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广场舞萌娃郑学智:【评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评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1979.01.15】【《人民日报》文章】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姚文元写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这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工人阶级作为领导力量，是由它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林彪、“四人帮”接过这个革命口号肆意进行歪曲，在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上制造混乱，煽动和组织向党全面夺权，以图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他们以帮代党、推行法西斯统治的罪恶阴谋。这也就是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的反动宗旨。

【一】

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绝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一伙已经一手伸向政权，一手伸向党权，开始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他们在鼓吹“改朝换代”，煽动彻底砸烂现有的国家机器的同时，还制造了大量舆论，攻击党的领导。一九六六年七月，陈伯达在一次讲话中就诬蔑“党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表明党的组织有缺点，或者有错误，或者是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一九六七年张春桥几次三番地叫嚣：“现在，党组织不能恢复，又不能依靠，还得去改造它”，“省市委没有也很好，证明可以精简”，“现在省市委垮了，农业还是很好，生产力可能得到解放”。姚文元也不甘落后，公然声称：“现在优秀的革命派实际上起着党员的作用”。一言以蔽之，按照他们的说法，领导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变质，已经失去了领导作用，甚至已经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正是在这种反动思潮的鼓动下，开始了所谓“全面夺权”，上自省、市，下至工厂、企业、学校、街道、农村人民公社，无一幸免。而在这些“夺权”的单位中，党的组织、党的领导首先被排斥，被取消。就拿张春桥、姚文元一手策划的“上海人民公社”来说，当时他们就提出：“公社管理委员会”由各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参加就行了。对于这个“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提出了批评。“四人帮”迫于形势，不得不把“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改了，但骨子里仍然坚持他们的反动立场，继续策划反党活动。

到了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同志决定以整党为中心，逐步恢复各级党组织的正常活动，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以加强党的领导。而“四人帮”却借整党之机，叫嚣党要改造，要重建，要改名，掀起了又一个反党浪潮。一月中旬，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狂妄地提出：“党的名称不一定叫共产党，可以改为别的名称。”“现在提整顿、改造，有的就是重新建设一个党”。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张春桥更露骨地宣布，可以用群众组织来代替党，他说：“造反联络总站取代市委”，“造反队就是党支部，队委就是支委。不是原来那个党支部了，让造反派来起党的作用”。当时上海的一些报刊也跟着起哄，《解放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无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他们虽然不是党员，但实际起了党员的作用。”《支部生活》也借讨论“怎样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党员”之名，大批所谓“好人党”、“生产党”、“老好人党员”等等，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千百万党员糟蹋得不成样子。

正是在这个时候，姚文元这篇文章应“运”而出，它为林彪、“四人帮”的篡党阴谋编造“理论根据”，成为他们发起向党全面夺权的反革命动员令。文章发表不久，当时的上海《工人造反报》就得意忘形地在一篇社论中狂呼：这“是‘一月革命’夺权斗争的发展和继续，而且是一场比‘一月革命’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夺权斗争！”

【二】

姚文元的文章炮制了一些什么“理论”来蛊惑人心呢？总起来说，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学说搞得一团混乱。而他采用的手段也特别卑劣。

首先，姚文元借口“工人阶级领导”，搞乱党和阶级的关系。他既把工人阶级和党对立起来，又把党和整个工人阶级混淆起来，从而否定党的领导。

姚文元在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和其他一系列任务也“必须有工人……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工人阶级究竟怎样来实现“坚强领导”呢？照姚文元的说法，只要派些工人去“占领”学校等阵地，到那里去“掌握”领导权就行了。那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呢？文章中却矢口不提。这种排斥党的领导，把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调，难道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发现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的伟大功绩。但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并不等于说它可以自发地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领导核心。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它才能真正把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变成自觉的斗争，才能在同资产阶级斗争中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发挥它的领导作用。在工人阶级斗争史上，曾有过不少由于缺乏或排斥党的领导使斗争陷于失败的痛苦经历。它告诉我们，没有党的领导，工人运动必定是软弱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自发的、盲目的状态，而且往往由于机会主义思潮的侵袭、腐蚀而陷入歧途，完全丧失自己的战斗力和领导作用。姚文元鼓吹“工人阶级领导”，否定党的领导，正是沿袭了历史上机会主义的老谱。他鼓动工人阶级对自发性的崇拜，助长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中泛滥，就是要把工人阶级引向脱离党的领导的邪路。

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搜罗了许多美好的字句来“颂扬”工人阶级，说工人阶级是“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只要有“工人阶级群众”的参与，就“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这种论调也是颇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其实，联系“四人帮”百般丑化我们的党和千百万党员的反动言行，就不难看出，这也是姚文元否定党的领导的一个诡计。它借着“颂扬”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抹煞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列宁早已批判过的把党和整个工人阶级混淆起来、取消党的领导机会主义观点。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革命的阶级，但是，从整个工作阶级的组成来说，则是十分复杂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都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工人群众的觉悟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先进分子也还是只占整个工人阶级的少数。如果象姚文元所鼓吹的，整个工人阶级都是“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分子，那么党的存在，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不是成了毫无意义的事情了吗？

