学的主要旨趣“是在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中的人及其由此所造成的社会体系，社会团体，与社会组织，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情形”（《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社会学》第111页）。
　　1979年以后，一些中国社会学学者师承了孙本文和龙冠海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有的论证说：“社会学是研究人们的社会性行为规律的科学……。因为社会学是综合地研究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而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都是由人们的社会性行为造成的”。因此，“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从本质上说就是关于人们各种社会行为规律的理论”(杨心恒、宗力：《社会学概论》，群众出版社，1986)。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应该着重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过程和固定化形式。具体说来，就是要研究个人一定的行为怎样形成一定的关系，一定的关系怎样形成一定的制度”(庞树奇:《社会学概论》,1986)。
　　⒊第三种类型的观点，有代表性的意见有“剩余说”、“学科说”、“调查说”、“问题说”和“未定说”等种。　　①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剩余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其他社会科学不研究的“剩余领域”。费孝通在1948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的后记中对“剩余说”作过一番概括：在孔德和斯宾塞这些社会学的早期代表人物那里,所谓社会学不过是“社会现象的总论,把社会学降为和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学问，并非创立这名称的早年学者所意想得到的”。现在的社会学“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了”。因此，“讥笑社会学的朋友曾为它造下了个‘剩余社会科学’的绰号……。政治学、经济学既已独立，留在‘社会学’领域里的只剩下了些不太受人问津的、虽则并非不重要的社会制度，好像包括家庭婚姻、教育等的生育制度，以及宗教制度等等”。“这样它还是守不住这老家的，没有长成的还是会长成的。在最近十多年来，这‘剩余领域’又开始分化了”。
　　②认为社会学是“科学群”。于光远给社会学下了一个兼有“学群说”和“问题说”的界说。他说，社会学是“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中心的一个科学群。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群科学,一个科学群”（《社会学文选》第5页）。关于这个科学群的范围,他认为,除总论外,至少有7个方面是应归社会学研究的,如：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但有一定影响的因素的研究；从人的分类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尚未被其他学科作为对象的某些社会关系的研究；社会生活；社会风尚；社会病理与社会病态；地域性的社会问题等等。此外，可能还有对于许多社会科学都有用的关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同上书,第6～17页）。
　　③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调查研究的学科。由于社会学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离开社会调查研究便没有社会学，有的学者抓住这个学科特征，把社会学界定为调查研究的学科。
　　④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1979年中国学者在重建社会学、论证社会学的必要性时,有一点共识,就是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社会学。上面的“剩余说”、“学群说”、“调查说”各种观点中也多少包含有“问题说”。
　  ⑤认为社会学对象现在没有确定。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在发展中尚未成熟的学科，不宜过早地给它划定研究范围。
　  上述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种种不同观点，都是由于研究者对社会的观察角度不同造成的。从上述种种不同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就构成种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尽管角度不同，观点各异，但是不同学派的社会学家之间仍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可以沟通。这是因为：社会学实际上是以别的具体社会科学学科都涉及，但又不作专门研究的东西为对象的。社会学家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在寻找这个东西，都有意识无意识地在沿着这条路探索。所以不论他们的观点和方法有多么大的差别，在研究实践中仍然会走到一起来。这确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应当看到，社会学对象问题上的众说纷纭，是这门学科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中国社会学界正在进行的讨论，应看作是学术活跃的可喜现象，同时也表明，社会学对象是一个回避不了的基本问题。

社会学的性质
科学性　　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能否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些问题从孔德开始至今一直困扰着学术界。一些社会学家把该类问题看作是使社会学界发生分裂的最根本的问题，看作是西方社会学争论的三类理论问题之一。
　　孔德不仅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而且认为是科学之首，是“科学的皇后”。孔德把社会学看作是“社会物理学”，表明他认为建立一门“社会的自然科学”是完全可能的。在他看来,社会学的科学性,就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和精确性。美国社会学家J.H.特纳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持这种统一科学观的学者认为，社会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在社会研究中从经验事实出发，一切理论、命题和概念必须能经受事实的检验，而研究过程中则须把事实与价值区别开来，使社会学日臻成熟、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精确科学。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社会学知识的普遍性被认为是当然的，即使目前还未达到此种程度，只要持之以恒地努力，终究会得到关于社会的普遍性解释，以至最终把握社会现象的规律。
　　另外一些人主张社会学是一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不是“社会的自然科学”。孙本文从“科学是有系统组织而可验证的正确知识”出发，论证了社会学是一种关于社会行为的有系统组织而可验证的知识，论证了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的两点区分：不能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法；不能完全适用统计法。他认为，以数量的精密分析为社会学的标准是不尽正确的。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科学性，最根本的是能够在把握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结合不同民族和地域在文化和历史上的连续性和特殊性，用科学的方法揭示出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特殊规律性。为了保证社会学的科学性，社会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缺乏经验研究的社会学是空洞、思辨的；而缺乏理论研究的社会学则是盲目、表面的。经过最近数十年的努力，社会学在科学性上，已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概率模型”的运用大大增加了预测的精确度；“统计控制法”和“模拟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对所研究对象涉及的多个变项的控制等等。
价值性　　社会学能否成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家应扮演纯粹客观的研究者、还是积极参与者的角色？这也是社会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孔德区分了社会学的理论目标和应用目标。理论目标就是用“纯粹理论的态度”或“严格的科学态度”去研究社会现象，发现社会现象的自然规律，预测社会现象的发生。这时社会学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者是纯研究者。应用目标则是将所得到的预测现象发生的原则应用于社会，指导社会活动。这时社会学则是与价值相关的，社会学家也成为社会的医生、参谋、策划者或指导者等等的积极参与者。孙本文持与孔德相同的观点，也区分了社会学的“纯理目标”和“实用目标”。第一种目标即纯理的研究，就是“取纯粹客观的科学态度，用纯粹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第二种目标则“在研究与了解现实生活的利点弊点，而后应用社会学上的原理原则，设法兴利除弊”。
　　孔德之后，在西方社会学中主张价值中立的观点逐渐强化，终于成为社会学的主流。迪尔凯姆主张科学理论的价值只在于能说明或解释社会组织，而不在于改造社会；V.帕雷托提醒社会学者不要因为个人的宗教、道德、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感情，不去报导“是什么”，而去报导“应当是什么”；韦伯则明确提出了“价值中立”的观点，强调社会学面对社会现象时应保持价值中立性，但他把“价值中立”限制在认识的领域，在实践选择的领域则是与“价值相关”的。“价值中立”在韦伯那里大体有两层含义：①指科学研究的一种规范性原则，即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中应以科学家的角色，而不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出现。这意味着研究社会现象首先作出客观的因果性考察，即区别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并把事实作为科学认识的基础。②作为科学的一种构成性原则，当人们说明社会现象的原因时，必须追溯导致社会现象生成的人的行动动机，亦即需要理解人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而理解主观意义就必须借助人们的价值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研究又是与价值相关的。韦伯的“价值中立”概念与那些主张道德科学有科学基础的观点发生尖锐对立，加之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理解上的分歧，在社会学界内部曾引起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
　　在中国社会学界,有人赞成“价值中立”的提法;有人则主张“实事求是”的提法，认为这种提法既保留了“价值中立”包含的客观性的要求，又能避免“价值中立”在理解上的分歧和矛盾。
综合性　　深入认识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是正确理解这门学科的性质及其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的关键。社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说明社会学的综合性。
　　一些社会学者主张社会学是从人的行动及其互动来研究人类社会的构成和变迁，认为社会行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综合。社会是人群以特定方式的组合，一切社会现象及其过程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行动即人际互动是沟通的中介,它既涉及作为行动主体的人和群体的主观方面（生理、心理、意识、情感、动机、愿望、价值观念等），又涉及行动者所处的客观环境（自然环境、文化和历史氛围等）。这些主观因素和客观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不仅为人的实践行动提供了条件，又对行动的规模和范围构成了限制。正是在这些社会行动的基础上，出现了各种纷繁复杂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及其过程。社会学通过社会行动研究社会的构成和变迁，对象本身就决定了这一研究必须集主观—客观、静态—动态、微观—宏观考察于一身的多维综合的特点。　　一些社会学者侧重从社会学兼有多种学科的特点、涉及广泛的范围上来看待社会学的综合性。他们认为社会学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等单科性社会科学，它全面广泛地涉及表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各种人际互动关系，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方面都以不同方式发生联系。