此外，虽然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但这并不等于说工人就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是从外面灌输到工人中间去的”。这就需要由工人阶级中一部分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分子组成的政党，不断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否则，正象列宁所断言的，工人阶级只能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和奴役。前几年，正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取消党的领导，取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不少人被他们那一套假左真右的东西所欺骗，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泛滥一时。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由此可见，绝不能把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对立起来，也绝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政党和整个工人阶级混淆起来。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只有坚决贯彻这一原则，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真正实现。姚文元在他的文章中侈谈什么：“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然而，事实业已证明，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多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等反动思潮严重泛滥，其根源不是别的，恰恰是由于削弱甚至取消了党的领导的结果。

其次，姚文元把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说成就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把党的领袖和党的组织对立起来，否定党的领导。姚文元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各项指示，……体现了无产阶级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坚强领导”，因此，只要保证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迅速畅通地贯彻执行”，就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了。其实，这种似乎十分推崇领袖领导作用的论调，同样是极其虚伪的欺人之谈。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卓越的领袖人物的作用。列宁的一段名言是众所周知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领袖和政党、阶级、群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领袖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善于集中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和智慧，制定出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政策、路线，然后再贯彻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朝既定的目标前进。然而，领袖的领导作用必须通过党的组织来实现。否定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就无法落实，还谈得上什么党的领导、工人阶级的领导呢？按照姚文元的说法，仿佛只要上有毛泽东，下有工人群众就行了。事实说明，这只不过是他们破坏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的反革命伎俩而已。正是在姚文元这种谬论的煽动下，什么“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造反派’对毛主席的指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得最深，因此不是党员也能领导”等等反动舆论就到处泛滥。“四人帮”也就得以歪曲、捏造毛泽东同志的话，“畅通”地推行自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用“帮中央”取代党中央，以帮派势力取代各级党委。

第三，姚文元在他的文章里侈谈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为他那套“工人阶级领导”的谬论寻找支柱。姚文元说：“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早在一百二十年前马克思主义就提出来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这个口号为基本纲领的”。他的意思无非是要人们相信，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末他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理论还能有错吗？当然，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但是，问题在于工人阶级是通过谁的领导来实现这个专政呢？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关于工会作用问题的错误观点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他一方面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另方面，列宁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直接由包括整个这个阶级（指工人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如此复杂尖锐的斗争中，没有党的领导，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不可能的。斯大林说得好：“只要把党动摇一下，把党削弱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会动摇和削弱”。这都说明了，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姚文元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鼓吹什么“工人阶级领导”，实际上是用这种貌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烟幕，把党的领导偷偷地抽去。他们要“创造”一种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或以“造反派”代替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封建法西斯专政。

总之，姚文元这篇文章，从它的前提到它所提出的每一条，“理论根据”，都是为了否定和取消党的领导。然而，事实很清楚，否定了党的领导，空谈什么“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是自欺欺人。

【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们一伙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幌子下，可谓坏事做绝，他们的胡作非为，充分地暴露了他们所鼓吹的究竟是什么货色。

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旗号下，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占领”了一个又一个领域。他们的黑手伸向那里，那里的党的领导权就被篡夺，党的组织被破坏，党的成份被改变，党的性质被篡改。

张春桥曾叫嚣：“工人到上层建筑只能当领导，不能当办事员”。姚文元的文章也提出，要把他们心目中的“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去”。而他们所窥觑的首先是党的领导权。在他们“进驻”的单位中，“四人帮”的几个爪牙就可以一手独揽党、政、财、文大权，出现了许多怪现象：他们竟然可以指派党的核心成员，可以砸烂一个党组织，可以“改组”一个党组织，可以对党员的政治生命操生死予夺之大权，不是党员却可以坐镇党的会议，可以领导整党建党，等等。张春桥公然叫嚷：“工代会下的命令，支部要执行，不执行是错误的”。

在他们控制的单位中，“四人帮”的爪牙利用篡夺的“清队”和“整党”大权，借“吐故纳新”之名，大“吐”大“纳”。大批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诬陷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被清除出党。一大批流氓、文痞、“老造反”、“老头头”，则被戴上“优秀工人”、“工人代表”的桂冠，“点名入党”、“限期入党”、“飞过海入党”。在一些基层、地方和中央部门中，党的领导权旁落到这批“青”“洪”帮手里，党的领导名存实亡。

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旗号下，他们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名，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群众实行法西斯的全面专政。

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把学校说成是资产阶级盘踞的“世袭领地”，把一些地方和单位说成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煽动说：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文章一发表，“四人帮”的喽罗们就狂叫：“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们都要去”。于是，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统统成了他们全面专政的对象，遭到残酷的镇压，法西斯的残暴手段令人发指。

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旗号下，他们名为拥护工人阶级，却给工人阶级本身带来极大的灾难。

人们清楚地记得，正是王洪文这个所谓“工人阶级的代表”，自任工宣团长，率领大批人马，窜进百年老厂——江南造船厂，对广大工人群众实行血腥镇压。为了镇压工人群众，他们动辄把某个工厂宣布为“老大难”单位，当作“马蜂窝”大捅特捅；对不跟他们跑的工人群众组织一概“格‘砸’勿论”，置于死地；他们恣意分裂工人队伍，制造事端，挑动武斗；他们用棍棒、长矛对付广大工人群众。这种法西斯暴行，竟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声中进行的，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不仅如此，他们还从精神上来瓦解工人阶级队伍。他们一方面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一方面又大肆煽动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腐蚀工人阶级。在他们煽动下，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毒素严重地侵入工人阶级的肌体。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亿万人民获得最后解放的唯一保证，它已经扎根于亿万人民的心里，是谁都否定不了的。谁妄想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想把我国工人阶级引向邪路，必须要遭到可耻的失败。＊