因此，它要借助各门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但又不像它们那样，只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研究社会系统的某个领域、方面。相对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和知识内容而言，社会学研究具有综合性。社会学研究社会现象如自杀现象、犯罪现象时,绝不能就自杀研究自杀,总是联系多种相关的社会因素、联系社会的整体进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考察。迪尔凯姆对“自杀”的分类（利己型、利他型、失常型），对影响自杀率的社会因素（如宗教信仰集团的差别）的研究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社会学家在看待社会进步时，也不仅仅单纯地看经济增长，还要综合地看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社会研究的综合性既与作为具体方法的、与分析方法相对的综合方法不能等同，又不同于哲学的综合性。哲学的综合性是世界观、方法论意义上的综合性，是一种最普遍、最一般意义的综合。社会学的综合性则是较世界观、方法论层次低的综合性，是特殊意义上的综合。这是因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诸如社会秩序的社会进步、社会活动的社会关系等等，比起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来，都是特殊的东西。

社会学的框架
　　社会学的框架是指社会学的总体框架和理论框架，弄清楚这两个框架，也就掌握了社会学的大体的范围和内容。
总体框架
　　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关于总体框架的看法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以及混合法等，最基本的是二分法，其他的分类都是二分法的变形或发展。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首先将社会学区分为静态社会学（研究社会秩序）和动态社会学（研究社会进步）两部分。沃德在20世纪初出版的《纯理社会学》中，将社会学分为纯理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纯理社会学吸取了孔德的思想，把静的社会现象问题和动的社会现象问题与社会势力问题摆在一起；应用社会学则研究社会改进的现象问题。索罗金在30年代把社会学划分为普通社会学和特殊社会学，前者研究社会现象的共同性与共同关系，后者研究社会现象与社会现象间的特殊性和特殊关系。特殊社会学实际上是分科社会学。
　　有的社会学家则把社会学分为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前者侧重研究社会整体结构功能，后者研究个人、小群体及行动。维泽在《系统社会学》一书中把社会学分成三部分：历史社会学（研究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哲学社会学(研究由社会养成的内心势力的最后意义,及意识的力量)；系统社会学（根据实际与实验,作社会现象的系统研究）。
　　影响较大的是孔德、沃德和索罗金的三种二分法，后世学者大多是在他们的分类方法基础上加以修正和补充的。具体方式有下述几种。
分层法　以三种二分法中的一种为基础，依次排为若干层。孙本文的总体框架就属此种。
　 ⒈纯理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理。
　 　①普通社会学：Ⅰ.社会静学，Ⅱ.社会动学。
　　 ②特殊社会学：Ⅰ.地理社会学；Ⅱ.生物社会学；Ⅲ.心理社会学；Ⅳ.文化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又包括:a.政治社会学;b.经济社会学;c.宗教社会学；d.法理社会学；e.艺术社会学等）。
　 ⒉应用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理应用于社会各部分,以期改进。
　 　①农村社会学；
　　 ②都市社会学；
　 　③教育社会学；
　 　④犯罪社会学；
　　 ⑤社会工作，等等。
　 ⒊历史社会学：研究过去社会生活的陈迹。
　 ⒋社会学方法论：讨论如何研究社会行为现象的方法。
　　中国社会学重建后提出的一种三分法是：
　　第一个层次，研究社会整体结构的基础理论；
　　第二个层次，研究社会分体结构的分支社会学；
　　第三个层次，对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并列法　将上述三种中的几种或全部并列起来。龙冠海的分类就采用上述方法。
　　第一种，以社会学所探究的现象的性质为根据，划为社会静学和社会动学两部门；
　　第二种，以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为根据，分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部门；
　　第三种，以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为根据，分为普通社会学和特殊社会学。
　　有的中国社会学者还提出4类划分方法:①根据研究现象的状态，分为静态和动态社会学；②根据研究现象的规模,分为宏观和微观社会学；③根据研究的层次,分为一般和部门社会学；④根据研究的目的，分为理论和应用社会学。
择一法　从上述三种二分法中选择一种作为主要理论框架。有选择“普通社会学”和“特殊社会学”的，也有选择“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的，但对每部分所包含内容的解释却很不相同。
理论框架
　　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主要指总体框架中理论社会学或普通社会学的体系。
　　孙本文采用社会学史上传统的动静二分法，并以社会行为为基本出发点和主线，构成一个较合逻辑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其中,静的方面的研究包括:①社会行为的要素问题：地理要素；生理要素；心理要素；文化要素。②社会行为的过程问题：接触与互动；暗示与模仿；竞争与冲突；顺应与同化；合作与互助。③社会行为的组织问题：行为规则、制度、组织；社会解组。④社会行为的控制问题：有计划控制；无计划控制。动的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关于社会行为的变迁问题：异常变迁；非常变迁；变迁障碍；社会进步。
　　美国社会学家A.英克尔斯依据美国社会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列出如下一种三分的框架：
　　⒈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①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②个人的人格;③人群（包括民族和阶级）；④社区,即城市的和农村的；⑤社团和组织；⑥人口；⑦社会。
　　⒉社会基本制度：①家庭和亲属；②经济的；③政治的和法律的；④宗教的；⑤教育的和科学的；⑥娱乐和福利；⑦美学的和表现的。
　　⒊基本的社会过程：①分化和分层；②合作，调解，同化；③社会冲突（包括革命和战争）；④联络（包括意见的形成、表达和变化）；⑤社会化和教育；⑥社会评价（价值的研究）；⑦社会控制；⑧社会过失（犯罪、自杀，等等）；⑨社会整合；⑩社会变迁。
　　英国社会学家T.B.博特莫尔将理论社会学分为：
　　⒈人口和社会群体：①人口与社会；②社会群体的类型。
　　⒉社会制度：①社会结构，社会和文明；②经济制度；③政治制度；④家庭和亲属；⑤社会分层。
　　⒊行为规范：①社会生活中的势力；②习俗和舆论；③宗教和道德；④法律；⑤教育。
　　⒋社会变迁：①变迁，发展，进步；②社会变迁的要素。
　　此外，还有从不同视角构建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的。譬如英国社会学家T.比尔顿等人按照社会生活不同的形式,将理论社会学分为9个组成部分:①不平等的类型;②服从的形式；③权力和政治；④家庭；⑤社会中的性的分化；⑥教育；⑦工作；⑧信仰系统；⑨偏离行为。
　　中国社会学家大体用两种方式来处理他们的社会学理论框架。第一种是并列式，即将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内容加以并列。例如，有的学者将社会学理论分为14个方面：社会学的对象；社会及其发展的条件；人的社会化；初级社会群体；社会组织；阶级与阶层；社会制度；社会控制；社区；社会变迁；社会现代化;社会问题;社会工作；社会学研究方法。
　　第二种是分块式。这中间又有分成二块、三块、四块、五块的。①二块式。有的学者以社会关系为中心概念，把社会学理论分成社会学论和社会论。前者回答社会学是什么，包括社会学的性质和对象；后者回答社会是什么及怎样发展，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系统、社会变迁与发展。②三块式。有的学者以社会行为为基础，把社会学理论分为三部分：社会结构（社会、社会中的个人、家庭、基本群体、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社会分层、社区）；社会行为（社会行为规范、社会行为方式、离轨与犯罪）；社会变迁(包括社会计划与社会指标)。有的学者则把社会学理论框架分为三论：社会元素论；社会组合论；社会系统论。③四块式。有的学者以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为主线，把社会学理论分成四部分：社会运行的基本类型；对社会良性运行规律性作正向研究的内容（人的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互动、基本群体、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社会分层、社会制度、社区、社会变迁）；对社会良性运行规律性作反向研究的内容（社会问题、越轨行为、社会控制等）；探讨社会运行的方法和手段（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指标及其体系）。④五块式。有的学者把社会学理论分成五部分：社会的本质和结构；社会的运转和变迁机理；个人、群体和社会；社会生活及其方式；社会管理。
　　从上面可以看到，在社会学框架问题上，一种趋同的倾向正在发展，除了少数例外，多数的内容大同小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社会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对这门学科的理论范围和研究内容正在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

社会学的功能和地位
功能
　　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内容和性质，决定了社会学这门科学在人类认识社会的活动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在社会科学体系中占据着相应的地位。社会学是人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有力工具。有的社会学者把社会学的功能概括为 3个方面：①描述功能。这是指社会学使用科学的方法，客观而忠实地记录、搜集和整理关于社会现象及其过程的信息，为深入地认识和有效地管理社会提供可靠的感性经验资料。虽然其他社会科学都以不同的形式传输各种专门的社会信息，但社会学学科特征决定了它向人们传输的社会信息是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具体说，社会学在描述社会现象方面既有定性又有定量，它可以及时向人们提供相对说来真实可靠和有效的社会信息。②解释功能。这是指社会学研究过程借助概念、范畴进行理论抽象，将描述功能得出的感性资料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对社会现象的形成、发展及其过程作出科学的解释。它包括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因果性考察和人的社会行动动机的意义理解。如果说描述功能只是告诉人们“是什么”、“怎么样”；那么解释功能就是进一步告诉人们“为什么”。社会学的解释功能是社会学理论综合能力的表现。③预测功能。进行社会预测是社会学的又一项重要功能，这是前两种功能的进一步运用。当社会学用经验研究法把社会事实描述出来，再加以理论解释以后，实际上就已经掌握了各变项之间的相关关系及相关程度。既然可以将需要了解的事物的规模、水平或速度精确地测量出来，当然就会知道受它影响的相关事物将如何变化。虽然这种预测还没有达到自然科学的水平,但在社会科学中,社会学还是走在前面的。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在制订各项社会政策时，均有社会学家的直接或间接参与。
　　有的社会学家则把社会学的功能概括为：认识社会的功能和改变社会的功能两个方面。苏联1976年出版的《社会学手册》还提出苏联社会学具有认识功能、实践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
　　社会学的功能是向人类提供科学的社会知识，告诉人们社会和社会过程是什么、为什么、将要怎样变化，使人们的社会行动更加自觉。它的目的是维护和改善现存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使之更加合理化。社会学研究的前提是从既成的社会事实出发,描述它的状况,找出它的原因,预测未来的变化。它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科学地管理社会和制订正确的社会政策提供有根据的、经过论证的实际建议。
地位
　　社会学家对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地位的看法，也是历史地变化的。在创立时期，社会学刚刚从哲学的怀抱里解脱出来，社会学实际上是社会科学的代名词，同时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有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的色彩，带有某种包罗万象、凌驾于各门社会科学之上的印记。例如，孔德认为社会学的目标是一切现有知识的综合。他对这种综合，是用“三阶段论”（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阶段）和科学分类法（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和社会学）来说明的。斯宾塞也认为社会是各种社会科学的综合或总和，他的《社会学原理》包含了对政治、经济、宗教等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根据这种综合和总和的观点，社会学是离不开各门社会科学的。其中，总和的观点事实上是把社会学与各门社会科学的关系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可以大体图示如图1。综合的观点则强调社会学是将各门社会科学的成果，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加以综合而得出的，可以大体用图2表示。

　　同时,孔德特别是斯宾塞还认为,社会学是一种研究社会第一原理的科学，是各种社会科学的根本科学。例如,他们两人都主张社会有机体论,并把社会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以及部门与整体之间保持和谐作为社会根本原理。不过他们各自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孔德强调整体,斯宾塞则强调个体。后来，美国的吉丁斯等人不同意孔德、斯宾塞的第一种观点，继承了他们的第二种观点。他在1896年出版的《社会学原理》中说：“社会学不是社会科学的总和，它是一种普通社会科学──一种研究社会元素与第一原理的科学”。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一般的普遍的现象，各门社会科学则研究社会生活的特殊现象。社会学的原理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一切社会生活；各门社会科学的原理则只有特殊性，仅适用于特殊的社会现象。这种观点，事实上把社会学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关系看作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孙本文曾用图3来示意这种关系。

　　随着社会学进入形成时期，它逐渐摆脱了哲学的怀抱，越来越明确地确定了自己的范围和方法，成为与其他社会科学并列的独立科学。迪尔凯姆、韦伯、斯莫尔、托马斯、索罗金等人虽然对社会学的说法各异，但都认为，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一个方面，它与其他社会科学处于平等地位。这种平等关系，孙本文用图4来示意。
　　关于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孙本文于30年代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共通原理，此种社会生活现象的共通原理──社会行为的原理──为社会生活现象的一部分，而关系于部分的社会现象，故社会学为一种普通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原理》，第50页)。这种说法，可以看作是吉丁斯、斯莫尔等观点的结合。他用图5来示意。

　　孙本文进一步论证说,任何人不能没有社会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道德行为都不能脱离社会行为。如此看来，社会学所研究的原理，就是一种普通的根本的原理。这种普通的根本原理──社会行为原理──就是社会学独占的领域。
　　台湾省的社会学者在70年代提出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分类，认为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处在并列的地位。由魏镛撰写的《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发展趋势》指出，事实上，各种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最后目标都是人，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人罢了。体质人类学家是从人类的身体特征去研究人；文化人类学家是从人类生活方式去研究人；心理学家是从人类的思想(即头脑)去研究人;社会学家是从人类的群居生活中去研究人;经济学家是从人类的交换行为中去研究人；政治学家是从人类的权力关系中去研究人；地理学家是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去研究人；历史学家是从人类的“记忆”中去研究人；法律学家是从人类社会中的强制性的规范上去研究人。这种殊途同归的性质，可用图6来表示。

　　关于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有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与上述观点不完全相同的看法。这种看法把全部社会科学大致分为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属于第一个层次的是历史唯物论这样的哲学科学；属于第二个层次的是社会学、历史学这样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属于第三个层次的是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法学等专门性社会科学。上述三个层次的关系可以用图7 来示意。

社会学在中国
　　在东方诸国中，中国是从西方引进社会学较早的国家。清代末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打破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封闭隔绝状态，使以自给自足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上依靠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封建专制的清王朝，陷入日益严重的覆灭危机。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以及庚子赔款这一连串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事件,彻底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昏庸腐败,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一部分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为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主张必须学习西方，办洋务，走日本明治维新富国强兵的道路。起初，他们关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采西学”、“制洋器”,目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彻底打碎了“洋务运动”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教育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开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主张学习西方不仅要在浮表上学科学技术，而且要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人文知识和社会思想，按照西方社会面貌自上而下地改变中国。在这种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推动下，章太炎于1902年翻译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几乎在同时，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成《群学肄言》，稍后又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通常人们把这视为社会学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标志。　　早期的中国社会学以翻译介绍英、美和日本的社会学著作为主。清末中国政府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学习,归国后他们曾将一些日本社会学的著作翻译出版,其中章太炎译有贺长雄《族制进化论》(1902)、吴建常译市川源三易名的《社会学提纲》(1903)等。率先在中国实施社会学教育的是美国在华办的一些教会学校，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开有社会学课程，并以W.白芝霍特的《物理学和政治学》一书为教本。1913年上海沪江大学由美国布朗大学葛学博教授创立社会学系，并邀美国学者来华任教。清华学堂于1917年开设社会学课,由美国人C.G.狄特莫任教。早期的社会研究多是由教会学校外籍教师主持下的小范围的调查，其中1918～1919年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与美籍传教士S.D.甘博曾对北京社会状况进行调查，成果曾用《北京──一种社会调查》（英文，1921）发表，这可视为中国最早的城市社会学研究。
　　30～40年代，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动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以及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固有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在连年战争造成的极端困难的教学和科研条件下,一批先后在国外学成归来的知识分子,较为著名的有孙本文、陈达、李景汉、吴文藻、吴泽霖、吴景超、许德珩、陈翰笙、费孝通、雷洁琼、杨□等人，为社会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其中费孝通对中国江南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和李景汉对河北定县的农村调查，为从社会学角度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提供了现实依据。另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瞿秋白、李达等人在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使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50年代初，受苏联的影响，在高等学校停止讲授社会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
　　1979年，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民经济建设的轨道上，中断了近30年之久的社会学开始重建。在10余年的时间里，社会学在中国获得了很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①建立和健全了社会学的研究、教学机构和学术团体。1979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2年易名为中国社会学会。至1990年，全国大多数省份都成立了社会学会，部分大中城市也有了社会学的学术团体；大多数省市社会科学院都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研究室等专业机构；已有12所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还设立了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有近50％的高等院校设立了社会学教研室，开设有关社会学的课程，中共中央党校和相当一部分省市地方党校也建立了社会学教研室或开设社会学课程。②培养和训练了社会学教学和科研队伍。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形成一支拥有1200多人的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专业队伍,其中有高级职称的达200余人。1989年，在校的社会学专业本科生近千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近 200名。③对国情和当代中国社会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费孝通主持的中国小城镇调查研究，雷洁琼指导的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 5城市家庭调查等，所获成果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其他具有重要影响的调查成果还有：“中国青年的生育意愿调查”、“当代中国青年职工状况调查”、“80年代农村青年状况调查”、“全国六省市青少年犯罪原因调查”、“天津市区千户居民户卷调查”、“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调查”、“天津市区老年人状况调查”、“上海市人口老龄化趋势调查”、“北京市人口和城市发展问题调查”、“武汉地区中年知识分子状况调查”、“黑龙江人口迁移调查”、“关于中国农民和农村生活方式的调查”，以及广州市和深圳市的社区调查等等。在一些跨学科的大型综合性调查中,也有许多社会学工作者参与,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实力。如从1988年开始进行的全国百县市情调查，在参与调查的上千名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就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学工作者成为其中的主力或骨干。④吸收并消化国外社会学的先进方法和技术，同时参考和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全面展开对社会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社会学史和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研究、探讨，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